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萍
江西社会科学 2013年09期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3)04－0005－09
人们通常依据对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不同阐释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为批判的和经验的两种传统。赞成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有内在关联的学者被归于批判的或思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而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存在断裂的学者则被归于经验的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然而，这种划分太过机械，也极不合理。因为存在两类学者，一类学者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理性体系，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却属于批判的或思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比如阿尔都塞[1](P631－632)；另一类学者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有内在联系，却属于经验的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就是其中的一员。
这两类学者的出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观点都不是孤立的、片断的，而一定是某种哲学传统的表达，因此，它的更深刻的内涵也只能在它所属的哲学传统中才能揭示出来。莱文的黑格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提升，是致力于英美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新的结果。因此，只有深入到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中才能准确把握莱文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人们要了解英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走向，莱文的哲学是一个有效的路径。本文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以莱文的新著《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基础》为主要文本，着重分析莱文在这部著作中对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评析，从一个方面透视英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今日风貌。
一、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及其历史定位
莱文是20世纪90年代在英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New Hegelian Marxism)的成员之一，他写作《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基础》一书的目的，就是要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方法论上的联系，说明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的哪些方法，以及是如何吸取这些方法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莱文在该书的第1章以黑格尔—马克思的学术关系为主线，梳理了20世纪至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谱系，阐明了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和区别以及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亲缘关系。他采取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原则。在历时性上，莱文考察了“黑格尔化”(Hegelianization)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变化。莱文把19世纪到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过程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对期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而走上了各自的哲学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两条不同的哲学路径：马克思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考察人们的生产活动，创造了以劳动概念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路径；恩格斯则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考察自然界的运动，创造了以自然概念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从而构成了恩格斯主义的哲学路径。莱文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原生形态，可冠之以“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个时期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是在批判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有卢卡奇、马尔库塞、希波利特(Hyppolite)、施密特(Schmidt)。这些代表人物的观点大不相同，但他们的研究有两个共同点：其一，他们都反对以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解释，坚持区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马克思的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其二，他们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运用新的方法，重新阐发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创造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这两个共同点构成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特点，莱文将其概括为“重新黑格尔化”(Re－Hegelianization)的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崩溃后再次将黑格尔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便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新起点。”[2](P61)
第三个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是在反思第二个时期的“重新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是英美哲学家克里斯托弗·阿瑟(Christopher Arthur)、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范·帕里斯(Van Parijs)和莱文本人，也就是他所谓的“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学派。
作为对第二个时期“重新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重新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复杂的联系。莱文认为，第二个时期“重新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解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精神现象学的解释模式”，一种是“逻辑—历史的解释模式”。“精神现象学的解释模式”是卢卡奇、马尔库塞和希波利特坚持的解释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为文本依据，强调马克思哲学是改造黑格尔的劳动和实践概念的结果，因此，异化和主体—客体的辩证关系是联结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中心论题。这一模式最终把马克思哲学导向了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逻辑—历史的解释模式”是施密特主张的解释模式，其特点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为文本根据，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主要是把黑格尔《逻辑学》中的逻辑分层理论转化为方法论原则，这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所作的唯物主义的改造，或者说是马克思“接受了唯物主义的黑格尔”[2](P39)。
对于这两种解释模式，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反对前者而主张后者。对此，莱文运用MEGAⅡ新发表的《资本论》的准备材料加以论证。莱文指出，MEGA首次公开发表的新文献中的绝大部分“都支持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历史学派的观点。比如，MEGA发表了一些先前不为人知的笔记和手稿，这些笔记和手稿是马克思用于撰写1867年《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本的准备材料。这些手稿强烈地支持这一观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借用了许多黑格尔的方法论范畴作为解释工具，尤其在《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的第1卷中，马克思明显地纳入了黑格尔的方法论范畴，或者说，不依赖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是如何说明资本主义的运行的”[2](P40)。在这一论证中，莱文一方面支持“逻辑—历史的解释模式”，公开声明“我自己的著作接受了施密特的图式”[2](P50)，另一方面又反对施密特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方法论原则的解释。他认为，施密特所说的逻辑分层理论只是《逻辑学》的一些特定章节的内容，而施密特却以这些内容为认知工具来说明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概念，并建立起一种共时性的解释框架。但是，这一框架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建立的以历史概念为核心的历时性解释框架是对立的，因此，施密特运用这一框架来解释马克思的历史理性时会出现两个问题：其一，在马克思哲学中，历时性要素和共时性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其二，既然马克思吸取了《逻辑学》特定章节的结构，那么，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对此作充分的说明，为什么不公开承认他得益于黑格尔，阐明他拒绝了黑格尔哲学的哪些东西，又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哪些东西？[2](P42)对于这两个问题，施密特并没有明确地回答，与他同一学派的哲学家们也没能做出很好的回答。
由于不能解释这两个问题，施密特以及追随他的哲学家们最终放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陷入了“去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之中。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创造一种新的解释框架，挽救施密特的“逻辑—历史的解释模式”，说明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接受了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框架。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完全改变了施密特的思维路向，在考察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方法论的关联上，他们不像施密特那样只关注黑格尔《逻辑学》的某些特定的章节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关系，而是强调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在整个逻辑结构上的一致性。而且，他们并不研究方法论的内容，而坚持研究方法论的形式，即研究方法论本身。在他们看来，施密特的理论最终消解了马克思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其根源在于他过分关注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内容，而忽略了马克思研究社会结构的理论框架。因此，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转向了对马克思建构社会结构理论的逻辑方法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亦可称之为“方法论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methodological Hegelianized Marxism)[2](P40)。
如果对莱文的这种历时性叙述作一分析，不难看出，莱文所做的全部工作不外是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这种消解是分两步完成的：第一步，论证施密特的“逻辑—历史的解释模式”的合理性，以此证明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时了；第二步，消解施密特的“逻辑—历史的解释模式”的理论内容，转向对该解释模式的方法论研究，以此消解施密特哲学中残存的批判哲学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走向逻辑主义和工具主义。由此可见，莱文虽然自称是一个“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他绝不是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如果说在历时性的考察中，莱文使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那么在共时性的考察中，他又使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莱文认为，“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与“去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成长起来的，因此，要了解“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特点，就必须研究“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去黑格尔化”(de－Hegelianization)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所以莱文以“黑格尔化”/“去黑格尔化”为构架，考察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演变，力图揭示其中的内在逻辑。
莱文认为，从20世纪初至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在四对哲学家的思想对峙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这四对哲学家是：(1)卢卡奇/阿多尔诺；(2)阿尔都塞/施密特；(3)希波利特/马尔库塞；(4)埃尔斯特、罗默/科亨、史密斯。在这四对哲学家中，前三对都是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们的理论创造时期主要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其中卢卡奇/阿多尔诺、阿尔都塞/施密特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去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对峙，希波利特/马尔库塞是“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精神现象学的解释模式”和“逻辑—历史的解释模式”的对峙。莱文对比这三对哲学家，旨在论证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兴起的逻辑根据。莱文列出的第四对哲学家是由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学派构成，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中，莱文依据哲学家们对待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不同观点又细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和约翰·罗默(John Roemer)为代表的美国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去黑格尔”派的典型代表；一派是以柯亨为代表的英国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他坚持“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路。莱文把前一派称之为“分析马克思主义”，把后一派称为“功能解释学派”；就坚持“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路而言，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功能解释学派属于同一阵营。这就构成了第四对哲学家的格局：埃尔斯特和罗默为一方，柯亨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史密斯为另一方。莱文认为，这三派虽然也是在“黑格尔化”和“去黑格尔化”的讨论中展开的，但无论在讨论的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已经超越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方向。他在论述这三派的思想时特别强调这一点：“在1991年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三个解释学派统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这三个学派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功能解释学派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卢卡奇、阿多尔诺、阿尔都塞、施密特、希波利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研究。”[2](P60)
可见，莱文在对上述四对哲学家关系的说明中已经融入了历时性分析的内容。这一分析在纵向上刻画了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断裂点，证明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英美国家发展起来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在横向上揭示了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证明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成员。因此，要了解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将其置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这样一来，莱文就自然而然地进到了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评析之中。
二、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各派别及其关系
莱文把埃尔斯特和罗默与柯亨分列在两个派别，又把埃尔斯特和罗默的哲学定义为分析马克思主义，还把柯亨的哲学定义为功能解释学派，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把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柯亨称为分析马克思主义，而把受柯亨理论影响发展起来的埃尔斯特和罗默称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呢？还有，莱文把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归于柯亨一派，那么，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分析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弄清楚莱文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究竟说了什么，就必须首先解答上述问题。
在我看来，莱文把埃尔斯特和罗默的理论称之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区分了广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和狭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广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是指从柯亨所属的哲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传统中，不仅有柯亨的哲学，有埃尔斯特和罗默的哲学，也有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狭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仅指埃尔斯特和罗默一派的哲学。莱文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评析，就是分别在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上展开的。
在广义的层面上，莱文把埃尔斯特和罗默、柯亨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归于一派，强调这一派是从柯亨所属的哲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在哲学研究的取向上完全不同于20世纪在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柯亨创造了什么样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与20世纪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这是我们研究莱文评析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仔细推敲柯亨对阿尔都塞哲学的评价：
阿尔图塞(即阿尔都塞——引者注)的《保卫马克思》使我相信，永久重要的马克思是在《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中被发现的。这种确信促使我写作这本书，因此我要感谢他。但是当我进而读到阿尔图塞和其他一些人的论文集——《阅读〈资本论〉》时，我却大失所望。我从阿尔图塞那里所得甚少，不管法语是多么的优雅和含混。我喜欢别的更好一点的东西，特别是巴利巴尔(Balibar)的贡献。但是我不认为它的价值在于它显示了阿尔图塞的影响。首先，我发现《阅读〈资本论〉》极其不明确。逻辑实证主义连同它关于理智活动精确性的坚定主张，在巴黎从未受到欢迎，这或许是一件遗憾的事。英美哲学已经超越逻辑实证主义很久了，但好在它一直同它打交道。阿尔图塞的含混会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不幸，在那里明晰性是一种严格的传统，而且那里普遍不认为一个理论陈述是唯一的、一定难于理解的。[3](P2)
在这一评价中，柯亨所说的法语的“优雅和含混”，指的是法国思辨的哲学传统；他所说的“逻辑实证主义”，指的是英美的分析哲学传统。柯亨从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对立来阐明他所提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在他看来，同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文本，但由于哲学传统不同，《资本论》在他和阿尔都塞的眼里有着全然不同的风貌：在阿尔都塞眼里，《资本论》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著作，马克思叙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无非是论证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性，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批判。而在柯亨眼里，《资本论》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著作，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而他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就是依据这一理解专门阐释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在方法论上则采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在这里，柯亨阐明了分析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两个基本点：一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二是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进行概念辨析，在此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柯亨通过阐发这两个基本点，开创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
莱文正是站在柯亨开创的这一哲学传统上来评析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无论是埃尔斯特与罗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在柯亨这两个基本点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始终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埃尔斯特和罗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柯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便是将这三派的代表人物组合成一对哲学家加以分析的根据。
在狭义的层面上，莱文提出了区分和评析埃尔斯特和罗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分析马克思主义、功能解释学派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黑格尔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完全拒斥重新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功能解释学派拒斥黑格尔的有机主义，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思考的右翼。这个学派竭力证明，理解马克思说明社会经济结构的最好的工具是一整套的逻辑范畴。”[2](P61)在这段话中，莱文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标准：一个标准是这三派对待20世纪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另一个标准是这三派用于解释黑格尔—马克思学术关系的方法论原则。根据第一个标准，莱文将埃尔斯特和罗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归为一派，即“去黑格尔化”一派，而将柯亨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归为另一派，即“黑格尔化”一派；根据第二个标准，莱文分别考察了这三派的方法论原则。在莱文看来，这三派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都把方法论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位置，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革新。莱文这里所说的“右翼”并非指政治立场，而是指哲学立场，确切地说，是指坚持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的观点。莱文认为，卢卡奇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在人本主义思想方面的联系，属于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左派；施密特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在历史内容方面的联系，属于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派；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只承认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在逻辑方法论上的一致性，故属于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右派。可见，重视逻辑方法论的研究，是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以往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所在，而对于埃尔斯特、罗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柯亨的功能解释学派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来说，它们之间的分歧仅在于选择什么样的逻辑方法论。莱文正是依据这一标准，一一评析了这三个派别的思想及其贡献。
在评析埃尔斯特和罗默的方法论时，莱文最为关注的是他们主张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原则。在20世纪70年代英美世界发展起来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埃尔斯特和罗默是受当代自由主义影响最深的一派，也是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否定得最激烈的一派。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理论作为一种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在今天仍然有用，但这个方法的基础应该改变。马克思的这个方法建立在方法论的集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原则之上，他的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原则与“黑格尔启示的两个其他方法——功能性解释和辩证演绎——密切相关”[4](P3)，这个原则强调社会的整体性先于个人。由于运用了这个方法论原则，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理论只能描述宏观的社会现象，而不能说明微观的个体存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采用了这个方法论原则来分析社会现象。然而，今天的社会是以个人为细胞的社会，运用描述宏观社会现象的方法显然是不够的，这就使马克思的建立在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原则之上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理论失去了原有的效力。要想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理论继续发挥效力，就必须消除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原则，代之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所谓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就是把个人的性质、目标、信念和活动作为社会的细胞来分析社会的结构和变化，反对把任何先于个人的实体作为分析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埃尔斯特和罗默把这个原则运用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现象，在微观的经济层面上重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和阶级理论，这是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理论内容的一次重大修改。[1](P773－779)
对于埃尔斯特和罗默主张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莱文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对他们的方法论变革所带来的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理论内容的修改，莱文却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评析埃尔斯特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批评时说：“埃尔斯特反驳马克思的证据是有说服力的和果断的，但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埃尔斯特是力图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工具消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硬壳，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思想中清除出去，而是要复兴马克思主义中那些仍然富有想象力的东西。19世纪，贝内代托·克罗齐写过《黑格尔哲学的精华与糟粕》(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in the Philosophy of Hegel)，埃尔斯特就是用这种精神在写作，他正在努力地消除马克思思想中那些‘糟粕’的东西，彰显其中依然‘精华’的东西。”[2](P67)
埃尔斯特和罗默提出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不仅是反对马克思的，也是针对柯亨的。柯亨指出，马克思提出的一些核心命题，如“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建立在现实基础上；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社会意识被社会存在决定”[3](P294)等等，都是功能解释命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采用了马克思的功能解释方法，但是，他们都只是在实践中运用它，而没有从理论上说明它，即没有从理论上考察这一方法的结构，这就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解释变得十分模糊[3](P296)。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对马克思的功能解释方法作理论的或形式上的分析，以求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概念明晰化。
柯亨的这一工作导致了两个实际的结果：一是通过对功能解释方法的形式探究，建立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二是在明晰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中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内容。对于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莱文是持肯定态度的，他甚至公开声明“我属于这个学派”[2](P62)，并从三个方面评析了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第一，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是对黑格尔—马克思学术关系的辩护。莱文指出：柯亨虽然否定“马克思把大量的黑格尔方法论范畴置于自己的说明程序之中”，但“柯亨的确认为，功能解释作为黑格尔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有效的，并共存于黑格尔的历史理论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之中”[2](P72－73)。第二，柯亨以功能解释方法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辩护，开启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式和方法论的研究。第三，柯亨受诺齐克的自由主义和罗默的剥削理论的影响，修改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关剥削和平等的思想，强调“剥削的根源不在于劳动的剥削，而在于对生产性资产的控制”[2](P75)。
如果说在评析埃尔斯特和罗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时，莱文还顾及他们理论的内容方面的话，那么在评析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时，莱文就只论及方法论的更新了。他认为，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虽然接受了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但在方法论的创新上却比柯亨走得更远。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上：第一，在说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上，指出了马克思与黑格尔逻辑体系上的一致性，即承认马克思的说明方法完全来自于黑格尔的体系化的逻辑方法；第二，在对黑格尔逻辑方法的解释上，“放弃了所有线性说明的要求”[2](Pxiii)，代之以有机进化(organic evolution)的说明方法。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强调，黑格尔《逻辑学》方法论的基础绝不是先前人们所理解的逻辑辩证法，而是有机进化论，黑格尔的逻辑、历史和哲学都建立在有机进化论之上，它们表达的是有机发展观。马克思吸取黑格尔的体系化逻辑方法，实质上是接受了黑格尔的有机进化的说明方法，因此，“马克思与黑格尔融合的方法论原则是有机发展观”[2](Pxiii)。莱文在论及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范·帕里斯和阿瑟的观点时指出：“范·帕里斯力图使功能解释变得有效，而阿瑟则力图证明体系化的辩证法范畴是《资本论》的支撑点；范·帕里斯力图证明：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概述的，是历史叙述背后的动力，而阿瑟则强调有机模式是《资本论》的原型。如本书的中心论题一样，阿瑟强调，马克思所接受的是黑格尔说明哲学和社会系统的有机图式。在他们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模型是生物学。”[2](P81)这样，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就通过重新界定黑格尔《逻辑学》的方法论基础而实现了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革新。
莱文除了接受有机发展观的方法论模式以外，还以这个模式分析了马克思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的关系，说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是如何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交替起作用的。他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从早年到晚年的思想发展是在“黑格尔化”与“去黑格尔化”的辩证图式中行进的。在这个图式中，“黑格尔化”指的是马克思用黑格尔的方法论或逻辑框架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所体现的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在形式上和方法论上的联系，这贯穿于马克思毕生的哲学创造；“去黑格尔化”指的是马克思消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的、精神的内容，它所体现的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在内容上和理论上的断裂，这发生在马克思思想转变的瞬间。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是马克思“去黑格尔化”的典型著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反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有关市民社会的观点，保留了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方法论原则，并把这一方法论原则用于分析从事社会活动的人的生活条件，从而形成了他的人本主义思想，这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内容消解(content annulment)”；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反对黑格尔《逻辑学》方法的唯心主义内容，而将其中的逻辑方法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从而使黑格尔的方法唯物主义化了，这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形式转换(form transformation)”。可见，“去黑格尔化”虽然只发生于马克思思想转变的瞬间，却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发生联系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环节，马克思才得以从人本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从重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转向接受黑格尔《逻辑学》的逻辑框架，并最终建立起自己的有机发展观的方法论原则。
据此，莱文把“去黑格尔化”概括为探究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方法论原则，这个原则包括两个步骤：“(1)发现马克思所选择的并将其融于自己著作之中的黑格尔的方法论图式；(2)在确认这些图式后，再开始考察马克思脱离这些图式进到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核得以延续的前提的过程。”[3](P2)莱文强调，如果说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有断裂的话，那么，这只是就他们的哲学内容而言，在形式或方法论上，马克思从来就没有与黑格尔哲学发生过断裂。在这里，莱文以“黑格尔化”说明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系，以此支持他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而以“去黑格尔化”消解和拒斥马克思早期人本主义思想的合法性，从而也消解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意识形态、自我意识等能动的、批判的内容。当莱文完成了这一论证时，他就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三、结语
莱文廓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图式，主要想表达两个基本观点：第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英美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已经取代了20世纪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而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第二，分析马克思主义以认识论为中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更新。这两个基本观点表明，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虽然起源于20世纪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中的每一个代表人物都与20世纪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或者是受到20世纪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影响，但他们最终都背离了20世纪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而转向了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转向当然与他们受英美哲学传统的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社会资本的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导社会资本运动的，不再是产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随着资本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剥削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从不同的方面挑战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理论，迫使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思考马克思的理论，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新之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所做的，就是通过方法论的革新，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从而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有效性。
正如哲学史上任何方法论的革新都必然引起哲学理论的变革一样，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方法论革新也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的改变。这些理论变化已经引起人们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质疑。然而，如果我们反过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若不进行内容和方法的革新，就不能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这就等于自己宣布自己已经过时了。从这一方面看，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所做的工作无论看起来多么远离马克思的哲学，其根本立场还是坚守马克思的哲学，坚守马克思主义。莱文对黑格尔—马克思的学术传统谱系的梳理、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评析无不表达了这一思想。由此可见，莱文所表达的这两个观点，实际上勾勒了英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起源和当代风貌。
作者介绍：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何萍
江西社会科学 2013年09期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3)04－0005－09
人们通常依据对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不同阐释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为批判的和经验的两种传统。赞成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有内在关联的学者被归于批判的或思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而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存在断裂的学者则被归于经验的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然而，这种划分太过机械，也极不合理。因为存在两类学者，一类学者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理性体系，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却属于批判的或思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比如阿尔都塞[1](P631－632)；另一类学者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有内在联系，却属于经验的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就是其中的一员。
这两类学者的出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观点都不是孤立的、片断的，而一定是某种哲学传统的表达，因此，它的更深刻的内涵也只能在它所属的哲学传统中才能揭示出来。莱文的黑格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提升，是致力于英美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新的结果。因此，只有深入到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中才能准确把握莱文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人们要了解英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走向，莱文的哲学是一个有效的路径。本文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以莱文的新著《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基础》为主要文本，着重分析莱文在这部著作中对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评析，从一个方面透视英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今日风貌。
一、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及其历史定位
莱文是20世纪90年代在英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New Hegelian Marxism)的成员之一，他写作《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基础》一书的目的，就是要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方法论上的联系，说明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的哪些方法，以及是如何吸取这些方法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莱文在该书的第1章以黑格尔—马克思的学术关系为主线，梳理了20世纪至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谱系，阐明了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和区别以及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亲缘关系。他采取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原则。在历时性上，莱文考察了“黑格尔化”(Hegelianization)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变化。莱文把19世纪到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过程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对期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而走上了各自的哲学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两条不同的哲学路径：马克思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考察人们的生产活动，创造了以劳动概念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路径；恩格斯则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考察自然界的运动，创造了以自然概念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从而构成了恩格斯主义的哲学路径。莱文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原生形态，可冠之以“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个时期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是在批判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有卢卡奇、马尔库塞、希波利特(Hyppolite)、施密特(Schmidt)。这些代表人物的观点大不相同，但他们的研究有两个共同点：其一，他们都反对以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解释，坚持区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马克思的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其二，他们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运用新的方法，重新阐发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创造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这两个共同点构成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特点，莱文将其概括为“重新黑格尔化”(Re－Hegelianization)的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崩溃后再次将黑格尔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便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新起点。”[2](P61)
第三个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是在反思第二个时期的“重新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是英美哲学家克里斯托弗·阿瑟(Christopher Arthur)、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范·帕里斯(Van Parijs)和莱文本人，也就是他所谓的“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学派。
作为对第二个时期“重新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重新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复杂的联系。莱文认为，第二个时期“重新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解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精神现象学的解释模式”，一种是“逻辑—历史的解释模式”。“精神现象学的解释模式”是卢卡奇、马尔库塞和希波利特坚持的解释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为文本依据，强调马克思哲学是改造黑格尔的劳动和实践概念的结果，因此，异化和主体—客体的辩证关系是联结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中心论题。这一模式最终把马克思哲学导向了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逻辑—历史的解释模式”是施密特主张的解释模式，其特点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为文本根据，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主要是把黑格尔《逻辑学》中的逻辑分层理论转化为方法论原则，这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所作的唯物主义的改造，或者说是马克思“接受了唯物主义的黑格尔”[2](P39)。
对于这两种解释模式，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反对前者而主张后者。对此，莱文运用MEGAⅡ新发表的《资本论》的准备材料加以论证。莱文指出，MEGA首次公开发表的新文献中的绝大部分“都支持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历史学派的观点。比如，MEGA发表了一些先前不为人知的笔记和手稿，这些笔记和手稿是马克思用于撰写1867年《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本的准备材料。这些手稿强烈地支持这一观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借用了许多黑格尔的方法论范畴作为解释工具，尤其在《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的第1卷中，马克思明显地纳入了黑格尔的方法论范畴，或者说，不依赖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是如何说明资本主义的运行的”[2](P40)。在这一论证中，莱文一方面支持“逻辑—历史的解释模式”，公开声明“我自己的著作接受了施密特的图式”[2](P50)，另一方面又反对施密特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方法论原则的解释。他认为，施密特所说的逻辑分层理论只是《逻辑学》的一些特定章节的内容，而施密特却以这些内容为认知工具来说明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概念，并建立起一种共时性的解释框架。但是，这一框架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建立的以历史概念为核心的历时性解释框架是对立的，因此，施密特运用这一框架来解释马克思的历史理性时会出现两个问题：其一，在马克思哲学中，历时性要素和共时性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其二，既然马克思吸取了《逻辑学》特定章节的结构，那么，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对此作充分的说明，为什么不公开承认他得益于黑格尔，阐明他拒绝了黑格尔哲学的哪些东西，又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哪些东西？[2](P42)对于这两个问题，施密特并没有明确地回答，与他同一学派的哲学家们也没能做出很好的回答。
由于不能解释这两个问题，施密特以及追随他的哲学家们最终放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陷入了“去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之中。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创造一种新的解释框架，挽救施密特的“逻辑—历史的解释模式”，说明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接受了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框架。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完全改变了施密特的思维路向，在考察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方法论的关联上，他们不像施密特那样只关注黑格尔《逻辑学》的某些特定的章节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关系，而是强调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在整个逻辑结构上的一致性。而且，他们并不研究方法论的内容，而坚持研究方法论的形式，即研究方法论本身。在他们看来，施密特的理论最终消解了马克思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其根源在于他过分关注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内容，而忽略了马克思研究社会结构的理论框架。因此，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转向了对马克思建构社会结构理论的逻辑方法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亦可称之为“方法论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methodological Hegelianized Marxism)[2](P40)。
如果对莱文的这种历时性叙述作一分析，不难看出，莱文所做的全部工作不外是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这种消解是分两步完成的：第一步，论证施密特的“逻辑—历史的解释模式”的合理性，以此证明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时了；第二步，消解施密特的“逻辑—历史的解释模式”的理论内容，转向对该解释模式的方法论研究，以此消解施密特哲学中残存的批判哲学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走向逻辑主义和工具主义。由此可见，莱文虽然自称是一个“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他绝不是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如果说在历时性的考察中，莱文使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那么在共时性的考察中，他又使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莱文认为，“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与“去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成长起来的，因此，要了解“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特点，就必须研究“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去黑格尔化”(de－Hegelianization)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所以莱文以“黑格尔化”/“去黑格尔化”为构架，考察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演变，力图揭示其中的内在逻辑。
莱文认为，从20世纪初至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在四对哲学家的思想对峙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这四对哲学家是：(1)卢卡奇/阿多尔诺；(2)阿尔都塞/施密特；(3)希波利特/马尔库塞；(4)埃尔斯特、罗默/科亨、史密斯。在这四对哲学家中，前三对都是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们的理论创造时期主要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其中卢卡奇/阿多尔诺、阿尔都塞/施密特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去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对峙，希波利特/马尔库塞是“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精神现象学的解释模式”和“逻辑—历史的解释模式”的对峙。莱文对比这三对哲学家，旨在论证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兴起的逻辑根据。莱文列出的第四对哲学家是由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学派构成，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中，莱文依据哲学家们对待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不同观点又细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和约翰·罗默(John Roemer)为代表的美国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去黑格尔”派的典型代表；一派是以柯亨为代表的英国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他坚持“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路。莱文把前一派称之为“分析马克思主义”，把后一派称为“功能解释学派”；就坚持“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路而言，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功能解释学派属于同一阵营。这就构成了第四对哲学家的格局：埃尔斯特和罗默为一方，柯亨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史密斯为另一方。莱文认为，这三派虽然也是在“黑格尔化”和“去黑格尔化”的讨论中展开的，但无论在讨论的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已经超越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方向。他在论述这三派的思想时特别强调这一点：“在1991年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三个解释学派统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这三个学派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功能解释学派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卢卡奇、阿多尔诺、阿尔都塞、施密特、希波利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研究。”[2](P60)
可见，莱文在对上述四对哲学家关系的说明中已经融入了历时性分析的内容。这一分析在纵向上刻画了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断裂点，证明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英美国家发展起来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在横向上揭示了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证明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成员。因此，要了解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将其置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这样一来，莱文就自然而然地进到了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评析之中。
二、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各派别及其关系
莱文把埃尔斯特和罗默与柯亨分列在两个派别，又把埃尔斯特和罗默的哲学定义为分析马克思主义，还把柯亨的哲学定义为功能解释学派，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把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柯亨称为分析马克思主义，而把受柯亨理论影响发展起来的埃尔斯特和罗默称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呢？还有，莱文把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归于柯亨一派，那么，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分析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弄清楚莱文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究竟说了什么，就必须首先解答上述问题。
在我看来，莱文把埃尔斯特和罗默的理论称之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区分了广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和狭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广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是指从柯亨所属的哲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传统中，不仅有柯亨的哲学，有埃尔斯特和罗默的哲学，也有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狭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仅指埃尔斯特和罗默一派的哲学。莱文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评析，就是分别在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上展开的。
在广义的层面上，莱文把埃尔斯特和罗默、柯亨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归于一派，强调这一派是从柯亨所属的哲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在哲学研究的取向上完全不同于20世纪在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柯亨创造了什么样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与20世纪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这是我们研究莱文评析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仔细推敲柯亨对阿尔都塞哲学的评价：
阿尔图塞(即阿尔都塞——引者注)的《保卫马克思》使我相信，永久重要的马克思是在《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中被发现的。这种确信促使我写作这本书，因此我要感谢他。但是当我进而读到阿尔图塞和其他一些人的论文集——《阅读〈资本论〉》时，我却大失所望。我从阿尔图塞那里所得甚少，不管法语是多么的优雅和含混。我喜欢别的更好一点的东西，特别是巴利巴尔(Balibar)的贡献。但是我不认为它的价值在于它显示了阿尔图塞的影响。首先，我发现《阅读〈资本论〉》极其不明确。逻辑实证主义连同它关于理智活动精确性的坚定主张，在巴黎从未受到欢迎，这或许是一件遗憾的事。英美哲学已经超越逻辑实证主义很久了，但好在它一直同它打交道。阿尔图塞的含混会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不幸，在那里明晰性是一种严格的传统，而且那里普遍不认为一个理论陈述是唯一的、一定难于理解的。[3](P2)
在这一评价中，柯亨所说的法语的“优雅和含混”，指的是法国思辨的哲学传统；他所说的“逻辑实证主义”，指的是英美的分析哲学传统。柯亨从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对立来阐明他所提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在他看来，同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文本，但由于哲学传统不同，《资本论》在他和阿尔都塞的眼里有着全然不同的风貌：在阿尔都塞眼里，《资本论》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著作，马克思叙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无非是论证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性，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批判。而在柯亨眼里，《资本论》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著作，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而他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就是依据这一理解专门阐释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在方法论上则采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在这里，柯亨阐明了分析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两个基本点：一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二是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进行概念辨析，在此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柯亨通过阐发这两个基本点，开创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
莱文正是站在柯亨开创的这一哲学传统上来评析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无论是埃尔斯特与罗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在柯亨这两个基本点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始终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埃尔斯特和罗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柯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便是将这三派的代表人物组合成一对哲学家加以分析的根据。
在狭义的层面上，莱文提出了区分和评析埃尔斯特和罗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分析马克思主义、功能解释学派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黑格尔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完全拒斥重新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功能解释学派拒斥黑格尔的有机主义，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思考的右翼。这个学派竭力证明，理解马克思说明社会经济结构的最好的工具是一整套的逻辑范畴。”[2](P61)在这段话中，莱文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标准：一个标准是这三派对待20世纪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另一个标准是这三派用于解释黑格尔—马克思学术关系的方法论原则。根据第一个标准，莱文将埃尔斯特和罗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归为一派，即“去黑格尔化”一派，而将柯亨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归为另一派，即“黑格尔化”一派；根据第二个标准，莱文分别考察了这三派的方法论原则。在莱文看来，这三派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都把方法论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位置，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革新。莱文这里所说的“右翼”并非指政治立场，而是指哲学立场，确切地说，是指坚持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的观点。莱文认为，卢卡奇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在人本主义思想方面的联系，属于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左派；施密特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在历史内容方面的联系，属于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派；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只承认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在逻辑方法论上的一致性，故属于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右派。可见，重视逻辑方法论的研究，是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以往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所在，而对于埃尔斯特、罗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柯亨的功能解释学派和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来说，它们之间的分歧仅在于选择什么样的逻辑方法论。莱文正是依据这一标准，一一评析了这三个派别的思想及其贡献。
在评析埃尔斯特和罗默的方法论时，莱文最为关注的是他们主张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原则。在20世纪70年代英美世界发展起来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埃尔斯特和罗默是受当代自由主义影响最深的一派，也是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否定得最激烈的一派。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理论作为一种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在今天仍然有用，但这个方法的基础应该改变。马克思的这个方法建立在方法论的集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原则之上，他的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原则与“黑格尔启示的两个其他方法——功能性解释和辩证演绎——密切相关”[4](P3)，这个原则强调社会的整体性先于个人。由于运用了这个方法论原则，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理论只能描述宏观的社会现象，而不能说明微观的个体存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采用了这个方法论原则来分析社会现象。然而，今天的社会是以个人为细胞的社会，运用描述宏观社会现象的方法显然是不够的，这就使马克思的建立在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原则之上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理论失去了原有的效力。要想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理论继续发挥效力，就必须消除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原则，代之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所谓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就是把个人的性质、目标、信念和活动作为社会的细胞来分析社会的结构和变化，反对把任何先于个人的实体作为分析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埃尔斯特和罗默把这个原则运用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现象，在微观的经济层面上重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和阶级理论，这是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理论内容的一次重大修改。[1](P773－779)
对于埃尔斯特和罗默主张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莱文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对他们的方法论变革所带来的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理论内容的修改，莱文却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评析埃尔斯特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批评时说：“埃尔斯特反驳马克思的证据是有说服力的和果断的，但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埃尔斯特是力图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工具消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硬壳，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思想中清除出去，而是要复兴马克思主义中那些仍然富有想象力的东西。19世纪，贝内代托·克罗齐写过《黑格尔哲学的精华与糟粕》(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in the Philosophy of Hegel)，埃尔斯特就是用这种精神在写作，他正在努力地消除马克思思想中那些‘糟粕’的东西，彰显其中依然‘精华’的东西。”[2](P67)
埃尔斯特和罗默提出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不仅是反对马克思的，也是针对柯亨的。柯亨指出，马克思提出的一些核心命题，如“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建立在现实基础上；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社会意识被社会存在决定”[3](P294)等等，都是功能解释命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采用了马克思的功能解释方法，但是，他们都只是在实践中运用它，而没有从理论上说明它，即没有从理论上考察这一方法的结构，这就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解释变得十分模糊[3](P296)。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对马克思的功能解释方法作理论的或形式上的分析，以求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概念明晰化。
柯亨的这一工作导致了两个实际的结果：一是通过对功能解释方法的形式探究，建立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二是在明晰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中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内容。对于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莱文是持肯定态度的，他甚至公开声明“我属于这个学派”[2](P62)，并从三个方面评析了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第一，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是对黑格尔—马克思学术关系的辩护。莱文指出：柯亨虽然否定“马克思把大量的黑格尔方法论范畴置于自己的说明程序之中”，但“柯亨的确认为，功能解释作为黑格尔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有效的，并共存于黑格尔的历史理论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之中”[2](P72－73)。第二，柯亨以功能解释方法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辩护，开启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式和方法论的研究。第三，柯亨受诺齐克的自由主义和罗默的剥削理论的影响，修改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关剥削和平等的思想，强调“剥削的根源不在于劳动的剥削，而在于对生产性资产的控制”[2](P75)。
如果说在评析埃尔斯特和罗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时，莱文还顾及他们理论的内容方面的话，那么在评析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时，莱文就只论及方法论的更新了。他认为，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虽然接受了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但在方法论的创新上却比柯亨走得更远。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上：第一，在说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上，指出了马克思与黑格尔逻辑体系上的一致性，即承认马克思的说明方法完全来自于黑格尔的体系化的逻辑方法；第二，在对黑格尔逻辑方法的解释上，“放弃了所有线性说明的要求”[2](Pxiii)，代之以有机进化(organic evolution)的说明方法。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强调，黑格尔《逻辑学》方法论的基础绝不是先前人们所理解的逻辑辩证法，而是有机进化论，黑格尔的逻辑、历史和哲学都建立在有机进化论之上，它们表达的是有机发展观。马克思吸取黑格尔的体系化逻辑方法，实质上是接受了黑格尔的有机进化的说明方法，因此，“马克思与黑格尔融合的方法论原则是有机发展观”[2](Pxiii)。莱文在论及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范·帕里斯和阿瑟的观点时指出：“范·帕里斯力图使功能解释变得有效，而阿瑟则力图证明体系化的辩证法范畴是《资本论》的支撑点；范·帕里斯力图证明：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概述的，是历史叙述背后的动力，而阿瑟则强调有机模式是《资本论》的原型。如本书的中心论题一样，阿瑟强调，马克思所接受的是黑格尔说明哲学和社会系统的有机图式。在他们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模型是生物学。”[2](P81)这样，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就通过重新界定黑格尔《逻辑学》的方法论基础而实现了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革新。
莱文除了接受有机发展观的方法论模式以外，还以这个模式分析了马克思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的关系，说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是如何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交替起作用的。他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从早年到晚年的思想发展是在“黑格尔化”与“去黑格尔化”的辩证图式中行进的。在这个图式中，“黑格尔化”指的是马克思用黑格尔的方法论或逻辑框架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所体现的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在形式上和方法论上的联系，这贯穿于马克思毕生的哲学创造；“去黑格尔化”指的是马克思消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的、精神的内容，它所体现的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在内容上和理论上的断裂，这发生在马克思思想转变的瞬间。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是马克思“去黑格尔化”的典型著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反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有关市民社会的观点，保留了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方法论原则，并把这一方法论原则用于分析从事社会活动的人的生活条件，从而形成了他的人本主义思想，这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内容消解(content annulment)”；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反对黑格尔《逻辑学》方法的唯心主义内容，而将其中的逻辑方法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从而使黑格尔的方法唯物主义化了，这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形式转换(form transformation)”。可见，“去黑格尔化”虽然只发生于马克思思想转变的瞬间，却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发生联系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环节，马克思才得以从人本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从重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转向接受黑格尔《逻辑学》的逻辑框架，并最终建立起自己的有机发展观的方法论原则。
据此，莱文把“去黑格尔化”概括为探究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方法论原则，这个原则包括两个步骤：“(1)发现马克思所选择的并将其融于自己著作之中的黑格尔的方法论图式；(2)在确认这些图式后，再开始考察马克思脱离这些图式进到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核得以延续的前提的过程。”[3](P2)莱文强调，如果说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有断裂的话，那么，这只是就他们的哲学内容而言，在形式或方法论上，马克思从来就没有与黑格尔哲学发生过断裂。在这里，莱文以“黑格尔化”说明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系，以此支持他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而以“去黑格尔化”消解和拒斥马克思早期人本主义思想的合法性，从而也消解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意识形态、自我意识等能动的、批判的内容。当莱文完成了这一论证时，他就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三、结语
莱文廓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图式，主要想表达两个基本观点：第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英美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已经取代了20世纪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而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第二，分析马克思主义以认识论为中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更新。这两个基本观点表明，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虽然起源于20世纪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中的每一个代表人物都与20世纪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或者是受到20世纪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影响，但他们最终都背离了20世纪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而转向了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转向当然与他们受英美哲学传统的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社会资本的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导社会资本运动的，不再是产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随着资本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剥削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从不同的方面挑战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理论，迫使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思考马克思的理论，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新之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所做的，就是通过方法论的革新，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从而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有效性。
正如哲学史上任何方法论的革新都必然引起哲学理论的变革一样，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方法论革新也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的改变。这些理论变化已经引起人们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质疑。然而，如果我们反过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若不进行内容和方法的革新，就不能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这就等于自己宣布自己已经过时了。从这一方面看，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所做的工作无论看起来多么远离马克思的哲学，其根本立场还是坚守马克思的哲学，坚守马克思主义。莱文对黑格尔—马克思的学术传统谱系的梳理、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评析无不表达了这一思想。由此可见，莱文所表达的这两个观点，实际上勾勒了英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起源和当代风貌。
作者介绍：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