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并跻身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列。2003年12月，他又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这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从领导人翻译到外交官 吴建民于1939年3月底出生于重庆，在重庆长到7岁时，随父母回到祖籍江苏南京。1961年9月，吴建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继而被派到匈牙利接替朱善卿担任中国常驻民主青联代表的法语译员。当时他才22岁，不但聪明好学，而且谦虚，肯吃苦。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早就听说吴建民是个能干的小伙子，于1965年将吴建民调回国内，在外交部翻译室当翻译，一干就是6年。这期间，吴建民有幸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 1967年，吴建民和施燕华结为伉俪。施燕华是外交部首屈一指的英文翻译，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等领导人的翻译，多次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她不但参与了尼克松、基辛格、福特、里根、卡特等美国政要的接待工作，还参与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中美8・19公报”的起草。 1971年，吴建民被派到了联合国。用他的话来讲，那里“是全世界外交官的橱窗”。除了外交官，在那里，每天都能见到几十个国家元首，可以近距离观察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这个“见识”的过程也让他获益匪浅。 从“一窍不通”开始 1991年3月21日下午，从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参赞位上卸任不久的吴建民，走进了北京国际俱乐部的外交部记者会现场。这是他担任外交部第10任新闻司司长后，首次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在公众中亮相，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9任外交部发言人。 虽然发布会现场只有发言人一个人站在讲台前，但是他背后实际有一个工作班子在支撑着。吴建民就任时，外交部的发布会已固定于每周四的下午两点开始，而准备工作早在每周一就开始了：星期一首先由新闻司出一批涉及外交的问题单，发到外交部有关各司，星期二再放一批问题单，星期三还要放一批，限时由各司提供背景情况和解答口径。这些口径经吴建民阅后，报部领导审批。因为形势每天都有可能变化，舆情也会随之呈现新的动态，所以要时时关注掌握，然后从不同记者的角度设想他们可能提出的问题。 每次发布会前的准备期间，吴建民至少要到发布处去两次，和处里的人员一起讨论发给各司的问题单，并对从各司返回的情况和口径进行议论，选择需要发布的内容，推敲口径的文字等，然后将之报到部里，经部里批准后去发布。 有的人对发言人制度不太了解，以为念口径是发言人水平低的表现，这是一种误解，混淆了受命发言与个人发言的区别。从原则上说，发言人是政府的代言人，不能随个人意愿信口开河。念口径并不是发言人对这些问题不熟悉，而是因为口径经过官方批准，念出来更简洁、准确。对于一些敏感问题，尤其如此。 不过，发言人可以在不逾矩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对象、环境和时机去充实、丰富或调整自己的陈述。这样，发言人就有自己发挥的余地了。 有口径而不唯口径 钱其琛曾对吴建民说：发言人是提供新闻的。有些发言人一开口就是“众所周知”，众所周知还算什么新闻？吴建民对此颇有同感，每次在讲稿中看到“众所“周知”的字样就会随手划掉。发言人的谈吐应干脆利落，说一句是一句，关键是要有新闻含量。“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这句话也常被人挂在嘴边。钱其琛说：类似这样的话毫无信息，不如不说。他还建议吴建民：“你不要老重复一句话，你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还可以颠倒过来讲。中国的语言是丰富的，一个好的发言人应该能将口径或政策消化转换成自己鲜活的语言，让人愿意听下去，并乐意接受。” 几乎所有随本国代表团来华访问的外国发言人，吴建民都和他们交流过当发言人的体会。法国发言人一再强调：和记者谈话要想好几步，只想一步不行。具体而言，记者提第一个问题时，你就要思考他下一步还会接着问什么。回答时你得想着下一步怎么走，再下一步怎么走。千万别让人牵着鼻子走。第一步就错了的时候，通常还不觉得，等走到第二步、第三步意识到陷进去了，那就被动了。吴建民受此启发，渐渐养成了对问题深入思索的习惯。此外，跟随领导人出访的中国记者，希望每个活动一结束就能得到有关活动的情况吹风。因此，吴建民逐渐练就了在参加活动刚一边看、听，一边写吹风稿的本领，经常是会谈或会见未完，吹风稿即拟就。 从1991年到1994年，吴建民以“发言人”的身份共主持了170场记者招待会，从未出现闪失。他敏捷的思路、出色的口才以及从容、果断、刚柔相济的应对艺术，受到国内外同行、政治家和记者的好评。 1994年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带着克林顿的“最惠国待遇”牌和“人权”大棒访华。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在中国领导人与克里斯托弗会谈后举行了一个“吹风会”。一位西方记者提问道：“克里斯托弗访华你们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怕什么？是不是怕你们的政权不稳？” 这个问题倒是吴建民事先没有想到的，事先也没有统一回答口径，怎么办呢？吴建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他在西雅图亲身经历的事。他说：“1993年11月，我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参加西雅图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时，有一次我上电梯，正值有一位领导人要走过来，美国的保安便一巴掌把我给推开了。” 记者煞有介事地问：“你抗议了吗？” “虽然心里不高兴，但我理解那位保安是在履行职责。”吴建明坚定地说，“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在世界上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当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政府会倒台。”在场的美国有线新闻网驻京记者对吴建民说：“讲得好，这话我等了两年了。”还有一位香港常驻北京记者激动地称他是中国“外交麻辣烫”。 舌战日内瓦 1996年初，吴建民在荷兰任大使才1年零3个月就接到命令，立即前往日内瓦，紧急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1996年4月23日上午10时，日内瓦万国宫会议厅座无虚席，联合国第52届人权委员会开幕，随后即将对中国提出的国际社会对美国等国家对中国“人权”的相关指责“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进行表决。 在议案表决前，吴建民大使代表中国代表团走向讲台，他先列举了一些事实，然后他说：“在过去6年里攻击中国人权状况最凶的国家，也正是历史上在人权领域欠中国人民债很多，践踏中国人权十分厉害的国家。那个超级大国关心的并非是中国的人权，而是自己的强权或霸权。他们百般攻击中国，说到底是不喜欢中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我们没有接受他们鼓吹的‘休克疗法’之类的药方，而是坚定走自己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本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我们已经走了5000多年了。要想通过高压来迫使12亿中国人听命于超级大国那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我在这里要正告那些坚持搞反华提案的人，不要说你们搞6次反华提案，就是你们搞60次，中国人也照样走自己的路！” 最后，吴建民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出于政治目的而炮制的决议草案，无论如何包装都改变不了其反华的实质。它的矛头不仅是指向中国的，而且也是指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今天发生在中国身上的事，明天就可能发生在任何发展中国家身上。我呼吁本委员会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投票支持这一动议。” 吴建民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会最终以27票赞成、20票反对、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中国提出的“不采取行动”动议，决定对美国、欧盟等提出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议案不予审议和表决。 1997年，在第53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日内瓦会议上，吴建民率领中国代表团再次挫败了由美国、丹麦等少数国家提出的“中国人权状况”的“91号决议草案”。 1998年11月，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2003年7月，吴建民担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同年12月，他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这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2005年3月，他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2008年3月，吴建民卸任了身上所有有关外交工作的公职。 （摘自《公共外交札记》，吴建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吴建民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并跻身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列。2003年12月，他又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这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从领导人翻译到外交官 吴建民于1939年3月底出生于重庆，在重庆长到7岁时，随父母回到祖籍江苏南京。1961年9月，吴建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继而被派到匈牙利接替朱善卿担任中国常驻民主青联代表的法语译员。当时他才22岁，不但聪明好学，而且谦虚，肯吃苦。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早就听说吴建民是个能干的小伙子，于1965年将吴建民调回国内，在外交部翻译室当翻译，一干就是6年。这期间，吴建民有幸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 1967年，吴建民和施燕华结为伉俪。施燕华是外交部首屈一指的英文翻译，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等领导人的翻译，多次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她不但参与了尼克松、基辛格、福特、里根、卡特等美国政要的接待工作，还参与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中美8・19公报”的起草。 1971年，吴建民被派到了联合国。用他的话来讲，那里“是全世界外交官的橱窗”。除了外交官，在那里，每天都能见到几十个国家元首，可以近距离观察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这个“见识”的过程也让他获益匪浅。 从“一窍不通”开始 1991年3月21日下午，从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参赞位上卸任不久的吴建民，走进了北京国际俱乐部的外交部记者会现场。这是他担任外交部第10任新闻司司长后，首次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在公众中亮相，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9任外交部发言人。 虽然发布会现场只有发言人一个人站在讲台前，但是他背后实际有一个工作班子在支撑着。吴建民就任时，外交部的发布会已固定于每周四的下午两点开始，而准备工作早在每周一就开始了：星期一首先由新闻司出一批涉及外交的问题单，发到外交部有关各司，星期二再放一批问题单，星期三还要放一批，限时由各司提供背景情况和解答口径。这些口径经吴建民阅后，报部领导审批。因为形势每天都有可能变化，舆情也会随之呈现新的动态，所以要时时关注掌握，然后从不同记者的角度设想他们可能提出的问题。 每次发布会前的准备期间，吴建民至少要到发布处去两次，和处里的人员一起讨论发给各司的问题单，并对从各司返回的情况和口径进行议论，选择需要发布的内容，推敲口径的文字等，然后将之报到部里，经部里批准后去发布。 有的人对发言人制度不太了解，以为念口径是发言人水平低的表现，这是一种误解，混淆了受命发言与个人发言的区别。从原则上说，发言人是政府的代言人，不能随个人意愿信口开河。念口径并不是发言人对这些问题不熟悉，而是因为口径经过官方批准，念出来更简洁、准确。对于一些敏感问题，尤其如此。 不过，发言人可以在不逾矩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对象、环境和时机去充实、丰富或调整自己的陈述。这样，发言人就有自己发挥的余地了。 有口径而不唯口径 钱其琛曾对吴建民说：发言人是提供新闻的。有些发言人一开口就是“众所周知”，众所周知还算什么新闻？吴建民对此颇有同感，每次在讲稿中看到“众所“周知”的字样就会随手划掉。发言人的谈吐应干脆利落，说一句是一句，关键是要有新闻含量。“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这句话也常被人挂在嘴边。钱其琛说：类似这样的话毫无信息，不如不说。他还建议吴建民：“你不要老重复一句话，你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还可以颠倒过来讲。中国的语言是丰富的，一个好的发言人应该能将口径或政策消化转换成自己鲜活的语言，让人愿意听下去，并乐意接受。” 几乎所有随本国代表团来华访问的外国发言人，吴建民都和他们交流过当发言人的体会。法国发言人一再强调：和记者谈话要想好几步，只想一步不行。具体而言，记者提第一个问题时，你就要思考他下一步还会接着问什么。回答时你得想着下一步怎么走，再下一步怎么走。千万别让人牵着鼻子走。第一步就错了的时候，通常还不觉得，等走到第二步、第三步意识到陷进去了，那就被动了。吴建民受此启发，渐渐养成了对问题深入思索的习惯。此外，跟随领导人出访的中国记者，希望每个活动一结束就能得到有关活动的情况吹风。因此，吴建民逐渐练就了在参加活动刚一边看、听，一边写吹风稿的本领，经常是会谈或会见未完，吹风稿即拟就。 从1991年到1994年，吴建民以“发言人”的身份共主持了170场记者招待会，从未出现闪失。他敏捷的思路、出色的口才以及从容、果断、刚柔相济的应对艺术，受到国内外同行、政治家和记者的好评。 1994年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带着克林顿的“最惠国待遇”牌和“人权”大棒访华。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在中国领导人与克里斯托弗会谈后举行了一个“吹风会”。一位西方记者提问道：“克里斯托弗访华你们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怕什么？是不是怕你们的政权不稳？” 这个问题倒是吴建民事先没有想到的，事先也没有统一回答口径，怎么办呢？吴建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他在西雅图亲身经历的事。他说：“1993年11月，我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参加西雅图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时，有一次我上电梯，正值有一位领导人要走过来，美国的保安便一巴掌把我给推开了。” 记者煞有介事地问：“你抗议了吗？” “虽然心里不高兴，但我理解那位保安是在履行职责。”吴建明坚定地说，“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在世界上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当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政府会倒台。”在场的美国有线新闻网驻京记者对吴建民说：“讲得好，这话我等了两年了。”还有一位香港常驻北京记者激动地称他是中国“外交麻辣烫”。 舌战日内瓦 1996年初，吴建民在荷兰任大使才1年零3个月就接到命令，立即前往日内瓦，紧急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1996年4月23日上午10时，日内瓦万国宫会议厅座无虚席，联合国第52届人权委员会开幕，随后即将对中国提出的国际社会对美国等国家对中国“人权”的相关指责“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进行表决。 在议案表决前，吴建民大使代表中国代表团走向讲台，他先列举了一些事实，然后他说：“在过去6年里攻击中国人权状况最凶的国家，也正是历史上在人权领域欠中国人民债很多，践踏中国人权十分厉害的国家。那个超级大国关心的并非是中国的人权，而是自己的强权或霸权。他们百般攻击中国，说到底是不喜欢中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我们没有接受他们鼓吹的‘休克疗法’之类的药方，而是坚定走自己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本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我们已经走了5000多年了。要想通过高压来迫使12亿中国人听命于超级大国那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我在这里要正告那些坚持搞反华提案的人，不要说你们搞6次反华提案，就是你们搞60次，中国人也照样走自己的路！” 最后，吴建民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出于政治目的而炮制的决议草案，无论如何包装都改变不了其反华的实质。它的矛头不仅是指向中国的，而且也是指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今天发生在中国身上的事，明天就可能发生在任何发展中国家身上。我呼吁本委员会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投票支持这一动议。” 吴建民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会最终以27票赞成、20票反对、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中国提出的“不采取行动”动议，决定对美国、欧盟等提出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议案不予审议和表决。 1997年，在第53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日内瓦会议上，吴建民率领中国代表团再次挫败了由美国、丹麦等少数国家提出的“中国人权状况”的“91号决议草案”。 1998年11月，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2003年7月，吴建民担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同年12月，他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这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2005年3月，他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2008年3月，吴建民卸任了身上所有有关外交工作的公职。 （摘自《公共外交札记》，吴建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