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在2014年6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科技创新对于国家命运、民族振兴的重要性。在科技照亮中国梦的重要关头，我国科学技术的领军者――中国科学院毅然举起改革大旗，率先启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 今年是中国科学院成立的第65个年头，也是被中科院院长白春礼称为“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那么，为什么中科院要在发展的黄金时期选择改革呢？或许，历史能够告诉我们答案。正如白春礼院长所说：“你必须理解历史。” 小荷才露尖尖角 中国科学院成立在建国初期，是新中国树立的首批标杆。但其实，中科院的筹划工作早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时便已开始，时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是牵头人，恽子强、丁瓒、钱三强和黄宗甄等都参与了筹划工作。在经过一系列筹备会议、听取意见、协商通过等程序后，中科院终于在1949年11月1日，正式在北京东四马大人胡同10号开始办公，这一天自然也成为中科院建院的日子。 而“中国科学院”的名称也是经历反复商榷后才确立的。值得一提的是，在1949年9月发布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中，拟将科学院取名为“人民科学院”，借以纠正“为科学而科学”的偏向，强调“科学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也是中科院第一任院长――郭沫若先生在筹备会议上讲话的重点：“科学界的工作，一定能适应广大人民的需要，蓬勃发展开来。”但由于建国初期，百业待兴，中国科学院成立初期的工作并没有马上蓬勃发展开来，而是首先经历了一段缓慢发展的阶段，曾任中科院院史研究室主任的樊洪业介绍称这段经历为中科院的草创时期，也就是夯实基础的阶段。 中科院真正的蓬勃发展期要从1956年算起。那一年，被称为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年1月，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做出决策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有了中央的支持，明确的定位，中国科学院终于鼓劲阔步进入大发展时期。中国科学院通过一抓尖端、二抓重大，三抓基本，建立了一批新机构，开辟了一系列新学科领域，取得了一大批新成果。 第一根硅单晶，第一台计算机，第一次青藏科考，第一枚气象火箭、生物火箭，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第一个水稻全基因图谱等等首创性的尖端技术便孕育在此时。在当时文化动荡、经济起伏的时期，我国的科技成就却频发捷报，筑造辉煌的科技事业至今值得世人铭记――首创12年的科技规划，最早提出原子弹、人造卫星的建议，最早实践理工结合，首倡并实践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第一个成立研究生院，培养第一批博士、博士后，制定百人计划等等。正如中科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所总结的，中科院就像一个宝库一样。而其中宝藏的积淀离不开历史的传承与几代科研人员的艰苦躬耕，尤其是在建国伊始，怀抱着拳拳赤子心、科学报国梦，一大批在海外留学的科学家毅然决定投身祖国科技事业的建设。如钱学森、赵忠尧、华罗庚等都是当时爱国科学家的代表。而在归国的船上，华罗庚还写了一封给全体留学生的公开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据说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词语。 流去的是优越，沉淀的是文化 “奔驰有一句广告语是，流去的是岁月，沉淀的是经典，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对于科学院，流去的是优越，沉淀的是文化，历史为我们留下文化。那么，科学院的历史，到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中科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在“我心中的中科院”之院史知识竞赛的启动仪式上，高度凝练了中科院的历史，将其总结为“四个一”。除了上文提到的“一个宝库”外，还有“一个缩影”，即中国科学院的历史就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历史，更是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缩影；其次是“一个需求”，根据供求原理，需求即不足，而我们现在缺乏的重点是创新能力以及科研道德，究其原因，其实是对科学精神、对历史的忽视；最后一点，也是画龙点睛之笔的是“一个使命”，科技创新毫无疑问是科学院最主要的使命，但郭书记更为强调的是文化创新的使命。 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对于人类应享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工具属性，即科学直接地或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人类生活的工具，这就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属性；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短时间观察，这种方式并不突出，但其作用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这就是说科学技术还有一种文化的功能，换言之就是教育的功能。 在文化层面，郭传杰还引用我国著名的理论家龚育之的话来阐释――科学精神是第一精神力量。对于科学精神的解读，郭传杰也有不同的释义，简言之就是理性求真，实证认知，质疑批判，创新开拓，平等包容和竞争协同。而回顾中科院的历史，有很多事件正是这一精神的印证。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央决定制定农业发展纲要。当时毛泽东主席在下乡调研时，有农民反映麻雀吃了大量耕种的粮食，影响了收成。于是，毛主席把麻雀和苍蝇、老鼠、蚊子一并划为四害列入纲要进行打击。一时间，全国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打麻雀活动。中科院的科学家获知此事后，感到非常忧虑，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生态这个词，但他们认为这样打下去反而会产生新的祸害，因为麻雀虽然吃粮食，但他更吃害虫，这是一个生态平衡的过程。于是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以个人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信向其报告麻雀的贻害问题，并附上国内外科学家关于麻雀研究的结论。当时，主席的话代表绝对的权威，而张劲夫这一行为似乎是对权威的挑战，但本着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态度，他还是递上了报告。庆幸的是，这一报告收到了成效，一段时间后，毛主席做出“麻雀不要打了”的文件批示。虽然现在我们很难理解那种环境与处境，但试问，现在还有多少人有像张劲夫这样的科学态度？ 真理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樊洪业在其《科学院人的历史担当》的报告中也重点阐述这一点。樊老从中科院的组织文化落脚，强调组织文化的核心应该是求真至上，人才为本，战略关怀，协同精神。 忽如一夜春风来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科院时对其提出了“四个率先”的要求，即“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四个率先”进一步肯定了中科院“火车头”的作用，同时也为其指明未来的前进方向――创新、创新、再创新。创新，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词，而其执行的现状如何，值得探究。从战略的高度来讲，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也作了进一步阐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从中科院的自身情况来看，目前可以说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在学科体系、创新潜力、创新队伍、组织架构、科研条件等方面，初步具备了实现‘四个率先’的基础和优势。”中科院白春礼院长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肯定了中科院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科研布局和科研能力、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科技智库建设、体制机制等方面，与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中科院还存在较大差距。实现‘四个率先’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必然途径。” 而落到实处，中科院在今年8月宣布启动实施《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简称《“率先行动”计划》），由此也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 《“率先行动”计划》主要从五大方面提出改革举措：一是以推进研究所分类改革为突破口，明确定位，创新体制，整合机构，强身健体，构建适应国家发展要求、有利于重大成果产出的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系。二是以调整优化科研布局为着力点，进一步把重点科研力量集中到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聚焦重点，协同创新，引领跨越，支撑发展。三是深化人才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人才高地。四是探索智库建设新体制，建设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五是深入实施开放兴院战略，全面扩大开放合作，提升科技服务和支撑能力。 可以说，在任何活动、事业中，人永远是其发展的核心。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院士制度的新要求，中科院也进入到了逐级实施阶段。白春礼院士指出，会根据中科院的实际情况，借鉴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的管理模式，将从组织模式、资源配置方式、人才人事制度、评价制度等方面，对不同类型科研机构实行分类指导、分类支持。 分类改革，是此次中科院改革大举当中的关键词，同时也是此次改革所采取的创新手段。根据不同研究所科技创新活动性质、特点和规律的不同，划为四类，区别对待，从而将其功能与成果最大化。以其中的一类，大科学研究中心为例。所谓大科学研究中心，代表的是公共大型科技创新平台，主要任务是设计、建设和运行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大科学装置，依托开展综合交叉前沿研究；成果产出要提供开放共享、运行高效、用户满意的科技服务，依托大科学装置形成重大科技突破，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科学建议和规划方案。除此之外，还有侧重服务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创新研究所，致力于科学和技术原创的卓越创新中心，以及着重服务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的特色研究所，都是各有千秋，各司其职。 改革不是一朝一夕，不是一句口号、一纸文件，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是任重道远的求索过程。而中科院此次似乎也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秉承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试点先行、标杆引领的原则，在分类改革试点过程中灵活推进，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确保扎实稳健，务求实效。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为了庆祝建院65周年，中科院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从前期的摄影大赛，到线上线下的院史知识竞赛，活动形式突破了传统的线下活动，增加了新媒体平台的互动方式。“打开大门”，积极号召网友报名参加报告会以及在线参与知识竞赛，拉近公众与中科院的距离。用中科院秘书长邓麦村的话说：“顺应时代、主动求变。” 三场报告会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会堂举行，而说到学术会堂，还有一段典故让人品读：面对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正门，嵌在建筑右侧的雕像是牛顿，左侧的是爱因斯坦。当年钱三强的父亲，在钱三强上大学的时候为他题字――从牛到爱。简简单单四个字道出了钱老先生对儿子的期待，同时老先生也希望中国科学梦能够在自己儿子身上得以实现。而在11日举办的第一场报告会中，樊洪业在结语时这样讲道：“望着学术会堂，我想我是很感慨的。我想对各位年轻的朋友说一句话，我们记得中国科学事业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开创出来的，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去攀高峰，历史是个长长的画卷，你就在这画卷中，希望在画卷中留下你们的足迹……”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在2014年6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科技创新对于国家命运、民族振兴的重要性。在科技照亮中国梦的重要关头，我国科学技术的领军者――中国科学院毅然举起改革大旗，率先启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 今年是中国科学院成立的第65个年头，也是被中科院院长白春礼称为“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那么，为什么中科院要在发展的黄金时期选择改革呢？或许，历史能够告诉我们答案。正如白春礼院长所说：“你必须理解历史。” 小荷才露尖尖角 中国科学院成立在建国初期，是新中国树立的首批标杆。但其实，中科院的筹划工作早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时便已开始，时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是牵头人，恽子强、丁瓒、钱三强和黄宗甄等都参与了筹划工作。在经过一系列筹备会议、听取意见、协商通过等程序后，中科院终于在1949年11月1日，正式在北京东四马大人胡同10号开始办公，这一天自然也成为中科院建院的日子。 而“中国科学院”的名称也是经历反复商榷后才确立的。值得一提的是，在1949年9月发布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中，拟将科学院取名为“人民科学院”，借以纠正“为科学而科学”的偏向，强调“科学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也是中科院第一任院长――郭沫若先生在筹备会议上讲话的重点：“科学界的工作，一定能适应广大人民的需要，蓬勃发展开来。”但由于建国初期，百业待兴，中国科学院成立初期的工作并没有马上蓬勃发展开来，而是首先经历了一段缓慢发展的阶段，曾任中科院院史研究室主任的樊洪业介绍称这段经历为中科院的草创时期，也就是夯实基础的阶段。 中科院真正的蓬勃发展期要从1956年算起。那一年，被称为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年1月，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做出决策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有了中央的支持，明确的定位，中国科学院终于鼓劲阔步进入大发展时期。中国科学院通过一抓尖端、二抓重大，三抓基本，建立了一批新机构，开辟了一系列新学科领域，取得了一大批新成果。 第一根硅单晶，第一台计算机，第一次青藏科考，第一枚气象火箭、生物火箭，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第一个水稻全基因图谱等等首创性的尖端技术便孕育在此时。在当时文化动荡、经济起伏的时期，我国的科技成就却频发捷报，筑造辉煌的科技事业至今值得世人铭记――首创12年的科技规划，最早提出原子弹、人造卫星的建议，最早实践理工结合，首倡并实践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第一个成立研究生院，培养第一批博士、博士后，制定百人计划等等。正如中科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所总结的，中科院就像一个宝库一样。而其中宝藏的积淀离不开历史的传承与几代科研人员的艰苦躬耕，尤其是在建国伊始，怀抱着拳拳赤子心、科学报国梦，一大批在海外留学的科学家毅然决定投身祖国科技事业的建设。如钱学森、赵忠尧、华罗庚等都是当时爱国科学家的代表。而在归国的船上，华罗庚还写了一封给全体留学生的公开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据说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词语。 流去的是优越，沉淀的是文化 “奔驰有一句广告语是，流去的是岁月，沉淀的是经典，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对于科学院，流去的是优越，沉淀的是文化，历史为我们留下文化。那么，科学院的历史，到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中科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在“我心中的中科院”之院史知识竞赛的启动仪式上，高度凝练了中科院的历史，将其总结为“四个一”。除了上文提到的“一个宝库”外，还有“一个缩影”，即中国科学院的历史就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历史，更是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缩影；其次是“一个需求”，根据供求原理，需求即不足，而我们现在缺乏的重点是创新能力以及科研道德，究其原因，其实是对科学精神、对历史的忽视；最后一点，也是画龙点睛之笔的是“一个使命”，科技创新毫无疑问是科学院最主要的使命，但郭书记更为强调的是文化创新的使命。 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对于人类应享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工具属性，即科学直接地或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人类生活的工具，这就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属性；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短时间观察，这种方式并不突出，但其作用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这就是说科学技术还有一种文化的功能，换言之就是教育的功能。 在文化层面，郭传杰还引用我国著名的理论家龚育之的话来阐释――科学精神是第一精神力量。对于科学精神的解读，郭传杰也有不同的释义，简言之就是理性求真，实证认知，质疑批判，创新开拓，平等包容和竞争协同。而回顾中科院的历史，有很多事件正是这一精神的印证。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央决定制定农业发展纲要。当时毛泽东主席在下乡调研时，有农民反映麻雀吃了大量耕种的粮食，影响了收成。于是，毛主席把麻雀和苍蝇、老鼠、蚊子一并划为四害列入纲要进行打击。一时间，全国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打麻雀活动。中科院的科学家获知此事后，感到非常忧虑，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生态这个词，但他们认为这样打下去反而会产生新的祸害，因为麻雀虽然吃粮食，但他更吃害虫，这是一个生态平衡的过程。于是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以个人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信向其报告麻雀的贻害问题，并附上国内外科学家关于麻雀研究的结论。当时，主席的话代表绝对的权威，而张劲夫这一行为似乎是对权威的挑战，但本着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态度，他还是递上了报告。庆幸的是，这一报告收到了成效，一段时间后，毛主席做出“麻雀不要打了”的文件批示。虽然现在我们很难理解那种环境与处境，但试问，现在还有多少人有像张劲夫这样的科学态度？ 真理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樊洪业在其《科学院人的历史担当》的报告中也重点阐述这一点。樊老从中科院的组织文化落脚，强调组织文化的核心应该是求真至上，人才为本，战略关怀，协同精神。 忽如一夜春风来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科院时对其提出了“四个率先”的要求，即“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四个率先”进一步肯定了中科院“火车头”的作用，同时也为其指明未来的前进方向――创新、创新、再创新。创新，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词，而其执行的现状如何，值得探究。从战略的高度来讲，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也作了进一步阐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从中科院的自身情况来看，目前可以说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在学科体系、创新潜力、创新队伍、组织架构、科研条件等方面，初步具备了实现‘四个率先’的基础和优势。”中科院白春礼院长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肯定了中科院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科研布局和科研能力、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科技智库建设、体制机制等方面，与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中科院还存在较大差距。实现‘四个率先’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必然途径。” 而落到实处，中科院在今年8月宣布启动实施《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简称《“率先行动”计划》），由此也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 《“率先行动”计划》主要从五大方面提出改革举措：一是以推进研究所分类改革为突破口，明确定位，创新体制，整合机构，强身健体，构建适应国家发展要求、有利于重大成果产出的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系。二是以调整优化科研布局为着力点，进一步把重点科研力量集中到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聚焦重点，协同创新，引领跨越，支撑发展。三是深化人才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人才高地。四是探索智库建设新体制，建设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五是深入实施开放兴院战略，全面扩大开放合作，提升科技服务和支撑能力。 可以说，在任何活动、事业中，人永远是其发展的核心。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院士制度的新要求，中科院也进入到了逐级实施阶段。白春礼院士指出，会根据中科院的实际情况，借鉴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的管理模式，将从组织模式、资源配置方式、人才人事制度、评价制度等方面，对不同类型科研机构实行分类指导、分类支持。 分类改革，是此次中科院改革大举当中的关键词，同时也是此次改革所采取的创新手段。根据不同研究所科技创新活动性质、特点和规律的不同，划为四类，区别对待，从而将其功能与成果最大化。以其中的一类，大科学研究中心为例。所谓大科学研究中心，代表的是公共大型科技创新平台，主要任务是设计、建设和运行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大科学装置，依托开展综合交叉前沿研究；成果产出要提供开放共享、运行高效、用户满意的科技服务，依托大科学装置形成重大科技突破，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科学建议和规划方案。除此之外，还有侧重服务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创新研究所，致力于科学和技术原创的卓越创新中心，以及着重服务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的特色研究所，都是各有千秋，各司其职。 改革不是一朝一夕，不是一句口号、一纸文件，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是任重道远的求索过程。而中科院此次似乎也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秉承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试点先行、标杆引领的原则，在分类改革试点过程中灵活推进，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确保扎实稳健，务求实效。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为了庆祝建院65周年，中科院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从前期的摄影大赛，到线上线下的院史知识竞赛，活动形式突破了传统的线下活动，增加了新媒体平台的互动方式。“打开大门”，积极号召网友报名参加报告会以及在线参与知识竞赛，拉近公众与中科院的距离。用中科院秘书长邓麦村的话说：“顺应时代、主动求变。” 三场报告会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会堂举行，而说到学术会堂，还有一段典故让人品读：面对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正门，嵌在建筑右侧的雕像是牛顿，左侧的是爱因斯坦。当年钱三强的父亲，在钱三强上大学的时候为他题字――从牛到爱。简简单单四个字道出了钱老先生对儿子的期待，同时老先生也希望中国科学梦能够在自己儿子身上得以实现。而在11日举办的第一场报告会中，樊洪业在结语时这样讲道：“望着学术会堂，我想我是很感慨的。我想对各位年轻的朋友说一句话，我们记得中国科学事业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开创出来的，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去攀高峰，历史是个长长的画卷，你就在这画卷中，希望在画卷中留下你们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