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罗马从共和制转变为帝制后，皇帝成为帝国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早期的皇帝不同于共和时期的执政官，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因而皇帝出资举办宴会的行为也具有了更深层的含义。皇帝们在吃喝享乐的同时，以宴会为平台调和社会关系、维护巩固统治。古罗马皇帝们用举办宴会这一柔性方式巩固自己的统治。 关键词：古罗马帝国；皇帝；宴会 中图分类号：K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029-03 宴会活动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人们基本的饮食习俗中发展起来的。从王政时代到共和前期，罗马人的饮食都非常节俭。而到公元前2世纪时，经过一系列征服战争，罗马成为地中海实力最强的霸国。随着海外霸权的建立和财富的大量积聚，在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接触中，古罗马人在公元前1世纪时确立了自己的宴会传统[1]。罗马从共和进入帝制后，各种宴会活动不仅继续存在于罗马社会中，而且逐渐成为罗马皇帝维护统治的柔性方式。可以说，在罗马城内，没有哪位普通百姓可以挑战皇帝的权威。奥古斯都在他的统治期内，给予罗马民众各种慷慨的赠与和赏赐。他的继任者们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确保宴会成为罗马社会生活中的一项固定习俗。 一 自奥古斯都时代以来，皇帝确立了他们对罗马的独占地位。皇帝在皇家宫殿里设宴招待民众，一方面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威严和权威，同时也表明他有能力供养整个城市，无人可敌。这种作法很快成流行开来，皇帝需要取悦民众，而民众则急于感受到他们的统治者的威严与显赫。 据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奥古斯都经常举办比较正式的欢宴，并且很注意客人的身份和品性。在这些场合中，他有时会来得晚些或走得早些，并允许他的客人们在他就座前就开宴或在他走后还继续饮宴。他最慷慨时会准备3到6道菜，没有不必要的奢侈，却有极为融洽的气氛，因为他能把那些不言不语的人或低声交谈的人引入共同的谈话[2]。奥古斯都喜欢给公众留下一种宏伟壮丽的印象，他夸口说自己“发现的是个砖坯造的城市，而交付的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3]。但个人生活又很节俭，遵循传统道德。奥古斯都没有过分的奢华，而是展现出优雅的一面。他吃饭简朴，饮酒懂得节制，最重要的是展现出“礼貌文明”的品质。在这些正式的宴会中，皇帝本人一方面要通过分发食品和酒水展示其作为全城等级最高的庇护人形象，另一方面要让客人们感受到真正的欢乐和平等[4]。 虽然奥古斯都被描绘成一位适度、有节制的皇帝，但是对提比略和卡里古拉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苏维托尼乌斯把两人都塑造成极度奢侈挥霍的形象。就提比略来说，在任命一名财务官时，他没有考虑出身高贵的候选人，而挑选了一个无名之辈，就因为这个人在宴会上接受皇帝的挑战喝下整整一坛酒[5]。提比略的饮食习惯和食物偏好很有名。他举办的一场宴会曾经持续两天一夜[6]。这种浪费挥霍的做法到了卡里古拉时更甚，他给宴会客人分发金子做的面包和肉块，声称人要么过一个穷人的俭朴生活，要么就过帝王的生活[7]。 到尼禄时，“坏”皇帝的形象达到了顶峰。尼禄修建了一座从巴拉丁一直扩展到埃斯奎林的宫殿。起初他称这座宫殿为“穿堂”，不久，宫殿被大火烧毁，重建后被命名为“金屋”。餐厅装有象牙天花板，以便撒花，并设有孔隙，以便从上部洒香水。正厅呈圆形，像天空，昼夜不停地旋转。在宫殿举行落成典礼时，尼禄赞叹说：“我终于开始像人一样地生活了！”[8] 尼禄的一系列做法只能加深人们对他堕落暴君形象的印象，同时也表明尼禄所信奉的宴会的真正价值在于满足他个人的欲望，而不考虑能否与子民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考虑到民众，以大众为考量，无论真心与否，其统治会相对平稳，会得到民众更多的认可；相反，如尼禄般，非但不可能受到民众支持，其统治期间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以何种态度举行宴会，如何处理自己在宴会上的身份，关系到皇帝的政治统治，可以说宴会是皇帝维护其统治的一项重要工具。历史也证明了以如此狭隘短视的方式挥霍无度，皇帝给自己带来的只能是失掉人心，不受欢迎，最终注定了他以及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命运。 尼禄之死表明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结束，此时的罗马上层社会已经接受了希腊化的生活方式。从韦伯芗到图拉真，即公元69到117年，多位皇帝都作了大量努力试图摒弃奢华，促进社会和谐，消除紧张对立，树立一种有教养的文明的宴会风气，最重要的是要在上层阶级中树立这种风气。小普林尼在一封信中写道自己在图拉真的海边别墅连续听了好几天案件，声称自己满足于晚宴的朴素魅力，背诵经典或进行惬意的交谈，食物和酒水都没有浪费挥霍，临走时大家都得到礼物[9]。 宴会与皇帝行为之间有密切关系，图拉真在宴会中展现出的慷慨和直率对“好皇帝”的含义作了很好的诠释，无怪乎罗马人认为皇帝在宴会上的行为举止与个人性格品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论各个传记作家的记述之间有何不同，以宴会为手段加强社会统治是皇帝们不变的目的，皇帝宴会中的平等与慷慨都是在严格的等级制度范畴内的。在皇帝宴会上，客人们通过不同座次和食物差异被区别开来。罗马的宴会与等级和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这同样也是皇帝宴会的一大特征。 二 大型公共宴会是皇帝展示其权威的绝佳时机。因此元首制确立后，大型宴会的承办权一般由皇帝及其亲属掌控，这可看作是皇帝加强其统治的写照。皇帝举办宴会意在强调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力，确认自己在罗马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皇帝举行的宴会包括正式宴会和公共宴会。正式宴会的参加者主要由皇帝的皇室同僚构成，皇帝召唤他们可能是为了寻求建议或支持，也可能是仅仅看中了他们的社交才能。此外，宾客中还包括哲学家、诗人、艺术家，甚至讲笑话的人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希腊人。卡里古拉举办了两次丰盛的宴席招待元老和骑士阶层，连同他们的妻儿一起。在第二次宴会上，他给每个男人分发托加袍，给每个妇女和孩子分发红的和深红的围巾[10]。斯泰希厄斯把他第一次在图密善宫殿里的用餐描述为元老和骑士们“在一千张餐桌上”尽情吃喝[11]。正式宴会的目的在于通过宴会将皇帝和贵族们团结起来，使皇帝得以展示其君王地位；同时通过邀请客人到皇帝的豪华餐厅与他一起用餐，来表明他对宾客们的敬意，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 就公共宴会来说，皇帝举行公共宴会通常有某些特定原因。庆祝胜利者凯旋的公共庆祝仪式是罗马人的习俗，因此庆祝皇室军事胜利是举办公共宴会的好时机。庆祝仪式一般要凸显胜利者本人、战利品、得胜军队、著名战俘和用于献祭的牺牲。行进仪式以卡皮托山上元老们的聚餐而告终。公元前9年，为了庆祝征服达尔马西亚人（Dalmatians）和潘诺尼亚人（Pannonians），提比略召集各个阶层的人一同用餐，利维娅和朱里娅在同一时间负责招待女宾[12]。两年后（公元前7年）的1月7日，为了庆祝征服日耳曼人，提比略在卡皮托山上单独宴请元老们[13]。公元12年，提比略从日耳曼回到罗马，举行了推迟的凯旋式，设1000桌宴席款待人民，每个人都得到价值300塞斯特斯的赏赐[14]。 此外，捐献雕像也是举办公共宴会的重要时机。为了巩固统治、加强帝国的凝聚力，奥古斯都开创了“皇帝崇拜”制度，罗马帝国的肖像雕塑和纪念性建筑也主要围绕皇帝崇拜发展起来。捐献雕像有助于让公众铭记重要人物及其贡献，同时举行的宴会活动也可实现这一目的。因此，在利维娅于公元14年捐献了一座奥古斯都的雕像时，提比略宴请了元老、骑士，其母招待元老和骑士们的妻子们[15]。同样地，卡里古拉在公元37年捐献了一座奥古斯都神坛后，宴请了元老及其妻子，还有广大民众[16]。 就皇帝本人来说，在其人生中的某些重要时刻来临时，举行公共宴会庆祝是必不可少的。从本质上来看，这些时刻在皇帝的人生中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这样的时刻包括男孩成年――穿成人托加袍（toga virilis）是其成年的标志，屋大维就借自己举行成人礼之际宴请了民众[17]。另一个重要时刻是皇帝大婚。公元3世纪埃拉加巴卢斯大婚时，全城人民都受到邀请，在宴会上自由畅饮[18]。庆祝仪式还可能缘于皇帝生日。除了皇室成员会庆祝外，广大的民众也受到款待，这在奥古斯都公元前12年颁布的法令中有明确规定，在他生日的时候，允许未婚男女（之前是被排除在外的）与其他人一起欣赏精彩表演，共享佳肴[19]。公元前13年，为了庆祝奥古斯都的生日，安东尼的儿子优鲁斯，作为执政官，为皇帝和元老们在卡皮托山上办了一场宴会[20]。可以推测，在罗马，为皇帝庆生而举办宴会是很普遍的。这种荣耀也可以延伸到与皇室成员有关的人身上。例如，公元38年，卡里古拉为其情妇德鲁塞拉（Drusilla）庆生，设宴款待元老和骑士[21]，规模堪比西拜莱节（Ludi Megalenses）。 综上可以看出皇帝和他的皇室家庭在举办大规模宴会方面起着主导作用。捐献雕像和庆祝军事胜利确认了皇帝在公共领域中的权力与威望，见证皇帝成婚、生日等时刻有利于使皇帝的“国父”形象深入人心。这些场合都在有意无意地强调皇帝的至高权力和独有地位，宴会作为平台和媒介也起着同样的强化作用。 三 皇帝设宴需要适当的宴会场所，皇室宫殿无疑是最适宜之地。除了尼禄的“金屋”之外，图密善宫可视作帝国早期皇宫的代表性建筑。图密善将举办宴会作为对内统治政策的重要部分，这从宏伟的图密善宫的建筑特色中可以得到印证。图密善宫由皇室建筑师拉毕里乌斯设计，在尼禄金屋的基础上修建，于公元92年建成，广泛用于举办国家宴会[22]。它的位置在中轴线上，列柱围廊式的大厅内部是一个八边形的喷泉，它的对面是会堂，毫无疑问这个餐厅不是专为皇帝私人设计的，它有一系列的公务房间，可以供大批人使用。餐厅占地约900平方米，宫殿侧面建有卵形的水池。斯泰希厄斯称它比“一片旷野还要广阔”[23]，可以供客人“在1000张餐桌旁躺下”[24]。餐厅能营造出如此开阔的空间，在于其本身有足够的高度。房顶很可能是用原木制成，距地面距离达33米[25]。斯泰希厄斯通过大胆展现彩色大理石来强调餐厅的宏伟壮丽，这种彩色大理石是罗马富人追求的流行时尚： 在那里，利比亚山（努米底亚的黄色大理石）与闪耀的伊利安（佛里吉亚的紫色大理石）相互媲美，黑花岗石（埃及的花岗石）和柏油沥青相得益彰，月神（白色的意大利大理石）只是被挑选来支撑起柱廊的重量的[26]。 闪亮的大理石，闪烁的水波，以及高耸的房顶，这种组合使得在其中用餐成为不寻常的经历，这也可以解释用餐者伴随用餐行为会对皇帝产生敬畏感。 另外，皇帝的座位布置也十分有特点，他的躺椅背靠餐厅一端墙面水平凸出的部分，这可以作为皇帝本人的背景幕。这样，宴会看起来更像一场戏剧表演，所有的客人都在皇帝的视野之内――客人们在身为宴会参加者的同时，也成为这场表演的观众[27]。这种布置不仅拉大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物理距离，而且强化了彼此间存在的社会等级地位差异。 除皇宫之外，以剧场为主的其他公共场所也常被选作皇帝宴会的举办地。以圆形大剧场为例，其位置安排与所有罗马剧院一样，都按照不同阶层划分了明确的界限。皇帝和维斯塔女祭司坐在专用包厢里，隔着表演场地可以互相望到；元老们一般穿着有红边的白色托加，他们有自己的专座，坐在固定区域。骑士坐在他们的后面，再后面是普通罗马公民，即平民。最高处离中心场地大约有50米的距离，坐在那里的是穷人和奴隶[28]。这样的空间安排可以很容易区分各个阶层。 事实上，在这种建筑中举办宴会，皇帝可以成功地维持固有的阶层等级。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地在确认社会等级差异的基础上强化这种差异。苏维托尼乌斯说奥古斯都惊诧于元老们竟然在普特俄利（Puteoli）的剧场找不到座位。为此，奥古斯都通过了一项元老院法令，规定不论何时何地举行公演，第一排座位应留给元老[29]。有些“公共宴会”实际上只限于元老参加，在全民参与的情况下，元老们也会有自己独立的餐桌，无疑他们享用的食物也更高档一些。 但不应忽视的是，来自各个阶层的宾客们在同一空间中，相互挨着吃吃喝喝，难免会产生“我就是这个整体其中一员”的感觉。即使他们可能实际上按阶层被分隔开，也可能吃到的食物品质有所差异，但是仍会感受到宴会带来的集体团结的感觉。罗马的公共宴会倾向于强调区分各个等级、彰显宴会主人的特殊荣耀，与此同时也营造出一种和谐共存的氛围。 皇帝举办宴会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个共处的平台，而且一般都呈现出欢乐的景象。皇帝们举办宴会除了满足口腹之欲、寻求享乐之外，也在利用宴会树立权威、巩固统治。 首先，在大规模的宴会场合中，皇帝都处于中心地位。不论是在剧场、广场等公共场所，还是皇宫中，皇帝宴会反映出帝国时期对皇帝权威和权力的强调。皇帝将整个罗马城看作自己的地盘，不仅对自己的朝臣有管理权，对罗马民众也负有责任，举办宴会是慷慨的赠予行为，可以极为有利地塑造并加强皇帝作为罗马国父的形象。 其次，皇帝作为公共宴会承办人的角色不断加强，普通公民很难有机会举办类似规模的宴会。战争的胜利属于皇帝，生日庆祝也是庆祝皇帝的生日，没有哪个人能举办一场覆盖整个罗马城范围的宴会。狄奥曾谈到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2年将各种节庆的掌控权授予执政官们，允许他们花自己的钱[30]。同时他也提到奥古斯都对节庆资助有所限制，甚至完全禁止一些宴会，限制宴会的奢侈程度[31]。这可以理解为是皇帝为了防止出现挑战其权威和地位的情况而作出的规定。 综上所述，皇帝通过举办宴会展现出其慷慨大方的一面，营造出和谐的氛围，给参与者留下罗马社会是“公平公正”的印象。应该说，皇帝宴会迎合了皇帝想要维持阶级间和睦融洽的需要[32]。同时，宴会在事实上又加强了现存的社会结构，巩固了皇帝的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1〕〔25〕〔28〕John F. Donahue. The Roman Community at Table： During the Principate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2〕〔3〕〔5〕〔6〕〔7〕〔8〕〔10〕〔14〕〔15〕〔29〕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Nicholas R. E. Fisher. “Roman Associations， Dinner Parties， and Clubs” in M. Grant and R. Kitzinger， eds.， 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Greece and Rome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8. 〔9〕Pliny the Younger. Letters [M]. Trans. Betty Rad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1〕〔23〕〔24〕〔26〕Statius， Silvae [M]. Trans. Trans. J. H. Mozle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12〕〔13〕〔16〕〔17〕〔18〕〔19〕〔20〕〔21〕〔30〕〔31〕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M]. Trans. Earnest C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1927. 〔22〕Martial， Epigrams [M]. Trans. Walter C. A. K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9-1920. 〔27〕L. Bek. Questiones Convivales： The Idea of the Triclinium and the Staging of Convivial Ceremony from Rome to Byzantium [J]. ARID， 12 （1983）. 〔32〕Carroll Moulton. ed.，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Vol. 2.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MacMillan， 1998. （责任编辑 姜黎梅）
摘 要：古罗马从共和制转变为帝制后，皇帝成为帝国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早期的皇帝不同于共和时期的执政官，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因而皇帝出资举办宴会的行为也具有了更深层的含义。皇帝们在吃喝享乐的同时，以宴会为平台调和社会关系、维护巩固统治。古罗马皇帝们用举办宴会这一柔性方式巩固自己的统治。 关键词：古罗马帝国；皇帝；宴会 中图分类号：K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029-03 宴会活动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人们基本的饮食习俗中发展起来的。从王政时代到共和前期，罗马人的饮食都非常节俭。而到公元前2世纪时，经过一系列征服战争，罗马成为地中海实力最强的霸国。随着海外霸权的建立和财富的大量积聚，在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接触中，古罗马人在公元前1世纪时确立了自己的宴会传统[1]。罗马从共和进入帝制后，各种宴会活动不仅继续存在于罗马社会中，而且逐渐成为罗马皇帝维护统治的柔性方式。可以说，在罗马城内，没有哪位普通百姓可以挑战皇帝的权威。奥古斯都在他的统治期内，给予罗马民众各种慷慨的赠与和赏赐。他的继任者们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确保宴会成为罗马社会生活中的一项固定习俗。 一 自奥古斯都时代以来，皇帝确立了他们对罗马的独占地位。皇帝在皇家宫殿里设宴招待民众，一方面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威严和权威，同时也表明他有能力供养整个城市，无人可敌。这种作法很快成流行开来，皇帝需要取悦民众，而民众则急于感受到他们的统治者的威严与显赫。 据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奥古斯都经常举办比较正式的欢宴，并且很注意客人的身份和品性。在这些场合中，他有时会来得晚些或走得早些，并允许他的客人们在他就座前就开宴或在他走后还继续饮宴。他最慷慨时会准备3到6道菜，没有不必要的奢侈，却有极为融洽的气氛，因为他能把那些不言不语的人或低声交谈的人引入共同的谈话[2]。奥古斯都喜欢给公众留下一种宏伟壮丽的印象，他夸口说自己“发现的是个砖坯造的城市，而交付的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3]。但个人生活又很节俭，遵循传统道德。奥古斯都没有过分的奢华，而是展现出优雅的一面。他吃饭简朴，饮酒懂得节制，最重要的是展现出“礼貌文明”的品质。在这些正式的宴会中，皇帝本人一方面要通过分发食品和酒水展示其作为全城等级最高的庇护人形象，另一方面要让客人们感受到真正的欢乐和平等[4]。 虽然奥古斯都被描绘成一位适度、有节制的皇帝，但是对提比略和卡里古拉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苏维托尼乌斯把两人都塑造成极度奢侈挥霍的形象。就提比略来说，在任命一名财务官时，他没有考虑出身高贵的候选人，而挑选了一个无名之辈，就因为这个人在宴会上接受皇帝的挑战喝下整整一坛酒[5]。提比略的饮食习惯和食物偏好很有名。他举办的一场宴会曾经持续两天一夜[6]。这种浪费挥霍的做法到了卡里古拉时更甚，他给宴会客人分发金子做的面包和肉块，声称人要么过一个穷人的俭朴生活，要么就过帝王的生活[7]。 到尼禄时，“坏”皇帝的形象达到了顶峰。尼禄修建了一座从巴拉丁一直扩展到埃斯奎林的宫殿。起初他称这座宫殿为“穿堂”，不久，宫殿被大火烧毁，重建后被命名为“金屋”。餐厅装有象牙天花板，以便撒花，并设有孔隙，以便从上部洒香水。正厅呈圆形，像天空，昼夜不停地旋转。在宫殿举行落成典礼时，尼禄赞叹说：“我终于开始像人一样地生活了！”[8] 尼禄的一系列做法只能加深人们对他堕落暴君形象的印象，同时也表明尼禄所信奉的宴会的真正价值在于满足他个人的欲望，而不考虑能否与子民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考虑到民众，以大众为考量，无论真心与否，其统治会相对平稳，会得到民众更多的认可；相反，如尼禄般，非但不可能受到民众支持，其统治期间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以何种态度举行宴会，如何处理自己在宴会上的身份，关系到皇帝的政治统治，可以说宴会是皇帝维护其统治的一项重要工具。历史也证明了以如此狭隘短视的方式挥霍无度，皇帝给自己带来的只能是失掉人心，不受欢迎，最终注定了他以及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命运。 尼禄之死表明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结束，此时的罗马上层社会已经接受了希腊化的生活方式。从韦伯芗到图拉真，即公元69到117年，多位皇帝都作了大量努力试图摒弃奢华，促进社会和谐，消除紧张对立，树立一种有教养的文明的宴会风气，最重要的是要在上层阶级中树立这种风气。小普林尼在一封信中写道自己在图拉真的海边别墅连续听了好几天案件，声称自己满足于晚宴的朴素魅力，背诵经典或进行惬意的交谈，食物和酒水都没有浪费挥霍，临走时大家都得到礼物[9]。 宴会与皇帝行为之间有密切关系，图拉真在宴会中展现出的慷慨和直率对“好皇帝”的含义作了很好的诠释，无怪乎罗马人认为皇帝在宴会上的行为举止与个人性格品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论各个传记作家的记述之间有何不同，以宴会为手段加强社会统治是皇帝们不变的目的，皇帝宴会中的平等与慷慨都是在严格的等级制度范畴内的。在皇帝宴会上，客人们通过不同座次和食物差异被区别开来。罗马的宴会与等级和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这同样也是皇帝宴会的一大特征。 二 大型公共宴会是皇帝展示其权威的绝佳时机。因此元首制确立后，大型宴会的承办权一般由皇帝及其亲属掌控，这可看作是皇帝加强其统治的写照。皇帝举办宴会意在强调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力，确认自己在罗马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皇帝举行的宴会包括正式宴会和公共宴会。正式宴会的参加者主要由皇帝的皇室同僚构成，皇帝召唤他们可能是为了寻求建议或支持，也可能是仅仅看中了他们的社交才能。此外，宾客中还包括哲学家、诗人、艺术家，甚至讲笑话的人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希腊人。卡里古拉举办了两次丰盛的宴席招待元老和骑士阶层，连同他们的妻儿一起。在第二次宴会上，他给每个男人分发托加袍，给每个妇女和孩子分发红的和深红的围巾[10]。斯泰希厄斯把他第一次在图密善宫殿里的用餐描述为元老和骑士们“在一千张餐桌上”尽情吃喝[11]。正式宴会的目的在于通过宴会将皇帝和贵族们团结起来，使皇帝得以展示其君王地位；同时通过邀请客人到皇帝的豪华餐厅与他一起用餐，来表明他对宾客们的敬意，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 就公共宴会来说，皇帝举行公共宴会通常有某些特定原因。庆祝胜利者凯旋的公共庆祝仪式是罗马人的习俗，因此庆祝皇室军事胜利是举办公共宴会的好时机。庆祝仪式一般要凸显胜利者本人、战利品、得胜军队、著名战俘和用于献祭的牺牲。行进仪式以卡皮托山上元老们的聚餐而告终。公元前9年，为了庆祝征服达尔马西亚人（Dalmatians）和潘诺尼亚人（Pannonians），提比略召集各个阶层的人一同用餐，利维娅和朱里娅在同一时间负责招待女宾[12]。两年后（公元前7年）的1月7日，为了庆祝征服日耳曼人，提比略在卡皮托山上单独宴请元老们[13]。公元12年，提比略从日耳曼回到罗马，举行了推迟的凯旋式，设1000桌宴席款待人民，每个人都得到价值300塞斯特斯的赏赐[14]。 此外，捐献雕像也是举办公共宴会的重要时机。为了巩固统治、加强帝国的凝聚力，奥古斯都开创了“皇帝崇拜”制度，罗马帝国的肖像雕塑和纪念性建筑也主要围绕皇帝崇拜发展起来。捐献雕像有助于让公众铭记重要人物及其贡献，同时举行的宴会活动也可实现这一目的。因此，在利维娅于公元14年捐献了一座奥古斯都的雕像时，提比略宴请了元老、骑士，其母招待元老和骑士们的妻子们[15]。同样地，卡里古拉在公元37年捐献了一座奥古斯都神坛后，宴请了元老及其妻子，还有广大民众[16]。 就皇帝本人来说，在其人生中的某些重要时刻来临时，举行公共宴会庆祝是必不可少的。从本质上来看，这些时刻在皇帝的人生中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这样的时刻包括男孩成年――穿成人托加袍（toga virilis）是其成年的标志，屋大维就借自己举行成人礼之际宴请了民众[17]。另一个重要时刻是皇帝大婚。公元3世纪埃拉加巴卢斯大婚时，全城人民都受到邀请，在宴会上自由畅饮[18]。庆祝仪式还可能缘于皇帝生日。除了皇室成员会庆祝外，广大的民众也受到款待，这在奥古斯都公元前12年颁布的法令中有明确规定，在他生日的时候，允许未婚男女（之前是被排除在外的）与其他人一起欣赏精彩表演，共享佳肴[19]。公元前13年，为了庆祝奥古斯都的生日，安东尼的儿子优鲁斯，作为执政官，为皇帝和元老们在卡皮托山上办了一场宴会[20]。可以推测，在罗马，为皇帝庆生而举办宴会是很普遍的。这种荣耀也可以延伸到与皇室成员有关的人身上。例如，公元38年，卡里古拉为其情妇德鲁塞拉（Drusilla）庆生，设宴款待元老和骑士[21]，规模堪比西拜莱节（Ludi Megalenses）。 综上可以看出皇帝和他的皇室家庭在举办大规模宴会方面起着主导作用。捐献雕像和庆祝军事胜利确认了皇帝在公共领域中的权力与威望，见证皇帝成婚、生日等时刻有利于使皇帝的“国父”形象深入人心。这些场合都在有意无意地强调皇帝的至高权力和独有地位，宴会作为平台和媒介也起着同样的强化作用。 三 皇帝设宴需要适当的宴会场所，皇室宫殿无疑是最适宜之地。除了尼禄的“金屋”之外，图密善宫可视作帝国早期皇宫的代表性建筑。图密善将举办宴会作为对内统治政策的重要部分，这从宏伟的图密善宫的建筑特色中可以得到印证。图密善宫由皇室建筑师拉毕里乌斯设计，在尼禄金屋的基础上修建，于公元92年建成，广泛用于举办国家宴会[22]。它的位置在中轴线上，列柱围廊式的大厅内部是一个八边形的喷泉，它的对面是会堂，毫无疑问这个餐厅不是专为皇帝私人设计的，它有一系列的公务房间，可以供大批人使用。餐厅占地约900平方米，宫殿侧面建有卵形的水池。斯泰希厄斯称它比“一片旷野还要广阔”[23]，可以供客人“在1000张餐桌旁躺下”[24]。餐厅能营造出如此开阔的空间，在于其本身有足够的高度。房顶很可能是用原木制成，距地面距离达33米[25]。斯泰希厄斯通过大胆展现彩色大理石来强调餐厅的宏伟壮丽，这种彩色大理石是罗马富人追求的流行时尚： 在那里，利比亚山（努米底亚的黄色大理石）与闪耀的伊利安（佛里吉亚的紫色大理石）相互媲美，黑花岗石（埃及的花岗石）和柏油沥青相得益彰，月神（白色的意大利大理石）只是被挑选来支撑起柱廊的重量的[26]。 闪亮的大理石，闪烁的水波，以及高耸的房顶，这种组合使得在其中用餐成为不寻常的经历，这也可以解释用餐者伴随用餐行为会对皇帝产生敬畏感。 另外，皇帝的座位布置也十分有特点，他的躺椅背靠餐厅一端墙面水平凸出的部分，这可以作为皇帝本人的背景幕。这样，宴会看起来更像一场戏剧表演，所有的客人都在皇帝的视野之内――客人们在身为宴会参加者的同时，也成为这场表演的观众[27]。这种布置不仅拉大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物理距离，而且强化了彼此间存在的社会等级地位差异。 除皇宫之外，以剧场为主的其他公共场所也常被选作皇帝宴会的举办地。以圆形大剧场为例，其位置安排与所有罗马剧院一样，都按照不同阶层划分了明确的界限。皇帝和维斯塔女祭司坐在专用包厢里，隔着表演场地可以互相望到；元老们一般穿着有红边的白色托加，他们有自己的专座，坐在固定区域。骑士坐在他们的后面，再后面是普通罗马公民，即平民。最高处离中心场地大约有50米的距离，坐在那里的是穷人和奴隶[28]。这样的空间安排可以很容易区分各个阶层。 事实上，在这种建筑中举办宴会，皇帝可以成功地维持固有的阶层等级。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地在确认社会等级差异的基础上强化这种差异。苏维托尼乌斯说奥古斯都惊诧于元老们竟然在普特俄利（Puteoli）的剧场找不到座位。为此，奥古斯都通过了一项元老院法令，规定不论何时何地举行公演，第一排座位应留给元老[29]。有些“公共宴会”实际上只限于元老参加，在全民参与的情况下，元老们也会有自己独立的餐桌，无疑他们享用的食物也更高档一些。 但不应忽视的是，来自各个阶层的宾客们在同一空间中，相互挨着吃吃喝喝，难免会产生“我就是这个整体其中一员”的感觉。即使他们可能实际上按阶层被分隔开，也可能吃到的食物品质有所差异，但是仍会感受到宴会带来的集体团结的感觉。罗马的公共宴会倾向于强调区分各个等级、彰显宴会主人的特殊荣耀，与此同时也营造出一种和谐共存的氛围。 皇帝举办宴会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个共处的平台，而且一般都呈现出欢乐的景象。皇帝们举办宴会除了满足口腹之欲、寻求享乐之外，也在利用宴会树立权威、巩固统治。 首先，在大规模的宴会场合中，皇帝都处于中心地位。不论是在剧场、广场等公共场所，还是皇宫中，皇帝宴会反映出帝国时期对皇帝权威和权力的强调。皇帝将整个罗马城看作自己的地盘，不仅对自己的朝臣有管理权，对罗马民众也负有责任，举办宴会是慷慨的赠予行为，可以极为有利地塑造并加强皇帝作为罗马国父的形象。 其次，皇帝作为公共宴会承办人的角色不断加强，普通公民很难有机会举办类似规模的宴会。战争的胜利属于皇帝，生日庆祝也是庆祝皇帝的生日，没有哪个人能举办一场覆盖整个罗马城范围的宴会。狄奥曾谈到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2年将各种节庆的掌控权授予执政官们，允许他们花自己的钱[30]。同时他也提到奥古斯都对节庆资助有所限制，甚至完全禁止一些宴会，限制宴会的奢侈程度[31]。这可以理解为是皇帝为了防止出现挑战其权威和地位的情况而作出的规定。 综上所述，皇帝通过举办宴会展现出其慷慨大方的一面，营造出和谐的氛围，给参与者留下罗马社会是“公平公正”的印象。应该说，皇帝宴会迎合了皇帝想要维持阶级间和睦融洽的需要[32]。同时，宴会在事实上又加强了现存的社会结构，巩固了皇帝的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1〕〔25〕〔28〕John F. Donahue. The Roman Community at Table： During the Principate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2〕〔3〕〔5〕〔6〕〔7〕〔8〕〔10〕〔14〕〔15〕〔29〕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Nicholas R. E. Fisher. “Roman Associations， Dinner Parties， and Clubs” in M. Grant and R. Kitzinger， eds.， 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Greece and Rome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8. 〔9〕Pliny the Younger. Letters [M]. Trans. Betty Rad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1〕〔23〕〔24〕〔26〕Statius， Silvae [M]. Trans. Trans. J. H. Mozle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12〕〔13〕〔16〕〔17〕〔18〕〔19〕〔20〕〔21〕〔30〕〔31〕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M]. Trans. Earnest C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1927. 〔22〕Martial， Epigrams [M]. Trans. Walter C. A. K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9-1920. 〔27〕L. Bek. Questiones Convivales： The Idea of the Triclinium and the Staging of Convivial Ceremony from Rome to Byzantium [J]. ARID， 12 （1983）. 〔32〕Carroll Moulton. ed.，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Vol. 2.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MacMillan， 1998.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