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之初，国内有识之士一致认为，谁先取得东北，谁就可以得到全中国。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便向有关部队发出了进军东北的命令。可以说，东北是中共华丽转身的开始，大决战的第一役在此展开。此役后，国共军力对比开始反转。在此基础上，林彪率“四野”挥师进关南下，自此，国共之争已见分晓。然而在这背后，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却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斗争过程，其中尤以清剿土匪最为复杂和激烈。 有枪便是草头王 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但在过去，东北的另一“特产”也举世闻名：土匪。在广袤的黑土地上，这些土匪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有句歌谣形容土匪的生活：“当响马，快乐多，骑着大马把酒喝，搂着女人吃饽饽。”早在清政府内忧外患时，土匪就已经乘势而起，正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东北土匪，又称“胡子”。东北民俗学者曹保明认为，如果当面称其土匪，轻则一通暴打，重则可能就没命了。但你当面叫他“胡子”，一般他们不会理会。他们自然也知道土匪这个名不好听，于是根据他们所信奉的祖师爷达摩多罗的相貌特征，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称号：“胡子”。还有一种说法是清末年间，东北土匪一般都用土枪，平时枪口处堵一塞木，塞木上系着红缨。当要射击时便将塞木取出衔在口中，远处望去就像红色的胡子，所以人们又称土匪为“红胡子”。日俄战争期间，东北老百姓又管俄罗斯人叫“红胡子”，因为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还有一种说法是，土匪干坏事怕让人认出来，于是就想了个办法，在行动之前在脸上贴了很多纸条，远看就像长了胡子。 据学者王元年和曹伟等人的研究，东北土匪的发展有三个重要时期：一是在清咸丰时期。由于太平军起义，驻东北八旗军大部入关作战，造成关外兵力空虚，土匪乘虚崛起。甲午战败后，清朝的溃军四处流窜进入关东，许多人人山为贼，落草为寇。当时每股“胡子”少则上千，多到上万人。东北最大的匪寇要属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二是日俄战争到日本侵占东北期间。由于连年战乱，上万股土匪蜂拥四起。有统计，当时东北土匪拥有枪支180万条，数量相当于200个军的装备。三是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满洲国”也随之土崩瓦解。东北忽然间出现了政权“真空”。日本关东军在宣布投降后，为制造混乱和减少当俘虏的人数，在8月19日宣布的《第62号命令》中，曾指令“伪满洲国”的兵团、内蒙古的“蒙王”伪军以及驻绥远的伪军各部自行解散，造成10万伪军散落在东北各地。同时，日伪遗弃的枪支弹药也大量流散，造成了土匪活动的适宜条件。一时间，东北土匪活动猖獗起来，什么“花蝴蝶”“草上飞”“占天时”“青山好”“混天珠”“滚地雷”等蜂拥而起，四处作祸。他们拉杆子，抢地盘，立队号，占山头，成为东北土匪最为鼎盛猖獗的时期。当时民间有句顺口溜：“有钱的怕绑，有姑娘的怕抢，走路的怕劫，出门的怕攮”，普通老百姓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生活。 小说《林海雪原》中有一个情节，土匪许大马棒血洗杉岚站，铡刀旁血流成河，尸体一块一块地被码成了垛。大树上挂着九颗人头，用铁丝穿着耳朵。全村一片火海，到处都是被烧焦的老人、孩子……这个描写并非虚构，而是取材于真实事件。在匪患成灾的年代，这样的惨况随处可见。土匪在行抢过程中，稍遇反抗，便要杀人，甚至屠村、屠镇，老少妇孺全不放过。有的土匪一人就杀过几百人，堪称杀人魔王。 土匪以抢劫为主要生存手段，其抢劫往往是雁过拔毛式的，经常是一村一镇地抢，只要进了村，便挨家挨户抢。金银珠宝，猪马牛羊，粮食布料，针头线脑，见啥抢啥。黑龙江的巨匪“老占山”，曾经率部进城，把佳木斯全城洗劫一空。土匪另一个重要的敛财手段是绑票。他们一旦抓来“肉票”，便开始疯狂折磨，甚至割下鼻子耳朵，以威逼家人拿钱。被绑票的人家多被勒索得家破人亡。 胡子“受封”变身国军 东北光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赶在共产党之前控制东北，在主力部队到东北前，派遣了大批特务等人员进入东北各地，并与各种帮会土匪建立联系。收编加委敌伪残余（伪官吏、警察、宪兵）、惯匪和被清算的地主恶霸，利用投机分子、野心家等，组成所谓的“地下军”“先遣军”“保安军”“忠义救国军”等，对各地土匪进行“接收”。一时间，东北土匪势力急剧澎胀，最猖狂时达到25万人左右，为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兵力的2.5倍。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之多，先后加委敌伪残余、惯匪和地主武装，“总司令”和“总指挥”32名、“军长”33名，“师长”158名。国民党给这些匪首的委任状，就是一块白绸子或一张纸。例如当过伪国军、警察的崔大刚，东北光复后成了土匪头子，被国民党委任为东北救国军第2军军长，旋即又被委任为国民党第6路军第3军中将军长。东北巨匪谢文东被委任为东北挺进军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匪首“座山雕”张乐山被委任为国民党东北第2纵队第2支队司令等等。国民党收编这些无恶不作的武装势力，目的在于阻止共产党进入东北，所以这些土匪并未因国民党的收编而有所约束，仍旧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仅如此，有了国民党的撑腰，他们更肆无忌惮了，他们中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歌谣：“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借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枪就别在腰后头，真是神仙太自由。”反映出了这些土匪的本质和面目。 共产党进入东北后，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时，一些恶霸地主为了“报复”和“翻把”，也与土匪勾结，破坏土改，打击中共建立的基层政权。同时，他们又与“家理教”“一贯道”等封建迷信组织相串通，欺骗、驱使某些群众参与其中，更加扩大了土匪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匪患对中共在东北立足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 1946年6月，北满境内“受封”的“中央胡子”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松花江以南的行动，先后占据了东宁、东安、同江等县城，截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线，并号称要与国民党军“会师哈尔滨”。随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胡子”们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城内的大小店铺被抢劫一空，中共县委、县政府包括萝北县长在内的二十多名共产党干部被集体枪杀。中共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遭土匪强奸后上吊自杀。 8月15日，佳木斯各界群众在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同时公审几个日本战犯和汉奸。正当公审即将开始时，会场受到了“胡子”们的武装袭击。顿时场外枪声骤起，场内群众乱作一团。骚乱平息后，主席台和会场上血迹斑斑，传单还在随风飘荡，上面赫然写着“欢迎国军”“打倒共匪”“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等等。 这样，在东北的白山黑水和林海雪原中，解放军不得不展开一场长达4年之久的剿匪斗争，堪称与国民党军在东北作战的“第二战场”。从作战规模和作战形式来说，剿匪大体经过了一个清剿大股土匪、追剿小股土匪，到肃清残匪、散匪和捕捉匪首的过程。从地区进展来说，大体是按南满、西满、东满和北满的次序，重点则是战略根据地的北满。 剿匪是北满决胜的一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鉴于东北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开展工作，先后从关内各解放区调入干部两万多名、军队十万多人。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5年9月在沈阳开始工作，彭真任书记。东北局建立后，为加强北满广大地区党政与军队工作，中央又决定成立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11月16日，中共北满分局在哈尔滨成立。陈云任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高岗任副书记兼北满军区司令员。 北满是匪患的重灾区，切身感受到土匪祸害的陈云到达北满后，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认为剿匪乃“当前急务”，“是北满决胜的一环”。不剿灭土匪，群众心存疑惧，不可能发动起来，也就不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此，他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提出抽调正规部队到北满、西满剿匪。陈云的建议引起毛泽东的重视，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他要求“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 1946年2月，根据陈云、高岗的意见，东北局先后派刘转连、宴福生率领的三五九旅和杨国夫等率领的渤海军区第七师奔赴北满，剿匪力量明显加强。 三五九旅在北满剿匪的第一仗就是攻打五常，该县位于哈尔滨以南90公里，是拉宾线上的一个战略要点，也是土匪的主要巢穴之一。土匪熟悉地理，善于伪装，容易造成匪民难分。初时，三五九旅摸得不透，缺乏经验，使用两个营进攻。土匪一见对方人多势众，急忙化整为零，大部分都跑掉了。部队接下来攻打珠河（今尚志）时，吸取以前的教训，准备从深山老林中秘密穿过去，出其不意地包围敌人。战斗打响后才发现敌人火力强大，工事较多，即迅速改变战法，围而不进，待查清土匪火力详细配置后，才发起总攻。用九二步兵炮对城墙上的碉堡和火力点实施点射，发发命中，然后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压制敌火力，掩护部队迅速接近城墙，搭人梯登城，打垮了土匪的防线。当部队攻入城内，土匪故伎重施，又把枪一扔，混入老百姓中。三五九旅立即采取严密封锁，广泛发动群众，展开政治攻势，让俘虏揭发检举，把冒牌的“老百姓”清查出来。除少数潜逃外，这次战斗共歼灭土匪近千人，打了一个漂亮仗。 平息“八二八暴动” 1946年3月，苏军逐步北撤回国，蒋介石开始向东北大举增兵。5月，我军被迫从四平、长春撤退。为数约两万左右的土匪乘我军主力忙于正面作战、后方较为空虚之机，在松江、嫩江、合江等地又乘势复起。东北各地相继出现“牡丹江暴乱”“通化暴动”等事件。5月下旬，就在林彪率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向松花江北转移途中，有一天联军总部保卫部门给他送来一份急电：“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某副科长携机密文件，在特务的诱使并在一股土匪的接应下，叛变投敌……”四平失利已使林彪深感不安，此时又发生了自己直接领导的部下投敌叛变之事。接到这封电报后，林彪坚决地说：“岂有此理，东北要想巩固，必须消灭土匪和特务。” 1946年6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四平战役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把克服东北当前危机、转变危局的中心环节，放在了“彻底剿灭土匪，解决土地问题”上。6月12日，又发出《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明确了一批主力部队参加剿匪并确定了剿匪的兵力部署。 在剿匪斗争中，平息“八二八暴动”，捕获匪首姜鹏飞的战斗最为鼓舞人心。陈云曾表扬说，消灭姜鹏飞不亚于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 匪首姜鹏飞是全国著名的大汉奸，东北讲武堂毕业，“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1940年被派到华北任伪绥靖总司令部副司令、唐山行营主任、冀东特别行政区长官等职。曾指挥汪伪军和伪满“铁石”部队，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灭绝人性的大扫荡。他秉承日本指挥官的旨意，一手制造了潘家峪惨案。冀东的老百姓一提起姜鹏飞这个名字，都恨得咬牙切齿。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1945年9月7日委任他为“陆军新编第27军军长”。但并没有给他一兵一卒，只是电令他去东北收编伪满军，自己发展队伍。 1946年4月28日，由李天佑、刘转连率领的我军三五九旅及松江部队攻占了哈尔滨。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得知解放军占领哈尔滨后，便指示姜鹏飞迅速组建一支新的部队，举行军事暴动，夺回哈尔滨。于是，姜鹏飞在北满先后收编了散兵游勇、土杂武装、日军残余等十余个师，成为此地实力最大的“中央胡子”。 1946年7月，杜聿明命令姜鹏飞“配合新一军进攻，同时进驻哈市”。姜鹏飞潜入哈尔滨，准备里应外合。8月10日，他见新一军仍未发动进攻，决定自己单独动手。8月18日，姜鹏飞兵分四路，对哈尔滨形成包围态势。在市内，他策划在8月28日早晨，于三棵树、太平桥、道外、道里、顾乡屯等地举事。东北民主联军早已打入敌人内部，掌握了姜鹏飞的计划，决定当机立断，将敌匪一网打尽。 8月26日晚，在哈尔滨市区的光复饭店内，姜鹏飞正在召见一个叛变的东北民主联军团长，并任命这个叛变过来的团长为师长。正当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潜伏在饭店的特工人员从天而降，一举将这伙罪大恶极的匪首擒获。在对姜鹏飞的突审和侦察中，又发现姜鹏飞与反动会道门头头李明信早已勾结起来，此人自封为“皇帝”，已经做好龙袍，封了“娘娘”，操纵道徒数千人，准备于8月28日凌晨配合姜鹏飞在香坊、太平桥一带举行暴乱。结果，李明信的皇冠未及加顶，双手就被铐上了手铐。 砍断“四大旗杆” 在北满的广大地区中，合江是匪患的重灾区。盘踞在此的土匪数量最多，头目最大，活动最猖獗。其中尤以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久荣等四大股匪为最，人称“四大旗杆”，每股都麇集千余人。他们都是政治土匪，翻云覆雨，大多起初接受我方收编，后又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也有先受国民党加委，后再受我方收编，尔后又反叛的。1946年1月至5月间，受我军打击，“四大旗杆”虽退出依兰县城和铁路公路交通线，但他们只是被打散，各股顽匪依然潜伏待机。 1946年9月22日至30日，主持合江工作的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合江军区军政干部会议，提出剿匪的“三猛战术”，即猛打猛冲猛追，并调在延安时期就积累了剿匪经验的贺晋年任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任政治委员。同时加强了剿匪力量，用于剿匪的部队达2.1万人，开始了活捉匪首、清剿“四大旗杆”的战役。 贺晋年带领指战员不怕疲劳，连续作战，数次横跨牡丹江，追击顽匪于林海雪原中。他后来回忆：“东北有三宗宝，我们的小分队也有三宗宝，大饼子、咸菜疙瘩和乌拉草。追‘胡子’是十万火急的事，没工夫埋锅做饭，再说做饭有烟也会给‘胡子’报信，战士们只能骑在马上吃大饼子就咸菜疙瘩。冬天玉米饼冻得跟铅球似的，啃不动，战士们就揣在怀里暖化了再啃着吃。”1946年11月20日，四大旗杆中影响最大的所谓第一杆匪首谢文东，被贺晋年的追剿部队追到穷途末路，几百人马或死或降，最后孤身一人被生擒。在1946年12月18日的《东北日报》上，对活捉谢文东一幕有着生动描写：“五虎嘴子与五道河子之间，牡丹江的一段，每年都冻得早，很可能谢文东就躲在那儿附近，待机过河。只要到那个地方去搜寻，或许可以搜到。5连副连长被叫到谭副旅长（谭友林）跟前，谭把任务交给了他，说：‘这是找人参的任务！谢文东比人参胖得多，一定可以找得着，见了胖子，捉来就是！’副连长李玉清带了十几个战士，穿着便衣上了山，在一个树稀的山上发现一座小庙堂，有个胖子跪在那里求神。李副连长见了胖子非常高兴，提着枪大声喊：‘你是老谢不？我来捉你了！’就这样，一个巨匪魁首谢文东，活捉过来了！” 12月3日在勃利县政府门前召开了公审大会，会后在碾子河西岸谢文东被处决。 张雨新，外号“张黑子”。“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寇，残杀过许多抗日志士。日本投降后他改换门庭，投靠蒋介石，被委任为“东北第十五集团军挺进军中将、总指挥”。11月下旬的一天，贺晋年等在剿匪指挥部意外地从俘虏中发现了张雨新的副官，他是被张雨新派来打探谢文东的情况的，不料被俘。据他交代，张雨新活动在三道通以西的深山里。 得知消息后，贺晋年立即决定派三五九旅八团某连二排排长刘淑彦率领三十余人搜剿。刘淑彦率队在山里一口气追了百余里地，赶到三道通五道河子西岸找到张雨新住的窝棚，但里面已经没有人了，不过烧的炭火还有余热，估计张雨新还没有走远。战士们不顾疲劳，继续搜寻，不久又发现了一个窝棚，立即包围起来。刘淑彦向里面大喊：“张黑子出来！”藏在窝棚里的张雨新知道已无路可逃，只好束手就擒。我军还缴获了他的电台和国民党给他的委任状。 另一巨匪李华堂也在12月中旬窜至大盘道沟堂子时，与我军执行送电台任务的一个通讯连遭遇被俘，但李华堂乘人不备脱身逃走。8团的一名参谋带着4个骑兵急驰而追，在一个草甸子里发现了李华堂，再次将其擒获，用一辆马车把李拉上返回部队。没想到半路上马受惊将车拉翻滚下山坡，李华堂即被摔死。 老惯匪孙荣久，外号孙快腿。“九・一八”事变后效忠日寇，残害抗日志士，恶贯满盈。“八・一五”后，曾一度被我军收编，随即又投靠国民党特务分子，曾被委任为“第十五集团军第二军中将军长”，带领一股匪徒活动于勃利、桦南一带。 1947年1月，三五九旅骑兵团在消灭李华堂股匪后，即进至勃利一带追剿孙荣久股匪，经六天六夜穷追猛打，已将其大部歼灭。孙荣久为摆脱我军追击，将残部化整为零，他只带副官彭治斌和贴身卫士小叶子流窜至桦南县阎家区一带，在一个山洞里躲藏了两个多月。因弹尽粮绝，只好派小叶子下山打探情况。但小叶子下山不久即被我军俘获。根据他的供词，我部于3月26日清晨对孙荣久栖息的猴石山搜查，在山腰的一个木屋里将孙荣久和他的副官擒获。 至此，罪恶昭彰的“四大旗杆”在军民合力追剿下全部落网，剿匪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张闻天在1947年春节前的干部大会上说：“去年土匪特务四处横行，社会混乱不安，今年，老百姓终于可以过上一个好年了。” 捉匪首、挖匪根、清匪患 从1947年1月后，剿匪斗争进入到肃清残匪、散匪、捕捉匪首和挖匪根的时期。 随着土地改革的开展和群众武装的建立，东北解放区开展了搜山拉网、清查户口、查验路条、捉匪首、挖匪根、群众起枪等对敌斗争活动。合江军区在贯彻民主联军总部制定的“猛打穷追，钉楔堵击，彻底消灭”的方针。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生擒“座山雕”张乐山等25名土匪的传奇故事就是发生在此时。经过5个月的反复追剿，到1947年5月，东北解放区的匪患基本肃清，那些臭名昭著的匪首均被捕获。 辽沈战役前，经过三年多的剿匪斗争，匪患被基本肃清。但在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南下之后，一些地区仍存有尚未来得及肃清漏网的国民党的残余武装以及残存的少量地主土匪武装。为此，1948年9月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发布第15号匪情通报，称7月至8月间东安、辽北、嫩江、黑龙江、松江、冀察、热辽等7个省区发现土匪67股，约3000余人，要求各地应进一步组织力量，迅速督剿。 1949年1月15日，黑龙江、合江、嫩江三省联合召开剿匪会议，要求彻底消灭残余土匪。会议决定以黑龙江军事部为中心，建立联合统一的剿匪指挥机关，协同作战。在辽宁、吉林等省，也同时对残余土匪展开了清剿。 东北解放区剿匪斗争的胜利，不仅有力地保卫了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了根据地，为日后的全国各解放区剿匪提供了经验。而且，剿匪与土改并行，使广大人民得到了实惠，为保卫革命成果，东北人民积极支援前线，到1948年底，上前线参军参战的东北百姓平均一天拉出一个连队，可以说创下了空前的奇迹。
解放战争之初，国内有识之士一致认为，谁先取得东北，谁就可以得到全中国。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便向有关部队发出了进军东北的命令。可以说，东北是中共华丽转身的开始，大决战的第一役在此展开。此役后，国共军力对比开始反转。在此基础上，林彪率“四野”挥师进关南下，自此，国共之争已见分晓。然而在这背后，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却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斗争过程，其中尤以清剿土匪最为复杂和激烈。 有枪便是草头王 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但在过去，东北的另一“特产”也举世闻名：土匪。在广袤的黑土地上，这些土匪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有句歌谣形容土匪的生活：“当响马，快乐多，骑着大马把酒喝，搂着女人吃饽饽。”早在清政府内忧外患时，土匪就已经乘势而起，正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东北土匪，又称“胡子”。东北民俗学者曹保明认为，如果当面称其土匪，轻则一通暴打，重则可能就没命了。但你当面叫他“胡子”，一般他们不会理会。他们自然也知道土匪这个名不好听，于是根据他们所信奉的祖师爷达摩多罗的相貌特征，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称号：“胡子”。还有一种说法是清末年间，东北土匪一般都用土枪，平时枪口处堵一塞木，塞木上系着红缨。当要射击时便将塞木取出衔在口中，远处望去就像红色的胡子，所以人们又称土匪为“红胡子”。日俄战争期间，东北老百姓又管俄罗斯人叫“红胡子”，因为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还有一种说法是，土匪干坏事怕让人认出来，于是就想了个办法，在行动之前在脸上贴了很多纸条，远看就像长了胡子。 据学者王元年和曹伟等人的研究，东北土匪的发展有三个重要时期：一是在清咸丰时期。由于太平军起义，驻东北八旗军大部入关作战，造成关外兵力空虚，土匪乘虚崛起。甲午战败后，清朝的溃军四处流窜进入关东，许多人人山为贼，落草为寇。当时每股“胡子”少则上千，多到上万人。东北最大的匪寇要属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二是日俄战争到日本侵占东北期间。由于连年战乱，上万股土匪蜂拥四起。有统计，当时东北土匪拥有枪支180万条，数量相当于200个军的装备。三是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满洲国”也随之土崩瓦解。东北忽然间出现了政权“真空”。日本关东军在宣布投降后，为制造混乱和减少当俘虏的人数，在8月19日宣布的《第62号命令》中，曾指令“伪满洲国”的兵团、内蒙古的“蒙王”伪军以及驻绥远的伪军各部自行解散，造成10万伪军散落在东北各地。同时，日伪遗弃的枪支弹药也大量流散，造成了土匪活动的适宜条件。一时间，东北土匪活动猖獗起来，什么“花蝴蝶”“草上飞”“占天时”“青山好”“混天珠”“滚地雷”等蜂拥而起，四处作祸。他们拉杆子，抢地盘，立队号，占山头，成为东北土匪最为鼎盛猖獗的时期。当时民间有句顺口溜：“有钱的怕绑，有姑娘的怕抢，走路的怕劫，出门的怕攮”，普通老百姓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生活。 小说《林海雪原》中有一个情节，土匪许大马棒血洗杉岚站，铡刀旁血流成河，尸体一块一块地被码成了垛。大树上挂着九颗人头，用铁丝穿着耳朵。全村一片火海，到处都是被烧焦的老人、孩子……这个描写并非虚构，而是取材于真实事件。在匪患成灾的年代，这样的惨况随处可见。土匪在行抢过程中，稍遇反抗，便要杀人，甚至屠村、屠镇，老少妇孺全不放过。有的土匪一人就杀过几百人，堪称杀人魔王。 土匪以抢劫为主要生存手段，其抢劫往往是雁过拔毛式的，经常是一村一镇地抢，只要进了村，便挨家挨户抢。金银珠宝，猪马牛羊，粮食布料，针头线脑，见啥抢啥。黑龙江的巨匪“老占山”，曾经率部进城，把佳木斯全城洗劫一空。土匪另一个重要的敛财手段是绑票。他们一旦抓来“肉票”，便开始疯狂折磨，甚至割下鼻子耳朵，以威逼家人拿钱。被绑票的人家多被勒索得家破人亡。 胡子“受封”变身国军 东北光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赶在共产党之前控制东北，在主力部队到东北前，派遣了大批特务等人员进入东北各地，并与各种帮会土匪建立联系。收编加委敌伪残余（伪官吏、警察、宪兵）、惯匪和被清算的地主恶霸，利用投机分子、野心家等，组成所谓的“地下军”“先遣军”“保安军”“忠义救国军”等，对各地土匪进行“接收”。一时间，东北土匪势力急剧澎胀，最猖狂时达到25万人左右，为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兵力的2.5倍。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之多，先后加委敌伪残余、惯匪和地主武装，“总司令”和“总指挥”32名、“军长”33名，“师长”158名。国民党给这些匪首的委任状，就是一块白绸子或一张纸。例如当过伪国军、警察的崔大刚，东北光复后成了土匪头子，被国民党委任为东北救国军第2军军长，旋即又被委任为国民党第6路军第3军中将军长。东北巨匪谢文东被委任为东北挺进军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匪首“座山雕”张乐山被委任为国民党东北第2纵队第2支队司令等等。国民党收编这些无恶不作的武装势力，目的在于阻止共产党进入东北，所以这些土匪并未因国民党的收编而有所约束，仍旧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仅如此，有了国民党的撑腰，他们更肆无忌惮了，他们中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歌谣：“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借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枪就别在腰后头，真是神仙太自由。”反映出了这些土匪的本质和面目。 共产党进入东北后，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时，一些恶霸地主为了“报复”和“翻把”，也与土匪勾结，破坏土改，打击中共建立的基层政权。同时，他们又与“家理教”“一贯道”等封建迷信组织相串通，欺骗、驱使某些群众参与其中，更加扩大了土匪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匪患对中共在东北立足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 1946年6月，北满境内“受封”的“中央胡子”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松花江以南的行动，先后占据了东宁、东安、同江等县城，截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线，并号称要与国民党军“会师哈尔滨”。随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胡子”们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城内的大小店铺被抢劫一空，中共县委、县政府包括萝北县长在内的二十多名共产党干部被集体枪杀。中共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遭土匪强奸后上吊自杀。 8月15日，佳木斯各界群众在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同时公审几个日本战犯和汉奸。正当公审即将开始时，会场受到了“胡子”们的武装袭击。顿时场外枪声骤起，场内群众乱作一团。骚乱平息后，主席台和会场上血迹斑斑，传单还在随风飘荡，上面赫然写着“欢迎国军”“打倒共匪”“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等等。 这样，在东北的白山黑水和林海雪原中，解放军不得不展开一场长达4年之久的剿匪斗争，堪称与国民党军在东北作战的“第二战场”。从作战规模和作战形式来说，剿匪大体经过了一个清剿大股土匪、追剿小股土匪，到肃清残匪、散匪和捕捉匪首的过程。从地区进展来说，大体是按南满、西满、东满和北满的次序，重点则是战略根据地的北满。 剿匪是北满决胜的一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鉴于东北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开展工作，先后从关内各解放区调入干部两万多名、军队十万多人。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5年9月在沈阳开始工作，彭真任书记。东北局建立后，为加强北满广大地区党政与军队工作，中央又决定成立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11月16日，中共北满分局在哈尔滨成立。陈云任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高岗任副书记兼北满军区司令员。 北满是匪患的重灾区，切身感受到土匪祸害的陈云到达北满后，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认为剿匪乃“当前急务”，“是北满决胜的一环”。不剿灭土匪，群众心存疑惧，不可能发动起来，也就不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此，他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提出抽调正规部队到北满、西满剿匪。陈云的建议引起毛泽东的重视，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他要求“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 1946年2月，根据陈云、高岗的意见，东北局先后派刘转连、宴福生率领的三五九旅和杨国夫等率领的渤海军区第七师奔赴北满，剿匪力量明显加强。 三五九旅在北满剿匪的第一仗就是攻打五常，该县位于哈尔滨以南90公里，是拉宾线上的一个战略要点，也是土匪的主要巢穴之一。土匪熟悉地理，善于伪装，容易造成匪民难分。初时，三五九旅摸得不透，缺乏经验，使用两个营进攻。土匪一见对方人多势众，急忙化整为零，大部分都跑掉了。部队接下来攻打珠河（今尚志）时，吸取以前的教训，准备从深山老林中秘密穿过去，出其不意地包围敌人。战斗打响后才发现敌人火力强大，工事较多，即迅速改变战法，围而不进，待查清土匪火力详细配置后，才发起总攻。用九二步兵炮对城墙上的碉堡和火力点实施点射，发发命中，然后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压制敌火力，掩护部队迅速接近城墙，搭人梯登城，打垮了土匪的防线。当部队攻入城内，土匪故伎重施，又把枪一扔，混入老百姓中。三五九旅立即采取严密封锁，广泛发动群众，展开政治攻势，让俘虏揭发检举，把冒牌的“老百姓”清查出来。除少数潜逃外，这次战斗共歼灭土匪近千人，打了一个漂亮仗。 平息“八二八暴动” 1946年3月，苏军逐步北撤回国，蒋介石开始向东北大举增兵。5月，我军被迫从四平、长春撤退。为数约两万左右的土匪乘我军主力忙于正面作战、后方较为空虚之机，在松江、嫩江、合江等地又乘势复起。东北各地相继出现“牡丹江暴乱”“通化暴动”等事件。5月下旬，就在林彪率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向松花江北转移途中，有一天联军总部保卫部门给他送来一份急电：“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某副科长携机密文件，在特务的诱使并在一股土匪的接应下，叛变投敌……”四平失利已使林彪深感不安，此时又发生了自己直接领导的部下投敌叛变之事。接到这封电报后，林彪坚决地说：“岂有此理，东北要想巩固，必须消灭土匪和特务。” 1946年6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四平战役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把克服东北当前危机、转变危局的中心环节，放在了“彻底剿灭土匪，解决土地问题”上。6月12日，又发出《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明确了一批主力部队参加剿匪并确定了剿匪的兵力部署。 在剿匪斗争中，平息“八二八暴动”，捕获匪首姜鹏飞的战斗最为鼓舞人心。陈云曾表扬说，消灭姜鹏飞不亚于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 匪首姜鹏飞是全国著名的大汉奸，东北讲武堂毕业，“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1940年被派到华北任伪绥靖总司令部副司令、唐山行营主任、冀东特别行政区长官等职。曾指挥汪伪军和伪满“铁石”部队，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灭绝人性的大扫荡。他秉承日本指挥官的旨意，一手制造了潘家峪惨案。冀东的老百姓一提起姜鹏飞这个名字，都恨得咬牙切齿。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1945年9月7日委任他为“陆军新编第27军军长”。但并没有给他一兵一卒，只是电令他去东北收编伪满军，自己发展队伍。 1946年4月28日，由李天佑、刘转连率领的我军三五九旅及松江部队攻占了哈尔滨。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得知解放军占领哈尔滨后，便指示姜鹏飞迅速组建一支新的部队，举行军事暴动，夺回哈尔滨。于是，姜鹏飞在北满先后收编了散兵游勇、土杂武装、日军残余等十余个师，成为此地实力最大的“中央胡子”。 1946年7月，杜聿明命令姜鹏飞“配合新一军进攻，同时进驻哈市”。姜鹏飞潜入哈尔滨，准备里应外合。8月10日，他见新一军仍未发动进攻，决定自己单独动手。8月18日，姜鹏飞兵分四路，对哈尔滨形成包围态势。在市内，他策划在8月28日早晨，于三棵树、太平桥、道外、道里、顾乡屯等地举事。东北民主联军早已打入敌人内部，掌握了姜鹏飞的计划，决定当机立断，将敌匪一网打尽。 8月26日晚，在哈尔滨市区的光复饭店内，姜鹏飞正在召见一个叛变的东北民主联军团长，并任命这个叛变过来的团长为师长。正当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潜伏在饭店的特工人员从天而降，一举将这伙罪大恶极的匪首擒获。在对姜鹏飞的突审和侦察中，又发现姜鹏飞与反动会道门头头李明信早已勾结起来，此人自封为“皇帝”，已经做好龙袍，封了“娘娘”，操纵道徒数千人，准备于8月28日凌晨配合姜鹏飞在香坊、太平桥一带举行暴乱。结果，李明信的皇冠未及加顶，双手就被铐上了手铐。 砍断“四大旗杆” 在北满的广大地区中，合江是匪患的重灾区。盘踞在此的土匪数量最多，头目最大，活动最猖獗。其中尤以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久荣等四大股匪为最，人称“四大旗杆”，每股都麇集千余人。他们都是政治土匪，翻云覆雨，大多起初接受我方收编，后又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也有先受国民党加委，后再受我方收编，尔后又反叛的。1946年1月至5月间，受我军打击，“四大旗杆”虽退出依兰县城和铁路公路交通线，但他们只是被打散，各股顽匪依然潜伏待机。 1946年9月22日至30日，主持合江工作的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合江军区军政干部会议，提出剿匪的“三猛战术”，即猛打猛冲猛追，并调在延安时期就积累了剿匪经验的贺晋年任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任政治委员。同时加强了剿匪力量，用于剿匪的部队达2.1万人，开始了活捉匪首、清剿“四大旗杆”的战役。 贺晋年带领指战员不怕疲劳，连续作战，数次横跨牡丹江，追击顽匪于林海雪原中。他后来回忆：“东北有三宗宝，我们的小分队也有三宗宝，大饼子、咸菜疙瘩和乌拉草。追‘胡子’是十万火急的事，没工夫埋锅做饭，再说做饭有烟也会给‘胡子’报信，战士们只能骑在马上吃大饼子就咸菜疙瘩。冬天玉米饼冻得跟铅球似的，啃不动，战士们就揣在怀里暖化了再啃着吃。”1946年11月20日，四大旗杆中影响最大的所谓第一杆匪首谢文东，被贺晋年的追剿部队追到穷途末路，几百人马或死或降，最后孤身一人被生擒。在1946年12月18日的《东北日报》上，对活捉谢文东一幕有着生动描写：“五虎嘴子与五道河子之间，牡丹江的一段，每年都冻得早，很可能谢文东就躲在那儿附近，待机过河。只要到那个地方去搜寻，或许可以搜到。5连副连长被叫到谭副旅长（谭友林）跟前，谭把任务交给了他，说：‘这是找人参的任务！谢文东比人参胖得多，一定可以找得着，见了胖子，捉来就是！’副连长李玉清带了十几个战士，穿着便衣上了山，在一个树稀的山上发现一座小庙堂，有个胖子跪在那里求神。李副连长见了胖子非常高兴，提着枪大声喊：‘你是老谢不？我来捉你了！’就这样，一个巨匪魁首谢文东，活捉过来了！” 12月3日在勃利县政府门前召开了公审大会，会后在碾子河西岸谢文东被处决。 张雨新，外号“张黑子”。“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寇，残杀过许多抗日志士。日本投降后他改换门庭，投靠蒋介石，被委任为“东北第十五集团军挺进军中将、总指挥”。11月下旬的一天，贺晋年等在剿匪指挥部意外地从俘虏中发现了张雨新的副官，他是被张雨新派来打探谢文东的情况的，不料被俘。据他交代，张雨新活动在三道通以西的深山里。 得知消息后，贺晋年立即决定派三五九旅八团某连二排排长刘淑彦率领三十余人搜剿。刘淑彦率队在山里一口气追了百余里地，赶到三道通五道河子西岸找到张雨新住的窝棚，但里面已经没有人了，不过烧的炭火还有余热，估计张雨新还没有走远。战士们不顾疲劳，继续搜寻，不久又发现了一个窝棚，立即包围起来。刘淑彦向里面大喊：“张黑子出来！”藏在窝棚里的张雨新知道已无路可逃，只好束手就擒。我军还缴获了他的电台和国民党给他的委任状。 另一巨匪李华堂也在12月中旬窜至大盘道沟堂子时，与我军执行送电台任务的一个通讯连遭遇被俘，但李华堂乘人不备脱身逃走。8团的一名参谋带着4个骑兵急驰而追，在一个草甸子里发现了李华堂，再次将其擒获，用一辆马车把李拉上返回部队。没想到半路上马受惊将车拉翻滚下山坡，李华堂即被摔死。 老惯匪孙荣久，外号孙快腿。“九・一八”事变后效忠日寇，残害抗日志士，恶贯满盈。“八・一五”后，曾一度被我军收编，随即又投靠国民党特务分子，曾被委任为“第十五集团军第二军中将军长”，带领一股匪徒活动于勃利、桦南一带。 1947年1月，三五九旅骑兵团在消灭李华堂股匪后，即进至勃利一带追剿孙荣久股匪，经六天六夜穷追猛打，已将其大部歼灭。孙荣久为摆脱我军追击，将残部化整为零，他只带副官彭治斌和贴身卫士小叶子流窜至桦南县阎家区一带，在一个山洞里躲藏了两个多月。因弹尽粮绝，只好派小叶子下山打探情况。但小叶子下山不久即被我军俘获。根据他的供词，我部于3月26日清晨对孙荣久栖息的猴石山搜查，在山腰的一个木屋里将孙荣久和他的副官擒获。 至此，罪恶昭彰的“四大旗杆”在军民合力追剿下全部落网，剿匪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张闻天在1947年春节前的干部大会上说：“去年土匪特务四处横行，社会混乱不安，今年，老百姓终于可以过上一个好年了。” 捉匪首、挖匪根、清匪患 从1947年1月后，剿匪斗争进入到肃清残匪、散匪、捕捉匪首和挖匪根的时期。 随着土地改革的开展和群众武装的建立，东北解放区开展了搜山拉网、清查户口、查验路条、捉匪首、挖匪根、群众起枪等对敌斗争活动。合江军区在贯彻民主联军总部制定的“猛打穷追，钉楔堵击，彻底消灭”的方针。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生擒“座山雕”张乐山等25名土匪的传奇故事就是发生在此时。经过5个月的反复追剿，到1947年5月，东北解放区的匪患基本肃清，那些臭名昭著的匪首均被捕获。 辽沈战役前，经过三年多的剿匪斗争，匪患被基本肃清。但在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南下之后，一些地区仍存有尚未来得及肃清漏网的国民党的残余武装以及残存的少量地主土匪武装。为此，1948年9月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发布第15号匪情通报，称7月至8月间东安、辽北、嫩江、黑龙江、松江、冀察、热辽等7个省区发现土匪67股，约3000余人，要求各地应进一步组织力量，迅速督剿。 1949年1月15日，黑龙江、合江、嫩江三省联合召开剿匪会议，要求彻底消灭残余土匪。会议决定以黑龙江军事部为中心，建立联合统一的剿匪指挥机关，协同作战。在辽宁、吉林等省，也同时对残余土匪展开了清剿。 东北解放区剿匪斗争的胜利，不仅有力地保卫了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了根据地，为日后的全国各解放区剿匪提供了经验。而且，剿匪与土改并行，使广大人民得到了实惠，为保卫革命成果，东北人民积极支援前线，到1948年底，上前线参军参战的东北百姓平均一天拉出一个连队，可以说创下了空前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