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权威理论：基于不对称信息与博弈论的分析 （聊城大学 商学院，山东 聊城252059）
本文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展开分析。故事一，人大代表证事件。一老人因拆迁补偿问题与有关单位多次交涉未果，遂到政府部门前去理论，办事人员无意中发现老人口袋装有人大代表证一个，于是积极解决老人问题。事后得知，代表证为老人途中拾获，未及上交。故事二，冒充领导亲属实施诈骗或干部子女利用父母权势犯罪案件频发，更有多位省部级高官因子女利用其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被牵连下马。故事三，中小学座位排序现象。目前一部分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存在一个不良现象：学生座位次序排列不再依照传统的身高规则，而是按照学生家长权力大小、贫富情况排列。学生入学后校方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统计学生家庭资料，便于因权、因财施教。以上现象蕴涵着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第二，不对称信息静态博弈与非重复博弈的博弈结构；第三，社会福利函数发生了变化。我们把由信息、博弈格局与社会福利函数相联结而形成的，用以解释一些社会现象，并能进一步启发人们对信息与效率、信息与社会福利，博弈结构与效率、博弈结构与社会福利等问题深入思考的一种用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分析政治市场问题的解释称作“隐匿权威理论”。这种分析方法的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
一、 隐匿权威、强隐匿权威与弱隐匿权威
定义一：隐匿权威指由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真实知识无法得到有效传递和揭示，导致交易置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格局中，在经验、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下，使得交易者的行动引起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福利水平出现增进或衰减的一种权威关系。
上文中的几个故事说明隐匿权威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广泛存在的。即便在西方民主国家，法律再完善，法制再健全，隐匿权威关系也是普遍存在的。隐匿权威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无关，只要存在隐匿权威关系包含的信息不对称、静态博弈的弈局等条件，隐匿权威就会存在，因为不论何种体制下的人都是“有限理性”的。而隐匿权威关系一旦出现，不可能不对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等式造成影响，即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福利水平会出现增进或衰减。
定义二：强隐匿权威指私人信息拥有者故意隐藏自己关于本项交易的真实知识，利用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构造双方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格局，并以一种间接显示的方式向交易对象做出一定的信息揭示，以诱使交易对象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努力，从而改变社会分配状况和福利函数的一种权威关系。
强隐匿权威往往与寻租现象相联系，与一般隐匿权威关系相比，负面性较强，含有交易关系中私人信息拥有者的主观故意，本文中讲到的故事二往往属于此类。强隐匿权威可能导致信息经济学理论中所谓柠檬市场（Akerlof ，1970）的出现，使交易者的平均素质下降。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不必然与效率低下、负面价值相联系，有许多交易的进行正得益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但强隐匿权威关系的存在却使得市场上人们对不对称信息的评价逐步降低， 劣质交易者驱逐优质交易者，低效交易驱逐高效交易，降低交易频率与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社会福利水平。
定义三：弱隐匿权威即私人信息拥有者并非出于故意，而使交易对象对其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做了扭曲[1]
接受，导致交易对象采取了增进私人信息拥有者效用却可能会偏离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动，从而会对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福利水平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一种权威关系。
弱隐匿权威与强隐匿权威相比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存在。通常情况下，私人信息拥有者并没有向交易对象发送有关其身份、地位的信号，也没有谋求从交易对象那里得到方便，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也是机会主义的，交易对象往往会歪曲地接收信息，并按照对信息的理解采取相应行动。信号的接受是扭曲的，导致其行动偏离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概率陡然增大，从而会对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福利水平产生消极影响。当然，弱隐匿权威不都是负面的，在一些情况下其也会带来积极影响。
二、 隐匿权威的生发机制
（一）信息不对称是基础机制
信息不对称是文中所述现象出现的基础。故事一中拆迁问题的解决得益于上访者接访者双方对人大代表证的信息占有数量存在差异。人大代表证件本身没有价值， 却能彰显其拥有者的社会精英身份，并隐含着社会精英凭借政治体系中的投票权影响政治、经济、社会事务而与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故事二中打着领导旗号行骗的行为能够得逞，故事三中那些家庭缺乏背景的学生得以在初入学的一个较短时期内受到公平对待均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关。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逐渐消解，私人信息拥有者无意或刻意隐瞒的信息逐渐为对方所知，事情的结果会发生变化。
（二）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与非重复博弈是必要条件
博弈结构会严格影响博弈参与者的得益。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重要特征是一方不确知另一方的相关信息与行动。而非重复博弈的特征是博弈行为的非重复性，策略空间较小，双方关于博弈的信息不完备，局中人只关心一次性的支付，从而时间折扣、回忆等因素不会对参与者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也不用考虑报复性策略的问题。在不对称信息一次性博弈结构下，故事一中工作人员的占优策略是“积极办事”，故事二中各单位的占优策略是“提供方便”，故事三中学校的占优策略是“前排”。而如果我们将博弈扩展到动态博弈，局中人可能而且应该考虑到当期行为对未来行为及得益的影响，报复性策略有可能被选择，参与者的策略选择及得益矩阵均会发生变化，故事一中的工作人员会由于了解人大代表证的真相而继续对老人采取敷衍策略，故事二中的受骗者可能避免损失，故事三中的家庭无背景的孩子不再会受到公平对待。
（三）抽租(rent extraction)是激发因素
从更深的层次考虑，人们在治理关系中对隐匿权威的敬畏与服从是出于对抽租的顾虑。抽租（McChesney ，1988）表现为权势人物发出的要求分享租金的一种可置信的威胁，如果不满足权势人物的抽租要求，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租金被剥夺。人们预期不到这种隐匿权威关系将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但为避免利益遭受强力剥夺，主动割让部分既得利益符合期望效用最大化准则。并且人们维护既得利益的想法又使得一些强隐匿权威关系的利用者得以敲竹杠。政治抽租对于隐匿权威关系的出现并非不可或缺，但的确多数隐匿权威关系的存在是由于人们对政治抽租的担心。 [2]
三、 隐匿权威的政治控制力与经济扩展力
隐匿权威的政治控制力是本文论述隐匿权威的逻辑起点，政治控制力指这种权威关系对于政治、组织资源的影响，正是具有政治控制力隐匿权威才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上拥有了强大的动员力量。隐匿权威就其实质来讲属于政治权威关系的一种隐性延伸，在制度范畴内可归于非正式制度类别。隐匿权威关系无论表象为何种形式，我们都可以看到国家暴力发挥作用的影子。虽将隐匿权威认作是政治权威关系的隐性延伸。但二者
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一，二者的产生机制是不同的，权威关系发挥作用无须什么条件，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它就开始发挥作用。而隐匿权威必须具备不对称信息、非动态博弈等条件才会出现。其二，二者的价值评价不同，权威关系作为治理交易的一种安排，是人类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是社会进步、文明跃迁的产物，而隐匿权威从来不曾以正式安排的形式出现，也不一定与高效率相联系，相反，隐匿权威却经常出现在负面的分析中。虽然具有诸多不同，但在政治控制力上二者具有相同的功能，当然隐匿权威要加入人类的机会主义、理性预期等因素。
隐匿权威的经济扩展力是研究隐匿权威问题的理论归依。经济扩展力指隐匿权威关系的得益者可以将政治控制力转化为对经济资源的占有。当我们的视域从政治域转换到交易域（青木昌彦，2001），隐匿权威关系背后隐藏的无非是人们的经济利益博弈。无论是权威关系还是隐匿权威关系，真正触动人们神经的更多的不是对权力的畏惧，而是对私利的追求或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但在文明社会，权威关系又是分析问题不可绕过的，正是在权威关系的规约下人类才在对利益的追求中共同进步着，从霍布斯丛林到现代社会，人类由于依从于权威关系才不至于在争斗中走向毁灭。人们对权威关系的关心只不过是其能带来实在的物质利益。 [3]
四、 隐匿权威的经济价值
（一）增益价值
首先，可降低交易成本。隐匿权威利用了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静态且非重复博弈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政治或组织权威关系治理交易而替代了自由市场交易，这种治理关系转换降低了成本。在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这点上，隐匿权威关系与行贿是具有相同作用的机制。只不过以行贿的方式达成交易其中起润滑作用的是经济利益，而依靠隐匿权威关系促成交易其中起润滑作用的是政治或组织利益。其次，会提高行政效率。政治人物的政治创租与抽租是妨碍行政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而在满足隐匿权威关系要求条件的情况下，租的攫取冲动由于信息不对称与静态博弈无法对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对比做出合理预期，此时政治人物的占优策略是不寻租。隐匿权威关系降低了政治人物的创租与抽租冲动，润滑了政治体系的运行，提高了行政效率。最后，能动员潜在资源参加交易。资源在何种程度被投入交易是预期收益的递增函数，这一法则亦适用于政治市场。正是由于隐匿权威的不对称信息才使得潜在资源投入交易。如果资源所有者确切知道对方关于交易的信息，则其投入的资源量是对方为自己提供收益量的函数。在很多情况下，这将显著降低交易的数量。同时，静态博弈的格局内含投入与收益的不确定性，潜在资源的所有者的占优策略是“投入”，而如果博弈扩展到动态，潜在资源的所有者会获得关于博弈的更多的信息，其投入的资源量将可能下降。
（二）负面价值
首先，可能助长寻租。权威关系作为国家暴力潜能（North ，1981）的载体与实现机制的一种，由于具有特殊的能量与高收益等相联系，因而其报酬也比其他机制为高，但权威关系不是免费的，滥用权威的风险较高。但隐匿权威与之不同，它利用的是人们的信息不对称及非重复博弈的结构，在此情况下，权威关系对于寻租者来说是近乎免费的机制。对于寻租者来说，依靠隐匿权威关系得到的租金不会与依靠送礼行贿等显形式得到的租金有实质性的区别，这种刺激必然增加人们寻租的概率。其次，增大资源配置失效的可能性。隐匿权威可能导致资源与利益过分向权势网络内部人倾斜，使资源配置偏离最优路径。在社会民主程度、公众意识、政治制度诸因子中，隐匿权威是一个能极大影响社会福利函数并使其产生剧烈变化的因子。隐匿权威借力于国家暴力潜能，以强的能量聚敛资源并向得益者集中，扰乱社会政治经济秩序，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后，导致培养隐匿权威的资源浪费。政治人物也未必不想利用权势维护、谋取利益，但或许慑于[4]
惩罚制度的威严，或许由于政治体系意识形态教化导致其心智结构发生变化，以显性的形式谋求利益者毕竟只是少数。而隐匿权威既能满足当权者对隐蔽形式的寻求又能使其获得所带来的收益，因而得到一部分人的追捧。为此浪费大量资源也就变的可以解释。一些当权者假公务之便，极力扩大自己的影响、构织关系网络均属此类。
五、 余 论
总之，隐匿权威不可避免，其与意识形态、基本制度无关，不分国别，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都会存在，但隐匿权威并非不可遏制。隐匿权威虽与国家基本制度无关，但国家间的差异很大，转型期经济体尤为严重，这有其理论根源。其一，转型经济体制度不健全，社会不合理因素主要源自法律政策的漏洞、干部任免与考核制度缺陷、司法腐败及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特殊情况，这是隐匿权威现象严重的制度性根源。其二，基本制度意义上的转型经济体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共产主义制度曾经长或短期存在过，在大范围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与之相联系的思想观念、对制度等问题的理解、对马列经典的教条应用造成的社会悲剧、与国家转型伴生的旧观念的扬弃与新观念的接受给人们以深刻影响，这是隐匿权威广泛存在的思想意识根源。其三，软政权[5][6]（Myrdal ，1968，1970）在转型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隐匿权威关系较发达民主制度国家会在更多的领域、更广的范围内存在并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虽然本文主要并不是在积极的层面上论及隐匿权威关系，但正如文中所述，隐匿权威并非没有任何增益价值。理解隐匿权威产生的机理，利于为建立有效防范或缓解其带来的危害的相关制度提供理论指导。健全制度、完善制度实施机制、强化意识形态教化等措施都有利于隐匿权威负面效应的治理。同时，本文的分析也有助于人们为隐匿权威正面效能的发挥创造条件。如提倡具有良好社会信誉、能力突出者通过引导性信号显示，提高对方收益预期，促进交易，提高效率。根本地，这种正面效能发挥的程度取决于所设计的激励机制满足交易者激励相容的程度。
参考文献：
[1]GEORGE.AKERLOF.1970,"TheMarketfor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andthe Market Mechanism"[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MCCHESNEY.FRED S.1988.Rent Extraction and Reng Creation in the Economic [A]. Theory.In: Rowley, Charles K. and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Seeking, Boston/ Dordrecht/ New Y or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79-196.
[3]『比較制度分析に向けて』青木昌彦 (著), 滝沢 弘和, 谷口 和弘 (翻訳) NTT出版、2001年。
[4]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New York: W. W.Norton & Co,1981.
[5]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M]. By GUNNAR MYRD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6]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M]. By Gunnar Myrdal.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I968. 3 vols.
(收稿日期： 责任编辑： )
隐匿权威理论：基于不对称信息与博弈论的分析 （聊城大学 商学院，山东 聊城252059）
本文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展开分析。故事一，人大代表证事件。一老人因拆迁补偿问题与有关单位多次交涉未果，遂到政府部门前去理论，办事人员无意中发现老人口袋装有人大代表证一个，于是积极解决老人问题。事后得知，代表证为老人途中拾获，未及上交。故事二，冒充领导亲属实施诈骗或干部子女利用父母权势犯罪案件频发，更有多位省部级高官因子女利用其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被牵连下马。故事三，中小学座位排序现象。目前一部分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存在一个不良现象：学生座位次序排列不再依照传统的身高规则，而是按照学生家长权力大小、贫富情况排列。学生入学后校方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统计学生家庭资料，便于因权、因财施教。以上现象蕴涵着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第二，不对称信息静态博弈与非重复博弈的博弈结构；第三，社会福利函数发生了变化。我们把由信息、博弈格局与社会福利函数相联结而形成的，用以解释一些社会现象，并能进一步启发人们对信息与效率、信息与社会福利，博弈结构与效率、博弈结构与社会福利等问题深入思考的一种用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分析政治市场问题的解释称作“隐匿权威理论”。这种分析方法的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
一、 隐匿权威、强隐匿权威与弱隐匿权威
定义一：隐匿权威指由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真实知识无法得到有效传递和揭示，导致交易置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格局中，在经验、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下，使得交易者的行动引起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福利水平出现增进或衰减的一种权威关系。
上文中的几个故事说明隐匿权威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广泛存在的。即便在西方民主国家，法律再完善，法制再健全，隐匿权威关系也是普遍存在的。隐匿权威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无关，只要存在隐匿权威关系包含的信息不对称、静态博弈的弈局等条件，隐匿权威就会存在，因为不论何种体制下的人都是“有限理性”的。而隐匿权威关系一旦出现，不可能不对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等式造成影响，即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福利水平会出现增进或衰减。
定义二：强隐匿权威指私人信息拥有者故意隐藏自己关于本项交易的真实知识，利用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构造双方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格局，并以一种间接显示的方式向交易对象做出一定的信息揭示，以诱使交易对象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努力，从而改变社会分配状况和福利函数的一种权威关系。
强隐匿权威往往与寻租现象相联系，与一般隐匿权威关系相比，负面性较强，含有交易关系中私人信息拥有者的主观故意，本文中讲到的故事二往往属于此类。强隐匿权威可能导致信息经济学理论中所谓柠檬市场（Akerlof ，1970）的出现，使交易者的平均素质下降。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不必然与效率低下、负面价值相联系，有许多交易的进行正得益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但强隐匿权威关系的存在却使得市场上人们对不对称信息的评价逐步降低， 劣质交易者驱逐优质交易者，低效交易驱逐高效交易，降低交易频率与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社会福利水平。
定义三：弱隐匿权威即私人信息拥有者并非出于故意，而使交易对象对其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做了扭曲[1]
接受，导致交易对象采取了增进私人信息拥有者效用却可能会偏离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动，从而会对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福利水平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一种权威关系。
弱隐匿权威与强隐匿权威相比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存在。通常情况下，私人信息拥有者并没有向交易对象发送有关其身份、地位的信号，也没有谋求从交易对象那里得到方便，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也是机会主义的，交易对象往往会歪曲地接收信息，并按照对信息的理解采取相应行动。信号的接受是扭曲的，导致其行动偏离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概率陡然增大，从而会对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福利水平产生消极影响。当然，弱隐匿权威不都是负面的，在一些情况下其也会带来积极影响。
二、 隐匿权威的生发机制
（一）信息不对称是基础机制
信息不对称是文中所述现象出现的基础。故事一中拆迁问题的解决得益于上访者接访者双方对人大代表证的信息占有数量存在差异。人大代表证件本身没有价值， 却能彰显其拥有者的社会精英身份，并隐含着社会精英凭借政治体系中的投票权影响政治、经济、社会事务而与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故事二中打着领导旗号行骗的行为能够得逞，故事三中那些家庭缺乏背景的学生得以在初入学的一个较短时期内受到公平对待均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关。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逐渐消解，私人信息拥有者无意或刻意隐瞒的信息逐渐为对方所知，事情的结果会发生变化。
（二）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与非重复博弈是必要条件
博弈结构会严格影响博弈参与者的得益。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重要特征是一方不确知另一方的相关信息与行动。而非重复博弈的特征是博弈行为的非重复性，策略空间较小，双方关于博弈的信息不完备，局中人只关心一次性的支付，从而时间折扣、回忆等因素不会对参与者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也不用考虑报复性策略的问题。在不对称信息一次性博弈结构下，故事一中工作人员的占优策略是“积极办事”，故事二中各单位的占优策略是“提供方便”，故事三中学校的占优策略是“前排”。而如果我们将博弈扩展到动态博弈，局中人可能而且应该考虑到当期行为对未来行为及得益的影响，报复性策略有可能被选择，参与者的策略选择及得益矩阵均会发生变化，故事一中的工作人员会由于了解人大代表证的真相而继续对老人采取敷衍策略，故事二中的受骗者可能避免损失，故事三中的家庭无背景的孩子不再会受到公平对待。
（三）抽租(rent extraction)是激发因素
从更深的层次考虑，人们在治理关系中对隐匿权威的敬畏与服从是出于对抽租的顾虑。抽租（McChesney ，1988）表现为权势人物发出的要求分享租金的一种可置信的威胁，如果不满足权势人物的抽租要求，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租金被剥夺。人们预期不到这种隐匿权威关系将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但为避免利益遭受强力剥夺，主动割让部分既得利益符合期望效用最大化准则。并且人们维护既得利益的想法又使得一些强隐匿权威关系的利用者得以敲竹杠。政治抽租对于隐匿权威关系的出现并非不可或缺，但的确多数隐匿权威关系的存在是由于人们对政治抽租的担心。 [2]
三、 隐匿权威的政治控制力与经济扩展力
隐匿权威的政治控制力是本文论述隐匿权威的逻辑起点，政治控制力指这种权威关系对于政治、组织资源的影响，正是具有政治控制力隐匿权威才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上拥有了强大的动员力量。隐匿权威就其实质来讲属于政治权威关系的一种隐性延伸，在制度范畴内可归于非正式制度类别。隐匿权威关系无论表象为何种形式，我们都可以看到国家暴力发挥作用的影子。虽将隐匿权威认作是政治权威关系的隐性延伸。但二者
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一，二者的产生机制是不同的，权威关系发挥作用无须什么条件，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它就开始发挥作用。而隐匿权威必须具备不对称信息、非动态博弈等条件才会出现。其二，二者的价值评价不同，权威关系作为治理交易的一种安排，是人类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是社会进步、文明跃迁的产物，而隐匿权威从来不曾以正式安排的形式出现，也不一定与高效率相联系，相反，隐匿权威却经常出现在负面的分析中。虽然具有诸多不同，但在政治控制力上二者具有相同的功能，当然隐匿权威要加入人类的机会主义、理性预期等因素。
隐匿权威的经济扩展力是研究隐匿权威问题的理论归依。经济扩展力指隐匿权威关系的得益者可以将政治控制力转化为对经济资源的占有。当我们的视域从政治域转换到交易域（青木昌彦，2001），隐匿权威关系背后隐藏的无非是人们的经济利益博弈。无论是权威关系还是隐匿权威关系，真正触动人们神经的更多的不是对权力的畏惧，而是对私利的追求或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但在文明社会，权威关系又是分析问题不可绕过的，正是在权威关系的规约下人类才在对利益的追求中共同进步着，从霍布斯丛林到现代社会，人类由于依从于权威关系才不至于在争斗中走向毁灭。人们对权威关系的关心只不过是其能带来实在的物质利益。 [3]
四、 隐匿权威的经济价值
（一）增益价值
首先，可降低交易成本。隐匿权威利用了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静态且非重复博弈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政治或组织权威关系治理交易而替代了自由市场交易，这种治理关系转换降低了成本。在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这点上，隐匿权威关系与行贿是具有相同作用的机制。只不过以行贿的方式达成交易其中起润滑作用的是经济利益，而依靠隐匿权威关系促成交易其中起润滑作用的是政治或组织利益。其次，会提高行政效率。政治人物的政治创租与抽租是妨碍行政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而在满足隐匿权威关系要求条件的情况下，租的攫取冲动由于信息不对称与静态博弈无法对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对比做出合理预期，此时政治人物的占优策略是不寻租。隐匿权威关系降低了政治人物的创租与抽租冲动，润滑了政治体系的运行，提高了行政效率。最后，能动员潜在资源参加交易。资源在何种程度被投入交易是预期收益的递增函数，这一法则亦适用于政治市场。正是由于隐匿权威的不对称信息才使得潜在资源投入交易。如果资源所有者确切知道对方关于交易的信息，则其投入的资源量是对方为自己提供收益量的函数。在很多情况下，这将显著降低交易的数量。同时，静态博弈的格局内含投入与收益的不确定性，潜在资源的所有者的占优策略是“投入”，而如果博弈扩展到动态，潜在资源的所有者会获得关于博弈的更多的信息，其投入的资源量将可能下降。
（二）负面价值
首先，可能助长寻租。权威关系作为国家暴力潜能（North ，1981）的载体与实现机制的一种，由于具有特殊的能量与高收益等相联系，因而其报酬也比其他机制为高，但权威关系不是免费的，滥用权威的风险较高。但隐匿权威与之不同，它利用的是人们的信息不对称及非重复博弈的结构，在此情况下，权威关系对于寻租者来说是近乎免费的机制。对于寻租者来说，依靠隐匿权威关系得到的租金不会与依靠送礼行贿等显形式得到的租金有实质性的区别，这种刺激必然增加人们寻租的概率。其次，增大资源配置失效的可能性。隐匿权威可能导致资源与利益过分向权势网络内部人倾斜，使资源配置偏离最优路径。在社会民主程度、公众意识、政治制度诸因子中，隐匿权威是一个能极大影响社会福利函数并使其产生剧烈变化的因子。隐匿权威借力于国家暴力潜能，以强的能量聚敛资源并向得益者集中，扰乱社会政治经济秩序，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后，导致培养隐匿权威的资源浪费。政治人物也未必不想利用权势维护、谋取利益，但或许慑于[4]
惩罚制度的威严，或许由于政治体系意识形态教化导致其心智结构发生变化，以显性的形式谋求利益者毕竟只是少数。而隐匿权威既能满足当权者对隐蔽形式的寻求又能使其获得所带来的收益，因而得到一部分人的追捧。为此浪费大量资源也就变的可以解释。一些当权者假公务之便，极力扩大自己的影响、构织关系网络均属此类。
五、 余 论
总之，隐匿权威不可避免，其与意识形态、基本制度无关，不分国别，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都会存在，但隐匿权威并非不可遏制。隐匿权威虽与国家基本制度无关，但国家间的差异很大，转型期经济体尤为严重，这有其理论根源。其一，转型经济体制度不健全，社会不合理因素主要源自法律政策的漏洞、干部任免与考核制度缺陷、司法腐败及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特殊情况，这是隐匿权威现象严重的制度性根源。其二，基本制度意义上的转型经济体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共产主义制度曾经长或短期存在过，在大范围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与之相联系的思想观念、对制度等问题的理解、对马列经典的教条应用造成的社会悲剧、与国家转型伴生的旧观念的扬弃与新观念的接受给人们以深刻影响，这是隐匿权威广泛存在的思想意识根源。其三，软政权[5][6]（Myrdal ，1968，1970）在转型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隐匿权威关系较发达民主制度国家会在更多的领域、更广的范围内存在并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虽然本文主要并不是在积极的层面上论及隐匿权威关系，但正如文中所述，隐匿权威并非没有任何增益价值。理解隐匿权威产生的机理，利于为建立有效防范或缓解其带来的危害的相关制度提供理论指导。健全制度、完善制度实施机制、强化意识形态教化等措施都有利于隐匿权威负面效应的治理。同时，本文的分析也有助于人们为隐匿权威正面效能的发挥创造条件。如提倡具有良好社会信誉、能力突出者通过引导性信号显示，提高对方收益预期，促进交易，提高效率。根本地，这种正面效能发挥的程度取决于所设计的激励机制满足交易者激励相容的程度。
参考文献：
[1]GEORGE.AKERLOF.1970,"TheMarketfor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andthe Market Mechanism"[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MCCHESNEY.FRED S.1988.Rent Extraction and Reng Creation in the Economic [A]. Theory.In: Rowley, Charles K. and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Seeking, Boston/ Dordrecht/ New Y or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79-196.
[3]『比較制度分析に向けて』青木昌彦 (著), 滝沢 弘和, 谷口 和弘 (翻訳) NTT出版、2001年。
[4]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New York: W. W.Norton & Co,1981.
[5]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M]. By GUNNAR MYRD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6]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M]. By Gunnar Myrdal.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I968. 3 vols.
(收稿日期：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