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极端重要性。 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与局限性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始于1976年的“牙买加协定”。国际储备货币以美元为主，美元面临“特里芬难题”，以浮动汇率制度为主、多样化的国际汇率制度安排，国际收支调解手段趋于多样化，是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三大主要特征。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的开展，带动了全球范围内经济的增长，但仍然存在很大局限性。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 近年来，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出现了两方面的发展趋势：一是主要发达国家的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逐渐向综合监管过渡；二是全球统一监管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尽管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国际金融监管模式进行了相应的必要调整，但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却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众多缺陷。 首先，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致使金融创新过度，远远超出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也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国际金融监管缺乏协调机制。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协调，从而无法及时控制并阻断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 再次，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失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一直以来没有充分履行其对国际金融市场应尽的监管职责，致使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断积聚，并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 因此，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尽快制定普遍接受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范，完善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监管制度，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机制，提高早期应对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国际金融机构体系存在的问题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布雷顿森林机构，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为战后世界经济从废墟中发展起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尽管布雷顿森林机构仍然存在，但由于其受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指导思想僵化等因素所制约，难以反映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变迁，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本不能适应，因而无法充分发挥其在全球金融经济事务之中应有的作用。 制度设计缺陷。一是份额确定与调整不合理，二是决策与治理机制不合理，三是高管遴选机制不合理。 指导思想僵化。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思想，政策取向片面强调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贷款条件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在运作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本末倒置，把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作为目的，而不是将其作为实现稳定发展的手段。 危机管理失职。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不仅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显得束手无策，而且也无法有效预防区域性的金融危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这一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地带，这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构建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秩序紊乱，世界主要经济体无一幸免地出现经济大幅度下滑。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没有预测到危机的爆发，而且在危机爆发后仍然严重低估危机的破坏性，对美国这一危机始发国没能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在危机的救助过程中也受制于资源短缺。作为金融危机的救助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爆发的危机显得无能为力，这不仅充分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机构指导思想僵化所产生的严重弊端，而且也表明了国际金融机构体系自身改革的迫切性。 由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是建立在旧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上的，目前已根本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国战略 中国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主张。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缺陷，同时也表明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胡锦涛主席曾经阐述了中国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原则的基本主张：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四项基本原则。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四项基本原则具有深刻的内涵，与改革的目标也是内在统一和互相促进的：“全面性”强调的是要进行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均衡性”就是要注重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渐进性”强调改革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实效性”要求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都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 中国参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话语权；应赋予国际金融机构更多的监管职能，加强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督；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加强区域性的货币合作。 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侧重点。根据上述中国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考虑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在未来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应当把握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挥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作用。以亚洲为战略依托，发挥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作用，争取更多的地缘经济空间。亚洲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亚洲地区的贸易和金融一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的崛起不能脱离亚洲，应以亚洲为战略依托：一是亚洲地区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能够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二是中国在亚洲的事务中已经占据了较为主导的地位，亚洲在全球经济政治领域的地位的提升会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发展；三是本轮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的进程加快，这一过程的推进会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以及亚洲地区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之中话语权的提升，中国理应在其中有所作为。当然，亚洲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已成为亚洲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动力。 第二，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促进改革。团结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有着许多共同的主张，这些国家如能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无疑会加强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声音，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更为彻底的改革。因此，中国未来应通过“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谈、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增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问题上的共识，共同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 第三，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深化沪港两地的联动，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有助于中国金融体系的完善以及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定价权和话语权的提高，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应积极探索上海和香港两地合理有效的分工和合作模式，促进两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构建符合中国战略利益的国际金融中心体系。 第四，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和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进程。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现在确有必要从战略的高度出发，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必要的条件。适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更重要的是要防范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使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作者单位：中国银行）
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极端重要性。 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与局限性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始于1976年的“牙买加协定”。国际储备货币以美元为主，美元面临“特里芬难题”，以浮动汇率制度为主、多样化的国际汇率制度安排，国际收支调解手段趋于多样化，是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三大主要特征。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的开展，带动了全球范围内经济的增长，但仍然存在很大局限性。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 近年来，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出现了两方面的发展趋势：一是主要发达国家的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逐渐向综合监管过渡；二是全球统一监管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尽管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国际金融监管模式进行了相应的必要调整，但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却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众多缺陷。 首先，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致使金融创新过度，远远超出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也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国际金融监管缺乏协调机制。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协调，从而无法及时控制并阻断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 再次，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失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一直以来没有充分履行其对国际金融市场应尽的监管职责，致使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断积聚，并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 因此，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尽快制定普遍接受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范，完善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监管制度，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机制，提高早期应对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国际金融机构体系存在的问题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布雷顿森林机构，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为战后世界经济从废墟中发展起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尽管布雷顿森林机构仍然存在，但由于其受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指导思想僵化等因素所制约，难以反映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变迁，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本不能适应，因而无法充分发挥其在全球金融经济事务之中应有的作用。 制度设计缺陷。一是份额确定与调整不合理，二是决策与治理机制不合理，三是高管遴选机制不合理。 指导思想僵化。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思想，政策取向片面强调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贷款条件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在运作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本末倒置，把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作为目的，而不是将其作为实现稳定发展的手段。 危机管理失职。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不仅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显得束手无策，而且也无法有效预防区域性的金融危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这一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地带，这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构建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秩序紊乱，世界主要经济体无一幸免地出现经济大幅度下滑。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没有预测到危机的爆发，而且在危机爆发后仍然严重低估危机的破坏性，对美国这一危机始发国没能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在危机的救助过程中也受制于资源短缺。作为金融危机的救助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爆发的危机显得无能为力，这不仅充分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机构指导思想僵化所产生的严重弊端，而且也表明了国际金融机构体系自身改革的迫切性。 由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是建立在旧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上的，目前已根本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国战略 中国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主张。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缺陷，同时也表明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胡锦涛主席曾经阐述了中国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原则的基本主张：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四项基本原则。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四项基本原则具有深刻的内涵，与改革的目标也是内在统一和互相促进的：“全面性”强调的是要进行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均衡性”就是要注重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渐进性”强调改革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实效性”要求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都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 中国参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话语权；应赋予国际金融机构更多的监管职能，加强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督；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加强区域性的货币合作。 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侧重点。根据上述中国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考虑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在未来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应当把握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挥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作用。以亚洲为战略依托，发挥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作用，争取更多的地缘经济空间。亚洲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亚洲地区的贸易和金融一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的崛起不能脱离亚洲，应以亚洲为战略依托：一是亚洲地区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能够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二是中国在亚洲的事务中已经占据了较为主导的地位，亚洲在全球经济政治领域的地位的提升会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发展；三是本轮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的进程加快，这一过程的推进会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以及亚洲地区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之中话语权的提升，中国理应在其中有所作为。当然，亚洲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已成为亚洲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动力。 第二，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促进改革。团结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有着许多共同的主张，这些国家如能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无疑会加强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声音，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更为彻底的改革。因此，中国未来应通过“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谈、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增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问题上的共识，共同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 第三，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深化沪港两地的联动，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有助于中国金融体系的完善以及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定价权和话语权的提高，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应积极探索上海和香港两地合理有效的分工和合作模式，促进两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构建符合中国战略利益的国际金融中心体系。 第四，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和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进程。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现在确有必要从战略的高度出发，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必要的条件。适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更重要的是要防范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使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作者单位：中国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