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青年天才历史学家之死
沈元，浙江义务人，1938年生于上海，世家子弟，其父沈鹏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后从政。其姑母沈骊英为著名生物学家，迄今中国只有两个小麦品系是以人名命名，其中之一就是以沈骊英之名命名的小麦品种。沈元出生时，恰逢中日战争爆发，父亲随政府撤离西南，母亲携兄姐跟去，因他太小，留给祖母抚养。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七岁，父亲也已因公殉职。故沈元童年孤独，未曾真正享受父母亲情。
童年孤寂，然好读书，天资聪颖，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1955年，十七岁的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读书期间，天才加勤奋，如他给老师信中所言：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他自比“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天才加勤奋，沈元学问大增。曾根据汉代启蒙课本写出《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状况，发表在《历史研究》第三期，引起很大影响。
如无意外，这个戴高度近视眼镜，身体孱弱腼腆少语的白面书生将成为一个历史学者。然世事无常，这个平日从未得罪过任何人的书生，却因为一件事，招来大祸。也许是出于好奇，也许是为并具的聪慧和幼稚所累，他竟然翻译并议论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并在同学之间四处传播。
赫鲁晓夫做二十大报告时，国内是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老百姓不得与闻，但坏就坏在图书馆有英文的《美国工人日报》，刊载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原文。沈元这书虫整日泡在图书馆，见到之后大为吃惊，于是摘译其中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传阅，引起话题。沈元见解尤为出众，他指出斯大林问题的性质，赫鲁晓夫只归咎于“个人崇拜”不妥，根本上是制度问题，应当追究“个人崇拜”得以产生和盛行的社会制度。这在当时属于惊世骇俗之论。于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
沈元被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斋堂背石头，修水库，甚是苦累。期间差点跳水自杀，因为他的恋人曾到斋堂看过沈元，并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沈元大受刺
激，痛不欲生。他以为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幸亏友人在北海桥苦劝两小时，方救回沈元。
农村改造三年，由于表现良好，摘掉右派帽子，回来住在史家胡同姑妈家。其姑父母均为医学专家，姑父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副院长，姑母也是名医，有些地位。他能顺利摘掉右派帽子，估计与此有关。然而后来政治气氛日益严酷，这些关系就完全无用了。此时，他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研究历史，居然做出人们意想不到的成绩。
时值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极左政策酿祸受到非议，一时比较收敛，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对宽松了一些。沈元被姑母推荐给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刘主管近代史所，又把沈元推荐到历史学家黎澍的门下。正是经刘导生推荐，经黎澍、刘大年两位学者肯定，〈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得以在《历史研究》发表。接着，沈元以其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被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
沈元来所不久，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压缩转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博得满堂喝彩。沈元的文章还不单受到学术界重视，也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一时间，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运似乎有了转机。
然而转机背后就是“杀机”。沈元不成名尚好，如此一来处于风口浪尖，于是厄运接踵而至。早在他刚进所时，就有又红又专的调干生不服气，向上告状，被压了下来。此时，沈元才华显露，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都在谈论这个右派明星，由此招来忌恨。黎澍语：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北大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即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又红又专”），对抗党的教育方针。
有关领导不得不建议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笔名发表文章。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这些人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仍然不依不饶，又再次告状，甚至联名告到毛泽东那里，指责《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吹捧右派”（脱帽右派还是右派），一直到毛的秘书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中宣部也发下指示“要注意影响”、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沈元原是摘帽右派，不乖乖韬光养晦，还选择在专业上大出风头，这就成了当时要打倒的“白专”样板。陪斗批斗成了他的日常课，他最初忍着不与亲友联系，怕更加连累到他们，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打了一通电话给他的姐姐，唯一最亲近可以联络的亲人。说想要来她家避一避，这把姐姐吓坏了。她和妈妈住在一起，原已是被严格监控的对象，沈元一来，三人一定被抓进去，只得硬起心肠，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沈元苦苦哀求无效，只留下一句“好吧，那我走了”就挂了电话。
其时沈元刚结婚，夫人是他表妹，生的美而慧，两人青梅竹马。起初寄居在亲戚家，文革一来，夫妇二人被扫地出门，四处躲藏，工作单位不接纳，两人连栖身之所都没有。向亲人求救，也遭拒。呼天不灵叫地不应，又日日被抓去批斗，沈元身心陷入崩溃。终于忍无可忍，思得一计，欲逃亡国外，然这一计策最终将他推向死路。
如今看来，他的“计策”有些匪夷所思。他买来黑色鞋油，涂抹在脸上化装成黑人，跑到某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可是文革时，非洲国家与中国关系甚密，他这个穷书生，两手空空，没有任何情报价值，只为保命而来，他们岂会为他而开罪中国政府。于是该使馆转手就把他交给中国政府。
一九七Ｏ年四月十八日，沈元在北京被枪决。北京“公检法”公告如下：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 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沈元被捕后，他夫人仍抱有希望。她对一起劳动改造的人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在大会上沈元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群众口号震天中，沈夫人当场昏厥。
沈元枪毙后一年，母亲家人才接到通知。
沈元临刑时，据说跟他绑缚刑场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倒在血泊中时，沈元大呼：“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代”。遂逃过立死。回去审问，并无问题可交代。一个研究历史的书生，连想出来逃亡的计策都那么纸上谈兵，又有什么可交代的？不过是极力避免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死去，可那一声“刀下留人”再也没有等来。那子弹打死了这个历史学家的同时，也打死了历史。
注：一九八一年，在沈元被杀十一年后，迟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这一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恸哭，应该永留在历史当中，时时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
一个青年天才历史学家之死
沈元，浙江义务人，1938年生于上海，世家子弟，其父沈鹏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后从政。其姑母沈骊英为著名生物学家，迄今中国只有两个小麦品系是以人名命名，其中之一就是以沈骊英之名命名的小麦品种。沈元出生时，恰逢中日战争爆发，父亲随政府撤离西南，母亲携兄姐跟去，因他太小，留给祖母抚养。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七岁，父亲也已因公殉职。故沈元童年孤独，未曾真正享受父母亲情。
童年孤寂，然好读书，天资聪颖，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1955年，十七岁的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读书期间，天才加勤奋，如他给老师信中所言：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他自比“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天才加勤奋，沈元学问大增。曾根据汉代启蒙课本写出《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状况，发表在《历史研究》第三期，引起很大影响。
如无意外，这个戴高度近视眼镜，身体孱弱腼腆少语的白面书生将成为一个历史学者。然世事无常，这个平日从未得罪过任何人的书生，却因为一件事，招来大祸。也许是出于好奇，也许是为并具的聪慧和幼稚所累，他竟然翻译并议论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并在同学之间四处传播。
赫鲁晓夫做二十大报告时，国内是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老百姓不得与闻，但坏就坏在图书馆有英文的《美国工人日报》，刊载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原文。沈元这书虫整日泡在图书馆，见到之后大为吃惊，于是摘译其中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传阅，引起话题。沈元见解尤为出众，他指出斯大林问题的性质，赫鲁晓夫只归咎于“个人崇拜”不妥，根本上是制度问题，应当追究“个人崇拜”得以产生和盛行的社会制度。这在当时属于惊世骇俗之论。于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
沈元被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斋堂背石头，修水库，甚是苦累。期间差点跳水自杀，因为他的恋人曾到斋堂看过沈元，并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沈元大受刺
激，痛不欲生。他以为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幸亏友人在北海桥苦劝两小时，方救回沈元。
农村改造三年，由于表现良好，摘掉右派帽子，回来住在史家胡同姑妈家。其姑父母均为医学专家，姑父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副院长，姑母也是名医，有些地位。他能顺利摘掉右派帽子，估计与此有关。然而后来政治气氛日益严酷，这些关系就完全无用了。此时，他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研究历史，居然做出人们意想不到的成绩。
时值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极左政策酿祸受到非议，一时比较收敛，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对宽松了一些。沈元被姑母推荐给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刘主管近代史所，又把沈元推荐到历史学家黎澍的门下。正是经刘导生推荐，经黎澍、刘大年两位学者肯定，〈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得以在《历史研究》发表。接着，沈元以其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被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
沈元来所不久，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压缩转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博得满堂喝彩。沈元的文章还不单受到学术界重视，也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一时间，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运似乎有了转机。
然而转机背后就是“杀机”。沈元不成名尚好，如此一来处于风口浪尖，于是厄运接踵而至。早在他刚进所时，就有又红又专的调干生不服气，向上告状，被压了下来。此时，沈元才华显露，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都在谈论这个右派明星，由此招来忌恨。黎澍语：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北大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即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又红又专”），对抗党的教育方针。
有关领导不得不建议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笔名发表文章。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这些人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仍然不依不饶，又再次告状，甚至联名告到毛泽东那里，指责《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吹捧右派”（脱帽右派还是右派），一直到毛的秘书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中宣部也发下指示“要注意影响”、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沈元原是摘帽右派，不乖乖韬光养晦，还选择在专业上大出风头，这就成了当时要打倒的“白专”样板。陪斗批斗成了他的日常课，他最初忍着不与亲友联系，怕更加连累到他们，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打了一通电话给他的姐姐，唯一最亲近可以联络的亲人。说想要来她家避一避，这把姐姐吓坏了。她和妈妈住在一起，原已是被严格监控的对象，沈元一来，三人一定被抓进去，只得硬起心肠，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沈元苦苦哀求无效，只留下一句“好吧，那我走了”就挂了电话。
其时沈元刚结婚，夫人是他表妹，生的美而慧，两人青梅竹马。起初寄居在亲戚家，文革一来，夫妇二人被扫地出门，四处躲藏，工作单位不接纳，两人连栖身之所都没有。向亲人求救，也遭拒。呼天不灵叫地不应，又日日被抓去批斗，沈元身心陷入崩溃。终于忍无可忍，思得一计，欲逃亡国外，然这一计策最终将他推向死路。
如今看来，他的“计策”有些匪夷所思。他买来黑色鞋油，涂抹在脸上化装成黑人，跑到某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可是文革时，非洲国家与中国关系甚密，他这个穷书生，两手空空，没有任何情报价值，只为保命而来，他们岂会为他而开罪中国政府。于是该使馆转手就把他交给中国政府。
一九七Ｏ年四月十八日，沈元在北京被枪决。北京“公检法”公告如下：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 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沈元被捕后，他夫人仍抱有希望。她对一起劳动改造的人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在大会上沈元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群众口号震天中，沈夫人当场昏厥。
沈元枪毙后一年，母亲家人才接到通知。
沈元临刑时，据说跟他绑缚刑场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倒在血泊中时，沈元大呼：“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代”。遂逃过立死。回去审问，并无问题可交代。一个研究历史的书生，连想出来逃亡的计策都那么纸上谈兵，又有什么可交代的？不过是极力避免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死去，可那一声“刀下留人”再也没有等来。那子弹打死了这个历史学家的同时，也打死了历史。
注：一九八一年，在沈元被杀十一年后，迟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这一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恸哭，应该永留在历史当中，时时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