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严歌苓在新作《床畔》中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她试图以个体的生命体验来阐释人类精神的某种永恒信仰。但叙述中频频出现的逻辑硬伤以及女主人公万红这一人物形象本身的塑造，使作者力图彰显的英雄主义失去了本应有的面貌。而尴尬的女性书写、重复的人物形象刻画以及模式化的叙事策略逐渐暴露出严歌苓的创作桎梏与叙事困境。 关键词：人性 故事逻辑 女性书写 人物形象 叙事困境 一、灵魂的纯度与人性的真度 《床畔》中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76年西南小城的一个医院里。十九岁的年轻护士万红接到了军区发出的紧急调令去护理一位英雄――因救战友而受伤成植物人的铁道兵张谷雨连长。她十几年如一日的守护在英雄的床畔，无论外界发生怎样的变故，始终坚信张谷雨不是植物人。严歌苓精心刻画了护士万红这一人物形象，在尾声中借吴医生之口表达出对万红的极度赞美：“万红，亲爱的丫头，你就是不识时务。吴医生突然悟到，难道不正是因为此，他此生对她的爱才如此不可愈合。”①严歌苓在后记中写道：“女护士在几十年的坚守过程中也使她自己成为了英雄。”②事实上，严歌苓一直用她的意志主宰着万红，用植物人张谷雨那无法动弹的躯壳来困住一位活泼泼的具有生命力的少女，使她成为第二个英雄张谷雨。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被困在一具无法动弹、欲喊不能的躯壳里的不是张谷雨一人，而包括了万红。”③但严歌苓使万红心甘情愿地被困住，心甘情愿地包容承受一切，心甘情愿地丧失了个人生活，心甘情愿地遗失了自我，满心欢喜且坚定的成长为一株远离饮食男女生活的苍白的植物。当护理张谷雨成为万红生命的全部，当万红不再有对生活的其他期待与憧憬时，她便也过早地枯萎与僵化了，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心理上的“植物人”远比生理上的植物人更具有悲剧色彩。严歌苓摒弃了万红的所有缺点，将其灵魂无限的提纯，使之成为类似于“十七年”文学中的完美的英雄人物，她身上深层的人性内容被遮蔽，整个人物完全被意识形态化，暗含着“十七年”文学中“对英雄美化、净化和神化的要求”④。不同于严歌苓以往故事中的从“拯救他人”中“拯救自己”的救赎模式，在万红的那场漫长而涣散、隆重而残酷的成人礼中，她拯救了他人却无法救出自己，因为她早已把真正的自己弄丢了，自我意识的遗失使其呈现出异化的状态，类似于狂热的宗教徒。万红似误闯凡尘的天使，又仿佛坠入人间的精灵，她的灵魂纯净透明，不会被世俗的任何纤尘沾染。然而，当灵魂中的一切杂质都被过滤、蒸馏，人性的丰富性也会随之消失殆尽，人物的真实性也因此大打折扣。 《床畔》中的整体人物形象塑造还体现了“三突出”和“二元对立”观念的残留。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所有人都站在了万红的对立面，呈现出一种“孤独者与大众”的对立模式。严歌苓在书中写道：“被人当成英雄和当成植物人都一样，是很孤单的。”⑤于是，作者绘声绘色地描绘众人的冷漠与不理解――自私现实的吴医生、粗鲁市侩的胡护士、虚伪势力的秦政委、不忠贞的妻子玉枝……除万红以外的所有人物都是“反面教材”般的存在。在这种对比下，不识时务的万红更具有地母般的神圣色彩，无怨无悔的万红更能诠释出作者想要表达的“信仰”的主题，“怀揣无法施予的忠贞”⑥的万红才能升华为“孤胆英雄”。但严歌苓却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使这些“反面人物”成为一种符号――过分单薄、过于扁平而缺少了独立的人格与人性的真度。他们存在的唯一意义便是衬托万红，突出万红那种“即使与世界为敌，也在所不惜”的坚定信念。严歌苓执着于对主要人物的英雄式书写，却忽视了对次要人物象的精心刻画，没能将那些平凡的小人物写出真实饱满的血肉来。 二、混乱的故事逻辑与尴尬的女性书写 不可否认，涉及植物人内容的《床畔》是一部“吸睛”的小说，但新奇的题材需要严谨的逻辑才能成为真正的故事。而一向擅长讲故事的严歌苓的此番叙述是令人失望的，因为整个故事的发展完全是作者的强行阐释，是按照道德的逻辑，而不是生活的逻辑进行的。严歌苓在后记中写道：“这是一部象征英雄主义的小说。年轻的护士坚信英雄活着，象征她坚信英雄的价值观的不死。”⑦严歌苓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陈述故事，让小说具有不容辩驳的道德优势。究竟是什么让万红牺牲自己的幸福，不惜错过人生本该经历的种种美好来守护英雄？答案是“信仰”，是“生命的尊严”，还是“英雄主义价值观”的不死。因此，为一个舍己求人的英雄、一个被结发妻子抛弃的好人而付出整个青春是值得的。然而作者发现这种道德标准又似乎无法完全说服读者，英雄崇拜和职业信念也不足以支撑故事的发展，于是偷偷将连长张谷雨的身份进行置换――英雄蜕变为情人。严歌苓称：“《护士万红》应该是个爱情故事，是一名年轻的军队女护士和她护理的一个英雄铁道兵以及一个军医之间的特殊的爱情故事。这也是一个美人救英雄的故事。”⑧但这种置换同样不能厘清这个故事混乱的逻辑。因为无论张谷雨是好人、英雄，还是由于万红的道德压力和职业信念，都不足以成为爱情所需要的真正的内在力量。所以严歌苓在最后一章又添加了一个理由：万红的少女梦想――“那时她深藏一个梦想，长大嫁个小连长，在外勇猛粗鲁，在家多情如诗人。她将陪他从连长做起，做到营长，再到团长，她陪他去边疆，去前沿，最后看着他成为将军，假如他作战受伤或残废了，那似乎更称她的心，她的万般柔情就更有了去处。”⑨严歌苓将万红少女时期的天真幻想与残酷的现实对接，使整个故事由孱弱稚气的少女心铺陈演绎开来。于是，作为一名具有专业知识的顶尖的医护人员，万红仅凭“在苍蝇拍落下的一瞬，英雄张谷雨猛一眨眼睛”⑩，便对张连长是植物人的医学判决坚决不服；面对此前从未见过、目前也无法交流、将来更不清楚能否醒来的植物人，万红便投入了刻骨铭心的爱恋。蜕下象征主义的神圣外衣，这部小说的逻辑不仅是混乱的，更是残忍而绝望的，因为它不仅违背了叙事的逻辑，更违背了人性的逻辑。 严歌苓是女性王国的缔造者，她的小说大多以一个女性的生命轨迹为线索，展现出一个普遍的女性主题。在故事中，女主人公历经世事变迁，仍坚韧的穿越生活的苦难、顽强的越过生命的坎坷。她们以善良无私的姿态，将受难升华为神性的永生，以救赎和信仰的名义，完美地诠释了女性神圣的地母性。严歌苓曾说：“我欣赏的女性是包容的、以柔克刚的，不跟男人一般见识的，扶桑是跪着的，但她原谅了所有站着的男人，这是一种极其豁达而宽大的母性。如果女人认为男人给她的苦也是苦的话，那她最苦的是她自己。不要把自己作为第二性，女人是无限体，只要不被打碎打烂，她一直可以接受。{11}严歌苓很多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魅力非凡，是男性心中完美的女性。但她们所笃定的人生的意义、所追求的理想信仰，是要通过男性的陪同与存在才能实现的。即使这些男性是有瑕疵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缺席的、不存在的。《床畔》将这种观念下的女性书写演绎到了极致。严歌苓将万红放置在一个艰难挣扎的环境中，极力描绘万红对英雄谷雨哥的守护，设置种种对比，使其成为光辉的典型、伟大的传奇。英雄连长张谷雨的确需要万红的精心看护，但事实上，万红更需要靠着“谷雨哥不是植物人”的意念生活下去，来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她将这份执念当成人生的唯一信仰，自我催眠于圣女般的奉献，通过全身心的没有任何保留的付出，找寻自身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二十多岁就成个白发老姑娘”{12}的万红，硬生生地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张谷雨人生的番外篇。然而，当忠贞、责任、慈悲和使命感以绝对的无视、忽略个人意志和个体生活为代价时，那么这份执念便是畸形的；当精神寄托已扭曲变形成为病态的依赖、信仰发展为歇斯底里的偏执时，那么这种执念便是可悲的。如此叙事张力下的故事的确凄婉动人，但作者却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最重要的一点，女人的本质属性是“人”，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性的人。女性不应仅仅爱别人，更不能因为爱别人就失去了自我平凡幸福的权利，丧失了生而为人的最简单朴素的意义。然而严歌苓却将“人性”窄化成“她性”，强化万红的自然母性，以及母性驱使下的牺牲、奉献等道德层面的品性，使其无限包容，让道德的枷锁成为人生的限制.。严歌苓想表达的女性的强大精神感召力是凌驾于女性主体性的虚弱与虚无之上。作者执着于如此“神圣”的女性书写，过分张扬与放大女性的善良、容忍、牺牲等精神品质，却暗合了男权社会所谓的传统女性的标准，隐含着对男权政治的顺从，透露出男权文化的性别政治，即需要“得到男权叙事的默认和商业文化的接纳，采取对男性话语一边模仿一边解构的叙述策略，才能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13}。这种女性书写无疑是尴尬的。 三、重复化的人物形象与模式化的叙事策略 严歌苓是极其善于写故事的，这也是她的作品大量被改编为影视剧作品的原因。然而日益纯熟圆润的写作技巧似乎使严歌苓的写作变得过于职业化，很大程度上与情怀无关了。严歌苓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模式化的、有章可循的。她的文字里总是交错着熟悉的、固有的人物形象和精神特质，进行着简单的自我重复。她习惯性地将“有问题的人”抛入极致的情境中，书写女性在恶劣环境中的微弱喘息，娓娓道来人物的痛苦抉择和辛酸挣扎。可以说人世间有百媚千红，严歌苓独爱“一根筋”的那种。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人物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脉相承甚至是雷同的，都有着似曾相识的原型。她们处在极端的环境下，有着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执拗与坚持，大开大合地演绎着动荡岁月中的传奇人生。万红便是典型的“严歌苓式”的女子，有着扶桑、葡萄、苏菲等很多人物的影子。读者们的确感动过、爱过，但已经不会再被惊艳到。 严歌苓有着良好的观察力与强劲的想象力，善于搜索具有情感冲击力的新奇的素材，善于将轶事野史、新闻话题化作笔下曲折多姿的故事。她似乎秉持了“不传奇，毋宁死”这样的创作理念，决绝地从平常生活的围困中冲决而出，跑到天高地迥、山高水远，造就属于她自己的传奇。在《金陵十三钗》《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白蛇》《小姨多鹤》《天浴》《少女小渔》《妈阁是座城》等作品中，很多以反“右”派运动、“文化大革命”、三年饥荒等时代风云与历史激流为背景，充斥着出国热、绿卡梦、知青返乡、赌场等传奇因素与社会热点。在新作《床畔》中，严歌苓同样以植物人的题材、道德的高楼、英雄主义的价值观谱写了一出表面上再正常不过，实则波涛暗涌的人生大剧。这种重复的自动化写作体现了严歌苓固有、单一的叙事旨趣――即以类似的故事为内核，重复展示自以为公正的思想。同时，也许是出于影视剧改编的需要，严歌苓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添加了大量关于色彩感、镜头感的影视化要素，“过于强烈和频繁的影视化特征所产生的小说话语方式的程式化特点，无疑影响着严歌苓小说向更深层次小说艺术的迈进”{14}。可以说，这些都大大削弱了严歌苓小说的艺术容量，风格化写作使其走入叙事的困境，落入千篇一律的窠臼，小说的精神世界内涵不再丰盈如初。 四、结语 只合乎道德标准而丧失人道主义标准的英雄主义是失真的，这个时代的确需要信仰、需要英雄，更需要英雄主义价值观的不死。但我们期待的是真实的英雄英雄主义和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当然，《床畔》这本书展现了严歌苓一如既往的写作功力，尤其对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的细腻掌控，使简单的故事充满张力，散发着别致的文学光泽。其中对陈记者和战斗英雄们的描写也体现了她一贯的反讽能力，满满的讽刺感扑面而来，但靠臆想编织故事、靠技巧支撑全文是不够的。严歌苓在一次演讲中曾说：“我的小说基本靠想象力，我很庆幸我的想象力很丰富，小说家应该有举一反‘百’的能力，但是作家可以虚构，细节却一定要真实。好的作家一开始是他创造人物，一段时间之后人物就会有了自己的生命、逻辑和行为，就是人物创造他了。”{15}严歌苓有能力让人物“有自己的生命、逻辑和行为”，也有能力展现真实的细节，但她需要坚持文学的本心、守住写作的初心、保持叙事的耐心，而不是一味地讨好读者，简单追求故事的新奇好看。期待严歌苓对真实的人性做出更深入地体认和挖掘，打破创作的桎梏，走出叙事的困境。更期待真正的英雄主义能够听到时代之声的呼唤，重返笔端。 ①②③⑤⑥⑦⑧⑨⑩{12} 严歌苓：《床畔》，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268页，第142页，第43页，第90页，第267页，第264页，第253页，第6页，第90页，第181页。 ④ 罗兴萍：《民间英雄叙事与“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11}{15} 严歌苓：《十年一觉美国梦――复旦大学讲座的演讲词》，《华文文学》2005年第3期，第48页，第48页。 {13} 佘艳春：《中国当代女性小说的历史叙事》，山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2005届博士，2005年，第61页。 {14} 李燕：《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与影视作品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 参考文献： [1] 倪立秋.新移民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2] 翟业军，鲁辰琛.论严歌苓的极致美学及其限度[J].文艺争鸣，2015（12）. [3] 严歌苓，黄晓洁.严歌苓谈文学创作[J].世界文学评论，2012（2）. [4] 欧阳光明.严歌苓还要在写作的歧路上狂奔多久――从《护士万红》说开去[J].南方文坛，2015（4）. [5] 刘宁.论“十七年”文学中的雄强女性形象[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6] 李燕.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与影视作品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 [7] 罗兴萍.民间英雄叙事与“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作 者：金 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郭子君 E-mail：[email protected]
摘 要：严歌苓在新作《床畔》中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她试图以个体的生命体验来阐释人类精神的某种永恒信仰。但叙述中频频出现的逻辑硬伤以及女主人公万红这一人物形象本身的塑造，使作者力图彰显的英雄主义失去了本应有的面貌。而尴尬的女性书写、重复的人物形象刻画以及模式化的叙事策略逐渐暴露出严歌苓的创作桎梏与叙事困境。 关键词：人性 故事逻辑 女性书写 人物形象 叙事困境 一、灵魂的纯度与人性的真度 《床畔》中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76年西南小城的一个医院里。十九岁的年轻护士万红接到了军区发出的紧急调令去护理一位英雄――因救战友而受伤成植物人的铁道兵张谷雨连长。她十几年如一日的守护在英雄的床畔，无论外界发生怎样的变故，始终坚信张谷雨不是植物人。严歌苓精心刻画了护士万红这一人物形象，在尾声中借吴医生之口表达出对万红的极度赞美：“万红，亲爱的丫头，你就是不识时务。吴医生突然悟到，难道不正是因为此，他此生对她的爱才如此不可愈合。”①严歌苓在后记中写道：“女护士在几十年的坚守过程中也使她自己成为了英雄。”②事实上，严歌苓一直用她的意志主宰着万红，用植物人张谷雨那无法动弹的躯壳来困住一位活泼泼的具有生命力的少女，使她成为第二个英雄张谷雨。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被困在一具无法动弹、欲喊不能的躯壳里的不是张谷雨一人，而包括了万红。”③但严歌苓使万红心甘情愿地被困住，心甘情愿地包容承受一切，心甘情愿地丧失了个人生活，心甘情愿地遗失了自我，满心欢喜且坚定的成长为一株远离饮食男女生活的苍白的植物。当护理张谷雨成为万红生命的全部，当万红不再有对生活的其他期待与憧憬时，她便也过早地枯萎与僵化了，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心理上的“植物人”远比生理上的植物人更具有悲剧色彩。严歌苓摒弃了万红的所有缺点，将其灵魂无限的提纯，使之成为类似于“十七年”文学中的完美的英雄人物，她身上深层的人性内容被遮蔽，整个人物完全被意识形态化，暗含着“十七年”文学中“对英雄美化、净化和神化的要求”④。不同于严歌苓以往故事中的从“拯救他人”中“拯救自己”的救赎模式，在万红的那场漫长而涣散、隆重而残酷的成人礼中，她拯救了他人却无法救出自己，因为她早已把真正的自己弄丢了，自我意识的遗失使其呈现出异化的状态，类似于狂热的宗教徒。万红似误闯凡尘的天使，又仿佛坠入人间的精灵，她的灵魂纯净透明，不会被世俗的任何纤尘沾染。然而，当灵魂中的一切杂质都被过滤、蒸馏，人性的丰富性也会随之消失殆尽，人物的真实性也因此大打折扣。 《床畔》中的整体人物形象塑造还体现了“三突出”和“二元对立”观念的残留。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所有人都站在了万红的对立面，呈现出一种“孤独者与大众”的对立模式。严歌苓在书中写道：“被人当成英雄和当成植物人都一样，是很孤单的。”⑤于是，作者绘声绘色地描绘众人的冷漠与不理解――自私现实的吴医生、粗鲁市侩的胡护士、虚伪势力的秦政委、不忠贞的妻子玉枝……除万红以外的所有人物都是“反面教材”般的存在。在这种对比下，不识时务的万红更具有地母般的神圣色彩，无怨无悔的万红更能诠释出作者想要表达的“信仰”的主题，“怀揣无法施予的忠贞”⑥的万红才能升华为“孤胆英雄”。但严歌苓却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使这些“反面人物”成为一种符号――过分单薄、过于扁平而缺少了独立的人格与人性的真度。他们存在的唯一意义便是衬托万红，突出万红那种“即使与世界为敌，也在所不惜”的坚定信念。严歌苓执着于对主要人物的英雄式书写，却忽视了对次要人物象的精心刻画，没能将那些平凡的小人物写出真实饱满的血肉来。 二、混乱的故事逻辑与尴尬的女性书写 不可否认，涉及植物人内容的《床畔》是一部“吸睛”的小说，但新奇的题材需要严谨的逻辑才能成为真正的故事。而一向擅长讲故事的严歌苓的此番叙述是令人失望的，因为整个故事的发展完全是作者的强行阐释，是按照道德的逻辑，而不是生活的逻辑进行的。严歌苓在后记中写道：“这是一部象征英雄主义的小说。年轻的护士坚信英雄活着，象征她坚信英雄的价值观的不死。”⑦严歌苓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陈述故事，让小说具有不容辩驳的道德优势。究竟是什么让万红牺牲自己的幸福，不惜错过人生本该经历的种种美好来守护英雄？答案是“信仰”，是“生命的尊严”，还是“英雄主义价值观”的不死。因此，为一个舍己求人的英雄、一个被结发妻子抛弃的好人而付出整个青春是值得的。然而作者发现这种道德标准又似乎无法完全说服读者，英雄崇拜和职业信念也不足以支撑故事的发展，于是偷偷将连长张谷雨的身份进行置换――英雄蜕变为情人。严歌苓称：“《护士万红》应该是个爱情故事，是一名年轻的军队女护士和她护理的一个英雄铁道兵以及一个军医之间的特殊的爱情故事。这也是一个美人救英雄的故事。”⑧但这种置换同样不能厘清这个故事混乱的逻辑。因为无论张谷雨是好人、英雄，还是由于万红的道德压力和职业信念，都不足以成为爱情所需要的真正的内在力量。所以严歌苓在最后一章又添加了一个理由：万红的少女梦想――“那时她深藏一个梦想，长大嫁个小连长，在外勇猛粗鲁，在家多情如诗人。她将陪他从连长做起，做到营长，再到团长，她陪他去边疆，去前沿，最后看着他成为将军，假如他作战受伤或残废了，那似乎更称她的心，她的万般柔情就更有了去处。”⑨严歌苓将万红少女时期的天真幻想与残酷的现实对接，使整个故事由孱弱稚气的少女心铺陈演绎开来。于是，作为一名具有专业知识的顶尖的医护人员，万红仅凭“在苍蝇拍落下的一瞬，英雄张谷雨猛一眨眼睛”⑩，便对张连长是植物人的医学判决坚决不服；面对此前从未见过、目前也无法交流、将来更不清楚能否醒来的植物人，万红便投入了刻骨铭心的爱恋。蜕下象征主义的神圣外衣，这部小说的逻辑不仅是混乱的，更是残忍而绝望的，因为它不仅违背了叙事的逻辑，更违背了人性的逻辑。 严歌苓是女性王国的缔造者，她的小说大多以一个女性的生命轨迹为线索，展现出一个普遍的女性主题。在故事中，女主人公历经世事变迁，仍坚韧的穿越生活的苦难、顽强的越过生命的坎坷。她们以善良无私的姿态，将受难升华为神性的永生，以救赎和信仰的名义，完美地诠释了女性神圣的地母性。严歌苓曾说：“我欣赏的女性是包容的、以柔克刚的，不跟男人一般见识的，扶桑是跪着的，但她原谅了所有站着的男人，这是一种极其豁达而宽大的母性。如果女人认为男人给她的苦也是苦的话，那她最苦的是她自己。不要把自己作为第二性，女人是无限体，只要不被打碎打烂，她一直可以接受。{11}严歌苓很多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魅力非凡，是男性心中完美的女性。但她们所笃定的人生的意义、所追求的理想信仰，是要通过男性的陪同与存在才能实现的。即使这些男性是有瑕疵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缺席的、不存在的。《床畔》将这种观念下的女性书写演绎到了极致。严歌苓将万红放置在一个艰难挣扎的环境中，极力描绘万红对英雄谷雨哥的守护，设置种种对比，使其成为光辉的典型、伟大的传奇。英雄连长张谷雨的确需要万红的精心看护，但事实上，万红更需要靠着“谷雨哥不是植物人”的意念生活下去，来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她将这份执念当成人生的唯一信仰，自我催眠于圣女般的奉献，通过全身心的没有任何保留的付出，找寻自身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二十多岁就成个白发老姑娘”{12}的万红，硬生生地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张谷雨人生的番外篇。然而，当忠贞、责任、慈悲和使命感以绝对的无视、忽略个人意志和个体生活为代价时，那么这份执念便是畸形的；当精神寄托已扭曲变形成为病态的依赖、信仰发展为歇斯底里的偏执时，那么这种执念便是可悲的。如此叙事张力下的故事的确凄婉动人，但作者却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最重要的一点，女人的本质属性是“人”，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性的人。女性不应仅仅爱别人，更不能因为爱别人就失去了自我平凡幸福的权利，丧失了生而为人的最简单朴素的意义。然而严歌苓却将“人性”窄化成“她性”，强化万红的自然母性，以及母性驱使下的牺牲、奉献等道德层面的品性，使其无限包容，让道德的枷锁成为人生的限制.。严歌苓想表达的女性的强大精神感召力是凌驾于女性主体性的虚弱与虚无之上。作者执着于如此“神圣”的女性书写，过分张扬与放大女性的善良、容忍、牺牲等精神品质，却暗合了男权社会所谓的传统女性的标准，隐含着对男权政治的顺从，透露出男权文化的性别政治，即需要“得到男权叙事的默认和商业文化的接纳，采取对男性话语一边模仿一边解构的叙述策略，才能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13}。这种女性书写无疑是尴尬的。 三、重复化的人物形象与模式化的叙事策略 严歌苓是极其善于写故事的，这也是她的作品大量被改编为影视剧作品的原因。然而日益纯熟圆润的写作技巧似乎使严歌苓的写作变得过于职业化，很大程度上与情怀无关了。严歌苓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模式化的、有章可循的。她的文字里总是交错着熟悉的、固有的人物形象和精神特质，进行着简单的自我重复。她习惯性地将“有问题的人”抛入极致的情境中，书写女性在恶劣环境中的微弱喘息，娓娓道来人物的痛苦抉择和辛酸挣扎。可以说人世间有百媚千红，严歌苓独爱“一根筋”的那种。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人物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脉相承甚至是雷同的，都有着似曾相识的原型。她们处在极端的环境下，有着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执拗与坚持，大开大合地演绎着动荡岁月中的传奇人生。万红便是典型的“严歌苓式”的女子，有着扶桑、葡萄、苏菲等很多人物的影子。读者们的确感动过、爱过，但已经不会再被惊艳到。 严歌苓有着良好的观察力与强劲的想象力，善于搜索具有情感冲击力的新奇的素材，善于将轶事野史、新闻话题化作笔下曲折多姿的故事。她似乎秉持了“不传奇，毋宁死”这样的创作理念，决绝地从平常生活的围困中冲决而出，跑到天高地迥、山高水远，造就属于她自己的传奇。在《金陵十三钗》《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白蛇》《小姨多鹤》《天浴》《少女小渔》《妈阁是座城》等作品中，很多以反“右”派运动、“文化大革命”、三年饥荒等时代风云与历史激流为背景，充斥着出国热、绿卡梦、知青返乡、赌场等传奇因素与社会热点。在新作《床畔》中，严歌苓同样以植物人的题材、道德的高楼、英雄主义的价值观谱写了一出表面上再正常不过，实则波涛暗涌的人生大剧。这种重复的自动化写作体现了严歌苓固有、单一的叙事旨趣――即以类似的故事为内核，重复展示自以为公正的思想。同时，也许是出于影视剧改编的需要，严歌苓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添加了大量关于色彩感、镜头感的影视化要素，“过于强烈和频繁的影视化特征所产生的小说话语方式的程式化特点，无疑影响着严歌苓小说向更深层次小说艺术的迈进”{14}。可以说，这些都大大削弱了严歌苓小说的艺术容量，风格化写作使其走入叙事的困境，落入千篇一律的窠臼，小说的精神世界内涵不再丰盈如初。 四、结语 只合乎道德标准而丧失人道主义标准的英雄主义是失真的，这个时代的确需要信仰、需要英雄，更需要英雄主义价值观的不死。但我们期待的是真实的英雄英雄主义和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当然，《床畔》这本书展现了严歌苓一如既往的写作功力，尤其对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的细腻掌控，使简单的故事充满张力，散发着别致的文学光泽。其中对陈记者和战斗英雄们的描写也体现了她一贯的反讽能力，满满的讽刺感扑面而来，但靠臆想编织故事、靠技巧支撑全文是不够的。严歌苓在一次演讲中曾说：“我的小说基本靠想象力，我很庆幸我的想象力很丰富，小说家应该有举一反‘百’的能力，但是作家可以虚构，细节却一定要真实。好的作家一开始是他创造人物，一段时间之后人物就会有了自己的生命、逻辑和行为，就是人物创造他了。”{15}严歌苓有能力让人物“有自己的生命、逻辑和行为”，也有能力展现真实的细节，但她需要坚持文学的本心、守住写作的初心、保持叙事的耐心，而不是一味地讨好读者，简单追求故事的新奇好看。期待严歌苓对真实的人性做出更深入地体认和挖掘，打破创作的桎梏，走出叙事的困境。更期待真正的英雄主义能够听到时代之声的呼唤，重返笔端。 ①②③⑤⑥⑦⑧⑨⑩{12} 严歌苓：《床畔》，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268页，第142页，第43页，第90页，第267页，第264页，第253页，第6页，第90页，第181页。 ④ 罗兴萍：《民间英雄叙事与“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11}{15} 严歌苓：《十年一觉美国梦――复旦大学讲座的演讲词》，《华文文学》2005年第3期，第48页，第48页。 {13} 佘艳春：《中国当代女性小说的历史叙事》，山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2005届博士，2005年，第61页。 {14} 李燕：《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与影视作品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 参考文献： [1] 倪立秋.新移民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2] 翟业军，鲁辰琛.论严歌苓的极致美学及其限度[J].文艺争鸣，2015（12）. [3] 严歌苓，黄晓洁.严歌苓谈文学创作[J].世界文学评论，2012（2）. [4] 欧阳光明.严歌苓还要在写作的歧路上狂奔多久――从《护士万红》说开去[J].南方文坛，2015（4）. [5] 刘宁.论“十七年”文学中的雄强女性形象[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6] 李燕.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与影视作品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 [7] 罗兴萍.民间英雄叙事与“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作 者：金 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郭子君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