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华山
妇女研究论丛 2000年02期
笔者在99年初应《中央电视台》邀请任《半边天》的嘉宾主持，从女性主义角度探讨国内的公厕文化。编导找到一份完备的资料，是由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出版的“首都公厕革命的调研与实施报告”，全书共84页，资料详尽、 分析完备， 可惜却没有社会性别视角（genderperspective ）， 看不到公厕其实是一个性别化的类别（gendered category），对女与男的意义截然不同， 其中的差异不单显示出男尊女卑的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 更重要是主流社会的公厕大多以男性的需要为依归，漠视女性的独特处境与需要。
本文深入访问了10位女性，加上笔者自身所做的公厕调查，尝试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公厕的性别政治含义。
一、平面狭隘的“男女平等”观念
笔者在99年初先后在北京机场、燕莎商场以及东单某胡同的公厕外做调查，计算男女在不必排队的情况下上厕所需要的时间。笔者每次统计为30人次，结果发现，上述三个公厕男女上厕所的平均时间，分别为男52秒女2分20秒、男50秒女2分55秒、男33秒女75秒。机场的调查是在候机大堂进行，乘客已经办理登机手续，心情较轻松，没有时间压力，故上厕所的时间最长，至于胡同公厕大多臭气熏天，也毫无化妆台、镜子等设备，都是以最快速度上厕所然后马上离开。若把三次调查的时间作平均计，则发现女性一般上公厕的时间，约需130秒， 大约是男人的3倍（45秒）。
换言之，若按照男女上厕所需要的时间，每间女厕的人数容纳量应该是男厕的三倍左右，才真正公平照顾男女的不同需要。
但，现实情况刚好相反，大部分国内男、女公厕面积相等，有时还是男厕比女厕大。即使面积相等，往往是厕格数目相差无几，而男厕却有多个女厕没有的小便器，因而导致男厕的人数容纳量远远大于女厕。譬如这次《半边天》所拍摄的西单商场厕所，女厕有6间厕格， 男厕同样6间厕格，却有8个小便器，亦即男厕每次能有14人同时上厕所，女厕只有6人，这个比例是大部分公厕的常态， 即使商场的女性游人明显较男性多，情况依旧。以西单商场厕所为例，平均每130秒可以有6个女性上厕所，而同时间的男厕却能有42人上厕所，是女厕的7倍， 难怪许多女厕都出现非常严重的排队问题。
问题症结在于平面狭隘的男女平等观念，以为男女厕所的面积一样，就能平等照顾到人的需要，但这个“人”，其实只是男人，完全以男人的需要作标准，根本未考虑女性的处境与需要。这种表面化的平等观念，既僵化片面，又以男性为中心，结果对女性的生理与心理健康，造成伤害。
二、自我压抑与禁制的身体政治
笔者与男性朋友提及这次研究，他们都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说：“公厕便是公厕，跟女性主义有什么关系？不过是男人站女人蹲，有啥特别！”然而10位女性被访者，提及公厕都无限感慨大吐苦水。30岁的李女士更因而患上肾结石，她说：“到医院看化验报告那天，刚好是位女医生值班，她显然经验丰富，先问我是否经常忍着尿不上厕所，我说是啊，她再问我是否长期少饮水，我连连点头，她告诉我不少女性患肾结石，正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做女人真惨，女厕经常要排队，我们都习惯忍着，尽量少喝水，甚至不上厕所，以至膀胱长期负荷过重，会损害排泌与新陈代谢的功能，严重者会导致肾病、便秘，甚至尿中毒。”
某些女性需要长久在户外工作，上厕所问题相当严重。
李女士是工程师，经常要到建筑工地巡察，一去便半天，经常忍着不能上厕所，她说：“这些建筑工地，往往只有男厕，而且其臭无比，满地是尿，我能忍就尽量忍。”
笔者发现女子大都习惯了忍尿，上街前尽量少喝水，尤其上电影院、音乐厅或坐长途车、去较脏的地方。事实上，公众演出场馆、学校、图书馆、商场等人流频繁的地方，便常出现女厕大排长龙，男厕“出入自如”的情况。李女士说：“上次我看俄国芭蕾舞演出，就异常尴尬，我平日绝不会在公厕大便，但那次实在不行，或许晚饭食物不干净。我与爱人及其单位领导坐在一块，便忍到散场才冲出去，我已经憋不住，却看见长长的人龙排在女厕外，我差不多失禁，便冲入男厕，最尴尬是有男人嗤之以鼻骂我‘流氓’，我从便格出来时看到一个男子在小便器转身露出下体对着我，此刻我正好与单位男领导近面打个正着，真是……皆因女厕的便格严重不足。”
24岁的莉莉去年验出膀胱炎，被问及上厕所的经验时，莉莉马上道出中小学的“惨况”：
“我那个小学，只有一座女厕，内有三个厕格，每次课间休息那十五分钟，男同学总是跑到球场踢足球打蓝球，女生却要排队。试想，全校有150个女同学，三个厕格怎够用，我便尽量少饮水， 即使需要也忍着不上厕所。读中学时，学校厕所较多，但女厕仍经常要排队，我们习惯了一起排队聊天，反正不会到球场跟男同学玩。最痛苦是排错队，身旁的厕格两分钟便换一个人，但自己面前的厕格，却十分钟仍厕门深琐纹风不动，心情便特糟。如今上厕所，我会先看人数，若平均每个厕格有三个人在等，我肯定忍尿算了，因为至少要等十分钟，但很多时侯别无选择，附近不会有其他厕所，只好等、忍。”
女性在成长时，身体受到各方权力体制的操控，被“教导”要端庄、斯文、服从、听教、少说话、少动作；从说话音量、态度、走路姿态、坐椅双腿的距离与动作、以至身体每个动作，皆有较诸男性更严格的指示。如今学校与其他公众场所的厕格不足，女学生少饮水、上厕所排队、忍尿，课间休息没有运动而去排队，都成为习惯，甚至“正常现象”。这不单对女性生理健康构成慢性伤害，使新陈代谢、肾功能及泌尿系统失损，容易出现膀胱炎与肾结石等疾病，更重要的是在自我认同与心理健康上，令女性自幼以为女性身体就是麻烦和负累，故此惯性地压抑、掩饰与否定身体，难以正面接受和欣赏自己的身体，自我形象低落，甚至认为球场与公众地方与女人无关，是男人的世界。
目前在上海某些旧区的胡同，公厕也全是男厕而没有女厕，仿佛女人根本不应出外活动，只能留在家。英姐67岁，读过3年小学， 却从来不去学校的厕所：“那个小学只有一座厕所，只容一人，我们女生都不上厕所，因为太脏，而且出入都是男生，除非实在太急，否则我们步行十分钟回家才大小便，或者在学校旁边阿姨家的马桶，那时邻舍关系密切，阿姨都让我们女同学随意进屋。”
女厕的出现与普及代表女性走进公众领域的合法性，但英姐对于引入西方隐私观念（privacy）的现代独立厕格马桶，却不以为然， 因为“根本不会有妇女够胆坐下来”，“我宁愿用旧式蹲厕，至少不必蹲马步。”英姐取蹲厕而舍马桶，委实是对现代文明的莫大讽刺。
更有趣的是英姐的女儿June从来不上公厕，而只去五星国际大酒店内的厕所。June今年30岁，任职财务公司经理，她说：
“那些横街窄巷的公厕，又脏又臭，谁会去呢？难道要我一身名牌去这些厕所，即使没弄脏衣服，也一身臭气，回家便要洗衣服。上国际大酒店的卫生间就不一样，一尘不染，出入都是老外，非富即贵，文化素质高，档次不一样，上厕所也舒服许多。”
对June而言，阶级显然比性别更为重要，上公厕不仅是解决生理需要，更重要的是确定其优越的阶级位置与身份，透过他者化（otherization）而把自己与那些去胡同公厕的女人分辨出来。可见“女人”其实是充满阶级、社会、城乡与年龄差异的类别。
June把大酒店的厕所称作“卫生间”，或用英语说toilet，与老百姓大街小巷的“厕所”划清界线，透过命名（naming）而划出文化与阶级“档次”，但其实她在大酒店卫生间内一样蹲马步而不肯坐下来，与一般公厕无两样，只不过经过June一系列的阶级阅读与建构，不单观念上划出阶级差异，身体反应、生理调节，以至主观感受与行为也截然不同。
三、永没人坐的坐便垫圈
笔者在研究里发现，没有一个被访女子会坐在坐便马桶的马桶垫圈上，39岁的徐女士就表示：“稍为有点卫生常识的女子都不会坐在马桶上，男女生理结构不一样，容易受感染，我便曾经患上阴道炎，花了几千块，还未彻底痊愈。从妇女角度看，旧式蹲坑反而更卫生，也不用那么辛苦，尤其大便，哎哟，简直虐待，蹲马步式蹲几分钟，大腿酸软难受，全身肌肉崩紧，非常可怕，根本不能放松排便，对身体健康绝对有害。”
10位被访者皆表示，她们尽可能不在公厕马桶大便，即使有需要排便，也忍着回家，或到蹲坑处大便，压抑大便当然对身体有害，但在公厕马桶大便，确实令女子异常不便。
周女士（61岁）说：“每次上公厕就发愁，我有关节炎，膝盖乏力，若是蹲坑，我蹲下与爬上来都很辛苦，我不明白为何不加设一把扶手，厕所那么脏，我双手根本没地方可借力，医生说长期蹲步会劳损膝关节，但有什么办法？至于坐便厕更烦，老人家当然乏力蹲马步，但双腿蹲在马桶上，又怕平衡不了，好危险，只好用大量卫生纸，把垫圈抹干净，再用卫生纸层层盖在垫圈上，每次皆浪费大量卫生纸，非常不环保，又花钱。”
陶女士（27岁）：“我自己做空姐，经常亲手清洁厕所，也绝不会坐下去，怎能坐，每天几十人用厕所，坐下去随时会受感染，一旦染上什么皮肤病、妇女病，一辈子受罪。我长期习惯少喝水，免得经常要上厕所，男人站着小便，没有蹲马步的问题。蹲马步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随身衣物不能像坐便时放在大腿上，我会把手袋挂在颈胯上，左手拿着大衣，右手提着裤子，文件杂物根本无处摆放，还得担心裤口的钱包、钥匙、手机会丢落马桶里，整个过程小心翼翼提心吊胆，还用尽大腿力量蹲好马步，在这种状态下，能够排便已很不错。”
从人体科学的角度看，坐便厕原本让人们在轻松舒适的状态下排便，而坐便格也引入隐私权（privacy）的概念。但， 由于公厕的设计没有考虑到女性的独特处境，坐便厕根本不能发挥作用，反而适得其反变成负累，女子根本不会坐下来，因而产生极大的不便。
譬如，几位被访者都提到栏杆扶手的重要。过往的厕所设计，大多从男性的经验与需要作依归，没想到蹲马步的问题，故坐厕内没有扶手。其实，任何人只要蹲马步两分钟，便肯定明白扶手是公厕的必需品，即使是蹲坑，扶手对于老年人、小孩、孕妇、膝关节乏力或行动不便者，皆极重要。
除了扶手外，挂物钩与灯光都是急待改善的公厕设施。上述的陶女士就有深刻体会：“中国的蹲厕统统没有挂物钩或杂物架，更没有摆放婴儿的地方，当我出外购物或拿着一两件小行李，上蹲厕就特麻烦，有一次终于出事。我整天在外，午饭那间餐馆又没有厕所，只好走半里路到胡同蹲厕，我拿着手袋及两包东西，单手退下裤子，就在蹲下来一刹那，钱包从裤袋溜下来落在五米下的粪坑，噢！真是欲哭无泪，身份证、单位证件、电话本子以及一些有纪念价值的字条都在钱包内，非常心痛。若厕所内有挂钩或杂物架，这些事大抵不会发生。”
陶女士还提到灯光不足对妇女的滋扰。她某次晚饭后独自走到某胡同公厕，才发现根本没有灯，完全漆黑一片，“我当时犹疑片刻，但实在需要，还是摸黑入内，怎料上厕所时有一位男人走入，就在我旁边小便，我不动声色准备离开，他却挨过来用手摸我，还装作失重跌倒。我非常愤怒，便骂他，怎料他说天黑错入女厕，内里没灯才无意中碰到我，他还恶狠狠说看我如此丑陋，那有男人非礼你！”
公厕不足是全国性的大问题。以北京为例，由市环境卫生部门管理的公厕约6800座，但在主要街道的仅200余座， 其余都在胡同与街巷内，主要街道公厕平均一万多人才有一座，而西单、王府井、前门等繁忙地段，平均十万人以上才一座，公厕严重不足。联合国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城市人均拥有厕所的比例居世界末位。
公厕不足对男与女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遥遥（22岁）说：“当然不一样！同样找不到厕所，有些男子便在街角就地解决，女子怎么办？只能忍，多不公平，我便习惯在外面忍着回家后才解决。而且，公厕大多肮脏恶臭，常有蚊蝇乱飞，极不卫生，即使收费公厕，卫生纸都是阿姨拿给你，并不卫生。”
笔者又发现，国外女游客比男游客对国内厕所更为不满。苏珊是10位被访者中的唯一外国人，她提及在一个周末中午去西单商场的经验：“当时我在商场外面，看到长长的人龙，全都是女性，以为是抢购最新最便宜的什么产品，便跟着那三、四十人慢慢走，到了尽头才知是排队上厕所，但令我最受不了的，不是排队，而是脏与臭，尤其是胡同街角的公厕，通风不足、排水堵塞、灯光昏暗、长期恶臭，连灭蚊除臭药剂也没有，实在难以忍受。若中国的公厕条件不来改革，妇女的健康肯定受罪。每次我听到妇女说便秘、膀胱发炎、肾结石等病，我就无限感喟：为什么中国人自豪自诩食物的水准，对饮食后的厕所素质，却那么漠视甚至鄙视。”
苏珊又引述她在英美成长的经验，评论中国的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大城市的公厕，已走向高雅、环保、干净、美化的多功能向度，不论在外观、规格、设备、功能上，皆借用高科技专业研究，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质，譬如英语厕所通常叫restroom，就是休息室的意思，甚至叫king与Queen，即皇帝与皇后。高档厕所会摆设干花、香水、名画、 缎带，甚至写上轻松字句，令人们真正享受、休息。但中国人似乎把厕所视作肮脏事，完全不重视这个每天皆需要的环节，我想关键不是花费，而是我们在观念上贬低厕所，根本不愿费心思在公厕内，任由公厕停留在脏、臭、湿、暗的状态。”
笔者认为，关键显然是观念问题，一方面是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唯我排外狭隘观念，另方面，传统文化对自我空间不足，对公众领域及别人权益不尊重，加上宋明以后对性事越发禁制，连带跟性相关的事，只要不是为着生殖，皆赋予负面价值，因而夸张地重视饮食，但又严重鄙视厕所活动。把水平低拙的文章称作“厕所文章”，就充足显示出主流文化对厕所的排斥与贬视。
我们需要一场公厕革命。
四、公厕革命
49年后，中国各省市政府已经修建了十多万座公厕，而且多是由砖砌石墙取代旧式由茅草、草席围成的简陋茅厕茅房。但这些新建公厕，不论在外观以至内部设施，如通风、排水、保洁、隔档、灯光等，皆不符合现代文明标准，至于女厕排队的问题，更无人问津。80年代后有关当局曾多次下令以推动公厕规划与改革，如1986年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下达《关于加强城市公厕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强调城市公厕的建设要纳入城市规划。1994年的《首都城市公共厕所设计大赛》更收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美国、澳大利亚的设计作品共340件。但是，过往十多年的改革，绝少考虑社会性别视角，完全是从社会文明、生活素质、国家形象、经济效益、使用功能等角度。笔者以为公厕改革必须多角度全方位，现尝试从性别视角而提出4项建议：
1、正视男女公厕数量与面积比例
公厕建设不单要按当地人口与人流需要，更应考虑男女的性别比例，如在商场等女性顾客众多的地方，女厕的面积与人流容量理应比男厕为大，才真正照顾男女的不同需要。至于大型商场，更应硬性规定兴建符合标准的公厕。
2、改善公厕马桶卫生
要真正解决女性上公厕交叉使用马桶而容易受感染的问题，使用厕板清洁器是长远的目标，目前国内五星大酒店已开始使用按钮式旋转马桶圈，但因经费问题，短期内适宜大量兴建蹲位厕格式女厕，令用者享受私人空间与隐私，又不怕接触马桶而受感染，虽然对患关节炎、膝盖乏力、老人、孕妇残疾人士，造成不便，但一律安装左右扶手，便可让用者蹲下时扶持。
3、改善厕内设备
公厕应增设挂钩与小平台，让用者可把随身杂物用品放下，轻松上厕所，厕所灯光必须足够，这对女性的实际安全与心理安全感尤为重要，屋顶装设透明玻璃，便可节省电费，又不必担心灯泡被偷掉。
4、尊重社会性别差异
在兴建、更新公厕以及制定公厕政策时，应加入社会性别观点，让公厕的设计能真正照顾女与男的需要。
最后，有人提议引入日本女厕的模拟冲水新科技，据说过去日本女子上厕所时，为着不让别人听到上厕所时的声响，通常会便前、便中、便后三次冲水，为节省用水，日本出现了女厕摸拟冲水器，每按扭一次，便发出仿真的冲水声音，到便后才真正冲水。
笔者认为，整个摸拟冲水器的理论，本就预设男尊女卑的权力架构，同时亦反过来强化主流社会对女性身体的丑化与打压，令女性把自身身体视作羞耻、肮脏、脆弱、危险、无助，总之是不可见、不可露的负面禁忌，因而进一步巩固女性在父权社会低落的自我形象，甚至把“女性＝弱者＝咒诅”这种父权神话自然化（ naturalized ）及正常化（normalized）为客观真理。
上厕所是自然生理需要，如此煞有介事去掩饰上厕所时的声音，反映主流文化对身体以至性器官异常扭曲的负面标签，至于要求女性自我约制掩饰生理需要，而任由男人随意上厕所，更是赤裸裸的大男人双重标准。
女性在社会受到的伤害，许多时候并非恶意的歧视或仇视，而是根本漠视她的处境与需要，只知用男性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女人，甚至连女人也习惯了用这种男性眼光与标准来看自己，也习惯了女性的声音与需要被漠视，这才是最大的伤害。
作者介绍：周华山 香港自由学者
作者：周华山
妇女研究论丛 2000年02期
笔者在99年初应《中央电视台》邀请任《半边天》的嘉宾主持，从女性主义角度探讨国内的公厕文化。编导找到一份完备的资料，是由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出版的“首都公厕革命的调研与实施报告”，全书共84页，资料详尽、 分析完备， 可惜却没有社会性别视角（genderperspective ）， 看不到公厕其实是一个性别化的类别（gendered category），对女与男的意义截然不同， 其中的差异不单显示出男尊女卑的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 更重要是主流社会的公厕大多以男性的需要为依归，漠视女性的独特处境与需要。
本文深入访问了10位女性，加上笔者自身所做的公厕调查，尝试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公厕的性别政治含义。
一、平面狭隘的“男女平等”观念
笔者在99年初先后在北京机场、燕莎商场以及东单某胡同的公厕外做调查，计算男女在不必排队的情况下上厕所需要的时间。笔者每次统计为30人次，结果发现，上述三个公厕男女上厕所的平均时间，分别为男52秒女2分20秒、男50秒女2分55秒、男33秒女75秒。机场的调查是在候机大堂进行，乘客已经办理登机手续，心情较轻松，没有时间压力，故上厕所的时间最长，至于胡同公厕大多臭气熏天，也毫无化妆台、镜子等设备，都是以最快速度上厕所然后马上离开。若把三次调查的时间作平均计，则发现女性一般上公厕的时间，约需130秒， 大约是男人的3倍（45秒）。
换言之，若按照男女上厕所需要的时间，每间女厕的人数容纳量应该是男厕的三倍左右，才真正公平照顾男女的不同需要。
但，现实情况刚好相反，大部分国内男、女公厕面积相等，有时还是男厕比女厕大。即使面积相等，往往是厕格数目相差无几，而男厕却有多个女厕没有的小便器，因而导致男厕的人数容纳量远远大于女厕。譬如这次《半边天》所拍摄的西单商场厕所，女厕有6间厕格， 男厕同样6间厕格，却有8个小便器，亦即男厕每次能有14人同时上厕所，女厕只有6人，这个比例是大部分公厕的常态， 即使商场的女性游人明显较男性多，情况依旧。以西单商场厕所为例，平均每130秒可以有6个女性上厕所，而同时间的男厕却能有42人上厕所，是女厕的7倍， 难怪许多女厕都出现非常严重的排队问题。
问题症结在于平面狭隘的男女平等观念，以为男女厕所的面积一样，就能平等照顾到人的需要，但这个“人”，其实只是男人，完全以男人的需要作标准，根本未考虑女性的处境与需要。这种表面化的平等观念，既僵化片面，又以男性为中心，结果对女性的生理与心理健康，造成伤害。
二、自我压抑与禁制的身体政治
笔者与男性朋友提及这次研究，他们都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说：“公厕便是公厕，跟女性主义有什么关系？不过是男人站女人蹲，有啥特别！”然而10位女性被访者，提及公厕都无限感慨大吐苦水。30岁的李女士更因而患上肾结石，她说：“到医院看化验报告那天，刚好是位女医生值班，她显然经验丰富，先问我是否经常忍着尿不上厕所，我说是啊，她再问我是否长期少饮水，我连连点头，她告诉我不少女性患肾结石，正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做女人真惨，女厕经常要排队，我们都习惯忍着，尽量少喝水，甚至不上厕所，以至膀胱长期负荷过重，会损害排泌与新陈代谢的功能，严重者会导致肾病、便秘，甚至尿中毒。”
某些女性需要长久在户外工作，上厕所问题相当严重。
李女士是工程师，经常要到建筑工地巡察，一去便半天，经常忍着不能上厕所，她说：“这些建筑工地，往往只有男厕，而且其臭无比，满地是尿，我能忍就尽量忍。”
笔者发现女子大都习惯了忍尿，上街前尽量少喝水，尤其上电影院、音乐厅或坐长途车、去较脏的地方。事实上，公众演出场馆、学校、图书馆、商场等人流频繁的地方，便常出现女厕大排长龙，男厕“出入自如”的情况。李女士说：“上次我看俄国芭蕾舞演出，就异常尴尬，我平日绝不会在公厕大便，但那次实在不行，或许晚饭食物不干净。我与爱人及其单位领导坐在一块，便忍到散场才冲出去，我已经憋不住，却看见长长的人龙排在女厕外，我差不多失禁，便冲入男厕，最尴尬是有男人嗤之以鼻骂我‘流氓’，我从便格出来时看到一个男子在小便器转身露出下体对着我，此刻我正好与单位男领导近面打个正着，真是……皆因女厕的便格严重不足。”
24岁的莉莉去年验出膀胱炎，被问及上厕所的经验时，莉莉马上道出中小学的“惨况”：
“我那个小学，只有一座女厕，内有三个厕格，每次课间休息那十五分钟，男同学总是跑到球场踢足球打蓝球，女生却要排队。试想，全校有150个女同学，三个厕格怎够用，我便尽量少饮水， 即使需要也忍着不上厕所。读中学时，学校厕所较多，但女厕仍经常要排队，我们习惯了一起排队聊天，反正不会到球场跟男同学玩。最痛苦是排错队，身旁的厕格两分钟便换一个人，但自己面前的厕格，却十分钟仍厕门深琐纹风不动，心情便特糟。如今上厕所，我会先看人数，若平均每个厕格有三个人在等，我肯定忍尿算了，因为至少要等十分钟，但很多时侯别无选择，附近不会有其他厕所，只好等、忍。”
女性在成长时，身体受到各方权力体制的操控，被“教导”要端庄、斯文、服从、听教、少说话、少动作；从说话音量、态度、走路姿态、坐椅双腿的距离与动作、以至身体每个动作，皆有较诸男性更严格的指示。如今学校与其他公众场所的厕格不足，女学生少饮水、上厕所排队、忍尿，课间休息没有运动而去排队，都成为习惯，甚至“正常现象”。这不单对女性生理健康构成慢性伤害，使新陈代谢、肾功能及泌尿系统失损，容易出现膀胱炎与肾结石等疾病，更重要的是在自我认同与心理健康上，令女性自幼以为女性身体就是麻烦和负累，故此惯性地压抑、掩饰与否定身体，难以正面接受和欣赏自己的身体，自我形象低落，甚至认为球场与公众地方与女人无关，是男人的世界。
目前在上海某些旧区的胡同，公厕也全是男厕而没有女厕，仿佛女人根本不应出外活动，只能留在家。英姐67岁，读过3年小学， 却从来不去学校的厕所：“那个小学只有一座厕所，只容一人，我们女生都不上厕所，因为太脏，而且出入都是男生，除非实在太急，否则我们步行十分钟回家才大小便，或者在学校旁边阿姨家的马桶，那时邻舍关系密切，阿姨都让我们女同学随意进屋。”
女厕的出现与普及代表女性走进公众领域的合法性，但英姐对于引入西方隐私观念（privacy）的现代独立厕格马桶，却不以为然， 因为“根本不会有妇女够胆坐下来”，“我宁愿用旧式蹲厕，至少不必蹲马步。”英姐取蹲厕而舍马桶，委实是对现代文明的莫大讽刺。
更有趣的是英姐的女儿June从来不上公厕，而只去五星国际大酒店内的厕所。June今年30岁，任职财务公司经理，她说：
“那些横街窄巷的公厕，又脏又臭，谁会去呢？难道要我一身名牌去这些厕所，即使没弄脏衣服，也一身臭气，回家便要洗衣服。上国际大酒店的卫生间就不一样，一尘不染，出入都是老外，非富即贵，文化素质高，档次不一样，上厕所也舒服许多。”
对June而言，阶级显然比性别更为重要，上公厕不仅是解决生理需要，更重要的是确定其优越的阶级位置与身份，透过他者化（otherization）而把自己与那些去胡同公厕的女人分辨出来。可见“女人”其实是充满阶级、社会、城乡与年龄差异的类别。
June把大酒店的厕所称作“卫生间”，或用英语说toilet，与老百姓大街小巷的“厕所”划清界线，透过命名（naming）而划出文化与阶级“档次”，但其实她在大酒店卫生间内一样蹲马步而不肯坐下来，与一般公厕无两样，只不过经过June一系列的阶级阅读与建构，不单观念上划出阶级差异，身体反应、生理调节，以至主观感受与行为也截然不同。
三、永没人坐的坐便垫圈
笔者在研究里发现，没有一个被访女子会坐在坐便马桶的马桶垫圈上，39岁的徐女士就表示：“稍为有点卫生常识的女子都不会坐在马桶上，男女生理结构不一样，容易受感染，我便曾经患上阴道炎，花了几千块，还未彻底痊愈。从妇女角度看，旧式蹲坑反而更卫生，也不用那么辛苦，尤其大便，哎哟，简直虐待，蹲马步式蹲几分钟，大腿酸软难受，全身肌肉崩紧，非常可怕，根本不能放松排便，对身体健康绝对有害。”
10位被访者皆表示，她们尽可能不在公厕马桶大便，即使有需要排便，也忍着回家，或到蹲坑处大便，压抑大便当然对身体有害，但在公厕马桶大便，确实令女子异常不便。
周女士（61岁）说：“每次上公厕就发愁，我有关节炎，膝盖乏力，若是蹲坑，我蹲下与爬上来都很辛苦，我不明白为何不加设一把扶手，厕所那么脏，我双手根本没地方可借力，医生说长期蹲步会劳损膝关节，但有什么办法？至于坐便厕更烦，老人家当然乏力蹲马步，但双腿蹲在马桶上，又怕平衡不了，好危险，只好用大量卫生纸，把垫圈抹干净，再用卫生纸层层盖在垫圈上，每次皆浪费大量卫生纸，非常不环保，又花钱。”
陶女士（27岁）：“我自己做空姐，经常亲手清洁厕所，也绝不会坐下去，怎能坐，每天几十人用厕所，坐下去随时会受感染，一旦染上什么皮肤病、妇女病，一辈子受罪。我长期习惯少喝水，免得经常要上厕所，男人站着小便，没有蹲马步的问题。蹲马步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随身衣物不能像坐便时放在大腿上，我会把手袋挂在颈胯上，左手拿着大衣，右手提着裤子，文件杂物根本无处摆放，还得担心裤口的钱包、钥匙、手机会丢落马桶里，整个过程小心翼翼提心吊胆，还用尽大腿力量蹲好马步，在这种状态下，能够排便已很不错。”
从人体科学的角度看，坐便厕原本让人们在轻松舒适的状态下排便，而坐便格也引入隐私权（privacy）的概念。但， 由于公厕的设计没有考虑到女性的独特处境，坐便厕根本不能发挥作用，反而适得其反变成负累，女子根本不会坐下来，因而产生极大的不便。
譬如，几位被访者都提到栏杆扶手的重要。过往的厕所设计，大多从男性的经验与需要作依归，没想到蹲马步的问题，故坐厕内没有扶手。其实，任何人只要蹲马步两分钟，便肯定明白扶手是公厕的必需品，即使是蹲坑，扶手对于老年人、小孩、孕妇、膝关节乏力或行动不便者，皆极重要。
除了扶手外，挂物钩与灯光都是急待改善的公厕设施。上述的陶女士就有深刻体会：“中国的蹲厕统统没有挂物钩或杂物架，更没有摆放婴儿的地方，当我出外购物或拿着一两件小行李，上蹲厕就特麻烦，有一次终于出事。我整天在外，午饭那间餐馆又没有厕所，只好走半里路到胡同蹲厕，我拿着手袋及两包东西，单手退下裤子，就在蹲下来一刹那，钱包从裤袋溜下来落在五米下的粪坑，噢！真是欲哭无泪，身份证、单位证件、电话本子以及一些有纪念价值的字条都在钱包内，非常心痛。若厕所内有挂钩或杂物架，这些事大抵不会发生。”
陶女士还提到灯光不足对妇女的滋扰。她某次晚饭后独自走到某胡同公厕，才发现根本没有灯，完全漆黑一片，“我当时犹疑片刻，但实在需要，还是摸黑入内，怎料上厕所时有一位男人走入，就在我旁边小便，我不动声色准备离开，他却挨过来用手摸我，还装作失重跌倒。我非常愤怒，便骂他，怎料他说天黑错入女厕，内里没灯才无意中碰到我，他还恶狠狠说看我如此丑陋，那有男人非礼你！”
公厕不足是全国性的大问题。以北京为例，由市环境卫生部门管理的公厕约6800座，但在主要街道的仅200余座， 其余都在胡同与街巷内，主要街道公厕平均一万多人才有一座，而西单、王府井、前门等繁忙地段，平均十万人以上才一座，公厕严重不足。联合国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城市人均拥有厕所的比例居世界末位。
公厕不足对男与女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遥遥（22岁）说：“当然不一样！同样找不到厕所，有些男子便在街角就地解决，女子怎么办？只能忍，多不公平，我便习惯在外面忍着回家后才解决。而且，公厕大多肮脏恶臭，常有蚊蝇乱飞，极不卫生，即使收费公厕，卫生纸都是阿姨拿给你，并不卫生。”
笔者又发现，国外女游客比男游客对国内厕所更为不满。苏珊是10位被访者中的唯一外国人，她提及在一个周末中午去西单商场的经验：“当时我在商场外面，看到长长的人龙，全都是女性，以为是抢购最新最便宜的什么产品，便跟着那三、四十人慢慢走，到了尽头才知是排队上厕所，但令我最受不了的，不是排队，而是脏与臭，尤其是胡同街角的公厕，通风不足、排水堵塞、灯光昏暗、长期恶臭，连灭蚊除臭药剂也没有，实在难以忍受。若中国的公厕条件不来改革，妇女的健康肯定受罪。每次我听到妇女说便秘、膀胱发炎、肾结石等病，我就无限感喟：为什么中国人自豪自诩食物的水准，对饮食后的厕所素质，却那么漠视甚至鄙视。”
苏珊又引述她在英美成长的经验，评论中国的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大城市的公厕，已走向高雅、环保、干净、美化的多功能向度，不论在外观、规格、设备、功能上，皆借用高科技专业研究，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质，譬如英语厕所通常叫restroom，就是休息室的意思，甚至叫king与Queen，即皇帝与皇后。高档厕所会摆设干花、香水、名画、 缎带，甚至写上轻松字句，令人们真正享受、休息。但中国人似乎把厕所视作肮脏事，完全不重视这个每天皆需要的环节，我想关键不是花费，而是我们在观念上贬低厕所，根本不愿费心思在公厕内，任由公厕停留在脏、臭、湿、暗的状态。”
笔者认为，关键显然是观念问题，一方面是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唯我排外狭隘观念，另方面，传统文化对自我空间不足，对公众领域及别人权益不尊重，加上宋明以后对性事越发禁制，连带跟性相关的事，只要不是为着生殖，皆赋予负面价值，因而夸张地重视饮食，但又严重鄙视厕所活动。把水平低拙的文章称作“厕所文章”，就充足显示出主流文化对厕所的排斥与贬视。
我们需要一场公厕革命。
四、公厕革命
49年后，中国各省市政府已经修建了十多万座公厕，而且多是由砖砌石墙取代旧式由茅草、草席围成的简陋茅厕茅房。但这些新建公厕，不论在外观以至内部设施，如通风、排水、保洁、隔档、灯光等，皆不符合现代文明标准，至于女厕排队的问题，更无人问津。80年代后有关当局曾多次下令以推动公厕规划与改革，如1986年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下达《关于加强城市公厕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强调城市公厕的建设要纳入城市规划。1994年的《首都城市公共厕所设计大赛》更收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美国、澳大利亚的设计作品共340件。但是，过往十多年的改革，绝少考虑社会性别视角，完全是从社会文明、生活素质、国家形象、经济效益、使用功能等角度。笔者以为公厕改革必须多角度全方位，现尝试从性别视角而提出4项建议：
1、正视男女公厕数量与面积比例
公厕建设不单要按当地人口与人流需要，更应考虑男女的性别比例，如在商场等女性顾客众多的地方，女厕的面积与人流容量理应比男厕为大，才真正照顾男女的不同需要。至于大型商场，更应硬性规定兴建符合标准的公厕。
2、改善公厕马桶卫生
要真正解决女性上公厕交叉使用马桶而容易受感染的问题，使用厕板清洁器是长远的目标，目前国内五星大酒店已开始使用按钮式旋转马桶圈，但因经费问题，短期内适宜大量兴建蹲位厕格式女厕，令用者享受私人空间与隐私，又不怕接触马桶而受感染，虽然对患关节炎、膝盖乏力、老人、孕妇残疾人士，造成不便，但一律安装左右扶手，便可让用者蹲下时扶持。
3、改善厕内设备
公厕应增设挂钩与小平台，让用者可把随身杂物用品放下，轻松上厕所，厕所灯光必须足够，这对女性的实际安全与心理安全感尤为重要，屋顶装设透明玻璃，便可节省电费，又不必担心灯泡被偷掉。
4、尊重社会性别差异
在兴建、更新公厕以及制定公厕政策时，应加入社会性别观点，让公厕的设计能真正照顾女与男的需要。
最后，有人提议引入日本女厕的模拟冲水新科技，据说过去日本女子上厕所时，为着不让别人听到上厕所时的声响，通常会便前、便中、便后三次冲水，为节省用水，日本出现了女厕摸拟冲水器，每按扭一次，便发出仿真的冲水声音，到便后才真正冲水。
笔者认为，整个摸拟冲水器的理论，本就预设男尊女卑的权力架构，同时亦反过来强化主流社会对女性身体的丑化与打压，令女性把自身身体视作羞耻、肮脏、脆弱、危险、无助，总之是不可见、不可露的负面禁忌，因而进一步巩固女性在父权社会低落的自我形象，甚至把“女性＝弱者＝咒诅”这种父权神话自然化（ naturalized ）及正常化（normalized）为客观真理。
上厕所是自然生理需要，如此煞有介事去掩饰上厕所时的声音，反映主流文化对身体以至性器官异常扭曲的负面标签，至于要求女性自我约制掩饰生理需要，而任由男人随意上厕所，更是赤裸裸的大男人双重标准。
女性在社会受到的伤害，许多时候并非恶意的歧视或仇视，而是根本漠视她的处境与需要，只知用男性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女人，甚至连女人也习惯了用这种男性眼光与标准来看自己，也习惯了女性的声音与需要被漠视，这才是最大的伤害。
作者介绍：周华山 香港自由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