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文化利益

试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文化利益

王欣

内容提要：

全球化时代一国的文化是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感召力对于一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文化成了构成民族国家的国际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特别是对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大国而言，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利益的维护与发展。本文分析了国家文化利益的两个层次，以及两个层次间的复杂关系，分析了当前国家文化利益的三种实现方式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分析了当前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利益与培育民族精神、坚持意识形态独立性、拓展中华文化发展空间的关系，指出中国的中国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应是在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学习和文化调整的基础上，强调中华文化的特质，增强中华文化的感染力，推进中华文化的传播，早日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主题词：

国家利益、软权力、文化扩张

中国国家利益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表现为主权与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使中国国家利益的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国家文化利益的地位日益重要。全球化时代一国的文化是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感召力对于一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文化成了构成民族国家的国际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世界儒家文明的核心国，作为一个志在复兴悠久文明的大国，中国对文化利益的需求远远大于一般国家，中国国家文化利益成为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

１、国家文化利益及其实现方式

广义上说，文化是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和凝结，因此文化与民族、国家等范畴密不可分，民族、国家和文化是“三位一体”。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独立的国家就没有独立和完整的文化；没有统一的文化就难有统一的国家；没有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文化，就没有强大的民族国家。文化是国家利益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除了自身的独特价值，还有重要的经济、政治价值。专门就国家文化利益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在国内学术界还很少。目前，国内关于国家文化利益的探讨还停留在浅表的层次，一般将国家文化利益理解为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出口，因而也很

自然将国家文化利益列为“最次要”的国家利益。这种对国家文化利益的理解是片面的。笔者认为国家文化利益这一概念具有多重性，可以区分为狭义国家文化利益和广义国家文化利益。所谓狭义的国家文化利益概念包括国家在文化方面的利益、国家文化自身的利益两个方面。所谓国家在文化方面的利益是指能使一个国家在文化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的东西，主要指发展文化产业。所谓国家文化的自身利益，是指民族国家的文化本然地拒斥他国文化，特别是异质文化，这种对异质文化的拒斥，对本国文化的张扬就是国家文化的自身利益。“文

2化既是支持个人交流和流动的因素，也是限制个人交流与流动的因素。”文化是人们身份的

核心，正常情况下，人们热爱自己的文化，拒斥陌生的文化，既是本能，也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而且，文化的外部性使置身该文化的人越多，这种文化对人的价值就越大，文化之争实际是标准之争、规则之争，也就是国家利益之争。所谓广义国家文化利益还包括物质文化在内，指国家的文化建设方略有利于整体国家利益。不同的情势就有不同的文化国家文化建设方略，一般情况下，文化扩张、文化传播有利于一国经济、政治、军事的扩张，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但有时文化调整、文化学习甚至于文化批判会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这种适应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文化发展就是广义的国家文化利益。

国家文化利益的判定与衡量比较复杂，其实现过程也更为艰难曲折。符合广义的国家文化利益不一定符合狭义的国家文化利益；反之，符合狭义的国家文化利益不一定符合广义国家文化利益。“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使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固有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受到极大冲击。虽然“五四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利益受到影响，但却明显符合广义中国国家文化利益。直接的文化利益并不一定符合整体国家利益。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与变迁从国家文化利益的视角，就很容易理解，并可以使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从而制定正确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三种倾向：文化保守主义、中西结合论、全盘西化论。这三种思想倾向都有其合理性，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每个阶段，这三种思想倾向各有不同的体现。鸦片战争前后，保守主义倾向是朝野的普遍倾向。清政府是个强大的中央帝国，国家文化利益是这个中央帝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种思潮自然而然地认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就是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站在这个历史背景上，文化保守主义就比较容易理解。文化保守主义的立足点是维护国家文化的利益。此后，计划经济时代国人因闭关锁国而造成的盲目自大情绪、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都是重视国家文化自身利益的文化保守主义。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不断进逼和清政府的步步败退，不少清醒的官员和文化人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由于保守势力的强大和激进势力的弱小，较为折衷的“中

3体西用”学说受到广泛的赞同。这种折衷主义的初衷是既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益，坚守

自己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又能有效维护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中体西用”论最经典的概括就是张之洞在《劝学篇·会通》中提出的“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此后鲁迅的“拿来主义”，毛泽东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精华糟粕论”、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都是不同历史背景下中西结合的折衷主义。这种意见是中国文化建设方略的主流。甲午海战惨败，戊戌变法失败，预备立宪难有进展，使国人开始在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反思国家衰弱的原因，文化激进主义浮出水面。政治上要彻底地革命，文化上激烈地反传统，目标就是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迅速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五四运动主张的实质就是认为传统文化妨碍了国家利益的实现，为了整体国家利益，必须彻底改造落后的传统文化，甚至中国语言文字都要被抛弃，改用拼音文字。此后陈序经、胡适的全盘西化论、８０年代的“西体中用”论、九十年代的文化趋同论、新世纪之初的文化全球化论等，都是不同历史时期要1

21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６６－７０页，第１１０－１１１页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１０页

3 参阅丁伟志、陈崧著《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５５－１７３关于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的论述

求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论调。我们应该看到三种意见都有其合理性。在民族危机、政治腐败的时期，全面学习西方的呼声较响，但只有折衷中西的论调才能为各种利益群体、各种观念的人群所接受。一旦经济增长较快，政治相对稳定，注重本土文化价值的保守主义思潮就必然抬头。“文化选择不是个别人或一部分人的纯心理产物，而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4经过相互作用的文化比较和价值遴选而形成的一种文化认定”。经济衰败是民族文化的衰败

的先兆，经济崛起预示者民族文化的复兴。引人瞩目的是江泽民同志从十五大报告开始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然讲复兴，就隐含着重视传统文化价值的意味。作为一个弱国仅仅着眼于维护本土文化价值，不一定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只要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中国就必然要寻求文化领域的利益，也只有更好地实现、维护国家文化利益，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家发展。

２、民族精神与国家文化利益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可能实现伟大复兴。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5。任何一种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培育民族精神也必须对民族文化的缺陷有清醒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能凝聚国民，感染国民的优秀成分，也有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成分。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这种对待中国文化的理性态度是我们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所必需的。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国文化的建设、民族精神的培育必须继承、弘扬自己的优势，同时必须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道德是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民族精神培育的重要方面，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其道德传统也就不同。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也就有不同的道德规范。自然经济有自然经济的道德规范，计划经济有计划经济的道德规范，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近代以来，中国处于不断的社会转型中，道德规范处于不断的调整中。每次大的社会转型都引发了道德层面的巨大冲撞；每次冲撞又都带来了道德秩序的震荡，造成了道德失范和道德水准下滑现象。而道德水准的下降意味者共同价值的缺失，意味者民心的涣散，意味者社会的失范，国家会滑向混乱与无序，因此每个阶段的中央政府都强调道德建设。强调提高道德水准是增加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提高国家竞争力必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但是，政府主导的道德规范重建必须抓住关键。这个关键就是道德规范建设必须首先进行对全体国民都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共同价值观的锻造。如果我们的道德规范体系脱离社会发展阶段，难以为全体国民公认，那我们的道德体系大厦就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当前，我们建立的道德规范只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才真正能凝聚全体中国人，才是真正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

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培育弘扬民族精神，就需要在提高精英文化的同时，提高大众文化的水准。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是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准的重要手段，是提高文化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优势国家的扩张，往往要借助于文化和文化产业。美国的全球扩张的先锋就是美国文化，特别是体现美国文化价值观的美国大众文化产业。美国文化产业的全球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随着电影、电视、音像、电脑等文化产品的扩展，美国的意识形态等软权力也在扩张。所谓软权力约瑟夫·耐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将其定义为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同化力而不是通过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都是重要的软权力资源。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他的行为标准4黄楠森、龚书铎、陈先达主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８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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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使其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实现达到一个很高水平。可口可乐和麦当劳风靡全球，其间渗透的美国生活方式的感染力远远大于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存在。在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扩张的背后，美国的精神、美国的价值观得到巩固与扩张。前苏联就可以说是被美国可口可乐、摇滚乐等为载体的美国价值观所击溃。正在走向强大的中国应当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应当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葛兰西在上世纪３０年代提出了文化领导权问题，他指出文化领导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统治形式，统治阶级要统治市民社会，必须通过文化人

6和文化机构，使自己的伦理、政治和文化价值成为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发展文化产业既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中华文化，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发展文化产业的实质是以市场机制配置文化资源，生产出具有强烈感染力、扩张力的文化产品，从而形成大众文化投入与产出、消费与生产的良性循环局面。

教育和科学事业是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经济全球化更加强化了科技和教育的作用。掌握了科技与教育的制高点，在国际竞争中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当今世界上，美国就因为掌握了科技与教育的制高点而处于一种“赢者通吃”的有利位置，掌控世界高科技制高点使美国获得利益与利润都大大高于其他各国。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要想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就大力发展教育与科学事业。当前，我们必须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才能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必须加强科学研究，特别是原创性、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应用性研究，只有原创性的科技成果才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中国人有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传统，一旦通过鼓励创新的教育制度和科技制度激发起中国人学习、探索、创新的积极性，中国有望登上世界科技的制高点，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实现与维护也就可以最大化。

３、意识形态与国家文化利益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两者间虽具异质性，但也有一致性。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上层建筑，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求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有时甚至会成为核心目标。国家利益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界定。因此，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意识形态既然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维护和推广本国的意识形态自然就成了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建国后中国虽然还很贫穷，可还是为维护意识形态利益而大力支持亚非拉国家，这对改善新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新中国的地位产生积极的影响。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意识形态影响决策者对基本国家利益的判定。“任何一个政治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遵循着某种本民族、国家、政治集团所信

7奉的观念或意识形态。”“在国际竞争和冲突中，有时意识形态在使一个国家作出敌友选择

8时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意识形态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决策者

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首先要判别定国家利益所在，而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不可能不受意识形6 转引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黄楠森、龚书铎、陈先达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３７页

8刘建飞《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１年第７期第３５页刘建飞《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１年第７期第３５页

态的影响，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界定。冷战时期，受“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决策层将共产主义看成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因素，于是，“反共”成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最高体现；而冷战后，“反共主义”的影响就大为减弱，“反共”已不是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美国的国家利益集中体现为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或“一超”地位。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领导人就将美国看成是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而美国也同样认为新中国是美国利益的威胁因素；而此前，国民党政府却认为美国不仅不是中国的威胁因素，反而是帮助中国维护安全的因素，而美国也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因素。在这里，意识形态就象血液一样渗透在国家利益中，甚至成为决策者判定国家利益的指导思想和依据。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这种交融关系则有更为深刻的阐述：“国家根据权力，但除此之外也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确立自己的利益。国家固然常常试图保持均势，但如果这就是它们所做的一切，那么西欧国家也许就会在40年代末与苏联携手反对美国了。国家主要对所察觉的威胁做出反应，欧洲国家因此看到了来自东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威胁。它们用一种根据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无法预测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利益。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他们的利益”“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因此不会彼

9此发动战争。加拿大不必同另一个国家结盟来威慑美国的侵略。”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

激烈的时代，意识形态甚至会成为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刘建飞在分析冷战前后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后提出，“一个国家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很难将不同方面的国家利益分得十分清楚。通常情况下是将各个方面的国家利益加以综合考虑，提出一个总的政策目标，而当这种目标确定后，便居于外交政策中的主导地位，其他一切目标都从属于这

10个总目标”。美苏对抗时期，美国将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利益融合到一起，提出“反共

主义”的总目标。尽管这期间美国所追求的目标有很多，但是它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是遏制并打败共产主义。当其它目标和利益与这一目标发生冲突时，它们通常都被置于从属地位。

此外，意识形态还是推行国家外交政策，实现基本国家利益的手段。毛泽东对美国外交中意识形态的手段功能有过精辟论述，他说：“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

11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我们屏弃冷战思维，不能处处以

意识形态划线，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要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就必须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背景的独立意识形态。并以此统一国内各种力量的思想、争取公众支持；在国际关系方面维系与盟国关系，防止敌对势力的打压，争取中间力量。

中国是一个志在复兴伟大文明的东方大国，其文化地位亨廷顿描述为“儒家文明的核心国”。亨廷顿认为：“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这些变化在西方文明、东正教文

12明和中华文明方面表现的最为清晰可见”亨廷顿认为，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在文明内

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问题就变得更加棘手”，而中国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作为世界主要文明的核心国，中国必须强调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文化的独特性，这也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 9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１５页

12刘建飞《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１年第７期第３６页《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赛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６７页

４、责任利益与国家文化利益

责任利益是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新概念，是指一个国家由所承担的国际责任而相应获得的国家利益。日常生活中责任与利益似乎并无关联，或者说，责任与利益呈反比，承担的责任越大，付出的越多，利益也就越小。但在国际政治领域，责任与利益密切相联，责任范围越大，国家利益范围就越大。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中国的责任利益问题就会提到议事日程。

责任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大国的国家利益对责任利益的要求较高。“某些大国的重大权利要求可能延伸至深海洋底、极地和太空等以往无法想象的“高边疆”，具备了远距离军事投放能力的世界强国, 不仅自然地主导起本地区的安全与发展事务, 也会

13更加关注本国所在区域以外的热点冲突并愿意承担某些更大的国际责任。”大国‘国家利益’

的范畴, 拓展到在大国较不发达的年代和不具备特定能力的弱小国家难以想象的范围。承担较多国际责任的大国在国际利益纷争中有较大的发言权。负有较大国际责任的大国在国际机构中具有明显的主导力，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这些大国通常要在把握全局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国际战略及方针策略，同时运用本国的各种资源和利用各类国际机构实现其国际战略目标，从而达到维护发展其本国国家利益的目的。具有较大国际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必然奉行完全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不可能屈服于别国压力，更不可能依附于其他大国。大国还有自己独特的民族传统和文化价值观，在历史上往往辐射到周边其他国家，使这些国家产生某种认同感；同时，它们在民族振兴时期表现出的勃勃生机，又对周边国家产生一定的威慑力。因此，大国在处理区域内的事务和牵头协调区域间的问题时，能够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大国发挥影响力或行使权力，可以凭借其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也可以通过文化扩张，发挥文化的软权力也会有很好的效果。汉唐以后，中国历史上汉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征服主要通过文化征服，形成了一种非常奇妙的情景：一方面是汉民族被北方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征服，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又被汉民族在文化上征服。中国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近代以来的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更是一个弱国，自保不暇，顾不上也无力承担国际责任，自然也不会考虑责任利益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能力增强到一定程度, 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占有日益增大的比重。改革开放使中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综合国力得到快速提高。我们不仅保持了在政治、军事上的某些特殊地位, 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的特殊资格, 在导弹技术和其他一些高技术武器、外太空开发等领域取得重大的进展, 更在经济、贸易方面有新的影响力, 如当代世界少有的巨大新兴市场和制造业能力等等。这使得中国有能力追求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利益。中国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国际经济合作、区域合作、国际维持和平行动、极地和大洋洋底勘探、全球气候变化公约等几乎所有重要领域的兴趣。而当今国际社会也越来越认识到许多国际事务如果不把中国纳入进来, 就很难获得理想的解决方案。八国集团一再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会议，在伊拉克战争特别是朝鲜核危机中的中国发挥的重要影响力，都是中国重要国际地位的体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 对全球安全状况尤其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负有重大责任;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发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作为一个东方大国, 地理方面的诸多因素决定了中国势必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负有重大责任等。志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将是一个负有更大国际责任的国家, 是一个将受到国际社会更多注目的国家，将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在国际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国，中国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应当有较大的贡献。建国后，中国对西方占主导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基本上采取的是“解放”和“推翻”的立场, 虽然中国的国际责任是全球性的, 但因此而获得的利益除了政治承认、争取意识形态同盟外，没有太多的实际利益。随着中国13 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１６１页

的改革开放, 中国外交也发生了极大的极大的转向，一是提出“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方针；二是是希望获得当今国际社会各种组织的充分代表权, 加入尽可能多的国际机构与协议, 获得一切应有的权利与机会。中国加入WTO 意味着中国承认现有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当然, 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国际机制很满意，但中国只能在国际合作于竞争中发展壮大自己, 提高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声望，从而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凸现出中国的声音和利益。虽然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但总体上仍然是实力较弱的大国，因此，“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但我们要防止走向极端，中国还必须追求自己的责任利益。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在国际上只是一味谨小慎微地防范，在大的事态面前有分量的话不说，理直气壮的事也不做，不仅会弱化自己的地位，处处被动，不利于维护国家利益，而且会使许多崇敬中国、对中国寄予厚望的中小发展中国家感到失望。因此，进入新世纪，面对冲突尖锐、动荡加剧的国际环境，中国必须有所作为。当然，有所作为并不是大肆张扬，随意挑战，四面为敌，为所欲为，而是独立自主地确立自己的国际战略目标，积极主动地参与和影响国际社会的各项活动。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要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是非曲直，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而不是屈从某些大国意志的左右。在所有的全球和地区重大问题上，要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关注中国的立场，看到中国的举动，并尊重中国的主张，从而不断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和对单极霸权的遏制力。

过去二十多年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丰硕成果, 为中国未来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中国政府对创新体系的规划到ＩＴ产业的迅速扩展, 从寻常百姓家居生活的改善到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 从中国经济对外贸和外资依存度的上升到人均ＧＤＰ向新兴工业国家的趋近, 从政治领导层处理民族间关系的新理念、新做法(比如改所谓的“输血机制”为新的“造血机制”), 到中国社会新的良性分化组合(如沿海与内地关系的变化和城市中各种待岗及就业方式的涌现), 从市场与政府互动中形成的复杂的再分配机制, 到思想文化领域越来越丰富生动的局面, 它们中的每一种发展都产生了对国家利益的新的生机勃勃的需

14求, 这是在改革开放以前那种单调、压抑的气氛下无法想象的。”正如王逸舟所分析的，经

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国力壮大使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边界有了极大拓展，中国越来越认识到责任利益的重要性、必要性。为了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占据主导性大国地位, 中国承担了更多的国际责任，比如通过类似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援助印尼、泰国、韩国等国的方式, 通过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方式；比如通过建立大中华经济共同体，推动东北亚与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通过倡导“上海合作组织对话机制”或“朝鲜问题多方谈判”的方式等等。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作为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 越来越多地要通过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方式, 通过承担联合国会费更大份额的方式, 通过竞选联合国有关机构负责人或提出安理会改革中国方案的方式, 通过在各种机构和场合主动提出各种决议案或对不合理方案进行否决的方式加以实现。中国要树立世界大国的形象, 需要通过越来越多的行动，比如在南极开发站的勘探活动, 在公海洋底的探索活动, 建造大批远洋船队、若干航空母舰和维护公海航行安全的重大行动, 通过包括发射载人太空船和登陆月球在内的航天事业的不断拓展, 通过这些彰显大国地位的探索得到实现。当今世界，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世界格局既是对中华民族的挑战，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机遇。这种国际政治格局要求我国进一步加快全面开放的步伐，更加积极地介人国际社会，熟练运用多边外交的方式，拓展中国的责任利益，为实现我国的国际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服务。中国责任利益的实现拓展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更多参与的过程, 14王逸舟《国际利益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１６７页

是一个国力进一步增强的过程,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

15阎学通认为，在诸种国家利益中国家文化利益为“最次要”的国家利益。这种对国家文化

利益的理解是片面的。对依附于其他大国的小国而言，国家文化利益确实较为次要。但对大国而言，国家文化利益则非常重要。 15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６６－７０页，第１１０－１１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