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平汉李佳珈
世界经济文汇 2014年09期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常常有着持续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渠道可以是殖民方式改变了产权保护制度(Acemoglu et al.，2001)，可以是由于内外战争影响了国家能力建设的路径(Besley and Persson，2009)，也可以是社会冲突和历史上的制度长期改变了人群的社会观念、合作态度和社会资本(Putnam，1993)。一些经济史研究表明，历史上的分裂、冲突、歧视和迫害仍然对今天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水平产生长期而深远的负面影响(Nunn，2008；Nunn and Wantchekon，2011；Guiso et al.，2009)。本文关注于最后一种历史事件的长期影响机制。我们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试图实证研究个体的“知青”经历是否影响了其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探究“上山下乡”运动对经历者的社会观念的长期影响。
信任是个体对他人行为的一种积极性预期和信念(Fafchamps，2004)。信任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活动中，Arrow(1972)提到：“几乎所有商业交易都包含信任成分。”Durlauf and Fafchamps(2005)认为，信任包括两类：一是针对特定个体的特殊信任；另一种是普遍信任，是指在特定的组织及背景下个体对某一类群体的信任，是随机且广泛的认识。在经济交往日趋复杂、匿名性交易发达的今天，后一种信任作为广义上的一种社会制度，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经济增长(Zak and Knack，2001)、企业规模(福山，2001)、参与金融市场(Guiso et al.，2008)、市场规制(Aghion et al.，2010)等。后者正是本文所研究的对象。
历时二十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项重大事件，涉及人数几达2000万人(定宜庄，1998)。这场运动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知青”群体，他们在“上山下乡”政策下，由政府组织到农村连续从事农业生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知青大多数返回城市工作，逐渐成为社会中坚，直到现在，这一代人仍然对于政治生态和未来走向发挥着重要影响。然而，“上山下乡”运动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尽管他们从参与农村建设中获得了锻炼，却丧失了接受正规文化教育的机会(张化，1985；潘鸣啸，2009)。已有很多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文献关注这场运动的后果和对于知青个体的日后生活的长期影响，如人力资本损失(Deng and Treiman，1997；Zhang et al.，2007；Li et al.，2010)、就业状况和生活幸福感(Zhou and Hou，1999)、群体归属感(Yang，2003；潘鸣啸，2009)等。本文则关注这场运动对于个体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不同社会机构的信任的影响。
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询问了受访者对于不同社会机构在不同领域上的信任程度，如政府机构、媒体、相关专家学者等。本文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加总提取了受访者对于不同社会机构和整体社会信任程度，然后通过回归分析发现：综合考虑到“老三届”知青对于专家学者的信任态度，知青的整体社会信任程度和其他社会群体并无显著差异。如果按照“文革”十年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分为三段考察(定宜庄，1994；刘小萌，1994)，那么我们发现“文革”期间下乡知青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更低，然而“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下乡的知青并没有表现出这一特征。进一步研究表明：“文革”初期下乡知青(即“老三届”知青)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历史阶段下乡的知青。如果考察针对不同信任对象的信任水平，我们发现，“老三届”下乡经历导致了个体对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的信任的显著缺失，而并没有影响其对于政府机构、新闻媒体、法律机构等其他社会机构的信任程度。我们推断“上山下乡”和“文革”初期经历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老三届”对专家学者的长期低信任。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老三届”对专家学者的低信任程度并未因受访者后来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等经历而发生变化。因此，很难用通过教育等外部影响的“社会化”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本文结合文献中描述的“老三届”自身特点，认为“老三届”红卫兵——知青身上的“红卫兵”身份和“青春无悔”信念之间存在一定的认知冲突，他们不自觉地通过主动改变自身针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态度，从而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进行自我辩解。因此，这种信任态度的产生有着其主观选择的因素，而不只是受社会环境被动影响的结果。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是：第二部分回顾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相关文献；第三部分介绍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相关历史背景，并归纳了既有研究中对于这一运动对社会信任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渠道；第四部分介绍了我们所使用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数据；第五部分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老三届”下乡知青显著不信任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第六部分从相关历史文献角度提出了一些理论解释并进行总结。
二、文献综述
历史事件对于社会观念和态度的长期影响一直是社会科学关注的话题(Olick and Robbins，1998)。社会学中的“生命历程”理论(李强，1999)认为，历史变迁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某个发展阶段，而且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关于儿童期家庭环境对成年期心理的影响(Kessler and Magee，1994)以及关于欧美的移民群体和大萧条经历等方面的社会学研究支持了这一点(托马斯等，2000；埃尔德，2002)。在经济史研究方面，Nunn(2008)，Nunn and Wantchekon(2011)对大西洋黑奴贸易历史的研究，Guiso et al.(2009)对欧盟国家间相互信任的研究，以及Volgtlander and Voth(2012)对纳粹德国进行的犹太人大屠杀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族群间的信任水平有着长期的显著影响。近来的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也逐渐认识到，个体经历通过塑造影响个体的社会观念，会影响社会互动后果和经济行为。Alesina and Fuchs-Schuendeln(2007)通过比较两德统一后人民的投票行为和政治态度，发现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的影响，原东德人更加偏好大政府和高福利。Madestam and Yanagizawa-Drott(2011)使用独立日降雨情况这一随机变量来近似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参与情况，发现美国人青少年时期所受爱国主义教育会影响他们成年后的政治观念。Giuliano and Spilimberg(2013)发现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更相信幸运在人生中的作用，更支持再分配政策，对公共部门更缺失信心。Rohner et al.(2013)，Cassar et al.(2013)分别研究了卢旺达和塔吉克斯坦内战对于个体社会信任和资本的影响。
在“文革”经历对个体的长期影响研究方面，Deng and Treiman(1997)指出“文革”打断了正常的教育进程，导致了严重的人力资本损失，但是Zhang et al.(2007)运用城市双胞胎调查数据表明，在控制了先天禀赋之后，“文革”经历没有对个人教育程度产生显著影响。然而，文化大革命是一段持续十年的历史，其间政策和局势常有反复，因此简单地用“文革”概括，并不能真实反映具体某项政策的长期影响。具体到“上山下乡”这一政策而言，学界还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Zhou and Hou(1999)的研究反映这一运动对于当事人后续的一些生命历程后果，如教育程度等，产生了负面影响。然而，这一结论后来受到一些挑战。Xie et al.(2008)在上海等三城市的调查则表明：下乡经历和一些重要的社会后果之间并没有什么显著联系。使用CGSS 2003的数据，Qian and Hodson(2011)报告知青经历导致了较低的幸福感和提前退休。在一篇精巧的实证研究中，Li et al.(2010)使用城市双胞胎调查数据研究了“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尽管不是文章重点，他们的一个有趣发现是：下乡知青更容易入党，收入也更高。文中猜测是由于“文革”破坏了城市中的教育体系，因此留城本身并不能获得多少有用的教育。然而，“上山下乡”则可以在生活实践中进行学习，获得工作经验。这些研究着眼于知青经历对于个体自身的各种禀赋的影响，如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收入等，却忽略了“上山下乡”对于知青社会观念的影响。本文就填补了这一空白，第一次定量分析了“上山下乡”运动对个体社会观念的长期影响。
Bisin and Verdier(2001)，Doepke and Zilibotti(2008)，Dessi(2008)等建立了文化观念代际传递的理论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父母通过有意识地在子女身上进行人力资本和社会观念的投资，影响到其偏好，从而实现家族的长期最优结果。Dohmen et al.(2012)的实证研究则提供了信任态度在父子之间传递的直接证据。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虽然有的关注超长期的文化传递，有的关注早年经历的影响，但是共同点是把个体视为社会事件和历史的被动接受者，社会化过程塑造和形成了个体态度与偏好。本文则提出另一种思路，认为个体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态度受到其过去针对他者行为的影响，因此，观念是个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我决策的结果。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提出的主观能动机制并不是否定文化的长期作用，而是对既往被动接受机制的一个补充。
三、相关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①
(一)“上山下乡”运动背景：“老三届”—红卫兵
虽然知青运动通常与“文革”相联系，但实际上，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1955年(顾洪章，1996a)，最开始是共青团组织的下乡垦荒运动(潘鸣啸，2009)，而真正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作为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的一种手段从1962年开始实施的(定宜庄，1994)，到“文革”前共下放129万人(顾洪章，1996b)。“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经济等多重动机的影响，“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问题，带有更明显的强制性质(伯恩斯坦，1993；潘鸣啸，2009)。虽然，不同地区执行“上山下乡”政策的力度不同，但是总的来说，家庭的权力和社会地位并没有显著影响子女下乡的可能性(Zhou and Hou，1999；Qian and Hodson，2011)。“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学毕业的“老三届”(高66—68届)以及其后陆续从中小学毕业的学生构成了知青的主体。而“文革”期间下乡的“老三届”，至今仍然是知青中最活跃的群体。1980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完全停止了“上山下乡”政策。据统计，1962-1980年间，曾有接近1 800万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占当时城镇人口的1/10。知青下乡的高潮集中在1968-1970年，有超过57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占“上山下乡”总人数的近1/3(顾洪章，1996b)。第二次高潮则发生在1973年后。文革结束时仍有近千万在乡知青，但“上山下乡”规模逐年锐减，到1979年底有700多万在乡知青返城。
“老三届”和红卫兵是两种紧密联系的社会身份。“文化大革命”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混乱，400万积压在校的城市“老三届”中学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1968年4月，毛泽东针对毕业生分配工作，提出了“四个面向”的原则，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年底，他发布了著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在意识形态动机(接受再教育)和经济动机(解决失业问题)之外，控制红卫兵这一群体被认为是发动大规模的“再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政治动机(潘鸣啸，2009；徐友渔，1999)。事实上，“老三届”学生是红卫兵的主力，在运动初期的造反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到了1968年初，全国各地都成立了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社会局势逐渐稳定，红卫兵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价值也在新形势下消失了。但是，北京的红卫兵组织继续打派仗，拒绝工宣队进驻学校，这些都造成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因此把他们下放到边远地区去就成了一种必要(潘鸣啸，2009)。同时，早期一些红卫兵自己也有着一定的上山下乡的愿望。1967年9月，首都的一些中学生红卫兵率先组织了下乡活动，出现了许多自发的上山下乡行为(定宜庄，1994；刘小萌，1994；潘鸣啸，2009)。相当一部分中学生或者出于政治热情，或者出于躲避斗争，自愿选择插队。因此，一些论者认为：“‘红卫兵’与‘知青’是一代人的两种身份，是一种思潮的两个阶段，是一种精神的两种形式。”(许子东，2000)
红卫兵受着“左”的教育思想影响，是批斗、迫害知识分子的直接执行者之一。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就成为了运动打击的重要目标之一。1957年冬，在全国中小学200多万教职工中开展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仅小学教员中就划了10万多“右派”分子。“文革”中，知识分子更被诬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打击和迫害。在1971年“四人帮”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两个估计”基本否定了建国后十七年的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群体。“文革”中动员红卫兵造反的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他们“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里所形成的价值观”(伯恩斯坦，1993)。“文革”开始后，知识分子被视为改造的对象，中国几千年尊师重道的传统被打碎，“读书越多越反动”的观念植根于红卫兵的头脑中，他们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野蛮批斗和迫害知识分子(徐友渔，1999)。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翦伯赞、吴晗等均含冤去世。
“文革”中上山下乡知青形成了独特的身份认同。他们所受的教育、文革中的特殊经历、在文革后所持的特定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形成了他们的代际特征(米鹤都，2011)，“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共同经历使他们具有更强的整体感和自我意识，并有强烈的表达自己经历的愿望。面对上山下乡的“受害者”经历，“青春无悔”成了知青们主流的观念(徐友渔，1999；Yang，2003)，他们把“上山下乡”中的苦难看成一种经历、一笔财富。然而，面对红卫兵这段共同的“迫害者”经历，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审视并承担自己历史责任的意愿。例如，在许子东(2000)研究的50篇最具代表性的知青文学作品中，有超过1/4的作品表达了“我或许错了，但决不忏悔”的主题。这些或者是基于种种道德辩解理由，例如出于真诚理想参加造反、自身后来也成为受害者、人皆犯错；或者是追求过程中的意义的“青春无悔”观念。因此，在文学和社会学研究者看来，在红卫兵——知青身上，“青春无悔”的知青观与“绝不忏悔”的红卫兵观也是相互联系的。
因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表明：“老三届”学生是知青的重要组成部分；知青经历和红卫兵经历一脉相承；作为红卫兵，在“文革”思想的影响下，他们中的多数曾经不同程度地冲击过知识分子；他们对待自己过往红卫兵经历的观念同对待知青经历的观念也是相互联系的。因此，考察知青经历对于其社会态度的影响，不能不同时考虑“老三届”这一群体和他们的红卫兵经历的影响。
(二)上山下乡经历对于社会信任的可能影响
上山下乡经历可能在多个方面影响个人社会信任水平。首先，“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有着强烈的经济动因(城市就业压力)，但是政治动机也是明显的，而且其采用上山下乡方法——“缩小三大差别”的办法从本质上讲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接受再教育”更是一种完全脱离实际的观念。因此，知青下乡过程中或者由于受到强制性政策的影响，或者由于丧失继续接受教育机会，导致了青春年华的损失，这可能导致他们的强烈的“受害者”心态，对社会整体和政府政策缺乏信任。其次，在运动过程中，知青来到不熟悉的艰苦环境从事繁重劳动，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在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由于“文革”中法制被践踏，知青的人身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不少人受到迫害；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插队”知青与农民之间也存在着冲突。这些都可能加重其“受害者”心态，导致对于社会和政府的不信任。同时，知青通过亲身接触和体会到“极左”口号与现实社会的巨大差距，意识到“走后门”、“血统论”等不公平现象的广泛存在，上进心湮没，会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对不公正现象的麻木(刘小萌，1994)。
然而，“上山下乡”运动也可能对一些个体的信任和道德观念产生正面影响。“上山下乡”运动集中和强制地使中学生接触到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实，促使他们反思并理解同情中国农民，思考中国问题时也就更务实，更亲近百姓(徐友渔，1999)。知青下乡期间往往与其他知青共同居住和劳动，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相互之间感情得到加深，也更加信任彼此。回城之后，基于种种原因，这些知青相互联系，共同的上山下乡经历为相互之间的信任形成了深厚的基础(Yang，2003)。这些都可能加强知青个体对一些社会群体和机构的信任程度。因此，这些影响相互叠加，如何评价上山下乡经历对于社会信任的影响就是一个实证问题。
本研究主要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03年和2006年调查的数据②。该调查是以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研究为导向，揭示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地位、工作和社会流动、社会生存和生活基本状态、生活方式、态度与认知、行为倾向等多个方面的变化和趋势。2003-2008年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的第一期。在此期间一共进行了5次年度调查，覆盖了中国28个省市的125个县级行政区，具有广泛的全国代表性。调查收集了教育、就业、婚姻与家庭、心理与健康、社会交往、政治参与、农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七个方面的详实信息，为我们研究社会经历与社会信任水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本文将下乡时间在1980年之前的个体视为知青；为了控制中国社会变化的时代特征，我们选取出生年份为1936-1970年的城市家庭背景的受访者数据进行分析。在剔除相关信息有缺失或者信息前后矛盾③的受访者后，2003年调查数据中有效样本为2 390人，其中知青受访者为357名；2006年的数据有3 135名有效受访者，其中包括318名知青。在2006年的调查中有较详细的针对不同对象的信任问题，而在2003年的调查中仅有一个一般性的对陌生人的信任问题，因此，本文以考察2006年的数据为主，而仅使用2003年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对2006年调查样本中知青下乡年度、返城年度和下乡年限分布的考察表明，样本中知青个体经历特征和相关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知青运动起伏特征非常接近，因此调查中的知青受访者经历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图1中表明样本中知青下乡主要集中在1968-1970年和1975年前后，这与历史上的两次“上山下乡”高潮一致(刘小萌，1994)。
图1 2006年受访知青下乡年度分布
图2 2006年受访知青下乡时间长度分布
如图2所示，在2006年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知青下乡年限都少于10年，而且有2/3的知青在乡年限少于5年。这看似与对知青经历的通常认知不一致，其实吻合历史记载。在1962-1973年间，虽然有上千万知青下乡，但是同时也有400万知青通过招工、病退等不同途径调离农村，主要集中在70年代初期的经济“过热”时期。到“文革”结束时，通过各种途径离开农村的知青达736万，接近全部下乡知青的一半。到1978年，在乡的860万知青中，1972年以前下乡插队的仅为130万(刘小萌，1994)。因此，对于大多数知青来说，回城这一主要流动机会始终大量存在。
在2003年调查中，有关信任的问题是：“一般来说，您对现在社会上的陌生人是否信任？”在2006年调查中，询问了受访者在一些敏感性话题中，当不同渠道的信息不一致时，对各种渠道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从“最不信任”到“最信任”分为5档。话题涉及房价、股市、腐败问题、治安形势、矿难死亡等8类话题，而信息渠道包括政府机构、中央级媒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法律机构人员和民间传闻5类。由于这些针对同一个受访者的问题高度相关，将它们逐个分析意义不大。因此，我们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提取有关信任问题的主要成分进行研究。主成分分析方法见附录。结果表明，我们只需要一个主成分，即“信任因子”，便能解释大部分变量，因此，我们将以该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④。以上的主成分分析使用线性模拟，而为了进一步研究个体之间信任水平的非等距差异，我们引入Probit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体现参与“上山下乡”人群信任某个信息渠道的可能性变化情况。该结果将在第五部分报告。
表1是2003年和2006年调查中知青与非知青群体个体描述统计表。除了涉及信任和知青的相关信息，我们为了更好地估计个人及家庭背景对其社会信任态度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在回归分析过程中将控制受访者的基本情况：省份、性别、民族、户口、工资收入、年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兄弟姐妹数量、职业、工作单位类型、社会经济地位、幸福感；并控制了受访者家庭背景的相关情况：18岁时父亲的工作单位类型和级别、是否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是否城市家庭背景；还考虑到受访者的经历：何时下乡、是否“老三届”、是否回城后接受过高等教育。
表1比较了受访者中知青和同年龄段(出生年份为1936-1970年)非知青群体在收入、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差别(方括号内为标准差)。主要变量解释及2006年知青与非知青群体t检验结果请见表2。可以从t检验中看出，知青与非知青受访者群体在婚姻、民族、政治面貌等人口统计特征上没有显著差异。虽然这不代表任何因果关系，表1仍反映出受访知青的收入平均来说相对未下乡同年龄段人更低。
五、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知青经历对信任的长期影响
为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信任水平的长期影响，我们以“是否有过知青经历”的虚拟变量作为关键自变量，分析个体对于不同信息渠道的信任水平。我们还用主成分分析法，在对不同信息渠道的信任水平上提取一个整体的社会信任因子⑤。模型见式(1)。如图2所示，知青返城时间非常集中，同时大多数知青下乡年限少于5年，因此下乡年份早的知青，下乡年限也相对较长，同时下乡年限的方差很小。因此，我们没有引入下乡年限这一控制变量⑥。
其中，代表着第i个个人对信息渠道j的信任水平，X是一系列控制变量，v为随机扰动项，是关键的虚拟变量，表示第i个受访者是否有上山下乡经历。因此，γ是我们所关心的重点。表3展现了(1)式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表3表明，在控制了收入、教育、宗教信仰、职业、家庭背景、政治面貌以及地域等传统研究中认为与信任相关的变量后，与未下乡的知青群体相比，下乡知青对专家学者的信任显著偏低，这种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且这种对专家学者的不信任，在10%的显著水平下引起知青群体对社会整体的信任偏低⑦。而知青经历对于其他信息渠道的信任没有显著影响；知青经历对受教育年限、工资收入有显著的负影响；另外，兄弟姐妹越多的家庭，信任程度也是偏低的，这是因为个体更加注重家庭内部(小团体)的信任。而且，我们发现城市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政治面貌)，以及宗教信仰这些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在下一部分，我们以受访知青下乡时间为标准，深入考察不同阶段的上山下乡经历对于社会信任程度的影响。
考虑到受访者对专家学者的信任评分是从“最不信任”到“最信任”的1—5赋值，而不同选择的值之间可能具有不同的差距，因此我们构造Probit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并从另一方面来探究以上发现。从问卷中得知，在对这些信任渠道及各个话题评分时，受访者可以选择5分表示“最信任”、4分表示“较信任”、3分表示“一般”、2分表示“不太信任”、1分表示“最不信任”。我们将每个受访者对“专家与学者”渠道下的八大话题评分加总，来评判对该渠道的信任程度。如果该渠道的评分不小于32分(即受访者对该渠道下的每个话题评分至少是较信任)，我们认为该受访者对该项渠道信任，取值为1；反之为不信任，取值为0。以此类推，完成每个受访者对专家学者的信任评判(0或1)，并以此作为因变量，仍然加入上述控制变量构建Probit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
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到，知青对专家学者的信任程度是显著为负的，且P值为0.000。为了更好地解释系数，我们进一步用Probit结果计算了平均边际的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下，知青群体平均有29%的可能性比非知青群体更加不信任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考虑到其中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如个人工资、幸福程度及受教育年限与上山下乡经历相关，因此以上结果会受到潜在内生性的影响。我们去除这三个自变量，进行同样的稳健性回归，结果依旧。之后的回归结果，我们也进行了如此的考虑，并做了类似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去掉这三个有高度可能内生的变量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结果。
至此，我们采用了线性(OLS)模型，包括主成分分析法、各项问题得分的算术平均法以及非线性(Probit)模型，针对不同社会机构的信任来考察“上山下乡”运动对信任的长期影响。结果均表明该历史事件以及该特殊群体对社会的长期不信任仅表现在对专家学者的不信任上，下面我们将就此作进一步的验证与分析。
(二)“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经历对信任的影响
为了考察不同阶段的知青经历对于社会信任程度的影响，依据历史文献(定宜庄，1994；刘小萌，1994；顾洪章，1996a，1996b)，我们引入四个虚拟变量，分别代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四个阶段：文革前下乡，文革“老三届”期间下乡(1968-1970)，文革后期下乡和文革结束之后下乡。这四个阶段下乡的知青在受访者中分别有41，122，124名和31名。在文革期间下乡的人数占了总下乡人数的3/4以上，而“老三届”占十年文革中下乡知青人数的一半。同时，我们还引入“是否文革期间下乡”这一虚拟变量单独进行分析。这四个虚拟变量代替，分别代入等式(1)的右边，并以对专家学者的信任程度作为因变量。研究在控制了其他因素条件下，各个阶段下乡的知青较非该阶段的受访者在专家和学者信任上的差异，回归结果见表5。
表5列(1)表明，在考虑了不同阶段的下乡经历情况下，控制相关变量之后，只有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相对其他群体显著不信任专家学者，并且结果显示以1968-1970年之间下乡的“老三届”知青群体最为显著。如果单独将某一阶段是否下乡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时，列(3)中系数为-0.396，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再次表明“老三届”显著不信任专家学者。第(5)列的回归结果证实在文革期间下乡的知青在1%显著水平下，相对于其他群体不信任专家学者。而列(1)、(2)、(4)表明，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的下乡经历都没有显著影响对专家学者的信任水平。
我们发现“老三届”知青更不信任专家学者，那么这主要是由于知青经历呢，还是这一年龄段人群的共同观念？研究这一问题的理想方法是采取差分内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模型。然而，由于相关信息缺失，我们无法通过分析“上山下乡”的自我选择决策建立完全匹配的参照组。不过，我们可以比较“老三届”知青相对于同年龄段其他人的信任差异。我们通过查阅文献，仅选择1948至1952年出生、且18岁时父亲为非农户口的受访者(一共有390个样本符合以上条件，其中“老三届”有144人)。我们仍然控制了其他变量，将对专家学者的信任作为因变量，有下乡经历的人作为自变量，模型与等式(1)相一致。图3更清晰地显示，相对于未下乡同龄人，“老三届”知青对于专家学者的信任有系统性降低的现象；当比较两个群体对专家学者的信任平均值时，也可以清晰地从图中(标有垂直虚线处)看出：同龄未下乡者对专家学者正的信任平均值大于“老三届”对专家学者负的信任平均值(参见表5第(6)列和图3)。
结果表明，“老三届”知青较未下乡的同年龄段人群更缺少对专家学者的信任。因此，知青经历确实通过减少接受者对于专家学者信任的途径减少了其对社会整体的信任程度。然而，之前研究发现(Zhou and Hou，1999；Li et al.,2010；Qian and Hodson，2011)，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家庭背景影响甚小，我们仍然不能排除知青个体自我选择的可能性，即非家庭背景的个体异质性影响个体是否下乡，并同时影响其后来的信任水平。
(三)结果的进一步检验
为了研究文革知青经历对于社会整体信任水平的影响，我们分别将是否在文革期间下乡，特别是是否是“老三届”作为虚拟变量代入式(1)，考察其对其他渠道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如表6列(1)—(6)所示。我们发现，相对于其他群体，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受到文革的长期影响，持续不信任专家学者，并且其中的“老三届”受文革影响最大。这一显著作用导致了知青经历对整体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
如前所述，2003年CGSS调查中只询问了“是否相信陌生人”这一关于一般性社会信任的问题。那么，是否下乡会不会系统性影响受访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呢？所以，我们使用2003年调查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列(8)所示。我们没有发现“老三届”知青经历显著降低了对于普遍社会信任的影响。这说明，知青经历没有显著降低对陌生人的一般信任水平，这与表3结果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CGSS调查中的关于信任的询问方式实际上与国际上标准的询问信任问题的方式和内容指向并不完全一致，更多地是关于信息渠道的可信度的考察。而信息渠道的可信性与信息渠道本身的品质和声誉是相关的。那么，我们所发现的“老三届”知青对于专家学者的不信任是否是由于他们怀疑专家学者的道德素养，认为专家不诚实呢？换句话说，我们的主成分分析所提取的信任因子是否仅代表专家学者在受访者心目中的道德声誉？2006年CGSS调查数据中有对专家道德修养程度认同感的问题。我们研究发现，受访者对专家道德修养的认同感与其对专家学者信任程度两者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即越认为专家学者可信的人，也同样认为专家学者的道德修养较他人更高。另外，在318名知青受访者中，非常认同与非常不认同专家学者的道德修养高于普通人的比例均为10%左右；对该论断持同意和不同意的知青人数各占知青群体的一半。可以得出，知青群体对专家学者道德素养的认识有非常平均的分布。但是，如果我们把对专家道德修养的认同感作为因变量代入式(1)，如表6列(7)所示，结果并不显著。换句话说，上山下乡经历没有显著影响个体对于专家的道德评价，对专家的不信任不是因为道德上的不认可，也不是因为专家学者群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群体道德变化所造成的。
图3 “老三届”及其同龄人对专家学者信任的分布
表6展示了以“老三届”经历作为解释变量对不同对象信任程度的影响。(1)—(6)列依次是表3中的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对中央及媒体的信任、对专家学者的信任、对法律机构人员的信任、对民间传闻的信任和对社会整体的信任。列(7)是这一经历对于对专家学者的道德修养认同的影响，即对“专家学者道德修养高于普通人”论断的认同度。列(8)中的被解释变量是CGSS 2003数据中对陌生人的信任。
(四)回城再教育能否改善信任缺失？
我们知道，教育对人的价值观形成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文革中知青一代的正常教育进程被政治运动所打断。他们严重缺失正规教育经历，加上当时对知识分子极度不信任的“左”的思想影响，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白专”。他们受“极左”余毒影响，沾染敌视知识分子的观念并不奇怪。那么，如果如此前文献认为，个人的观念是接受环境被动影响的结果的话(Alesina and Fuchs-Schuendeln，2007)，那么，当他们返城之后，新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机会同样可能改变他们的价值观。换句话说，文革结束后，“左”的思想得到纠正，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下，知识分子重新获得尊重。如果一些知青返城之后接受了高等教育⑧，那么我们预期他们较其他知青会更加信任知识分子。我们引入新的虚拟变量old3_highedu，即“老三届”中在80年代之后受到高等教育的受访者记为1，其他的为0。等式(2)便是为了比较接受高等教育后的“老三届”下乡知青对专家学者的信任情况。
表7采用OLS，从表7中我们可以发现，是否回城后接受高等教育以及该项和“老三届”的交互项的系数都不显著，而“老三届”知青经历仍然影响他们对专家学者的信任。统计结果表明，“老三届”知青经历的系数仍然在9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负；而返城后接受高等教育的“老三届”知青并未比其他“老三届”及其他人更加信任专家学者。换句话说，80年代接受的高等教育没有改变他们当今对知识分子的敌对观念。当然，接受高等教育与否本身也是知青自身选择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是教育经历影响了学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信任的话，表7至少表明高等教育并没有产生这方面的效果。
六、讨论与结论
本文运用CGSS2003年和2006年数据，研究了文革背景下的知青经历对社会资本的长期影响。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方面，为了量化信任水平，我们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成分因子作为模型的因变量。从知青经历对社会资本的长期影响来看，我们发现知青经历产生了对相关领域的专家与学者的信任缺失，而并不影响其他领域或普遍范围的信任。
继而，我们按知青下乡年度分阶段考察知青对专家学者的信任情况，发现“老三届”下乡的知青，对专家学者的信任显著低于该群体外的人对专家学者的信任。然后，我们着手考察遭受文革影响最大的这个知青群体，也发现其仅对专家学者信任缺失。在对其他领域信任及对陌生人的信任考察上，本文没有找到类似的信任缺失。那么，如何解释我们的这一实证发现呢？
主流的关于价值观形成的理论把信任等长期社会态度的形成看作是被动影响的过程，如Nunn and Wantchekon(2011)等论文中，当代人的信任观念是遥远过去的先祖观念的继承，是一种文化的传承。Alesina and Fuchs-Schuendeln(2007)的研究中，社会价值观受到个人过去所接受的教育影响。如果我们所发现的知青对于专家学者的信任缺失是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期间“左”的教育方针和社会思潮的恶果的话，那么，可以预期至少文革期间下乡的知青都应该表现出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不信任。然而，如表5列(1)所示，对专家学者的信任缺失表现在“老三届”知青身上是最为明显的，而文革后期上山下乡的知青，虽然同样受到敌视知识分子的极“左”的思想灌输影响，但是无论其系数大小还是显著性都大大小于“老三届”知青⑨。表7进一步表明，即使受了文革后的高等教育影响，同知识分子群体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甚至有些人自己也成为了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的那一批“老三届”知青，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信任态度仍然没有显著改善。如果如传统知青史方面的研究认为的那样，上山下乡的经历被看作是影响知青社会观念的关键因素，我们将遇到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很好的理论说明知青经历本身将影响对于专家学者的信任，如果把知青经历看作是一种“苦难”的话，那么没有什么理由认为知青会因此而怨恨属于文革迫害对象的知识分子群体；第二，如果我们由表5列(6)中“老三届”知青相对于未下乡的同年龄段群体的对专家学者的显著不信任而直接判断知青经历导致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的话，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如表5列(2)和列(4)，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下乡的知青并没有更不信任专家学者。因此，个人被动接受外部影响，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社会观念的观点无法圆满解释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
既然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老三届”知青的独有现象，那么我们就必须从他们自身的独有经历着眼寻找原因⑩。如前所述，相比于其他知青而言，当年“老三届”学生身上还兼有另一重身份——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严重的武斗过程中，他们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造反夺权、批斗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导致了政府部门和教育机构等的瘫痪，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迫害者”的角色。这一主观行动和此前所接受的极“左”的思想影响一起，共同加深了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认知。“老三届”后来形成了社会中坚力量之一，成为职业遍布社会各界的普通公民。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知青们基于上山下乡这一共同的经历，通过“青春无悔”的态度建构集体身份认同，用乐观的情绪回顾自己的上山下乡经历，从而在文化上抗拒生活中的诸多不确定性(Yang，2003)。
作为一个群体，红卫兵—“老三届”一代其实从未认真反思过自己的红卫兵经历。许子东(2000)分析50部社会影响较大、有着代表性的文革小说发现，大多数小说中都蕴含着“红卫兵—知青”视角，在这一视角下，有反省、有感谢和惭愧，唯独没有忏悔。他们把自己作为被冤枉的、比较好的、无意中犯错的或者有合理心理道德依据支撑的“迫害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分析中明确指出，“我不忏悔”的主题除了各种道德辩解理由外，最主要还是基于“青春无悔”的信念。通过回忆歌颂投入青春的过程，为很大程度上浪费的青春寻找生命意义，知青们找到了现代理性社会的对立面，在怀念中间建构集体身份的认同(刘亚秋，2003；王汉生和刘亚秋，2006)。
“老三届”下乡知青会特别强烈地感觉自己的青春完全投入了“文革”和“上山下乡”两项基本没有正面社会作用的运动，会特别需要对于自己的过去采取“青春无悔”的信念和态度来寻回生命意义。事实上，上山下乡的经历可能起到了一种所谓“道德清洗”(moral cleansing)的作用(Zhong and Liljenquist，2006)，使经历者减少了作为红卫兵的负罪感。这种态度也就必然需要抑制知青对红卫兵经历进行的个人批判性反思，他们不自觉地为自己的过去经历寻找理由，把这些曾经受迫害的群体看作是不受信任的对象。因此，“老三届”对于知识分子的信任缺失可能是他们早年经历和后期的态度主动调整的共同结果(11)。
附录：主成分分析法
我们用八项问题及五项信息渠道组成了40个信任评分集，由于这些针对同一个受访者的问题高度相关，将它们逐个分析是无意义的。因此，我们采取主成分分析法(PCA)，提取有关信任问题的主要成分进行研究。主成分分析是Hotelling(1933)首先提出的，它利用降维的思想，在损失较少信息的前提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较少的综合指标。转化生产的综合指标即称为主成分，其中每个主成分都是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且各个主成分互不相关。
首先，为了确保信任评分变量可以用到主成分分析法，除了从直观观测得到其各个变量高度相关之外，我们还要将其变量逐个代入回归式考察其主要变量符号及显著情况的一致性，并以此作为运用PCA的前提条件。我们将问题按不同信息渠道分成五列，分别为政府机构、中央级媒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法律机构人员和民间传闻。将40个信任得分依次代入模型，发现每一列的主要变量的符号及显著程度基本相似。
然后，我们进行了KMO和SMC的相关指标测试。Kaiser-Meyer-Olkin抽样充分性测度是用于测量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强弱的重要指标，是通过比较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得到的。KMO介于0与1之间，值越高，表明变量的共线性越强。如果偏相关系数相对于相关系数比较高，则KMO比较低，主成分分析不能起到很好的数据约化效果。根据Kaiser(1974)确定的一般标准，KMO值小于0.5则被视为不能接受，KMO值在0.9到1.0之间则被视作非常好。我们仍分渠道来分别测算KMO值，发现结果均在0.9以上。SMC是一个变量与其他所有变量的复相关系数的平方，也就是复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SMC比较高，表明变量的线性关系越强、共性越高，也就说明主成分就越合适。
接下来用碎石图对所有特征值作图，判断保留多少个主成分最佳。的结果表明，在第二个元素直线向下滑落，并形成拐点。因此，我们只需要一个主成分，便能解释大部分变量。这点与我们的研究中将信任作为因变量，只存在一个主成分相切合。
图 主成分分析中PCA碎石图
以上分析为基础，我们进行了只含有一个因素的主成分分析。一般情况下，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才能被作为主成分进行分析。而在所有的分析中我们的主成分1的特征值都远远超过主成分2的特征值，并能解释超过一半的变量。经过对主成分分析的检验和应用，我们成功地将信任指标的每一列及整个信任指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
①伯恩斯坦(1993)是国内外最早系统研究“上山下乡”运动的学术著作。顾洪章(1996a，1996b)提供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官方权威资料来源。定宜庄(1994)、刘小萌(1994)则全景式展示了整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潘鸣啸(2009)从多角度分析研究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
②由于本研究关注知青群体的社会信任，仅2003年和2006年CGSS调查中含有“您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吗？”问题。
③为了更准确研究，将统计中极少数1990年之后返城的样本视为未下乡者；将个别显示未下乡者，却填了下乡年份的样本删去。
④我们曾经采用各项问题得分的算术平均计算针对不同社会机构的信任，并以此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其基本结果与使用信任因子回归的结果相似。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报告该结果。
⑤主成分分析方法详见附录。
⑥在我们的回归中，如果加入“下乡年限”这一变量，结果下乡时间和下乡年限均不显著。实际上，我们对于数据的分析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高度共线性。而且，即使在控制了下乡时间后，无论对于“老三届”知青还是文革后期下乡知青的子样本，散点图都表明社会信任与下乡年限之间没有任何明显关系。限于篇幅，这里没有报告这些具体结果。
⑦从后面的分段研究以及相关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得出，在“老三届”知青对于专家学者的信任态度之外，知青经历本身并没有显著影响对社会总体的信任程度。
⑧该变量由问题“您的最高教育的学历文凭是哪年获得的？”得到。我们将样本中在1980年(改革开放之重新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后获得最高学历文凭的人视为接受了再教育(因为我们的样本早已剔除了那些出生在1970年之后的人)。即使其中没有下乡经历的人，也能考察到他们接受再教育的情况，因此不会有缺失样本。
⑨事实上，文革后期(1973-1976年)下乡的知青，“左”的思想在他们所接受的初等教育中影响更重，教育中的科学文化内容更加缺失。
⑩米鹤都(2011)提供了对于“老三届”一代社会经历和心态发展的深入分析。
(11)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中的“生命历程研究”理论把“个人能动性”看作是核心原理之一，即人在社会中的选择受到个人经历和个人性格特征的影响(李强等，1999)。
作者介绍：梁平汉，[email protected]，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610074；李佳珈，[email protected]，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610074
作者：梁平汉李佳珈
世界经济文汇 2014年09期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常常有着持续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渠道可以是殖民方式改变了产权保护制度(Acemoglu et al.，2001)，可以是由于内外战争影响了国家能力建设的路径(Besley and Persson，2009)，也可以是社会冲突和历史上的制度长期改变了人群的社会观念、合作态度和社会资本(Putnam，1993)。一些经济史研究表明，历史上的分裂、冲突、歧视和迫害仍然对今天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水平产生长期而深远的负面影响(Nunn，2008；Nunn and Wantchekon，2011；Guiso et al.，2009)。本文关注于最后一种历史事件的长期影响机制。我们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试图实证研究个体的“知青”经历是否影响了其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探究“上山下乡”运动对经历者的社会观念的长期影响。
信任是个体对他人行为的一种积极性预期和信念(Fafchamps，2004)。信任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活动中，Arrow(1972)提到：“几乎所有商业交易都包含信任成分。”Durlauf and Fafchamps(2005)认为，信任包括两类：一是针对特定个体的特殊信任；另一种是普遍信任，是指在特定的组织及背景下个体对某一类群体的信任，是随机且广泛的认识。在经济交往日趋复杂、匿名性交易发达的今天，后一种信任作为广义上的一种社会制度，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经济增长(Zak and Knack，2001)、企业规模(福山，2001)、参与金融市场(Guiso et al.，2008)、市场规制(Aghion et al.，2010)等。后者正是本文所研究的对象。
历时二十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项重大事件，涉及人数几达2000万人(定宜庄，1998)。这场运动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知青”群体，他们在“上山下乡”政策下，由政府组织到农村连续从事农业生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知青大多数返回城市工作，逐渐成为社会中坚，直到现在，这一代人仍然对于政治生态和未来走向发挥着重要影响。然而，“上山下乡”运动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尽管他们从参与农村建设中获得了锻炼，却丧失了接受正规文化教育的机会(张化，1985；潘鸣啸，2009)。已有很多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文献关注这场运动的后果和对于知青个体的日后生活的长期影响，如人力资本损失(Deng and Treiman，1997；Zhang et al.，2007；Li et al.，2010)、就业状况和生活幸福感(Zhou and Hou，1999)、群体归属感(Yang，2003；潘鸣啸，2009)等。本文则关注这场运动对于个体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不同社会机构的信任的影响。
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询问了受访者对于不同社会机构在不同领域上的信任程度，如政府机构、媒体、相关专家学者等。本文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加总提取了受访者对于不同社会机构和整体社会信任程度，然后通过回归分析发现：综合考虑到“老三届”知青对于专家学者的信任态度，知青的整体社会信任程度和其他社会群体并无显著差异。如果按照“文革”十年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分为三段考察(定宜庄，1994；刘小萌，1994)，那么我们发现“文革”期间下乡知青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更低，然而“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下乡的知青并没有表现出这一特征。进一步研究表明：“文革”初期下乡知青(即“老三届”知青)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历史阶段下乡的知青。如果考察针对不同信任对象的信任水平，我们发现，“老三届”下乡经历导致了个体对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的信任的显著缺失，而并没有影响其对于政府机构、新闻媒体、法律机构等其他社会机构的信任程度。我们推断“上山下乡”和“文革”初期经历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老三届”对专家学者的长期低信任。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老三届”对专家学者的低信任程度并未因受访者后来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等经历而发生变化。因此，很难用通过教育等外部影响的“社会化”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本文结合文献中描述的“老三届”自身特点，认为“老三届”红卫兵——知青身上的“红卫兵”身份和“青春无悔”信念之间存在一定的认知冲突，他们不自觉地通过主动改变自身针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态度，从而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进行自我辩解。因此，这种信任态度的产生有着其主观选择的因素，而不只是受社会环境被动影响的结果。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是：第二部分回顾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相关文献；第三部分介绍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相关历史背景，并归纳了既有研究中对于这一运动对社会信任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渠道；第四部分介绍了我们所使用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数据；第五部分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老三届”下乡知青显著不信任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第六部分从相关历史文献角度提出了一些理论解释并进行总结。
二、文献综述
历史事件对于社会观念和态度的长期影响一直是社会科学关注的话题(Olick and Robbins，1998)。社会学中的“生命历程”理论(李强，1999)认为，历史变迁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某个发展阶段，而且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关于儿童期家庭环境对成年期心理的影响(Kessler and Magee，1994)以及关于欧美的移民群体和大萧条经历等方面的社会学研究支持了这一点(托马斯等，2000；埃尔德，2002)。在经济史研究方面，Nunn(2008)，Nunn and Wantchekon(2011)对大西洋黑奴贸易历史的研究，Guiso et al.(2009)对欧盟国家间相互信任的研究，以及Volgtlander and Voth(2012)对纳粹德国进行的犹太人大屠杀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族群间的信任水平有着长期的显著影响。近来的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也逐渐认识到，个体经历通过塑造影响个体的社会观念，会影响社会互动后果和经济行为。Alesina and Fuchs-Schuendeln(2007)通过比较两德统一后人民的投票行为和政治态度，发现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的影响，原东德人更加偏好大政府和高福利。Madestam and Yanagizawa-Drott(2011)使用独立日降雨情况这一随机变量来近似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参与情况，发现美国人青少年时期所受爱国主义教育会影响他们成年后的政治观念。Giuliano and Spilimberg(2013)发现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更相信幸运在人生中的作用，更支持再分配政策，对公共部门更缺失信心。Rohner et al.(2013)，Cassar et al.(2013)分别研究了卢旺达和塔吉克斯坦内战对于个体社会信任和资本的影响。
在“文革”经历对个体的长期影响研究方面，Deng and Treiman(1997)指出“文革”打断了正常的教育进程，导致了严重的人力资本损失，但是Zhang et al.(2007)运用城市双胞胎调查数据表明，在控制了先天禀赋之后，“文革”经历没有对个人教育程度产生显著影响。然而，文化大革命是一段持续十年的历史，其间政策和局势常有反复，因此简单地用“文革”概括，并不能真实反映具体某项政策的长期影响。具体到“上山下乡”这一政策而言，学界还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Zhou and Hou(1999)的研究反映这一运动对于当事人后续的一些生命历程后果，如教育程度等，产生了负面影响。然而，这一结论后来受到一些挑战。Xie et al.(2008)在上海等三城市的调查则表明：下乡经历和一些重要的社会后果之间并没有什么显著联系。使用CGSS 2003的数据，Qian and Hodson(2011)报告知青经历导致了较低的幸福感和提前退休。在一篇精巧的实证研究中，Li et al.(2010)使用城市双胞胎调查数据研究了“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尽管不是文章重点，他们的一个有趣发现是：下乡知青更容易入党，收入也更高。文中猜测是由于“文革”破坏了城市中的教育体系，因此留城本身并不能获得多少有用的教育。然而，“上山下乡”则可以在生活实践中进行学习，获得工作经验。这些研究着眼于知青经历对于个体自身的各种禀赋的影响，如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收入等，却忽略了“上山下乡”对于知青社会观念的影响。本文就填补了这一空白，第一次定量分析了“上山下乡”运动对个体社会观念的长期影响。
Bisin and Verdier(2001)，Doepke and Zilibotti(2008)，Dessi(2008)等建立了文化观念代际传递的理论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父母通过有意识地在子女身上进行人力资本和社会观念的投资，影响到其偏好，从而实现家族的长期最优结果。Dohmen et al.(2012)的实证研究则提供了信任态度在父子之间传递的直接证据。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虽然有的关注超长期的文化传递，有的关注早年经历的影响，但是共同点是把个体视为社会事件和历史的被动接受者，社会化过程塑造和形成了个体态度与偏好。本文则提出另一种思路，认为个体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态度受到其过去针对他者行为的影响，因此，观念是个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我决策的结果。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提出的主观能动机制并不是否定文化的长期作用，而是对既往被动接受机制的一个补充。
三、相关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①
(一)“上山下乡”运动背景：“老三届”—红卫兵
虽然知青运动通常与“文革”相联系，但实际上，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1955年(顾洪章，1996a)，最开始是共青团组织的下乡垦荒运动(潘鸣啸，2009)，而真正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作为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的一种手段从1962年开始实施的(定宜庄，1994)，到“文革”前共下放129万人(顾洪章，1996b)。“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经济等多重动机的影响，“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问题，带有更明显的强制性质(伯恩斯坦，1993；潘鸣啸，2009)。虽然，不同地区执行“上山下乡”政策的力度不同，但是总的来说，家庭的权力和社会地位并没有显著影响子女下乡的可能性(Zhou and Hou，1999；Qian and Hodson，2011)。“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学毕业的“老三届”(高66—68届)以及其后陆续从中小学毕业的学生构成了知青的主体。而“文革”期间下乡的“老三届”，至今仍然是知青中最活跃的群体。1980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完全停止了“上山下乡”政策。据统计，1962-1980年间，曾有接近1 800万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占当时城镇人口的1/10。知青下乡的高潮集中在1968-1970年，有超过57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占“上山下乡”总人数的近1/3(顾洪章，1996b)。第二次高潮则发生在1973年后。文革结束时仍有近千万在乡知青，但“上山下乡”规模逐年锐减，到1979年底有700多万在乡知青返城。
“老三届”和红卫兵是两种紧密联系的社会身份。“文化大革命”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混乱，400万积压在校的城市“老三届”中学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1968年4月，毛泽东针对毕业生分配工作，提出了“四个面向”的原则，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年底，他发布了著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在意识形态动机(接受再教育)和经济动机(解决失业问题)之外，控制红卫兵这一群体被认为是发动大规模的“再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政治动机(潘鸣啸，2009；徐友渔，1999)。事实上，“老三届”学生是红卫兵的主力，在运动初期的造反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到了1968年初，全国各地都成立了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社会局势逐渐稳定，红卫兵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价值也在新形势下消失了。但是，北京的红卫兵组织继续打派仗，拒绝工宣队进驻学校，这些都造成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因此把他们下放到边远地区去就成了一种必要(潘鸣啸，2009)。同时，早期一些红卫兵自己也有着一定的上山下乡的愿望。1967年9月，首都的一些中学生红卫兵率先组织了下乡活动，出现了许多自发的上山下乡行为(定宜庄，1994；刘小萌，1994；潘鸣啸，2009)。相当一部分中学生或者出于政治热情，或者出于躲避斗争，自愿选择插队。因此，一些论者认为：“‘红卫兵’与‘知青’是一代人的两种身份，是一种思潮的两个阶段，是一种精神的两种形式。”(许子东，2000)
红卫兵受着“左”的教育思想影响，是批斗、迫害知识分子的直接执行者之一。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就成为了运动打击的重要目标之一。1957年冬，在全国中小学200多万教职工中开展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仅小学教员中就划了10万多“右派”分子。“文革”中，知识分子更被诬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打击和迫害。在1971年“四人帮”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两个估计”基本否定了建国后十七年的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群体。“文革”中动员红卫兵造反的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他们“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里所形成的价值观”(伯恩斯坦，1993)。“文革”开始后，知识分子被视为改造的对象，中国几千年尊师重道的传统被打碎，“读书越多越反动”的观念植根于红卫兵的头脑中，他们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野蛮批斗和迫害知识分子(徐友渔，1999)。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翦伯赞、吴晗等均含冤去世。
“文革”中上山下乡知青形成了独特的身份认同。他们所受的教育、文革中的特殊经历、在文革后所持的特定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形成了他们的代际特征(米鹤都，2011)，“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共同经历使他们具有更强的整体感和自我意识，并有强烈的表达自己经历的愿望。面对上山下乡的“受害者”经历，“青春无悔”成了知青们主流的观念(徐友渔，1999；Yang，2003)，他们把“上山下乡”中的苦难看成一种经历、一笔财富。然而，面对红卫兵这段共同的“迫害者”经历，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审视并承担自己历史责任的意愿。例如，在许子东(2000)研究的50篇最具代表性的知青文学作品中，有超过1/4的作品表达了“我或许错了，但决不忏悔”的主题。这些或者是基于种种道德辩解理由，例如出于真诚理想参加造反、自身后来也成为受害者、人皆犯错；或者是追求过程中的意义的“青春无悔”观念。因此，在文学和社会学研究者看来，在红卫兵——知青身上，“青春无悔”的知青观与“绝不忏悔”的红卫兵观也是相互联系的。
因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表明：“老三届”学生是知青的重要组成部分；知青经历和红卫兵经历一脉相承；作为红卫兵，在“文革”思想的影响下，他们中的多数曾经不同程度地冲击过知识分子；他们对待自己过往红卫兵经历的观念同对待知青经历的观念也是相互联系的。因此，考察知青经历对于其社会态度的影响，不能不同时考虑“老三届”这一群体和他们的红卫兵经历的影响。
(二)上山下乡经历对于社会信任的可能影响
上山下乡经历可能在多个方面影响个人社会信任水平。首先，“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有着强烈的经济动因(城市就业压力)，但是政治动机也是明显的，而且其采用上山下乡方法——“缩小三大差别”的办法从本质上讲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接受再教育”更是一种完全脱离实际的观念。因此，知青下乡过程中或者由于受到强制性政策的影响，或者由于丧失继续接受教育机会，导致了青春年华的损失，这可能导致他们的强烈的“受害者”心态，对社会整体和政府政策缺乏信任。其次，在运动过程中，知青来到不熟悉的艰苦环境从事繁重劳动，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在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由于“文革”中法制被践踏，知青的人身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不少人受到迫害；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插队”知青与农民之间也存在着冲突。这些都可能加重其“受害者”心态，导致对于社会和政府的不信任。同时，知青通过亲身接触和体会到“极左”口号与现实社会的巨大差距，意识到“走后门”、“血统论”等不公平现象的广泛存在，上进心湮没，会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对不公正现象的麻木(刘小萌，1994)。
然而，“上山下乡”运动也可能对一些个体的信任和道德观念产生正面影响。“上山下乡”运动集中和强制地使中学生接触到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实，促使他们反思并理解同情中国农民，思考中国问题时也就更务实，更亲近百姓(徐友渔，1999)。知青下乡期间往往与其他知青共同居住和劳动，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相互之间感情得到加深，也更加信任彼此。回城之后，基于种种原因，这些知青相互联系，共同的上山下乡经历为相互之间的信任形成了深厚的基础(Yang，2003)。这些都可能加强知青个体对一些社会群体和机构的信任程度。因此，这些影响相互叠加，如何评价上山下乡经历对于社会信任的影响就是一个实证问题。
本研究主要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03年和2006年调查的数据②。该调查是以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研究为导向，揭示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地位、工作和社会流动、社会生存和生活基本状态、生活方式、态度与认知、行为倾向等多个方面的变化和趋势。2003-2008年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的第一期。在此期间一共进行了5次年度调查，覆盖了中国28个省市的125个县级行政区，具有广泛的全国代表性。调查收集了教育、就业、婚姻与家庭、心理与健康、社会交往、政治参与、农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七个方面的详实信息，为我们研究社会经历与社会信任水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本文将下乡时间在1980年之前的个体视为知青；为了控制中国社会变化的时代特征，我们选取出生年份为1936-1970年的城市家庭背景的受访者数据进行分析。在剔除相关信息有缺失或者信息前后矛盾③的受访者后，2003年调查数据中有效样本为2 390人，其中知青受访者为357名；2006年的数据有3 135名有效受访者，其中包括318名知青。在2006年的调查中有较详细的针对不同对象的信任问题，而在2003年的调查中仅有一个一般性的对陌生人的信任问题，因此，本文以考察2006年的数据为主，而仅使用2003年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对2006年调查样本中知青下乡年度、返城年度和下乡年限分布的考察表明，样本中知青个体经历特征和相关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知青运动起伏特征非常接近，因此调查中的知青受访者经历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图1中表明样本中知青下乡主要集中在1968-1970年和1975年前后，这与历史上的两次“上山下乡”高潮一致(刘小萌，1994)。
图1 2006年受访知青下乡年度分布
图2 2006年受访知青下乡时间长度分布
如图2所示，在2006年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知青下乡年限都少于10年，而且有2/3的知青在乡年限少于5年。这看似与对知青经历的通常认知不一致，其实吻合历史记载。在1962-1973年间，虽然有上千万知青下乡，但是同时也有400万知青通过招工、病退等不同途径调离农村，主要集中在70年代初期的经济“过热”时期。到“文革”结束时，通过各种途径离开农村的知青达736万，接近全部下乡知青的一半。到1978年，在乡的860万知青中，1972年以前下乡插队的仅为130万(刘小萌，1994)。因此，对于大多数知青来说，回城这一主要流动机会始终大量存在。
在2003年调查中，有关信任的问题是：“一般来说，您对现在社会上的陌生人是否信任？”在2006年调查中，询问了受访者在一些敏感性话题中，当不同渠道的信息不一致时，对各种渠道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从“最不信任”到“最信任”分为5档。话题涉及房价、股市、腐败问题、治安形势、矿难死亡等8类话题，而信息渠道包括政府机构、中央级媒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法律机构人员和民间传闻5类。由于这些针对同一个受访者的问题高度相关，将它们逐个分析意义不大。因此，我们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提取有关信任问题的主要成分进行研究。主成分分析方法见附录。结果表明，我们只需要一个主成分，即“信任因子”，便能解释大部分变量，因此，我们将以该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④。以上的主成分分析使用线性模拟，而为了进一步研究个体之间信任水平的非等距差异，我们引入Probit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体现参与“上山下乡”人群信任某个信息渠道的可能性变化情况。该结果将在第五部分报告。
表1是2003年和2006年调查中知青与非知青群体个体描述统计表。除了涉及信任和知青的相关信息，我们为了更好地估计个人及家庭背景对其社会信任态度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在回归分析过程中将控制受访者的基本情况：省份、性别、民族、户口、工资收入、年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兄弟姐妹数量、职业、工作单位类型、社会经济地位、幸福感；并控制了受访者家庭背景的相关情况：18岁时父亲的工作单位类型和级别、是否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是否城市家庭背景；还考虑到受访者的经历：何时下乡、是否“老三届”、是否回城后接受过高等教育。
表1比较了受访者中知青和同年龄段(出生年份为1936-1970年)非知青群体在收入、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差别(方括号内为标准差)。主要变量解释及2006年知青与非知青群体t检验结果请见表2。可以从t检验中看出，知青与非知青受访者群体在婚姻、民族、政治面貌等人口统计特征上没有显著差异。虽然这不代表任何因果关系，表1仍反映出受访知青的收入平均来说相对未下乡同年龄段人更低。
五、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知青经历对信任的长期影响
为研究上山下乡经历对信任水平的长期影响，我们以“是否有过知青经历”的虚拟变量作为关键自变量，分析个体对于不同信息渠道的信任水平。我们还用主成分分析法，在对不同信息渠道的信任水平上提取一个整体的社会信任因子⑤。模型见式(1)。如图2所示，知青返城时间非常集中，同时大多数知青下乡年限少于5年，因此下乡年份早的知青，下乡年限也相对较长，同时下乡年限的方差很小。因此，我们没有引入下乡年限这一控制变量⑥。
其中，代表着第i个个人对信息渠道j的信任水平，X是一系列控制变量，v为随机扰动项，是关键的虚拟变量，表示第i个受访者是否有上山下乡经历。因此，γ是我们所关心的重点。表3展现了(1)式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表3表明，在控制了收入、教育、宗教信仰、职业、家庭背景、政治面貌以及地域等传统研究中认为与信任相关的变量后，与未下乡的知青群体相比，下乡知青对专家学者的信任显著偏低，这种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且这种对专家学者的不信任，在10%的显著水平下引起知青群体对社会整体的信任偏低⑦。而知青经历对于其他信息渠道的信任没有显著影响；知青经历对受教育年限、工资收入有显著的负影响；另外，兄弟姐妹越多的家庭，信任程度也是偏低的，这是因为个体更加注重家庭内部(小团体)的信任。而且，我们发现城市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政治面貌)，以及宗教信仰这些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在下一部分，我们以受访知青下乡时间为标准，深入考察不同阶段的上山下乡经历对于社会信任程度的影响。
考虑到受访者对专家学者的信任评分是从“最不信任”到“最信任”的1—5赋值，而不同选择的值之间可能具有不同的差距，因此我们构造Probit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并从另一方面来探究以上发现。从问卷中得知，在对这些信任渠道及各个话题评分时，受访者可以选择5分表示“最信任”、4分表示“较信任”、3分表示“一般”、2分表示“不太信任”、1分表示“最不信任”。我们将每个受访者对“专家与学者”渠道下的八大话题评分加总，来评判对该渠道的信任程度。如果该渠道的评分不小于32分(即受访者对该渠道下的每个话题评分至少是较信任)，我们认为该受访者对该项渠道信任，取值为1；反之为不信任，取值为0。以此类推，完成每个受访者对专家学者的信任评判(0或1)，并以此作为因变量，仍然加入上述控制变量构建Probit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
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到，知青对专家学者的信任程度是显著为负的，且P值为0.000。为了更好地解释系数，我们进一步用Probit结果计算了平均边际的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下，知青群体平均有29%的可能性比非知青群体更加不信任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考虑到其中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如个人工资、幸福程度及受教育年限与上山下乡经历相关，因此以上结果会受到潜在内生性的影响。我们去除这三个自变量，进行同样的稳健性回归，结果依旧。之后的回归结果，我们也进行了如此的考虑，并做了类似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去掉这三个有高度可能内生的变量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结果。
至此，我们采用了线性(OLS)模型，包括主成分分析法、各项问题得分的算术平均法以及非线性(Probit)模型，针对不同社会机构的信任来考察“上山下乡”运动对信任的长期影响。结果均表明该历史事件以及该特殊群体对社会的长期不信任仅表现在对专家学者的不信任上，下面我们将就此作进一步的验证与分析。
(二)“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经历对信任的影响
为了考察不同阶段的知青经历对于社会信任程度的影响，依据历史文献(定宜庄，1994；刘小萌，1994；顾洪章，1996a，1996b)，我们引入四个虚拟变量，分别代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四个阶段：文革前下乡，文革“老三届”期间下乡(1968-1970)，文革后期下乡和文革结束之后下乡。这四个阶段下乡的知青在受访者中分别有41，122，124名和31名。在文革期间下乡的人数占了总下乡人数的3/4以上，而“老三届”占十年文革中下乡知青人数的一半。同时，我们还引入“是否文革期间下乡”这一虚拟变量单独进行分析。这四个虚拟变量代替，分别代入等式(1)的右边，并以对专家学者的信任程度作为因变量。研究在控制了其他因素条件下，各个阶段下乡的知青较非该阶段的受访者在专家和学者信任上的差异，回归结果见表5。
表5列(1)表明，在考虑了不同阶段的下乡经历情况下，控制相关变量之后，只有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相对其他群体显著不信任专家学者，并且结果显示以1968-1970年之间下乡的“老三届”知青群体最为显著。如果单独将某一阶段是否下乡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时，列(3)中系数为-0.396，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再次表明“老三届”显著不信任专家学者。第(5)列的回归结果证实在文革期间下乡的知青在1%显著水平下，相对于其他群体不信任专家学者。而列(1)、(2)、(4)表明，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的下乡经历都没有显著影响对专家学者的信任水平。
我们发现“老三届”知青更不信任专家学者，那么这主要是由于知青经历呢，还是这一年龄段人群的共同观念？研究这一问题的理想方法是采取差分内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模型。然而，由于相关信息缺失，我们无法通过分析“上山下乡”的自我选择决策建立完全匹配的参照组。不过，我们可以比较“老三届”知青相对于同年龄段其他人的信任差异。我们通过查阅文献，仅选择1948至1952年出生、且18岁时父亲为非农户口的受访者(一共有390个样本符合以上条件，其中“老三届”有144人)。我们仍然控制了其他变量，将对专家学者的信任作为因变量，有下乡经历的人作为自变量，模型与等式(1)相一致。图3更清晰地显示，相对于未下乡同龄人，“老三届”知青对于专家学者的信任有系统性降低的现象；当比较两个群体对专家学者的信任平均值时，也可以清晰地从图中(标有垂直虚线处)看出：同龄未下乡者对专家学者正的信任平均值大于“老三届”对专家学者负的信任平均值(参见表5第(6)列和图3)。
结果表明，“老三届”知青较未下乡的同年龄段人群更缺少对专家学者的信任。因此，知青经历确实通过减少接受者对于专家学者信任的途径减少了其对社会整体的信任程度。然而，之前研究发现(Zhou and Hou，1999；Li et al.,2010；Qian and Hodson，2011)，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家庭背景影响甚小，我们仍然不能排除知青个体自我选择的可能性，即非家庭背景的个体异质性影响个体是否下乡，并同时影响其后来的信任水平。
(三)结果的进一步检验
为了研究文革知青经历对于社会整体信任水平的影响，我们分别将是否在文革期间下乡，特别是是否是“老三届”作为虚拟变量代入式(1)，考察其对其他渠道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如表6列(1)—(6)所示。我们发现，相对于其他群体，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受到文革的长期影响，持续不信任专家学者，并且其中的“老三届”受文革影响最大。这一显著作用导致了知青经历对整体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
如前所述，2003年CGSS调查中只询问了“是否相信陌生人”这一关于一般性社会信任的问题。那么，是否下乡会不会系统性影响受访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呢？所以，我们使用2003年调查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列(8)所示。我们没有发现“老三届”知青经历显著降低了对于普遍社会信任的影响。这说明，知青经历没有显著降低对陌生人的一般信任水平，这与表3结果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CGSS调查中的关于信任的询问方式实际上与国际上标准的询问信任问题的方式和内容指向并不完全一致，更多地是关于信息渠道的可信度的考察。而信息渠道的可信性与信息渠道本身的品质和声誉是相关的。那么，我们所发现的“老三届”知青对于专家学者的不信任是否是由于他们怀疑专家学者的道德素养，认为专家不诚实呢？换句话说，我们的主成分分析所提取的信任因子是否仅代表专家学者在受访者心目中的道德声誉？2006年CGSS调查数据中有对专家道德修养程度认同感的问题。我们研究发现，受访者对专家道德修养的认同感与其对专家学者信任程度两者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即越认为专家学者可信的人，也同样认为专家学者的道德修养较他人更高。另外，在318名知青受访者中，非常认同与非常不认同专家学者的道德修养高于普通人的比例均为10%左右；对该论断持同意和不同意的知青人数各占知青群体的一半。可以得出，知青群体对专家学者道德素养的认识有非常平均的分布。但是，如果我们把对专家道德修养的认同感作为因变量代入式(1)，如表6列(7)所示，结果并不显著。换句话说，上山下乡经历没有显著影响个体对于专家的道德评价，对专家的不信任不是因为道德上的不认可，也不是因为专家学者群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群体道德变化所造成的。
图3 “老三届”及其同龄人对专家学者信任的分布
表6展示了以“老三届”经历作为解释变量对不同对象信任程度的影响。(1)—(6)列依次是表3中的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对中央及媒体的信任、对专家学者的信任、对法律机构人员的信任、对民间传闻的信任和对社会整体的信任。列(7)是这一经历对于对专家学者的道德修养认同的影响，即对“专家学者道德修养高于普通人”论断的认同度。列(8)中的被解释变量是CGSS 2003数据中对陌生人的信任。
(四)回城再教育能否改善信任缺失？
我们知道，教育对人的价值观形成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文革中知青一代的正常教育进程被政治运动所打断。他们严重缺失正规教育经历，加上当时对知识分子极度不信任的“左”的思想影响，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白专”。他们受“极左”余毒影响，沾染敌视知识分子的观念并不奇怪。那么，如果如此前文献认为，个人的观念是接受环境被动影响的结果的话(Alesina and Fuchs-Schuendeln，2007)，那么，当他们返城之后，新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机会同样可能改变他们的价值观。换句话说，文革结束后，“左”的思想得到纠正，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下，知识分子重新获得尊重。如果一些知青返城之后接受了高等教育⑧，那么我们预期他们较其他知青会更加信任知识分子。我们引入新的虚拟变量old3_highedu，即“老三届”中在80年代之后受到高等教育的受访者记为1，其他的为0。等式(2)便是为了比较接受高等教育后的“老三届”下乡知青对专家学者的信任情况。
表7采用OLS，从表7中我们可以发现，是否回城后接受高等教育以及该项和“老三届”的交互项的系数都不显著，而“老三届”知青经历仍然影响他们对专家学者的信任。统计结果表明，“老三届”知青经历的系数仍然在9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负；而返城后接受高等教育的“老三届”知青并未比其他“老三届”及其他人更加信任专家学者。换句话说，80年代接受的高等教育没有改变他们当今对知识分子的敌对观念。当然，接受高等教育与否本身也是知青自身选择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是教育经历影响了学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信任的话，表7至少表明高等教育并没有产生这方面的效果。
六、讨论与结论
本文运用CGSS2003年和2006年数据，研究了文革背景下的知青经历对社会资本的长期影响。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方面，为了量化信任水平，我们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成分因子作为模型的因变量。从知青经历对社会资本的长期影响来看，我们发现知青经历产生了对相关领域的专家与学者的信任缺失，而并不影响其他领域或普遍范围的信任。
继而，我们按知青下乡年度分阶段考察知青对专家学者的信任情况，发现“老三届”下乡的知青，对专家学者的信任显著低于该群体外的人对专家学者的信任。然后，我们着手考察遭受文革影响最大的这个知青群体，也发现其仅对专家学者信任缺失。在对其他领域信任及对陌生人的信任考察上，本文没有找到类似的信任缺失。那么，如何解释我们的这一实证发现呢？
主流的关于价值观形成的理论把信任等长期社会态度的形成看作是被动影响的过程，如Nunn and Wantchekon(2011)等论文中，当代人的信任观念是遥远过去的先祖观念的继承，是一种文化的传承。Alesina and Fuchs-Schuendeln(2007)的研究中，社会价值观受到个人过去所接受的教育影响。如果我们所发现的知青对于专家学者的信任缺失是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期间“左”的教育方针和社会思潮的恶果的话，那么，可以预期至少文革期间下乡的知青都应该表现出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不信任。然而，如表5列(1)所示，对专家学者的信任缺失表现在“老三届”知青身上是最为明显的，而文革后期上山下乡的知青，虽然同样受到敌视知识分子的极“左”的思想灌输影响，但是无论其系数大小还是显著性都大大小于“老三届”知青⑨。表7进一步表明，即使受了文革后的高等教育影响，同知识分子群体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甚至有些人自己也成为了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的那一批“老三届”知青，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信任态度仍然没有显著改善。如果如传统知青史方面的研究认为的那样，上山下乡的经历被看作是影响知青社会观念的关键因素，我们将遇到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很好的理论说明知青经历本身将影响对于专家学者的信任，如果把知青经历看作是一种“苦难”的话，那么没有什么理由认为知青会因此而怨恨属于文革迫害对象的知识分子群体；第二，如果我们由表5列(6)中“老三届”知青相对于未下乡的同年龄段群体的对专家学者的显著不信任而直接判断知青经历导致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的话，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如表5列(2)和列(4)，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下乡的知青并没有更不信任专家学者。因此，个人被动接受外部影响，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社会观念的观点无法圆满解释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
既然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老三届”知青的独有现象，那么我们就必须从他们自身的独有经历着眼寻找原因⑩。如前所述，相比于其他知青而言，当年“老三届”学生身上还兼有另一重身份——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严重的武斗过程中，他们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造反夺权、批斗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导致了政府部门和教育机构等的瘫痪，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迫害者”的角色。这一主观行动和此前所接受的极“左”的思想影响一起，共同加深了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认知。“老三届”后来形成了社会中坚力量之一，成为职业遍布社会各界的普通公民。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知青们基于上山下乡这一共同的经历，通过“青春无悔”的态度建构集体身份认同，用乐观的情绪回顾自己的上山下乡经历，从而在文化上抗拒生活中的诸多不确定性(Yang，2003)。
作为一个群体，红卫兵—“老三届”一代其实从未认真反思过自己的红卫兵经历。许子东(2000)分析50部社会影响较大、有着代表性的文革小说发现，大多数小说中都蕴含着“红卫兵—知青”视角，在这一视角下，有反省、有感谢和惭愧，唯独没有忏悔。他们把自己作为被冤枉的、比较好的、无意中犯错的或者有合理心理道德依据支撑的“迫害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分析中明确指出，“我不忏悔”的主题除了各种道德辩解理由外，最主要还是基于“青春无悔”的信念。通过回忆歌颂投入青春的过程，为很大程度上浪费的青春寻找生命意义，知青们找到了现代理性社会的对立面，在怀念中间建构集体身份的认同(刘亚秋，2003；王汉生和刘亚秋，2006)。
“老三届”下乡知青会特别强烈地感觉自己的青春完全投入了“文革”和“上山下乡”两项基本没有正面社会作用的运动，会特别需要对于自己的过去采取“青春无悔”的信念和态度来寻回生命意义。事实上，上山下乡的经历可能起到了一种所谓“道德清洗”(moral cleansing)的作用(Zhong and Liljenquist，2006)，使经历者减少了作为红卫兵的负罪感。这种态度也就必然需要抑制知青对红卫兵经历进行的个人批判性反思，他们不自觉地为自己的过去经历寻找理由，把这些曾经受迫害的群体看作是不受信任的对象。因此，“老三届”对于知识分子的信任缺失可能是他们早年经历和后期的态度主动调整的共同结果(11)。
附录：主成分分析法
我们用八项问题及五项信息渠道组成了40个信任评分集，由于这些针对同一个受访者的问题高度相关，将它们逐个分析是无意义的。因此，我们采取主成分分析法(PCA)，提取有关信任问题的主要成分进行研究。主成分分析是Hotelling(1933)首先提出的，它利用降维的思想，在损失较少信息的前提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较少的综合指标。转化生产的综合指标即称为主成分，其中每个主成分都是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且各个主成分互不相关。
首先，为了确保信任评分变量可以用到主成分分析法，除了从直观观测得到其各个变量高度相关之外，我们还要将其变量逐个代入回归式考察其主要变量符号及显著情况的一致性，并以此作为运用PCA的前提条件。我们将问题按不同信息渠道分成五列，分别为政府机构、中央级媒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法律机构人员和民间传闻。将40个信任得分依次代入模型，发现每一列的主要变量的符号及显著程度基本相似。
然后，我们进行了KMO和SMC的相关指标测试。Kaiser-Meyer-Olkin抽样充分性测度是用于测量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强弱的重要指标，是通过比较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得到的。KMO介于0与1之间，值越高，表明变量的共线性越强。如果偏相关系数相对于相关系数比较高，则KMO比较低，主成分分析不能起到很好的数据约化效果。根据Kaiser(1974)确定的一般标准，KMO值小于0.5则被视为不能接受，KMO值在0.9到1.0之间则被视作非常好。我们仍分渠道来分别测算KMO值，发现结果均在0.9以上。SMC是一个变量与其他所有变量的复相关系数的平方，也就是复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SMC比较高，表明变量的线性关系越强、共性越高，也就说明主成分就越合适。
接下来用碎石图对所有特征值作图，判断保留多少个主成分最佳。的结果表明，在第二个元素直线向下滑落，并形成拐点。因此，我们只需要一个主成分，便能解释大部分变量。这点与我们的研究中将信任作为因变量，只存在一个主成分相切合。
图 主成分分析中PCA碎石图
以上分析为基础，我们进行了只含有一个因素的主成分分析。一般情况下，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才能被作为主成分进行分析。而在所有的分析中我们的主成分1的特征值都远远超过主成分2的特征值，并能解释超过一半的变量。经过对主成分分析的检验和应用，我们成功地将信任指标的每一列及整个信任指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
①伯恩斯坦(1993)是国内外最早系统研究“上山下乡”运动的学术著作。顾洪章(1996a，1996b)提供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官方权威资料来源。定宜庄(1994)、刘小萌(1994)则全景式展示了整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潘鸣啸(2009)从多角度分析研究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
②由于本研究关注知青群体的社会信任，仅2003年和2006年CGSS调查中含有“您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吗？”问题。
③为了更准确研究，将统计中极少数1990年之后返城的样本视为未下乡者；将个别显示未下乡者，却填了下乡年份的样本删去。
④我们曾经采用各项问题得分的算术平均计算针对不同社会机构的信任，并以此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其基本结果与使用信任因子回归的结果相似。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报告该结果。
⑤主成分分析方法详见附录。
⑥在我们的回归中，如果加入“下乡年限”这一变量，结果下乡时间和下乡年限均不显著。实际上，我们对于数据的分析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高度共线性。而且，即使在控制了下乡时间后，无论对于“老三届”知青还是文革后期下乡知青的子样本，散点图都表明社会信任与下乡年限之间没有任何明显关系。限于篇幅，这里没有报告这些具体结果。
⑦从后面的分段研究以及相关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得出，在“老三届”知青对于专家学者的信任态度之外，知青经历本身并没有显著影响对社会总体的信任程度。
⑧该变量由问题“您的最高教育的学历文凭是哪年获得的？”得到。我们将样本中在1980年(改革开放之重新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后获得最高学历文凭的人视为接受了再教育(因为我们的样本早已剔除了那些出生在1970年之后的人)。即使其中没有下乡经历的人，也能考察到他们接受再教育的情况，因此不会有缺失样本。
⑨事实上，文革后期(1973-1976年)下乡的知青，“左”的思想在他们所接受的初等教育中影响更重，教育中的科学文化内容更加缺失。
⑩米鹤都(2011)提供了对于“老三届”一代社会经历和心态发展的深入分析。
(11)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中的“生命历程研究”理论把“个人能动性”看作是核心原理之一，即人在社会中的选择受到个人经历和个人性格特征的影响(李强等，1999)。
作者介绍：梁平汉，[email protected]，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610074；李佳珈，[email protected]，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61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