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１年第４期论郭沫若小说与森鸥外《舞姬》的忏悔意识
靳明全
摘要：本文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郭沫若小说与森鸥外《舞姬》中的忏悔形象进行了评
析，认为：中日两位文学大师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均通过忏悔形象表达出尊重人、维护人的
个性和自由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正是中国五四文学及日本近代文学有识之士的理想追求。
关键词：郭沫若；森鸥外；忏悔意识；个性追求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７．４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９３６（２００１）０４—００１４—１０
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及返国初期，以日本为观照所写的小说集有三部：《残春及其他》、《塔》、《橄榄》，另有一部中篇《落叶》。郭沫若这些小说中的许多形象与日本作家森鸥外小说《舞姬》中的主角都有强烈的忏悔意识，因此，笔者称他们为忏悔形象。这些忏悔形象的忏悔意识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中日两位文学大师文化结构之异同，也透示出中日文化差异的深层意念。本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从“三对矛盾、负罪忏悔、自身反映、艺术展示、个性追求”五个方面对之进行剖析，以作抛砖引玉，求教大家。
一、三对矛盾
郭沫若小说及《舞姬》的忏悔形象都存在着三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即求爱与难言，内心欲望与生性软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首先是求爱与难言的矛盾。郭沫若小说《喀尔美萝姑娘》中的“我”的爱火，使“我”达到像初恋似的狂热和痴迷。但是，“我”又是一个有妻室的人，从灵魂深处来说，“我”对妻子没有象喀尔美萝姑娘似的情爱，只有一个对家庭的责任感。“我”痴迷喀尔美萝姑娘，频频向姑娘示爱，而对家庭的责任感，又使“我”的求爱存在着难言的苦衷，大胆的求爱形式往往是在梦幻、梦景中拥抱接吻，卿卿我我。然而即使如此，“我”终于同意了妻子主动提出的离婚，抱着死也不回头的决心，离开家庭，独自去寻觅一直痴迷地单相思着的喀尔美萝姑娘。郭沫若小说《月蚀》中的留学生Ｋ君与邻居中学生宇多姑娘单独在一起时表现
收稿日期：２００１—０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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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妙龄男女之间的欣喜，他俩桌上手拿书本，“桌下相接触的膝头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交流着。”Ⅲ遗憾的是宇多姑娘萌动芳心之时，Ｋ君即使跃跃欲试也不得不收敛，因为他已和从东京来的女人同居了。虽然Ｋ君向宇多父母诿说他与这女人的关系是兄妹关系，但他毕竟不敢对宇多姑娘的迷恋动真格。求爱与难言的矛盾始终缠着春心欲动又止的Ｋ君，使其存在莫名的苦恼，一直怀有怨恨。
同样地，森鸥外小说《舞姬》中的丰太郎也在求爱与难言之间的矛盾中倍受煎熬。小说描写了丰太郎与舞女爱丽丝相依相爱，两人紧紧抱着，喜Ｊ晚的泪水扑簌簌地滴落在彼此的肩头。然而，丰太郎为了功名必须要抛弃爱丽丝。向爱丽丝道出绝情之意，这于丰太郎来说，是何等地难于启齿之事！小说描写他向爱丽丝道真情之前的难言状是心绪纷乱，头热发烫，茫无所知，疲惫不堪，脸色惨白，语不成声，一阵昏厥。
郭沫若笔下的“我”、Ｋ君与森鸥外《舞姬》中的丰太郎都存在着上述那种求爱与难言的矛盾，但前者存在的这种矛盾表现形式并不尖锐，“我”的求爱往往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梦幻、梦景以及变态行为的夸张描绘掩盖了现实生活的写照，并且，这些形象往往是在虚幻和想象之中企图去解决求爱与难言的矛盾。后者的矛盾则十分尖锐，丰太郎的求爱是大胆的，是现实生活的具体写照。丰太郎无法解决求爱与难言的矛盾，作者巧妙地描写丰太郎在痛苦不堪、昏厥之际，由朋友来道出真情，矛盾的解决方式虽然用的是虚笔，但绝非是虚幻和想象，因而更震撼读者。
其次是内心欲望与生性软弱的矛盾。郭沫若笔下的忏悔形象内心的欲望都很强烈，但他们都是生性软弱者。如《喀尔美萝姑娘》中的“我”，时常想写信给迷恋的姑娘以通心曲，但起稿不知道起了多少回，总是最后撕毁。有一回，他写了一封信差点送到姑娘的手中，但终竞收了回来，他怕姑娘知道他是中国人，会使她连现在对于“我”的一点情愫都要失掉。迷恋姑娘一年，彼此不通姓名，彼此不通款曲，彼此只是羞涩，“我”不敢越出“雷池”半步，生性软弱，可见一斑。由于“我”迷恋姑娘的情欲越演越烈，内心欲望与生性软弱的矛盾使“我”痛苦不堪，无力自拔，最后堕海，差一点为单相思殉情。
森鸥外笔下的丰太郎有着功名的强烈欲望，但他也是一个生性软弱者。当他的朋友相泽劝他为了功名前途，去斩断与爱丽丝的情爱关系时，小说写丰太郎的心思：
仿佛是大海上迷航的人望见了远山，相泽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然而，这
远山尚在浓雾之中，究竟何时方能到达？再者，即使到达了，我能心满意足，尚难逆料。眼前生活虽然清苦，却也不无乐趣，爱丽丝的爱情也使我割舍不得。我这颗软弱的心，一时竟拿不定主意，姑且听从朋友的劝告，答应他斩断这段情缘。同我敌对的一切，我为了不失身份，还常常能抵御一番，然而，对于朋友，我却说不出一个“不”字来。②
生性软弱的丰太郎为了功名前途，既要斩断与爱丽丝的这段情缘，又舍不得割舍掉给他带来乐趣的爱丽丝的爱情。内心欲望与生性软弱的矛盾依然使其难以解脱。
郭沫若和森鸥外笔下的忏悔形象存在的内心欲望与生性软弱的矛盾实质上是人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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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在人性意识面前的一种检验。郭沫若笔下的忏悔形象个性软弱，他们在人性被压抑之际，主要从变态行为中，从虚幻梦景中去展现自我，实现自己的欲望，从而暴露出性格的怯懦。作者重于人物内心刻画。森鸥外笔下的丰太郎也生性软弱，但他在人性被压抑之际，虽然有些失态，但他不变态，是从失态行为中借助压抑人性之力（具体是相泽形象）去展现自我，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既暴露出其性格怯懦的一面，同时也揭示出压抑人性的一面。所以，森鸥外笔下的丰太郎形象更具有丰富的含义，矛盾形式表现更激烈。作者侧重于人物行动的刻画。
第三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郭沫若小说中的忏悔形象往往都怀有人世的理想：“世界的诱力太大了，人类的诱力太大了，许多的同胞都在患难之中，我又怎么能够独善呢？我总应该替社会做一番事情，我这一生才可以不算白费。”③但是，这些形象欲有所作为的人世理想在现实生活之中往往遇到挫折。他们生活拮据，朝不保夕，时时为房租、衣食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愁眉苦脸；他们受到儿女拖累，寝不安席，为生计撰文也无安静环境；他们漂泊流浪，寄人篱下，遭人歧视，妻子抱怨，时时闹起家庭琐事纠纷。爱牟形象曾感叹地写过一首记事的杂诗：“去国八年前此夕，犹自凄惶海外身。海外栖迟又一年，苍茫往事已如烟。壶中未满神山药，赢得妻儿作挂牵。寄身天地太朦胧，回首中原叹路穷。人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④这首诗表现出郭沫若小说的忏悔形象面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时产生的彷徨心境。
森鸥外笔下的丰太郎也怀有理想：以自己的才于取信于伯爵，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出人头地。但他的理想与现实状况是相悖的。因为他与异国舞女的爱情，背上了坏名声，被公使免官撤职，堵住了出人头地的仕途道路。
郭沫若和森鸥外笔下的忏悔形象面临着的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有不同的内涵。前者笔下的形象，面临这种矛盾的要害是经济问题，也就是说，是低下的经济地位，使爱牟形象空怀壮志，一筹莫展。后者笔下的形象面临的这种矛盾主要是社会问题。丰太郎的理想抱负建立在日本严厉的长者管制制度之下。冷酷无情的封建家法、宗法和国法不允许丰太郎的理想抱负的实现搀杂个人私情，特别是与异国社会底层的女人结合更是封建权势者所不能容忍的。正是这种社会问题使丰太郎所怀抱的理想与现实中炽热的情爱处于难解的矛盾之中：要实现理想，则须割断现实中的情爱；要保持现实情爱，理想则付诸东流。显然，森鸥外笔下的丰太郎形象面临着的理想与实现的矛盾更具深刻意义。
总的说来，郭沫若和森鸥外笔下的忏悔型形象存在着的三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人性的追求与责任的选择问题。人物形象的求爱、内心欲望、理想抱负是人的追求，难言、怯弱、现实感受是社会责任所驱使。作为人性的追求，郭沫若小谠｜千悔形象往往要担负起家庭的责任，时时退缩不前，森鸥外《舞姬》主角往往要承受灵魂深处的压抑痛苦，时时恨恨不宁。两者在人的追求面前，都面临着这种追求与对家庭社会的责任的矛盾。无情的事实是：对家庭社会的责任与作为人性追求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形象来说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重于前者轻于后者，或轻于前者重于后者，选择前者抛弃后者，或选择后者抛弃・１６・
前者，都是十分痛苦的选择。即使作了这种选择（郭沫若和森鸥外小说中的形象作了这种选择），也会带来极大的不安，当他们反省自己所作出的选择时，又会对所轻视的所抛弃的怀有～种负罪心理，这就是他们的忏悔意识表现。
二、负罪忏悔
郭沫若和森鸥外都深刻地揭示了忏悔形象的负罪心理。《喀尔美萝姑娘》中的“我”给朋友写信，谈了他的负罪感：“丢在国内的妻子承你时常照拂，我很感谢你。我把他们抛别了，我很伤心，但我也没有法。我的瑞华你是知道的，她是那样一位能够耐苦的女性，她没有我也尽能开出一条血路把儿女养成，有我恐怕反转是她的赘累呢。我对于她是只有礼赞的念头，就如像我礼赞圣母玛丽亚一样；但是要我做她的丈夫，我是太卑下了呀！太卑下了！她时常是在一种圣洁的光中生活着的人，她那种光辉便是苛责我的刑罚。”因为，“我”亵渎了妻子的感情，妻子见“我”整Ｅｌ恍恍惚惚的，以为“我”每天外出读书用功，还感激“我”，其实“我”是去窥视卖糖饼的姑娘，被弄得神魂颠倒；因为“我”滥用了妻子的爱情作了豪情的施舍，把零钱花费在多瞧几眼的卖糖饼的姑娘上面，回家还欺诓妻子，说给她买了两个糖人；因为“我”迷恋卖糖饼的姑娘而荒废了学业，以至于一时痴迷跳了海，被渔民救起住进医院，妻了还劝慰“我”不要为推延毕业而过分伤心……所以，在圣母玛丽亚一样的妻子面前，“我”负罪、忏悔。但是，“我”虽然怀有一种负罪感，仍然要去实现自我的追求，也就是说，“我”的负罪、忏悔只是自我追求中损害了“圣洁”的一种内疚，并非对自我追求本身的悔恨。
森鸥外笔下的丰太郎也怀有负罪心理，他的忏悔意识呈现令人心碎的悲哀：
整日里为一桩旁人所不知的恨事而苦恼。这件恨事最初像一抹乌云掠过我
的心头，使我既无心赏玩瑞士的山色，也不去留意意大利的古迹。嗣后竟至悲观厌世起来，感到人生无常。内心的惨痛令我终日肠回九转。现在已变做成一片阴翳，深深郁结在我的心里。然而，不论是看书还是做事，这惨痛宛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勾起我无限的旧情，无时不在啃啮我这颗心啊！此恨缠绵，究竟怎样才能销溶？倘若是别种恨事，还可托之诗赋，遣散胸中的郁闷。但是，惟有这件恨事却是刻骨铭心，任什么也排遣不了。⑨
苦恼，悲观，厌世，惨痛，啮心，恨事，郁闷，刻骨……忏悔不已，遗恨绵绵。以泪洗面的丰太郎的忏悔意识表现出对功名利欲选择的痛切反省和对昔日张扬人性的首肯。
郭沫若和森鸥外小说的忏悔形象的忏悔意识采用的大多是直白的形式。《喀尔美萝姑娘》中的“我”用书信体铺开故事，《舞姬》中的“我”（丰太郎）用日记体道出情由，两者的直白，尽情透露忏悔意识，均仿效了卢梭。在这些忏悔形象身上，既有崇高壮美，也有卑劣丑恶；既有坚强和力量，也有软弱和怯懦；既有朴实真诚，也有弄虚作假（过去一些论者将丰太郎视为卑劣丑恶，软弱怯懦，自私自利，伪善冷漠的形象，笔者是不能苟同的）。他们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感情复杂的人。这些形象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们虽然为了私利，不同程度地伤害了别人，但是，事后他们忏悔不已，受到了良心上的痛苦不堪的煎熬。与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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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别人而心安理得者是不一样的。可以说，这些形象的伦理价值就在于他们具有的忏悔意识，因为忏悔意识透露出惊人的人性的真实，是“这个人就是我”的真实的写照。
如果说，卢梭的《忏悔录》“可以作为肯定尚有待创建的对人的研究的第一份参考材料”＠的话，那么，笔者可以说，郭沫若和森鸥外鲜明地揭示出人物形象的忏悔意识，也是可以作为关于人（这种人是真实的复杂的人）的研究。郭沫若和森鸥外小说中的忏悔形象存在着善与恶两种精神现象的复杂性，虽然这种精神现象的复杂性表现出了人们的精神现象的无限活泼性，但是，他们并不是非善非恶、无是非观的所谓“中性”人物。总的来说，郭沫若和森鸥外小说的忏悔形象把握了善恶的基本趋向。他们伤害别人（视之为恶），往往事后忏悔，是对恶行的一种否定，也就呈现出善恶的基本趋向。所以说忏悔意识使这些形象未对善恶作出简单化的判断，从而实现了把“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的艺术形象的塑造。
除了努力表现出“人性的真实性”外，郭沫若和森鸥外小说的忏悔形象的忏悔意识还表现出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色彩。
郭沫若小说《圣者》、《十字架》中的爱牟形象时时在忏悔，在静穆的夜晚伴着女人读《圣经》表明把所有的野心，所有的奢望，通同忏悔了。郭沫若小说《落叶》中的菊子形象也时时在忏悔，欲皈依基督：“耶稣基督是怎样慈悲深厚，怎样富于同情的人。……无论是甚么罪过，假如我们以由赤心发出的悲叹与眼泪，没有丝毫隐蔽地认真忏悔的时候，我们可以玩味到完全得救，完全得被容赦的恩泽上来。我真正由衷感谢了。”“你成了耶稣教信徒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哥哥你要成为信徒，便不得不从一切的罪恶离开。过去的事情你要毫无遮饰地忏悔才行。”森鸥外的《舞姬》中的丰太郎不像爱牟、菊子那样时时呼唤基督耶稣，他趋向基督教是通过观感来表现的：
一天傍晚，我（指丰太郎——引者）在动物园散步，正要回珍宝街的寓所，穿
过菩提树下大街，走到修道院的旧教堂前。每当我从灯火辉煌的大街拐进狭窄昏暗的小巷，便望见这座凹形的旧教堂。……每当我望着这座三百年前的旧教堂，不知有多少次，都要愣在那里，出神好一会儿。④
屡次望着旧教堂，丰太郎都要发愣出神好一会儿，这不仅仅是一种神往的心态，联系到丰太郎的忏悔意识，显然，这是对基督教的一种趋同。
忏悔中皈依基督耶稣获得赦罪，是郭沫若小说和森鸥外《舞姬》形象忏悔意识的主要内容，这些形象的忏悔意识依据了阿伯拉尔的道德感化说，表明人的沉沦（非原罪）后的觉醒，从人的矛盾性、不完善性向善进取之心。但是，郭沫若和森鸥外小说的形象的忏悔意识与基督教把人看成是消极的被动的罪人进而感动世人悔罪皈依上帝的教义是不同的。这些形象没有原罪感，他们的忏悔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沉沦，不是原罪，而是沉沦后的负罪。他们承认上帝，通过忏悔以求赦罪，主要是因为上帝是世人的榜样，是忏悔后的精神慰藉，向上帝的圣行看齐，抛却自身的渺小、卑劣。忏悔是一个手段，其目的是趋同于上帝似的伟大崇高。所以，他们的忏悔是一种积极的与基督教“原罪说”对立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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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身反映
郭沫若和森鸥外小说中的忏悔形象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及负罪忏悔都是作者自身的一种反映。
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期怀抱着“实业救国”、“富国强兵”的理想，是想学一点医，以之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但是，郭沫若的这种理想在现实面前无法实现。郭沫若留学日本时，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共和政府，但并未使中国富强起来。相反，战乱频仍，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活动有增无减。国力孱弱的现实嘲弄了郭沫若“实业救国”、“富国强兵”的理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郭沫若极大地失望。
森鸥外亦是如此。１８８４年８月，２０多岁的森鸥外去德国留学学医，他曾回忆：“这是我刚刚二十多岁的事情。那时候，我以完全像处女那样的感官来接受外界一切事物，内心积蓄着未尝遭受过挫折的力量。”⑧作为一个倾向于民主的热血青年，森鸥外很快吸收了莱比锡、慕尼黑、柏林各大学所谓的“美与自由”的欧洲精神，对德国的民主气氛发生了兴趣，对日本社会现状感到担忧。１８８９年９月，他留学回国，曾说道：“我身上带着将来会开花结果的嫩芽。可是，正一涅涅接近的故乡里却没有培育这芽子的气氛，至少，还没有。我担心这芽儿会白白地枯死。一种宿命的、阴郁的感觉骚扰着我。”⑦对日本社会的绝对专制主义产生不满，对日本社会现状感到失望。森鸥外的这种不满和失望也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构成的。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构成了郭沫若、森鸥外的愤懑和失望，形成了他俩小说的主旨、基调。郭沫若小说形象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挫折，森鸥外笔下的丰太郎的抱负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磨难，小说中所描述的“挫折”、“磨难”的实质就是作者曾面临着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郭沫若和森鸥外在留学期间都经历过一种痛苦的选择。郭沫若的意识深处存在着以“孝”为先的伦理观。基于“孝”道，他赴日前依父母之命，与张琼华完了婚却对张无情恋。赴目本后，郭沫若与佐藤富子自由恋爱、同居，为此遭到父母痛斥。若遵孝道，郭沫若就必须斩断与佐藤的情爱；若遵情爱，他必须背叛“孝”道。二者必居其一，这对于孝道观念极重且西方自由恋爱观念甚浓的郭沫若来说是难以选择之事。最后，郭沫若选择了自由恋爱。森鸥外在留学归来时也面临着痛苦的选择。森鸥外出身于下级武士阶层，全靠个人才干跻身于日本上层，作为日本新政府重用的知识分子被选送德国留学，但他留德期间却与德国社会下层的一位少女有恋情（这与日本新政府所重用的知识分子的标准是相悖的）。森鸥外归国后一周，一位名叫叶丽斯的德国少女跟踪而至。森鸥外必须进行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要么继续得日本新政府重用，就要斩断与这位德国少女的恋情；要么保持与这位德国少女的恋情，却要失去日本新政府的重用。这对于扬名显身观念极重但又深受西方个性解放思想熏陶，不愿“充当角色”的森鸥外来说，是十分痛苦的选择。最后，森鸥外选择了前者，由森鸥外的母亲和妹妹出面，托人把德国少女劝说回国。
虽然郭沫若和森鸥外在留学前后进行过十分痛苦的选择。但选择之后，他俩都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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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忏悔意识。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结合后，多次忏悔误了张琼华。他说：“我的一生如果有应该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重大的一件。”⑩抗战时期郭沫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厅长。一次，他返回故乡探亲，当着父亲面，对张琼华一躬到地，行大礼以示忏悔。森鸥外选择了功名，抛弃了情爱后也多次忏悔。他认为在扬名显功的仕途上，充当角色不能算是人生，而“潜于背后的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人生”。⑩１９２２年，森鸥外临终之前，由他口述的友人贺古鹤笔录的遗书写道：“余欲作为石见人森林太郎而死。宫内省、陆军省皆有关系，但死别之际，辞去一切表面待遇。欲作为森林太郎而死。……墓碑除‘森林太郎墓’外不得多刻一字。”⑥森鸥外临终的遗言是对他曾选择功名而压抑人性之举的彻底的忏悔了。
郭沫若和森鸥外的忏悔意识（小说忏悔形象的忏悔意识）都是从痛苦的解脱，到自我的超越，最后达到自我的平衡。
郭沫若希望通过忏悔，使心灵的痛苦得到解脱。他说：“我不能作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我的过去若不全盘吐泻净尽，我的将来终竟是被一团阴影裹着，莫有开展的希望。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全盘吐泻净尽，就是以自我暴露自我解剖为特点的小说来进行一种忏悔，从这个角度来讲，忏悔的爱牟形象、Ｋ君形象就是郭沫若。当爱牟、Ｋ君要把身上“罪恶的负担”卸除干净，向旧我告别时，爱牟、Ｋ君（郭沫若）的忏悔意识已达到了自我的超越，那就是在更高层次上对本体自我的肯定，对旧我毁灭自我创造的肯定，最终达到自我的平衡。也就是通过忏悔将灵魂解剖开来，以完成“涅粱”似的人格理想。
森鸥外也是希望通过忏悔，使心灵的痛苦得以解脱。森鸥外曾在内心深处哀叹：充当角色不能算是人生。他托之于小说创作，通过描述丰太郎的忏悔意识，使自己心灵的痛苦得到解脱。丰太郎“抱着虽生犹死的爱丽丝，流下无数热泪”。他“随大臣启程东归之前，经与相泽商量，给爱丽丝的母亲留下一笔赡养费，足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并托她照应这可怜的疯女子临产时的一切事宜”＠。森鸥外正是经过丰太郎这种怀抱扬名显身和坚守自我之人生观的矛盾，进行着探索生存模式的忏悔，达到人生矛盾的一种解脱和自我的超越。不过，森鸥外真正达到这种解脱和超越还是他临终前的彻底忏悔：只作为森林太郎而死。或者说，森鸥外的这种彻底的忏悔意识使他达到了心灵的自我平衡，完成了“涅粱”似的人格理想，对自己曾痛苦的选择进行了最后的否定。
面对森鸥外如此的忏悔意识，郭沫若要完成“涅粱式的人格理想”是何等地艰难！郭沫若性格多变，对异性情感不很专一，他一生中追求一个异性实难达到满足。为了满足自我，他不断地追求，又不断地伤害别人，且不断地忏悔（如对张琼华、宇多姑娘、安娜、安琳、“余猗筠”女士、染上性病的无名女士、于立忱、于立群等等）。郭沫若的忏悔意识缺乏森鸥外的那种深刻的人生体验，至死，郭沫若也未达到森鸥外的忏悔意识所包含的深度和力度。自然，与作者的忏悔意识相映的是，郭沫若小说中的忏悔意识也缺乏森鸥外小说的深度和力度。・２０・
四、艺术展示
郭沫若和森鸥外的忏悔意识借助于独特的文艺形式表现，展示出他俩早期的一个相似的文艺观——重视艺术上的理念、理想。
郭沫若曾提倡“用艺术的精神来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就是说把艺术的精神来做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要养成一个美的灵魂。”ｏ美的灵魂之养成，即重视艺术上的理念，用艺术来表现理想，这也是郭沫若所师法的１８世纪的罗曼派和２０世纪初的表现派的特点。郭沫若指出罗曼派和表现派是“尊重个性，尊重自我，把自我的精神运用客观的物料，而自由创造；表现派的作家最反对印象派，他们说他们的艺术是消极的、受动的，他们要主张积极的、主动的艺术。他们奔的便是表现的一条路。”ｏ把自我的精神运用客观的物质而自由创造，其实质也是重视艺术上的理念，用艺术来表现理想。
森鸥外留学德国时，十分推崇德国美学家哈特曼的美学观。哈特曼美学具有浪漫主义倾向，重视艺术中的理念、理想。在《美学》著作中，哈特曼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美就是对自己在理念中的基础和目的有所领悟的爱的生活。受哈特曼美学思想的影响，森鸥外在与坪内逍遥展开的“不要理想的争论”中，提出自己一个重要的文艺观：文学作品如果没有美的理想就无法判断作品的价值。⑩用美的理想去判断作品的价值，森鸥外创作《舞姬》就特别重视艺术上的理念，用艺术去表现理想。
在重视艺术上的理念和理想的美学观指导下，郭沫若和森鸥外对人物形象性格深层观念进行了哲学表述，这就是在理性认识反思后所描述的忏悔意识。他们的小说忏悔形象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表现出事物矛盾的同一；他们的小说忏悔形象进行了十分痛苦的选择，表现出矛盾的中介；他们的小说忏悔形象，表现出矛盾的依存；他们的小说忏悔形象最后达到了自我的平衡，表现出矛盾的转化。可贵的是，他们的小说刻画人物的行为是始终处在矛盾中的行动，是人物行动的矛盾统一。他们不是孤立地描写人物的矛盾心态，而是写出了人物的矛盾与复杂的社会环境有关，写出了作者对社会的总体认识，从而表达出作者的愿望、理想。读者从他们的小说忏悔形象的忏悔意识里不仅仅得到了对人物性格深层观念的哲学思考，而且也能获得用艺术来表现理想的审美思考。
郭沫若和森鸥外都学习过实验性很强的医学，这对于他们刻画人物的心理描写颇为有利。契诃夫曾说：“我不怀疑研读医学对我的文学工作有重大影响；它大大扩大了我的观察范围，给予我丰富的知识。……医学还有指导作用，大概多亏接近医学，我才避免了许多错误。由于熟悉自然科学，熟悉科学方法，我总让自己小心在意，凡是不可能的地方宁可根本不写０”＠这是一个艺术家从切身体验中得出的真实可信的结论，用在郭沫若和森鸥外身上也很相宜。由于郭沫若和森鸥外都是医学科班出身，他们刻画人物的忏悔心理时，贯穿着内在的科学精神，人物的情绪波动率、人物的情绪控制度的掌握十分恰当。人物形象欲哭又泣，欲叫又止，欲恨又悲等等内心矛盾的描绘，在郭沫若和森鸥外的笔下，维妙维肖，丝丝人扣。也正是他们习医从文的特点，使他们用艺术表现理想时坚持了用科学根据来考虑事物的方法，没有落入他们曾推崇的一些西欧现代浪漫派用艺术形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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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时出现的虚幻感之窠臼，这，从上述他们的小说形象的忏悔意识中可得佐证。
五、个性追求
郭沫若和森鸥外的忏悔意识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相同的个性追求。
郭沫若塑造忏悔形象时，中国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仍旧处于帝国列强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下。特别是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给整个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无穷的灾难。社会动荡不安，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反抗封建专制势力和列强侵略的斗争日益增长。据统计，１９１６年以后，中国工人罢工次数逐年增加，１９１９年仅１至５月即达１９次。ｑ９以这些斗争为背景，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引导中国的民主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发生转变。伴随着这个转变的过程，在思想文化领域最具重大影响的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张扬起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在这两面大旗之下，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强烈的要求就是个性解放。
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期及返国初期所创作的小说表现了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郭沫若这些小说形象的忏悔意识，浓缩了当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挣扎于生存线上的精神苦闷与惶惑。郭沫若小说形象的忏悔意识建立在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张扬个性与压抑个性之间难以选择的基础之上。忏悔意识的产生是个性主义被压抑，忏悔意识的实质是呼唤个性的解放。郭沫若小说还写出了那些获得了“个性主义”自由之后的青年在当时社会的生存状态。这些人摆脱了人格上的家庭依附关系，走向社会去寻找自我价值，但是，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严酷的经济现状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梦幻，因此，他们苦闷、倦怠、孤独，在宣泄这些情感之际，他们有所变态，变态清醒之后就作忏悔。这些形象的忏悔意识与其说是代表了中国“五四”青年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理想遭到挫折后的沮丧，毋宁说中国“五四”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遭到挫折后，再次对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对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西方个性解放思想的呼唤。
森鸥外写《舞姬》时处于怎样的社会背景呢？《舞姬》发表于１８９０年，正是森鸥外留学德国回国（１８８８年）后的第三年。
１９世纪７卜８０年代，日本民众运动高涨。民众运动的主要要求是：减轻捐税负担，地方自治，言论集会自由，开设国会等。民众运动在日本意识形态领域影响最大的就是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核心就是人权内容。据推测是中江兆民执笔的于１８８２年７月５日在《自由新闻》上发表的社论《权利之源泉》ｊ阐述了以“生活之权”（即社会生活权）为基础才能构成各种自由权，论述了市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关系，社会生活和国家的意义等。１８８９年（明治２２年）２月１１日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确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使人民取得了选举权、被选举权，议会审议预算权和一部分立法权，起码从自由民权而言，“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使日本人民与天皇制国家的对立情绪有所缓解。同时，日本天皇制度已经完成。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天皇，天皇神圣不可侵，内阁和全体官吏属于天皇，只对天皇负责。宪法还保障了军部和统帅权的独立。实质上，“大日本帝国宪法”又促成了日本专制主义的发展。・２２・
森鸥外写《舞姬》时正处于如此的社会背景之下，他当时思想上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他接受了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思潮的影响，要求个性自由；另一方面，他又信奉了传统的忠君孝亲信条，总是屈从于因袭势力，维护天皇的绝对主义。他创作的小说《舞姬》，也反映了他当时思想上的基本矛盾。
丰太郎要求自由恋爱，不满于做上司颐指气使的工具，喜欢做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翘然不群的人。但是，为了功名，他终于抛弃了爱丽丝，事后又忏悔。丰太郎的忏悔意识表现出了作者一个强烈的主观意愿：尊重人，维护人的个性，召唤个性解放的理想。从丰太郎的忏悔意识中，可以看到：丰太郎是一个具有一定人文主义意识的正在初步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过去有论者认为，丰太郎抛弃爱丽丝，赤裸裸地暴露了作者森鸥外的非近代的非人性的伪善行为和极端利己主义。∞这是皮相之谈。其论点的谬误是没有剖析出丰太郎忏悔意识的实质。诚然，森鸥外写《舞姬》时思想上是存在着个性解放与传统观念的基本矛盾，可是，他塑造丰太郎的重笔在于形象的忏悔意识，透示出作者当时思想上存在的基本矛盾的一个方面，就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思潮的主要内容之一——要求个性解放。
总的说来，郭沫若塑造忏悔形象所处的社会背景与森鸥外所处的是不同的。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传统封建势力猖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而Ｅｔ本是一个国力强盛的大国，属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之一，虽然传统的封建势力依然庞大，但西方文明已在国内发扬光大。在如此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郭沫若和森鸥外都受到各自国家的自由民主运动的洗礼。对于两国自由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个性解放，郭沫若和森鸥外都带着欣喜的态度全盘接受下来，并且运用文艺形式进行了张扬。这样，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郭沫若的小说和森鸥外的《舞姬》就有了一个共同点：通过形象的忏悔意识表达出作者的主观愿望——尊重人，维护人的个性，张扬人的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
①③④《郭沫若全集》［Ｍ］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版，第５２、６１、６ｌ～６２页②⑤⑦⑩《舞姬》［Ｍ］，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３月版，第１３、３、６、１９页
⑥卢梭：《忏悔录・作者的话》［Ｍ］，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版，第６页
⑧⑥［日］西乡信纲等：《日本文学史》［Ｍ］，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３月版，第２４４、２４６页
⑨⑥王长新主编：《日本文学史》［Ｍ］，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版，第２３６、２３６页
⑩《郭沫若全集》［Ｍ］文学编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９月版，第２９０—２９１页
⑥［日］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文学史》［Ｍ］，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２月版，第１４７页
⑩《郭沫若全集》［Ｍ］文学编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７月版，第４５—４６页
⑩⑩《郭沫若论创作》［Ｍ］，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６月版，第１２、６０８页
⑩《西方古典作家谈文学创作》［ｃ］，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９月版，第６３４～６３５页
⑩北师大历史系编：《中国现代史》［Ｍ］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９月版，第９页
⑦见北京对外贸易大学《日语学习与研究》［Ｊ］，１９９０年第４期・２３・
论郭沫若小说与森鸥外《舞姬》的忏悔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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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次数：靳明全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2001，(4)2次
参考文献(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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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村新太郎 日本近代文学史 1986
8.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990
9.郭沫若论创作 1983
10.西方古典作家谈文学创作 1980
11.北师大历史系 中国现代史 1983
12.北京对外贸易大学 查看详情 1990(4)
相似文献(0条)
引证文献(2条)
1.沈晓华 浅谈森鸥外"德意志留学三部曲"[期刊论文]-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4)
2.张建华 森鸥外汉诗创作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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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１年第４期论郭沫若小说与森鸥外《舞姬》的忏悔意识
靳明全
摘要：本文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郭沫若小说与森鸥外《舞姬》中的忏悔形象进行了评
析，认为：中日两位文学大师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均通过忏悔形象表达出尊重人、维护人的
个性和自由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正是中国五四文学及日本近代文学有识之士的理想追求。
关键词：郭沫若；森鸥外；忏悔意识；个性追求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７．４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９３６（２００１）０４—００１４—１０
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及返国初期，以日本为观照所写的小说集有三部：《残春及其他》、《塔》、《橄榄》，另有一部中篇《落叶》。郭沫若这些小说中的许多形象与日本作家森鸥外小说《舞姬》中的主角都有强烈的忏悔意识，因此，笔者称他们为忏悔形象。这些忏悔形象的忏悔意识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中日两位文学大师文化结构之异同，也透示出中日文化差异的深层意念。本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从“三对矛盾、负罪忏悔、自身反映、艺术展示、个性追求”五个方面对之进行剖析，以作抛砖引玉，求教大家。
一、三对矛盾
郭沫若小说及《舞姬》的忏悔形象都存在着三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即求爱与难言，内心欲望与生性软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首先是求爱与难言的矛盾。郭沫若小说《喀尔美萝姑娘》中的“我”的爱火，使“我”达到像初恋似的狂热和痴迷。但是，“我”又是一个有妻室的人，从灵魂深处来说，“我”对妻子没有象喀尔美萝姑娘似的情爱，只有一个对家庭的责任感。“我”痴迷喀尔美萝姑娘，频频向姑娘示爱，而对家庭的责任感，又使“我”的求爱存在着难言的苦衷，大胆的求爱形式往往是在梦幻、梦景中拥抱接吻，卿卿我我。然而即使如此，“我”终于同意了妻子主动提出的离婚，抱着死也不回头的决心，离开家庭，独自去寻觅一直痴迷地单相思着的喀尔美萝姑娘。郭沫若小说《月蚀》中的留学生Ｋ君与邻居中学生宇多姑娘单独在一起时表现
收稿日期：２００１—０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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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妙龄男女之间的欣喜，他俩桌上手拿书本，“桌下相接触的膝头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交流着。”Ⅲ遗憾的是宇多姑娘萌动芳心之时，Ｋ君即使跃跃欲试也不得不收敛，因为他已和从东京来的女人同居了。虽然Ｋ君向宇多父母诿说他与这女人的关系是兄妹关系，但他毕竟不敢对宇多姑娘的迷恋动真格。求爱与难言的矛盾始终缠着春心欲动又止的Ｋ君，使其存在莫名的苦恼，一直怀有怨恨。
同样地，森鸥外小说《舞姬》中的丰太郎也在求爱与难言之间的矛盾中倍受煎熬。小说描写了丰太郎与舞女爱丽丝相依相爱，两人紧紧抱着，喜Ｊ晚的泪水扑簌簌地滴落在彼此的肩头。然而，丰太郎为了功名必须要抛弃爱丽丝。向爱丽丝道出绝情之意，这于丰太郎来说，是何等地难于启齿之事！小说描写他向爱丽丝道真情之前的难言状是心绪纷乱，头热发烫，茫无所知，疲惫不堪，脸色惨白，语不成声，一阵昏厥。
郭沫若笔下的“我”、Ｋ君与森鸥外《舞姬》中的丰太郎都存在着上述那种求爱与难言的矛盾，但前者存在的这种矛盾表现形式并不尖锐，“我”的求爱往往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梦幻、梦景以及变态行为的夸张描绘掩盖了现实生活的写照，并且，这些形象往往是在虚幻和想象之中企图去解决求爱与难言的矛盾。后者的矛盾则十分尖锐，丰太郎的求爱是大胆的，是现实生活的具体写照。丰太郎无法解决求爱与难言的矛盾，作者巧妙地描写丰太郎在痛苦不堪、昏厥之际，由朋友来道出真情，矛盾的解决方式虽然用的是虚笔，但绝非是虚幻和想象，因而更震撼读者。
其次是内心欲望与生性软弱的矛盾。郭沫若笔下的忏悔形象内心的欲望都很强烈，但他们都是生性软弱者。如《喀尔美萝姑娘》中的“我”，时常想写信给迷恋的姑娘以通心曲，但起稿不知道起了多少回，总是最后撕毁。有一回，他写了一封信差点送到姑娘的手中，但终竞收了回来，他怕姑娘知道他是中国人，会使她连现在对于“我”的一点情愫都要失掉。迷恋姑娘一年，彼此不通姓名，彼此不通款曲，彼此只是羞涩，“我”不敢越出“雷池”半步，生性软弱，可见一斑。由于“我”迷恋姑娘的情欲越演越烈，内心欲望与生性软弱的矛盾使“我”痛苦不堪，无力自拔，最后堕海，差一点为单相思殉情。
森鸥外笔下的丰太郎有着功名的强烈欲望，但他也是一个生性软弱者。当他的朋友相泽劝他为了功名前途，去斩断与爱丽丝的情爱关系时，小说写丰太郎的心思：
仿佛是大海上迷航的人望见了远山，相泽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然而，这
远山尚在浓雾之中，究竟何时方能到达？再者，即使到达了，我能心满意足，尚难逆料。眼前生活虽然清苦，却也不无乐趣，爱丽丝的爱情也使我割舍不得。我这颗软弱的心，一时竟拿不定主意，姑且听从朋友的劝告，答应他斩断这段情缘。同我敌对的一切，我为了不失身份，还常常能抵御一番，然而，对于朋友，我却说不出一个“不”字来。②
生性软弱的丰太郎为了功名前途，既要斩断与爱丽丝的这段情缘，又舍不得割舍掉给他带来乐趣的爱丽丝的爱情。内心欲望与生性软弱的矛盾依然使其难以解脱。
郭沫若和森鸥外笔下的忏悔形象存在的内心欲望与生性软弱的矛盾实质上是人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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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在人性意识面前的一种检验。郭沫若笔下的忏悔形象个性软弱，他们在人性被压抑之际，主要从变态行为中，从虚幻梦景中去展现自我，实现自己的欲望，从而暴露出性格的怯懦。作者重于人物内心刻画。森鸥外笔下的丰太郎也生性软弱，但他在人性被压抑之际，虽然有些失态，但他不变态，是从失态行为中借助压抑人性之力（具体是相泽形象）去展现自我，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既暴露出其性格怯懦的一面，同时也揭示出压抑人性的一面。所以，森鸥外笔下的丰太郎形象更具有丰富的含义，矛盾形式表现更激烈。作者侧重于人物行动的刻画。
第三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郭沫若小说中的忏悔形象往往都怀有人世的理想：“世界的诱力太大了，人类的诱力太大了，许多的同胞都在患难之中，我又怎么能够独善呢？我总应该替社会做一番事情，我这一生才可以不算白费。”③但是，这些形象欲有所作为的人世理想在现实生活之中往往遇到挫折。他们生活拮据，朝不保夕，时时为房租、衣食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愁眉苦脸；他们受到儿女拖累，寝不安席，为生计撰文也无安静环境；他们漂泊流浪，寄人篱下，遭人歧视，妻子抱怨，时时闹起家庭琐事纠纷。爱牟形象曾感叹地写过一首记事的杂诗：“去国八年前此夕，犹自凄惶海外身。海外栖迟又一年，苍茫往事已如烟。壶中未满神山药，赢得妻儿作挂牵。寄身天地太朦胧，回首中原叹路穷。人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④这首诗表现出郭沫若小说的忏悔形象面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时产生的彷徨心境。
森鸥外笔下的丰太郎也怀有理想：以自己的才于取信于伯爵，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出人头地。但他的理想与现实状况是相悖的。因为他与异国舞女的爱情，背上了坏名声，被公使免官撤职，堵住了出人头地的仕途道路。
郭沫若和森鸥外笔下的忏悔形象面临着的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有不同的内涵。前者笔下的形象，面临这种矛盾的要害是经济问题，也就是说，是低下的经济地位，使爱牟形象空怀壮志，一筹莫展。后者笔下的形象面临的这种矛盾主要是社会问题。丰太郎的理想抱负建立在日本严厉的长者管制制度之下。冷酷无情的封建家法、宗法和国法不允许丰太郎的理想抱负的实现搀杂个人私情，特别是与异国社会底层的女人结合更是封建权势者所不能容忍的。正是这种社会问题使丰太郎所怀抱的理想与现实中炽热的情爱处于难解的矛盾之中：要实现理想，则须割断现实中的情爱；要保持现实情爱，理想则付诸东流。显然，森鸥外笔下的丰太郎形象面临着的理想与实现的矛盾更具深刻意义。
总的说来，郭沫若和森鸥外笔下的忏悔型形象存在着的三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人性的追求与责任的选择问题。人物形象的求爱、内心欲望、理想抱负是人的追求，难言、怯弱、现实感受是社会责任所驱使。作为人性的追求，郭沫若小谠｜千悔形象往往要担负起家庭的责任，时时退缩不前，森鸥外《舞姬》主角往往要承受灵魂深处的压抑痛苦，时时恨恨不宁。两者在人的追求面前，都面临着这种追求与对家庭社会的责任的矛盾。无情的事实是：对家庭社会的责任与作为人性追求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形象来说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重于前者轻于后者，或轻于前者重于后者，选择前者抛弃后者，或选择后者抛弃・１６・
前者，都是十分痛苦的选择。即使作了这种选择（郭沫若和森鸥外小说中的形象作了这种选择），也会带来极大的不安，当他们反省自己所作出的选择时，又会对所轻视的所抛弃的怀有～种负罪心理，这就是他们的忏悔意识表现。
二、负罪忏悔
郭沫若和森鸥外都深刻地揭示了忏悔形象的负罪心理。《喀尔美萝姑娘》中的“我”给朋友写信，谈了他的负罪感：“丢在国内的妻子承你时常照拂，我很感谢你。我把他们抛别了，我很伤心，但我也没有法。我的瑞华你是知道的，她是那样一位能够耐苦的女性，她没有我也尽能开出一条血路把儿女养成，有我恐怕反转是她的赘累呢。我对于她是只有礼赞的念头，就如像我礼赞圣母玛丽亚一样；但是要我做她的丈夫，我是太卑下了呀！太卑下了！她时常是在一种圣洁的光中生活着的人，她那种光辉便是苛责我的刑罚。”因为，“我”亵渎了妻子的感情，妻子见“我”整Ｅｌ恍恍惚惚的，以为“我”每天外出读书用功，还感激“我”，其实“我”是去窥视卖糖饼的姑娘，被弄得神魂颠倒；因为“我”滥用了妻子的爱情作了豪情的施舍，把零钱花费在多瞧几眼的卖糖饼的姑娘上面，回家还欺诓妻子，说给她买了两个糖人；因为“我”迷恋卖糖饼的姑娘而荒废了学业，以至于一时痴迷跳了海，被渔民救起住进医院，妻了还劝慰“我”不要为推延毕业而过分伤心……所以，在圣母玛丽亚一样的妻子面前，“我”负罪、忏悔。但是，“我”虽然怀有一种负罪感，仍然要去实现自我的追求，也就是说，“我”的负罪、忏悔只是自我追求中损害了“圣洁”的一种内疚，并非对自我追求本身的悔恨。
森鸥外笔下的丰太郎也怀有负罪心理，他的忏悔意识呈现令人心碎的悲哀：
整日里为一桩旁人所不知的恨事而苦恼。这件恨事最初像一抹乌云掠过我
的心头，使我既无心赏玩瑞士的山色，也不去留意意大利的古迹。嗣后竟至悲观厌世起来，感到人生无常。内心的惨痛令我终日肠回九转。现在已变做成一片阴翳，深深郁结在我的心里。然而，不论是看书还是做事，这惨痛宛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勾起我无限的旧情，无时不在啃啮我这颗心啊！此恨缠绵，究竟怎样才能销溶？倘若是别种恨事，还可托之诗赋，遣散胸中的郁闷。但是，惟有这件恨事却是刻骨铭心，任什么也排遣不了。⑨
苦恼，悲观，厌世，惨痛，啮心，恨事，郁闷，刻骨……忏悔不已，遗恨绵绵。以泪洗面的丰太郎的忏悔意识表现出对功名利欲选择的痛切反省和对昔日张扬人性的首肯。
郭沫若和森鸥外小说的忏悔形象的忏悔意识采用的大多是直白的形式。《喀尔美萝姑娘》中的“我”用书信体铺开故事，《舞姬》中的“我”（丰太郎）用日记体道出情由，两者的直白，尽情透露忏悔意识，均仿效了卢梭。在这些忏悔形象身上，既有崇高壮美，也有卑劣丑恶；既有坚强和力量，也有软弱和怯懦；既有朴实真诚，也有弄虚作假（过去一些论者将丰太郎视为卑劣丑恶，软弱怯懦，自私自利，伪善冷漠的形象，笔者是不能苟同的）。他们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感情复杂的人。这些形象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们虽然为了私利，不同程度地伤害了别人，但是，事后他们忏悔不已，受到了良心上的痛苦不堪的煎熬。与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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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别人而心安理得者是不一样的。可以说，这些形象的伦理价值就在于他们具有的忏悔意识，因为忏悔意识透露出惊人的人性的真实，是“这个人就是我”的真实的写照。
如果说，卢梭的《忏悔录》“可以作为肯定尚有待创建的对人的研究的第一份参考材料”＠的话，那么，笔者可以说，郭沫若和森鸥外鲜明地揭示出人物形象的忏悔意识，也是可以作为关于人（这种人是真实的复杂的人）的研究。郭沫若和森鸥外小说中的忏悔形象存在着善与恶两种精神现象的复杂性，虽然这种精神现象的复杂性表现出了人们的精神现象的无限活泼性，但是，他们并不是非善非恶、无是非观的所谓“中性”人物。总的来说，郭沫若和森鸥外小说的忏悔形象把握了善恶的基本趋向。他们伤害别人（视之为恶），往往事后忏悔，是对恶行的一种否定，也就呈现出善恶的基本趋向。所以说忏悔意识使这些形象未对善恶作出简单化的判断，从而实现了把“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的艺术形象的塑造。
除了努力表现出“人性的真实性”外，郭沫若和森鸥外小说的忏悔形象的忏悔意识还表现出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色彩。
郭沫若小说《圣者》、《十字架》中的爱牟形象时时在忏悔，在静穆的夜晚伴着女人读《圣经》表明把所有的野心，所有的奢望，通同忏悔了。郭沫若小说《落叶》中的菊子形象也时时在忏悔，欲皈依基督：“耶稣基督是怎样慈悲深厚，怎样富于同情的人。……无论是甚么罪过，假如我们以由赤心发出的悲叹与眼泪，没有丝毫隐蔽地认真忏悔的时候，我们可以玩味到完全得救，完全得被容赦的恩泽上来。我真正由衷感谢了。”“你成了耶稣教信徒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哥哥你要成为信徒，便不得不从一切的罪恶离开。过去的事情你要毫无遮饰地忏悔才行。”森鸥外的《舞姬》中的丰太郎不像爱牟、菊子那样时时呼唤基督耶稣，他趋向基督教是通过观感来表现的：
一天傍晚，我（指丰太郎——引者）在动物园散步，正要回珍宝街的寓所，穿
过菩提树下大街，走到修道院的旧教堂前。每当我从灯火辉煌的大街拐进狭窄昏暗的小巷，便望见这座凹形的旧教堂。……每当我望着这座三百年前的旧教堂，不知有多少次，都要愣在那里，出神好一会儿。④
屡次望着旧教堂，丰太郎都要发愣出神好一会儿，这不仅仅是一种神往的心态，联系到丰太郎的忏悔意识，显然，这是对基督教的一种趋同。
忏悔中皈依基督耶稣获得赦罪，是郭沫若小说和森鸥外《舞姬》形象忏悔意识的主要内容，这些形象的忏悔意识依据了阿伯拉尔的道德感化说，表明人的沉沦（非原罪）后的觉醒，从人的矛盾性、不完善性向善进取之心。但是，郭沫若和森鸥外小说的形象的忏悔意识与基督教把人看成是消极的被动的罪人进而感动世人悔罪皈依上帝的教义是不同的。这些形象没有原罪感，他们的忏悔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沉沦，不是原罪，而是沉沦后的负罪。他们承认上帝，通过忏悔以求赦罪，主要是因为上帝是世人的榜样，是忏悔后的精神慰藉，向上帝的圣行看齐，抛却自身的渺小、卑劣。忏悔是一个手段，其目的是趋同于上帝似的伟大崇高。所以，他们的忏悔是一种积极的与基督教“原罪说”对立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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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身反映
郭沫若和森鸥外小说中的忏悔形象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及负罪忏悔都是作者自身的一种反映。
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期怀抱着“实业救国”、“富国强兵”的理想，是想学一点医，以之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但是，郭沫若的这种理想在现实面前无法实现。郭沫若留学日本时，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共和政府，但并未使中国富强起来。相反，战乱频仍，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活动有增无减。国力孱弱的现实嘲弄了郭沫若“实业救国”、“富国强兵”的理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郭沫若极大地失望。
森鸥外亦是如此。１８８４年８月，２０多岁的森鸥外去德国留学学医，他曾回忆：“这是我刚刚二十多岁的事情。那时候，我以完全像处女那样的感官来接受外界一切事物，内心积蓄着未尝遭受过挫折的力量。”⑧作为一个倾向于民主的热血青年，森鸥外很快吸收了莱比锡、慕尼黑、柏林各大学所谓的“美与自由”的欧洲精神，对德国的民主气氛发生了兴趣，对日本社会现状感到担忧。１８８９年９月，他留学回国，曾说道：“我身上带着将来会开花结果的嫩芽。可是，正一涅涅接近的故乡里却没有培育这芽子的气氛，至少，还没有。我担心这芽儿会白白地枯死。一种宿命的、阴郁的感觉骚扰着我。”⑦对日本社会的绝对专制主义产生不满，对日本社会现状感到失望。森鸥外的这种不满和失望也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构成的。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构成了郭沫若、森鸥外的愤懑和失望，形成了他俩小说的主旨、基调。郭沫若小说形象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挫折，森鸥外笔下的丰太郎的抱负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磨难，小说中所描述的“挫折”、“磨难”的实质就是作者曾面临着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郭沫若和森鸥外在留学期间都经历过一种痛苦的选择。郭沫若的意识深处存在着以“孝”为先的伦理观。基于“孝”道，他赴日前依父母之命，与张琼华完了婚却对张无情恋。赴目本后，郭沫若与佐藤富子自由恋爱、同居，为此遭到父母痛斥。若遵孝道，郭沫若就必须斩断与佐藤的情爱；若遵情爱，他必须背叛“孝”道。二者必居其一，这对于孝道观念极重且西方自由恋爱观念甚浓的郭沫若来说是难以选择之事。最后，郭沫若选择了自由恋爱。森鸥外在留学归来时也面临着痛苦的选择。森鸥外出身于下级武士阶层，全靠个人才干跻身于日本上层，作为日本新政府重用的知识分子被选送德国留学，但他留德期间却与德国社会下层的一位少女有恋情（这与日本新政府所重用的知识分子的标准是相悖的）。森鸥外归国后一周，一位名叫叶丽斯的德国少女跟踪而至。森鸥外必须进行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要么继续得日本新政府重用，就要斩断与这位德国少女的恋情；要么保持与这位德国少女的恋情，却要失去日本新政府的重用。这对于扬名显身观念极重但又深受西方个性解放思想熏陶，不愿“充当角色”的森鸥外来说，是十分痛苦的选择。最后，森鸥外选择了前者，由森鸥外的母亲和妹妹出面，托人把德国少女劝说回国。
虽然郭沫若和森鸥外在留学前后进行过十分痛苦的选择。但选择之后，他俩都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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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忏悔意识。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结合后，多次忏悔误了张琼华。他说：“我的一生如果有应该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重大的一件。”⑩抗战时期郭沫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厅长。一次，他返回故乡探亲，当着父亲面，对张琼华一躬到地，行大礼以示忏悔。森鸥外选择了功名，抛弃了情爱后也多次忏悔。他认为在扬名显功的仕途上，充当角色不能算是人生，而“潜于背后的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人生”。⑩１９２２年，森鸥外临终之前，由他口述的友人贺古鹤笔录的遗书写道：“余欲作为石见人森林太郎而死。宫内省、陆军省皆有关系，但死别之际，辞去一切表面待遇。欲作为森林太郎而死。……墓碑除‘森林太郎墓’外不得多刻一字。”⑥森鸥外临终的遗言是对他曾选择功名而压抑人性之举的彻底的忏悔了。
郭沫若和森鸥外的忏悔意识（小说忏悔形象的忏悔意识）都是从痛苦的解脱，到自我的超越，最后达到自我的平衡。
郭沫若希望通过忏悔，使心灵的痛苦得到解脱。他说：“我不能作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我的过去若不全盘吐泻净尽，我的将来终竟是被一团阴影裹着，莫有开展的希望。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全盘吐泻净尽，就是以自我暴露自我解剖为特点的小说来进行一种忏悔，从这个角度来讲，忏悔的爱牟形象、Ｋ君形象就是郭沫若。当爱牟、Ｋ君要把身上“罪恶的负担”卸除干净，向旧我告别时，爱牟、Ｋ君（郭沫若）的忏悔意识已达到了自我的超越，那就是在更高层次上对本体自我的肯定，对旧我毁灭自我创造的肯定，最终达到自我的平衡。也就是通过忏悔将灵魂解剖开来，以完成“涅粱”似的人格理想。
森鸥外也是希望通过忏悔，使心灵的痛苦得以解脱。森鸥外曾在内心深处哀叹：充当角色不能算是人生。他托之于小说创作，通过描述丰太郎的忏悔意识，使自己心灵的痛苦得到解脱。丰太郎“抱着虽生犹死的爱丽丝，流下无数热泪”。他“随大臣启程东归之前，经与相泽商量，给爱丽丝的母亲留下一笔赡养费，足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并托她照应这可怜的疯女子临产时的一切事宜”＠。森鸥外正是经过丰太郎这种怀抱扬名显身和坚守自我之人生观的矛盾，进行着探索生存模式的忏悔，达到人生矛盾的一种解脱和自我的超越。不过，森鸥外真正达到这种解脱和超越还是他临终前的彻底忏悔：只作为森林太郎而死。或者说，森鸥外的这种彻底的忏悔意识使他达到了心灵的自我平衡，完成了“涅粱”似的人格理想，对自己曾痛苦的选择进行了最后的否定。
面对森鸥外如此的忏悔意识，郭沫若要完成“涅粱式的人格理想”是何等地艰难！郭沫若性格多变，对异性情感不很专一，他一生中追求一个异性实难达到满足。为了满足自我，他不断地追求，又不断地伤害别人，且不断地忏悔（如对张琼华、宇多姑娘、安娜、安琳、“余猗筠”女士、染上性病的无名女士、于立忱、于立群等等）。郭沫若的忏悔意识缺乏森鸥外的那种深刻的人生体验，至死，郭沫若也未达到森鸥外的忏悔意识所包含的深度和力度。自然，与作者的忏悔意识相映的是，郭沫若小说中的忏悔意识也缺乏森鸥外小说的深度和力度。・２０・
四、艺术展示
郭沫若和森鸥外的忏悔意识借助于独特的文艺形式表现，展示出他俩早期的一个相似的文艺观——重视艺术上的理念、理想。
郭沫若曾提倡“用艺术的精神来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就是说把艺术的精神来做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要养成一个美的灵魂。”ｏ美的灵魂之养成，即重视艺术上的理念，用艺术来表现理想，这也是郭沫若所师法的１８世纪的罗曼派和２０世纪初的表现派的特点。郭沫若指出罗曼派和表现派是“尊重个性，尊重自我，把自我的精神运用客观的物料，而自由创造；表现派的作家最反对印象派，他们说他们的艺术是消极的、受动的，他们要主张积极的、主动的艺术。他们奔的便是表现的一条路。”ｏ把自我的精神运用客观的物质而自由创造，其实质也是重视艺术上的理念，用艺术来表现理想。
森鸥外留学德国时，十分推崇德国美学家哈特曼的美学观。哈特曼美学具有浪漫主义倾向，重视艺术中的理念、理想。在《美学》著作中，哈特曼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美就是对自己在理念中的基础和目的有所领悟的爱的生活。受哈特曼美学思想的影响，森鸥外在与坪内逍遥展开的“不要理想的争论”中，提出自己一个重要的文艺观：文学作品如果没有美的理想就无法判断作品的价值。⑩用美的理想去判断作品的价值，森鸥外创作《舞姬》就特别重视艺术上的理念，用艺术去表现理想。
在重视艺术上的理念和理想的美学观指导下，郭沫若和森鸥外对人物形象性格深层观念进行了哲学表述，这就是在理性认识反思后所描述的忏悔意识。他们的小说忏悔形象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表现出事物矛盾的同一；他们的小说忏悔形象进行了十分痛苦的选择，表现出矛盾的中介；他们的小说忏悔形象，表现出矛盾的依存；他们的小说忏悔形象最后达到了自我的平衡，表现出矛盾的转化。可贵的是，他们的小说刻画人物的行为是始终处在矛盾中的行动，是人物行动的矛盾统一。他们不是孤立地描写人物的矛盾心态，而是写出了人物的矛盾与复杂的社会环境有关，写出了作者对社会的总体认识，从而表达出作者的愿望、理想。读者从他们的小说忏悔形象的忏悔意识里不仅仅得到了对人物性格深层观念的哲学思考，而且也能获得用艺术来表现理想的审美思考。
郭沫若和森鸥外都学习过实验性很强的医学，这对于他们刻画人物的心理描写颇为有利。契诃夫曾说：“我不怀疑研读医学对我的文学工作有重大影响；它大大扩大了我的观察范围，给予我丰富的知识。……医学还有指导作用，大概多亏接近医学，我才避免了许多错误。由于熟悉自然科学，熟悉科学方法，我总让自己小心在意，凡是不可能的地方宁可根本不写０”＠这是一个艺术家从切身体验中得出的真实可信的结论，用在郭沫若和森鸥外身上也很相宜。由于郭沫若和森鸥外都是医学科班出身，他们刻画人物的忏悔心理时，贯穿着内在的科学精神，人物的情绪波动率、人物的情绪控制度的掌握十分恰当。人物形象欲哭又泣，欲叫又止，欲恨又悲等等内心矛盾的描绘，在郭沫若和森鸥外的笔下，维妙维肖，丝丝人扣。也正是他们习医从文的特点，使他们用艺术表现理想时坚持了用科学根据来考虑事物的方法，没有落入他们曾推崇的一些西欧现代浪漫派用艺术形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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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时出现的虚幻感之窠臼，这，从上述他们的小说形象的忏悔意识中可得佐证。
五、个性追求
郭沫若和森鸥外的忏悔意识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相同的个性追求。
郭沫若塑造忏悔形象时，中国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仍旧处于帝国列强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下。特别是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给整个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无穷的灾难。社会动荡不安，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反抗封建专制势力和列强侵略的斗争日益增长。据统计，１９１６年以后，中国工人罢工次数逐年增加，１９１９年仅１至５月即达１９次。ｑ９以这些斗争为背景，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引导中国的民主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发生转变。伴随着这个转变的过程，在思想文化领域最具重大影响的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张扬起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在这两面大旗之下，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强烈的要求就是个性解放。
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期及返国初期所创作的小说表现了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郭沫若这些小说形象的忏悔意识，浓缩了当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挣扎于生存线上的精神苦闷与惶惑。郭沫若小说形象的忏悔意识建立在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张扬个性与压抑个性之间难以选择的基础之上。忏悔意识的产生是个性主义被压抑，忏悔意识的实质是呼唤个性的解放。郭沫若小说还写出了那些获得了“个性主义”自由之后的青年在当时社会的生存状态。这些人摆脱了人格上的家庭依附关系，走向社会去寻找自我价值，但是，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严酷的经济现状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梦幻，因此，他们苦闷、倦怠、孤独，在宣泄这些情感之际，他们有所变态，变态清醒之后就作忏悔。这些形象的忏悔意识与其说是代表了中国“五四”青年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理想遭到挫折后的沮丧，毋宁说中国“五四”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遭到挫折后，再次对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对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西方个性解放思想的呼唤。
森鸥外写《舞姬》时处于怎样的社会背景呢？《舞姬》发表于１８９０年，正是森鸥外留学德国回国（１８８８年）后的第三年。
１９世纪７卜８０年代，日本民众运动高涨。民众运动的主要要求是：减轻捐税负担，地方自治，言论集会自由，开设国会等。民众运动在日本意识形态领域影响最大的就是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核心就是人权内容。据推测是中江兆民执笔的于１８８２年７月５日在《自由新闻》上发表的社论《权利之源泉》ｊ阐述了以“生活之权”（即社会生活权）为基础才能构成各种自由权，论述了市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关系，社会生活和国家的意义等。１８８９年（明治２２年）２月１１日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确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使人民取得了选举权、被选举权，议会审议预算权和一部分立法权，起码从自由民权而言，“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使日本人民与天皇制国家的对立情绪有所缓解。同时，日本天皇制度已经完成。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天皇，天皇神圣不可侵，内阁和全体官吏属于天皇，只对天皇负责。宪法还保障了军部和统帅权的独立。实质上，“大日本帝国宪法”又促成了日本专制主义的发展。・２２・
森鸥外写《舞姬》时正处于如此的社会背景之下，他当时思想上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他接受了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思潮的影响，要求个性自由；另一方面，他又信奉了传统的忠君孝亲信条，总是屈从于因袭势力，维护天皇的绝对主义。他创作的小说《舞姬》，也反映了他当时思想上的基本矛盾。
丰太郎要求自由恋爱，不满于做上司颐指气使的工具，喜欢做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翘然不群的人。但是，为了功名，他终于抛弃了爱丽丝，事后又忏悔。丰太郎的忏悔意识表现出了作者一个强烈的主观意愿：尊重人，维护人的个性，召唤个性解放的理想。从丰太郎的忏悔意识中，可以看到：丰太郎是一个具有一定人文主义意识的正在初步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过去有论者认为，丰太郎抛弃爱丽丝，赤裸裸地暴露了作者森鸥外的非近代的非人性的伪善行为和极端利己主义。∞这是皮相之谈。其论点的谬误是没有剖析出丰太郎忏悔意识的实质。诚然，森鸥外写《舞姬》时思想上是存在着个性解放与传统观念的基本矛盾，可是，他塑造丰太郎的重笔在于形象的忏悔意识，透示出作者当时思想上存在的基本矛盾的一个方面，就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思潮的主要内容之一——要求个性解放。
总的说来，郭沫若塑造忏悔形象所处的社会背景与森鸥外所处的是不同的。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传统封建势力猖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而Ｅｔ本是一个国力强盛的大国，属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之一，虽然传统的封建势力依然庞大，但西方文明已在国内发扬光大。在如此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郭沫若和森鸥外都受到各自国家的自由民主运动的洗礼。对于两国自由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个性解放，郭沫若和森鸥外都带着欣喜的态度全盘接受下来，并且运用文艺形式进行了张扬。这样，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郭沫若的小说和森鸥外的《舞姬》就有了一个共同点：通过形象的忏悔意识表达出作者的主观愿望——尊重人，维护人的个性，张扬人的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
①③④《郭沫若全集》［Ｍ］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版，第５２、６１、６ｌ～６２页②⑤⑦⑩《舞姬》［Ｍ］，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３月版，第１３、３、６、１９页
⑥卢梭：《忏悔录・作者的话》［Ｍ］，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版，第６页
⑧⑥［日］西乡信纲等：《日本文学史》［Ｍ］，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３月版，第２４４、２４６页
⑨⑥王长新主编：《日本文学史》［Ｍ］，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版，第２３６、２３６页
⑩《郭沫若全集》［Ｍ］文学编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９月版，第２９０—２９１页
⑥［日］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文学史》［Ｍ］，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２月版，第１４７页
⑩《郭沫若全集》［Ｍ］文学编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７月版，第４５—４６页
⑩⑩《郭沫若论创作》［Ｍ］，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６月版，第１２、６０８页
⑩《西方古典作家谈文学创作》［ｃ］，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９月版，第６３４～６３５页
⑩北师大历史系编：《中国现代史》［Ｍ］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９月版，第９页
⑦见北京对外贸易大学《日语学习与研究》［Ｊ］，１９９０年第４期・２３・
论郭沫若小说与森鸥外《舞姬》的忏悔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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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引用次数：靳明全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2001，(4)2次
参考文献(12条)
1.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985
2.舞姬 1992
3.卢梭 忏悔录·作者的话 1995
4.西乡信纲 日本文学史 1978
5.王长新 日本文学史 1990
6.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992
7.中村新太郎 日本近代文学史 1986
8.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990
9.郭沫若论创作 1983
10.西方古典作家谈文学创作 1980
11.北师大历史系 中国现代史 1983
12.北京对外贸易大学 查看详情 1990(4)
相似文献(0条)
引证文献(2条)
1.沈晓华 浅谈森鸥外"德意志留学三部曲"[期刊论文]-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4)
2.张建华 森鸥外汉诗创作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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