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上了年纪的湖镇人，对“童超”这个名字都不陌生。童超，原名童士英，1913年出生于龙游县湖镇河村。幼年丧父，兄弟四人由母亲抚养长大。家庭的不幸，给童超幼小的心灵刻上深深的伤痕。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7/view-42848.htm 一、意识里有了“革命” 1920年秋，童超进地圩光华小学读书；1923年，人湖镇启明小学读书。1927年1月下旬，龙汤战役打响，经过一番激战，北伐军在湖镇打败了军阀孙传芳的部队。龙游各界人士纷纷组织起来，赶赴湖镇前线慰劳国民革命军官兵。14岁的童超和同学们一起，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北伐军驻地，向部队官兵送上慰问品。从那时开始，他朦朦胧胧的意识里有了“革命”这个词。 童超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秀。1928年秋，他考入省立衢州第八中学师范部，怀着喜悦的心情跨进了这所浙西“最高学府”的大门。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上海文化界在进步人士的努力下，出版了一些进步书籍，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叶圣陶等著名作家的著作，衢州城内的书店里也有出售。童超在上课之余，经常约上几位要好的同学到书店里翻阅进步书籍，几位小青年用省吃俭用积起来的零花钱，各人购买了一本不相同的书，回校后互相交换阅读。童超对进步书籍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学习，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当时，师范部有几位教师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如图画教师程本一、植物教师曾某某等，童超和他们比较接近，在接触、交往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不久，曾老师因宣传革命，遭国民党当局逮捕，这件事对童超后来选择革命道路有着很大的影响。 1931年7月，童超从衢师毕业，经叔父童圣谟介绍，进龙游县城中山小学任教。1933年秋，他辞去中山小学的工作，到杭州师范学校求学。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在这民族危难时期，蒋介石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怀有爱国之心的青年学生，感到苦闷彷徨。1934年秋，杭州师范学校增添了几位进步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罗绳武老师、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周百皆老师、上海师范大学毕业的女教师赵独步。赵老师的丈夫是朱镜我，后来成为新四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牺牲。满腔热血的童超经常向这几位教师请教，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在几位进步教师的指导下，他开始阅读一些哲学类和社会科学类的书。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杭师的革命氛围逐浙浓厚起来。1935年暑假前夕，罗绳武老师召集童超等部分进步学生座谈，他用沉重的语调说：“我不能在这里继续呆下去了，临别前我想向你们提个要求，把进步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读书会。你们都很年轻，不要为时局的艰难而沮丧，要胸怀大志，知难而进，作好为民族献身的思想准备。”当天晚上，童超第一次失眠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想了很多很多…… 二、组织开展学生运动 1935年秋，童超与吕忠铎、邢承藻、咸信、江志大等同学一道发起组织杭州师范学校读书会，有60多人参加。邀请教语文的张同光为指导老师。读书会先后在《浙江商报》副刊上刊登会刊，每半月出版一次，内容是综合性的，由咸信负责编辑，经张同光老师修改后发表。发表在《浙江商报》上的会刊，吸引了学校的广大师生，大家争相传阅，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超出了杭师的范围，辐射到其他学校， 读书会的会刊在商报上刊登几期后，由于思想内容较进步，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遂责令校方强行解散读书会组织，收缴已发行的会刊，读书会被迫停止活动。这件事对童超的打击很大，他感到愤怒和无奈，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选择革命道路的决心。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浙江大学学生施平、黄继武等热血青年决定联合杭州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当时童超任杭师学生会主席，黄继武到杭师找童超，共同研究如何发动和组织好杭州的学生运动。经过精心策划和发动，12月11日下午，由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一万余名师生参加的游行示威活动举行，这次规模巨大的学生爱国运动，得到了杭州市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持。作为主席团成员之一的童超，昂然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学生和群众高涨的革命激情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国民党当局慌了手脚，急忙派出大批军警强行阻拦，游行队伍像黄河激流那样势不可挡，冲破了军警的封锁，直到宝石山日本领事馆前。这时，已是黄昏时分，领事馆大门紧关着铁门，原来灯火辉煌的领事馆大楼突然灯光全部熄灭。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昂的领事馆人员，龟缩在馆内，连头也不敢往外探。童超义愤填膺，带头呼出“打倒日本侵略者”、“还我中华好河山”等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昂的游行队伍中爆发出一阵阵口号声，响彻云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经沸腾过的西子湖，现在又一次冲破宁静的空气，重新咆哮起来了。 示威游行结束后，杭师的学生队伍回到学校。童超刚回到宿舍，就被年级主任谭硕臣叫到办公室去，谭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声色俱厉地说：“我真想不明白，上次发起组织读书会的是你，今天率领学生去游行闹事的又是你，你究竟想干什么?我警告你，今后再不准做出什么出规的事来，否则要严厉地处分你!”但经受过锻炼的童超并未被吓倒，他心中已经确立起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斗的信念，人一旦有了一种崇高的信仰，是什么力量都压不垮、吓不倒的。第二天上午，童超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在浙江大学召开的各校学生代表会议。就在这次会上，正式成立了“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市学联”)，施平任主席，童超当选委员。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组织宣传队、赴工厂农村宣传抗日救国的决定。会后，童超心潮澎湃，正如郑板桥《咏竹》诗所写的：“咬定青山不放松，扎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激情已经点燃，斗争刚刚开始，工作还将继续。 三、奔赴延安 1936年夏，童超在杭师毕业，经校友吴锡泽介绍，到杭州市大径小学任教。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童超在《抗战》刊物上看到延安陕北公学招生的消息，当即写信给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叶剑英主任，很快就收到了办事处寄来的招生简章。于是，童超毅然辞去大径小学的工作，于10月初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与此同时，他把延安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油印件分别寄给杭师和民众实验学校的部分同学。在他的影响下，杭师的吕忠铎、邢承藻，民众实验学校的童坤、吕举敖、雷突呜等都先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陕北公学读书。 和童超一起同赴延安的还有
一位安徽籍青年和一位新加坡华侨。三位热血青年，凭着对共产党的高度信任和对革命事业的追求，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地向延安前进。他们的行为，也许是今天的青年不可思议的，但他们确确实实是那样做了。是什么东西给了他们巨大的力量?答案只有一个：信仰!徒步到达延安后，经学校简单考试，童超被分到第4队，这个队的学员大多是大学和高中文化程度。从此，童超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尽管吃的是小米饭和南瓜，生活相当艰苦，学习也十分紧张，但是学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党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陕北公学作报告，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童超先后聆听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项英等首长作的报告。童超的脑海里，铭刻着永不消逝的一幕：那是严冬里寒风刺骨的一天，身材魁梧的毛泽东主席，身穿一件被火烧了几个洞的棉大衣，在一个大操场露天给学员们作报告。毛泽东的声音宏亮而带有浓重的湖南音，语言风趣幽默，亲切动人。学员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记着，谁也不会感觉到天气的寒冷。有一次毛泽东作报告，童超坐在最前排。休息时，学生拥上前去请毛泽东签字留念，童超捷足先登，递上一本小册子，毛泽东当即在他的册子上写了“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题词。童超如获至宝，将这本小册子如影随形地保存在身边。直至1940年6月，他奉命由长兴转移到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时，因途中要受国民党军警检查，只得将小册子寄存在广德一同志家里。解放后托人去找，却已被遗失，这成为童超的一大憾事。 在延安期间，童超学习努力，表现积极，于1937年11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学校领导决定第三、第四和第五(女生队)队学生提前毕业。学校召开大会，成仿吾校长作动员报告，学生代表作表态发言。1938年2月，学校决定童超、翁修、西梦华、肖华(女)、戚铮音(女)五人回浙江工作，由童超担任组长。童超等5人穿着八路军灰色军服，徒步到西安车站上车，乘火车到了武汉，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而后找到全国“民先”总队负责人李昌，李昌将童超等人介绍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和中共东南分局，随后将关系转到浙江丽水新四军办事处吴毓处。3月中旬，童超等人到达金华，由浙江省抗敌自卫队总司令部上校秘书严北溟和原杭师教师周百皆介绍，到金华县抗敌动员委员会经济组任干事。翁修分配在金华县政工队工作，其他几位一起从延安来的同志安排在抗敌自卫队三支队担任政治工作。4至5月间，从陕北公学毕业先后到浙江工作的同志有王平夷、刘巽云，童坤、沈任重、汤逊安等，都在金华县城做抗战工作。 四、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6月，时任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吴毓到金华与延安来的同志取得联系，并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浙江省地方队部”，童超担任队长，沈任重任组织部长，刘巽云任宣传部长。“民先”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共产党领导的浙江抗敌文化协会及国民党张发奎部队战地服务团，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战地服务团在金华郊区陈村办了一所农民夜校，该团调离金华后，由童超接替，继续把夜校办下去。 1938年8月，童超由何绍章、张西林(后叛党)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仪式放在金华县城何绍章家里举行，由金华县委书记张文岑主持。10月，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安排童超到丽水地委工作，专职担任处属特委“民先”队长兼党团书记，隶属中共丽水特委组织部长张贵卿及周源同志领导。中共丽水县委青年部长曾涛把党员董洛夫、丁兰、王汝海安排到“民先”，和童超一起开展工作。童超的所有费用由党费开支，每月发10元，其中伙食费6元，报刊费、活动费和交通费4元。起初，童超和周源都住在遂昌火柴厂内，到农民家搭伙，不久周源转移到共产党员黄律师家里住，童超搬到省建设厅车朝锦的宿舍里住。车朝锦的宿合很隐蔽，为了安全，童超遵照党组织指示，采取昼住夜出的办法，开展革命工作。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党内“民先”组织。中共浙江省委在温州召开全省特委青年部长会议，丽水特委由特委书记张麒麟和童超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由省委青年部部长王易主持，省委书记刘英作政治报告，省委青年部副部长陈家治传达全国青年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民先”的决定。 1939年5月，由严北溟推荐，童超担任丽水县抗日自卫队中队指导员兼任丽水特委青年委员会委员。同年底，严北溟调任长兴县县长，童超随严到长兴县工作，任县政工队长。国民党特务卫平混入县政工队搞破坏活动，暗中发展特务组织，被政工队队员识破。童超立即召开县政工队党团会议，经研究决定，当晚召开斗争特务大会。在特务身上搜出共产党员名单，斗争会结束后，童超派队员把特务押到严北溟县长处，由县政府严加惩处。 1941年1月，组织上安排童超任中共江苏省句容县委宣传部长。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新的白色恐怖，童超被迫隐蔽在一户贫苦农民家里。这户农民非常贫困，住的是茅草棚，家中一贫如洗。天寒地冻，没有棉被，童超靠稻草盖身保暖，夜里经常被冻醒。尽管环境十分恶劣，童超凭着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意识，一方面想方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一方面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历尽艰辛，终于和县委书记沈世钩取得了联系。至5月中旬，新四军16旅46团到句容开展革命活动，环境遂有好转。中共镇丹句县委成立，吴承任县委书记，童超任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句容县委成立后，组织上任命童超为县委书记。1942年7月，又从句容调到江当漂县任县委副书记兼江当漂县行政委员会副主任。1944年8月，童超被调到中共苏南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抗战胜利后，童超于1945年10月随军北撤山东，在鲁中抗联工作。1947年2月，组织上安排童超参加华东局五莲县土改工作团工作。 五、信仰的力量 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童超随华东局机关南下，被任命为浙江杭县县委书记。1952年5月，调任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副部长。 1953年5月，因工作出色，童超被调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受邓子恢部长直接领导。1957年秋，调回浙江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童超在反右倾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在遭受挫折后，童超对党的深厚感情始终不变，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质。粉碎“四人帮”后，童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担任浙江省政协常委。1982年2月，担任农业厅顾问，直至1985年离休。 2004年，童超因病在杭州去世，享年92岁。 童超的一生，是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他都坚守着共产党人的精神阵地。在白色恐怖时期，在蒙冤受挫的岁月里，他将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置之度外，始终没有退却，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为什么他的精神支柱击不垮、摧不倒?答案只有一个：信仰的力量。 (作者单位：龙游县委党史研究室)
凡是上了年纪的湖镇人，对“童超”这个名字都不陌生。童超，原名童士英，1913年出生于龙游县湖镇河村。幼年丧父，兄弟四人由母亲抚养长大。家庭的不幸，给童超幼小的心灵刻上深深的伤痕。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7/view-42848.htm 一、意识里有了“革命” 1920年秋，童超进地圩光华小学读书；1923年，人湖镇启明小学读书。1927年1月下旬，龙汤战役打响，经过一番激战，北伐军在湖镇打败了军阀孙传芳的部队。龙游各界人士纷纷组织起来，赶赴湖镇前线慰劳国民革命军官兵。14岁的童超和同学们一起，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北伐军驻地，向部队官兵送上慰问品。从那时开始，他朦朦胧胧的意识里有了“革命”这个词。 童超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秀。1928年秋，他考入省立衢州第八中学师范部，怀着喜悦的心情跨进了这所浙西“最高学府”的大门。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上海文化界在进步人士的努力下，出版了一些进步书籍，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叶圣陶等著名作家的著作，衢州城内的书店里也有出售。童超在上课之余，经常约上几位要好的同学到书店里翻阅进步书籍，几位小青年用省吃俭用积起来的零花钱，各人购买了一本不相同的书，回校后互相交换阅读。童超对进步书籍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学习，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当时，师范部有几位教师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如图画教师程本一、植物教师曾某某等，童超和他们比较接近，在接触、交往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不久，曾老师因宣传革命，遭国民党当局逮捕，这件事对童超后来选择革命道路有着很大的影响。 1931年7月，童超从衢师毕业，经叔父童圣谟介绍，进龙游县城中山小学任教。1933年秋，他辞去中山小学的工作，到杭州师范学校求学。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在这民族危难时期，蒋介石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怀有爱国之心的青年学生，感到苦闷彷徨。1934年秋，杭州师范学校增添了几位进步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罗绳武老师、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周百皆老师、上海师范大学毕业的女教师赵独步。赵老师的丈夫是朱镜我，后来成为新四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牺牲。满腔热血的童超经常向这几位教师请教，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在几位进步教师的指导下，他开始阅读一些哲学类和社会科学类的书。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杭师的革命氛围逐浙浓厚起来。1935年暑假前夕，罗绳武老师召集童超等部分进步学生座谈，他用沉重的语调说：“我不能在这里继续呆下去了，临别前我想向你们提个要求，把进步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读书会。你们都很年轻，不要为时局的艰难而沮丧，要胸怀大志，知难而进，作好为民族献身的思想准备。”当天晚上，童超第一次失眠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想了很多很多…… 二、组织开展学生运动 1935年秋，童超与吕忠铎、邢承藻、咸信、江志大等同学一道发起组织杭州师范学校读书会，有60多人参加。邀请教语文的张同光为指导老师。读书会先后在《浙江商报》副刊上刊登会刊，每半月出版一次，内容是综合性的，由咸信负责编辑，经张同光老师修改后发表。发表在《浙江商报》上的会刊，吸引了学校的广大师生，大家争相传阅，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超出了杭师的范围，辐射到其他学校， 读书会的会刊在商报上刊登几期后，由于思想内容较进步，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遂责令校方强行解散读书会组织，收缴已发行的会刊，读书会被迫停止活动。这件事对童超的打击很大，他感到愤怒和无奈，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选择革命道路的决心。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浙江大学学生施平、黄继武等热血青年决定联合杭州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当时童超任杭师学生会主席，黄继武到杭师找童超，共同研究如何发动和组织好杭州的学生运动。经过精心策划和发动，12月11日下午，由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一万余名师生参加的游行示威活动举行，这次规模巨大的学生爱国运动，得到了杭州市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持。作为主席团成员之一的童超，昂然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学生和群众高涨的革命激情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国民党当局慌了手脚，急忙派出大批军警强行阻拦，游行队伍像黄河激流那样势不可挡，冲破了军警的封锁，直到宝石山日本领事馆前。这时，已是黄昏时分，领事馆大门紧关着铁门，原来灯火辉煌的领事馆大楼突然灯光全部熄灭。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昂的领事馆人员，龟缩在馆内，连头也不敢往外探。童超义愤填膺，带头呼出“打倒日本侵略者”、“还我中华好河山”等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昂的游行队伍中爆发出一阵阵口号声，响彻云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经沸腾过的西子湖，现在又一次冲破宁静的空气，重新咆哮起来了。 示威游行结束后，杭师的学生队伍回到学校。童超刚回到宿舍，就被年级主任谭硕臣叫到办公室去，谭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声色俱厉地说：“我真想不明白，上次发起组织读书会的是你，今天率领学生去游行闹事的又是你，你究竟想干什么?我警告你，今后再不准做出什么出规的事来，否则要严厉地处分你!”但经受过锻炼的童超并未被吓倒，他心中已经确立起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斗的信念，人一旦有了一种崇高的信仰，是什么力量都压不垮、吓不倒的。第二天上午，童超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在浙江大学召开的各校学生代表会议。就在这次会上，正式成立了“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市学联”)，施平任主席，童超当选委员。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组织宣传队、赴工厂农村宣传抗日救国的决定。会后，童超心潮澎湃，正如郑板桥《咏竹》诗所写的：“咬定青山不放松，扎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激情已经点燃，斗争刚刚开始，工作还将继续。 三、奔赴延安 1936年夏，童超在杭师毕业，经校友吴锡泽介绍，到杭州市大径小学任教。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童超在《抗战》刊物上看到延安陕北公学招生的消息，当即写信给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叶剑英主任，很快就收到了办事处寄来的招生简章。于是，童超毅然辞去大径小学的工作，于10月初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与此同时，他把延安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油印件分别寄给杭师和民众实验学校的部分同学。在他的影响下，杭师的吕忠铎、邢承藻，民众实验学校的童坤、吕举敖、雷突呜等都先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陕北公学读书。 和童超一起同赴延安的还有
一位安徽籍青年和一位新加坡华侨。三位热血青年，凭着对共产党的高度信任和对革命事业的追求，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地向延安前进。他们的行为，也许是今天的青年不可思议的，但他们确确实实是那样做了。是什么东西给了他们巨大的力量?答案只有一个：信仰!徒步到达延安后，经学校简单考试，童超被分到第4队，这个队的学员大多是大学和高中文化程度。从此，童超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尽管吃的是小米饭和南瓜，生活相当艰苦，学习也十分紧张，但是学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党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陕北公学作报告，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童超先后聆听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项英等首长作的报告。童超的脑海里，铭刻着永不消逝的一幕：那是严冬里寒风刺骨的一天，身材魁梧的毛泽东主席，身穿一件被火烧了几个洞的棉大衣，在一个大操场露天给学员们作报告。毛泽东的声音宏亮而带有浓重的湖南音，语言风趣幽默，亲切动人。学员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记着，谁也不会感觉到天气的寒冷。有一次毛泽东作报告，童超坐在最前排。休息时，学生拥上前去请毛泽东签字留念，童超捷足先登，递上一本小册子，毛泽东当即在他的册子上写了“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题词。童超如获至宝，将这本小册子如影随形地保存在身边。直至1940年6月，他奉命由长兴转移到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时，因途中要受国民党军警检查，只得将小册子寄存在广德一同志家里。解放后托人去找，却已被遗失，这成为童超的一大憾事。 在延安期间，童超学习努力，表现积极，于1937年11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学校领导决定第三、第四和第五(女生队)队学生提前毕业。学校召开大会，成仿吾校长作动员报告，学生代表作表态发言。1938年2月，学校决定童超、翁修、西梦华、肖华(女)、戚铮音(女)五人回浙江工作，由童超担任组长。童超等5人穿着八路军灰色军服，徒步到西安车站上车，乘火车到了武汉，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而后找到全国“民先”总队负责人李昌，李昌将童超等人介绍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和中共东南分局，随后将关系转到浙江丽水新四军办事处吴毓处。3月中旬，童超等人到达金华，由浙江省抗敌自卫队总司令部上校秘书严北溟和原杭师教师周百皆介绍，到金华县抗敌动员委员会经济组任干事。翁修分配在金华县政工队工作，其他几位一起从延安来的同志安排在抗敌自卫队三支队担任政治工作。4至5月间，从陕北公学毕业先后到浙江工作的同志有王平夷、刘巽云，童坤、沈任重、汤逊安等，都在金华县城做抗战工作。 四、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6月，时任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吴毓到金华与延安来的同志取得联系，并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浙江省地方队部”，童超担任队长，沈任重任组织部长，刘巽云任宣传部长。“民先”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共产党领导的浙江抗敌文化协会及国民党张发奎部队战地服务团，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战地服务团在金华郊区陈村办了一所农民夜校，该团调离金华后，由童超接替，继续把夜校办下去。 1938年8月，童超由何绍章、张西林(后叛党)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仪式放在金华县城何绍章家里举行，由金华县委书记张文岑主持。10月，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安排童超到丽水地委工作，专职担任处属特委“民先”队长兼党团书记，隶属中共丽水特委组织部长张贵卿及周源同志领导。中共丽水县委青年部长曾涛把党员董洛夫、丁兰、王汝海安排到“民先”，和童超一起开展工作。童超的所有费用由党费开支，每月发10元，其中伙食费6元，报刊费、活动费和交通费4元。起初，童超和周源都住在遂昌火柴厂内，到农民家搭伙，不久周源转移到共产党员黄律师家里住，童超搬到省建设厅车朝锦的宿舍里住。车朝锦的宿合很隐蔽，为了安全，童超遵照党组织指示，采取昼住夜出的办法，开展革命工作。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党内“民先”组织。中共浙江省委在温州召开全省特委青年部长会议，丽水特委由特委书记张麒麟和童超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由省委青年部部长王易主持，省委书记刘英作政治报告，省委青年部副部长陈家治传达全国青年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民先”的决定。 1939年5月，由严北溟推荐，童超担任丽水县抗日自卫队中队指导员兼任丽水特委青年委员会委员。同年底，严北溟调任长兴县县长，童超随严到长兴县工作，任县政工队长。国民党特务卫平混入县政工队搞破坏活动，暗中发展特务组织，被政工队队员识破。童超立即召开县政工队党团会议，经研究决定，当晚召开斗争特务大会。在特务身上搜出共产党员名单，斗争会结束后，童超派队员把特务押到严北溟县长处，由县政府严加惩处。 1941年1月，组织上安排童超任中共江苏省句容县委宣传部长。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新的白色恐怖，童超被迫隐蔽在一户贫苦农民家里。这户农民非常贫困，住的是茅草棚，家中一贫如洗。天寒地冻，没有棉被，童超靠稻草盖身保暖，夜里经常被冻醒。尽管环境十分恶劣，童超凭着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意识，一方面想方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一方面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历尽艰辛，终于和县委书记沈世钩取得了联系。至5月中旬，新四军16旅46团到句容开展革命活动，环境遂有好转。中共镇丹句县委成立，吴承任县委书记，童超任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句容县委成立后，组织上任命童超为县委书记。1942年7月，又从句容调到江当漂县任县委副书记兼江当漂县行政委员会副主任。1944年8月，童超被调到中共苏南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抗战胜利后，童超于1945年10月随军北撤山东，在鲁中抗联工作。1947年2月，组织上安排童超参加华东局五莲县土改工作团工作。 五、信仰的力量 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童超随华东局机关南下，被任命为浙江杭县县委书记。1952年5月，调任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副部长。 1953年5月，因工作出色，童超被调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受邓子恢部长直接领导。1957年秋，调回浙江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童超在反右倾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在遭受挫折后，童超对党的深厚感情始终不变，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质。粉碎“四人帮”后，童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担任浙江省政协常委。1982年2月，担任农业厅顾问，直至1985年离休。 2004年，童超因病在杭州去世，享年92岁。 童超的一生，是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他都坚守着共产党人的精神阵地。在白色恐怖时期，在蒙冤受挫的岁月里，他将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置之度外，始终没有退却，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为什么他的精神支柱击不垮、摧不倒?答案只有一个：信仰的力量。 (作者单位：龙游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