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幽泓：社区组织是最自然的组织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8-15 作者:张玥晗 冯宙锋
陈幽泓
1982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士学位，曾为美国印地安纳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浸会大学及美国、德国等研究机构的访问学者。1984年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领域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主要方向是公共政策的制度分析、基层社区治理、纠纷与冲突解决等，是当前在城市住宅治理领域中最活跃的学者之一。
业主委员会是一个新兴的民间组织，虽然我提到了在政策、在制度以及在其他各个方面他们处于的某种优势，但是目前总体来说全中国的业主组织处于原生状态。
8月6日，陈幽泓教授做客岭南大讲坛，和广州观众一同分享了社区自治的诸多经验，也向我们揭示了业主组织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城市社区自治作为社会管理中的一个典型，成为社会管理中异军突起的力量。政府应该如何与社会、非政府组织协调分担社会管理责任，城市社区自治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对此，陈幽泓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为什么我们和居委会没有关系？
从生活常识来看，我们跟居民委员会的关系不太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从1990年到现在一再修订，但是我们很少参加居民委员会的活动，因为我们习惯于搭便车。搭便车的原因其实是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投票制度上，设计并非以个人为本位。比如它的选举规定是过半数的居民，通过过半数的投票就可以决定一个事务，只要大于25%，这个事就决定了，也就是说这些少数人就可以将事决定了，不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从投票制度上来说。
居民委员会是行政化的组织，它有大量的行政事务，有很低的投票门槛，所以行政权力可以完全发挥作用，可以做出重大决定，每一个人在居民组织中的分量很低，他的这一票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这样的话，居民可能就不关心居民委员会的事务了。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类似的规定，参与决策的事务可以由18岁以上的村民，可以由每一户代表，它是一个熟人社会，血缘关系以及村级组织的行政化特点，使得行政关系、血缘关系都可以代替投票关系，也就是说在村一级的组织中，选举贿选的情况很普遍，买票情况很普遍。
但是我们在比较业主组织时完全不一样。
业主组织有什么不同？
业主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生人社会，每一个人没有行政关系，没有血缘和熟人关系，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团体中，你要想解决问题，必须要依靠规则、依靠契约。这样每一个人作用的百分比大大大于前二者。
业主组织有几个制度上的制衡。首先它对财产权有比较明确的设计。它的设计首先是将整个社区的财产分成专有和共有部分，然后建立了一个关联，就是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有直接关联的，也就是说你有多少面积的专有，在共有事务上就有多大的发言权。第二是业主组织中私益和公益密切相连，如果你想为个人维权，必须为公共利益维权。
另外在业主组织中考虑了现代政治制度的制衡，分人头票和财产票，是要制衡大业主。第二在业主制度中非常明确规定了业主大会是一个实体。业主大会作为实体，它对业委会有制衡，所以这样的制衡使业委会主要成为一个执行机构，当然它也有执行上的决策权，但是所有重大的决策权都在业主大会上规定了。
此外这样的一种制衡对于多数和少数的对抗、个体和群体的对抗都有某种制衡，业主在住宅区、小区中，一般发生纠纷、冲突、对抗，所有人会被动员起来，每一票都会起作用。这是我们在发生纠纷的小区中可以看到的一点。
没有纠纷的时候，一个小区是安静的、静悄悄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仍然是中国传统模式，但是一旦发生纠纷，每一个人会被动员起来，然后每一票都会起作用。为什么呢？中国人的这种行为方式、价值理念，在某一点上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财产权。对于普通人来说，住房是你所拥有的最大宗财产，家是你的家所在地，是你家人日常生活的寄托，所以如果你的家，你最大宗的财产发生了事务，那么个人是有动机去维权的。
维权的作用？
业主的维权，是有组织、有计划，当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正当途径进行的。这是我国在近几年才有的现象，特别是在北京，大量业主的物业纠纷进入了司法途径。2000年以后北京这种司法诉讼以平均150%的速度增长，我们想一想，2006年到2007年，能够被法院审理的如果有2万件，那么代表有多少物业纠纷案件，最起码是十倍，几十万件。
在这样的一些案件中，通过司法判例，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定纷止争，然后创立了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它就会对人们的行为有所约束，最终它能够对这个社会起到构建秩序的作用。
这样的过程是业主们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打出来的，这些案子如果我对它做一些归纳的话，它通过司法程序，要弄清楚到底政府的公权力行为边界在哪里，什么事是政府不能做的，什么事是民众的权利、需要予以尊重的。另外还要规范商业的行为，还有一些是在业主之间的事情，业主内部的派别之争也有可以依据的法定民主程序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起点，是我们中国人民未来要做到的一点。
在北京有一个社区，当然不止一个社区，若干个社区，当他们想更换物业公司的时候，政府就经常会出来干预，贴出一个公告说业主这样的行为不合法，等等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法院作出这样的判例，结论是只有在业主行为违反法律时，政府才可以出手。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大概在2 0 0 3年时在北京发生了几起这样的案子，自此之后政府再也没有直接做过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判例深入人心。
■问答
公益周刊：北京市怎么解决旧楼加建电梯的矛盾，这个问题在广州也很普遍。
陈幽泓：按照北京市的做法，将这样的事务都交给业主。北京市通过很多方式让业主更能决策。像电梯这样的事情，可能牵涉到某些楼栋，牵涉到利益当事人，北京市就规定楼栋可以成立业委会的分会，由利益相关人来处理，使得一千户、几千户的业主组织能够找到那个事务的相关人。
公益周刊：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很多业主常年不住在小区，而是出租给外来者，面对小区的纠纷租房者没有切肤之痛，如何调动他们参与呢？
陈幽泓：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如果说你不关心社区公共事务，意味着你放弃某种权利，作为公民在这个方面是有欠缺。虽然我们现在讲的是业主，实际上应该非常关心租户的利益，关心少数派、关心弱势群体，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最基本的认识。下一步我想租户的利益应该提到议事日程。
公益周刊：为什么广州的小区业委会这些年却越弄越少，到底是谁“弄”的？
陈幽泓：我再三强调了业主组织是一个原生态，因为业主组织在中国是最自然、最接近于一个纯粹民间组织的组织，但政府要有义务使它持久，政府要有意识地使它做强。
我觉得广州应该在业主这个领域，去主动扶持。如果你不扶持和支持，各种各样的制度障碍就会将业主组织越弄越少，应该说越弄越少有业主自身的问题，因为个人自发的原生态很难持久。另外最基层的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的各个商业组织，都会给业主组织造成障碍，使得他们越弄越少。
■经验分享
北京市住建委的行动带来了改变
我想通过北京市业主小区的事务，以及相关部门北京市住建委说明我对社会管理的观点。
2009年，北京市住建委开始采取行动了，第一是政府立法的创新，第二是和北京市的业主领袖交朋友，跟所有这些江湖人士交朋友，直接联系，直接和他们开会，听他们的意见。这一点说真的挺让我震惊，因为我在北京做这个领域的工作快十年了，都没有想到政府官员会去做这个事，和民间人士、民间组织结成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他们做的两大创新。
不到2年的时间，这个政府部门一共立了接近40个政策文件，他们将这40个政策文件分解到各个处室，每一个处室是一个课题组，这个课题组吸收社会专家学者和业主领袖、业主积极分子，包括那些刺头的意见。后来住建委主任也说，以前那些给他们挑刺的人，现在都在为他们工作，而且非常乐于为他们工作。
住建委给业主做了很多傻瓜书，像是儿童图画书似的，怎么成立业主大会等，明确核心价值就是立法方向是促进业主自治，将物业管理从政府公共事务中剥离出来，将物业管理还给真正的主体———北京市业主的立法精神。
北京市现在不到21%的业主成立了业委会，北京市住建委认为这是因为制度障碍。他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启动难、筹备难、备案难、换届难、决策难等问题。由街道出面筹备，街道可以做筹备组组长，但是他们非常注意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界限，如果政府指定的人做筹备组组长，那么筹备组组长是没有决策权的，你没有投票权，如果你指定的是一位小区的组长来做筹备组组长，这个组长不能够选举、不能够进入业委会。也就是说通过各种方式保证业主组织，是要经过投票民主选举出来的，尽量减少公权力的干预。
北京住建委理清了居委会和业委会的关系，一个自治组织、一个民间组织，即使有行政性去领导另外一个民间组织，这是非常不现实的，各有各的职责范围、各有各的权力出处。
北京住建委有很多精巧的设计，我不细讲了，只说一下它直接的效果。北京市经过这么多年业主组织也就700个左右，一共3000多个小区，不到4000，比例在20%.经过这一年多，北京市住建委作为主管部门的这种创新、开放的态度，现在业主组织增加到900个左右，达到了24%.今年下半年，这个速度我想会加快。
实实在在说，北京住建委的大跃进，这40个文件是全社会参与的共同成果。这是住建委的话，也是我看到的成果、看到的情况。对于这一部分，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创新，由于北京市的社会政治条件有所不同，比较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你想真正做一点事，官员中他们也是社会精英，他们很多人有理想和抱负，追求民主和法治，有这样的动机，也有这样的条件主动改革创新，北京市住建委的这种创新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一路绿灯。
文字整理：南都记者张玥晗 摄影：南都记者冯宙锋 实习生徐敏
陈幽泓：社区组织是最自然的组织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8-15 作者:张玥晗 冯宙锋
陈幽泓
1982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士学位，曾为美国印地安纳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浸会大学及美国、德国等研究机构的访问学者。1984年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领域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主要方向是公共政策的制度分析、基层社区治理、纠纷与冲突解决等，是当前在城市住宅治理领域中最活跃的学者之一。
业主委员会是一个新兴的民间组织，虽然我提到了在政策、在制度以及在其他各个方面他们处于的某种优势，但是目前总体来说全中国的业主组织处于原生状态。
8月6日，陈幽泓教授做客岭南大讲坛，和广州观众一同分享了社区自治的诸多经验，也向我们揭示了业主组织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城市社区自治作为社会管理中的一个典型，成为社会管理中异军突起的力量。政府应该如何与社会、非政府组织协调分担社会管理责任，城市社区自治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对此，陈幽泓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为什么我们和居委会没有关系？
从生活常识来看，我们跟居民委员会的关系不太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从1990年到现在一再修订，但是我们很少参加居民委员会的活动，因为我们习惯于搭便车。搭便车的原因其实是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投票制度上，设计并非以个人为本位。比如它的选举规定是过半数的居民，通过过半数的投票就可以决定一个事务，只要大于25%，这个事就决定了，也就是说这些少数人就可以将事决定了，不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从投票制度上来说。
居民委员会是行政化的组织，它有大量的行政事务，有很低的投票门槛，所以行政权力可以完全发挥作用，可以做出重大决定，每一个人在居民组织中的分量很低，他的这一票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这样的话，居民可能就不关心居民委员会的事务了。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类似的规定，参与决策的事务可以由18岁以上的村民，可以由每一户代表，它是一个熟人社会，血缘关系以及村级组织的行政化特点，使得行政关系、血缘关系都可以代替投票关系，也就是说在村一级的组织中，选举贿选的情况很普遍，买票情况很普遍。
但是我们在比较业主组织时完全不一样。
业主组织有什么不同？
业主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生人社会，每一个人没有行政关系，没有血缘和熟人关系，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团体中，你要想解决问题，必须要依靠规则、依靠契约。这样每一个人作用的百分比大大大于前二者。
业主组织有几个制度上的制衡。首先它对财产权有比较明确的设计。它的设计首先是将整个社区的财产分成专有和共有部分，然后建立了一个关联，就是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有直接关联的，也就是说你有多少面积的专有，在共有事务上就有多大的发言权。第二是业主组织中私益和公益密切相连，如果你想为个人维权，必须为公共利益维权。
另外在业主组织中考虑了现代政治制度的制衡，分人头票和财产票，是要制衡大业主。第二在业主制度中非常明确规定了业主大会是一个实体。业主大会作为实体，它对业委会有制衡，所以这样的制衡使业委会主要成为一个执行机构，当然它也有执行上的决策权，但是所有重大的决策权都在业主大会上规定了。
此外这样的一种制衡对于多数和少数的对抗、个体和群体的对抗都有某种制衡，业主在住宅区、小区中，一般发生纠纷、冲突、对抗，所有人会被动员起来，每一票都会起作用。这是我们在发生纠纷的小区中可以看到的一点。
没有纠纷的时候，一个小区是安静的、静悄悄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仍然是中国传统模式，但是一旦发生纠纷，每一个人会被动员起来，然后每一票都会起作用。为什么呢？中国人的这种行为方式、价值理念，在某一点上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财产权。对于普通人来说，住房是你所拥有的最大宗财产，家是你的家所在地，是你家人日常生活的寄托，所以如果你的家，你最大宗的财产发生了事务，那么个人是有动机去维权的。
维权的作用？
业主的维权，是有组织、有计划，当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正当途径进行的。这是我国在近几年才有的现象，特别是在北京，大量业主的物业纠纷进入了司法途径。2000年以后北京这种司法诉讼以平均150%的速度增长，我们想一想，2006年到2007年，能够被法院审理的如果有2万件，那么代表有多少物业纠纷案件，最起码是十倍，几十万件。
在这样的一些案件中，通过司法判例，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定纷止争，然后创立了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它就会对人们的行为有所约束，最终它能够对这个社会起到构建秩序的作用。
这样的过程是业主们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打出来的，这些案子如果我对它做一些归纳的话，它通过司法程序，要弄清楚到底政府的公权力行为边界在哪里，什么事是政府不能做的，什么事是民众的权利、需要予以尊重的。另外还要规范商业的行为，还有一些是在业主之间的事情，业主内部的派别之争也有可以依据的法定民主程序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起点，是我们中国人民未来要做到的一点。
在北京有一个社区，当然不止一个社区，若干个社区，当他们想更换物业公司的时候，政府就经常会出来干预，贴出一个公告说业主这样的行为不合法，等等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法院作出这样的判例，结论是只有在业主行为违反法律时，政府才可以出手。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大概在2 0 0 3年时在北京发生了几起这样的案子，自此之后政府再也没有直接做过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判例深入人心。
■问答
公益周刊：北京市怎么解决旧楼加建电梯的矛盾，这个问题在广州也很普遍。
陈幽泓：按照北京市的做法，将这样的事务都交给业主。北京市通过很多方式让业主更能决策。像电梯这样的事情，可能牵涉到某些楼栋，牵涉到利益当事人，北京市就规定楼栋可以成立业委会的分会，由利益相关人来处理，使得一千户、几千户的业主组织能够找到那个事务的相关人。
公益周刊：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很多业主常年不住在小区，而是出租给外来者，面对小区的纠纷租房者没有切肤之痛，如何调动他们参与呢？
陈幽泓：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如果说你不关心社区公共事务，意味着你放弃某种权利，作为公民在这个方面是有欠缺。虽然我们现在讲的是业主，实际上应该非常关心租户的利益，关心少数派、关心弱势群体，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最基本的认识。下一步我想租户的利益应该提到议事日程。
公益周刊：为什么广州的小区业委会这些年却越弄越少，到底是谁“弄”的？
陈幽泓：我再三强调了业主组织是一个原生态，因为业主组织在中国是最自然、最接近于一个纯粹民间组织的组织，但政府要有义务使它持久，政府要有意识地使它做强。
我觉得广州应该在业主这个领域，去主动扶持。如果你不扶持和支持，各种各样的制度障碍就会将业主组织越弄越少，应该说越弄越少有业主自身的问题，因为个人自发的原生态很难持久。另外最基层的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的各个商业组织，都会给业主组织造成障碍，使得他们越弄越少。
■经验分享
北京市住建委的行动带来了改变
我想通过北京市业主小区的事务，以及相关部门北京市住建委说明我对社会管理的观点。
2009年，北京市住建委开始采取行动了，第一是政府立法的创新，第二是和北京市的业主领袖交朋友，跟所有这些江湖人士交朋友，直接联系，直接和他们开会，听他们的意见。这一点说真的挺让我震惊，因为我在北京做这个领域的工作快十年了，都没有想到政府官员会去做这个事，和民间人士、民间组织结成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他们做的两大创新。
不到2年的时间，这个政府部门一共立了接近40个政策文件，他们将这40个政策文件分解到各个处室，每一个处室是一个课题组，这个课题组吸收社会专家学者和业主领袖、业主积极分子，包括那些刺头的意见。后来住建委主任也说，以前那些给他们挑刺的人，现在都在为他们工作，而且非常乐于为他们工作。
住建委给业主做了很多傻瓜书，像是儿童图画书似的，怎么成立业主大会等，明确核心价值就是立法方向是促进业主自治，将物业管理从政府公共事务中剥离出来，将物业管理还给真正的主体———北京市业主的立法精神。
北京市现在不到21%的业主成立了业委会，北京市住建委认为这是因为制度障碍。他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启动难、筹备难、备案难、换届难、决策难等问题。由街道出面筹备，街道可以做筹备组组长，但是他们非常注意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界限，如果政府指定的人做筹备组组长，那么筹备组组长是没有决策权的，你没有投票权，如果你指定的是一位小区的组长来做筹备组组长，这个组长不能够选举、不能够进入业委会。也就是说通过各种方式保证业主组织，是要经过投票民主选举出来的，尽量减少公权力的干预。
北京住建委理清了居委会和业委会的关系，一个自治组织、一个民间组织，即使有行政性去领导另外一个民间组织，这是非常不现实的，各有各的职责范围、各有各的权力出处。
北京住建委有很多精巧的设计，我不细讲了，只说一下它直接的效果。北京市经过这么多年业主组织也就700个左右，一共3000多个小区，不到4000，比例在20%.经过这一年多，北京市住建委作为主管部门的这种创新、开放的态度，现在业主组织增加到900个左右，达到了24%.今年下半年，这个速度我想会加快。
实实在在说，北京住建委的大跃进，这40个文件是全社会参与的共同成果。这是住建委的话，也是我看到的成果、看到的情况。对于这一部分，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创新，由于北京市的社会政治条件有所不同，比较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你想真正做一点事，官员中他们也是社会精英，他们很多人有理想和抱负，追求民主和法治，有这样的动机，也有这样的条件主动改革创新，北京市住建委的这种创新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一路绿灯。
文字整理：南都记者张玥晗 摄影：南都记者冯宙锋 实习生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