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不仅与袁世凯交好，且能与新旧人物同时交好，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仿佛是命中注定，其玄孙徐定茂最终也干了政治。
文_萧三匝
徐世昌后人徐定茂
摄影师提了个绝妙建议：“咱去景山上拍张照片吧。”
不出我所料，徐定茂同意了。采访了他两三个小时，我知道他是个好说话的人。
他供职的单位在沙滩后街，去景山一箭之遥。摄影师鼓动他辛苦一趟，是为了取故宫全景。当徐定茂背对着故宫站定的时候，我恍惚间觉得，徐世昌穿越了晴好春光，正向着景山上的游客走来——这位民国大总统是徐定茂的高祖。他们的身形、相貌，甚至性格，都像极了。
时间退回到百年前，徐世昌的政治生涯在紫禁城及其旁边的中南海走向巅峰。现如今，旧宫阙犹在，换了人间。
徐世昌与袁世凯是一对莫逆。
1879年，徐世昌24岁，任准宁县知事身边文案。徐、袁相识，袁见徐虽衣衫寒素、不修边幅，却满腹经纶抱负，神采飞扬，赞道：“菊人(徐号菊人)，真妙才也!”遂结为兄弟。徐世昌、世光兄弟没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即赠银百两以为川资，徐氏昆仲因此同时中举。4年之后，徐世昌又中进士，入翰林院。
翰林院的冷板凳徐世昌坐了9年，到第十个年头，他向掌院学士李鸿藻介绍了袁世凯。通过李鸿藻，袁又受到李鸿章赏识，李鸿章遂向朝廷荐袁督练新军。这不仅改变了袁世凯的命运，也间接改变了徐世昌的命运。
袁督练新军伊始，就奏请调徐兼任新军秘书长及参谋长，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不在军中时且代理其职。徐由此成为袁最重要的智囊，袁称徐为“大哥”，对徐言听计从。
戊戌那年，当康有为决定发动政变，并力请袁助力时，徐及时向袁进言：“帝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浅，势力薄弱;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袁拜服其言，遂选择了站在后党一边，并得以直上青云。
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帝后西狩，徐护驾在侧。张之洞、袁世凯均上折保荐徐，徐由是渐受重用，先后任巡警部尚书、满兵部尚书、东三省总督。1911年5月，清廷设皇族内阁，徐成为仅有的4名汉人内阁成员之一，并任协理大臣(副总理)。
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震恐，徐力主起用已被黜3年的袁世凯出山对付革命党。皇族无能，不得不同意了徐的提议。此后，袁徐联手，一逼载沣归政，再逼清帝退位，对革命党则先剿、后抚、终和，直到袁接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为止。
1914年5月，袁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任徐为国务卿。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仍起用徐为国务卿。
徐与袁，一文一武，一刚一柔，互为盟友，相辅相成，用徐定茂的话说，“历史上凡是徐世昌支持或者出主意，让袁世凯干的，没有干不成的。”
徐世昌不仅与袁世凯交好，且能与新旧人物同时交好。于新派，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多有过从。他既大办新政，又不自命新党。于旧派，他与奕劻、那桐等交情不浅。入民国后，为避“不忠”之谤，他力辞太保衔，隐居数年。他反对张勋复辟，复辟失败后，又竭力为溥仪卸罪。在私人日记里，只要提及“圣上”、“太后”、“恩赏”等词，他必出格、空行，以示毕恭毕敬。更绝的是，1918年，他当选总统当日，居然还托人请示逊帝溥仪，询其是否恩准。溥仪的意思是，你赶快，你上去了，我们就踏实了，他才就任总统。
他秉持中庸之道，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他祖籍浙江，后迁天津，再迁河南卫辉，凡遇以上三地同僚，他皆自称同乡。行事风格如此，使他左右逢源，官运亨通。有清一代，李鸿章被公认是最会做官之人，慈禧却对荣禄说，“徐世昌或足继李鸿章后乎?”
作为方法论，中庸强调的是平衡、和平与分寸感。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几度爆发府院之争，徐世昌都成为不二的调停人，先是调停黎(元洪)、段(祺瑞)之争，继以调停冯(国璋)、段(祺瑞)矛盾。他之所以能当上总统，实因他是北洋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他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南北休兵，文治天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舆论颇为大胆，他没有镇压运动，查封媒体，而是顺应民意，免去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他甚至还保护过蔡和森、张国焘。
中庸不是骑墙，不是无可无不可，真懂中庸的人必须是有定见、有底线的人。前引徐定茂对徐、袁关系的评论只是前半句，后半句是，“凡是徐世昌反对的事，袁世凯没有干成的”。这主要是指徐反对袁称帝一事。
徐世昌任国务卿后，位高权重，人称“徐相国”，但不久袁世凯逆流而动，图谋称帝。徐见袁主意已定，无可更改，遂选择了缄默，并坚决辞职。在日记里，他表明了自己对兄弟称帝的态度：
世界上有三种有志之人：一为有志仙佛之人，一为有志圣贤之人，一为有志帝王之人。求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求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求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
那段时间，他常嘲笑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发起人杨度。听闻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的消息时，他甚至鼓掌欢迎。
对于徐世昌性格的形成，徐定茂的看法颇值得参考。“他是个典型的读书人，并不是政治家。他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比较深，本身性格就比较温和，不是那种喜欢耍性子的人。他是一步一步起来的，不像官二代或富二代。有人说，辛亥那年，他要是请缨带兵，后来就没有袁世凯什么事儿了。冯国璋、段祺瑞会不会听他的?会。但他极力帮助袁世凯出来，是给袁一个机会，他不会给哥们儿下绊子。说好听点，这是个人品素质的问题。当然，他本身出身贫贱，还是希望国富民强。”
客观而论，中国数千年帝制崩溃之后，必然经历持久的大动荡，稳健者必不能成为乱世中的弄潮儿。乱世英雄，要么手提重兵，要么满口主义，徐世昌这个渐进改良派实无长握国柄的可能。1922年，直奉大战爆发，得胜的直系军人在曹锟、吴佩孚的领导下步步逼宫，徐世昌留下一首述怀诗后，从容归隐林下：
诗坛酒垒厌江湖，眼底纵横见此图。
花月多情如梦幻，川原有恨入榛芜。
客来关辅三霄路，臣本烟波一钓徒。
徐世昌晚年，曾受到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和汉奸金梁等人多次邀请出山，均被其拒绝。1938年冬，他患膀胱癌日重，若遵医嘱，必须到北京做手术。他担心去北京遭日本人暗算，没有答应，终死津门。
徐世昌无子，过继其弟世光长子绪直为子。绪直生延东、延同，延东生保厘、保善(女)、保慈，保厘生定茂、定一。
1949年如一把利刃，割断了很多家族的历史。徐定茂是1949年生人，完全在红旗下长大，父母从来没给他讲过家族故事。只是因为他家住天津著名的五大道，此地遗老遗少云集，相互间不是邻居就是同学、亲戚，这样他才逐渐知道自己的祖上是徐世昌。
徐保厘生于1928年，燕京大学古典文学系毕业，夫妇俩一生都在天津教书。两人教育孩子的理念是：做人要自食其力，政治上要跟党走。
建国后，这个家庭在努力适应新时代，但并没有因此抛弃老规矩。徐定茂小时候，父母就训练他要守规矩，比如，过年要给老人鞠躬;老人过生日，头一天要温寿，第二天要拜寿;用餐时自己要有自己的碟、碗;到别人家做客，进门要先在门边跺跺脚，要脱掉外套抱在怀里;自己家来客了，要起身迎候。“现在有客人来，我都会站起来迎。人家说你别那么客气，我不是客气，我是不由自主的。”徐定茂说。
行事恭谨使徐家人没有在反右运动中陷落，即便是在文革期间，虽然抄家难免，但徐保厘夫妇受的冲击不大，没有挨打，没有剃阴阳头，没有进牛棚。而在1965年，文革尚未爆发，徐定茂就已经从天津考到北京上学了，他也由此躲过了抄家的压力。
徐定茂初中毕业没考高中，上的是中专，北京水力发电学校，学管理。文革爆发后，他才中专一年级，学校里就不再上课了。
那是一个讲出身的年代，对徐定茂来说，家庭出身一直是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初中毕业时，要填家庭出身，出身“黑五类”，就休想躲过历次政治运动。母亲带着他找到了学校政教部主任刘琨——著名歌星刘欢的父亲。“刘琨参加过第一批援藏部队，当时刚从西藏回来，方脸、连毛胡子、很瘦，人非常好。我们问他，我出身算什么。他说，你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你就填‘教员’吧。这人不左，要左就麻烦了，按解放前三年算出身就麻烦了。填‘教员’，虽不是红五类，但也不是黑五类，我就躲过了文革一劫。”徐定茂说。
但他为人实在，在入团申请书上写过一句话，“我出身教员，祖上五代是官僚”——他不敢不跟党交心。
文革中，教员子弟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但徐定茂文笔好，脾气也好，军宣队、工宣队都争抢着请他写批判文章、出大字报、画宣传画，他都不拒绝。不过，就因为他那笔“祖上五代是官僚”，给他带来了麻烦，红卫兵问：你们家官僚，什么官?他就说：先祖是徐世昌。那会儿红卫兵知识非常浅薄，知道袁世凯，看过电影《甲午风云》，知道邓世昌、丁汝昌，反正名讳里都有个“昌”字，就搞混了，以为他祖上是邓世昌。红卫兵又问：你家先人抗不抗日?反不反对李鸿章?徐世昌的确反对日本入侵，且弹劾过李鸿章，徐定茂又不能说他祖上不是邓世昌，只能说抗日、反对李鸿章。红卫兵就说：那行，没你们家事了，你们家是好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李鸿章!
让人称奇的是，就徐定茂这出身，中专毕业那一年还被评为“五好战士”，这使他毕业的时候，居然被分在了北京，而他那一批同学，三分之二去了偏僻省份。
他去的单位是北京电力建设工程公司，当年叫150信箱二大队二连五排三班，这个名称需要作如下翻译：150信箱，公司当时承建邯郸涉县发电厂，代号150工程;二大队就是第二工程处;二连就是锅炉工地;五排是焊接队;三班就是电焊组。他在工程公司干了五六年，建完150工程就建别的电厂，四处跑。
改革开放后，他被调到华北电业管理局物资公司。到了1987年，电力部已经撤销，他厌倦了电力系统复杂的人际关系，想在40岁以前闯出一番天地就得另寻出路。他就去应考亚运会工程指挥部，应聘成功后，负责整个亚运村的工地组织计划。但亚运村工程指挥部不是独立法人，工程结束后，他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即将成立的北辰集团，要么去北京城市开发集团。两边都想留他，从便利家庭考虑，他选择了去开发集团。
在开发集团，他先是干业务，做到集团信息公司法人代表、经理。1998年，集团成立监察处，他被派去当首任处长。
2005年10月，北京城市开发集团与北京天鸿集团合并为首都开发控股集团，中层以上干部人多职少，徐定茂主动提出退职闲处，此举让首开集团首任董事长刘希模无限感慨。
仿佛是命中注定，与他的先祖一样，徐定茂还是干了政治。
1992年，单位通知徐定茂参加一个北京市组织的党外干部学习班。学习班开会，就一个话题：你们都是党外人士，为什么不入党?
“在我前面发言的人有两种：一种人发言就说：党啊，真是妈妈，我真是特别特别想入，但我自己条件特别差，入不上，我老反省。另一种人就说：你看我们单位的书记，孙子似的，绝对不如我，看着他我也不想入党。轮到我发言，我就说：我从小受党的教育，50年代就学习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我一直认为我得跟党走。我没入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入团就非常难，入党，就不费那劲了。我支持党、拥护党，但现在不想入，一个黑麻雀掺合进白鹤群里干嘛?”徐定茂说。
没想到，会上有北京市委统战部的人。徐定茂发完言，那人就问旁坐者：这人叫什么?听了这么多发言，就他的发言特别真实、到位。由此因缘，1995年，徐定茂被北京市委统战部推荐聘为北京市政府监察员，他由此“开始步入政界”。
北京市监察员可以参加北京市监察局组织的活动，可以参加信访接待，可以检查、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比如，城管执法不当，监察员可以当场拦住。或许有人不拿监察员当回事，但徐定茂很看重监察员应该承担的职责。在他办公室里，放满了各行各业邀请他当监察员的聘书，“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包括北京金融系统，我都监察过”。
按规定，北京市监察员顶多只能干4年，监察部监察员可以任两届，5年一届。徐定茂的北京市监察员任期届满后，又被推荐担任监察部监察员。从2000年到2010年，他又担任了10年监察部监察员。2010年后，他成了中国监察学会理事。
因为徐定茂认真履行监察员职责，办了几个重要的案子，1998年，北京市政府又推荐他当政协委员。他是北京市政协九届、十届、十一届委员，十二届特邀委员。在十届、十一届政协期间，他分属经济界，跟毛大庆、任志强等人是一个组。他关于政务分开、货币拆迁等提要，社会反响极大。
“你觉不觉得自己和高祖徐世昌特别像?”我忍不住问。
他还真想过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很有创新精神的人，但办事比较认真，考虑得比较全面，能替对方着想。我喜欢找平衡，政治敏感性强，不知道这一点是不是家传?”徐定茂答。
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徐定茂的性格。他还在亚运村工程指挥部的时候，施工单位都愿意用琉璃河产的水泥，因为便宜，但琉璃河水泥厂生产不过来，指挥部要求必须用一些价格稍贵的唐山水泥。徐的前任处不好与施工单位的关系，老是与对方吵。徐接任后，与施工单位谈，讲了必须用唐山水泥的理由，让对方自己定用两种水泥的比例，双方由此皆大欢喜。
徐世昌有记日记的习惯，从1885年(光绪十一年)始，一直到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去世前的10余天，历时54年，从未间断，集为《韬养斋日记》100卷，藏于徐定茂家，文革中因故遗失一卷。
《韬养斋日记》时间跨度极长，在中国近现代的关键时点(如甲午、戊戌、庚子、辛亥、五四等)，作为当事人，徐世昌均有对相关事件的记录，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但徐氏后人均非史学家，也不想以先祖名望炫世，更考虑到不知袁家、冯家后人的态度，故本无公布、出版日记的计划。
辛亥百年纪念之际，北京市政协找到徐定茂，希望他写一篇纪念文章，他不便推脱，就根据高祖日记写了一篇《辛亥革命时期的徐世昌》。没想到，写作过程中，他发现，历史教科书及胡绳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书存在一个重要失误：这些书都讲袁世凯当年退职彰德时，清廷派徐世昌亲自去劝他出山，并带回了袁开出的条件，但据《韬养斋日记》记载，那段时间徐世昌根本没有去彰德，而是在朝廷上班。一百多年前的徐世昌不可能为一百年后造假，徐定茂就在文章中对史书的记载提出了质疑。政协见稿，评价甚高，并建议他再写几篇，出一本书，他就又写了几篇，2011年出版了《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一书。在书中，他还认为，戊戌政变那年，康有为派出的代表并未见到袁世凯本人。
去年，北京出版集团看到徐定茂出的那本书，极愿出版全套《韬养斋日记》，徐定茂同意出版，但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要出就出全套影印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为历史存真，留待后人评说，因为老先生的日记经常以行草书写，提及人物时称字号不称名，且时常简写名讳。再者，日记无标点符号。此种种情况叠加，若只出编辑、点校本，极易歪曲史实。
北京出版集团接受徐定茂的建议，将于今年年内出版24卷本《韬养斋日记》，前20卷是影印版，后4卷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做的点校版。但对普通读者来说，24卷书价格不菲，徐定茂就建议，仿他的《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再出重要年份的分卷日记，每本书邀请、收集专业、半专业及业余人士写上十来篇文章，后面附上影印的当年日记，读者可各取所需。
“历史是真正的教科书，温故而知新，但现在一些史书不可信。比如戊戌变法，现在流行的都是康梁的叙述，但康梁叙述的真实性很多人都提出了质疑。举例来说，光绪是否给过康有为衣带诏?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拿出铁证来证死它。只有像当事人日记这样的东西大量问世，我们才能对历史有一个全面地认识。”徐定茂说。
显然，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继承先祖中庸遗风的徐定茂并非无可无不可。
徐世昌不仅与袁世凯交好，且能与新旧人物同时交好，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仿佛是命中注定，其玄孙徐定茂最终也干了政治。
文_萧三匝
徐世昌后人徐定茂
摄影师提了个绝妙建议：“咱去景山上拍张照片吧。”
不出我所料，徐定茂同意了。采访了他两三个小时，我知道他是个好说话的人。
他供职的单位在沙滩后街，去景山一箭之遥。摄影师鼓动他辛苦一趟，是为了取故宫全景。当徐定茂背对着故宫站定的时候，我恍惚间觉得，徐世昌穿越了晴好春光，正向着景山上的游客走来——这位民国大总统是徐定茂的高祖。他们的身形、相貌，甚至性格，都像极了。
时间退回到百年前，徐世昌的政治生涯在紫禁城及其旁边的中南海走向巅峰。现如今，旧宫阙犹在，换了人间。
徐世昌与袁世凯是一对莫逆。
1879年，徐世昌24岁，任准宁县知事身边文案。徐、袁相识，袁见徐虽衣衫寒素、不修边幅，却满腹经纶抱负，神采飞扬，赞道：“菊人(徐号菊人)，真妙才也!”遂结为兄弟。徐世昌、世光兄弟没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即赠银百两以为川资，徐氏昆仲因此同时中举。4年之后，徐世昌又中进士，入翰林院。
翰林院的冷板凳徐世昌坐了9年，到第十个年头，他向掌院学士李鸿藻介绍了袁世凯。通过李鸿藻，袁又受到李鸿章赏识，李鸿章遂向朝廷荐袁督练新军。这不仅改变了袁世凯的命运，也间接改变了徐世昌的命运。
袁督练新军伊始，就奏请调徐兼任新军秘书长及参谋长，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不在军中时且代理其职。徐由此成为袁最重要的智囊，袁称徐为“大哥”，对徐言听计从。
戊戌那年，当康有为决定发动政变，并力请袁助力时，徐及时向袁进言：“帝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浅，势力薄弱;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袁拜服其言，遂选择了站在后党一边，并得以直上青云。
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帝后西狩，徐护驾在侧。张之洞、袁世凯均上折保荐徐，徐由是渐受重用，先后任巡警部尚书、满兵部尚书、东三省总督。1911年5月，清廷设皇族内阁，徐成为仅有的4名汉人内阁成员之一，并任协理大臣(副总理)。
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震恐，徐力主起用已被黜3年的袁世凯出山对付革命党。皇族无能，不得不同意了徐的提议。此后，袁徐联手，一逼载沣归政，再逼清帝退位，对革命党则先剿、后抚、终和，直到袁接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为止。
1914年5月，袁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任徐为国务卿。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仍起用徐为国务卿。
徐与袁，一文一武，一刚一柔，互为盟友，相辅相成，用徐定茂的话说，“历史上凡是徐世昌支持或者出主意，让袁世凯干的，没有干不成的。”
徐世昌不仅与袁世凯交好，且能与新旧人物同时交好。于新派，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多有过从。他既大办新政，又不自命新党。于旧派，他与奕劻、那桐等交情不浅。入民国后，为避“不忠”之谤，他力辞太保衔，隐居数年。他反对张勋复辟，复辟失败后，又竭力为溥仪卸罪。在私人日记里，只要提及“圣上”、“太后”、“恩赏”等词，他必出格、空行，以示毕恭毕敬。更绝的是，1918年，他当选总统当日，居然还托人请示逊帝溥仪，询其是否恩准。溥仪的意思是，你赶快，你上去了，我们就踏实了，他才就任总统。
他秉持中庸之道，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他祖籍浙江，后迁天津，再迁河南卫辉，凡遇以上三地同僚，他皆自称同乡。行事风格如此，使他左右逢源，官运亨通。有清一代，李鸿章被公认是最会做官之人，慈禧却对荣禄说，“徐世昌或足继李鸿章后乎?”
作为方法论，中庸强调的是平衡、和平与分寸感。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几度爆发府院之争，徐世昌都成为不二的调停人，先是调停黎(元洪)、段(祺瑞)之争，继以调停冯(国璋)、段(祺瑞)矛盾。他之所以能当上总统，实因他是北洋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他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南北休兵，文治天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舆论颇为大胆，他没有镇压运动，查封媒体，而是顺应民意，免去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他甚至还保护过蔡和森、张国焘。
中庸不是骑墙，不是无可无不可，真懂中庸的人必须是有定见、有底线的人。前引徐定茂对徐、袁关系的评论只是前半句，后半句是，“凡是徐世昌反对的事，袁世凯没有干成的”。这主要是指徐反对袁称帝一事。
徐世昌任国务卿后，位高权重，人称“徐相国”，但不久袁世凯逆流而动，图谋称帝。徐见袁主意已定，无可更改，遂选择了缄默，并坚决辞职。在日记里，他表明了自己对兄弟称帝的态度：
世界上有三种有志之人：一为有志仙佛之人，一为有志圣贤之人，一为有志帝王之人。求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求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求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
那段时间，他常嘲笑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发起人杨度。听闻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的消息时，他甚至鼓掌欢迎。
对于徐世昌性格的形成，徐定茂的看法颇值得参考。“他是个典型的读书人，并不是政治家。他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比较深，本身性格就比较温和，不是那种喜欢耍性子的人。他是一步一步起来的，不像官二代或富二代。有人说，辛亥那年，他要是请缨带兵，后来就没有袁世凯什么事儿了。冯国璋、段祺瑞会不会听他的?会。但他极力帮助袁世凯出来，是给袁一个机会，他不会给哥们儿下绊子。说好听点，这是个人品素质的问题。当然，他本身出身贫贱，还是希望国富民强。”
客观而论，中国数千年帝制崩溃之后，必然经历持久的大动荡，稳健者必不能成为乱世中的弄潮儿。乱世英雄，要么手提重兵，要么满口主义，徐世昌这个渐进改良派实无长握国柄的可能。1922年，直奉大战爆发，得胜的直系军人在曹锟、吴佩孚的领导下步步逼宫，徐世昌留下一首述怀诗后，从容归隐林下：
诗坛酒垒厌江湖，眼底纵横见此图。
花月多情如梦幻，川原有恨入榛芜。
客来关辅三霄路，臣本烟波一钓徒。
徐世昌晚年，曾受到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和汉奸金梁等人多次邀请出山，均被其拒绝。1938年冬，他患膀胱癌日重，若遵医嘱，必须到北京做手术。他担心去北京遭日本人暗算，没有答应，终死津门。
徐世昌无子，过继其弟世光长子绪直为子。绪直生延东、延同，延东生保厘、保善(女)、保慈，保厘生定茂、定一。
1949年如一把利刃，割断了很多家族的历史。徐定茂是1949年生人，完全在红旗下长大，父母从来没给他讲过家族故事。只是因为他家住天津著名的五大道，此地遗老遗少云集，相互间不是邻居就是同学、亲戚，这样他才逐渐知道自己的祖上是徐世昌。
徐保厘生于1928年，燕京大学古典文学系毕业，夫妇俩一生都在天津教书。两人教育孩子的理念是：做人要自食其力，政治上要跟党走。
建国后，这个家庭在努力适应新时代，但并没有因此抛弃老规矩。徐定茂小时候，父母就训练他要守规矩，比如，过年要给老人鞠躬;老人过生日，头一天要温寿，第二天要拜寿;用餐时自己要有自己的碟、碗;到别人家做客，进门要先在门边跺跺脚，要脱掉外套抱在怀里;自己家来客了，要起身迎候。“现在有客人来，我都会站起来迎。人家说你别那么客气，我不是客气，我是不由自主的。”徐定茂说。
行事恭谨使徐家人没有在反右运动中陷落，即便是在文革期间，虽然抄家难免，但徐保厘夫妇受的冲击不大，没有挨打，没有剃阴阳头，没有进牛棚。而在1965年，文革尚未爆发，徐定茂就已经从天津考到北京上学了，他也由此躲过了抄家的压力。
徐定茂初中毕业没考高中，上的是中专，北京水力发电学校，学管理。文革爆发后，他才中专一年级，学校里就不再上课了。
那是一个讲出身的年代，对徐定茂来说，家庭出身一直是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初中毕业时，要填家庭出身，出身“黑五类”，就休想躲过历次政治运动。母亲带着他找到了学校政教部主任刘琨——著名歌星刘欢的父亲。“刘琨参加过第一批援藏部队，当时刚从西藏回来，方脸、连毛胡子、很瘦，人非常好。我们问他，我出身算什么。他说，你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你就填‘教员’吧。这人不左，要左就麻烦了，按解放前三年算出身就麻烦了。填‘教员’，虽不是红五类，但也不是黑五类，我就躲过了文革一劫。”徐定茂说。
但他为人实在，在入团申请书上写过一句话，“我出身教员，祖上五代是官僚”——他不敢不跟党交心。
文革中，教员子弟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但徐定茂文笔好，脾气也好，军宣队、工宣队都争抢着请他写批判文章、出大字报、画宣传画，他都不拒绝。不过，就因为他那笔“祖上五代是官僚”，给他带来了麻烦，红卫兵问：你们家官僚，什么官?他就说：先祖是徐世昌。那会儿红卫兵知识非常浅薄，知道袁世凯，看过电影《甲午风云》，知道邓世昌、丁汝昌，反正名讳里都有个“昌”字，就搞混了，以为他祖上是邓世昌。红卫兵又问：你家先人抗不抗日?反不反对李鸿章?徐世昌的确反对日本入侵，且弹劾过李鸿章，徐定茂又不能说他祖上不是邓世昌，只能说抗日、反对李鸿章。红卫兵就说：那行，没你们家事了，你们家是好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李鸿章!
让人称奇的是，就徐定茂这出身，中专毕业那一年还被评为“五好战士”，这使他毕业的时候，居然被分在了北京，而他那一批同学，三分之二去了偏僻省份。
他去的单位是北京电力建设工程公司，当年叫150信箱二大队二连五排三班，这个名称需要作如下翻译：150信箱，公司当时承建邯郸涉县发电厂，代号150工程;二大队就是第二工程处;二连就是锅炉工地;五排是焊接队;三班就是电焊组。他在工程公司干了五六年，建完150工程就建别的电厂，四处跑。
改革开放后，他被调到华北电业管理局物资公司。到了1987年，电力部已经撤销，他厌倦了电力系统复杂的人际关系，想在40岁以前闯出一番天地就得另寻出路。他就去应考亚运会工程指挥部，应聘成功后，负责整个亚运村的工地组织计划。但亚运村工程指挥部不是独立法人，工程结束后，他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即将成立的北辰集团，要么去北京城市开发集团。两边都想留他，从便利家庭考虑，他选择了去开发集团。
在开发集团，他先是干业务，做到集团信息公司法人代表、经理。1998年，集团成立监察处，他被派去当首任处长。
2005年10月，北京城市开发集团与北京天鸿集团合并为首都开发控股集团，中层以上干部人多职少，徐定茂主动提出退职闲处，此举让首开集团首任董事长刘希模无限感慨。
仿佛是命中注定，与他的先祖一样，徐定茂还是干了政治。
1992年，单位通知徐定茂参加一个北京市组织的党外干部学习班。学习班开会，就一个话题：你们都是党外人士，为什么不入党?
“在我前面发言的人有两种：一种人发言就说：党啊，真是妈妈，我真是特别特别想入，但我自己条件特别差，入不上，我老反省。另一种人就说：你看我们单位的书记，孙子似的，绝对不如我，看着他我也不想入党。轮到我发言，我就说：我从小受党的教育，50年代就学习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我一直认为我得跟党走。我没入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入团就非常难，入党，就不费那劲了。我支持党、拥护党，但现在不想入，一个黑麻雀掺合进白鹤群里干嘛?”徐定茂说。
没想到，会上有北京市委统战部的人。徐定茂发完言，那人就问旁坐者：这人叫什么?听了这么多发言，就他的发言特别真实、到位。由此因缘，1995年，徐定茂被北京市委统战部推荐聘为北京市政府监察员，他由此“开始步入政界”。
北京市监察员可以参加北京市监察局组织的活动，可以参加信访接待，可以检查、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比如，城管执法不当，监察员可以当场拦住。或许有人不拿监察员当回事，但徐定茂很看重监察员应该承担的职责。在他办公室里，放满了各行各业邀请他当监察员的聘书，“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包括北京金融系统，我都监察过”。
按规定，北京市监察员顶多只能干4年，监察部监察员可以任两届，5年一届。徐定茂的北京市监察员任期届满后，又被推荐担任监察部监察员。从2000年到2010年，他又担任了10年监察部监察员。2010年后，他成了中国监察学会理事。
因为徐定茂认真履行监察员职责，办了几个重要的案子，1998年，北京市政府又推荐他当政协委员。他是北京市政协九届、十届、十一届委员，十二届特邀委员。在十届、十一届政协期间，他分属经济界，跟毛大庆、任志强等人是一个组。他关于政务分开、货币拆迁等提要，社会反响极大。
“你觉不觉得自己和高祖徐世昌特别像?”我忍不住问。
他还真想过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很有创新精神的人，但办事比较认真，考虑得比较全面，能替对方着想。我喜欢找平衡，政治敏感性强，不知道这一点是不是家传?”徐定茂答。
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徐定茂的性格。他还在亚运村工程指挥部的时候，施工单位都愿意用琉璃河产的水泥，因为便宜，但琉璃河水泥厂生产不过来，指挥部要求必须用一些价格稍贵的唐山水泥。徐的前任处不好与施工单位的关系，老是与对方吵。徐接任后，与施工单位谈，讲了必须用唐山水泥的理由，让对方自己定用两种水泥的比例，双方由此皆大欢喜。
徐世昌有记日记的习惯，从1885年(光绪十一年)始，一直到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去世前的10余天，历时54年，从未间断，集为《韬养斋日记》100卷，藏于徐定茂家，文革中因故遗失一卷。
《韬养斋日记》时间跨度极长，在中国近现代的关键时点(如甲午、戊戌、庚子、辛亥、五四等)，作为当事人，徐世昌均有对相关事件的记录，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但徐氏后人均非史学家，也不想以先祖名望炫世，更考虑到不知袁家、冯家后人的态度，故本无公布、出版日记的计划。
辛亥百年纪念之际，北京市政协找到徐定茂，希望他写一篇纪念文章，他不便推脱，就根据高祖日记写了一篇《辛亥革命时期的徐世昌》。没想到，写作过程中，他发现，历史教科书及胡绳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书存在一个重要失误：这些书都讲袁世凯当年退职彰德时，清廷派徐世昌亲自去劝他出山，并带回了袁开出的条件，但据《韬养斋日记》记载，那段时间徐世昌根本没有去彰德，而是在朝廷上班。一百多年前的徐世昌不可能为一百年后造假，徐定茂就在文章中对史书的记载提出了质疑。政协见稿，评价甚高，并建议他再写几篇，出一本书，他就又写了几篇，2011年出版了《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一书。在书中，他还认为，戊戌政变那年，康有为派出的代表并未见到袁世凯本人。
去年，北京出版集团看到徐定茂出的那本书，极愿出版全套《韬养斋日记》，徐定茂同意出版，但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要出就出全套影印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为历史存真，留待后人评说，因为老先生的日记经常以行草书写，提及人物时称字号不称名，且时常简写名讳。再者，日记无标点符号。此种种情况叠加，若只出编辑、点校本，极易歪曲史实。
北京出版集团接受徐定茂的建议，将于今年年内出版24卷本《韬养斋日记》，前20卷是影印版，后4卷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做的点校版。但对普通读者来说，24卷书价格不菲，徐定茂就建议，仿他的《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再出重要年份的分卷日记，每本书邀请、收集专业、半专业及业余人士写上十来篇文章，后面附上影印的当年日记，读者可各取所需。
“历史是真正的教科书，温故而知新，但现在一些史书不可信。比如戊戌变法，现在流行的都是康梁的叙述，但康梁叙述的真实性很多人都提出了质疑。举例来说，光绪是否给过康有为衣带诏?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拿出铁证来证死它。只有像当事人日记这样的东西大量问世，我们才能对历史有一个全面地认识。”徐定茂说。
显然，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继承先祖中庸遗风的徐定茂并非无可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