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瞿商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0年02期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6-0112-04
过去欧美各国将对中国的研究统称为汉学。传统汉学被欧洲正式确立为一门学科是在1814年，它最初主要是研究汉语与中国文学的专门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汉学的狭隘研究范畴远远不能满足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后来就开始转向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国问题研究。换言之，传统汉学已演化为广义上的中国学。其中，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独占鳌头，并涵盖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本文主要根据《国外社会科学》杂志近年披露的文献，简要评述欧美与全球视域中的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趋势、研究范式与研究主题，以期对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有所借鉴与启示。
一、商业化趋势
商业化趋势一直是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旋律。以美国最为突出，研究成就也最大，并扩散到其他各国的中国学研究之中。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起步较晚，但后来居上，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美国政府、基金会和学术机构开始重视中国问题的研究，并形成前所未有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高潮，占据着国外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主导地位。费正清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父”。改革开放前，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分析时需要大量采用经济学理论与框架，这类研究开始摆脱费正清时代的描述性经济史规范，进入到对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其意义在于研究更具实证性，更有深度，结论更可靠。无论是对中国改革前还是改革后的经济史研究，美国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与商业环境，促进同中国的经济交流，为开拓中国市场服务，即服务于商业化。由于受到美国商业化的迫切要求，美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目的明确，体现了强烈的“美国化”倾向，这一倾向主导着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受到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与方法论的影响，并贯穿在此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之中[1]。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美国化”就是“国际化”。由于这一趋势，美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更侧重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
美国引领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商业化趋势还蔓延到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2004年批准的11项涉及中国问题的研究课题，大多集中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其中2项为对中国商业环境变化的研究(占将近20％)：中国购买者的行为方式；中国的商业社会保护行为。后者系与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合作课题，其商业功能性最为明显[2]。
二、当代化趋势
当代化趋势是商业化趋势与经济史研究的现实功能的自然延伸。面对13亿人口和广袤国土的中国，其市场的开拓深度和广度都有赖于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与工商业环境的了解，因此，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时段大多放在了当代。同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主动开放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国际地位全面提升，各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兴趣大增，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经济史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从研究课题的重点与使用材料上，兴趣主要在当代[3]。
各国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往往是随着双方外交关系的恢复或建立而展开的，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主要服务于各国的宏观决策与内政外交以及增加彼此的了解与商业合作，如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由于地缘相近，经济交流日益增多，对中国研究的这一目的也越来越突出，研究越来越具有深度。越南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制度相近，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具体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政策更有兴趣，同时，它对中国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入WTO的理解、建立经济特区和工业开发区等都有浓厚的研究兴趣[4]。而日本等国的学者，近年来也逐渐转向，更加关注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对象从近代与古代中国经济史转向现代中国经济史。日本还专门建立了“现代中国学会”，主要侧重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1]。早稻田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毛里和子主持的日本文部省重点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主要探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变化，到2001年，该研究成果8卷全部出版，研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历史与国际关系等。其中的经济篇主要是从市场化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2004年出版的论文集《文明对话中的中国》，其经济部分的论文均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如《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中国对外贸易改革与开放战略：政治和经济》、《中国农村发展前景》、《中国税制改革的新进展》、《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等[5]。据一项统计显示，俄罗斯近期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占著作研究的比例分别为21.2％和11.6％，而当代的研究成果数量占52.6％[6]。
三、区域化趋势
区域化趋势符合当代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合理要求。由于地缘优势，区域经济一体化通常更具现实经济意义。因此，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必须要了解区域内部的经济关系，如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东北亚、中国与南亚、中国与非洲等各区域内部的经济关系。
亚洲各国对区域化经济合作的研究最突出。这是因为亚洲各国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甚至彼此的语言由于较多的相互影响也具有某些相似点，为开展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优越条件[7]。如日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从属于东亚研究的范畴(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蒙古、朝鲜与韩国)，是日本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日本“亚洲政经学会”仅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就达到460多人，占学会会员人数近50％[1]。经济问题研究的侧重点也是区域研究议题，如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组织了5个专题研究会，其中就有3个涉及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这3个专题研究会是“现代中国经济与亚洲经济圈的形成”、“现代中国和亚洲的人口生态环境问题”和“中国文化与亚洲的文化共生”。[8]
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把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置于全球视角下进行考察和分析，各种研究课题更多地放在了国际环境下进行比较和分析。因为中国对外部因素的影响，正如外部因素对中国的影响一样越来越大，所以双方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如加州学派对中国现代化的考察就是把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置于全球视角下进行中外全方位的比较。鲍大可的《中国经济的全球视角》，以中国改革开放为政策背景，分析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变化对外部世界与中国自身的影响，较早地提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双面剑”论——改革开放既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对外贸易的增长将使自身更深刻地受到国际市场和价格的影响，使中国经济更加脆弱。因此，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注定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过程，政策调整甚至反复几乎是一个持续的过程。[9]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也是被包括在亚洲或东亚研究之中。越南对开展中越两国之间的边贸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4]。
丹麦中国学研究大家柏思德从三个方面集中研究了中国与全球的经济关系：一是从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角度来看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接轨；二是中国转型过程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三是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以及大公司的竞争力来看中国的地区和全球地位。[10]这样，柏思德实际上把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自觉地置于地区与全球的视域之中。
俄罗斯与中国接壤，这也促进了它对中国的经济研究侧重于两国间区域化经济合作与发展。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是承担这些课题研究的主体。著名的中国学家季塔连科在1998年就主持完成了“俄罗斯远东和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体现了俄罗斯政府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中俄合作前景的关注[11]。
四、微观化与宏观化结合趋势
出于商业化目的，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已经从原来的微观视角，转向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不放弃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主题或研究个案大多围绕某一具体问题展开。例如，日本学者就主要侧重于从微观方面探讨两国经济之间的差异，由于这些差异随中国改革开放而递减，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微观经济的兴趣下降，转而偏重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1]。俄罗斯中国学经济研究成果的内容涵盖了中国的经济方针与政策、经济机制、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经济结构与体制、经济成分、所有制形式、具体的经营方式、产业结构、技术发展与革新、专业化与协作、资源开发与利用、经济效益等各个方面[6]。
印度学者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阶级的划分及富农作用的研究更为全面。这主要源于中印两国经济社会历史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旨在阐明中国的革命与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间的互补性。印度学者比较研究了中国农村公社与印度土地持有及田赋征收制度的废除；同时也深入研究了改革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图将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化。在印度的改革进程中，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印度政府、学术界和公众进行政策评议的参照系。印度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中遵循的邓小平到江泽民的理论，是在综合多种富国裕民思想的同时，努力追寻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上述理念的统领下，当今印度与中国政府领导人都决定对改革进行调整，把发展目标与“三农”、失业和贫困人群的福利制度有效结合起来，这是印度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独特之处。中印两个亚洲发展中大国都没有照搬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改革理念，而是在发展本国生产力并将其置于首要位置的同时，致力于传承各自解放斗争的社会与政治经济目标。[12]
丹麦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他们更加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等宏观经济问题，追求事实性的描述，并把系统理解中国话语作为研究追求的目标。柏思德对中国海南特区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试验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第二阶段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呈现多样化趋势，研究主题大多更加具体，如政治机构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具体领域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私营企业家与私营部门的作用等。[10]
五、跨学科研究趋势
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广泛借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结论往往超出其他国家学者的思维定势，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视角的创新提供了良好借鉴。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阶段，美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侧重于单体研究，如农业、工业、商业等具体领域，主要采取描述性的研究方法。此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趋势日渐形成并明朗，其突出代表是加州学派[13]。美国著名思想库的兰德公司对中国的研究以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为主，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在兰德公司的研究中跃居首位，占比达到27.9％，同时，对中国军事方面的研究比例也迅速增加，反映了美国政府、学者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形成的新兴经济与军事大国地位的关注。[14]日本将中国经济史研究包含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之中，且大多采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7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深受美国同类研究成果与方法论的影响，并延续至今。日本规模最大的区域学会组织是“亚洲政经学会”，折射了日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跨学科趋势。[1]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均由经济学系承担，且多倾向于采用非常正统的经济学研究技巧，这也促进了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化趋势。
六、双边或多边合作化趋势
双边或多边合作化是促进经济史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渠道。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致力于与国内经济史学界进行交流与合作，主要表现为建立交流与合作的机构与机制，通过函信、互访、召开研讨会、交流学者、访问学者、提供可能的资料等方式与方法，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研究。随着欧美各国华人学者的增加，这种对话与合作研究机制更易于建立起来。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留学生、研究生、学者，他们进入到这些国家的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为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沟通渠道。
作者介绍：瞿商，博士，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430073
作者：瞿商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0年02期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6-0112-04
过去欧美各国将对中国的研究统称为汉学。传统汉学被欧洲正式确立为一门学科是在1814年，它最初主要是研究汉语与中国文学的专门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汉学的狭隘研究范畴远远不能满足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后来就开始转向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国问题研究。换言之，传统汉学已演化为广义上的中国学。其中，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独占鳌头，并涵盖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本文主要根据《国外社会科学》杂志近年披露的文献，简要评述欧美与全球视域中的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趋势、研究范式与研究主题，以期对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有所借鉴与启示。
一、商业化趋势
商业化趋势一直是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旋律。以美国最为突出，研究成就也最大，并扩散到其他各国的中国学研究之中。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起步较晚，但后来居上，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美国政府、基金会和学术机构开始重视中国问题的研究，并形成前所未有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高潮，占据着国外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主导地位。费正清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父”。改革开放前，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分析时需要大量采用经济学理论与框架，这类研究开始摆脱费正清时代的描述性经济史规范，进入到对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其意义在于研究更具实证性，更有深度，结论更可靠。无论是对中国改革前还是改革后的经济史研究，美国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与商业环境，促进同中国的经济交流，为开拓中国市场服务，即服务于商业化。由于受到美国商业化的迫切要求，美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目的明确，体现了强烈的“美国化”倾向，这一倾向主导着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受到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与方法论的影响，并贯穿在此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之中[1]。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美国化”就是“国际化”。由于这一趋势，美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更侧重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
美国引领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商业化趋势还蔓延到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2004年批准的11项涉及中国问题的研究课题，大多集中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其中2项为对中国商业环境变化的研究(占将近20％)：中国购买者的行为方式；中国的商业社会保护行为。后者系与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合作课题，其商业功能性最为明显[2]。
二、当代化趋势
当代化趋势是商业化趋势与经济史研究的现实功能的自然延伸。面对13亿人口和广袤国土的中国，其市场的开拓深度和广度都有赖于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与工商业环境的了解，因此，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时段大多放在了当代。同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主动开放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国际地位全面提升，各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兴趣大增，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经济史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从研究课题的重点与使用材料上，兴趣主要在当代[3]。
各国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往往是随着双方外交关系的恢复或建立而展开的，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主要服务于各国的宏观决策与内政外交以及增加彼此的了解与商业合作，如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由于地缘相近，经济交流日益增多，对中国研究的这一目的也越来越突出，研究越来越具有深度。越南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制度相近，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具体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政策更有兴趣，同时，它对中国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入WTO的理解、建立经济特区和工业开发区等都有浓厚的研究兴趣[4]。而日本等国的学者，近年来也逐渐转向，更加关注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对象从近代与古代中国经济史转向现代中国经济史。日本还专门建立了“现代中国学会”，主要侧重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1]。早稻田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毛里和子主持的日本文部省重点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主要探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变化，到2001年，该研究成果8卷全部出版，研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历史与国际关系等。其中的经济篇主要是从市场化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2004年出版的论文集《文明对话中的中国》，其经济部分的论文均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如《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中国对外贸易改革与开放战略：政治和经济》、《中国农村发展前景》、《中国税制改革的新进展》、《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等[5]。据一项统计显示，俄罗斯近期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占著作研究的比例分别为21.2％和11.6％，而当代的研究成果数量占52.6％[6]。
三、区域化趋势
区域化趋势符合当代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合理要求。由于地缘优势，区域经济一体化通常更具现实经济意义。因此，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必须要了解区域内部的经济关系，如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东北亚、中国与南亚、中国与非洲等各区域内部的经济关系。
亚洲各国对区域化经济合作的研究最突出。这是因为亚洲各国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甚至彼此的语言由于较多的相互影响也具有某些相似点，为开展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优越条件[7]。如日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从属于东亚研究的范畴(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蒙古、朝鲜与韩国)，是日本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日本“亚洲政经学会”仅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就达到460多人，占学会会员人数近50％[1]。经济问题研究的侧重点也是区域研究议题，如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组织了5个专题研究会，其中就有3个涉及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这3个专题研究会是“现代中国经济与亚洲经济圈的形成”、“现代中国和亚洲的人口生态环境问题”和“中国文化与亚洲的文化共生”。[8]
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把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置于全球视角下进行考察和分析，各种研究课题更多地放在了国际环境下进行比较和分析。因为中国对外部因素的影响，正如外部因素对中国的影响一样越来越大，所以双方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如加州学派对中国现代化的考察就是把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置于全球视角下进行中外全方位的比较。鲍大可的《中国经济的全球视角》，以中国改革开放为政策背景，分析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变化对外部世界与中国自身的影响，较早地提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双面剑”论——改革开放既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对外贸易的增长将使自身更深刻地受到国际市场和价格的影响，使中国经济更加脆弱。因此，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注定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过程，政策调整甚至反复几乎是一个持续的过程。[9]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也是被包括在亚洲或东亚研究之中。越南对开展中越两国之间的边贸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4]。
丹麦中国学研究大家柏思德从三个方面集中研究了中国与全球的经济关系：一是从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角度来看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接轨；二是中国转型过程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三是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以及大公司的竞争力来看中国的地区和全球地位。[10]这样，柏思德实际上把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自觉地置于地区与全球的视域之中。
俄罗斯与中国接壤，这也促进了它对中国的经济研究侧重于两国间区域化经济合作与发展。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是承担这些课题研究的主体。著名的中国学家季塔连科在1998年就主持完成了“俄罗斯远东和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体现了俄罗斯政府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中俄合作前景的关注[11]。
四、微观化与宏观化结合趋势
出于商业化目的，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已经从原来的微观视角，转向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不放弃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主题或研究个案大多围绕某一具体问题展开。例如，日本学者就主要侧重于从微观方面探讨两国经济之间的差异，由于这些差异随中国改革开放而递减，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微观经济的兴趣下降，转而偏重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1]。俄罗斯中国学经济研究成果的内容涵盖了中国的经济方针与政策、经济机制、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经济结构与体制、经济成分、所有制形式、具体的经营方式、产业结构、技术发展与革新、专业化与协作、资源开发与利用、经济效益等各个方面[6]。
印度学者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阶级的划分及富农作用的研究更为全面。这主要源于中印两国经济社会历史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旨在阐明中国的革命与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间的互补性。印度学者比较研究了中国农村公社与印度土地持有及田赋征收制度的废除；同时也深入研究了改革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图将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化。在印度的改革进程中，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印度政府、学术界和公众进行政策评议的参照系。印度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中遵循的邓小平到江泽民的理论，是在综合多种富国裕民思想的同时，努力追寻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上述理念的统领下，当今印度与中国政府领导人都决定对改革进行调整，把发展目标与“三农”、失业和贫困人群的福利制度有效结合起来，这是印度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独特之处。中印两个亚洲发展中大国都没有照搬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改革理念，而是在发展本国生产力并将其置于首要位置的同时，致力于传承各自解放斗争的社会与政治经济目标。[12]
丹麦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他们更加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等宏观经济问题，追求事实性的描述，并把系统理解中国话语作为研究追求的目标。柏思德对中国海南特区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试验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第二阶段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呈现多样化趋势，研究主题大多更加具体，如政治机构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具体领域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私营企业家与私营部门的作用等。[10]
五、跨学科研究趋势
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广泛借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结论往往超出其他国家学者的思维定势，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视角的创新提供了良好借鉴。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阶段，美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侧重于单体研究，如农业、工业、商业等具体领域，主要采取描述性的研究方法。此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趋势日渐形成并明朗，其突出代表是加州学派[13]。美国著名思想库的兰德公司对中国的研究以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为主，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在兰德公司的研究中跃居首位，占比达到27.9％，同时，对中国军事方面的研究比例也迅速增加，反映了美国政府、学者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形成的新兴经济与军事大国地位的关注。[14]日本将中国经济史研究包含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之中，且大多采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7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深受美国同类研究成果与方法论的影响，并延续至今。日本规模最大的区域学会组织是“亚洲政经学会”，折射了日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跨学科趋势。[1]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均由经济学系承担，且多倾向于采用非常正统的经济学研究技巧，这也促进了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化趋势。
六、双边或多边合作化趋势
双边或多边合作化是促进经济史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渠道。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致力于与国内经济史学界进行交流与合作，主要表现为建立交流与合作的机构与机制，通过函信、互访、召开研讨会、交流学者、访问学者、提供可能的资料等方式与方法，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研究。随着欧美各国华人学者的增加，这种对话与合作研究机制更易于建立起来。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留学生、研究生、学者，他们进入到这些国家的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为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沟通渠道。
作者介绍：瞿商，博士，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43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