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本来是对革命过程中的极左错误的修正，但改革的基本条件必须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主导改革。
如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旁落了，谁当家作主呢？不管谁当家作主，只要不代表人民了，改革必然会走向人民的反面，走向革命的反面。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人民已经不当家作主了。我举三个例子说明：
一个是，各级人大和政协里面，农民和工人的比例一少再少，和他们的人口比例成反比了。
另一个是，农村几乎所有的改革，都说是为了农民，但资源下到农村后最终都被精英俘获，异化成了对多数农民更严酷的剥夺。尤其是农业产业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等。
再一个是，资本家欠农民工工资，多少年了，得到解决了吗？这样的问题在改革的框架里不可能得到解决了！
还有一个是超级地租--一个劳动者月收入1万元，生活在北京，每月支付的税收和房租等要超过6000元。超级地租的问题似乎还在加重的趋势之中。
改革到了今天，党领导下的再好的顶层设计，都不可能产生对多数人民群众有利的好结果了。人民大学周立教授对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做过研究，现抄录周立教授的一段文字以作旁证：
比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1996年中央对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第一目标就是合作金融，恢复“三性”，而且定位农信社是服务农民农业的基础金融。但是，改着改着，就不提合作了，就农信社商业化了。又如：07年中央又一项政策叫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让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三类金融机构去支农支小，改着改着又走歪了，市场准入变成了计划准生，为农民服务的农民互助金融全国只准生了四十多家，不服务农民农业的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等准生了无数。第三，前几年，中央提出消除农村金融空白乡镇，每一个乡镇都应该有金融机构网点，但后来做着做着就变成开一辆车叫流动银行，有个POS机就叫服务全覆盖了。第四：中央要求农村信贷“两个不低于”，要求农业贷款的存量和增量都应该不低于，后来发现农业贷款实际上很难以做到，就改成涉农贷款，最后只靠玩了玩数字游戏就完成目标了。
普遍的现象是，中央定的改革目标到下面执行过程中有选择性执行，对我有利的就执行，没有利的就变形。甚至，银监会制定的政策一定对银监会有利，农业部制定的政策一定要对农业部有利。在这样情况下，改革不是为了按照中央的要求朝向为人民服务解决问题，而是朝向机构背后有利益，每个机构背后有一个利益。
说到底，人民群众已经不能当家作主了，这届人民群众真的不行！所以，改革不可能为人民服务了。改革已经失去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条件，改革必然走向革命的反面。
革命的基础条件正在形成
改革的基础条件正在丧失，但更不好的一个现象是，革命的基础条件正在形成。我比较关注香港“占中”等事件，我当然是反对“占中”的。但我常常想，为什么青年学生是“占中”的积极力量呢？因为“超级地租”让他们看不到美好的未来。
现在，收租的人不只政府，有一政府、二政府、三政府……，每一项改革，都可以改革出一个“政府”，都可收租。看病，连挂号都要付租金。房地产产业链上，有多少收租的？你在小镇上做小本生意，收租的绝不只税务、工商、城管、环卫……，还有黑社会混混，还有协会……
人民群众以前是一心一意依靠政府，政府也靠得住，且还可以靠集体、靠组织。现在，“政府”太多了，都得靠，靠不住也得靠，谁都不能得罪，所以租金比较多、比较高！
党，必须是党，党必须再组织人民群众管理改革、管理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经济，这样才可能避免二次革命。
党，必须理直气壮的承担起再组织人民群众的使命！党没有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做后盾，党领导的改革必然无可奈何的背离改革和革命的初心。党的生命系于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改革和革命的成败也系于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
改革本来是对革命过程中的极左错误的修正，但改革的基本条件必须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主导改革。
如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旁落了，谁当家作主呢？不管谁当家作主，只要不代表人民了，改革必然会走向人民的反面，走向革命的反面。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人民已经不当家作主了。我举三个例子说明：
一个是，各级人大和政协里面，农民和工人的比例一少再少，和他们的人口比例成反比了。
另一个是，农村几乎所有的改革，都说是为了农民，但资源下到农村后最终都被精英俘获，异化成了对多数农民更严酷的剥夺。尤其是农业产业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等。
再一个是，资本家欠农民工工资，多少年了，得到解决了吗？这样的问题在改革的框架里不可能得到解决了！
还有一个是超级地租--一个劳动者月收入1万元，生活在北京，每月支付的税收和房租等要超过6000元。超级地租的问题似乎还在加重的趋势之中。
改革到了今天，党领导下的再好的顶层设计，都不可能产生对多数人民群众有利的好结果了。人民大学周立教授对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做过研究，现抄录周立教授的一段文字以作旁证：
比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1996年中央对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第一目标就是合作金融，恢复“三性”，而且定位农信社是服务农民农业的基础金融。但是，改着改着，就不提合作了，就农信社商业化了。又如：07年中央又一项政策叫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让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三类金融机构去支农支小，改着改着又走歪了，市场准入变成了计划准生，为农民服务的农民互助金融全国只准生了四十多家，不服务农民农业的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等准生了无数。第三，前几年，中央提出消除农村金融空白乡镇，每一个乡镇都应该有金融机构网点，但后来做着做着就变成开一辆车叫流动银行，有个POS机就叫服务全覆盖了。第四：中央要求农村信贷“两个不低于”，要求农业贷款的存量和增量都应该不低于，后来发现农业贷款实际上很难以做到，就改成涉农贷款，最后只靠玩了玩数字游戏就完成目标了。
普遍的现象是，中央定的改革目标到下面执行过程中有选择性执行，对我有利的就执行，没有利的就变形。甚至，银监会制定的政策一定对银监会有利，农业部制定的政策一定要对农业部有利。在这样情况下，改革不是为了按照中央的要求朝向为人民服务解决问题，而是朝向机构背后有利益，每个机构背后有一个利益。
说到底，人民群众已经不能当家作主了，这届人民群众真的不行！所以，改革不可能为人民服务了。改革已经失去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条件，改革必然走向革命的反面。
革命的基础条件正在形成
改革的基础条件正在丧失，但更不好的一个现象是，革命的基础条件正在形成。我比较关注香港“占中”等事件，我当然是反对“占中”的。但我常常想，为什么青年学生是“占中”的积极力量呢？因为“超级地租”让他们看不到美好的未来。
现在，收租的人不只政府，有一政府、二政府、三政府……，每一项改革，都可以改革出一个“政府”，都可收租。看病，连挂号都要付租金。房地产产业链上，有多少收租的？你在小镇上做小本生意，收租的绝不只税务、工商、城管、环卫……，还有黑社会混混，还有协会……
人民群众以前是一心一意依靠政府，政府也靠得住，且还可以靠集体、靠组织。现在，“政府”太多了，都得靠，靠不住也得靠，谁都不能得罪，所以租金比较多、比较高！
党，必须是党，党必须再组织人民群众管理改革、管理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经济，这样才可能避免二次革命。
党，必须理直气壮的承担起再组织人民群众的使命！党没有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做后盾，党领导的改革必然无可奈何的背离改革和革命的初心。党的生命系于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改革和革命的成败也系于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