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爱国运动的现实意义之我见
2010-08-31 | 阅读：461 | 作者：徐晓鸿
今年是中国基督教发起三自爱国运动60周年，60年前，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教会的前辈们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在新中国找到一条建设中国教会的途径，毅然发起了割断同西方差会关系的三自爱国运动，得到了广大基督徒的热烈响应，基督教从此在中国获得新生。三自爱国道路的实践证明，这是基督教在社会主义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它使中国基督教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也为基督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办好教会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中国基督教今天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三自爱国运动，三自爱国运动创造性地开创了合而为一的“后宗派时期”的中国教会，为普世基督教作出了贡献。
一、三自爱国运动产生的根本缘由
“三自”一词由来已久，最早完整地把自治、自养、自传这三个词放在一起的是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人亨利·樊
[①]，此后在传教方法上提出“倪维思原则”的传教士倪维思（John L. Nevius，1829-1893）以及蒲德立（John Butler）、汲约翰（John C. Gibson）、罗兰德·爱伦（Roland Allen）等都提出过相同或近似的主张。当然，这些传教士主张的“三自”和新中国教会提出的三自爱国运动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因为说到底，在传教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传教士维护的是差会的利益，一些传教士在殖民扩张中曾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要传教士们跳出历史局限的窠臼，本身恐怕也是强人所难，所以这是历史的或者说是那一时代的悲剧；而三自爱国运动则是从根本上维护中国教会的独立自主，在新中国把教会建设得更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获得了新生。以往不少文章一提到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总会自然地想到要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我们应当注意，在被称为“三自宣言”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中，第一段除了背景的介绍之外，开宗明义地提到了四个“为要”，即“为要提高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为要表示基督教在新中国中鲜明的政治立场，为要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为要指出全国基督徒对新中国建设所应当负起的责任”[②]，我们如果从顺序来看，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以及表明政治立场当然成为首要的，但是，这只是就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的，三自爱国运动产生的根本缘由，按照吴耀宗先生的说法：“中国的解放，给基督教带来了一个不易了解，而却又非应付不可的现实。”[③]正是这一现实，促成了教会领袖们思考中国教会的未来之路，于是提出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即是说，三自爱国运动发起的根本缘由并不是为了控诉帝国主义，如果是那样，三自爱国运动就会是一个短暂的、阶段性的使命，而实际情况是三自爱国运动从产生之初就是为了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办好教会，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就成了一个长期的目标。1956年，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由吴耀宗所作的《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报告》总结了“三大见证”、十大任务”，其中第一个见证就是“实现中国教会三自的见证”。这更加说明了“完全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教会，使中国的信徒更能效忠于基督，更能为基督的福音作美好的见证”[④]。
中国教会通过三自爱国运动见证了上主莫大的恩典，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办好教会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总结三自爱国运动，主要有这样几条经验：三自爱国运动的核心是实现和维护中国基督教的独立自主；三自爱国运动的目的是办好中国教会，办好中国教会必须以三自原则作指导；三自爱国运动一贯强调增进团结，坚持信仰上彼此尊重的原则；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与新中国相适应的重要举措，要真正做到相适应，必须开展神学思想建设[⑤]。
二、三自爱国运动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这个题目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在新时期为什么还要坚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这是由于三自爱国运动及其组
织（指基督教两会）在新时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维护中国教会来之不易的独立自主。上世纪50年代，通过三自爱国运动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彻底摆脱了外国差会对中国教会的控制，收回了中国教会的主权，三自爱国运动改变了基督教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基督教不再是一个使人不爱国的洋教”[⑥]。这是非常重要的大事。然而三自爱国运动60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要维护和巩固中国教会的主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何把神所交付给我们的教会，独立自主地办得更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事情。随着我国的全面开放，中国教会与境外教会的交流日益增多，这样的交往符合圣经互为肢体的原则，同时，也由此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当前，海外关注中国教会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一些人试图利用基督教作突破口，为的是使中国“西化”、“分化”。他们在渗透手段上不断翻新花样，用宗教语言包装政治理念，以达到利用宗教改变中国现行社会制度，对抗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目的；海外各种反华势力也利用基督教纠集整合力量，并企图通过所谓“家庭教会”，组织可以为他们所掌控，并能影响社会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些地方的教会负责人，独立自主意识淡漠，在物质利益诱惑下放弃三自原则，有些人不能认清“西化”、“分化”的实质，把教会的主权拱手相让[⑦]。越是在开放的条件下，我们越要增强独立自主的意识。不要因为有些人用的是圣经和神学的语言，强调自己是在传福音，我们就因着“主内一家”而随声附和，较少考虑在这些言语的背后，是否有什么潜台词。个别教会在经济上有需要时，更是见利忘义，不顾国格、人格，甚至伸手“乞讨”。必须看到：利用宗教为突破口已经成为西方一些政治势力惯用的伎俩，美国的某宗教团体就声称，要“能够像在俄罗斯和东欧打败共产主义那样，在中国打败共产主义”，恶毒咒骂要“在‘共产主义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十条诫令”其中有两条提到利用宗教作为颠覆中国的手段。美国国务院签署的文件《美国支持宗教自由的政策：以基督教为重点》，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努力实现世界各地社会和他们当局的改变”，包括要求其使馆“提供更多、更有系统、更敏感的有关宗教事务的报道”。正因为如此，三自爱国运动在西方往往被“妖魔化”，因为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进行政治图谋的愿望就会落空。
第二，带领广大信徒走爱国爱教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三自爱国运动的一大成就就是使基督徒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爱国爱教符合圣经的教导，主耶稣曾说：“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神”（路20：25），表明基督徒对国家和教会具有双重责任，圣经中大量的古圣先贤都是爱国爱教的榜样，„„这方面我就不展开了。我们强调爱国是基督徒的应有之义，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爱国的基督徒要努力做到“四个维护”，即：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必须坚持爱国爱教相统一，因为爱国爱教是办好中国教会的前提。一个爱国爱教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守法者。《宗教事务条例》及其各种配套法规的实施，使宗教事务和宗教活动有法可依。宗教信仰自由受宪法保护，宗教团体应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各地教会要加强对信徒的守法教育，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受应有的权利，绝不能借宗教信仰自由之名，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个爱国爱教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好公民。好公民除了守法之外，还要主动关心国家的发展，明确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尽公民义务符合圣经的教导（参罗13：7），基督徒须承担公民义务和社会责任。尤其是在当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处在博弈之中，基督徒应当成为社会和谐的润滑剂，一个爱国爱教的基督徒应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积极作用。只有这样，教会才会起到金灯台的作用。
第三，协调社会与教会的关系。三自爱国运动是通过基督教两会组织发挥作用的，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全国三自的章程的宗旨共114字（不包括标点符号，下同），全国基协章程的宗旨共129字，全国三自的宗旨提到“带领全国基督徒爱国爱教，荣神益人„„增强教内外团结，为办好中国教会提供服务„„引导全国基督徒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使中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全国基协的宗旨还提到“团结和带领全国所有信奉上帝，承认基督耶稣为主的基督徒，走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道路”。这里明显包括了基督徒与教会、基督教两会组织与信徒、教会与社会等关系。全国基协强调了所有信奉上帝，承认基督耶稣为主的基督徒，这就包括着深刻的含义。当然，基督教两会组织是否真的起到了这一作用，那是另一回事，需要另行探讨。协调关系需要组织保障，更需要高度的智慧，明确教会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依法维护教会的合法权益，推进各项圣工。
第四，切实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三自是为了办好教会，使教会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神的确在中国使用
了“三自”这个器皿，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中说：“今后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在宗教工作方面，应注重基督教本质的深刻认识，宗派间的团结，领导人才的培养和教会制度的改进„„”[⑨]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基督教为什么还要坚持走三自爱国的道路？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清楚三自是不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丁光训主教说过：三自任务未了。因为从办好教会的角度来讲，自治要治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治好来讲，这不是说仅有中国人管理教会就够了，我们的自身建设仍很薄弱，人才严重不足，规章制度不够健全，建章立制的任务任重道远，管理的民主意识不强，决策的科学依据不足，基督教两会组织的作用有待加强等；从养好来看，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沿海一些教会自养能力明显增强，信徒奉献日益增多，但许多教会和信徒在管好和用好神家里的钱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出现在经济上的问题屡见不鲜，可是另一方面，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教会仍然很贫困，教会自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许多传道人生活十分困难，不少地方的教会建议呼吁有关方面在社会保障方面能为教会传道人建立保障机制，即使如此，教会是否能承受社保带来的经济负担仍然是一个问题，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一些教会正常的事工受到影响，培训不到位，给异端邪说、海外渗透等带来可乘之机；在自传方面，虽然通过开展神学思想建设，讲台工作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总体而言，神学思想的保守和受到境外势力影响的局面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任务十分繁重，三自原则受到严峻的挑战，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放弃三自”的呼声。由此看来，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任务可谓任重道远。
三、神学思想建设是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与发展
1980年，在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致的开幕词中，丁光训主教用了三句话总结了三自爱国运动，这三句话是：三自成就巨大；三自任务未了；教会不但要自办，而且要办好[⑩]。治好、养好、传好就是在那个时候提出来的
[11]。丁主教说：“三自爱国运动是正义的、合理的、必要的。它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有重大的神学或属灵意义。”
[12]“三自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和终极意义。”[13]这些教导对我们思考如何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指明了方向。三自爱国运动的内涵是“四个必须”，即：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坚持爱国爱教、必须努力增进团结和必须大力落实“三好”。
神学思想建设的倡导者是丁光训主教，尤其是《丁光训文集》的出版，成为“中国神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4]。1998年的“济南会议”上，通过了“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15]，神学思想建设也由此成为各项事工中“重中之重的工作”，[16]开展神学思想建设不能与三自原则割裂，神学思想建设也不是抛开三自爱国运动另起炉灶，只不过神学思想建设是从思想的深处触及到办好教会的根本方向，换句话说，基督教要与我们不断前进的文化相适应，与我国知识界缩短距离，中国基督教不能停留在一个很低级的水平上，只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随着全民文化和知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中国教会才会有光明的前途[17]。“神学思想建设是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它是基督教成熟适应现代社会的表现，也是新形势下教会发展的根本需要，必将对基督教各项事工起指导作用”[18]。
有人说，近两年基督教全国两会没有对神学思想建设提出新的带有指导性的意见，我个人认为，当前的重点应是做好基础工作，吸收、消化、整理前面的成果。2008年初，基督教全国两会换届后，班子成员认识到自己的先天不足，与其匆忙抛出一些东西，不如先把以往的成果巩固起来。即使要有指导性意见，也要有待对情况更了解，思考更成熟之后。当前我们的重点是“两手抓”，一手抓神学理论的研究，这方面神学院校应该发挥好基地作用，尤其要重视研究现实问题，选准课题，突破瓶颈。基督教全国两会愿意把大家的研究成果予以推广总结；另一手抓成果转化，这就要求我们做好讲台供应，要以圣经为依据，释放出合乎时代的亮光来。需要强调的是，牧者不仅要读经祷告，而且必须不断学习，更新观念，才有可能成为合乎主用的工人。
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教会在主权上实现了独立和“自我”，神学思想建设则是在思想上的实现自我，从而丰富了三自爱国运动的内涵。神学思想建设促进了三自爱国运动在处境化下的关切；神学思想建设回应了新形势下中国教会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神学思想建设是符合时代要求的神学反映。神学思想建设作为各项事工的重中之重，具有纲举目张、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
教会管理体制目标导向探讨
2010-05-07 | 阅读：864 | 作者：张远来
基督新教在华的历史迄今已经超过200年，200多年来基督教在华的历程伴随着华夏民族的命运，跌宕起伏！对自我发展之路的探索，对如何去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而进行相应的教会体制改革以求生存与发展，这一急切而又敏感的命题，从未在爱国又爱教的中国基督教中真正失声。决定一个教会体制的有教会自身对教会论的理解、教会的环境（包括文化、政治及经济环境）及教会自身的组织与传统。因为，外在的环境日新月异，体制需要与时俱进，这已经是教会历史和现实的共识。本文就尝试立足中国教会的自身环境，更多的是以教会自身功能为基础，探讨基督教会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导向。一家之言，敬请指教。
信仰化
教会体制若剥离她的信仰便是体制最大的混乱。圣经说，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不仅是说基督是教会信仰理念的中心，基督也是教会治理的中心；基督不仅是教会信徒的主，也是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性组织的主。这是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理念的治理原理。教会体制之建设或改革均需要以体现基督教信仰原理为前提——教会就是教会！
关于信仰化的体制思路，新教神学原理提出：
唯独圣经——圣经是体制的总原则，也是教会的最高权威，是教会的宪法，是教会建制的标准，是决定教会行政和体制是否合法的神圣权威。
唯独信心——信徒的得救在于个人对主的认信，不在于外在的权威。同时人人都是有罪性的，故体制之构建原则是保障教会按圣经原则发展、限制罪性人权利的泛滥及借以保障个体人的权益。体制是制约管理者的权利，而非维系一个统治架构；是为了个体人的发展和权益，而非为了群体的“好管”。
信者皆祭司——人人皆可直接向上帝祈祷，人人都有良知和价值判断的自由。上帝给了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以圣经为权威作出判断，体制需要保障信徒具有对权威质疑的权利。同时，对一个不合宜（违背圣经、人性和社会）的体制进行有权提出变革。
教会圣而公——教会是合一、圣洁而普世性的，引申到教会体制就是，教会体制需要能保障其与兄弟教会的友好团契。
此外，加尔文提出教会的体制和管理应该是与时俱进的，是在不变的信仰原理下，不断改革去适应一个日新月异的环境。同时，是政府而非教会当局才是信徒公民社会的最高俗世权威。在上述原理下实现教会的合一而非统一。 科学化
中国教会体制暨管理之改革需要体现出当代管理学较为完善的体制科学。简单地说，需要职权规范，责任明确，建立有效的监管和激励机制，需要发挥每一个个体的主观能动，需要避免权利主体的臃肿与官僚，需要把行政成本降低到最小化，需要绩效化，而非官僚化。用最低的资本，创造最大的“利润”；用最小的投资，制造最优质的服务：
牧养！
制度化
制度是群体社会在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群体生活约定俗成的规则。制度化首先需要能体现圣经真理，不得违背教会当下的国家政策和人文文化。需要用制度，而非权利主体去随意决定教会的发展事工。体制改革的基本体现是按照体制原理形成一套保障群体及个体权利、限制罪性泛滥、激励勤勉与创意、惩治腐败与堕落的制度。制度化简单地说就是让群体决议产生的制度高于负责执行制度的权力执行者。
民主化（权利教会化）
民主化管理是一种最接近基督教精神的管理理念。民主化是由民（教会会友）选代表民意的集体对教会施行实现民众意愿的治理。民主化体制不是完全的，但却是一种能实现教会最健康发展的体制。民主化是由民众来决定由谁以及如何按照圣经原理治理教会的体制。教会管理组织是代表民意，才可能成为政府等行政单位与教会间的桥梁，不然，其就是一个脱离信徒的行政空架子。
绩效化
体制的优劣体现于是否推动教会以最小的资本实现了最大化发展与产生了教会内、教会与社会、教会与政府等的和谐。教会的绩效难以用数字指标衡量，但确实可以以社会影响、牧养效果、信徒的满意度、能否有效团结信徒、满足信徒宗教生活需要、教会管理组织能否有效成为教会与外在关系的桥梁等为基本的判断基准。教会的体制要能以体现教会的发展与和谐为前提，这种前提的实现即为教会管理的绩效。其指标无法用经济指数衡量，但可以以教会的发展、和谐、公众的认可度及社会影响等为基本指标。
精简化（资源整合）
臃肿的行政是教会管理组织最大的弊病之一。臃肿不是管理的细化，而是管理的失控与泛化。确定教会事工中心、厘清教会发展思路、精简办事程序、专职专责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每项专职事工需要专职负责，在专职负责的范围无需外部干预，在最小的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无需动用上层机构，以此类推。积极调动个人和群体的主观能动，以教会共同的目标推动发展。
人性化
所谓人性化即教会的体制需要符合教会的习惯和要求，需要考虑人本因素；用耶稣的话说就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制度之设立是为了保障人的权益（如牧养与被牧养、发挥才能、服侍、培训、得到报酬等），人不是为了制度而被制度，不是为了管理方便，而是为了教会发展和体制下个人的权益保障。是以实现教会的最大化和谐发展为前提，而非权利系统的运作为目的。
透明化
对基督教两会及教会的收支情况、行政决议、年度计划、财务预算、人事安排、施工规划、教会拓展等，在相应层面，相应个人和群体均有知情权和决议权。调节（桥梁）、联谊、管理和服务四个方面是基督教两会的基本职能。 基督教两会功能需要能沟通政府、社会与教会的桥梁式的教会服务者，故教会一样需要对基督教两会的职能、信徒代表需要对教会权利进行监督，需要一个民主的监管措施。它要求基督教两会或教会领导集体，即教会负责人行政行为的透明化。体制成功的标准之一是公众可以决定一切非透明化的行政为非法，最重要的是可以最有效地杜绝暗箱操作。
一体化（资源整合、资源共享）
中国的各教会是独立的，但一定联系于各级基督教两会。这种体制类似我们所言述的一体化管理。其优势在于达成教会的资源整合和共享，实现基督教圣而公、圣徒相通的教义。国内很多教会已经较为自然地形成了：“信徒－教会－两会”的模式，而我们尚需努力的是，信徒不仅是信徒，也当成为委身于教会的会友，两会的功能更当以教会论
为基础，实现以教牧化为中心的行政，进而形成一个类似：“会友－（点）堂－联合会”的一体化管理机制，配搭彼此不同的资源和恩赐拓建一个更和谐的中国教会。
200年中国基督教新教历史，30年中国教会蓬勃发展的历程，在这个时代，印证教会历史历久弥新的真理，教会要和谐发展，就必须要与时俱进地回应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而不断改进自身的发展思路与体制架构。从某个层面看，体制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教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体制改革的中心在教会，重心在各级基督教两会，而需要推动其健康改进的，是我们今天就需要具备的改革理念与动力！
三自爱国运动的现实意义之我见
2010-08-31 | 阅读：461 | 作者：徐晓鸿
今年是中国基督教发起三自爱国运动60周年，60年前，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教会的前辈们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在新中国找到一条建设中国教会的途径，毅然发起了割断同西方差会关系的三自爱国运动，得到了广大基督徒的热烈响应，基督教从此在中国获得新生。三自爱国道路的实践证明，这是基督教在社会主义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它使中国基督教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也为基督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办好教会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中国基督教今天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三自爱国运动，三自爱国运动创造性地开创了合而为一的“后宗派时期”的中国教会，为普世基督教作出了贡献。
一、三自爱国运动产生的根本缘由
“三自”一词由来已久，最早完整地把自治、自养、自传这三个词放在一起的是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人亨利·樊
[①]，此后在传教方法上提出“倪维思原则”的传教士倪维思（John L. Nevius，1829-1893）以及蒲德立（John Butler）、汲约翰（John C. Gibson）、罗兰德·爱伦（Roland Allen）等都提出过相同或近似的主张。当然，这些传教士主张的“三自”和新中国教会提出的三自爱国运动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因为说到底，在传教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传教士维护的是差会的利益，一些传教士在殖民扩张中曾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要传教士们跳出历史局限的窠臼，本身恐怕也是强人所难，所以这是历史的或者说是那一时代的悲剧；而三自爱国运动则是从根本上维护中国教会的独立自主，在新中国把教会建设得更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获得了新生。以往不少文章一提到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总会自然地想到要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我们应当注意，在被称为“三自宣言”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中，第一段除了背景的介绍之外，开宗明义地提到了四个“为要”，即“为要提高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为要表示基督教在新中国中鲜明的政治立场，为要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为要指出全国基督徒对新中国建设所应当负起的责任”[②]，我们如果从顺序来看，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以及表明政治立场当然成为首要的，但是，这只是就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的，三自爱国运动产生的根本缘由，按照吴耀宗先生的说法：“中国的解放，给基督教带来了一个不易了解，而却又非应付不可的现实。”[③]正是这一现实，促成了教会领袖们思考中国教会的未来之路，于是提出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即是说，三自爱国运动发起的根本缘由并不是为了控诉帝国主义，如果是那样，三自爱国运动就会是一个短暂的、阶段性的使命，而实际情况是三自爱国运动从产生之初就是为了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办好教会，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就成了一个长期的目标。1956年，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由吴耀宗所作的《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报告》总结了“三大见证”、十大任务”，其中第一个见证就是“实现中国教会三自的见证”。这更加说明了“完全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教会，使中国的信徒更能效忠于基督，更能为基督的福音作美好的见证”[④]。
中国教会通过三自爱国运动见证了上主莫大的恩典，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办好教会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总结三自爱国运动，主要有这样几条经验：三自爱国运动的核心是实现和维护中国基督教的独立自主；三自爱国运动的目的是办好中国教会，办好中国教会必须以三自原则作指导；三自爱国运动一贯强调增进团结，坚持信仰上彼此尊重的原则；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与新中国相适应的重要举措，要真正做到相适应，必须开展神学思想建设[⑤]。
二、三自爱国运动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这个题目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在新时期为什么还要坚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这是由于三自爱国运动及其组
织（指基督教两会）在新时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维护中国教会来之不易的独立自主。上世纪50年代，通过三自爱国运动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彻底摆脱了外国差会对中国教会的控制，收回了中国教会的主权，三自爱国运动改变了基督教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基督教不再是一个使人不爱国的洋教”[⑥]。这是非常重要的大事。然而三自爱国运动60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要维护和巩固中国教会的主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何把神所交付给我们的教会，独立自主地办得更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事情。随着我国的全面开放，中国教会与境外教会的交流日益增多，这样的交往符合圣经互为肢体的原则，同时，也由此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当前，海外关注中国教会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一些人试图利用基督教作突破口，为的是使中国“西化”、“分化”。他们在渗透手段上不断翻新花样，用宗教语言包装政治理念，以达到利用宗教改变中国现行社会制度，对抗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目的；海外各种反华势力也利用基督教纠集整合力量，并企图通过所谓“家庭教会”，组织可以为他们所掌控，并能影响社会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些地方的教会负责人，独立自主意识淡漠，在物质利益诱惑下放弃三自原则，有些人不能认清“西化”、“分化”的实质，把教会的主权拱手相让[⑦]。越是在开放的条件下，我们越要增强独立自主的意识。不要因为有些人用的是圣经和神学的语言，强调自己是在传福音，我们就因着“主内一家”而随声附和，较少考虑在这些言语的背后，是否有什么潜台词。个别教会在经济上有需要时，更是见利忘义，不顾国格、人格，甚至伸手“乞讨”。必须看到：利用宗教为突破口已经成为西方一些政治势力惯用的伎俩，美国的某宗教团体就声称，要“能够像在俄罗斯和东欧打败共产主义那样，在中国打败共产主义”，恶毒咒骂要“在‘共产主义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十条诫令”其中有两条提到利用宗教作为颠覆中国的手段。美国国务院签署的文件《美国支持宗教自由的政策：以基督教为重点》，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努力实现世界各地社会和他们当局的改变”，包括要求其使馆“提供更多、更有系统、更敏感的有关宗教事务的报道”。正因为如此，三自爱国运动在西方往往被“妖魔化”，因为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进行政治图谋的愿望就会落空。
第二，带领广大信徒走爱国爱教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三自爱国运动的一大成就就是使基督徒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爱国爱教符合圣经的教导，主耶稣曾说：“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神”（路20：25），表明基督徒对国家和教会具有双重责任，圣经中大量的古圣先贤都是爱国爱教的榜样，„„这方面我就不展开了。我们强调爱国是基督徒的应有之义，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爱国的基督徒要努力做到“四个维护”，即：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必须坚持爱国爱教相统一，因为爱国爱教是办好中国教会的前提。一个爱国爱教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守法者。《宗教事务条例》及其各种配套法规的实施，使宗教事务和宗教活动有法可依。宗教信仰自由受宪法保护，宗教团体应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各地教会要加强对信徒的守法教育，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受应有的权利，绝不能借宗教信仰自由之名，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个爱国爱教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好公民。好公民除了守法之外，还要主动关心国家的发展，明确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尽公民义务符合圣经的教导（参罗13：7），基督徒须承担公民义务和社会责任。尤其是在当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处在博弈之中，基督徒应当成为社会和谐的润滑剂，一个爱国爱教的基督徒应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积极作用。只有这样，教会才会起到金灯台的作用。
第三，协调社会与教会的关系。三自爱国运动是通过基督教两会组织发挥作用的，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全国三自的章程的宗旨共114字（不包括标点符号，下同），全国基协章程的宗旨共129字，全国三自的宗旨提到“带领全国基督徒爱国爱教，荣神益人„„增强教内外团结，为办好中国教会提供服务„„引导全国基督徒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使中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全国基协的宗旨还提到“团结和带领全国所有信奉上帝，承认基督耶稣为主的基督徒，走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道路”。这里明显包括了基督徒与教会、基督教两会组织与信徒、教会与社会等关系。全国基协强调了所有信奉上帝，承认基督耶稣为主的基督徒，这就包括着深刻的含义。当然，基督教两会组织是否真的起到了这一作用，那是另一回事，需要另行探讨。协调关系需要组织保障，更需要高度的智慧，明确教会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依法维护教会的合法权益，推进各项圣工。
第四，切实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三自是为了办好教会，使教会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神的确在中国使用
了“三自”这个器皿，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中说：“今后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在宗教工作方面，应注重基督教本质的深刻认识，宗派间的团结，领导人才的培养和教会制度的改进„„”[⑨]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基督教为什么还要坚持走三自爱国的道路？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清楚三自是不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丁光训主教说过：三自任务未了。因为从办好教会的角度来讲，自治要治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治好来讲，这不是说仅有中国人管理教会就够了，我们的自身建设仍很薄弱，人才严重不足，规章制度不够健全，建章立制的任务任重道远，管理的民主意识不强，决策的科学依据不足，基督教两会组织的作用有待加强等；从养好来看，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沿海一些教会自养能力明显增强，信徒奉献日益增多，但许多教会和信徒在管好和用好神家里的钱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出现在经济上的问题屡见不鲜，可是另一方面，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教会仍然很贫困，教会自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许多传道人生活十分困难，不少地方的教会建议呼吁有关方面在社会保障方面能为教会传道人建立保障机制，即使如此，教会是否能承受社保带来的经济负担仍然是一个问题，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一些教会正常的事工受到影响，培训不到位，给异端邪说、海外渗透等带来可乘之机；在自传方面，虽然通过开展神学思想建设，讲台工作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总体而言，神学思想的保守和受到境外势力影响的局面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任务十分繁重，三自原则受到严峻的挑战，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放弃三自”的呼声。由此看来，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任务可谓任重道远。
三、神学思想建设是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与发展
1980年，在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致的开幕词中，丁光训主教用了三句话总结了三自爱国运动，这三句话是：三自成就巨大；三自任务未了；教会不但要自办，而且要办好[⑩]。治好、养好、传好就是在那个时候提出来的
[11]。丁主教说：“三自爱国运动是正义的、合理的、必要的。它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有重大的神学或属灵意义。”
[12]“三自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和终极意义。”[13]这些教导对我们思考如何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指明了方向。三自爱国运动的内涵是“四个必须”，即：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坚持爱国爱教、必须努力增进团结和必须大力落实“三好”。
神学思想建设的倡导者是丁光训主教，尤其是《丁光训文集》的出版，成为“中国神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4]。1998年的“济南会议”上，通过了“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15]，神学思想建设也由此成为各项事工中“重中之重的工作”，[16]开展神学思想建设不能与三自原则割裂，神学思想建设也不是抛开三自爱国运动另起炉灶，只不过神学思想建设是从思想的深处触及到办好教会的根本方向，换句话说，基督教要与我们不断前进的文化相适应，与我国知识界缩短距离，中国基督教不能停留在一个很低级的水平上，只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随着全民文化和知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中国教会才会有光明的前途[17]。“神学思想建设是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它是基督教成熟适应现代社会的表现，也是新形势下教会发展的根本需要，必将对基督教各项事工起指导作用”[18]。
有人说，近两年基督教全国两会没有对神学思想建设提出新的带有指导性的意见，我个人认为，当前的重点应是做好基础工作，吸收、消化、整理前面的成果。2008年初，基督教全国两会换届后，班子成员认识到自己的先天不足，与其匆忙抛出一些东西，不如先把以往的成果巩固起来。即使要有指导性意见，也要有待对情况更了解，思考更成熟之后。当前我们的重点是“两手抓”，一手抓神学理论的研究，这方面神学院校应该发挥好基地作用，尤其要重视研究现实问题，选准课题，突破瓶颈。基督教全国两会愿意把大家的研究成果予以推广总结；另一手抓成果转化，这就要求我们做好讲台供应，要以圣经为依据，释放出合乎时代的亮光来。需要强调的是，牧者不仅要读经祷告，而且必须不断学习，更新观念，才有可能成为合乎主用的工人。
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教会在主权上实现了独立和“自我”，神学思想建设则是在思想上的实现自我，从而丰富了三自爱国运动的内涵。神学思想建设促进了三自爱国运动在处境化下的关切；神学思想建设回应了新形势下中国教会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神学思想建设是符合时代要求的神学反映。神学思想建设作为各项事工的重中之重，具有纲举目张、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
教会管理体制目标导向探讨
2010-05-07 | 阅读：864 | 作者：张远来
基督新教在华的历史迄今已经超过200年，200多年来基督教在华的历程伴随着华夏民族的命运，跌宕起伏！对自我发展之路的探索，对如何去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而进行相应的教会体制改革以求生存与发展，这一急切而又敏感的命题，从未在爱国又爱教的中国基督教中真正失声。决定一个教会体制的有教会自身对教会论的理解、教会的环境（包括文化、政治及经济环境）及教会自身的组织与传统。因为，外在的环境日新月异，体制需要与时俱进，这已经是教会历史和现实的共识。本文就尝试立足中国教会的自身环境，更多的是以教会自身功能为基础，探讨基督教会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导向。一家之言，敬请指教。
信仰化
教会体制若剥离她的信仰便是体制最大的混乱。圣经说，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不仅是说基督是教会信仰理念的中心，基督也是教会治理的中心；基督不仅是教会信徒的主，也是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性组织的主。这是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理念的治理原理。教会体制之建设或改革均需要以体现基督教信仰原理为前提——教会就是教会！
关于信仰化的体制思路，新教神学原理提出：
唯独圣经——圣经是体制的总原则，也是教会的最高权威，是教会的宪法，是教会建制的标准，是决定教会行政和体制是否合法的神圣权威。
唯独信心——信徒的得救在于个人对主的认信，不在于外在的权威。同时人人都是有罪性的，故体制之构建原则是保障教会按圣经原则发展、限制罪性人权利的泛滥及借以保障个体人的权益。体制是制约管理者的权利，而非维系一个统治架构；是为了个体人的发展和权益，而非为了群体的“好管”。
信者皆祭司——人人皆可直接向上帝祈祷，人人都有良知和价值判断的自由。上帝给了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以圣经为权威作出判断，体制需要保障信徒具有对权威质疑的权利。同时，对一个不合宜（违背圣经、人性和社会）的体制进行有权提出变革。
教会圣而公——教会是合一、圣洁而普世性的，引申到教会体制就是，教会体制需要能保障其与兄弟教会的友好团契。
此外，加尔文提出教会的体制和管理应该是与时俱进的，是在不变的信仰原理下，不断改革去适应一个日新月异的环境。同时，是政府而非教会当局才是信徒公民社会的最高俗世权威。在上述原理下实现教会的合一而非统一。 科学化
中国教会体制暨管理之改革需要体现出当代管理学较为完善的体制科学。简单地说，需要职权规范，责任明确，建立有效的监管和激励机制，需要发挥每一个个体的主观能动，需要避免权利主体的臃肿与官僚，需要把行政成本降低到最小化，需要绩效化，而非官僚化。用最低的资本，创造最大的“利润”；用最小的投资，制造最优质的服务：
牧养！
制度化
制度是群体社会在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群体生活约定俗成的规则。制度化首先需要能体现圣经真理，不得违背教会当下的国家政策和人文文化。需要用制度，而非权利主体去随意决定教会的发展事工。体制改革的基本体现是按照体制原理形成一套保障群体及个体权利、限制罪性泛滥、激励勤勉与创意、惩治腐败与堕落的制度。制度化简单地说就是让群体决议产生的制度高于负责执行制度的权力执行者。
民主化（权利教会化）
民主化管理是一种最接近基督教精神的管理理念。民主化是由民（教会会友）选代表民意的集体对教会施行实现民众意愿的治理。民主化体制不是完全的，但却是一种能实现教会最健康发展的体制。民主化是由民众来决定由谁以及如何按照圣经原理治理教会的体制。教会管理组织是代表民意，才可能成为政府等行政单位与教会间的桥梁，不然，其就是一个脱离信徒的行政空架子。
绩效化
体制的优劣体现于是否推动教会以最小的资本实现了最大化发展与产生了教会内、教会与社会、教会与政府等的和谐。教会的绩效难以用数字指标衡量，但确实可以以社会影响、牧养效果、信徒的满意度、能否有效团结信徒、满足信徒宗教生活需要、教会管理组织能否有效成为教会与外在关系的桥梁等为基本的判断基准。教会的体制要能以体现教会的发展与和谐为前提，这种前提的实现即为教会管理的绩效。其指标无法用经济指数衡量，但可以以教会的发展、和谐、公众的认可度及社会影响等为基本指标。
精简化（资源整合）
臃肿的行政是教会管理组织最大的弊病之一。臃肿不是管理的细化，而是管理的失控与泛化。确定教会事工中心、厘清教会发展思路、精简办事程序、专职专责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每项专职事工需要专职负责，在专职负责的范围无需外部干预，在最小的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无需动用上层机构，以此类推。积极调动个人和群体的主观能动，以教会共同的目标推动发展。
人性化
所谓人性化即教会的体制需要符合教会的习惯和要求，需要考虑人本因素；用耶稣的话说就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制度之设立是为了保障人的权益（如牧养与被牧养、发挥才能、服侍、培训、得到报酬等），人不是为了制度而被制度，不是为了管理方便，而是为了教会发展和体制下个人的权益保障。是以实现教会的最大化和谐发展为前提，而非权利系统的运作为目的。
透明化
对基督教两会及教会的收支情况、行政决议、年度计划、财务预算、人事安排、施工规划、教会拓展等，在相应层面，相应个人和群体均有知情权和决议权。调节（桥梁）、联谊、管理和服务四个方面是基督教两会的基本职能。 基督教两会功能需要能沟通政府、社会与教会的桥梁式的教会服务者，故教会一样需要对基督教两会的职能、信徒代表需要对教会权利进行监督，需要一个民主的监管措施。它要求基督教两会或教会领导集体，即教会负责人行政行为的透明化。体制成功的标准之一是公众可以决定一切非透明化的行政为非法，最重要的是可以最有效地杜绝暗箱操作。
一体化（资源整合、资源共享）
中国的各教会是独立的，但一定联系于各级基督教两会。这种体制类似我们所言述的一体化管理。其优势在于达成教会的资源整合和共享，实现基督教圣而公、圣徒相通的教义。国内很多教会已经较为自然地形成了：“信徒－教会－两会”的模式，而我们尚需努力的是，信徒不仅是信徒，也当成为委身于教会的会友，两会的功能更当以教会论
为基础，实现以教牧化为中心的行政，进而形成一个类似：“会友－（点）堂－联合会”的一体化管理机制，配搭彼此不同的资源和恩赐拓建一个更和谐的中国教会。
200年中国基督教新教历史，30年中国教会蓬勃发展的历程，在这个时代，印证教会历史历久弥新的真理，教会要和谐发展，就必须要与时俱进地回应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而不断改进自身的发展思路与体制架构。从某个层面看，体制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教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体制改革的中心在教会，重心在各级基督教两会，而需要推动其健康改进的，是我们今天就需要具备的改革理念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