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当年，我是作为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两位中央委员的随员上庐山的，现将这次会议过程中我的见闻做些介绍。 林彪和叶群乘坐的车辆与众不同 1970年，我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保卫部为首长做警卫工作。8月17日，我正随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张池明在沈阳军区某机械化师参加全军装备管理现场会，突然接到北京的电话通知，说有重要事情，要张池明第二天赶回北京。当时现场会议还未开完，他又是这个会议的主要主持人，因此，商定请总后勤部副部长封永顺主持会议。18日，我随张池明从沈阳乘飞机返回北京。回京后，才知道中央通知他上庐山出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军委直属机关（包括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国防科委等）与会的中央委员除政治局委员和因病请假的外，共有21人。根据军委规定：军委直属机关的中央委员每两人可带随员一名，秘书、警卫人员、医生均可。这21名中央委员中有的3人带一名，有的2人带一名，带上庐山的随员共9人。总后勤部当时第九届中央委员有4人，除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部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有3位中央委员，他们是：张天云（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池明（时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张令彬（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张天云因病未能出席会议，是张池明、张令彬两位中央委员决定让我随他们上庐山做警卫工作的。8月19日做些准备，20日上午乘空军专机苏制伊尔-18在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中午到达武汉。乘坐这架飞机的中央委员有军队的，也有地方的，有五六十人。由于当时的九江机场还很小，不能起降大型飞机，所以送与会代表的大型客机必须在湖北武汉或安徽安庆降落后，再换乘小型飞机到九江机场降落。我们乘坐的这架飞机是在武汉机场降落的。用过午餐稍事休息后，便换乘两架苏制安-24型小型飞机于当日下午3时左右飞抵九江机场。这个机场不大，跑道上的水泥接缝中还长着一些小茅草，看来在这里起降的飞机并不多。会议已安排车辆送委员们上山。大部分车是北京吉普，也有江西南昌生产的一种吉普车，外形和北京吉普差不多。中央领导人用的车大部分都是普通的轿车。只有林彪和叶群乘坐的两辆车与众不同。他们的车是从北京用运输机连同司机一起运到南昌，再由南昌经九江开上庐山的。他们的车都是美国造，一辆是林肯，另一辆是凯迪拉克。这种车的车身很长也很低，长度比国产的大红旗轿车还要长一截，门窗玻璃都是墨绿色的，从外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据说，这是专门为他们进口的，当时在国内很少见。 军委直属机关的中央委员乘坐的都是北京吉普。两名中央委员加一名随员乘坐一辆。上山的途中，在路边还临时设了两处茶水站，是临时用帐篷搭的，作为休息之用，帐篷内备有茶水和各种水果。从九江机场上庐山，全是盘山路，路面不宽，拐弯处弯度很大，又是上山，因此车速不能太快，大约两个小时到达住地。 住别墅，吃土特产 庐山位于长江中下游九江市南侧，是驰名中外的避暑游览胜地，海拔近1500米。庐山山峦奇峻，苍松翠竹，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山上经常雾气弥漫，处在茫茫云海之中。不仅从远处眺望庐山时隐时现，就是在山上行走，也常被雾气包裹。古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大概是雾气太大，看不清的缘故。清风徐来，遍体浸凉，一早一晚凉气更大，真有点“高处不胜寒”之感。 庐山上有许多漂亮的西式小别墅，军委直属机关的21名中央委员分别住在仙人洞附近山坡上的别墅里。平房每人住一栋，二层楼房两个人住一栋。9名随员分别与他们住在一起。这些别墅，建筑很考究，房间里的设备也很齐全，室外周围生长着古老的松柏树，粗壮的树枝像手臂一样遮盖在屋顶上。从山下往上看，隐隐约约能看见点点屋顶浮在绿海之中；从高处往下看，只看见茂密的树林，几乎连房屋的影子也看不见。大会为每栋房子配备了一名服务员。他们都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学生，都很忠厚朴实，情绪亦十分兴奋，会前经过一些训练，为会议提供了优质服务。我们的住处设了会议医疗组，由广州军区驻江西某野战医院和南昌市某医院抽调的4名医护人员组成。 我们9名随员与21位中央委员同在一个餐厅用餐。这是一个小餐厅，是专门为这21名中央委员服务的。他们21人分坐3桌，我们9人另坐一桌，伙食标准有所不同，但差别不大。我们这些随员都是跟随首长多年的秘书和警卫人员，还有一位是空军的医生，与军委直属机关的中央委员都比较熟悉，因此也都无拘无束，比较随便。他们餐桌上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也经常端到我们的桌子上来。 庐山地区盛产甲鱼、石鸡和蛇，几乎每天都有这些土特产做的菜。据说，为了保证供应，由某部抽调了一些战士到山上捕捉。别人都说鲜美可口，但我看那石鸡又大又黑，活像癞蛤蟆；那甲鱼的模样一看直恶心；再看那一米多长的蛇，装在铁笼子里钻来钻去，皮被扒掉了的，尾巴还在摆动，叫人看了浑身发麻。所以，我在庐山的十多天里一口都没敢尝。 与会代表大部分都是8月20日或21日到庐山的。会前，代表们及随行人员都到庐山的风景区游览和做些会前的准备工作。风景区主要有仙人洞、花径、庐林、含鄱口、大天池等，还有名贵的云雾茶场。特别是秀峰那气势磅礴的瀑布更加引人入胜。李白脍炙人口的名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正是庐山瀑布传神而生动的写照。 会议安排了摄影师在几个风景点为会议代表和工作人员照相留念，不收取任何费用，只要把住址留给摄影师，一两天内就把照片洗好了并送到各自的住处。 保密代号：200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大礼堂开幕。会议期间，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为各自负责的中央委员分发文件、收文件，开会时为他们安排车辆，再就是照顾好他们的生活。由于我们的住地离开会的地方较远，因此，无论开全体会或分组会，都要派车接送，每两人乘坐一辆吉普车。九届二中全会的分组会是按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大区划分的。部队的中央委员分别编入这6个大组。我负责的两位同志，张令彬参加华北组，张池明参加东北组，这两个组的会场相距不远。会议的警卫工作是很严密的。据说，从山下到山上有好几道岗哨，住地也有哨兵巡逻。在那里，只要首长的身体不发生问题，其他方面的安全是有绝对保证的。因此，开会时随员可同车去，也可不去。一般开全体会时我都去，主要是想去见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在北京经常能见到周总理等其他领导人，但见到毛主席的机会相对要少一些，所以开全体会时我必去。把首长送到大礼堂后，就到礼堂后台进门处的路边上等着毛主席的到来。毛主席一般都是在会前一两分钟或正点到达的，毛主席一到会议就开始了。 中央会议的保密性很强，出发前不能告诉任何人。保守机密是我们警卫人员必须遵守的工作纪律，不仅开什么会要保密，就连到哪儿去、什么时候出发都不能对外讲。到庐山之后，也很严格，会议要求，没有要紧的事，不要与外地联系，即便是有要事需要联系，对外也不能说是庐山，只能按照会议规定的代号，对外统称200号。但会议对我们随员都很信任，有些工作交给我们做，如文件、简报的分发，都是我们经手分送的。会议期间，21名中央委员的文件、简报，是由中央办公厅用一个信袋装好，密封后直接送给随员中一位空军首长的秘书。他启封后不再密封，由我们分发给各自负责的中央委员。这类文件几乎每天都有。说实话，出于好奇心，我们在分送过程中也顺便翻阅。因此，庐山上发生的事情，从文件和简报中随时就知道了。如收回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等。当知道这些消息时感到很惊讶，随员之间私下也在一起悄悄地议论。当从简报上看到揭批陈伯达之后，很想去看看这个“天才理论家”陈伯达挨了批之后是个什么模样。有一天，我便随车去开会的地方，看到陈伯达耷拉着脑袋，慢慢腾腾地蹒跚而来，都快到点了他才到会，这和过去那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神气劲可大不一样了。 “庐山发生的事件要绝对保密”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这次会议结束时，关于携带文件的规定特别严格，与过去不大一样。以往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通常是发给各部委、各省、各大军区及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一整套会议文件，由与会同志带回，传达给本单位的党委常委。这次会议规定，除了只准带一份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外，不准带会议上发的任何文件、材料，就连会议中委员们自己的笔记本也必须上交或自行销毁，几乎连张纸片都不准带。所带回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也必须以见报为准，报上没发表之前也不准公开。因此，临下山前，首长要求我们，庐山发生的事，回到北京后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准泄露。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大约在1970年10月初，军队各单位传达到军以上干部，随后开始学习讨论。开会的地方是很严密的。为了尽量缩小知情范围，中央决定，各单位在学习期间上报给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报告、简报，不准打字员打印、铅印，也不准让没听传达的人经手，只能手抄上报。为此，总后勤部在此期间上送给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报告、简报，是由总后政治部一位副主任亲自起草的，总后党委常委讨论定稿后，晚上由我在张池明的办公室里反锁上门，工工整整地誊清后，再由那位政治部副主任密封，经保密室发送。直到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传达给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在这期间，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保密程度是相当高的。 （选自《聚焦台前幕后：真相（下）》/江涌 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当年，我是作为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两位中央委员的随员上庐山的，现将这次会议过程中我的见闻做些介绍。 林彪和叶群乘坐的车辆与众不同 1970年，我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保卫部为首长做警卫工作。8月17日，我正随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张池明在沈阳军区某机械化师参加全军装备管理现场会，突然接到北京的电话通知，说有重要事情，要张池明第二天赶回北京。当时现场会议还未开完，他又是这个会议的主要主持人，因此，商定请总后勤部副部长封永顺主持会议。18日，我随张池明从沈阳乘飞机返回北京。回京后，才知道中央通知他上庐山出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军委直属机关（包括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国防科委等）与会的中央委员除政治局委员和因病请假的外，共有21人。根据军委规定：军委直属机关的中央委员每两人可带随员一名，秘书、警卫人员、医生均可。这21名中央委员中有的3人带一名，有的2人带一名，带上庐山的随员共9人。总后勤部当时第九届中央委员有4人，除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部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有3位中央委员，他们是：张天云（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池明（时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张令彬（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张天云因病未能出席会议，是张池明、张令彬两位中央委员决定让我随他们上庐山做警卫工作的。8月19日做些准备，20日上午乘空军专机苏制伊尔-18在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中午到达武汉。乘坐这架飞机的中央委员有军队的，也有地方的，有五六十人。由于当时的九江机场还很小，不能起降大型飞机，所以送与会代表的大型客机必须在湖北武汉或安徽安庆降落后，再换乘小型飞机到九江机场降落。我们乘坐的这架飞机是在武汉机场降落的。用过午餐稍事休息后，便换乘两架苏制安-24型小型飞机于当日下午3时左右飞抵九江机场。这个机场不大，跑道上的水泥接缝中还长着一些小茅草，看来在这里起降的飞机并不多。会议已安排车辆送委员们上山。大部分车是北京吉普，也有江西南昌生产的一种吉普车，外形和北京吉普差不多。中央领导人用的车大部分都是普通的轿车。只有林彪和叶群乘坐的两辆车与众不同。他们的车是从北京用运输机连同司机一起运到南昌，再由南昌经九江开上庐山的。他们的车都是美国造，一辆是林肯，另一辆是凯迪拉克。这种车的车身很长也很低，长度比国产的大红旗轿车还要长一截，门窗玻璃都是墨绿色的，从外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据说，这是专门为他们进口的，当时在国内很少见。 军委直属机关的中央委员乘坐的都是北京吉普。两名中央委员加一名随员乘坐一辆。上山的途中，在路边还临时设了两处茶水站，是临时用帐篷搭的，作为休息之用，帐篷内备有茶水和各种水果。从九江机场上庐山，全是盘山路，路面不宽，拐弯处弯度很大，又是上山，因此车速不能太快，大约两个小时到达住地。 住别墅，吃土特产 庐山位于长江中下游九江市南侧，是驰名中外的避暑游览胜地，海拔近1500米。庐山山峦奇峻，苍松翠竹，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山上经常雾气弥漫，处在茫茫云海之中。不仅从远处眺望庐山时隐时现，就是在山上行走，也常被雾气包裹。古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大概是雾气太大，看不清的缘故。清风徐来，遍体浸凉，一早一晚凉气更大，真有点“高处不胜寒”之感。 庐山上有许多漂亮的西式小别墅，军委直属机关的21名中央委员分别住在仙人洞附近山坡上的别墅里。平房每人住一栋，二层楼房两个人住一栋。9名随员分别与他们住在一起。这些别墅，建筑很考究，房间里的设备也很齐全，室外周围生长着古老的松柏树，粗壮的树枝像手臂一样遮盖在屋顶上。从山下往上看，隐隐约约能看见点点屋顶浮在绿海之中；从高处往下看，只看见茂密的树林，几乎连房屋的影子也看不见。大会为每栋房子配备了一名服务员。他们都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学生，都很忠厚朴实，情绪亦十分兴奋，会前经过一些训练，为会议提供了优质服务。我们的住处设了会议医疗组，由广州军区驻江西某野战医院和南昌市某医院抽调的4名医护人员组成。 我们9名随员与21位中央委员同在一个餐厅用餐。这是一个小餐厅，是专门为这21名中央委员服务的。他们21人分坐3桌，我们9人另坐一桌，伙食标准有所不同，但差别不大。我们这些随员都是跟随首长多年的秘书和警卫人员，还有一位是空军的医生，与军委直属机关的中央委员都比较熟悉，因此也都无拘无束，比较随便。他们餐桌上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也经常端到我们的桌子上来。 庐山地区盛产甲鱼、石鸡和蛇，几乎每天都有这些土特产做的菜。据说，为了保证供应，由某部抽调了一些战士到山上捕捉。别人都说鲜美可口，但我看那石鸡又大又黑，活像癞蛤蟆；那甲鱼的模样一看直恶心；再看那一米多长的蛇，装在铁笼子里钻来钻去，皮被扒掉了的，尾巴还在摆动，叫人看了浑身发麻。所以，我在庐山的十多天里一口都没敢尝。 与会代表大部分都是8月20日或21日到庐山的。会前，代表们及随行人员都到庐山的风景区游览和做些会前的准备工作。风景区主要有仙人洞、花径、庐林、含鄱口、大天池等，还有名贵的云雾茶场。特别是秀峰那气势磅礴的瀑布更加引人入胜。李白脍炙人口的名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正是庐山瀑布传神而生动的写照。 会议安排了摄影师在几个风景点为会议代表和工作人员照相留念，不收取任何费用，只要把住址留给摄影师，一两天内就把照片洗好了并送到各自的住处。 保密代号：200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大礼堂开幕。会议期间，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为各自负责的中央委员分发文件、收文件，开会时为他们安排车辆，再就是照顾好他们的生活。由于我们的住地离开会的地方较远，因此，无论开全体会或分组会，都要派车接送，每两人乘坐一辆吉普车。九届二中全会的分组会是按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大区划分的。部队的中央委员分别编入这6个大组。我负责的两位同志，张令彬参加华北组，张池明参加东北组，这两个组的会场相距不远。会议的警卫工作是很严密的。据说，从山下到山上有好几道岗哨，住地也有哨兵巡逻。在那里，只要首长的身体不发生问题，其他方面的安全是有绝对保证的。因此，开会时随员可同车去，也可不去。一般开全体会时我都去，主要是想去见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在北京经常能见到周总理等其他领导人，但见到毛主席的机会相对要少一些，所以开全体会时我必去。把首长送到大礼堂后，就到礼堂后台进门处的路边上等着毛主席的到来。毛主席一般都是在会前一两分钟或正点到达的，毛主席一到会议就开始了。 中央会议的保密性很强，出发前不能告诉任何人。保守机密是我们警卫人员必须遵守的工作纪律，不仅开什么会要保密，就连到哪儿去、什么时候出发都不能对外讲。到庐山之后，也很严格，会议要求，没有要紧的事，不要与外地联系，即便是有要事需要联系，对外也不能说是庐山，只能按照会议规定的代号，对外统称200号。但会议对我们随员都很信任，有些工作交给我们做，如文件、简报的分发，都是我们经手分送的。会议期间，21名中央委员的文件、简报，是由中央办公厅用一个信袋装好，密封后直接送给随员中一位空军首长的秘书。他启封后不再密封，由我们分发给各自负责的中央委员。这类文件几乎每天都有。说实话，出于好奇心，我们在分送过程中也顺便翻阅。因此，庐山上发生的事情，从文件和简报中随时就知道了。如收回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等。当知道这些消息时感到很惊讶，随员之间私下也在一起悄悄地议论。当从简报上看到揭批陈伯达之后，很想去看看这个“天才理论家”陈伯达挨了批之后是个什么模样。有一天，我便随车去开会的地方，看到陈伯达耷拉着脑袋，慢慢腾腾地蹒跚而来，都快到点了他才到会，这和过去那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神气劲可大不一样了。 “庐山发生的事件要绝对保密”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这次会议结束时，关于携带文件的规定特别严格，与过去不大一样。以往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通常是发给各部委、各省、各大军区及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一整套会议文件，由与会同志带回，传达给本单位的党委常委。这次会议规定，除了只准带一份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外，不准带会议上发的任何文件、材料，就连会议中委员们自己的笔记本也必须上交或自行销毁，几乎连张纸片都不准带。所带回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也必须以见报为准，报上没发表之前也不准公开。因此，临下山前，首长要求我们，庐山发生的事，回到北京后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准泄露。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大约在1970年10月初，军队各单位传达到军以上干部，随后开始学习讨论。开会的地方是很严密的。为了尽量缩小知情范围，中央决定，各单位在学习期间上报给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报告、简报，不准打字员打印、铅印，也不准让没听传达的人经手，只能手抄上报。为此，总后勤部在此期间上送给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报告、简报，是由总后政治部一位副主任亲自起草的，总后党委常委讨论定稿后，晚上由我在张池明的办公室里反锁上门，工工整整地誊清后，再由那位政治部副主任密封，经保密室发送。直到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传达给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在这期间，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保密程度是相当高的。 （选自《聚焦台前幕后：真相（下）》/江涌 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