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海冤案：未完成的救赎
类别:时事评论 浏览量:1813
版次:TM01 版名:南方评论 封面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5-16
作者:宋志标 原创 手机看新闻 全国订报
摘要：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就赵作海案连续几日更新博文。看得出，这位有着极高声誉的法学家无意再去分析冤案的法理。言辞之间，失望与愤懑并存。确实，贺卫方在博文中提供了多篇旧文，述及的都是冤案中必不可少的刑讯逼供、嫌疑人权利被剥夺、政法委协调办案等要素。这些写于十多年前的文章至今适用，这说明中国式冤案的机理重复作恶，法治设想并无超越现实。
泪流满面的赵作海 新京报供图
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就赵作海案连续几日更新博文。看得出，这位有着极高声誉的法学家无意再去分析冤案的法理。言辞之间，失望与愤懑并存。确实，贺卫方在博文中提供了多篇旧文，述及的都是冤案中必不可少的刑讯逼供、嫌疑人权利被剥夺、政法委协调办案等要素。这些写于十多年前的文章至今适用，这说明中国式冤案的机理重复作恶，法治设想并无超越现实。
不过，像贺卫方这样敢于挺身斥责的法学教授并不多。目之所及，国内法学界和司法界这次整体失语，对冤案昭雪的谴责主要由评论者在大众媒体上集体完成。而经过杜培武、佘祥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等冤案的“训练”，舆论早已洞察了司法制度的弊病。赵作海案甫一曝光，几乎用不着任何启蒙，大众就明了冤案的因果关系。对问题的议论汗牛充栋，唯独在方法论上徘徊不前。
建设性的意见一点也不复杂。中国式冤案陈因相袭，若要尽可能地防止它们一再重演，对策无非是被一再重申的那些：比如，确保律师不受干扰地工作，削弱公安局过度膨胀的侦查权力，对刑逼求取的证据一律不予采信，尤其是司法独立性的改革，解放公检法的职权，并使之相互钳制。可以说，诸如此类的策论已经很清楚，关键在于是否有决心实施。
对此，舆论的表现要么避开不谈，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因此，很容易看到，舆论在为冤案提供解决路径上颇有忌讳。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阻隔在问题与办法之间。说也说不得，说也说不爽利。尽管有委婉的建言，也仅仅是点到为止。例如，北京学者秋风就建议由法院院长担任政法委书记，或者由独立中立的第三方担任（《南方都市报》5月12日《把颠倒的司法权威正过来》）。秋风未提及的是，假如一统司法过程的法院枉法，检察院是否敢抗辩呢？关于这些相似的疑虑，没人给出确实回答。又要洗清冤案，又要维持现状不变，导致语塞。一方面是冤案的问题论述很多，另一方面是对制约方法的论述期期艾艾。舆情在中国式冤案的表达中异常纠结。
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可是，制度上的订正被视为最有效，同时也是最难办的。所有的冤案都有白纸黑字的判决书写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这八个字同样可以用来形容冤案的原理，可谁来执行呢？似乎没有人对这个核心问题负责。舆论心知肚明，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对照已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等人，以及赵作海冤案中对司法人员模糊问责，此种无力感太强烈。
控诉，人们对重叠循环的冤案只剩下控诉了。评论人士马青的看法是：“控诉应该是最糟糕的一个角度，很容易就把生命内在冲突的成分给忽略了，简化为人与环境的冲突，有一部分要算是栽赃。但也许控诉是最有号召力与感染力的，这是多么不诚恳。”显然，如果有更多的质询角度可以自由突进，供应有力的启示与作为，人与环境的冲突才不会成为无谓的牺牲品。
贺卫方教授曾就聂树斌冤案向河北省高院院长写了公开信，敦促正视错误，及早对冤案展开调查。可这一拖就是五年。所以，可以想见法学教授面对赵作海事件的失望。那么，除了控诉，是否再无观察中国式冤案的角度？换言之，当颠倒的司法权威少有正面回应，救赎冤案的动力是否必然消灭？冤案究竟有没有改变什么？
正面抨击冤案背后的司法弊端，这属于常见的宏观叙事。一个冤案就有一次刑讯逼供的记录。所有冤案加在一起，确凿无疑地证明了酷刑的存在，以及酷刑在约束废弛之后的放纵与恶果。每一起冤案就是酷刑的证据，它们直接指控侦查权在失控后极端状况。当大众认为一次次的冤案并没有鞭策司法进步的时候，它们实际上在国内国际上留下了酷刑的污点，这绝非无所谓。
在目前情境下，正如舆论在谈论时所欲言又止的部分，收复司法的程序正义难度很大，无法朝夕达成。但这并不妨碍通过某些技术上的调整来争取时间，增加冤案被发现的可能性。美国死刑宣判到执行，一般会有长达10年的间隔期。中国式的冤案加重了人们对死刑的疑虑，因为死刑制度的瑕疵被它们证实了。聂树斌案就属于这样，它暴露出有瑕疵的死刑制度有多么疯狂与不理智。
中国式冤案以悲壮的情景证明了少杀慎杀的必要，甚至应当成为紧迫的司法目标。2007年1月1日起，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发回重审和改判死缓的占到三分之一，引发刑事司法全局改革。如果不是判死缓，赵作海翻案是不可想象的。聂树斌与他构成了刺目的对比。如果偶然性成为揭露中国式冤案的前提，时间是站在死刑这边，还是站在受冤者那边就是至关重要的。
这不仅是逻辑上推导出来的，这是缓慢转向的转型。中国式冤案不断证明许多司法实际的政治不正确，比如警察实施刑讯逼供，根据今年6月1日生效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即可开除。此外，在死刑的存废争论中，冤案为死刑反对者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佐证。当然，这不是说冤案越多越好，更不是赞成赵作海们都去牺牲掉。而是说，即便冤案未被彻底遏止，他们仍有价值。
希望赵作海是最后一个冤屈坐监的，至此之后，所有冤案就此终结。可这是美好愿望。《新京报》5月13日刊载，当年主持赵作海案的政法委书记王师灿已退休，现居美国。他说找不到会议纪要了。他也不是学法律出身，学的是煤矿和矿山机电。现任政法委书记则否认政法委对赵作海案施压。由此可见，再怎么悲观，舆论仍要保持追问的态势，犬儒意味着放弃。
赵作海在13日接到了65万元的赔偿补助金，事件转入问责和惩罚阶段。冤案的幕后推手试图卸责躲避，这是他们的应急本能。他们虽未退去，但他们从此有了忌惮。谁也不知道，舆论会否在新的冤案中与他们狭路相逢。无可置疑的是，在如何看待他人生命的问题上，民众和这些人远未达成一致。民众是冤案的受害者，为延续未竟的救赎，只能让自己变得更有韧性。
南都评论记者 宋志标
http://gcontent.nddaily.com/2/21/2217ad1dd50c1017/Blog/d9b/ae1d00.html
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10-05/16/node_523.htm
赵作海冤案：未完成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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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志标 原创 手机看新闻 全国订报
摘要：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就赵作海案连续几日更新博文。看得出，这位有着极高声誉的法学家无意再去分析冤案的法理。言辞之间，失望与愤懑并存。确实，贺卫方在博文中提供了多篇旧文，述及的都是冤案中必不可少的刑讯逼供、嫌疑人权利被剥夺、政法委协调办案等要素。这些写于十多年前的文章至今适用，这说明中国式冤案的机理重复作恶，法治设想并无超越现实。
泪流满面的赵作海 新京报供图
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就赵作海案连续几日更新博文。看得出，这位有着极高声誉的法学家无意再去分析冤案的法理。言辞之间，失望与愤懑并存。确实，贺卫方在博文中提供了多篇旧文，述及的都是冤案中必不可少的刑讯逼供、嫌疑人权利被剥夺、政法委协调办案等要素。这些写于十多年前的文章至今适用，这说明中国式冤案的机理重复作恶，法治设想并无超越现实。
不过，像贺卫方这样敢于挺身斥责的法学教授并不多。目之所及，国内法学界和司法界这次整体失语，对冤案昭雪的谴责主要由评论者在大众媒体上集体完成。而经过杜培武、佘祥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等冤案的“训练”，舆论早已洞察了司法制度的弊病。赵作海案甫一曝光，几乎用不着任何启蒙，大众就明了冤案的因果关系。对问题的议论汗牛充栋，唯独在方法论上徘徊不前。
建设性的意见一点也不复杂。中国式冤案陈因相袭，若要尽可能地防止它们一再重演，对策无非是被一再重申的那些：比如，确保律师不受干扰地工作，削弱公安局过度膨胀的侦查权力，对刑逼求取的证据一律不予采信，尤其是司法独立性的改革，解放公检法的职权，并使之相互钳制。可以说，诸如此类的策论已经很清楚，关键在于是否有决心实施。
对此，舆论的表现要么避开不谈，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因此，很容易看到，舆论在为冤案提供解决路径上颇有忌讳。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阻隔在问题与办法之间。说也说不得，说也说不爽利。尽管有委婉的建言，也仅仅是点到为止。例如，北京学者秋风就建议由法院院长担任政法委书记，或者由独立中立的第三方担任（《南方都市报》5月12日《把颠倒的司法权威正过来》）。秋风未提及的是，假如一统司法过程的法院枉法，检察院是否敢抗辩呢？关于这些相似的疑虑，没人给出确实回答。又要洗清冤案，又要维持现状不变，导致语塞。一方面是冤案的问题论述很多，另一方面是对制约方法的论述期期艾艾。舆情在中国式冤案的表达中异常纠结。
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可是，制度上的订正被视为最有效，同时也是最难办的。所有的冤案都有白纸黑字的判决书写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这八个字同样可以用来形容冤案的原理，可谁来执行呢？似乎没有人对这个核心问题负责。舆论心知肚明，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对照已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等人，以及赵作海冤案中对司法人员模糊问责，此种无力感太强烈。
控诉，人们对重叠循环的冤案只剩下控诉了。评论人士马青的看法是：“控诉应该是最糟糕的一个角度，很容易就把生命内在冲突的成分给忽略了，简化为人与环境的冲突，有一部分要算是栽赃。但也许控诉是最有号召力与感染力的，这是多么不诚恳。”显然，如果有更多的质询角度可以自由突进，供应有力的启示与作为，人与环境的冲突才不会成为无谓的牺牲品。
贺卫方教授曾就聂树斌冤案向河北省高院院长写了公开信，敦促正视错误，及早对冤案展开调查。可这一拖就是五年。所以，可以想见法学教授面对赵作海事件的失望。那么，除了控诉，是否再无观察中国式冤案的角度？换言之，当颠倒的司法权威少有正面回应，救赎冤案的动力是否必然消灭？冤案究竟有没有改变什么？
正面抨击冤案背后的司法弊端，这属于常见的宏观叙事。一个冤案就有一次刑讯逼供的记录。所有冤案加在一起，确凿无疑地证明了酷刑的存在，以及酷刑在约束废弛之后的放纵与恶果。每一起冤案就是酷刑的证据，它们直接指控侦查权在失控后极端状况。当大众认为一次次的冤案并没有鞭策司法进步的时候，它们实际上在国内国际上留下了酷刑的污点，这绝非无所谓。
在目前情境下，正如舆论在谈论时所欲言又止的部分，收复司法的程序正义难度很大，无法朝夕达成。但这并不妨碍通过某些技术上的调整来争取时间，增加冤案被发现的可能性。美国死刑宣判到执行，一般会有长达10年的间隔期。中国式的冤案加重了人们对死刑的疑虑，因为死刑制度的瑕疵被它们证实了。聂树斌案就属于这样，它暴露出有瑕疵的死刑制度有多么疯狂与不理智。
中国式冤案以悲壮的情景证明了少杀慎杀的必要，甚至应当成为紧迫的司法目标。2007年1月1日起，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发回重审和改判死缓的占到三分之一，引发刑事司法全局改革。如果不是判死缓，赵作海翻案是不可想象的。聂树斌与他构成了刺目的对比。如果偶然性成为揭露中国式冤案的前提，时间是站在死刑这边，还是站在受冤者那边就是至关重要的。
这不仅是逻辑上推导出来的，这是缓慢转向的转型。中国式冤案不断证明许多司法实际的政治不正确，比如警察实施刑讯逼供，根据今年6月1日生效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即可开除。此外，在死刑的存废争论中，冤案为死刑反对者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佐证。当然，这不是说冤案越多越好，更不是赞成赵作海们都去牺牲掉。而是说，即便冤案未被彻底遏止，他们仍有价值。
希望赵作海是最后一个冤屈坐监的，至此之后，所有冤案就此终结。可这是美好愿望。《新京报》5月13日刊载，当年主持赵作海案的政法委书记王师灿已退休，现居美国。他说找不到会议纪要了。他也不是学法律出身，学的是煤矿和矿山机电。现任政法委书记则否认政法委对赵作海案施压。由此可见，再怎么悲观，舆论仍要保持追问的态势，犬儒意味着放弃。
赵作海在13日接到了65万元的赔偿补助金，事件转入问责和惩罚阶段。冤案的幕后推手试图卸责躲避，这是他们的应急本能。他们虽未退去，但他们从此有了忌惮。谁也不知道，舆论会否在新的冤案中与他们狭路相逢。无可置疑的是，在如何看待他人生命的问题上，民众和这些人远未达成一致。民众是冤案的受害者，为延续未竟的救赎，只能让自己变得更有韧性。
南都评论记者 宋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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