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令世界和中国文化学术界醉心多年的殷商甲骨文字，随同它那个如火如荼的时代烟消云散了。历来的甲骨文研究，似乎都倾向于仅仅将它视为单纯的语言文字资料。我们主张将甲骨文看作社会文化产物，在人文历史背景下去考察甲骨文字的文化社会学意义。将甲骨文字产生、发展以及湮灭的过程放到社会发展史的视角中来观察，可以让我们发现甲骨文字所蕴涵的独特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文化传承甲金文字文化渊源思维模式 这是一个文化开放、科学昌明的镀金时代。对中华文化占据着得天独厚话语优势的中国学者，原本足以利用饱蘸文化资源的话语方式去浸润濡养世人。一份如此丰富与厚重的文化财富，必须采用无可置辩的言说方式，才能将它的真谛展示于世人面前。但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激流之中，有人对文化碰撞表现出明显的焦虑不安。就连学界也莫名其妙地流露出了以语塞失噤为特征的时代焦虑症。在身不由己的文化浪潮来临时，人们似乎淡忘了自己是拥有数千年文化遗产的炎黄子孙。不由自主地感染上了文化恐惧流行病。 甲骨文字是殷商时期专司卜筮的巫女觋师们用以记录贵族生活中的特殊事件的。对所有出土甲骨文字资料稍加分析，很容易就会发现它从形式到内容都跟常人的普通生活相去甚远。为了显示尊贵和增加神秘感，它自发明伊始就跟民众生活相去甚远而且也是与贵族们的口头语言脱节的。毋庸说是三千年后的今天，即使是在刻写它们的当时，它也不一定能被大众所认识、理解和接受。正是因为这个冷峻的事实，所以在武王克殷后，殷人的后裔作为一个人类族群在历经磨难后艰难地存续下来了，但作为贵族文化产物的甲骨文却伴着殷商王室的覆灭灰飞烟灭了。那些原本就远离生活的龟甲兽骨，而今只会引发人们国破家亡的心底伤痛。颠沛流离的艰辛生活逐渐抹去了那种文字的余晖，使它落寞沉寂在往日王城的颓垣断壁之下尘封数千年，曾经璀璨的文化在诸侯力征的亡命之旅中销声匿迹了。 今天当我们从历代叙事作品中读到那种兵燹来临，王室贵族各自作鸟兽散的伤感场景，可以想见，在兵荒马乱人人自危的情境中，如果执意要编撰一些中坚分子留下来专门销毁王室档案文书的话，大难临头死生未卜的人是会镇静自若地从容保管“中央文件”呢，还是自顾逃生保命？即使冒死保留丁点硕果仅存的死亡文档，结果也只会引来灭顶之灾，殃及九族。经历了过于频繁的民族迁徙，酷吏的残忍与民族精英的隐忍韬晦直接导致了一种民族文化的衰亡以至湮灭。 甲骨文字湮灭以后，中原各地所造文字不仅能互相流通，也各自能与甲骨文契合。这并非证明各地的语言文字是甲骨文字本身的沿习，而恰好说明是文化的传承交流所致，是文化同缘的必然结果。王霄冰对玛雅人的雕刻文字进行了系统完整的信息解码，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这位华裔女学者对语言文字的深厚素养以及对玛雅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的某些合理联想。她将铭刻于心的对华夏文明的深刻理解渗进具有相似文明因子的玛雅文化时空，令人惊异地发现了欧美学者以他们的思想行为模式永远不可言喻的玛雅古文化奥秘。与上述情形颇为类似的中国“甲骨四堂”，又何尝不是凭借了自己深厚的国学功底，而并非仰赖于来自他国的语言学理论。 基于这样的观点，看来我们的语言文字研究，亟需改革的远不是改进研究方法或统一学术流派之间的观点，而是最基本的出发点或者说是立足点。简单说来无非是改变思维模式。汉语汉字在我们的阶级、政治远未产生之前，早已成熟。而我们在采用隔世之法研究它们时还时刻不忘“突出政治”，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企图引进沙拉调料来凉拌折耳根，成本既高而又毫无意义。而今我们的语言学餐厨里仍然充斥着鱼子酱、布丁、咖喱、芥末之类品位极高的泊来调味精品，令我们这些意欲涉足这个时空的人无一不是瞠目结舌而无可奈何。 对政敌斩尽杀绝的致命威胁催生并强化了没落贵族的归隐情结，致使贵族余孽择机遁入深山甚至削发为僧。而今他们再不能装腔作势作威作福了，他们只能将往日辉煌的记忆深藏梦中，改腔变调地立地成佛念起经来了。缘于这种荒诞的历史原因，中国的经就不像西方的《圣经》那般，人人都能读通读懂因而也易于流传。中国特色的经，带有浓郁人文倾向和语言崇拜色彩，其特征就是思想含糊、言辞闪烁，以不至引来杀身之祸为佳。于是读经也得照本宣科连语音都要叫人听得莫名其妙才好。我们可以尝试请教深谙中国文化的教授、宗教学专家或身边的同胞，可曾有谁听懂寺庙里中式唱诗班的诵经内容吗？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西方教堂的唱诗班，他们一定要用朗朗歌声明明白白地阐扬经义、荡涤灵魂、拯救众生。 在殷商时代、以血缘姻亲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相当团结，由于社会组织统一，故而甲骨文字也能迅速成熟并广泛运用。春秋时期已有学者研究汉字形制理论，并在《周礼》中明确提出“六书”理论。但到了春秋晚期及至战国，诸侯力征、政治分歧、军事对抗、民族分裂、疆土割据，遂导致文书不一致。各国甚至有意创制和使用各种特殊用途的文字。而当强秦一统天下之后，统一六国文字便成了当务之急。但这时是在七雄都有各自的语言文字基础上进行“统一”，势必不可能一味地单纯追求统一的一致性，而只能讲求实用性，注重普及性。在这种人文背景下领命实施文字统一作业的李斯，尽管意欲“罢其不与秦文和者”，但实际上则只能“取其法与秦文和者”。同时，对已经普遍流行于民间的所谓俗体字，李丞相也不可能视而不见。丰富辉煌的文字现状令李斯不可能将“六书”作为创字圭臬。因此他在照顾了六国俗字的同时，就难免间或突破“六书”理论框架。缘于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今人既不能完全以小篆映证六书，亦不可借六书批判小篆。更不可用后期的六书理论去蠡测先世的甲骨文。六书理论是春秋战国时期为了研究利用文字而兴起的汉字构形理论，与甲金文字基本无涉。后世文字跟甲金文字，并非文字的一脉相承而只是文化渊源关系传承。至于个别甲金文字不能纳入六书体系，因而被用来否定六书理论，那就无异于指责爷爷何以长得不像孙子了。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秦统一中国的重大历史意义远远不在于扩疆拓土以及王朝政权的巩固。秦统一中国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统一了代表华夏文化的中国文字，并以此为契机促进了华夏各民族的文化合流。凭借强大的政治威慑力融合了春秋战国延续下来的六国多元文化，使得华夏儿女在文化理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诸多方面从此趋于一致。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事实上中国大地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间，虽然历经异族统治，也发生过胡汉和亲、胡服骑射等感天动地故事，终究未曾动摇气势磅礴的“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朝因强悍、严谨而导致短祚，以致这个朝廷从古至今很难得到公允的评价。倒是值得我们后人深省的。 可以肯定的是，秦代承袭了商代对文化文字的态度，即官民文字各自不同。秦代是朝廷推广小篆而民间流行“徒隶之书”。正是随着文化的普及和书写工具的发展，尽管当时文人盛行追求将墨宝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的自恋情结，在民间自行发展起来隶书总算为今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墨迹。春秋战国时期，虽有甲骨文余绪随着殷人后裔苟延残喘，但为了应付政治分裂与军事对立的保密之需，却必须刻意改变文字书写形式。这种情境使得直到强秦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后，也还持续流传一种文字不同用途的“秦书八体”。总之，随着殷商王朝的分崩离析，以后的汉字都在上述类似的文化背景下鬼使神差般地跟甲骨文字分道扬镳了。 参考文献： [1]《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重印浙江书局汇刻本第一版 [2]《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一版影印阮元校刻本 [3]《墨子�诂》孙诒让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7月重印世界书局版 [4]《淮南子》刘安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7月重印世界书局版 [5]《庄子集释》郭庆藩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7月重印世界书局版
摘要：令世界和中国文化学术界醉心多年的殷商甲骨文字，随同它那个如火如荼的时代烟消云散了。历来的甲骨文研究，似乎都倾向于仅仅将它视为单纯的语言文字资料。我们主张将甲骨文看作社会文化产物，在人文历史背景下去考察甲骨文字的文化社会学意义。将甲骨文字产生、发展以及湮灭的过程放到社会发展史的视角中来观察，可以让我们发现甲骨文字所蕴涵的独特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文化传承甲金文字文化渊源思维模式 这是一个文化开放、科学昌明的镀金时代。对中华文化占据着得天独厚话语优势的中国学者，原本足以利用饱蘸文化资源的话语方式去浸润濡养世人。一份如此丰富与厚重的文化财富，必须采用无可置辩的言说方式，才能将它的真谛展示于世人面前。但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激流之中，有人对文化碰撞表现出明显的焦虑不安。就连学界也莫名其妙地流露出了以语塞失噤为特征的时代焦虑症。在身不由己的文化浪潮来临时，人们似乎淡忘了自己是拥有数千年文化遗产的炎黄子孙。不由自主地感染上了文化恐惧流行病。 甲骨文字是殷商时期专司卜筮的巫女觋师们用以记录贵族生活中的特殊事件的。对所有出土甲骨文字资料稍加分析，很容易就会发现它从形式到内容都跟常人的普通生活相去甚远。为了显示尊贵和增加神秘感，它自发明伊始就跟民众生活相去甚远而且也是与贵族们的口头语言脱节的。毋庸说是三千年后的今天，即使是在刻写它们的当时，它也不一定能被大众所认识、理解和接受。正是因为这个冷峻的事实，所以在武王克殷后，殷人的后裔作为一个人类族群在历经磨难后艰难地存续下来了，但作为贵族文化产物的甲骨文却伴着殷商王室的覆灭灰飞烟灭了。那些原本就远离生活的龟甲兽骨，而今只会引发人们国破家亡的心底伤痛。颠沛流离的艰辛生活逐渐抹去了那种文字的余晖，使它落寞沉寂在往日王城的颓垣断壁之下尘封数千年，曾经璀璨的文化在诸侯力征的亡命之旅中销声匿迹了。 今天当我们从历代叙事作品中读到那种兵燹来临，王室贵族各自作鸟兽散的伤感场景，可以想见，在兵荒马乱人人自危的情境中，如果执意要编撰一些中坚分子留下来专门销毁王室档案文书的话，大难临头死生未卜的人是会镇静自若地从容保管“中央文件”呢，还是自顾逃生保命？即使冒死保留丁点硕果仅存的死亡文档，结果也只会引来灭顶之灾，殃及九族。经历了过于频繁的民族迁徙，酷吏的残忍与民族精英的隐忍韬晦直接导致了一种民族文化的衰亡以至湮灭。 甲骨文字湮灭以后，中原各地所造文字不仅能互相流通，也各自能与甲骨文契合。这并非证明各地的语言文字是甲骨文字本身的沿习，而恰好说明是文化的传承交流所致，是文化同缘的必然结果。王霄冰对玛雅人的雕刻文字进行了系统完整的信息解码，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这位华裔女学者对语言文字的深厚素养以及对玛雅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的某些合理联想。她将铭刻于心的对华夏文明的深刻理解渗进具有相似文明因子的玛雅文化时空，令人惊异地发现了欧美学者以他们的思想行为模式永远不可言喻的玛雅古文化奥秘。与上述情形颇为类似的中国“甲骨四堂”，又何尝不是凭借了自己深厚的国学功底，而并非仰赖于来自他国的语言学理论。 基于这样的观点，看来我们的语言文字研究，亟需改革的远不是改进研究方法或统一学术流派之间的观点，而是最基本的出发点或者说是立足点。简单说来无非是改变思维模式。汉语汉字在我们的阶级、政治远未产生之前，早已成熟。而我们在采用隔世之法研究它们时还时刻不忘“突出政治”，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企图引进沙拉调料来凉拌折耳根，成本既高而又毫无意义。而今我们的语言学餐厨里仍然充斥着鱼子酱、布丁、咖喱、芥末之类品位极高的泊来调味精品，令我们这些意欲涉足这个时空的人无一不是瞠目结舌而无可奈何。 对政敌斩尽杀绝的致命威胁催生并强化了没落贵族的归隐情结，致使贵族余孽择机遁入深山甚至削发为僧。而今他们再不能装腔作势作威作福了，他们只能将往日辉煌的记忆深藏梦中，改腔变调地立地成佛念起经来了。缘于这种荒诞的历史原因，中国的经就不像西方的《圣经》那般，人人都能读通读懂因而也易于流传。中国特色的经，带有浓郁人文倾向和语言崇拜色彩，其特征就是思想含糊、言辞闪烁，以不至引来杀身之祸为佳。于是读经也得照本宣科连语音都要叫人听得莫名其妙才好。我们可以尝试请教深谙中国文化的教授、宗教学专家或身边的同胞，可曾有谁听懂寺庙里中式唱诗班的诵经内容吗？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西方教堂的唱诗班，他们一定要用朗朗歌声明明白白地阐扬经义、荡涤灵魂、拯救众生。 在殷商时代、以血缘姻亲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相当团结，由于社会组织统一，故而甲骨文字也能迅速成熟并广泛运用。春秋时期已有学者研究汉字形制理论，并在《周礼》中明确提出“六书”理论。但到了春秋晚期及至战国，诸侯力征、政治分歧、军事对抗、民族分裂、疆土割据，遂导致文书不一致。各国甚至有意创制和使用各种特殊用途的文字。而当强秦一统天下之后，统一六国文字便成了当务之急。但这时是在七雄都有各自的语言文字基础上进行“统一”，势必不可能一味地单纯追求统一的一致性，而只能讲求实用性，注重普及性。在这种人文背景下领命实施文字统一作业的李斯，尽管意欲“罢其不与秦文和者”，但实际上则只能“取其法与秦文和者”。同时，对已经普遍流行于民间的所谓俗体字，李丞相也不可能视而不见。丰富辉煌的文字现状令李斯不可能将“六书”作为创字圭臬。因此他在照顾了六国俗字的同时，就难免间或突破“六书”理论框架。缘于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今人既不能完全以小篆映证六书，亦不可借六书批判小篆。更不可用后期的六书理论去蠡测先世的甲骨文。六书理论是春秋战国时期为了研究利用文字而兴起的汉字构形理论，与甲金文字基本无涉。后世文字跟甲金文字，并非文字的一脉相承而只是文化渊源关系传承。至于个别甲金文字不能纳入六书体系，因而被用来否定六书理论，那就无异于指责爷爷何以长得不像孙子了。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秦统一中国的重大历史意义远远不在于扩疆拓土以及王朝政权的巩固。秦统一中国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统一了代表华夏文化的中国文字，并以此为契机促进了华夏各民族的文化合流。凭借强大的政治威慑力融合了春秋战国延续下来的六国多元文化，使得华夏儿女在文化理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诸多方面从此趋于一致。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事实上中国大地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间，虽然历经异族统治，也发生过胡汉和亲、胡服骑射等感天动地故事，终究未曾动摇气势磅礴的“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朝因强悍、严谨而导致短祚，以致这个朝廷从古至今很难得到公允的评价。倒是值得我们后人深省的。 可以肯定的是，秦代承袭了商代对文化文字的态度，即官民文字各自不同。秦代是朝廷推广小篆而民间流行“徒隶之书”。正是随着文化的普及和书写工具的发展，尽管当时文人盛行追求将墨宝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的自恋情结，在民间自行发展起来隶书总算为今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墨迹。春秋战国时期，虽有甲骨文余绪随着殷人后裔苟延残喘，但为了应付政治分裂与军事对立的保密之需，却必须刻意改变文字书写形式。这种情境使得直到强秦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后，也还持续流传一种文字不同用途的“秦书八体”。总之，随着殷商王朝的分崩离析，以后的汉字都在上述类似的文化背景下鬼使神差般地跟甲骨文字分道扬镳了。 参考文献： [1]《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重印浙江书局汇刻本第一版 [2]《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一版影印阮元校刻本 [3]《墨子�诂》孙诒让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7月重印世界书局版 [4]《淮南子》刘安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7月重印世界书局版 [5]《庄子集释》郭庆藩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7月重印世界书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