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福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年01期
用笔名发表文章司空见惯，巴金就曾经用过许多笔名，在他创作第一篇小说《灭亡》之前，就在他发表的诗歌、散文、译文、杂文、论文中署自己的字“芾甘”或者谐音“佩竿”和英文缩写“P·K”，有时还用“芾”、“竿”等，巴金是李芾甘的署在第一部小说《灭亡》上的笔名，从此，巴金名扬天下，他的本名李芾甘倒少有人知道了，尽管后来他又用过许多笔名如“黑浪”、“极乐”、“壬平”、“李冷”、“一切”、“马拉”、“春风”、“余一”、“欧阳镜蓉”、“黎德瑞”等，但都不如巴金这一名字流传广泛。也很少有作家像巴金这一笔名让读者有如此不同的认识。
至于巴金这一笔名的由来，现在存在着两种说法：一种是巴金的“巴”是取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金是取自另外的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而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都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文革”被批判的时候“李芾甘从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两人的名字头尾各取一字，作为自己的笔名，叫做巴金，以表示他对无政府主义的虔诚。”直到二十世纪末有的学者还这样认为，王德威在《“母亲”，你在何方？》中仍然认为：“就受读者欢迎程度而论，仍以巴金为个中翘楚。早期的巴金是安那其主义（Anarchism或译为无政府主义）的鼓吹者，他的笔名即是由二位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Bakunin）及克鲁泡特。‘金’（Koroptkin）的名字拆拼而成。”（注：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第14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另一种是巴金自己的说法，“金”字确实是取自克鲁泡特金，而那个“巴”字不是取自巴枯宁，而是为了纪念他的一位同学巴恩波。那么这个巴恩波是何许人也？他与巴金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巴金要用自己的笔名之姓氏来作为一种独特的纪念呢？这始终是一个无法破解之谜，因为巴金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在巴金的作品中涉及到巴恩波的地方也相当有限，现将有关的资料摘录于下：
巴金第一次正面提到巴恩波，是在赴法途中巴金创作的第一部散文集《海行杂记》中《船上的友伴》，“在上海上船的除了我和卫外，还有四个。两个是北平中法大学的学生，一个姓范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姓巴的学数学，还有一个姓杨的，刚在保定育德中学毕业。他们三个一块从北方来，买四等舱的票，却在三等舱的餐厅里吃饭。”虽然大家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但是大家都是中国的年轻人，又都是出门人，“在船上，同住了几天，就产生了亲密的友谊。”（注：《巴金全集》第12卷第14页、第34页、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每天晚上，在甲板的一角安放了我们的帆布椅，九个人中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我们毫无顾忌地谈着各种闲话，讨论各种问题。”（注：《巴金全集》第12卷第14页、第34页、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等到了马赛，他们又一起逛公园，吃饭，“饭后茶房把桌子收拾干净，我们又坐下来闲谈。这三十几天的旅伴，明天早晨就要分散了。这是最后的一次聚会，大家有点依依不舍，便相互把姓名和通讯处抄下来，珍重地藏起。”（注：《巴金全集》第12卷第14页、第34页、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巴金到法国时间不久，接到家里来信告知老家已经破产，无法再供应他的学费，再加上他的肺病复发加重，在法国巴黎附近的小城沙多一吉里的拉封丹中学休养，与他同住的还有詹剑峰、桂丹华、巴恩波，巴金的照片中有他与桂、詹的合影，并没有巴恩波。1930年的《死去的太阳·序》中“时间是不停地过去了。我底一个姓巴的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被压迫者底悲哀压倒了我。经过了短时间的痛苦生活之后，我底激情地消退了，但是悲哀的痕迹却永留在心上。”（注：《巴金全集》第4卷第3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在此期间，受萨珂、凡宰特事件的影响，他写下了第一部小说《灭亡》，对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巴金自己曾经有这样的解释：“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那个‘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金’字是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起的，那个时候我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多久，这部书的英译本还放在我的书桌上，他听见我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名字，便半开玩笑地说了一个‘金’。”（注：巴金《谈〈灭亡〉》，《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 “我的笔名‘巴金’二字并不是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来的，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个短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底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注：巴金《致彼得罗夫》，《巴金全集》第24卷，第159～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如果真的是取自两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的话，既然敢于承认“金”是取自克鲁泡特金的话，那么这个“巴”字就没有必要再做任何隐讳。到了1979年访问巴黎重返拉封丹中学“连拉封丹中学的外国学生的登记名册也不全了，我只找到一个熟悉的人，‘巴恩波’，我找不到‘哲学家’的大名，也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Li Yao Tang（李尧棠）”。（注：巴金《随想录》第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在过了50多年后仍然记得这位朋友，说明巴金是一个多么注重感情的人。
巴恩波其名早已为人知晓，但他究竟是何许人，却知之甚少，这一直是留存在脑海里的一个疑问。2003年11月11日笔者作为政协委员到保定育德中学视察，得到了一本育德中学校史的资料，无意中看到了巴恩波的名字，原来他是保定育德中学第二十六班的学生，1920年入学，1924年6月毕业。通过保定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查对育德中学的通讯录《育德同学录》（1929年编，1930年印）中查到巴恩波的相关材料，巴恩波，宛平人，年龄：26岁（编同学录印刷时的年龄）。据此推断，巴恩波也是1904年生人，与巴金同龄，通讯地址为京南庞各庄镇明盛戚布店转新房庄，在“注”一栏中有“故”的注释，说明在编这本同学录时已经知道巴恩波自杀的消息。据巴金说，巴恩波是北平中法大学的学生，可见他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后是到北平中法大学读书的，但可巧的是，保定育德中学其他同学毕业后的去向都有说明，有清华大学，有北京大学，同样也有中法大学，但巴恩波的却没有注明。巴恩波1927年到法国去留学，巴金提到他是中法大学的学生，并没有说他是中法大学的毕业生，查中法大学毕业生记录，1926年、1928年的都有，唯独1927年没有毕业生。而与巴金同船，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巴金提到的“那个姓殿的”，也是保定育德中学初级第一班的学生，名叫杨凤池，1923年入学，1927年毕业，因为那一班的学生中姓杨的只有他一个，所以可以很顺利的得知“那个姓杨的”就是杨凤池。笔者通过保定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的王会田馆长的介绍，找到了前身为中法大学的北京理工大学中法大学校友会的李强先生，他又介绍给搞中法大学校史的周永珍老师，均不知巴恩波的事情，又通过北京档案馆利用处查找，却没有1924年入学的学生注册名单，原来从民国14年也就是从1925年起入学的学生才有入学注册，当时的中法大学学制为四年，巴恩波应当在1928年毕业，但他却于1927年到了法国，1928年的毕业生名单中自然不会有他的名字。咨询宛平县办事处，却说没有庞各庄镇，倒是现在的大兴区有一个庞各庄镇，咨询大兴区的地方志办公室，原来的新房庄已经不存在了，大兴区在解放前曾经属于宛平县管辖范围，确实有许多姓巴的，集中在现在的北臧村镇的巴园子村和西大营，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还热情地给我介绍了一位叫巴恩波的先生，经联系，巴恩法先生就是巴恩波的叔伯兄弟，巴恩波去法国时他还太小，对巴恩波没有什么印象，但知道他确实是从中法大学去法国留学的，而且是和巴金同船到的法国，他去法国时已经结婚，并有一子，此子名叫巴纪元，出生于1925年，已于1983年去世，巴恩波的一个孙女叫巴文丽，现任大兴区少年宫主任，对她爷爷的情况知道的也不多，巴恩波自杀时仅24岁，至于自杀原因，她所知有限，但巴恩波到法国后曾经给家中写信表示过对封建包办婚姻不满意，可能这是导致自杀的一个因素，是否有其他因素，因年代久远无人能够说得清楚。对此巴金也没有交待过，因此不好妄断。根据以上资料，可勾勒出巴恩波的大致轮廓：巴恩波，1904年出生，北京市大兴区北藏村镇巴家村（原北平市宛平县庞各庄镇新房庄）人，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在本村读小学，1920年入保定育德中学，当时的育德中学被誉为“北方三大名中”之一，全国各地学子纷纷前来就读，教师也是来自全国各地，教学思想先进，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巴恩波在第二十六班，1924年6月毕业。同年入北平中法大学学数学，1927年赴法留学，因与巴金同船得以相识，到法国后曾与巴金在沙多一吉里的拉封丹中学相处月余，友情甚笃，后去巴黎，1928年在项热投水自杀。同年巴金为纪念他，以“巴”作为自己笔名的第一个字。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巴恩波却因重友情的巴金的笔名而永垂不朽。
作者介绍：作者单位：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作者：刘福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年01期
用笔名发表文章司空见惯，巴金就曾经用过许多笔名，在他创作第一篇小说《灭亡》之前，就在他发表的诗歌、散文、译文、杂文、论文中署自己的字“芾甘”或者谐音“佩竿”和英文缩写“P·K”，有时还用“芾”、“竿”等，巴金是李芾甘的署在第一部小说《灭亡》上的笔名，从此，巴金名扬天下，他的本名李芾甘倒少有人知道了，尽管后来他又用过许多笔名如“黑浪”、“极乐”、“壬平”、“李冷”、“一切”、“马拉”、“春风”、“余一”、“欧阳镜蓉”、“黎德瑞”等，但都不如巴金这一名字流传广泛。也很少有作家像巴金这一笔名让读者有如此不同的认识。
至于巴金这一笔名的由来，现在存在着两种说法：一种是巴金的“巴”是取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金是取自另外的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而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都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文革”被批判的时候“李芾甘从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两人的名字头尾各取一字，作为自己的笔名，叫做巴金，以表示他对无政府主义的虔诚。”直到二十世纪末有的学者还这样认为，王德威在《“母亲”，你在何方？》中仍然认为：“就受读者欢迎程度而论，仍以巴金为个中翘楚。早期的巴金是安那其主义（Anarchism或译为无政府主义）的鼓吹者，他的笔名即是由二位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Bakunin）及克鲁泡特。‘金’（Koroptkin）的名字拆拼而成。”（注：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第14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另一种是巴金自己的说法，“金”字确实是取自克鲁泡特金，而那个“巴”字不是取自巴枯宁，而是为了纪念他的一位同学巴恩波。那么这个巴恩波是何许人也？他与巴金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巴金要用自己的笔名之姓氏来作为一种独特的纪念呢？这始终是一个无法破解之谜，因为巴金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在巴金的作品中涉及到巴恩波的地方也相当有限，现将有关的资料摘录于下：
巴金第一次正面提到巴恩波，是在赴法途中巴金创作的第一部散文集《海行杂记》中《船上的友伴》，“在上海上船的除了我和卫外，还有四个。两个是北平中法大学的学生，一个姓范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姓巴的学数学，还有一个姓杨的，刚在保定育德中学毕业。他们三个一块从北方来，买四等舱的票，却在三等舱的餐厅里吃饭。”虽然大家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但是大家都是中国的年轻人，又都是出门人，“在船上，同住了几天，就产生了亲密的友谊。”（注：《巴金全集》第12卷第14页、第34页、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每天晚上，在甲板的一角安放了我们的帆布椅，九个人中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我们毫无顾忌地谈着各种闲话，讨论各种问题。”（注：《巴金全集》第12卷第14页、第34页、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等到了马赛，他们又一起逛公园，吃饭，“饭后茶房把桌子收拾干净，我们又坐下来闲谈。这三十几天的旅伴，明天早晨就要分散了。这是最后的一次聚会，大家有点依依不舍，便相互把姓名和通讯处抄下来，珍重地藏起。”（注：《巴金全集》第12卷第14页、第34页、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巴金到法国时间不久，接到家里来信告知老家已经破产，无法再供应他的学费，再加上他的肺病复发加重，在法国巴黎附近的小城沙多一吉里的拉封丹中学休养，与他同住的还有詹剑峰、桂丹华、巴恩波，巴金的照片中有他与桂、詹的合影，并没有巴恩波。1930年的《死去的太阳·序》中“时间是不停地过去了。我底一个姓巴的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被压迫者底悲哀压倒了我。经过了短时间的痛苦生活之后，我底激情地消退了，但是悲哀的痕迹却永留在心上。”（注：《巴金全集》第4卷第3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在此期间，受萨珂、凡宰特事件的影响，他写下了第一部小说《灭亡》，对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巴金自己曾经有这样的解释：“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那个‘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金’字是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起的，那个时候我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多久，这部书的英译本还放在我的书桌上，他听见我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名字，便半开玩笑地说了一个‘金’。”（注：巴金《谈〈灭亡〉》，《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 “我的笔名‘巴金’二字并不是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来的，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个短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底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注：巴金《致彼得罗夫》，《巴金全集》第24卷，第159～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如果真的是取自两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的话，既然敢于承认“金”是取自克鲁泡特金的话，那么这个“巴”字就没有必要再做任何隐讳。到了1979年访问巴黎重返拉封丹中学“连拉封丹中学的外国学生的登记名册也不全了，我只找到一个熟悉的人，‘巴恩波’，我找不到‘哲学家’的大名，也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Li Yao Tang（李尧棠）”。（注：巴金《随想录》第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在过了50多年后仍然记得这位朋友，说明巴金是一个多么注重感情的人。
巴恩波其名早已为人知晓，但他究竟是何许人，却知之甚少，这一直是留存在脑海里的一个疑问。2003年11月11日笔者作为政协委员到保定育德中学视察，得到了一本育德中学校史的资料，无意中看到了巴恩波的名字，原来他是保定育德中学第二十六班的学生，1920年入学，1924年6月毕业。通过保定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查对育德中学的通讯录《育德同学录》（1929年编，1930年印）中查到巴恩波的相关材料，巴恩波，宛平人，年龄：26岁（编同学录印刷时的年龄）。据此推断，巴恩波也是1904年生人，与巴金同龄，通讯地址为京南庞各庄镇明盛戚布店转新房庄，在“注”一栏中有“故”的注释，说明在编这本同学录时已经知道巴恩波自杀的消息。据巴金说，巴恩波是北平中法大学的学生，可见他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后是到北平中法大学读书的，但可巧的是，保定育德中学其他同学毕业后的去向都有说明，有清华大学，有北京大学，同样也有中法大学，但巴恩波的却没有注明。巴恩波1927年到法国去留学，巴金提到他是中法大学的学生，并没有说他是中法大学的毕业生，查中法大学毕业生记录，1926年、1928年的都有，唯独1927年没有毕业生。而与巴金同船，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巴金提到的“那个姓殿的”，也是保定育德中学初级第一班的学生，名叫杨凤池，1923年入学，1927年毕业，因为那一班的学生中姓杨的只有他一个，所以可以很顺利的得知“那个姓杨的”就是杨凤池。笔者通过保定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的王会田馆长的介绍，找到了前身为中法大学的北京理工大学中法大学校友会的李强先生，他又介绍给搞中法大学校史的周永珍老师，均不知巴恩波的事情，又通过北京档案馆利用处查找，却没有1924年入学的学生注册名单，原来从民国14年也就是从1925年起入学的学生才有入学注册，当时的中法大学学制为四年，巴恩波应当在1928年毕业，但他却于1927年到了法国，1928年的毕业生名单中自然不会有他的名字。咨询宛平县办事处，却说没有庞各庄镇，倒是现在的大兴区有一个庞各庄镇，咨询大兴区的地方志办公室，原来的新房庄已经不存在了，大兴区在解放前曾经属于宛平县管辖范围，确实有许多姓巴的，集中在现在的北臧村镇的巴园子村和西大营，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还热情地给我介绍了一位叫巴恩波的先生，经联系，巴恩法先生就是巴恩波的叔伯兄弟，巴恩波去法国时他还太小，对巴恩波没有什么印象，但知道他确实是从中法大学去法国留学的，而且是和巴金同船到的法国，他去法国时已经结婚，并有一子，此子名叫巴纪元，出生于1925年，已于1983年去世，巴恩波的一个孙女叫巴文丽，现任大兴区少年宫主任，对她爷爷的情况知道的也不多，巴恩波自杀时仅24岁，至于自杀原因，她所知有限，但巴恩波到法国后曾经给家中写信表示过对封建包办婚姻不满意，可能这是导致自杀的一个因素，是否有其他因素，因年代久远无人能够说得清楚。对此巴金也没有交待过，因此不好妄断。根据以上资料，可勾勒出巴恩波的大致轮廓：巴恩波，1904年出生，北京市大兴区北藏村镇巴家村（原北平市宛平县庞各庄镇新房庄）人，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在本村读小学，1920年入保定育德中学，当时的育德中学被誉为“北方三大名中”之一，全国各地学子纷纷前来就读，教师也是来自全国各地，教学思想先进，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巴恩波在第二十六班，1924年6月毕业。同年入北平中法大学学数学，1927年赴法留学，因与巴金同船得以相识，到法国后曾与巴金在沙多一吉里的拉封丹中学相处月余，友情甚笃，后去巴黎，1928年在项热投水自杀。同年巴金为纪念他，以“巴”作为自己笔名的第一个字。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巴恩波却因重友情的巴金的笔名而永垂不朽。
作者介绍：作者单位：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