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的长期全面统治，熏染出民族特色的人格模式，鲁迅的入木三分描述：见了狼像羊，见了羊像狼。中国现代史可与五四运动比肩的思想大解放，是真理标准讨论。根本上动摇了按等级分配真理的真理观
沈敏特：“和”“天下为公”是稀缺文化 斗争哲学广泛
直面民族文化核心的消极因素
无论是传统民族文化还是现代民族文化，都是庞大复杂的系统。无论是批判继承传统民族文化还是建设发展现代民族文化，首先要结合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弄清两者核心的文化因素。
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但是文革十年从始至终，也给我们造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平台；利用这个平台，发掘文革产生和持续十年的文化支撑点，对于我们把握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民族文化的核心的、根本的区别，认清现代民族文化的建设发展的关键，至关重要。
文革十年，打着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旗号，很多优秀的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也的确遭到重创，但非常诡异的是：支撑文革起动、持续的，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核心的消极因素。再一次证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超稳定性；它能适应历史的风云变幻，改头换面地生存下来；每一次改头换面，它会变得更加眩目，更加诱人；它的消极因素会发挥更大的破坏性。有一句泄露天机的话，叫“马克思加秦始皇”。套用洋务派的名言，即“秦始皇为体，马克思为用”。
那么，什么是秦始皇的拿来统治中华民族的“体”（即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呢？这就是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
当然，这个“体”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秦朝之前已经产生和发展，而到了秦始皇手里，这个观念系统化、制度化，达到了大一统的境界和高度。
关于这一点，鲁迅有过言简意赅的描述。我最不喜欢引章摘句，但鲁迅的这段话，我已不止一次地全文照录。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姑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杂文集《坟》。《灯下漫笔》）
这个重要的发现，在杰出的学者白盾（注：他杰出但不很有名气；杰出未必著名，著名未必杰出，是“中国特色”）的著作《历史的磨道--论中华帝制》（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未删节本在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中，给予了全面、系统、精辟的阐述。有助于读懂中国，是这本书的重大价值。我在此再次隆重的向广大读者推广。
秦朝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承袭这个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即所谓“秦制”，据此施行刚柔相济、恩威并用的统治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听话”的顺民，成为皇权专制主义牢固的基础。他们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是：按等级分配真理的真理观。
真理的源头是实践；是人类在实践中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而以皇权专制主义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则把最高统治者皇帝，说成是受命于天的代言人，几千年来圣旨照例以“奉天承运”四个字起首。圣旨成了不容批评、不容怀疑甚至不容“腹诽”的最高真理。由此出发，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把这个“真理”灌输下去，一直渗透到每一个家庭中；父母对于孩子也有一个“官衔”，称之为“家长”。在英文中没有相应的专有名词，硬要翻译，只能很啰嗦的硬翻成theheadofafamily；反过来再翻成中文就是“一个家庭的头儿”。于是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上对于下的管辖权，下对于上的臣服；通俗的说法，上对于下就是“我说了算”，下对于上就是“听话”，即把上一级的话，奉为真理。这既是政治关系，也是道德和伦理关系；并且形成了水银泻地、无所不在的评价人的基本标准：听话；听不听话，是好与坏、优与劣的界线。
听话，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纲领；由林彪给予了权威的表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并且强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而毛泽东的每一句话，定位为不容怀疑的“最高指示”。执行还是违背，坚信还是怀疑，用刑律予以处置，这就是造成旷世之灾的《公安六条》。为了深入人心，还借鉴了宗教仪式，既有人手一册类似于圣经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还有与早祈祷晚祈祷一样的仪式--早请示晚汇报。真理按等级来分配的准则达到了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的境地。
谄上压下的人格模式
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的长期全面的统治，也熏染出民族特色的人格模式，鲁迅作了入木三分的描述：见了狼像羊，见了羊像狼。
这种人格模式不仅在宫廷、官场成了求生存必备的本能，在民间、下层也成了司空见惯处世之本。在《红楼梦》的贾府里，不仅主子层有上下之别，仆人、丫头也有大小之分。晴雯被看成是一个有一点“犯上”性格的丫头，但她是大丫头、陪房丫头，在比她地位更低的小丫头面前，她依然难免“见了羊像狼”的人格元素；骂起小丫头来照样有着居高临下的口气。那个在未庄最底层的阿Q，见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如“羊”般的驯服，可见了小尼姑、小D这些比他更弱的弱者，他马上会露出“狼”的气势；摸摸小尼姑的光头，得意非凡。
在文革中，我常见这种很有“民族性格”的人物。譬如在一个“学习班”中，大家都是“地、富、反、坏、右”或和这五种人有瓜葛的“审查对象”。其中有的人被定为“检查深刻”“悔过心切”的“积极分子”，甚至得赏，封为学习班的“小组长”；这种人对那些被定为“死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展露凶狠往往超过了“根正苗红”的“革命派”；更具有羊狼两面的人格。
“紧跟权势”的认知途径
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循环往复，持续不断，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的路线。而中国特色的认知途径则是“紧跟权势”；细而言之：大小高于真假，上下重于善恶（是非），贵贱胜于美丑。是真是假，是善是恶（是对是错），是美是丑，如何认识如何判断，不靠实践，不靠独立思考，靠的是皇帝的圣谕，大人的表态，上峰的拍板。
这就是几千年来，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的政治文化长期孕育、培植、熏陶而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特征。没有这种渗透于心的民族文化心理，文革不能发生，更不能持续。对此，只有敢于直面，敢于解析，敢于颠覆，才有民族文化的新生。
民族文化新生的契机
我一直坚信，中国现代史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比肩的思想大解放，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它的基本特征正是针锋相对，直面了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消极的文化因素--经过重新包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这次的思想解放，是民族文化新生的契机，开辟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发展的前景。它的突出的成果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动摇了按等级分配真理的真理观；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恢复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格尊严；体现了民主政治的人际关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指明了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的途径；保证了民主政治的公民权利。
这三大成果为中国现代公民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新的文化土壤；在这个文化土壤上，千千万万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的现代公民，一定是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无可替代的正能量。鲁迅开创的以“改造国民性”为中心的民族新文化建设的传统，在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继承了，发展了，打开了共和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通衢大道。
我敢断言，能不能坚持和发扬这三大成果，对改革开放的后30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现代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基石；它决定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沈敏特为著名作家、评论家、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授
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的长期全面统治，熏染出民族特色的人格模式，鲁迅的入木三分描述：见了狼像羊，见了羊像狼。中国现代史可与五四运动比肩的思想大解放，是真理标准讨论。根本上动摇了按等级分配真理的真理观
沈敏特：“和”“天下为公”是稀缺文化 斗争哲学广泛
直面民族文化核心的消极因素
无论是传统民族文化还是现代民族文化，都是庞大复杂的系统。无论是批判继承传统民族文化还是建设发展现代民族文化，首先要结合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弄清两者核心的文化因素。
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但是文革十年从始至终，也给我们造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平台；利用这个平台，发掘文革产生和持续十年的文化支撑点，对于我们把握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民族文化的核心的、根本的区别，认清现代民族文化的建设发展的关键，至关重要。
文革十年，打着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旗号，很多优秀的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也的确遭到重创，但非常诡异的是：支撑文革起动、持续的，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核心的消极因素。再一次证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超稳定性；它能适应历史的风云变幻，改头换面地生存下来；每一次改头换面，它会变得更加眩目，更加诱人；它的消极因素会发挥更大的破坏性。有一句泄露天机的话，叫“马克思加秦始皇”。套用洋务派的名言，即“秦始皇为体，马克思为用”。
那么，什么是秦始皇的拿来统治中华民族的“体”（即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呢？这就是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
当然，这个“体”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秦朝之前已经产生和发展，而到了秦始皇手里，这个观念系统化、制度化，达到了大一统的境界和高度。
关于这一点，鲁迅有过言简意赅的描述。我最不喜欢引章摘句，但鲁迅的这段话，我已不止一次地全文照录。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姑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杂文集《坟》。《灯下漫笔》）
这个重要的发现，在杰出的学者白盾（注：他杰出但不很有名气；杰出未必著名，著名未必杰出，是“中国特色”）的著作《历史的磨道--论中华帝制》（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未删节本在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中，给予了全面、系统、精辟的阐述。有助于读懂中国，是这本书的重大价值。我在此再次隆重的向广大读者推广。
秦朝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承袭这个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即所谓“秦制”，据此施行刚柔相济、恩威并用的统治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听话”的顺民，成为皇权专制主义牢固的基础。他们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是：按等级分配真理的真理观。
真理的源头是实践；是人类在实践中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而以皇权专制主义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则把最高统治者皇帝，说成是受命于天的代言人，几千年来圣旨照例以“奉天承运”四个字起首。圣旨成了不容批评、不容怀疑甚至不容“腹诽”的最高真理。由此出发，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把这个“真理”灌输下去，一直渗透到每一个家庭中；父母对于孩子也有一个“官衔”，称之为“家长”。在英文中没有相应的专有名词，硬要翻译，只能很啰嗦的硬翻成theheadofafamily；反过来再翻成中文就是“一个家庭的头儿”。于是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上对于下的管辖权，下对于上的臣服；通俗的说法，上对于下就是“我说了算”，下对于上就是“听话”，即把上一级的话，奉为真理。这既是政治关系，也是道德和伦理关系；并且形成了水银泻地、无所不在的评价人的基本标准：听话；听不听话，是好与坏、优与劣的界线。
听话，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纲领；由林彪给予了权威的表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并且强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而毛泽东的每一句话，定位为不容怀疑的“最高指示”。执行还是违背，坚信还是怀疑，用刑律予以处置，这就是造成旷世之灾的《公安六条》。为了深入人心，还借鉴了宗教仪式，既有人手一册类似于圣经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还有与早祈祷晚祈祷一样的仪式--早请示晚汇报。真理按等级来分配的准则达到了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的境地。
谄上压下的人格模式
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的长期全面的统治，也熏染出民族特色的人格模式，鲁迅作了入木三分的描述：见了狼像羊，见了羊像狼。
这种人格模式不仅在宫廷、官场成了求生存必备的本能，在民间、下层也成了司空见惯处世之本。在《红楼梦》的贾府里，不仅主子层有上下之别，仆人、丫头也有大小之分。晴雯被看成是一个有一点“犯上”性格的丫头，但她是大丫头、陪房丫头，在比她地位更低的小丫头面前，她依然难免“见了羊像狼”的人格元素；骂起小丫头来照样有着居高临下的口气。那个在未庄最底层的阿Q，见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如“羊”般的驯服，可见了小尼姑、小D这些比他更弱的弱者，他马上会露出“狼”的气势；摸摸小尼姑的光头，得意非凡。
在文革中，我常见这种很有“民族性格”的人物。譬如在一个“学习班”中，大家都是“地、富、反、坏、右”或和这五种人有瓜葛的“审查对象”。其中有的人被定为“检查深刻”“悔过心切”的“积极分子”，甚至得赏，封为学习班的“小组长”；这种人对那些被定为“死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展露凶狠往往超过了“根正苗红”的“革命派”；更具有羊狼两面的人格。
“紧跟权势”的认知途径
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循环往复，持续不断，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的路线。而中国特色的认知途径则是“紧跟权势”；细而言之：大小高于真假，上下重于善恶（是非），贵贱胜于美丑。是真是假，是善是恶（是对是错），是美是丑，如何认识如何判断，不靠实践，不靠独立思考，靠的是皇帝的圣谕，大人的表态，上峰的拍板。
这就是几千年来，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的政治文化长期孕育、培植、熏陶而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特征。没有这种渗透于心的民族文化心理，文革不能发生，更不能持续。对此，只有敢于直面，敢于解析，敢于颠覆，才有民族文化的新生。
民族文化新生的契机
我一直坚信，中国现代史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比肩的思想大解放，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它的基本特征正是针锋相对，直面了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消极的文化因素--经过重新包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这次的思想解放，是民族文化新生的契机，开辟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发展的前景。它的突出的成果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动摇了按等级分配真理的真理观；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恢复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格尊严；体现了民主政治的人际关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指明了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的途径；保证了民主政治的公民权利。
这三大成果为中国现代公民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新的文化土壤；在这个文化土壤上，千千万万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的现代公民，一定是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无可替代的正能量。鲁迅开创的以“改造国民性”为中心的民族新文化建设的传统，在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继承了，发展了，打开了共和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通衢大道。
我敢断言，能不能坚持和发扬这三大成果，对改革开放的后30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现代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基石；它决定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沈敏特为著名作家、评论家、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