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阿列克谢耶维奇
北京时间10月8日晚，瑞典学院公布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自白俄罗斯的女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此殊荣，颁奖词为：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阿列克谢耶维奇最著名的作品当属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记录。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或简称“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一件发生在前苏联统治下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子反应堆事故。该事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是首例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评为第七级事件的特大事故。切尔诺贝利城因此被废弃。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邻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第四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连续的爆炸引发了大火并散发出大量高能辐射物质到大气层中，这些辐射尘涵盖了大面积区域。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二战时期爆炸于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
现摘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方祖芳郭成业译 花城出版社）中的一章。
我们才刚结婚，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会喝的。”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早上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出去！快走！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他说：“快走！离开这里！你要保护宝宝。”
“我先帮你买牛奶，再决定怎么做。”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我们拳打脚踢，士兵─士兵已经出现了─把我们推开。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没错，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所以你们得帮他们拿衣服，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公交车停驶，我们只好跑着去。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去莫斯科。抵达莫斯科后，我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
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他要抱我。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
他开始变了，每一天都判若两人。灼伤开始在外表显露，他的嘴巴、舌头、脸颊，一开始是小伤口，后来愈变愈大。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脸的颜色……他的身体……蓝色……红色……灰褐色。
那是收容严重辐射中毒的医院。十四天，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负责骨髓移植手术的美国人盖尔医生安慰我：“有一点希望，虽然希望不大！”他们通知他所有亲戚，他的两个姐妹从白俄罗斯过来，在列宁格勒当兵的弟弟也来了。年纪较小的妹妹娜塔莎才十四岁，可是她的骨髓是最合适的。（沉默）我现在可以讲这件事，之前没办法，我十年没讲这件事了。（沉默）
他得知他们打算取小妹的骨髓时断然拒绝，他说：“我宁可死掉。她那么小，不要碰她。”他的姐姐柳达当时二十八岁，是护士，很了解移植骨髓的过程，但是她愿意移植，她说：“只要他能活下去。”
他们躺在并排的手术台上，手术一共历时两小时。结束之后，柳达看起来比他还虚弱。他们在她胸前刺了十八个洞，麻药几乎退不掉。她从前是健康漂亮的姑娘，现在却体弱多病，一直没结婚。我在他们的病房间穿梭，他不再住普通病房了，而是住特殊的生物室，躺在透明帷幕里，没有人可以进去。
他们有特殊仪器，不用进入帷幕就可以帮他注射或放置导管。帷幕用魔术贴粘着，我把帷幕推到旁边，走到里面，坐在床边的小椅子上。他的情况变得很糟，我一秒钟都离不开他。他一直问：“露德米拉，你在哪里？小露！”一直问。
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员都由士兵照顾，勤务工因为没有防护衣物，所以拒绝照顾他们。那些士兵端卫生器皿，擦地，换床单，什么都做。他们从哪里找来那些士兵？我们没问。但是他……他……我每天都听到：“死了，死了，堤斯古拉死了，堤特诺克死了。”死了，死了，就像大锤敲在我的脑袋上。
他的情况变得很糟，我一秒钟都离不开他。
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员都由士兵照顾，勤务工因为没有防护衣物，所以拒绝照顾他们。他们从哪里找来那些士兵？我们没问。
他一天排便二十五到三十次，伴随着血液和黏液。手臂和双腿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疮。只要一转头，都可以看到一簇头发留在枕头上。我开玩笑说：“这样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
不久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光，我亲手替他剃，因为我想为他做所有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他身边，我一刻也闲不下来。
我弟弟来了，他很害怕地说：“我不让你再进去！”但是我父亲对我弟弟说：“你以为你能阻止她吗？她不是从窗户，就是从逃生口爬进去！”
我回到医院，看到床边桌上摆了一颗橙子。他微笑着说：“我的礼物，拿去吧。”护士在帷幕外对我比手势说不能吃。已经摆在他身边好一阵子了，所以不但不能吃，甚至连碰都不该碰。
我拿起那颗橙子。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只希望尽可能让他不想到死亡，不去管他会不会死得很惨，或是我怕不怕他。我记得当时有人说：“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爱的人了，而是有强烈辐射、严重辐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没有自杀倾向，就理智一点。”
我发狂似的说：“但是我爱他！我爱他！”
作者 阿列克谢耶维奇
北京时间10月8日晚，瑞典学院公布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自白俄罗斯的女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此殊荣，颁奖词为：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阿列克谢耶维奇最著名的作品当属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记录。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或简称“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一件发生在前苏联统治下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子反应堆事故。该事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是首例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评为第七级事件的特大事故。切尔诺贝利城因此被废弃。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邻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第四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连续的爆炸引发了大火并散发出大量高能辐射物质到大气层中，这些辐射尘涵盖了大面积区域。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二战时期爆炸于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
现摘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方祖芳郭成业译 花城出版社）中的一章。
我们才刚结婚，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会喝的。”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早上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出去！快走！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他说：“快走！离开这里！你要保护宝宝。”
“我先帮你买牛奶，再决定怎么做。”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我们拳打脚踢，士兵─士兵已经出现了─把我们推开。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没错，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所以你们得帮他们拿衣服，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公交车停驶，我们只好跑着去。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去莫斯科。抵达莫斯科后，我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
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他要抱我。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
他开始变了，每一天都判若两人。灼伤开始在外表显露，他的嘴巴、舌头、脸颊，一开始是小伤口，后来愈变愈大。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脸的颜色……他的身体……蓝色……红色……灰褐色。
那是收容严重辐射中毒的医院。十四天，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负责骨髓移植手术的美国人盖尔医生安慰我：“有一点希望，虽然希望不大！”他们通知他所有亲戚，他的两个姐妹从白俄罗斯过来，在列宁格勒当兵的弟弟也来了。年纪较小的妹妹娜塔莎才十四岁，可是她的骨髓是最合适的。（沉默）我现在可以讲这件事，之前没办法，我十年没讲这件事了。（沉默）
他得知他们打算取小妹的骨髓时断然拒绝，他说：“我宁可死掉。她那么小，不要碰她。”他的姐姐柳达当时二十八岁，是护士，很了解移植骨髓的过程，但是她愿意移植，她说：“只要他能活下去。”
他们躺在并排的手术台上，手术一共历时两小时。结束之后，柳达看起来比他还虚弱。他们在她胸前刺了十八个洞，麻药几乎退不掉。她从前是健康漂亮的姑娘，现在却体弱多病，一直没结婚。我在他们的病房间穿梭，他不再住普通病房了，而是住特殊的生物室，躺在透明帷幕里，没有人可以进去。
他们有特殊仪器，不用进入帷幕就可以帮他注射或放置导管。帷幕用魔术贴粘着，我把帷幕推到旁边，走到里面，坐在床边的小椅子上。他的情况变得很糟，我一秒钟都离不开他。他一直问：“露德米拉，你在哪里？小露！”一直问。
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员都由士兵照顾，勤务工因为没有防护衣物，所以拒绝照顾他们。那些士兵端卫生器皿，擦地，换床单，什么都做。他们从哪里找来那些士兵？我们没问。但是他……他……我每天都听到：“死了，死了，堤斯古拉死了，堤特诺克死了。”死了，死了，就像大锤敲在我的脑袋上。
他的情况变得很糟，我一秒钟都离不开他。
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员都由士兵照顾，勤务工因为没有防护衣物，所以拒绝照顾他们。他们从哪里找来那些士兵？我们没问。
他一天排便二十五到三十次，伴随着血液和黏液。手臂和双腿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疮。只要一转头，都可以看到一簇头发留在枕头上。我开玩笑说：“这样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
不久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光，我亲手替他剃，因为我想为他做所有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他身边，我一刻也闲不下来。
我弟弟来了，他很害怕地说：“我不让你再进去！”但是我父亲对我弟弟说：“你以为你能阻止她吗？她不是从窗户，就是从逃生口爬进去！”
我回到医院，看到床边桌上摆了一颗橙子。他微笑着说：“我的礼物，拿去吧。”护士在帷幕外对我比手势说不能吃。已经摆在他身边好一阵子了，所以不但不能吃，甚至连碰都不该碰。
我拿起那颗橙子。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只希望尽可能让他不想到死亡，不去管他会不会死得很惨，或是我怕不怕他。我记得当时有人说：“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爱的人了，而是有强烈辐射、严重辐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没有自杀倾向，就理智一点。”
我发狂似的说：“但是我爱他！我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