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教育思想
摘要：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并且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即 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他认为，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力行。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
关键词：朱熹 德育 明人伦 方法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人。他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宋明理学四大学派闽学的奠基人和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教育思想对宋以后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关于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的论述，对今天的学校道德教育仍有借鉴价值。
一、教育目的：明人伦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在教育目的方面，朱熹要求学校把德育放在首位。“学校之正、不患法制之不胜，而患理义不足悦其心”。他认为教育学生自幼必须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开始，以修养其孝悌忠信之道，然后再教以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学生“明人伦”。虽然“人伦”是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但朱熹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严厉抨击了当时功利主义的学校教育，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追逐名利，导致“风俗日蔽、人才日衰”。因此，尽快改变教育、学习风气，以正本革弊。
二、教育内容：德育
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 (《续近思录》卷十二)，是故只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只要“先入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小学集注·原序》)朱熹强调婴儿坠地之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
其娇生惯养。如果“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 ?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比今天的《小学生守则》还要细致，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
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二、教育方法
为了达到“明人伦”教育目的，在教育方法上，他用“博学之、审问之、愤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的次序。并提出“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其要”，以“言忠信、行笃敬作为修身之要”；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劝”作为处事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接物之要。朱熹的道德教育方法，举其要点，主要有二：
（一）循序渐进法
朱熹认为，学校德育应分三个阶段进行：八岁以下为童蒙阶段，道德教育要“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杂细事宜，皆所当知”；八岁至十五岁为小学阶段，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十五岁以上为大学阶段，主要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朱熹还主张小学以上所用教材的次序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展；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读了“四书”再读其他经书。
可见，每个阶段的道德标准和要求各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阶段的道德教育是割裂的或孤立的。恰恰相反，朱熹认为不同阶段之间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各阶段要互相衔接、由浅入深、由简到繁、不可中断。童蒙阶段和小学阶段是基础，大学阶段是小学阶段的扩充和深入。因此，在德育过程中，既要坚持
每个阶段德育的相对独立性，又要坚持各阶段教育之间的连续性。
（二）“致知”、“践行”相结合
朱熹认为，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是一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道德教育中既要“致知”又要“力行”，他说：“知与行功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在知行观上，朱熹认为知与行二者是紧密结合、缺一不可的，“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义理，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在知行关系上，朱熹还提出了“知行相须”的重要见解，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可见，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朱熹既重知也重行。在他看来，知与行是相互统一和相互促进的，因此，在德育过程中，要把知行统一起来。学校道德教育不能只一味的灌输，实践活动也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实践活动有助于青年学生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多数学生因为缺乏实践经验，在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链条上，具体一环常常残缺不全，或失之片面，或失之肤浅，从而导致整个思维的缺陷。他们可以利用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的感性材料来充实思维的链条，加深对课堂所学理论的理解，进而在理性上得到改善和升华。其次，因为情感体验是构成品德的重要因素，也是行动的动力之一。
所以必须让学生亲自在实践中经过多次尝试，亲身感受和证明某一认识的正确性，才能产生情感和信念。再次，实践是意志形成的关键。意志是人的行为心理机制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是行为者使自己的动机、目的付诸实践而自觉努力的心理状态。一个人的意志由脆弱到坚强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在成功和失败的磨炼中才能得以实现。最后，行为的外在实践方面，主要表现为活动与效果。人的道德品质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大学生只有深入实践，了解社会，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才会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发展和完善人格。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加强对学生社会实践的指导，才能完成育人的任务。
朱熹还认为，教导学生应该既要坚持正面引导，以说服教育为主，又要制定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约束，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他认为，“小学书要多说那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在德育方法上，坚持正面引导，就是通过说服教育，让学生明白事理，自觉行动。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致知”与“践行”相统一的过程。
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所谓“穷理”，就是作彻底的逻辑追问，就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就是努力求得思想的澄明，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朱熹用十分形象的比喻说：“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 “居敬持志”、 “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这都是如何读书的经验之谈。“读书须得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字逐句，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文字精审”。读书必须精神专一，全神贯注，还要有远大的志向，顽强的毅力。归纳起来，朱熹在教学上提倡“循序渐近，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的方法。朱熹对读书方法的论述，对于今天的学子无疑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九庵.林则徐书札手迹选[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49.
[2]陈锡祺、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31.
[3]朱熹.朱子语类[M].黎敬德编,王星贤校点.北京:中华书局, 1986.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陈立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5]孙培青.中国教育史
朱熹的教育思想
摘要：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并且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即 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他认为，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力行。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
关键词：朱熹 德育 明人伦 方法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人。他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宋明理学四大学派闽学的奠基人和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教育思想对宋以后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关于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的论述，对今天的学校道德教育仍有借鉴价值。
一、教育目的：明人伦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在教育目的方面，朱熹要求学校把德育放在首位。“学校之正、不患法制之不胜，而患理义不足悦其心”。他认为教育学生自幼必须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开始，以修养其孝悌忠信之道，然后再教以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学生“明人伦”。虽然“人伦”是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但朱熹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严厉抨击了当时功利主义的学校教育，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追逐名利，导致“风俗日蔽、人才日衰”。因此，尽快改变教育、学习风气，以正本革弊。
二、教育内容：德育
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 (《续近思录》卷十二)，是故只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只要“先入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小学集注·原序》)朱熹强调婴儿坠地之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
其娇生惯养。如果“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 ?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比今天的《小学生守则》还要细致，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
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二、教育方法
为了达到“明人伦”教育目的，在教育方法上，他用“博学之、审问之、愤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的次序。并提出“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其要”，以“言忠信、行笃敬作为修身之要”；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劝”作为处事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接物之要。朱熹的道德教育方法，举其要点，主要有二：
（一）循序渐进法
朱熹认为，学校德育应分三个阶段进行：八岁以下为童蒙阶段，道德教育要“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杂细事宜，皆所当知”；八岁至十五岁为小学阶段，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十五岁以上为大学阶段，主要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朱熹还主张小学以上所用教材的次序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展；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读了“四书”再读其他经书。
可见，每个阶段的道德标准和要求各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阶段的道德教育是割裂的或孤立的。恰恰相反，朱熹认为不同阶段之间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各阶段要互相衔接、由浅入深、由简到繁、不可中断。童蒙阶段和小学阶段是基础，大学阶段是小学阶段的扩充和深入。因此，在德育过程中，既要坚持
每个阶段德育的相对独立性，又要坚持各阶段教育之间的连续性。
（二）“致知”、“践行”相结合
朱熹认为，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是一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道德教育中既要“致知”又要“力行”，他说：“知与行功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在知行观上，朱熹认为知与行二者是紧密结合、缺一不可的，“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义理，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在知行关系上，朱熹还提出了“知行相须”的重要见解，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可见，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朱熹既重知也重行。在他看来，知与行是相互统一和相互促进的，因此，在德育过程中，要把知行统一起来。学校道德教育不能只一味的灌输，实践活动也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实践活动有助于青年学生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多数学生因为缺乏实践经验，在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链条上，具体一环常常残缺不全，或失之片面，或失之肤浅，从而导致整个思维的缺陷。他们可以利用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的感性材料来充实思维的链条，加深对课堂所学理论的理解，进而在理性上得到改善和升华。其次，因为情感体验是构成品德的重要因素，也是行动的动力之一。
所以必须让学生亲自在实践中经过多次尝试，亲身感受和证明某一认识的正确性，才能产生情感和信念。再次，实践是意志形成的关键。意志是人的行为心理机制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是行为者使自己的动机、目的付诸实践而自觉努力的心理状态。一个人的意志由脆弱到坚强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在成功和失败的磨炼中才能得以实现。最后，行为的外在实践方面，主要表现为活动与效果。人的道德品质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大学生只有深入实践，了解社会，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才会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发展和完善人格。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加强对学生社会实践的指导，才能完成育人的任务。
朱熹还认为，教导学生应该既要坚持正面引导，以说服教育为主，又要制定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约束，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他认为，“小学书要多说那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在德育方法上，坚持正面引导，就是通过说服教育，让学生明白事理，自觉行动。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致知”与“践行”相统一的过程。
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所谓“穷理”，就是作彻底的逻辑追问，就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就是努力求得思想的澄明，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朱熹用十分形象的比喻说：“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 “居敬持志”、 “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这都是如何读书的经验之谈。“读书须得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字逐句，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文字精审”。读书必须精神专一，全神贯注，还要有远大的志向，顽强的毅力。归纳起来，朱熹在教学上提倡“循序渐近，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的方法。朱熹对读书方法的论述，对于今天的学子无疑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九庵.林则徐书札手迹选[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49.
[2]陈锡祺、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31.
[3]朱熹.朱子语类[M].黎敬德编,王星贤校点.北京:中华书局, 1986.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陈立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5]孙培青.中国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