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和精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摘要：人类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人类生存资源的绝对有限性的矛 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 明进步基本动力。大宋和大明的灭亡造成中国思想界大反思，大反思 推动了中国心学的出现。 救亡先救心。 宋时知识分子对战国时 《大学》 里的“正心”思想的挖掘及明时王阳明心学的出现，是中国思想史上 具有关节点意义的重要飞跃。它在理论范畴上完成了“客观世界”和 “主观世界”的对接，在实践上也实现了从改造客观世界到改造主观 世界的对接。这两个“对接”的完成，也就打通了“实践-认识-再实 践-再认识”的认识循环的基本链环。中国文化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知 识体系， 中国特有的精神层面的知识体系高于西方物理层面的知识体 系。在这种知识体系的熏陶下，中国人学起物理层面的知识不太难， 由此造成中国进步的速度也非常快。 这归因于中国知识体系的上述优 势，归因于我们文化中的“实事求是”精髓。目录 一、中国思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经验型思维 二、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的“大学问”，是有立场的学问 中国的“大学问” 四、解决中国的问题，要从中国的经验出发 解决中国的问题， 五、当代中国理论成果要为中国人民服务， 当代中国理论成果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与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儒家文明的历史要久远得 多。五千多年能存在下来的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的资源丰富的国家， 世界上没有几个，而靠自己力量保存其大国版图的国家，世界大概只 有中国了——印度和埃及的大版图是由于英国的需要而保存下来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 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i[1]中国传统文化是支撑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长期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理由，自然，中国传统文 化也就有其“长处及特点”。下面就此谈谈我的学习体会。一、中国思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经验型思维人类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人类生存资源的绝对有限性的矛盾， 是 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 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 的绝对底线和动力。 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绘画绣花， 其实文明的成长， 也不主要是一个绘画绣花的过程。后者只是前者的包装。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其文明成就曾引 领整个中世纪的世界史。那时候的世界兴的是农业全球化，当时最稀 缺的资源不是石油，也不是天然气，而是耕地。所有的斗争便由此展 开。从孝文帝，铁木真、努尔哈赤、以及对侵入西方世界的匈奴人， 最后基本上都被迫卷入并采用农业生产方式，融入农业全球化。在当 时，不融入农业全球化的民族多为农业民族所征服，正如从事农业的 斯巴达征服从事工商业的希腊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东方人走在了前 面，在这个进程中产生的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主色调的东亚文明，在当 时成了引领世界文明的“火车头”。 与西方相比， 东方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一种更多地涉及精神层面的 经验型学说，它不重视那些形式逻辑的辩论。儒家文化中也有重视形 式逻辑的学说， 但这不占主流——这与经验型思维在西方文化中不占 主流的情形相似。先秦思想家曾有关于“名”“实”之争，就是形式 逻辑和实际经验孰先孰后的争论，但最终都归入“以名举实”ii[2] 共识之中，认为逻辑必须与实际事物的真实性相对应，逻辑只是认识 事物的工具而非事物本身。 这在邓小平那里就直接表述为只重实效的 “不争论”的思想。iii[3]这里说的“逻辑”是指重名轻实的形式逻辑，而不指后来出现的 “辩证逻辑”和“历史逻辑”的概念，相反“辩证逻辑”、“历史逻 辑”在 19 世纪的欧洲出现恰恰说明西方的形式逻辑在向经验回归。 经验的过程就是人类认识中的通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也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过程，毛泽东形象比喻说：你要有知识， 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 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 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 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iv[4]有许多事经验推得通，但逻辑说不通。我们生活中常说的“和而 不同”、“打是亲、骂是爱”等，这些要是翻成英文就很难：既要这 样，又要那样，和了，还不同；打，还是爱？西方人较难理解。但这 对中国人就很容易。对中国人来说，只有经验行得通的道理，才是真 理。邓小平同志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v[5]，农村中农民也常说： 不要讲不打粮食的话，都是这个意思。“要管用”是东方人判断知识 价值的标准。“四书五经”之所以被中国人列入至尊宝典，就是因为 它们都是经验之谈；《大学》之所以是中国儒生必修之书，就是由于 它谈的是如何获取经验性知识的大方法。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国文化 不讲原则，比如中国也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但中国人 的“道”与西方的逻辑原则相比，有着浓重的经验色彩，是“实事”中的“是”，是“格物”后的“致知”，vi[6]是具体事物中的真理。 东方经验最接近 “实事” 中求来的 “是” 而不是 ， “普世” 中的 “是” 。 “实事”变，则“是”变；天变道亦变。 经验型知识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看病， 中医是先“格物”，即具体病情具体分析。中医医 生必须与病人直接接触，这就是望闻问切，不同的病人不同的药方， 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辰，即使对同一病人，其药方也随之改变。 在西方则是一个方子包一类，比如治胃痛，就用胃病药方，至于引起 胃病的原因是不是一样，那就不是内科医生考虑的事。 中国文化重经验，追求简约，解决问题多用减法、除法和约公分 母的方法，至简至美。西方多用加法和乘法，用增加分母解决问题。 你看绘画就能看出来——西方的油画，浓墨重彩，天空都得描彩；中 国画则利用现成的纸白，尽量少用墨，用墨越少，艺术性越高，遵循 老子“道法自然”的原则和“少则得，多则惑”的方法。在医学上， 西医看个小病，要依赖一大堆机器，成本大。一个小小皮肤病，它得 要割下一点皮去化验，不然就说不出什么病。我曾看过一次感冒，看 西医竟花 700 多块钱，其中 500 多块花在数据上，只有 200 块花在药 上。而在中医同样的病，号号脉，不要钱，药费花了五块钱，病第二 天就好了。中医凭经验号脉直接获取病人资料，而西医则依赖机器取 得病人资料。比较而言，中医成本低得多，符合生态整体平衡的要求 和节约原则。在军事上比如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跟西医“化疗” 的方法差不多，对阵双方主力大规模搏杀后决定胜负。而东方的军事理论不是不承认牺牲，我们读读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比较一下克劳塞 维茨的理论， 就会发现， 毛泽东讲究是以较少的牺牲赢得较大的胜利。 他的哲学是“万物皆备于我”vii[7]，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击敌 人是为了保存自己，而保存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集中优势兵 力，将全局中的劣势转变为局部战争战役中的优势。任战场形势变幻 无常，自己却始终不失根本。 改革也是一样，东方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些人批评说这不 是理论，他们不明白：东方是讲经验的，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中的经验 是不一样的，其间的理论也当然是不一样的。 “摸着石头过河”与 摸着石头过河” 中医的号脉是一个道理，一周号一次、一月号一次，有左防左， 中医的号脉是一个道理，一周号一次、一月号一次，有左防左，有右 防右，有阴调阴，有阳调阳 防右，有阴调阴，有阳调阳，进哪个村唱哪首歌，这是“实事求是” 与“格物致知”的另类表述。“实事”变了，其中的“是”就得变。 格物不同，所得到的知识也就不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邓 小平同时期的西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从大手术入手， 直切苏联政治 “心脏”，将本来只是一个“病人”的苏联，硬放在“手术台”上被 肢解成了“死人”。 与西方文化相比， 中国经验型的文化传统蕴藏着丰富的可持续发 展内涵。如《孟子·答梁惠王问》中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 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viii[8]这就是可持续 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维才使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而活力至今不 衰。西方发展重要推动力是靠所谓“马太效应”，即发展以损坏为前提，一部分的发展是以另一部分的衰退为前提；资本家的发展是以工 人阶级的不发展为前提， 这种前提后来转变为北方国家的大发展是以 南方国家的大破坏为前提， 资本中心的发展始终是通过对外围地区的 不发展为前提。东方是农业社会，放眼上下五千年人类发展史，中国 人如果按西方那种不计成本高投入、高消耗的方式，而不是按中国固 有的经验型方式理解农业，恐怕中华文明早就衰落了。ix[9] 有人会说，现在日本、韩国这样的信奉儒家文化的东亚国家，不 也在西式道路上发展起来了吗？其实， 这两个国家他们对于儒教的传 承，只是学其形，没有学其实。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形而上学的。他们 没有学到中国儒学文化的精髓。近代日本采用的是非此即彼的西式 “狼”道，终落个失道寡助并挨了两颗原子弹的下场。与有辩证哲学 涵养的德国人相比，日本人至今竟对其近代失败没有反思能力。同样 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就容易平复，而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 频频作痛。 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印度也是完全不同的样 本，中国整个社会就跟竹子一样，尽管有晃动，但没有离根。而印度 人的文化精髓被英国人铲除的差不多了， 留下了只有像甘地那种的逆 来顺受“非暴力，不合作”文化，这是文化中的糟粕。甘地很像中国 那个靠乞讨办教育的武训，武训在中国受到批判，x[10]甘地在印度 则被尊为“圣雄”。可见，印度的民族文化已被殖民文化腐蚀得没有 自己个性的根了。离开根，离开民族文化的精髓，这个民族就失去了 健康发展的养份。二、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其实，西方文化中那种形而上学式分析方法，既是它的短处也是 它的长处——这与东方文化正好相反。 东方人重综合轻 （形而上学式） 分析的特点使东方人以结果的价值评判过程的价值。比如流行的“不 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说 法，都是比较典型的东方思维特点。西方人正好相反，他们以程序判 断结果：医疗出事故，先查程序是否规范，程序规范，医生就没有责 任。中医不这样，医生的名誉存在于结果之中。 西方的分析方法缺少辩证思维。 西方人分析 “变” 的方法是把 “变” 定格为一个个“不变”的序列，即所谓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前 490约前 36 年）说的“飞矢不动”xi[11]。不变，是西方主流分析方法的 逻辑起点。中国人是将所有不变都看成变，变，是分析的逻辑起点。 比如《易经》中的“易”，就是以变为其逻辑起点。《易经·系辞上 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就是将事物对立面 的变易看为 “道” 的本质。 东方人非常能理解的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而西方人则对此很难理解，比较典型的 中国思维对西方分析性思维的极致成果即“数理逻辑”的反映都比较 迟钝。在形而上学方面，西方人很有天赋，“微积分”是西方形而上 学思维的近代成就：一个“心”学，在西方就要被巴甫洛夫分解为许 多生物神经单元，一个社会学则要被量化为大堆的数学图表，而日益破碎的欧洲版图几乎就是“微积分”式思维的图解说明。中国人解决 问题靠合， 西方靠分。 二战迄今， 欧洲版图越分越小， 现在连科索沃、 南奥塞梯都要独立。 东方人的主流认知 主流认知是经验决定原则， 先验的原则必须服从后天的 主流认知 经验；而西方人的主流认知 主流认知则是先验原则决定现世经验，经验服从原 主流认知 则。先验的原则是固化不变的，而经验是无限变化的，前者是东方认 识论的基础，后者则是西方认识论的基础。对于这种思维差异，列宁 有精彩的论述：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 阴地近似于一串圆圈、 近似于螺旋的曲线。 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 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 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 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 直 线性和片面性， 死板和僵化， 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 线性和片面性， 死板和僵化， 认识论根源。 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 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 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 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xii[12]西方数理逻辑是形式逻辑的极致发展。它把被老子称之为“非常 道”的语言都用数字固化和神圣化了。在西式思维方法中，性质固化是分析开展的前提，定量则是定性的前提。近代中国海归学者将这种 思维方式引入中国。在一次会议上我就见到有学者提出“有几根头发 才是秃子” 的问题， 这是典型的通过定量而实现定性例子。 对东方人， 尤其是中国人来说，结果与性质是同一的，而西方人来说程序则与性 质是同一的。程序越不容置疑，性质就越明确。我们去医院看病，西 医的费用多在获取化验数据，没有这些定量数据，就无法定性；中医 的费用则多在药效，分析即号脉则化不了几个钱，甚至不花钱。对中 医来说，治不好病，号脉的过程则无意义。 如果说西方认识方式“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似不客观， 如果说西方认识方式“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似不客观， 长于分析弱于综合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还是使西方在物理世界坐上 头把交椅。 西方数理逻辑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在于物理层面的技术 头把交椅。 进步。比如计算机的出现，是它的物质成果：计算机大大压缩了所有 机械重复性操作，比如文档检索、数学运算等的时间。但计算机（甚 至机器人）最终还是解决不了思维的本原问题，它只能给出“命令” 程序，而不能制造程序及“命令”本身。而没有命令，计算机就不能 工作。命令的制作最终需要的不仅是程序，更是辩证思维，而后者已 越出“物理”的层面。没有人的辩证思维，任何技术都是一筹莫展。 事物——比如可持续发展、 事物——比如可持续发展、 ——比如可持续发展 环保等——的本质性存在， 环保等——的本质性存在， ——的本质性存在 一定也是辩证 的存在。 对事物本质的判断需要的是辩证思维， 而辩证思维则是形而 的存在。 对事物本质的判断需要的是辩证思维， 上学力所不及的领域，而解决这类问题恰恰是我们东方思维的优势。 上学力所不及的领域，而解决这类问题恰恰是我们东方思维的优势。 但仅有辩证思维，技术进步也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只有辩证法加形而 上学才能造成技术的绝对大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文化中的缺点也是它的优点，正如东方文化中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一样。缺点只 不过是优点的过度表现， 而西方文化的优势表现高峰期是近现代的技 术革命和由此带来的工业文明， 但这种文明到今天的过度伸展已使其 进入自我否定，从而需要东方文化矫正阶段。反者道之动，在不同时 期的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矫正恰恰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形式。 但是技术一旦摆脱了人的控制，就会对人类带来灾难；当技术发 展到成为人类发展必须依赖的路径的时候， 技术反成了人类发展的障 碍。目前人类整个生活水平在提高的同时，地球资源贮存总量和环境 质量却在日益下降， 这使资本主义早期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升格为人类 和自然的总矛盾。只要这种效率高于公平、资本高于人的文化价值不 变，结果就不仅仅是阶级或民族的灭亡，而是人类及与其相伴终生的 生态环境的整体毁灭。西方文明使人屈服于技术，公平屈服于效率， 而人权屈服于资本。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中，资本总是逼使公平处于 弱势的一方：在北方世界是“朱门酒肉臭”同时，南方世界则是“路 有冻死骨”。技术的力量在资本的催促下成了破坏环境的和人类的异 化力量。人的自由权利则因屈服于技术而持续萎缩：劳动力不仅不能 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且还日益受到发达国家出台的更严厉、更 苛刻的法律限制；我们在享受因特网通信带来的方便的同时，我们古 老的私信保密道德却为现代技术所摧毁； 卫星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信息 垄断，增强了社会管理的透明度，但与此同时，个人的隐私也裸露无 遗。目前看来，西方文明模式带来的人类发展已不可持续。技术问题 已开始上升到人的问题，经济问题已上升到政治问题。当历史从物的 当历史从物的 世界转入人的世界、 从物理的世界转入精神的世界的时候， 人们又会 世界转入人的世界、 从物理的世界转入精神的世界的时候， 发现，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发现，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政治研究难点是对人的研究，对人的研究是对人的利益的研究。 利益争夺给学术带来的最大困惑是真假难辨”。所谓“兵不厌诈”是 政治领域的常识，伪装在政治斗争中是基本手段。可这在西方的排斥 经验的形式逻辑或数理模型中就很难解决。这些模型建立的前提是 “真”字，但对于真的认识仅靠先验是不能完成的，它多是后天经验 辨别的结果。比如在你的数学模型中有十只羊，但只有猎人才能发现 其中是否有“披着羊皮的狼”。也就是说，当数据进入模型时，就已 被既定为 “真” 了。 这在技术领域可以， 但在社会学领域就绝对不行。 数学模型是人制做的，形式逻辑，尤其是数理逻辑解决不了人心的真 伪。即使经验考验过的“人心”，只要人没死，此时与彼时也是不一 样因而对其真伪是无法确定的。 天下学问， 尤其是社会学科， 绝对不能绕过经验。 不管什么结论， 到真正见招儿的时候，就露出真假。看电视常有关于国际资源问题的 讨论，学者坐在那儿要求各国宽容一点、包容一点、多元一点，站得 更高远一点。我开玩笑说，今后电视此类节目设计，如让参加讨论的 学者先饿三天，然后围着一块馒头讨论粮食安全问题。那时候，学者 的眼睛就不优雅了，他们的眼睛就会死盯着馒头，他们的语言也就不会空谈了，其行为的“宽容”度也就不多了。理论一进入经验，尤其 理论一进入经验， 理论一进入经验 是进入极端经验，就立马显出真假。 是进入极端经验，就立马显出真假。 马显出真假 比较而言，从认识论上看，经验之后获得的知识最有说服力；换 言之，只有经验过的道理才容易为人所接受并形成共识。我们常说， 婆说婆有理， 公说公有理， 这是由于不同人的经验不同， 道理也不同； 同一个道理，面对不同人的不同经验，也会有不同的解释。用一个道 理说服另一个道理，仅凭形式逻辑是不行的。只有在获得具体的经验 之后，尤其是获得失败经验之后，大家接受真理的方向才能趋同。正 如人被反复烧伤后才获得了关于“火”的知识的道理一样，1927 年 “四一二” 大屠杀之后， 中国共产党人才认同了 “枪杆子里边出政权” 道理。事实表明：共识是经验后的结果。一个人的认识是如此，一个 党的认识是如此，一个国家的认识也是如此。对此，19 世纪 60 年代 使松散的德国统一为一个整体并为了阻止威廉二世的冒险扩张政策 而辞职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有深刻的体会，他在回忆录中说：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 才能了解在对外政 策中所犯的错误，而 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 人 ）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 正确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 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济和个人知识、 就能发挥作用。尽管东方和西方人的历史经验大体相同， 但由于其知识生成体系 尽管东方和西方人的历史经验大体相同， 的差异， 的差异， 他们从各自的知识生成体系中生成的认识侧重面是却是不同 马克思这样深刻的思想家， 的。尽管西方不乏像黑格尔、卡尔·马克思这样深刻的思想家，但正 尽管西方不乏像黑格尔、卡尔 马克思这样深刻的思想家 “四大发明” 技术下嫁到西方才能 生儿育女” “生儿育女” 的道理一样， 如东方的 四大发明” 的道理一样， 西方这些大师的思想是在东方才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和传播。 比较而 西方这些大师的思想是在东方才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和传播。 西方的形而上学的知识输入体系， 在实践上是用片面的方式推动 言， 西方的形而上学的知识输入体系， 社会前进；在认识论上，它更贴近物理层面的技术成长规律；而中国 社会前进；在认识论上，它更贴近物理层面的技术成长规律； 经验型知识输入（格物致知、实事求是）体系，在实践上更有利于社 经验型知识输入（格物致知、实事求是）体系，在实践上更有利于社 会的全面（经验生成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全面即实践，认识；再实践， 会的全面（经验生成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全面即实践，认识；再实践， 再认识的过程）与可持续性发展，在认识论上， 再认识的过程）与可持续性发展，在认识论上，则更贴近人类学习能 力的生长规律。 在这种知识体系的熏陶下， 中国人学起物理层面的知 力的生长规律。 在这种知识体系的熏陶下， 识不太难，由此造成中国进步的速度也相对比较快。 识不太难，由此造成中国进步的速度也相对比较快。三、中国的“大学问”，是有立场的学问 中国的“大学问”实事求是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人知识形成的基本方法。 实事求是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人知识形成的基本方法 “实事求是”的思想可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经》，这本书最早称《德 道经》， “德”先“道”后，xiii[13]这说明老子重视的是范畴是“德” 而不是“道”。“德”为“事”，“道”为理。它讲的是从具体“事” 里讲“道”，“道”孕于“德”中。在老子《道德经》中，形而上者 曰“道”，形而下者曰“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意思是说真“德”是有“道”之“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是说那 种徒有虚表的无“道”之“德”，可称为“无德”。这与“道，可道， 非常道”是同类判断句式：意即形而上的“道”是不可言的，而可言 之道则是形而下的，因而不是真“道”；“非常道”，接近于形而下 的“德”。《老子》说万物“道生之，德畜之”，这与管子说的“德 者道之舍”是一个意思，即“德”是“道”的具体物质载体，是事物 的存在方式。“德”与“道”两大范畴奠定了中国经验型文化的哲学 基本。《易•乾》中说的“君子进德修业”，这是“实事求是”、“格 物致知”的最早表述。《大学》的价值就是实事求是。 与西汉在农民战争中覆灭造成“实事求是”命题在东汉提出的道 理一样，xiv[14]大宋灭亡造成明清之际的中国思想界大反思，大反 思推动了中国心学的出现，救亡先救心。宋代知识分子对战国时期的 《大学》中“正心”思想的挖掘及随后王阳明（1472-1529）心学在 明代的出现，，是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大革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 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 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 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是秦汉之际《礼记》中的一篇。宋代从《礼记》中抽出， 大学》是秦汉之际《礼记》中的一篇。宋代从《礼记》中抽出， 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为“四书”，因而它不可避免 论语》、《孟子》、《中庸》并列为“四书” 》、《孟子》、《中庸 地带有宋时“ 地带有宋时“心”学的痕迹。明时，王阳明将心学推向极端并并形成 学的痕迹。明时， 的命题， 完备的思想体系。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xv 的命题 完备的思想体系。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xv[15]的命题，他从心学 的角度深刻地挖掘并极大地发挥了《大学》的心学思想， 的角度深刻地挖掘并极大地发挥了《大学》的心学思想，将“格物” 格物” 与“正心”统为一体，他说： 正心”统为一体 他说：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 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卑之而 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矣。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 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矣。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 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xvi[16] 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xvi[16] 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 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 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 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 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xvii[17] 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xvii[17] 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 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 物者， 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 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 修者， 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 虽亦皆有其名， 而其实只是一事。 xviii 修者， 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 虽亦皆有其名， 而其实只是一事。 [18]王阳明将这些阐释收入其重要著作《大学问》，这部著作反映出 王阳明将这些阐释收入其重要著作《大学问》，这部著作反映出 》， “格物” 境界转入 正心” “正心” 。 此时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重点已从以前的 格物” 王阳明明确指出了这一转变，他说： 王阳明明确指出了这一转变，他说：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 而求之于其外， 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 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 而求之于其外， 也，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生意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莫知有 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生意支离决裂，错杂纷纭， 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 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 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 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则心不 妄动而能静矣。 心不妄动而能静， 则其日用之间， 从容闲暇而能安矣。 妄动而能静矣。 心不妄动而能静， 则其日用之间， 从容闲暇而能安矣。 能安，则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 能安，则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 良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 良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 而能虑矣。 而能虑矣。 能虑则择之无不精， 能虑则择之无不精， 处之无不当， 处之无不当， 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xix[19] 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xix[19]“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具有关 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 节点意义的重要飞跃， 因为它从理论范畴上完成了 客观世界” “主 “客观世界” 和 节点意义的重要飞跃， 观世界” 观世界” 的对接， 的对接， 在实践上也实现了从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 的对接。这两个“对接”的完成，也就打通了“实践—认识— 的对接。这两个“对接”的完成，也就打通了“实践—认识—再实践 的认识循环的接合点。 由此， 用阳明先生的话说， “至 就是 —再认识” 再认识” 的认识循环的接合点。 由此， 用阳明先生的话说， 善于是乎可得矣” 善于是乎可得矣”。 《大学》之问，在于立场，立场在于“正心”，心正方可至善。 “正心”是什么呢？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观世界：就是 至善，就是“新（亲）民”即做新人，就是说你的学问为了什么、为 了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是你的立场、观点、方法论。有什么样 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论。“正心”是用改造客观世界的 “格物”方法先来格心。原来是格外界之物，现在是格自己的心。思 想上先定位，定了“心”位，才能格物，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王阳明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xx[20]，我们常说 “我有一颗中国心”，这都是对自己的“心”做出规定，这就是“正 心”。“正心”了，才能去改造客观世界。这些都是中国文化最基本 的东西。 当然，这种“正心”哲学一旦被推向极端，也会进入自我否定。 理学在南宋时被推向极端，以至要灭人欲，xxi[21]这就走上了邪路。 但不能由此也否定宋明理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伟大贡献。 其中的糟粕 只是思想进步中的反动，这应合了“反者道之动”的道理。四、解决中国的问题，要从中国的经验出发 解决中国的问题，古代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力大无比的英雄叫安泰。安泰的力量来 自大地。每当他同敌人决斗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汲取了新的 力量。同样如果他离开地面，就会因失去力量源泉而变得软弱。后来 他的敌人海格立斯就是通过将安泰举到空中的方法将他杀死。事实 上，中国文化中的“安泰”伟力也源于中国本土；同样的道理，使中 国文化衰落的糟粕也归因于脱离中国实际。历史上中国衰落的时候， 多是中国知识分子脱离中国实际、坐而论道的时候。空论之风宋朝最 盛，朱熹将“理”提到吓人的高度，认为“理”是“器”之本。xxii [22]因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也最令人伤感。从大宋到大明王朝，中 原王朝反复为北方马上民族所颠覆，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大刺激。 他们开始反思： 好好的王朝怎么就一个个的灭亡了？这就激出了人们再次提出“器”与“理”的争论，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如王夫子、顾炎 武、黄宗羲等均反对空论“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 实际学问，王夫之更是直言“无其器 则无其道”。xxiii[23] 其实，器和理的关系还是“格物致知”、事实求是认识方法的继 续，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争论中，知识分子逐渐明确了文章要 有针对性，主张文为时而著，从事物的实践中总结出经验。由此“经 世致用”、“崇实黜虚”实学思潮xxiv[24]也随之高涨，汉代的“实 事求是”重新提出，清乾嘉庆年间的考据学派，则把“实事求是”当 做治学的宗旨和基本方法。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是 实践实学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仅反对坐而论道，而且身体力行，带兵 打仗，拿枪杆子。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他提出的“心外无理” 的唯心命题在当时是很革命的。这种“知行合一”的传统在李鸿章、 曾国藩、张之洞、蒋介石以至毛泽东那里得到极大的张扬并取得巨大 的政治成就。值得说明的是，这种传统与同期的英国培根（1561-16 26）的经验主义和后来美国杜威（1859-1952）的实用主义有相通的 地方，只是后者在西方的地位远不如中国的同行。 清朝灭亡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深， 再次造成中国思想界的 空前震荡，并由此产生了 20 世纪 20 年代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争 论的焦点在于主义在先， 还是问题在先？这实际上还是宋以后 “器” 、 “理”之争和更早的“德”、“道”之争的继续。春秋以来，这个争 论贯穿中国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是推动中国文化进步的动力。今天我们把 “实事求是” 说得太多了， 以至反使人忽视了它深刻的文化价值。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xxv[25]，其实，实事求 是，可不是什么口号，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曾数千年屹立世 界东方并将再次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酵母。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也得益于中国文化的 “实事求是” 精髓。 共产党早期——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和平的调子喊得震天 响，谁都不说那难听活。那时国际流行语是：“我们不要步枪，不要 机枪，不要大炮！我们要和解，要仲裁，要和平！”。xxvi[26]这话 说起来好听，但不管用。当时，陈独秀身上就有浓重的英国和平首相 张伯伦的影子，以为政治不用打仗，系好领带去谈判就行了。陈独秀 打好领带穿上西服后把枪交给了蒋介石，其结果得到“四一二”大屠 杀的回报。那时共产党年轻，没有见过血，而国民党在与清王朝交手 时却是见过血的，所以，人家先下手。“四一二”之前，你若跟共产 党干部说“枪杆子里边出政权”，那谁也不听，他们会指责你说：都 20 世纪了，你将把我党引向何处；我们的党怎么能用军阀那一套搞 革命呢？蒋介石开杀戒后，大家就知道了，当时中国政治手段与军阀 并不遥远。在大流血后，共产党中的书生们才承认“枪杆子里边出政 权”这个连老太太都知道的道理。 但是，怎么用枪杆子，开始共产党还是不承认毛泽东的井冈山经 验，觉得还是洋的好。人们愿意采用比如当时黄埔军校中流行的来自 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那点东西。大家承认洋顾 问李德，xxvii[27]结果就是打不赢。直到 30 万人红军打得剩下 3 万时——10 个人里有 9 个脑袋都掉了——的代价，大家才认识到毛泽 东。 毛泽东思想是什么， 是中国经验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中国 “实 事”中的马列主义，是格中国之“物”后中国化的“致知”。当时毛 泽东与王明争论焦点并不在于主义， 而在于问题； 不在于如何 “致知” 而在于如何“格物”。 毛泽东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最重要的一点，是在 坚持马列主义本体论的前提（这一点与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没有区别） 下，抓住了东方文化的实事求是精髓。自从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之 后，蒋介石就相形见绌了。蒋介石要比毛泽东西化些，他与日本政治 家一样，学的是德国的军事方法。德国那一套，在中国东部平原地区 还行——这使得蒋介石获得北伐的胜利；但在西南山区就派不上用 场， 这是蒋介石屡败共产党于西南并最终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岛的重要 原因。 人穷的时候，眼光就锐利；人没东西的时候，就讲究实事求是； 人穷的时候，眼光就锐利；人没东西的时候，就讲究实事求是； 人一见血， 就不空论； 人在吃饱饭的时候， 就会胡思乱想， 坐而论道。 人一见血， 就不空论； 人在吃饱饭的时候， 就会胡思乱想， 坐而论道。 “四一二”大屠杀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从天上掉到地上，从城里被 赶进山里。 大家从思想上开始接受毛泽东。 毛泽东青年时在方法论 （而 非本体论）上继承的湖南王夫之（船山）的学以致用的思想，也曾与 胡适从杜威那学来的“实用主义”相共鸣。上山后毛泽东写了《反对 本本主义》，从中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格物致知”、“事实 求是”的影子。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 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就是说，研究中国革命的真理首先要靠格中国之“物”后获得的中国经验，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需要经过中国经验的过滤，他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 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 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 经验中才能产生。xxviii[28]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不是排斥性的至少也 是偏颇性的认识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大背景有关。 当时中国知识界有一 个争先恐后与旧世界决裂、与洋世界接轨的热情。这使中国新文化爱 国运动又包裹着强烈的全盘西化的冲动。那个时候要砸孔家店，就连 汉字也有问题了，说它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以至中国知识分子在倒掉 传统文化中的“洗澡水”即文化糟粕的同时，也连其中的“孩子”即 文化精髓一齐倒掉了。“四一二”之后，本来想穿着洋服“轻装”上 阵的共产党却在血泊中不得不穿上草鞋进了山。这些失败的经验，使 共产党再次寻求本土的力量，开始接近“格物致知”、“实事求是” 的道理，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经验 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中国人开始不自信，新中国建立之初，我 们学西方英美没有条件，就学苏联老大哥，学政治、学军事。可双方 合作到关键技术，比如导弹、原子弹技术阶段，人家赫鲁晓夫就不给 我们中国人教了，要撤回苏联专家。这再次迫使中国人立足本土，自力更生，结果国防技术很快就上去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又有些 不自信，觉得国外的月亮还是比中国的圆，硬往人家的怀里钻，要与 国际接轨， 当时为了加入 WTO， 一些知识分子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状态， 说是要“与狼共舞”。与中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的 情形一样， 这时的西方老师还是不认中国 “学生” 硬说 ， “中国威胁” 。 这几年，且不说科索沃炸馆事件，也不说东海撞机事件，就说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明眼人从中不难看出，你对他们怎么好都不行，中国 人给人家把饭都做好了，摆了一桌宴席，他们还要说闲话，说来吃饭 得有条件，而且是政治条件。咱们够诚心了，对他们那么好，完全按 国际标准操作，我们赢得金牌多，他们又说金牌计算标准不对。这我 们就不干了，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标准了。与这个认识过程相吻合的 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又在向本土回归，要与本土结合，就如希腊神话 中的巨人安泰一样，要重新从中国本土中获得伟大力量。中共十六大 中共十六大 以后，中国文化在本土化的路上迅跑：一时间， 以后，中国文化在本土化的路上迅跑：一时间，传统文化涌动大学讲 坛，红歌、原生态民歌等飘红中国大江南北。 红歌、原生态民歌等飘红中国大江南北五、当代中国理论成果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 当代中国理论成果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中国文化经典和至尊的作品都是经验之作。从《论语》、 《史记》 到《资治通鉴》，从“毛选”到“邓选”，在方法论上都有一个共同 特点，就是重经验——有人也称为“重实践”，不空论。从方法论上， 他们都将“格物致知”、“实事求是”、“正心修身”等作为获得经验的重要方法。这使中国的文化形成有鲜明的针对性。不然就如面对 一个饿肚子的山里人讲减肥一样，文不对题。在进行研究之前，中国 文化要求你必须把理论原则经验化： 第一步， “格” 先 出具体的地点、 时间、 具体的人， 然后再针对具体情况做 “致知” 即具体分析的工作， 不然就会空话连篇。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 地，种子若不合土地，那就是无用的种子。这种“格物致知”的方法 是贯穿我们中国文化中的红线，也是中国文化的优势所在。尽管这种 方法——比如中医号脉——的结果没法量化，但它能有效解决问题， 很实用。 我们这样并不是说西方人不讲经验， 不讲实事求是， 不讲辩证法， 我们这样并不是说西方人不讲经验， 不讲实事求是， 不讲辩证法， 比如英国的培根、 美国的杜威哲学都比较重视经验， 黑格尔也是辩证 比如英国的培根、 美国的杜威哲学都比较重视经验， 法大师，克劳塞维茨也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辩证认识，但这些 法大师，克劳塞维茨也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辩证认识， 在西方并没有像中国“四书”那样坐上哲学的头把交椅， 在西方并没有像中国“四书”那样坐上哲学的头把交椅，也不支配西 方的价值观和文明历史。在西方也有一些经典，如亚里士多德的《 方的价值观和文明历史。在西方也有一些经典，如亚里士多德的《政 治学》、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体系》、 治学》、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体系》、 》、马基雅维里的 》、李斯特的 基辛格的《大外交》等等也都是经验之作，也出现过如罗斯福、 基辛格的《大外交》等等也都是经验之作，也出现过如罗斯福、尼克 松这样一些政治实践领袖， 松这样一些政治实践领袖， 这些作品及其政治实践领袖也对西方的历 史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比较而言， 这些作品在西方知识界远没 史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比较而言， 有获得像中国“四书”那样的尊位和高度，正如两位罗斯福xxix[29] 有获得像中国“四书”那样的尊位和高度，正如两位罗斯福xxix xxix 在思想文化界合起来的影响也没有超过威尔逊xxx 一样。 在思想文化界合起来的影响也没有超过威尔逊xxx[30]一样。 xxx 一样 我们在文章的开篇处说过 “人类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人类生存资 源的绝对有限性的矛盾决定了生存斗争是贯穿人类文明进程的绝对底线和动力”。这就是说，民族生存斗争也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动 力。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就是因为富裕中的人已远 离了生存斗争。远离生存斗争的人，就易做秀，喜欢面子而不喜欢里 子。其实，国家发展也存在着“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现象。罗 马崛起于忧患，征服了沉湎于安乐的地中海诸国；后来罗马人又沉湎 于“盛世”，结果为“发于畎亩”xxxi[31]而又处于生存危机之中的 北方“蛮族”所消灭。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滋长了一些 理论脱离实际，形式重于内容、面子大于里子的风气。2008 年一系 列灾变比较集中暴露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比如这几年我们学西方高科 技，技术含量提升得很快。2008 年初，雪灾一来，那些好看不坚固 的交通和通讯线路， 尽管技术含量高， 但不抗冻压， 出现大面积瘫痪。 在军事方面，这些年我们部队装备的技术含量大大提高，但在汶川地 震中，其机动性反倒降低了：面对险急，部队不能迅速进入“战区”； 信息化作战、电脑操作这些高技术手段在汶川大山中不管用， “许三 多”的潇洒也没了，士兵“突击”也不见了。结果只有靠最自然、技 术含量很低的东西：人力加水路。这是因为西方的军事理论与其文化 特点一样，是技术优先，结果人反成了技术的附庸。人随物走，机器 进不去的地方， 人就一筹莫展。 设备太先进了， 部队反失去了机动性。 比较 20 世纪 30 年代毛泽东在这一带打仗如鱼得水， 蒋介石被引得团 团转。为什么？因为蒋介石的军事理论是西方的，人随装备走，毛泽 东是“万物皆备于我”，物随人走。汶川救灾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不能离开传统，中国文化现代 化不能丢掉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精髓。不管什么文化， 不管它多么好看，得接招，得好使，得管用。理论接了招就显真伪。 所以我说中国文化及其体制改革要少一点 “香水味” 多一点 ， “土味” 。 好的文章， 渔民看了从中能闻出 “鱼腥味” 农民看了从中能闻出 ； “粪 土味”；军人看了能从中看到沙场上胜利的希望。香水型文章，只对 超女型学者有用，而对国家建设无用。 理论不为国家利益服务，大宋就是前车之鉴。 理论不为国家利益服务，大宋就是前车之鉴。我们这几年出现国 学热、要恢复传统，但大多都有追求形式而忽视了本真的倾向。有的 教授讲老子、庄子，讲得散淡而潇洒，海阔而天空。但这些香味四散 的文章和演说对一个饥饿的失业者、一个受了欺负却没钱打官司、一 个赚了一辈子钱而买不起一套房的普通打工者——目前这样的人群 日益增加，一个还受霸权主义欺负、主权统一尚未完成的国家的经验 来说真是南辕北辙。 与共产党早期对政治的理解还处于感性阶段的经 历相似，中国今天媒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处在感性和“好玩” 阶段：似乎国学就是穿旗袍、打灯笼，西学就要打领带、穿西服，女 子“开放”就是开背、露肚脐、穿拖鞋。如果是一般百姓，这样的感 性认知当在情理之中，但我们的知识分子就不应这样，知识分子担负 着将百姓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任务， 担负着为中国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历史责任， 应该从中国文化的精髓视角看问题， 讲问题， 将西方的知识经过中国化的经验过滤， 使其能更加有效地为中国人民 服务，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东方民族在世界中曾经是一个引领和支配历史的强势民族。 与西方大规模支配东方的历史始于 15 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现 象巧合， 东方大规模支配西方的历史也是从史前东方蒙古人种对美洲 的征服开始。大约两万年前，一支后来被称作印第安人的蒙古人种从 亚洲渡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在那里曾建立过四个帝国，最重要的是 中美洲的阿滋特克帝国和南美洲的印加帝国。 他们将亚洲同时代的文 明例如用火、 驯犬及某些特殊仪式与医疗方法等带到美洲， xxxii[32] 他们为人类提供了玉米、番薯、西红柿、烟草、可可等作物。印第安 人经过两万多年的分化，遍布美洲，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和语言， 发明过玛雅文字，在天文学方面也相当有成就。 东方人对西方第二拨冲击的就是匈奴人对欧洲的征服。公元前 1 世纪，匈奴人被汉武帝击溃并分化，其中一部分（北匈奴）被迫远走 中亚、顿河、伏尔加河等地。由此引发了在匈奴人头领阿提拉——欧 洲人其称为“上帝之鞭”——驱赶下的民族大西迁浪潮：庞大的人口 涌进君士坦丁堡和东罗马帝国，甚至多瑙河与莱茵河地区，最终在公 元 476 年导致西罗马帝国的垮台。 其中一部分匈奴人就定居在东欧匈 牙利大平原上。 东方文明对西方的第三拨冲击就是蒙古人对欧亚大陆的征服。12 06 年，铁木真被推戴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起东起朝鲜半 岛，西抵波兰、匈牙利，北至西伯利亚俄罗斯诸公国，南达爪洼中南 半岛的横跨欧亚两洲的蒙古帝国。其间，欧亚之间的复杂的国界为蒙 古人的强力统治所打破，以至当时蒙古人夸口说，在东起东海，西至
大历史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和精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摘要：人类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人类生存资源的绝对有限性的矛 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 明进步基本动力。大宋和大明的灭亡造成中国思想界大反思，大反思 推动了中国心学的出现。 救亡先救心。 宋时知识分子对战国时 《大学》 里的“正心”思想的挖掘及明时王阳明心学的出现，是中国思想史上 具有关节点意义的重要飞跃。它在理论范畴上完成了“客观世界”和 “主观世界”的对接，在实践上也实现了从改造客观世界到改造主观 世界的对接。这两个“对接”的完成，也就打通了“实践-认识-再实 践-再认识”的认识循环的基本链环。中国文化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知 识体系， 中国特有的精神层面的知识体系高于西方物理层面的知识体 系。在这种知识体系的熏陶下，中国人学起物理层面的知识不太难， 由此造成中国进步的速度也非常快。 这归因于中国知识体系的上述优 势，归因于我们文化中的“实事求是”精髓。目录 一、中国思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经验型思维 二、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的“大学问”，是有立场的学问 中国的“大学问” 四、解决中国的问题，要从中国的经验出发 解决中国的问题， 五、当代中国理论成果要为中国人民服务， 当代中国理论成果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与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儒家文明的历史要久远得 多。五千多年能存在下来的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的资源丰富的国家， 世界上没有几个，而靠自己力量保存其大国版图的国家，世界大概只 有中国了——印度和埃及的大版图是由于英国的需要而保存下来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 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i[1]中国传统文化是支撑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长期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理由，自然，中国传统文 化也就有其“长处及特点”。下面就此谈谈我的学习体会。一、中国思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经验型思维人类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人类生存资源的绝对有限性的矛盾， 是 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 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 的绝对底线和动力。 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绘画绣花， 其实文明的成长， 也不主要是一个绘画绣花的过程。后者只是前者的包装。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其文明成就曾引 领整个中世纪的世界史。那时候的世界兴的是农业全球化，当时最稀 缺的资源不是石油，也不是天然气，而是耕地。所有的斗争便由此展 开。从孝文帝，铁木真、努尔哈赤、以及对侵入西方世界的匈奴人， 最后基本上都被迫卷入并采用农业生产方式，融入农业全球化。在当 时，不融入农业全球化的民族多为农业民族所征服，正如从事农业的 斯巴达征服从事工商业的希腊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东方人走在了前 面，在这个进程中产生的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主色调的东亚文明，在当 时成了引领世界文明的“火车头”。 与西方相比， 东方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一种更多地涉及精神层面的 经验型学说，它不重视那些形式逻辑的辩论。儒家文化中也有重视形 式逻辑的学说， 但这不占主流——这与经验型思维在西方文化中不占 主流的情形相似。先秦思想家曾有关于“名”“实”之争，就是形式 逻辑和实际经验孰先孰后的争论，但最终都归入“以名举实”ii[2] 共识之中，认为逻辑必须与实际事物的真实性相对应，逻辑只是认识 事物的工具而非事物本身。 这在邓小平那里就直接表述为只重实效的 “不争论”的思想。iii[3]这里说的“逻辑”是指重名轻实的形式逻辑，而不指后来出现的 “辩证逻辑”和“历史逻辑”的概念，相反“辩证逻辑”、“历史逻 辑”在 19 世纪的欧洲出现恰恰说明西方的形式逻辑在向经验回归。 经验的过程就是人类认识中的通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也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过程，毛泽东形象比喻说：你要有知识， 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 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 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 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iv[4]有许多事经验推得通，但逻辑说不通。我们生活中常说的“和而 不同”、“打是亲、骂是爱”等，这些要是翻成英文就很难：既要这 样，又要那样，和了，还不同；打，还是爱？西方人较难理解。但这 对中国人就很容易。对中国人来说，只有经验行得通的道理，才是真 理。邓小平同志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v[5]，农村中农民也常说： 不要讲不打粮食的话，都是这个意思。“要管用”是东方人判断知识 价值的标准。“四书五经”之所以被中国人列入至尊宝典，就是因为 它们都是经验之谈；《大学》之所以是中国儒生必修之书，就是由于 它谈的是如何获取经验性知识的大方法。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国文化 不讲原则，比如中国也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但中国人 的“道”与西方的逻辑原则相比，有着浓重的经验色彩，是“实事”中的“是”，是“格物”后的“致知”，vi[6]是具体事物中的真理。 东方经验最接近 “实事” 中求来的 “是” 而不是 ， “普世” 中的 “是” 。 “实事”变，则“是”变；天变道亦变。 经验型知识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看病， 中医是先“格物”，即具体病情具体分析。中医医 生必须与病人直接接触，这就是望闻问切，不同的病人不同的药方， 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辰，即使对同一病人，其药方也随之改变。 在西方则是一个方子包一类，比如治胃痛，就用胃病药方，至于引起 胃病的原因是不是一样，那就不是内科医生考虑的事。 中国文化重经验，追求简约，解决问题多用减法、除法和约公分 母的方法，至简至美。西方多用加法和乘法，用增加分母解决问题。 你看绘画就能看出来——西方的油画，浓墨重彩，天空都得描彩；中 国画则利用现成的纸白，尽量少用墨，用墨越少，艺术性越高，遵循 老子“道法自然”的原则和“少则得，多则惑”的方法。在医学上， 西医看个小病，要依赖一大堆机器，成本大。一个小小皮肤病，它得 要割下一点皮去化验，不然就说不出什么病。我曾看过一次感冒，看 西医竟花 700 多块钱，其中 500 多块花在数据上，只有 200 块花在药 上。而在中医同样的病，号号脉，不要钱，药费花了五块钱，病第二 天就好了。中医凭经验号脉直接获取病人资料，而西医则依赖机器取 得病人资料。比较而言，中医成本低得多，符合生态整体平衡的要求 和节约原则。在军事上比如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跟西医“化疗” 的方法差不多，对阵双方主力大规模搏杀后决定胜负。而东方的军事理论不是不承认牺牲，我们读读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比较一下克劳塞 维茨的理论， 就会发现， 毛泽东讲究是以较少的牺牲赢得较大的胜利。 他的哲学是“万物皆备于我”vii[7]，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击敌 人是为了保存自己，而保存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集中优势兵 力，将全局中的劣势转变为局部战争战役中的优势。任战场形势变幻 无常，自己却始终不失根本。 改革也是一样，东方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些人批评说这不 是理论，他们不明白：东方是讲经验的，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中的经验 是不一样的，其间的理论也当然是不一样的。 “摸着石头过河”与 摸着石头过河” 中医的号脉是一个道理，一周号一次、一月号一次，有左防左， 中医的号脉是一个道理，一周号一次、一月号一次，有左防左，有右 防右，有阴调阴，有阳调阳 防右，有阴调阴，有阳调阳，进哪个村唱哪首歌，这是“实事求是” 与“格物致知”的另类表述。“实事”变了，其中的“是”就得变。 格物不同，所得到的知识也就不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邓 小平同时期的西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从大手术入手， 直切苏联政治 “心脏”，将本来只是一个“病人”的苏联，硬放在“手术台”上被 肢解成了“死人”。 与西方文化相比， 中国经验型的文化传统蕴藏着丰富的可持续发 展内涵。如《孟子·答梁惠王问》中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 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viii[8]这就是可持续 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维才使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而活力至今不 衰。西方发展重要推动力是靠所谓“马太效应”，即发展以损坏为前提，一部分的发展是以另一部分的衰退为前提；资本家的发展是以工 人阶级的不发展为前提， 这种前提后来转变为北方国家的大发展是以 南方国家的大破坏为前提， 资本中心的发展始终是通过对外围地区的 不发展为前提。东方是农业社会，放眼上下五千年人类发展史，中国 人如果按西方那种不计成本高投入、高消耗的方式，而不是按中国固 有的经验型方式理解农业，恐怕中华文明早就衰落了。ix[9] 有人会说，现在日本、韩国这样的信奉儒家文化的东亚国家，不 也在西式道路上发展起来了吗？其实， 这两个国家他们对于儒教的传 承，只是学其形，没有学其实。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形而上学的。他们 没有学到中国儒学文化的精髓。近代日本采用的是非此即彼的西式 “狼”道，终落个失道寡助并挨了两颗原子弹的下场。与有辩证哲学 涵养的德国人相比，日本人至今竟对其近代失败没有反思能力。同样 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就容易平复，而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 频频作痛。 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印度也是完全不同的样 本，中国整个社会就跟竹子一样，尽管有晃动，但没有离根。而印度 人的文化精髓被英国人铲除的差不多了， 留下了只有像甘地那种的逆 来顺受“非暴力，不合作”文化，这是文化中的糟粕。甘地很像中国 那个靠乞讨办教育的武训，武训在中国受到批判，x[10]甘地在印度 则被尊为“圣雄”。可见，印度的民族文化已被殖民文化腐蚀得没有 自己个性的根了。离开根，离开民族文化的精髓，这个民族就失去了 健康发展的养份。二、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其实，西方文化中那种形而上学式分析方法，既是它的短处也是 它的长处——这与东方文化正好相反。 东方人重综合轻 （形而上学式） 分析的特点使东方人以结果的价值评判过程的价值。比如流行的“不 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说 法，都是比较典型的东方思维特点。西方人正好相反，他们以程序判 断结果：医疗出事故，先查程序是否规范，程序规范，医生就没有责 任。中医不这样，医生的名誉存在于结果之中。 西方的分析方法缺少辩证思维。 西方人分析 “变” 的方法是把 “变” 定格为一个个“不变”的序列，即所谓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前 490约前 36 年）说的“飞矢不动”xi[11]。不变，是西方主流分析方法的 逻辑起点。中国人是将所有不变都看成变，变，是分析的逻辑起点。 比如《易经》中的“易”，就是以变为其逻辑起点。《易经·系辞上 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就是将事物对立面 的变易看为 “道” 的本质。 东方人非常能理解的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而西方人则对此很难理解，比较典型的 中国思维对西方分析性思维的极致成果即“数理逻辑”的反映都比较 迟钝。在形而上学方面，西方人很有天赋，“微积分”是西方形而上 学思维的近代成就：一个“心”学，在西方就要被巴甫洛夫分解为许 多生物神经单元，一个社会学则要被量化为大堆的数学图表，而日益破碎的欧洲版图几乎就是“微积分”式思维的图解说明。中国人解决 问题靠合， 西方靠分。 二战迄今， 欧洲版图越分越小， 现在连科索沃、 南奥塞梯都要独立。 东方人的主流认知 主流认知是经验决定原则， 先验的原则必须服从后天的 主流认知 经验；而西方人的主流认知 主流认知则是先验原则决定现世经验，经验服从原 主流认知 则。先验的原则是固化不变的，而经验是无限变化的，前者是东方认 识论的基础，后者则是西方认识论的基础。对于这种思维差异，列宁 有精彩的论述：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 阴地近似于一串圆圈、 近似于螺旋的曲线。 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 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 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 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 直 线性和片面性， 死板和僵化， 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 线性和片面性， 死板和僵化， 认识论根源。 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 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 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 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xii[12]西方数理逻辑是形式逻辑的极致发展。它把被老子称之为“非常 道”的语言都用数字固化和神圣化了。在西式思维方法中，性质固化是分析开展的前提，定量则是定性的前提。近代中国海归学者将这种 思维方式引入中国。在一次会议上我就见到有学者提出“有几根头发 才是秃子” 的问题， 这是典型的通过定量而实现定性例子。 对东方人， 尤其是中国人来说，结果与性质是同一的，而西方人来说程序则与性 质是同一的。程序越不容置疑，性质就越明确。我们去医院看病，西 医的费用多在获取化验数据，没有这些定量数据，就无法定性；中医 的费用则多在药效，分析即号脉则化不了几个钱，甚至不花钱。对中 医来说，治不好病，号脉的过程则无意义。 如果说西方认识方式“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似不客观， 如果说西方认识方式“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似不客观， 长于分析弱于综合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还是使西方在物理世界坐上 头把交椅。 西方数理逻辑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在于物理层面的技术 头把交椅。 进步。比如计算机的出现，是它的物质成果：计算机大大压缩了所有 机械重复性操作，比如文档检索、数学运算等的时间。但计算机（甚 至机器人）最终还是解决不了思维的本原问题，它只能给出“命令” 程序，而不能制造程序及“命令”本身。而没有命令，计算机就不能 工作。命令的制作最终需要的不仅是程序，更是辩证思维，而后者已 越出“物理”的层面。没有人的辩证思维，任何技术都是一筹莫展。 事物——比如可持续发展、 事物——比如可持续发展、 ——比如可持续发展 环保等——的本质性存在， 环保等——的本质性存在， ——的本质性存在 一定也是辩证 的存在。 对事物本质的判断需要的是辩证思维， 而辩证思维则是形而 的存在。 对事物本质的判断需要的是辩证思维， 上学力所不及的领域，而解决这类问题恰恰是我们东方思维的优势。 上学力所不及的领域，而解决这类问题恰恰是我们东方思维的优势。 但仅有辩证思维，技术进步也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只有辩证法加形而 上学才能造成技术的绝对大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文化中的缺点也是它的优点，正如东方文化中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一样。缺点只 不过是优点的过度表现， 而西方文化的优势表现高峰期是近现代的技 术革命和由此带来的工业文明， 但这种文明到今天的过度伸展已使其 进入自我否定，从而需要东方文化矫正阶段。反者道之动，在不同时 期的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矫正恰恰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形式。 但是技术一旦摆脱了人的控制，就会对人类带来灾难；当技术发 展到成为人类发展必须依赖的路径的时候， 技术反成了人类发展的障 碍。目前人类整个生活水平在提高的同时，地球资源贮存总量和环境 质量却在日益下降， 这使资本主义早期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升格为人类 和自然的总矛盾。只要这种效率高于公平、资本高于人的文化价值不 变，结果就不仅仅是阶级或民族的灭亡，而是人类及与其相伴终生的 生态环境的整体毁灭。西方文明使人屈服于技术，公平屈服于效率， 而人权屈服于资本。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中，资本总是逼使公平处于 弱势的一方：在北方世界是“朱门酒肉臭”同时，南方世界则是“路 有冻死骨”。技术的力量在资本的催促下成了破坏环境的和人类的异 化力量。人的自由权利则因屈服于技术而持续萎缩：劳动力不仅不能 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且还日益受到发达国家出台的更严厉、更 苛刻的法律限制；我们在享受因特网通信带来的方便的同时，我们古 老的私信保密道德却为现代技术所摧毁； 卫星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信息 垄断，增强了社会管理的透明度，但与此同时，个人的隐私也裸露无 遗。目前看来，西方文明模式带来的人类发展已不可持续。技术问题 已开始上升到人的问题，经济问题已上升到政治问题。当历史从物的 当历史从物的 世界转入人的世界、 从物理的世界转入精神的世界的时候， 人们又会 世界转入人的世界、 从物理的世界转入精神的世界的时候， 发现，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发现，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政治研究难点是对人的研究，对人的研究是对人的利益的研究。 利益争夺给学术带来的最大困惑是真假难辨”。所谓“兵不厌诈”是 政治领域的常识，伪装在政治斗争中是基本手段。可这在西方的排斥 经验的形式逻辑或数理模型中就很难解决。这些模型建立的前提是 “真”字，但对于真的认识仅靠先验是不能完成的，它多是后天经验 辨别的结果。比如在你的数学模型中有十只羊，但只有猎人才能发现 其中是否有“披着羊皮的狼”。也就是说，当数据进入模型时，就已 被既定为 “真” 了。 这在技术领域可以， 但在社会学领域就绝对不行。 数学模型是人制做的，形式逻辑，尤其是数理逻辑解决不了人心的真 伪。即使经验考验过的“人心”，只要人没死，此时与彼时也是不一 样因而对其真伪是无法确定的。 天下学问， 尤其是社会学科， 绝对不能绕过经验。 不管什么结论， 到真正见招儿的时候，就露出真假。看电视常有关于国际资源问题的 讨论，学者坐在那儿要求各国宽容一点、包容一点、多元一点，站得 更高远一点。我开玩笑说，今后电视此类节目设计，如让参加讨论的 学者先饿三天，然后围着一块馒头讨论粮食安全问题。那时候，学者 的眼睛就不优雅了，他们的眼睛就会死盯着馒头，他们的语言也就不会空谈了，其行为的“宽容”度也就不多了。理论一进入经验，尤其 理论一进入经验， 理论一进入经验 是进入极端经验，就立马显出真假。 是进入极端经验，就立马显出真假。 马显出真假 比较而言，从认识论上看，经验之后获得的知识最有说服力；换 言之，只有经验过的道理才容易为人所接受并形成共识。我们常说， 婆说婆有理， 公说公有理， 这是由于不同人的经验不同， 道理也不同； 同一个道理，面对不同人的不同经验，也会有不同的解释。用一个道 理说服另一个道理，仅凭形式逻辑是不行的。只有在获得具体的经验 之后，尤其是获得失败经验之后，大家接受真理的方向才能趋同。正 如人被反复烧伤后才获得了关于“火”的知识的道理一样，1927 年 “四一二” 大屠杀之后， 中国共产党人才认同了 “枪杆子里边出政权” 道理。事实表明：共识是经验后的结果。一个人的认识是如此，一个 党的认识是如此，一个国家的认识也是如此。对此，19 世纪 60 年代 使松散的德国统一为一个整体并为了阻止威廉二世的冒险扩张政策 而辞职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有深刻的体会，他在回忆录中说：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 才能了解在对外政 策中所犯的错误，而 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 人 ）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 正确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 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济和个人知识、 就能发挥作用。尽管东方和西方人的历史经验大体相同， 但由于其知识生成体系 尽管东方和西方人的历史经验大体相同， 的差异， 的差异， 他们从各自的知识生成体系中生成的认识侧重面是却是不同 马克思这样深刻的思想家， 的。尽管西方不乏像黑格尔、卡尔·马克思这样深刻的思想家，但正 尽管西方不乏像黑格尔、卡尔 马克思这样深刻的思想家 “四大发明” 技术下嫁到西方才能 生儿育女” “生儿育女” 的道理一样， 如东方的 四大发明” 的道理一样， 西方这些大师的思想是在东方才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和传播。 比较而 西方这些大师的思想是在东方才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和传播。 西方的形而上学的知识输入体系， 在实践上是用片面的方式推动 言， 西方的形而上学的知识输入体系， 社会前进；在认识论上，它更贴近物理层面的技术成长规律；而中国 社会前进；在认识论上，它更贴近物理层面的技术成长规律； 经验型知识输入（格物致知、实事求是）体系，在实践上更有利于社 经验型知识输入（格物致知、实事求是）体系，在实践上更有利于社 会的全面（经验生成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全面即实践，认识；再实践， 会的全面（经验生成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全面即实践，认识；再实践， 再认识的过程）与可持续性发展，在认识论上， 再认识的过程）与可持续性发展，在认识论上，则更贴近人类学习能 力的生长规律。 在这种知识体系的熏陶下， 中国人学起物理层面的知 力的生长规律。 在这种知识体系的熏陶下， 识不太难，由此造成中国进步的速度也相对比较快。 识不太难，由此造成中国进步的速度也相对比较快。三、中国的“大学问”，是有立场的学问 中国的“大学问”实事求是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人知识形成的基本方法。 实事求是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人知识形成的基本方法 “实事求是”的思想可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经》，这本书最早称《德 道经》， “德”先“道”后，xiii[13]这说明老子重视的是范畴是“德” 而不是“道”。“德”为“事”，“道”为理。它讲的是从具体“事” 里讲“道”，“道”孕于“德”中。在老子《道德经》中，形而上者 曰“道”，形而下者曰“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意思是说真“德”是有“道”之“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是说那 种徒有虚表的无“道”之“德”，可称为“无德”。这与“道，可道， 非常道”是同类判断句式：意即形而上的“道”是不可言的，而可言 之道则是形而下的，因而不是真“道”；“非常道”，接近于形而下 的“德”。《老子》说万物“道生之，德畜之”，这与管子说的“德 者道之舍”是一个意思，即“德”是“道”的具体物质载体，是事物 的存在方式。“德”与“道”两大范畴奠定了中国经验型文化的哲学 基本。《易•乾》中说的“君子进德修业”，这是“实事求是”、“格 物致知”的最早表述。《大学》的价值就是实事求是。 与西汉在农民战争中覆灭造成“实事求是”命题在东汉提出的道 理一样，xiv[14]大宋灭亡造成明清之际的中国思想界大反思，大反 思推动了中国心学的出现，救亡先救心。宋代知识分子对战国时期的 《大学》中“正心”思想的挖掘及随后王阳明（1472-1529）心学在 明代的出现，，是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大革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 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 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 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是秦汉之际《礼记》中的一篇。宋代从《礼记》中抽出， 大学》是秦汉之际《礼记》中的一篇。宋代从《礼记》中抽出， 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为“四书”，因而它不可避免 论语》、《孟子》、《中庸》并列为“四书” 》、《孟子》、《中庸 地带有宋时“ 地带有宋时“心”学的痕迹。明时，王阳明将心学推向极端并并形成 学的痕迹。明时， 的命题， 完备的思想体系。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xv 的命题 完备的思想体系。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xv[15]的命题，他从心学 的角度深刻地挖掘并极大地发挥了《大学》的心学思想， 的角度深刻地挖掘并极大地发挥了《大学》的心学思想，将“格物” 格物” 与“正心”统为一体，他说： 正心”统为一体 他说：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 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卑之而 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矣。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 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矣。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 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xvi[16] 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xvi[16] 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 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 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 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 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xvii[17] 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xvii[17] 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 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 物者， 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 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 修者， 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 虽亦皆有其名， 而其实只是一事。 xviii 修者， 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 虽亦皆有其名， 而其实只是一事。 [18]王阳明将这些阐释收入其重要著作《大学问》，这部著作反映出 王阳明将这些阐释收入其重要著作《大学问》，这部著作反映出 》， “格物” 境界转入 正心” “正心” 。 此时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重点已从以前的 格物” 王阳明明确指出了这一转变，他说： 王阳明明确指出了这一转变，他说：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 而求之于其外， 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 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 而求之于其外， 也，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生意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莫知有 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生意支离决裂，错杂纷纭， 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 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 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 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则心不 妄动而能静矣。 心不妄动而能静， 则其日用之间， 从容闲暇而能安矣。 妄动而能静矣。 心不妄动而能静， 则其日用之间， 从容闲暇而能安矣。 能安，则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 能安，则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 良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 良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 而能虑矣。 而能虑矣。 能虑则择之无不精， 能虑则择之无不精， 处之无不当， 处之无不当， 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xix[19] 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xix[19]“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具有关 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 节点意义的重要飞跃， 因为它从理论范畴上完成了 客观世界” “主 “客观世界” 和 节点意义的重要飞跃， 观世界” 观世界” 的对接， 的对接， 在实践上也实现了从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 的对接。这两个“对接”的完成，也就打通了“实践—认识— 的对接。这两个“对接”的完成，也就打通了“实践—认识—再实践 的认识循环的接合点。 由此， 用阳明先生的话说， “至 就是 —再认识” 再认识” 的认识循环的接合点。 由此， 用阳明先生的话说， 善于是乎可得矣” 善于是乎可得矣”。 《大学》之问，在于立场，立场在于“正心”，心正方可至善。 “正心”是什么呢？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观世界：就是 至善，就是“新（亲）民”即做新人，就是说你的学问为了什么、为 了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是你的立场、观点、方法论。有什么样 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论。“正心”是用改造客观世界的 “格物”方法先来格心。原来是格外界之物，现在是格自己的心。思 想上先定位，定了“心”位，才能格物，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王阳明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xx[20]，我们常说 “我有一颗中国心”，这都是对自己的“心”做出规定，这就是“正 心”。“正心”了，才能去改造客观世界。这些都是中国文化最基本 的东西。 当然，这种“正心”哲学一旦被推向极端，也会进入自我否定。 理学在南宋时被推向极端，以至要灭人欲，xxi[21]这就走上了邪路。 但不能由此也否定宋明理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伟大贡献。 其中的糟粕 只是思想进步中的反动，这应合了“反者道之动”的道理。四、解决中国的问题，要从中国的经验出发 解决中国的问题，古代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力大无比的英雄叫安泰。安泰的力量来 自大地。每当他同敌人决斗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汲取了新的 力量。同样如果他离开地面，就会因失去力量源泉而变得软弱。后来 他的敌人海格立斯就是通过将安泰举到空中的方法将他杀死。事实 上，中国文化中的“安泰”伟力也源于中国本土；同样的道理，使中 国文化衰落的糟粕也归因于脱离中国实际。历史上中国衰落的时候， 多是中国知识分子脱离中国实际、坐而论道的时候。空论之风宋朝最 盛，朱熹将“理”提到吓人的高度，认为“理”是“器”之本。xxii [22]因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也最令人伤感。从大宋到大明王朝，中 原王朝反复为北方马上民族所颠覆，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大刺激。 他们开始反思： 好好的王朝怎么就一个个的灭亡了？这就激出了人们再次提出“器”与“理”的争论，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如王夫子、顾炎 武、黄宗羲等均反对空论“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 实际学问，王夫之更是直言“无其器 则无其道”。xxiii[23] 其实，器和理的关系还是“格物致知”、事实求是认识方法的继 续，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争论中，知识分子逐渐明确了文章要 有针对性，主张文为时而著，从事物的实践中总结出经验。由此“经 世致用”、“崇实黜虚”实学思潮xxiv[24]也随之高涨，汉代的“实 事求是”重新提出，清乾嘉庆年间的考据学派，则把“实事求是”当 做治学的宗旨和基本方法。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是 实践实学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仅反对坐而论道，而且身体力行，带兵 打仗，拿枪杆子。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他提出的“心外无理” 的唯心命题在当时是很革命的。这种“知行合一”的传统在李鸿章、 曾国藩、张之洞、蒋介石以至毛泽东那里得到极大的张扬并取得巨大 的政治成就。值得说明的是，这种传统与同期的英国培根（1561-16 26）的经验主义和后来美国杜威（1859-1952）的实用主义有相通的 地方，只是后者在西方的地位远不如中国的同行。 清朝灭亡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深， 再次造成中国思想界的 空前震荡，并由此产生了 20 世纪 20 年代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争 论的焦点在于主义在先， 还是问题在先？这实际上还是宋以后 “器” 、 “理”之争和更早的“德”、“道”之争的继续。春秋以来，这个争 论贯穿中国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是推动中国文化进步的动力。今天我们把 “实事求是” 说得太多了， 以至反使人忽视了它深刻的文化价值。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xxv[25]，其实，实事求 是，可不是什么口号，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曾数千年屹立世 界东方并将再次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酵母。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也得益于中国文化的 “实事求是” 精髓。 共产党早期——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和平的调子喊得震天 响，谁都不说那难听活。那时国际流行语是：“我们不要步枪，不要 机枪，不要大炮！我们要和解，要仲裁，要和平！”。xxvi[26]这话 说起来好听，但不管用。当时，陈独秀身上就有浓重的英国和平首相 张伯伦的影子，以为政治不用打仗，系好领带去谈判就行了。陈独秀 打好领带穿上西服后把枪交给了蒋介石，其结果得到“四一二”大屠 杀的回报。那时共产党年轻，没有见过血，而国民党在与清王朝交手 时却是见过血的，所以，人家先下手。“四一二”之前，你若跟共产 党干部说“枪杆子里边出政权”，那谁也不听，他们会指责你说：都 20 世纪了，你将把我党引向何处；我们的党怎么能用军阀那一套搞 革命呢？蒋介石开杀戒后，大家就知道了，当时中国政治手段与军阀 并不遥远。在大流血后，共产党中的书生们才承认“枪杆子里边出政 权”这个连老太太都知道的道理。 但是，怎么用枪杆子，开始共产党还是不承认毛泽东的井冈山经 验，觉得还是洋的好。人们愿意采用比如当时黄埔军校中流行的来自 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那点东西。大家承认洋顾 问李德，xxvii[27]结果就是打不赢。直到 30 万人红军打得剩下 3 万时——10 个人里有 9 个脑袋都掉了——的代价，大家才认识到毛泽 东。 毛泽东思想是什么， 是中国经验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中国 “实 事”中的马列主义，是格中国之“物”后中国化的“致知”。当时毛 泽东与王明争论焦点并不在于主义， 而在于问题； 不在于如何 “致知” 而在于如何“格物”。 毛泽东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最重要的一点，是在 坚持马列主义本体论的前提（这一点与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没有区别） 下，抓住了东方文化的实事求是精髓。自从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之 后，蒋介石就相形见绌了。蒋介石要比毛泽东西化些，他与日本政治 家一样，学的是德国的军事方法。德国那一套，在中国东部平原地区 还行——这使得蒋介石获得北伐的胜利；但在西南山区就派不上用 场， 这是蒋介石屡败共产党于西南并最终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岛的重要 原因。 人穷的时候，眼光就锐利；人没东西的时候，就讲究实事求是； 人穷的时候，眼光就锐利；人没东西的时候，就讲究实事求是； 人一见血， 就不空论； 人在吃饱饭的时候， 就会胡思乱想， 坐而论道。 人一见血， 就不空论； 人在吃饱饭的时候， 就会胡思乱想， 坐而论道。 “四一二”大屠杀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从天上掉到地上，从城里被 赶进山里。 大家从思想上开始接受毛泽东。 毛泽东青年时在方法论 （而 非本体论）上继承的湖南王夫之（船山）的学以致用的思想，也曾与 胡适从杜威那学来的“实用主义”相共鸣。上山后毛泽东写了《反对 本本主义》，从中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格物致知”、“事实 求是”的影子。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 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就是说，研究中国革命的真理首先要靠格中国之“物”后获得的中国经验，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需要经过中国经验的过滤，他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 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 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 经验中才能产生。xxviii[28]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不是排斥性的至少也 是偏颇性的认识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大背景有关。 当时中国知识界有一 个争先恐后与旧世界决裂、与洋世界接轨的热情。这使中国新文化爱 国运动又包裹着强烈的全盘西化的冲动。那个时候要砸孔家店，就连 汉字也有问题了，说它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以至中国知识分子在倒掉 传统文化中的“洗澡水”即文化糟粕的同时，也连其中的“孩子”即 文化精髓一齐倒掉了。“四一二”之后，本来想穿着洋服“轻装”上 阵的共产党却在血泊中不得不穿上草鞋进了山。这些失败的经验，使 共产党再次寻求本土的力量，开始接近“格物致知”、“实事求是” 的道理，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经验 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中国人开始不自信，新中国建立之初，我 们学西方英美没有条件，就学苏联老大哥，学政治、学军事。可双方 合作到关键技术，比如导弹、原子弹技术阶段，人家赫鲁晓夫就不给 我们中国人教了，要撤回苏联专家。这再次迫使中国人立足本土，自力更生，结果国防技术很快就上去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又有些 不自信，觉得国外的月亮还是比中国的圆，硬往人家的怀里钻，要与 国际接轨， 当时为了加入 WTO， 一些知识分子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状态， 说是要“与狼共舞”。与中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的 情形一样， 这时的西方老师还是不认中国 “学生” 硬说 ， “中国威胁” 。 这几年，且不说科索沃炸馆事件，也不说东海撞机事件，就说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明眼人从中不难看出，你对他们怎么好都不行，中国 人给人家把饭都做好了，摆了一桌宴席，他们还要说闲话，说来吃饭 得有条件，而且是政治条件。咱们够诚心了，对他们那么好，完全按 国际标准操作，我们赢得金牌多，他们又说金牌计算标准不对。这我 们就不干了，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标准了。与这个认识过程相吻合的 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又在向本土回归，要与本土结合，就如希腊神话 中的巨人安泰一样，要重新从中国本土中获得伟大力量。中共十六大 中共十六大 以后，中国文化在本土化的路上迅跑：一时间， 以后，中国文化在本土化的路上迅跑：一时间，传统文化涌动大学讲 坛，红歌、原生态民歌等飘红中国大江南北。 红歌、原生态民歌等飘红中国大江南北五、当代中国理论成果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 当代中国理论成果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中国文化经典和至尊的作品都是经验之作。从《论语》、 《史记》 到《资治通鉴》，从“毛选”到“邓选”，在方法论上都有一个共同 特点，就是重经验——有人也称为“重实践”，不空论。从方法论上， 他们都将“格物致知”、“实事求是”、“正心修身”等作为获得经验的重要方法。这使中国的文化形成有鲜明的针对性。不然就如面对 一个饿肚子的山里人讲减肥一样，文不对题。在进行研究之前，中国 文化要求你必须把理论原则经验化： 第一步， “格” 先 出具体的地点、 时间、 具体的人， 然后再针对具体情况做 “致知” 即具体分析的工作， 不然就会空话连篇。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 地，种子若不合土地，那就是无用的种子。这种“格物致知”的方法 是贯穿我们中国文化中的红线，也是中国文化的优势所在。尽管这种 方法——比如中医号脉——的结果没法量化，但它能有效解决问题， 很实用。 我们这样并不是说西方人不讲经验， 不讲实事求是， 不讲辩证法， 我们这样并不是说西方人不讲经验， 不讲实事求是， 不讲辩证法， 比如英国的培根、 美国的杜威哲学都比较重视经验， 黑格尔也是辩证 比如英国的培根、 美国的杜威哲学都比较重视经验， 法大师，克劳塞维茨也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辩证认识，但这些 法大师，克劳塞维茨也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辩证认识， 在西方并没有像中国“四书”那样坐上哲学的头把交椅， 在西方并没有像中国“四书”那样坐上哲学的头把交椅，也不支配西 方的价值观和文明历史。在西方也有一些经典，如亚里士多德的《 方的价值观和文明历史。在西方也有一些经典，如亚里士多德的《政 治学》、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体系》、 治学》、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体系》、 》、马基雅维里的 》、李斯特的 基辛格的《大外交》等等也都是经验之作，也出现过如罗斯福、 基辛格的《大外交》等等也都是经验之作，也出现过如罗斯福、尼克 松这样一些政治实践领袖， 松这样一些政治实践领袖， 这些作品及其政治实践领袖也对西方的历 史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比较而言， 这些作品在西方知识界远没 史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比较而言， 有获得像中国“四书”那样的尊位和高度，正如两位罗斯福xxix[29] 有获得像中国“四书”那样的尊位和高度，正如两位罗斯福xxix xxix 在思想文化界合起来的影响也没有超过威尔逊xxx 一样。 在思想文化界合起来的影响也没有超过威尔逊xxx[30]一样。 xxx 一样 我们在文章的开篇处说过 “人类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人类生存资 源的绝对有限性的矛盾决定了生存斗争是贯穿人类文明进程的绝对底线和动力”。这就是说，民族生存斗争也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动 力。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就是因为富裕中的人已远 离了生存斗争。远离生存斗争的人，就易做秀，喜欢面子而不喜欢里 子。其实，国家发展也存在着“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现象。罗 马崛起于忧患，征服了沉湎于安乐的地中海诸国；后来罗马人又沉湎 于“盛世”，结果为“发于畎亩”xxxi[31]而又处于生存危机之中的 北方“蛮族”所消灭。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滋长了一些 理论脱离实际，形式重于内容、面子大于里子的风气。2008 年一系 列灾变比较集中暴露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比如这几年我们学西方高科 技，技术含量提升得很快。2008 年初，雪灾一来，那些好看不坚固 的交通和通讯线路， 尽管技术含量高， 但不抗冻压， 出现大面积瘫痪。 在军事方面，这些年我们部队装备的技术含量大大提高，但在汶川地 震中，其机动性反倒降低了：面对险急，部队不能迅速进入“战区”； 信息化作战、电脑操作这些高技术手段在汶川大山中不管用， “许三 多”的潇洒也没了，士兵“突击”也不见了。结果只有靠最自然、技 术含量很低的东西：人力加水路。这是因为西方的军事理论与其文化 特点一样，是技术优先，结果人反成了技术的附庸。人随物走，机器 进不去的地方， 人就一筹莫展。 设备太先进了， 部队反失去了机动性。 比较 20 世纪 30 年代毛泽东在这一带打仗如鱼得水， 蒋介石被引得团 团转。为什么？因为蒋介石的军事理论是西方的，人随装备走，毛泽 东是“万物皆备于我”，物随人走。汶川救灾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不能离开传统，中国文化现代 化不能丢掉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精髓。不管什么文化， 不管它多么好看，得接招，得好使，得管用。理论接了招就显真伪。 所以我说中国文化及其体制改革要少一点 “香水味” 多一点 ， “土味” 。 好的文章， 渔民看了从中能闻出 “鱼腥味” 农民看了从中能闻出 ； “粪 土味”；军人看了能从中看到沙场上胜利的希望。香水型文章，只对 超女型学者有用，而对国家建设无用。 理论不为国家利益服务，大宋就是前车之鉴。 理论不为国家利益服务，大宋就是前车之鉴。我们这几年出现国 学热、要恢复传统，但大多都有追求形式而忽视了本真的倾向。有的 教授讲老子、庄子，讲得散淡而潇洒，海阔而天空。但这些香味四散 的文章和演说对一个饥饿的失业者、一个受了欺负却没钱打官司、一 个赚了一辈子钱而买不起一套房的普通打工者——目前这样的人群 日益增加，一个还受霸权主义欺负、主权统一尚未完成的国家的经验 来说真是南辕北辙。 与共产党早期对政治的理解还处于感性阶段的经 历相似，中国今天媒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处在感性和“好玩” 阶段：似乎国学就是穿旗袍、打灯笼，西学就要打领带、穿西服，女 子“开放”就是开背、露肚脐、穿拖鞋。如果是一般百姓，这样的感 性认知当在情理之中，但我们的知识分子就不应这样，知识分子担负 着将百姓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任务， 担负着为中国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历史责任， 应该从中国文化的精髓视角看问题， 讲问题， 将西方的知识经过中国化的经验过滤， 使其能更加有效地为中国人民 服务，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东方民族在世界中曾经是一个引领和支配历史的强势民族。 与西方大规模支配东方的历史始于 15 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现 象巧合， 东方大规模支配西方的历史也是从史前东方蒙古人种对美洲 的征服开始。大约两万年前，一支后来被称作印第安人的蒙古人种从 亚洲渡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在那里曾建立过四个帝国，最重要的是 中美洲的阿滋特克帝国和南美洲的印加帝国。 他们将亚洲同时代的文 明例如用火、 驯犬及某些特殊仪式与医疗方法等带到美洲， xxxii[32] 他们为人类提供了玉米、番薯、西红柿、烟草、可可等作物。印第安 人经过两万多年的分化，遍布美洲，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和语言， 发明过玛雅文字，在天文学方面也相当有成就。 东方人对西方第二拨冲击的就是匈奴人对欧洲的征服。公元前 1 世纪，匈奴人被汉武帝击溃并分化，其中一部分（北匈奴）被迫远走 中亚、顿河、伏尔加河等地。由此引发了在匈奴人头领阿提拉——欧 洲人其称为“上帝之鞭”——驱赶下的民族大西迁浪潮：庞大的人口 涌进君士坦丁堡和东罗马帝国，甚至多瑙河与莱茵河地区，最终在公 元 476 年导致西罗马帝国的垮台。 其中一部分匈奴人就定居在东欧匈 牙利大平原上。 东方文明对西方的第三拨冲击就是蒙古人对欧亚大陆的征服。12 06 年，铁木真被推戴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起东起朝鲜半 岛，西抵波兰、匈牙利，北至西伯利亚俄罗斯诸公国，南达爪洼中南 半岛的横跨欧亚两洲的蒙古帝国。其间，欧亚之间的复杂的国界为蒙 古人的强力统治所打破，以至当时蒙古人夸口说，在东起东海，西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