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23 10:29 | PanSic | Wa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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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跟台湾社会最大的分别，在于香港人不热衷讨论思想与价值问题，然而受益于近年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就道德论题的公开讲学，使我在逛书店时或网上讨论也碰到人们谈起“道德两难”（Moral Dilemmas）的抉择，尤其那经典的——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可是，我们被这道“假”的道德两难戏弄太久，那暗含的诡辩浪费了许多时间。
一条戏弄人的经典问题
事实上，电车难题最终广为人知，却是由于哈佛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心理学家马克·豪塞（Marc Hauser）曾对三十万人重新提出这经典问题：
设想你眼前有列失控的电车，以时速六十英里迎面冲来，你却看到电车不远的前方分别有五个铁路工人，以及一个铁路工人在两条轨道上专心工作，将来不及逃离险境。正好在你的面前是可以令电车转辙轨道的控杆，如果你不操控转辙轨道，便会有五位工人被撞死，假如你及时转辙，便会有一个工人被撞死；面对这个紧急情况，你将如何抉择？
许多对道德议题敏感的人，面对这样的难题也不知所措，甚至有朋友跟我说，转辙轨道要自己亲手碰上那控杆，即使只有一人撞死，是我亲手促成他的死亡，但如果我不碰，那失控的电车撞死五人也不是我的责任！
也有些人变相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最挣扎之处，是决定生命存亡的价值，怎可以单凭数量来衡量哩！于是，他们也认为选择转轨撞死一人的朋友，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但是，实情真是这样吗？
根本不存在“两难”
首先我们要将问题除去一些旁枝末节，无论你碰不碰那控杆，依然是一个选择，等于是“选择去碰”或是“选择不去碰”的问题，而后果是人人都知道究竟是一人还是五人死亡的直接结果。不错，那列失控的电车撞死工人的悲剧不是你所促成的，可是你同样无法避免地置身其中，并需要进行抉择，不可能因为你刻意不碰那控杆，就等于取消了承担选择的责任，这显然是一种诡辩。
其二，一些朋友本来接近了难题的核心，却没有再思考下去。的确，假如被迫要去选择人的生死，怎能仅仅以数量来衡量呢？而且，两条轨道不过合共六人，不过，这正是电车难题最艰难与最浅白的关键之处：你根本无法从这六人的价值作出判断/抉择。
电车难题设置过于空洞，基本上取消了“两难”的困境，涉及如此少量的生命，在你抉择前，没有任何更多的内容加以考虑。于是令原本可无须以量化作为考虑的问题，被扭曲成只能选择一人撞死的定局，这也是如此设问底下，“唯一”没有违反道德的抉择。
你根本没想过撞死“谁”
我们看看德国哲学家理察·戴维·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如何将这问题发扬光大。他把握机会在德国四处访问人对电车难题如何抉择，发现四分之三的德国人都会转辙轨道，选择撞死一个人。接着，他相当“鬼马”地调整设问，问人们如果那站在轨道上的一人是你的子女呢？
结果，“没有任何受访者”会选择令电车转轨，宁愿去牺牲那五个工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们回答调整后的难题是否违反道德，而是点出了电车难题最吊诡的地方：只要轻轻把轨道上的几个人填上生命内容，例如子女、某国总统、杀人犯、情人、某市长候选人等等，选择的困难便翻天覆地改变。
所以，桑德尔在课堂引用电车的第一重设问，旨在触发思考，问题并不属于“道德两难”。反而，到了第二重设问：如果我们站在天桥上，只要将眼前那位旁观意外的胖子推下去，触碰控杆转轨便能“杀一救五”，你将如何抉择？两难的本质立即呈现，因为你选择令胖子死亡，不同于那逼于无奈身陷险境的铁路工人，胖子本来就跟你一样，是事件中的“旁观者”，而且“身型肥胖”增添了一种意味，好像我们将他当成工具，因为他胖，所以活该被牺牲救人。
可见，涉及生命数量极少的道德抉择，除了具体的道德情境外，也必须了解生命对象的内容进行道德判断，假如我们对对象一无所知，不过就是抉择“ABCDEF君”的生死，变成了抽象的数字游戏，毫无“两难”可言。
演化直觉阴魂不散
然而更有趣的是，回到普列希特作出的回答，他发现只要将电车轨道上的受害者，转换成自己的亲人，便成了理性思考的强烈阻碍。人们必定认为自己的亲人比更多的生命来得重要，甚至比任何人都重要，犹如笔者在《从乱伦、凌虐、搭讪看道德直觉》一文提及海特教授（Jonathan Haidt）的“道德直觉”研究。或许，正如演化心理学家艾卡·佛兰（Eckart Voland）所言：“圈子里的人和外人的道德是有差别的。它在结构上总是双重道德的”。
的确，那些研究演化如何影响人类道德直觉的学者们，曾订立过一张道德模块列表，他们认为人类长年的演化形成了强烈的直觉反射，干预了我们的行为抉择，而且有普世性，这五大模块包括：互惠行为、苦难、阶级、内团体与外团体联盟、纯净。
其中，所谓“内团体与外团联盟模块”，简单来说就是“亲疏有别”，原始社会最直接的团体，首要是“亲属”，除了遗传因素以外，视为亲属的群体长年居住一起，形成互相照顾、联系、忠诚的团体，当然，也可以不断延伸开去，以肤色、打扮、嗜好等分成不同的亲疏团体。这类二分思维虽然简陋，迅速将对象分成“内外、敌我”范围，但面对远古的原始竞争，却非常好用，有利生存，极快决定谁人可以信任和合作，谁人应该攻击或戒惧，向谁分配有限的资源等等。
笔者并非藉解答思考难题，暗示我们进行道德抉择时，“只需”考虑演化而来的直觉感受，也并非说“亲疏有别”在生活上有何严重道德问题，却是希望带出一些经典的思考难题背后，涉及许多潜藏的人性规律。如此，人们判断时往往不是基于纯粹理性，也不易化成抽象概念加以推理，几乎无可避免地混入诸般错觉、直觉底下作出判断，假如过于高估自我的理性客观程度，不但自欺欺人，更无助提升生活上理智的程度。（文/王阳翎（于非））[心灵咖啡微信号：psyco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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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吗？（自信量表）
2014-10-23 10:29 | PanSic | Wa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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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跟台湾社会最大的分别，在于香港人不热衷讨论思想与价值问题，然而受益于近年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就道德论题的公开讲学，使我在逛书店时或网上讨论也碰到人们谈起“道德两难”（Moral Dilemmas）的抉择，尤其那经典的——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可是，我们被这道“假”的道德两难戏弄太久，那暗含的诡辩浪费了许多时间。
一条戏弄人的经典问题
事实上，电车难题最终广为人知，却是由于哈佛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心理学家马克·豪塞（Marc Hauser）曾对三十万人重新提出这经典问题：
设想你眼前有列失控的电车，以时速六十英里迎面冲来，你却看到电车不远的前方分别有五个铁路工人，以及一个铁路工人在两条轨道上专心工作，将来不及逃离险境。正好在你的面前是可以令电车转辙轨道的控杆，如果你不操控转辙轨道，便会有五位工人被撞死，假如你及时转辙，便会有一个工人被撞死；面对这个紧急情况，你将如何抉择？
许多对道德议题敏感的人，面对这样的难题也不知所措，甚至有朋友跟我说，转辙轨道要自己亲手碰上那控杆，即使只有一人撞死，是我亲手促成他的死亡，但如果我不碰，那失控的电车撞死五人也不是我的责任！
也有些人变相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最挣扎之处，是决定生命存亡的价值，怎可以单凭数量来衡量哩！于是，他们也认为选择转轨撞死一人的朋友，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但是，实情真是这样吗？
根本不存在“两难”
首先我们要将问题除去一些旁枝末节，无论你碰不碰那控杆，依然是一个选择，等于是“选择去碰”或是“选择不去碰”的问题，而后果是人人都知道究竟是一人还是五人死亡的直接结果。不错，那列失控的电车撞死工人的悲剧不是你所促成的，可是你同样无法避免地置身其中，并需要进行抉择，不可能因为你刻意不碰那控杆，就等于取消了承担选择的责任，这显然是一种诡辩。
其二，一些朋友本来接近了难题的核心，却没有再思考下去。的确，假如被迫要去选择人的生死，怎能仅仅以数量来衡量呢？而且，两条轨道不过合共六人，不过，这正是电车难题最艰难与最浅白的关键之处：你根本无法从这六人的价值作出判断/抉择。
电车难题设置过于空洞，基本上取消了“两难”的困境，涉及如此少量的生命，在你抉择前，没有任何更多的内容加以考虑。于是令原本可无须以量化作为考虑的问题，被扭曲成只能选择一人撞死的定局，这也是如此设问底下，“唯一”没有违反道德的抉择。
你根本没想过撞死“谁”
我们看看德国哲学家理察·戴维·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如何将这问题发扬光大。他把握机会在德国四处访问人对电车难题如何抉择，发现四分之三的德国人都会转辙轨道，选择撞死一个人。接着，他相当“鬼马”地调整设问，问人们如果那站在轨道上的一人是你的子女呢？
结果，“没有任何受访者”会选择令电车转轨，宁愿去牺牲那五个工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们回答调整后的难题是否违反道德，而是点出了电车难题最吊诡的地方：只要轻轻把轨道上的几个人填上生命内容，例如子女、某国总统、杀人犯、情人、某市长候选人等等，选择的困难便翻天覆地改变。
所以，桑德尔在课堂引用电车的第一重设问，旨在触发思考，问题并不属于“道德两难”。反而，到了第二重设问：如果我们站在天桥上，只要将眼前那位旁观意外的胖子推下去，触碰控杆转轨便能“杀一救五”，你将如何抉择？两难的本质立即呈现，因为你选择令胖子死亡，不同于那逼于无奈身陷险境的铁路工人，胖子本来就跟你一样，是事件中的“旁观者”，而且“身型肥胖”增添了一种意味，好像我们将他当成工具，因为他胖，所以活该被牺牲救人。
可见，涉及生命数量极少的道德抉择，除了具体的道德情境外，也必须了解生命对象的内容进行道德判断，假如我们对对象一无所知，不过就是抉择“ABCDEF君”的生死，变成了抽象的数字游戏，毫无“两难”可言。
演化直觉阴魂不散
然而更有趣的是，回到普列希特作出的回答，他发现只要将电车轨道上的受害者，转换成自己的亲人，便成了理性思考的强烈阻碍。人们必定认为自己的亲人比更多的生命来得重要，甚至比任何人都重要，犹如笔者在《从乱伦、凌虐、搭讪看道德直觉》一文提及海特教授（Jonathan Haidt）的“道德直觉”研究。或许，正如演化心理学家艾卡·佛兰（Eckart Voland）所言：“圈子里的人和外人的道德是有差别的。它在结构上总是双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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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谓“内团体与外团联盟模块”，简单来说就是“亲疏有别”，原始社会最直接的团体，首要是“亲属”，除了遗传因素以外，视为亲属的群体长年居住一起，形成互相照顾、联系、忠诚的团体，当然，也可以不断延伸开去，以肤色、打扮、嗜好等分成不同的亲疏团体。这类二分思维虽然简陋，迅速将对象分成“内外、敌我”范围，但面对远古的原始竞争，却非常好用，有利生存，极快决定谁人可以信任和合作，谁人应该攻击或戒惧，向谁分配有限的资源等等。
笔者并非藉解答思考难题，暗示我们进行道德抉择时，“只需”考虑演化而来的直觉感受，也并非说“亲疏有别”在生活上有何严重道德问题，却是希望带出一些经典的思考难题背后，涉及许多潜藏的人性规律。如此，人们判断时往往不是基于纯粹理性，也不易化成抽象概念加以推理，几乎无可避免地混入诸般错觉、直觉底下作出判断，假如过于高估自我的理性客观程度，不但自欺欺人，更无助提升生活上理智的程度。（文/王阳翎（于非））[心灵咖啡微信号：psyco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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