翻译质量一出问题，人们马上想到翻译者的自身学识、素养不高或者工作态度不够严谨等，却很少去想：这样翻译质量的东西是怎样出版问世的? 深圳翻译公司认为，从译者方面看，某些翻译人员的工作态度不够认真、严谨，缺乏责任心，甚至有些人会利欲熏心而采用抄袭的手段。但是译者的问题也是出版社和翻译公司的问题，因为出版社和翻译公司在这里扮演的是译者的遴选者、编辑者的角色，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译者身上是不负责的推诿。
深圳海天出版社海外部主任胡小跃指出，大量的理解错误，是由于译者外文水平低造成的，而大量的中文病句，则是其中文不过关造成的。现在的外语本科毕业生中文底子不足，许多大学老师外语水平高，但中文水平不够，且知识面窄，文化综合素质差。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潘凯雄指出：现在光《红与黑》的中译本就不少于20个。如果从文化价值上判断，假设20个译本都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那只能说明这20个译本的价值都不高；如果这是一种简单的重复，那是不是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的一种浪费呢？问题的关键是一些新译本在译文质量上远不如旧译本；有的是在重复抄袭旧译文，有的是在拼贴几个不同的译本，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抄袭。据此潘凯雄质疑：译本是否也应该有公认的定本，对著名专家的著名译本是否还有重译的必要？译林出版社社长章祖德则持相反意见。他认为有些老专家津津乐道过去的老译本，一说现在的译本就摇头。其实，过去的译者在工具书、知识面、获取信息方面都不能与现在的中青年译者相比，而有些上世纪 30 年代的译本和当今的语言有很大差距，不文不白，年轻人并不喜欢。章祖德认为，如果译者都很严肃，一些名著有两三个译本并不是坏事。
这里有几个可笑的疑问：既然“译者外文水平低”，为什么还选他翻译？既然有“大量的中文病句”，为什么还能出版？既然有的“新译本在译文质量上远不如旧译本”，有的是“变相的抄袭”，为什么还出版？译者是不是“很严肃”，出版社在审稿时难道看不出来？相当多的出版社对翻译书稿强调文责自负,另做编校加工,而对译文不予或无力审订,有些依赖“外校”、“外编”,也往往流于形式,没起到把关作用。谈到翻译质量滑坡原因，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司长阎晓宏就比较客观公正的把大部分责任归结到出版社身上。
一是社会责任问题。出版工作者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要为社会奉献高质量的负责任的作品。翻译图书出版中的质量问题，反映出一些译者和出版者缺乏基本的社会责任感。二是职业道德问题。翻译、出版工作是从事传递人类文明的高尚事业，从业者应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从目前翻译作品出现的问题来看，一些翻译人员、出版单位缺乏严肃负责的精神，甚至一些不懂外语的人也翻译图书，或者投机取巧，把别人付出巨大劳动的译作改动一下就变成了自己的翻译，缺少起码的职业道德。三是出版单位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光明日报批评的质量低劣的翻译作品多是名著类或通俗类流行读物、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不少已过版权保护期、社会读者面大，易形成出版热点。一些出版社在浮躁、逐利的心态下，仓促组织翻译，这些复译的版本不但不能在艺术风格上超越已有的版本，反而存在许多错译、误译、译法不通等等问题。四是有些出版单位，组织翻译作品出版，但自身却不具备审定译稿的能力，缺乏对翻译稿件质量的判断、把关能力。五是不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出版管理的规定。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对于出版物内容有严格的操作程序和质量把关要求，比如三审制度。而有些出版社对此落实不到位，流于形式。此外，一些出版社卖书号，为劣质译作出版开了方便之门，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市场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不正当竞争至今未得到有效遏制。如有些出版社为抢占市场，规定早交稿有奖励,促使译者不顾质量赶进度,结果劣质译作早上市先占去市场份额,而反复推敲的佳译,因迟上市反不如前者销得快,形成“ 劣胜优汰 ”的反常现象。此外,对粗制滥造翻译产品及伪劣的翻译服务,几乎没有什么处罚措施,至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5年前，笔者曾经参与为某单位翻译一本近800页培训教材，10个人共同完成，一个月交稿。每人负责几十页内容的翻译，且专业性强，结果最后
前言不搭后语、漏洞百出，真是令人惨不忍睹。现在想来真是惭愧。但当时是政治任务，不干不行。“ 流水线 ”式作业的前提是要有统一、可约束的规范，而这样的规范只有在简单的机械劳动中才有可能实现，像翻译这种带有很强理解与创作劳动在内的工作，我相信在短期内还不可能有这样的规范产生，“ 流水线 ”式翻译的质量自然也就没有了保证。一位朋友说，超过三个译者的书他绝对不买，我深有同感。
许多专业的出版社在出版翻译作品时往往不遵守游戏规则，操作极不规范，出版合同也存在不合理性，侵权的现象非常严重。目前，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出版合同规章。现在的出版合同，条件都由出版社制定，基本上是限制译者的。译者必须按照合同按时交稿，做到齐、清、定，但是交稿之后，出版社推迟几年才出书或改变计划不打算出书，或者克扣和拖欠稿费，译者也毫无办法。有些出版合同往往是一次性买断的，这类合同没有有效期限，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好像一旦买断，就可以千年万年地用下去，甚至把译者的劳动成果卖来卖去，牟取暴利。有些出版合同上尽管写着译者有权得到再版的部分版税，但很少有出版社按照合同办事的。这些因素都造成了翻译市场的无序与混乱，阻碍了翻译市场的发展。有关部门在维护译者权益和扭转翻译作品市场的混乱状况方面没有起到切实的监督管理作用。
翻译质量一出问题，人们马上想到翻译者的自身学识、素养不高或者工作态度不够严谨等，却很少去想：这样翻译质量的东西是怎样出版问世的? 深圳翻译公司认为，从译者方面看，某些翻译人员的工作态度不够认真、严谨，缺乏责任心，甚至有些人会利欲熏心而采用抄袭的手段。但是译者的问题也是出版社和翻译公司的问题，因为出版社和翻译公司在这里扮演的是译者的遴选者、编辑者的角色，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译者身上是不负责的推诿。
深圳海天出版社海外部主任胡小跃指出，大量的理解错误，是由于译者外文水平低造成的，而大量的中文病句，则是其中文不过关造成的。现在的外语本科毕业生中文底子不足，许多大学老师外语水平高，但中文水平不够，且知识面窄，文化综合素质差。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潘凯雄指出：现在光《红与黑》的中译本就不少于20个。如果从文化价值上判断，假设20个译本都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那只能说明这20个译本的价值都不高；如果这是一种简单的重复，那是不是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的一种浪费呢？问题的关键是一些新译本在译文质量上远不如旧译本；有的是在重复抄袭旧译文，有的是在拼贴几个不同的译本，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抄袭。据此潘凯雄质疑：译本是否也应该有公认的定本，对著名专家的著名译本是否还有重译的必要？译林出版社社长章祖德则持相反意见。他认为有些老专家津津乐道过去的老译本，一说现在的译本就摇头。其实，过去的译者在工具书、知识面、获取信息方面都不能与现在的中青年译者相比，而有些上世纪 30 年代的译本和当今的语言有很大差距，不文不白，年轻人并不喜欢。章祖德认为，如果译者都很严肃，一些名著有两三个译本并不是坏事。
这里有几个可笑的疑问：既然“译者外文水平低”，为什么还选他翻译？既然有“大量的中文病句”，为什么还能出版？既然有的“新译本在译文质量上远不如旧译本”，有的是“变相的抄袭”，为什么还出版？译者是不是“很严肃”，出版社在审稿时难道看不出来？相当多的出版社对翻译书稿强调文责自负,另做编校加工,而对译文不予或无力审订,有些依赖“外校”、“外编”,也往往流于形式,没起到把关作用。谈到翻译质量滑坡原因，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司长阎晓宏就比较客观公正的把大部分责任归结到出版社身上。
一是社会责任问题。出版工作者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要为社会奉献高质量的负责任的作品。翻译图书出版中的质量问题，反映出一些译者和出版者缺乏基本的社会责任感。二是职业道德问题。翻译、出版工作是从事传递人类文明的高尚事业，从业者应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从目前翻译作品出现的问题来看，一些翻译人员、出版单位缺乏严肃负责的精神，甚至一些不懂外语的人也翻译图书，或者投机取巧，把别人付出巨大劳动的译作改动一下就变成了自己的翻译，缺少起码的职业道德。三是出版单位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光明日报批评的质量低劣的翻译作品多是名著类或通俗类流行读物、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不少已过版权保护期、社会读者面大，易形成出版热点。一些出版社在浮躁、逐利的心态下，仓促组织翻译，这些复译的版本不但不能在艺术风格上超越已有的版本，反而存在许多错译、误译、译法不通等等问题。四是有些出版单位，组织翻译作品出版，但自身却不具备审定译稿的能力，缺乏对翻译稿件质量的判断、把关能力。五是不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出版管理的规定。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对于出版物内容有严格的操作程序和质量把关要求，比如三审制度。而有些出版社对此落实不到位，流于形式。此外，一些出版社卖书号，为劣质译作出版开了方便之门，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市场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不正当竞争至今未得到有效遏制。如有些出版社为抢占市场，规定早交稿有奖励,促使译者不顾质量赶进度,结果劣质译作早上市先占去市场份额,而反复推敲的佳译,因迟上市反不如前者销得快,形成“ 劣胜优汰 ”的反常现象。此外,对粗制滥造翻译产品及伪劣的翻译服务,几乎没有什么处罚措施,至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5年前，笔者曾经参与为某单位翻译一本近800页培训教材，10个人共同完成，一个月交稿。每人负责几十页内容的翻译，且专业性强，结果最后
前言不搭后语、漏洞百出，真是令人惨不忍睹。现在想来真是惭愧。但当时是政治任务，不干不行。“ 流水线 ”式作业的前提是要有统一、可约束的规范，而这样的规范只有在简单的机械劳动中才有可能实现，像翻译这种带有很强理解与创作劳动在内的工作，我相信在短期内还不可能有这样的规范产生，“ 流水线 ”式翻译的质量自然也就没有了保证。一位朋友说，超过三个译者的书他绝对不买，我深有同感。
许多专业的出版社在出版翻译作品时往往不遵守游戏规则，操作极不规范，出版合同也存在不合理性，侵权的现象非常严重。目前，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出版合同规章。现在的出版合同，条件都由出版社制定，基本上是限制译者的。译者必须按照合同按时交稿，做到齐、清、定，但是交稿之后，出版社推迟几年才出书或改变计划不打算出书，或者克扣和拖欠稿费，译者也毫无办法。有些出版合同往往是一次性买断的，这类合同没有有效期限，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好像一旦买断，就可以千年万年地用下去，甚至把译者的劳动成果卖来卖去，牟取暴利。有些出版合同上尽管写着译者有权得到再版的部分版税，但很少有出版社按照合同办事的。这些因素都造成了翻译市场的无序与混乱，阻碍了翻译市场的发展。有关部门在维护译者权益和扭转翻译作品市场的混乱状况方面没有起到切实的监督管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