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3.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09)02-0070-02 摘要：结合财税、金融改革，剖析我国的三次经济转型。指出财税、金融改革在经济转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经济转型；财税改革；金融改革；作用 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越演越烈，这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亚于2008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但这些对我们来讲，既是挑战和磨难，又是发展的契机和动因。梳理我国的三次经济转型，剖析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在其中的作用，这对成功实现中国的经济转型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审时度势、科学决策，运用财税、金融等宏观调控政策化挑战为机遇等也将产生特定的价值。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契机与动因 纵观整个近现代史，中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经济转型：第一次发生在晚清到民国之际；第二次发生在1949年到1978年；第三次则是从1978年一直延续至今，正是第三次经济转型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马克思曾说过，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契机与动因在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的变化。 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关键在于持续推进改革。而要持续推进改革，我们必须服从一个基本的目标，那就是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用。但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用，不单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这就要求我国政府要顺利实现政府职能、行为的改变，尽快打造成为一个更加透明开放、更具能力、更负责任、更加廉洁高效的政府。 针对目前急转直下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明显增加的国内经济困难，在200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 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实质上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之所以巨大。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体系本身，尤其是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着重大缺陷。 要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经济，解决经济体系中的缺陷还是要靠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否则只能在短期内、从表面上解决世界金融危机引起的问题，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在目前金融危机逐渐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形式下，如何使我国企业渡过“冬天”显得至关重要。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为此采取了多种措施，但从根本上看，还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要提高产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附加值及其盈利性等。 二、财税改革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财税改革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0年来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第一，全国财政收入30年增长了44倍；第二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增强，财政逐步退出对一般性、竞争性经营领域的投入，加大了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第三，财政宏观调控实现了由被动调控向主动调控、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由单一手段调控向运用组合工具调控的转变；第四，建立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配合的税制体系。这些措施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迅速在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领域延伸，我国也深受其累，因为我国经济的很大组成成分是靠出口，所以我国政府从前几年采用的适度从紧、积极和稳健财政政策，及时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种环境下，我国于2009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这项改革可以消除当前生产型增值税税制所带来的重复征税因素，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有利于鼓励投资和扩大内需，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克服当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增值税作为一种流转税，按其本意是对企业新增加的价值征收，而不对购进的价值征税。但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与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消费型增值税相比，不允许企业扣除购进的固定资产，导致重复征税。从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变化主要表现在增值税税基的缩减。核心内容是允许企业购进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金可以在销项税金中抵扣，从而避免重复征税，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市场机制的扭曲。1994年税制改革时，我国选择了采用生产型增值税，一方面是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另一方面则为了抑制投资膨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必要性日益突出。 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2006年到2010年期间。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8年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2008年将继续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研究制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方案。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中，增值税转型改革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增值税转型实际上是给企业减负。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影响显现的背景下，我国全面推进这一改革有利于鼓励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推动企业成为市场长期投资主体。 自2004年7月1日起，东北、中部等部分地区先后进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取得预期成效。为扩大国内需求，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经测算，2009年实施该项改革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约60亿元、教育费附加收入约36亿元，增加企业所得税约63亿元，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 从目前国际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逐渐加深，长期形成的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而内需不强这一困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越来越突 出，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瓶颈。而结构性失衡问题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因此，财政政策的改革应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入手，扭转近年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政府所占比重上升、居民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财政补贴力度，同时加快完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的进程，解除城乡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通过上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措施，使城乡居民的最终消费能力得到增强，为经济转型提供有力保障。 广东东莞市财政于2008年6月拿出逾1.2亿元向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红包，此举在“2008第三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获评“2008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民生决策”。成都市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拉动内需，在2008年12月11日下午成都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成都市民政局率先宣布将拿出价值3791万元的消费券，发放给全市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及城乡重点优扶对象，每人100元。 哥伦比亚太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2008年12月14日在南京表示，针对当前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可采取向民众发放购物券的方式来刺激消费，从而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改革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要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所谓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实际上就是指“逆经济风向行事”，当经济增长过快尤其是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通胀压力加大时，就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或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紧缩货币供给与信贷，给过热的经济降温，抑制过高的通胀率。反之，当经济增长率下滑，或者有衰退风险之时，货币政策则要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刺激投资和消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一直在进行反经济周期调节的操作。2008年7月份之后，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给中国经济转型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自2008年9月中旬，货币政策就出现了方向性的转变，将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成了不断下调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放弃对商业银行扩贷规模控制的宽松货币政策。 过去10余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在反周期的调节方面，已经经历了两次宽松的货币政策周期，主要任务就是为了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和扩大就业；经历了一次从紧的货币政策周期，主要任务是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这三次成功的货币政策在我国的经济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认真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务院办公厅于2008年12月13日下发了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30条意见。从意见来看，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得到全面细化，金融促进经济发展政策的核心任务要从多个环节进一步解决当前经济困境中的“资金供求问题”，这些环节包括资金流向过程中的“数量、价格、渠道和方向”等多个方面，其最终目标是促使资金按照最优化的方式配置到实体经济中。总体上，这些措施统筹兼顾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多重目标，对我国的经济转型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为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以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在2008年12月13日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上，倡议扩大三国间双边货币互换规模。日前，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已经宣布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央行签署了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的中韩本币互换协议。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及金融往来密切，产业间的依赖性也很强，在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仍持续的当前阶段，此举对维护东亚地区金融稳定及推动东亚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有着重要作用。而在举重若轻之间，人民币开始正式踏出国门第一步，为国际化的梦想添上翅膀，对我国的经济转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改革开放30年，市场体系培育了，政府职能转变了，管理体制改革了，变化巨大，成就巨大。变化和成就，都源于经济转型。按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将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说过，制度设计是市场和政治的混合体，二者相互交叉、相互冲突，有其巨大的整合力，也有其巨大的结构力。面临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如何加快经济转型，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市场体系，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仍将是我们面临的一场场攻坚战。
中图分类号：F123.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09)02-0070-02 摘要：结合财税、金融改革，剖析我国的三次经济转型。指出财税、金融改革在经济转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经济转型；财税改革；金融改革；作用 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越演越烈，这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亚于2008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但这些对我们来讲，既是挑战和磨难，又是发展的契机和动因。梳理我国的三次经济转型，剖析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在其中的作用，这对成功实现中国的经济转型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审时度势、科学决策，运用财税、金融等宏观调控政策化挑战为机遇等也将产生特定的价值。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契机与动因 纵观整个近现代史，中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经济转型：第一次发生在晚清到民国之际；第二次发生在1949年到1978年；第三次则是从1978年一直延续至今，正是第三次经济转型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马克思曾说过，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契机与动因在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的变化。 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关键在于持续推进改革。而要持续推进改革，我们必须服从一个基本的目标，那就是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用。但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用，不单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这就要求我国政府要顺利实现政府职能、行为的改变，尽快打造成为一个更加透明开放、更具能力、更负责任、更加廉洁高效的政府。 针对目前急转直下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明显增加的国内经济困难，在200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 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实质上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之所以巨大。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体系本身，尤其是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着重大缺陷。 要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经济，解决经济体系中的缺陷还是要靠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否则只能在短期内、从表面上解决世界金融危机引起的问题，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在目前金融危机逐渐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形式下，如何使我国企业渡过“冬天”显得至关重要。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为此采取了多种措施，但从根本上看，还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要提高产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附加值及其盈利性等。 二、财税改革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财税改革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0年来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第一，全国财政收入30年增长了44倍；第二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增强，财政逐步退出对一般性、竞争性经营领域的投入，加大了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第三，财政宏观调控实现了由被动调控向主动调控、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由单一手段调控向运用组合工具调控的转变；第四，建立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配合的税制体系。这些措施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迅速在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领域延伸，我国也深受其累，因为我国经济的很大组成成分是靠出口，所以我国政府从前几年采用的适度从紧、积极和稳健财政政策，及时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种环境下，我国于2009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这项改革可以消除当前生产型增值税税制所带来的重复征税因素，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有利于鼓励投资和扩大内需，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克服当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增值税作为一种流转税，按其本意是对企业新增加的价值征收，而不对购进的价值征税。但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与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消费型增值税相比，不允许企业扣除购进的固定资产，导致重复征税。从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变化主要表现在增值税税基的缩减。核心内容是允许企业购进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金可以在销项税金中抵扣，从而避免重复征税，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市场机制的扭曲。1994年税制改革时，我国选择了采用生产型增值税，一方面是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另一方面则为了抑制投资膨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必要性日益突出。 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2006年到2010年期间。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8年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2008年将继续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研究制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方案。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中，增值税转型改革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增值税转型实际上是给企业减负。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影响显现的背景下，我国全面推进这一改革有利于鼓励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推动企业成为市场长期投资主体。 自2004年7月1日起，东北、中部等部分地区先后进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取得预期成效。为扩大国内需求，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经测算，2009年实施该项改革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约60亿元、教育费附加收入约36亿元，增加企业所得税约63亿元，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 从目前国际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逐渐加深，长期形成的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而内需不强这一困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越来越突 出，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瓶颈。而结构性失衡问题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因此，财政政策的改革应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入手，扭转近年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政府所占比重上升、居民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财政补贴力度，同时加快完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的进程，解除城乡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通过上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措施，使城乡居民的最终消费能力得到增强，为经济转型提供有力保障。 广东东莞市财政于2008年6月拿出逾1.2亿元向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红包，此举在“2008第三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获评“2008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民生决策”。成都市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拉动内需，在2008年12月11日下午成都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成都市民政局率先宣布将拿出价值3791万元的消费券，发放给全市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及城乡重点优扶对象，每人100元。 哥伦比亚太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2008年12月14日在南京表示，针对当前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可采取向民众发放购物券的方式来刺激消费，从而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改革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要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所谓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实际上就是指“逆经济风向行事”，当经济增长过快尤其是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通胀压力加大时，就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或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紧缩货币供给与信贷，给过热的经济降温，抑制过高的通胀率。反之，当经济增长率下滑，或者有衰退风险之时，货币政策则要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刺激投资和消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一直在进行反经济周期调节的操作。2008年7月份之后，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给中国经济转型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自2008年9月中旬，货币政策就出现了方向性的转变，将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成了不断下调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放弃对商业银行扩贷规模控制的宽松货币政策。 过去10余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在反周期的调节方面，已经经历了两次宽松的货币政策周期，主要任务就是为了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和扩大就业；经历了一次从紧的货币政策周期，主要任务是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这三次成功的货币政策在我国的经济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认真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务院办公厅于2008年12月13日下发了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30条意见。从意见来看，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得到全面细化，金融促进经济发展政策的核心任务要从多个环节进一步解决当前经济困境中的“资金供求问题”，这些环节包括资金流向过程中的“数量、价格、渠道和方向”等多个方面，其最终目标是促使资金按照最优化的方式配置到实体经济中。总体上，这些措施统筹兼顾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多重目标，对我国的经济转型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为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以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在2008年12月13日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上，倡议扩大三国间双边货币互换规模。日前，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已经宣布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央行签署了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的中韩本币互换协议。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及金融往来密切，产业间的依赖性也很强，在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仍持续的当前阶段，此举对维护东亚地区金融稳定及推动东亚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有着重要作用。而在举重若轻之间，人民币开始正式踏出国门第一步，为国际化的梦想添上翅膀，对我国的经济转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改革开放30年，市场体系培育了，政府职能转变了，管理体制改革了，变化巨大，成就巨大。变化和成就，都源于经济转型。按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将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说过，制度设计是市场和政治的混合体，二者相互交叉、相互冲突，有其巨大的整合力，也有其巨大的结构力。面临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如何加快经济转型，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市场体系，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仍将是我们面临的一场场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