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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管子》的经济思想
● 《管子》非一人一时之作，大约到战国时期，其全部体系即已完成，其奠基者是春秋
时期齐国的管仲，《管子》代表新兴商人阶层的观点，把国家视为市场，总想使国家的
各种财政经济措施采用商业的经营方法。其经济思想主要有：
第一，唯经济的政治伦理观点
● 他认为只有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伦理标准才能发生作用，《管子·牧民篇》说“仓
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他还将德、义、礼这些抽象的伦理概念赋以极具体的物质内容。《管子·五辅篇》说“德有六兴。所谓六兴者何？
● 曰 “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
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义有长体”、“礼有八经”，“所谓八经何？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
● 已认识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治国篇》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
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五辅篇》说，“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在军事上，《七法篇》说“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
第二,财富与劳动观念。
《管子》以谷物、六畜、桑麻为财富的主要代表，很少强调金玉这类商品的货币作用。《八观篇》说，“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足多，谓之贫国也。”《牧民篇》说“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管子认为财富的根源起于劳动与土地，《小问篇》说，“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八观篇》说“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墨子也有类似说法）
《水地篇》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禁藏篇》说“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乘马篇》“地者政之本也。”管子重视对土地的利用，《霸言篇》“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权修篇》“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乘马篇》“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如此就可以增加财货的生产。如财货生产没有增加，说明官府没有理事，没有适当处理土地问题。
第三，自利观念。
● 认为自利是人的天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禁藏篇》说“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
贵贱之所同有也。”用人类的自利观念解释社会经济活动，《禁藏篇》说“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
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
● 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把自利作为社会的主要推动力。从自利
的人情出发，管子主张为政者要顺民所欲，《牧民篇》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五辅篇》说“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对民众的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小称篇》说“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
第四，分工与分配观念。
管仲在历史上第一次将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各集团聚居在固定地区。春秋时期农村公社的瓦解，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小农阶层，自由小工商业者也大量涌现，而长期兼并战争形成了武士阶层，这是四民划分的客观基础。春秋时代的士身份是很复杂的，但管仲的士主要指武士。其来源主要从农民之“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中选拔出来。
● 管仲将士与农结合起来，士平时留居自己家中，有战事才参加军旅。四大集团聚居，“少
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然后，“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同一行业的人相处一处，“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可彼此交流经验，提高技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可以沟通业务信息，促进流通。
● 从生产方面看，管子认识到工作必须专，专然后能成。《乘马篇》说，“成于务”，“不
务不成”。“能则专，专则佚”，已认识到熟能生巧，可以相对减少工作所需劳动时间。 ● 在分配观念方面，《管子》认为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认为产生贫富不
均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 一是农业的季节性，不同季节有不同生产与生活资料的需要，对这些物资如不能及早
准备，临时必然引起物价上涨。《国轨篇》说“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
● 二是年岁的丰歉和财政征收的缓急。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
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获取厚利，“百倍其本”。
● 三是民智不齐，即使田地及财产数量相同，而“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偿本之
事。”
● 认为商人资本的“乘民不给”与人民智愚之不齐是产生贫富对立的根本原因。认为贫
富悬殊对封建国家也是不利的，因此把“贫富有度”作为体现封建等级秩序的礼的重要内容。
● 《五辅篇》说“贫富无度则失”，“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
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治国篇》说“民贫则难治也”；《侈靡篇》说“甚贫不知耻。”《牧民篇》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但太富也不好，《侈靡篇》说“甚富不可使”，《国蓄篇》说“夫民富则不可禄使也。”《轻重甲乙篇》说“家足其所者，不从圣人。”
● 《管子》甚至得出结论：“民富则不如贫。”富民政治的最后目的是“知礼节”“知荣辱”，
富民只是手段。要实现“贫富有度”，必须消除甚贫与甚富的财富两极分化。《管子》要求君主对民众财富要作到“富而能夺，贫而能予”（《揆度篇》）：要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国蓄篇》）。所谓“夺”“分并”指政府运用价格政策以防止商人的乘机获取暴利，
● 所谓“贫而能予”的“予”是给农民以小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管子》重视富豪
的兼并，认为这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推出了系列防止兼并的措施，如政府准备部分生产或生活资料，在农民急需时贷放给农民，运用价格政策，运用预购制度先行付给农民生产资金，利用财政政策以调剂并减轻租税负担。其核心是通过国家对商品流通的掌握，以防止富商蓄贾、高利货者乘时兼并。
第五，消费观念。
《管子》在消费论上，既主张崇俭又主张侈靡。《管子》的消费标准与当时各学派相似，《立政篇》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禁藏篇》说“故立身于中，养有节，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朽肉，坟墓足以道记。”其崇俭与鼓励侈靡是对不同情况提出的不同要求，两者应用的场合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
● 崇俭是一般情况都适用的原则，而侈靡是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手段。俭与奢的问
题，实际上牵涉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也是再生产问题。
● 《管子》认为不适当的俭与奢都会影响生产，俭与奢的安排恰当，则生产与消费的对
比关系也就恰当，社会再生产就可以正常进行。
● 《管子》在一般情况下崇俭，《禁藏篇》说“故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
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法法篇》说“俭其道乎。”《重令》说“何谓国之以俗，„„毋侈泰之养„„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八观篇》说“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
● 《管子》不仅认识到俭在正常时期之重要性，也认识到侈靡在特定时期的特殊作用。《乘
马篇》说“俭则伤事，侈则伤货。”这是从黄金角度出发的，“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执政者等到国家伤货甚至财尽才体会财货之不足，就太晚了。应在通过金贵货贱的倾向在财货未尽前早为之谋。
● “俭则伤事”也是从黄金角度考虑，“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事已而
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俭则黄金的消耗少，则黄金多而使金相对于商品的价格趋贱。
● 金甚贱会从根本上妨碍生产营利活动，故曰伤事。要等商品有余或过多而使生产停顿
时，才知道于生产事业不利，也是不明智的。
● 《管子》将流通中黄金（货币）增减动向作为消费的衡量器，认为掌握了货币流通的
动向，就可以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要俭，在什么条件下要侈。《乘马篇》说“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俭侈。知俭侈，则百用节（调节）矣。„„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从货币的流向就可以反映整个社会商品的产销情况，由商品的产销情况进而掌握在什么条件下俭和在什么条件下侈。
《管子》认为，在社会生产不振时才提倡侈靡，《侈靡篇》说“兴时化（货），若何？曰，莫善于侈靡。”所谓兴时货，是生产品积压，阻碍了再生产的进行而欲推动生产的时候。《乘马篇》说“若岁凶旱水溢，民失其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即在凶后增加就业机会。
● 同时认为在有积蓄时也不妨侈靡，“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者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长
丧以黜其时，重送葬以起其财，一亲来，一亲往，所以合亲也。”提倡长丧重葬与亲友间的往来，以增加生产与就业的机会，所谓“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在生产不振时，“上侈而下靡，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贫动肢而得食矣。”《管子》侈靡论的中心是说明生产与消费不能脱节。
第六，轻重理论。
《管子》是古代轻重理论保存最多．最详的著作。轻重论是《管子》全部经济学说的基石。史籍中所载轻重论最早是春秋时代的孙叔敖与单旗，但他们的轻重论限于货币。但《管子》中的轻重论不限于货币，其轻重理论可以应用到万物上，《揆度篇》说“重则至，轻则去。„„物臧则重，发则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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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重甲篇》说“章（障）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
以物则物轻。”将商品人为地加以收藏，加以阻碍，或争购，则商品重。“重”主要表现在商品缺乏、涨价或引起人们的重视等，“重”则远地的商品会输入.
在谷物方面，“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谷独贵独贱”，即谷物本身起着一种能动作用，它本身的贵贱先有所决定，然后以它本身的贵贱去衡量万物之贵贱。轻重理论应用最多的是货币方面，《国蓄篇》说“谷贱则以币予（买）食，布帛贱则以币予（买）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揆度篇》说“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
《管子》主要将货币看作一种流通手段，并通过对货币的敛散以调剂供求。货币和万物一样也是积则重，散则轻。
《管子》还将轻重理论运用于人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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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度篇》说“轻重之法曰：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自言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杀其身以衅其社，自言能为官不能为官者，劓以为门父，故无敢奸能诬禄至于君者矣。”即轻重之法包括了人事惩奖。
其轻重理论甚至运用到外交上，《揆度》说“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但《管子》轻重论主要谈货币、物价及农产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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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轻重理论主要有：
一，任何一种商品，都可能因一些人为的或自发的因素使其形成轻重之势。必须懂得这些，然后才能在必要时运用这些规律性以达到所企图实现的轻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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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蓄篇》“聚则重，散则轻。”“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揆度篇》说“臧则重，发则轻。”《轻重甲乙篇》说“守则重，不守则轻，章则重，不章则轻。”《地数篇》说“令疾则重，令徐则轻。”商品无论聚于国家或聚于富商，都会使消费者感受压力，感觉商品得之不易。反之，如商品散于市场，则感到便利，感到商品随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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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形成各种商品间的轻重原则的基础是各种商品的对比关系。一切商品不一
定同时都轻，也不一定同时都重。《管子》为了分析这种对比关系，将货币与谷物二者从万物中抽出来，使货币与谷物各对万物形成一种轻重关系，而货币与谷物之间又形成一组轻重关系。此类轻重关系主要表现在价格的贵贱上。重则贵，轻则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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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种商品本身所形成的轻重关系固然很重要，但不如万物与货币或谷物之间的相对
轻重关系来得更普遍、更重要。谷物、货币与万物之间的轻重，有三种对比关系。货币购买力之高下与万物价格之高下成反比，“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货币与谷物也是“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谷物与万物的对比是“谷轻而万物重，谷重而万物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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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对轻重关系中，万物之轻重是被动的，谷、币二者之轻重关系是主动的，谷物的
轻重尤其重要，国家必须通过金属货币的收散以调整谷物的轻重，从而也调整了金属本身的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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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轻重原则的运用，《乘马数篇》说“彼物轻则见泄，重则见射。”《国蓄篇》说
“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山权数篇》“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即市场运动规律都是轻则流散，“轻则见泄”，重则成为争夺目标，“重则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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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人为运用轻重原则去调整轻重关系时，以“重”的事物（货币或谷物）去解决另
一事物轻的问题，故谓“以重射轻”。市场上某种商品供过于求时，其价会低落到适当
的水平以下，这时国家出面收购，使其价格回涨但又可能涨到不必要的高度，这时国家又复出售以压低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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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蓄篇》说“委施于民之所溃，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
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属散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价可得而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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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重原则运用于国际上，主要目的在于保持本国的重要物资不使外流，故不需要平衡
国际间之轻重，应经常保持“天下轻，我重”（《轻重乙篇》）的局面。《山至数篇》说“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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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守重流，就是保持一定的价格水平不使本国物资外泄。对黄金之外流，《管子》并不
反对。对于一般物资特别是谷物 须使其“天下轻，我重”，对于国家垄断出口的商品，如盐，则须反其道而行之。《轻重丁篇》说“可因者因之，可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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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货币理论。
《管子》将货币看作是掌握国家经济的重要工具，国家控制货币与谷物二者以平衡万物，而谷物也是通过货币才到国家控制之中。所以要对货币进行严格控制,《国蓄篇》说要以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要严格控制货币，首先要垄断货币铸造权，《国蓄篇》说“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又说“自为铸造而已，乃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管子》反映了秦汉时期垄断货币铸造权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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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将货币分为三等：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高下其中币，而制上下之用。”（《地数》）亦即掌握黄金，通过有意识地变动黄金的购买力，以调节珠玉与刀布之购买力。珠玉很少发生货币作用，事实上作为货币在流通中发挥作用的是黄金与刀布。黄金是当时“国用”与国际贸易中的主要货币，刀币是民间通用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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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下之中币，而制上下之用”，是将刀币的交换比率“钉住”在黄金上，如经常维持一
比四千的比率，国家只调整黄金对主要商品的购买价格，则刀币的购买力亦随黄金而自动调整。《管子》的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回笼与投放以直接控制重要商品，并间接左右其他商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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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价格与贸易
价格方面，《管子》主张掌握货币与谷物以平衡万物之价格，但并不要求万物价格之完全稳定。《管子·轻重乙篇》说“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岁不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田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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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就是商品价格不断围绕一个中心上下摆动的均衡运动，绝对稳定之物价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须在价格一高一下之中以求其平，不能使其常固。价格高下不贰于万物不利即是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得不到发挥不利生产的发展。利用价格的一高一下调节民众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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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际价格的运用，管子有另一套办法，《地数篇》说“夫善用本者，若以币济于大海，
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夺也)于天下矣。”这是运用价格政策以保持本国主要财物不使外流的办法。为吸取天下财物，管子主张提高本国所缺乏物品的价格以招致外货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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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问篇》说“致天下之精粟若何？管子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柬为数。”“故
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为鼓励出口时，则要“天下高我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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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方面，一方面鼓励贸易，认为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将农
工商三者并列；一方面又限制兼并，限制贸易所得，使其不太过分超过农业收入，为此采取提高农产品价格、向富商借货等方式。管子将商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乘民之不给时攫取暴利的游商蓄贾，一是以营正常贸易的诚贾。《管子》对国际贸易特别鼓励，和儒家一样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管子、五辅篇》），或“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关是“外财之门户”，故要能“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管子·问篇》）
● 对外国商人有特殊优待。有关市场问题，管子认为市所以济民乏，应普遍设立。《乘马
篇》说“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某乡。”每乡须有五个市。市“以有易无”，“无市是民乏”。市是决定商品贵贱的场所，“市者，货之准也。”
● 另外，“市者可以知治乱”，“市者„„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从市场可了解商
品生产的多寡，但市场本身不能生产商品。）市为财利聚积之所，“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问篇》）市场可以刺激生产，“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侈靡篇）
第九，财政思想。
● 其基本精神继承并发展了范蠡、白圭等的观点,减轻赋税收入，加强经济收入，特别是
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
● 管子将所谓的租税分为两大类，一为“征籍”，是一种强制收入，“征籍者，疆求也，”
主要指关市之征，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户税等。二是“租籍”或“租税”，这是“君之所宜得”而又为民众之“所虑而请”的自愿缴纳的，主要指土地税及各种租金收入。土地税之所以“所虑而请”有自愿缴纳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有关。
● 管子反对重税，《权修篇》说“地之生财不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
时与有倦兼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管子认为强求的征籍足以妨碍生产。《轻重甲篇》说“籍于室屋„„是毁成也。„„籍于万民„„是隐情也。„„籍于六畜„„是杀生也。„„籍于树木„„是伐木也。
● 即征收房屋税使已建成的房屋日趋毁损，征收人头税及户税，使人心趋于作伪。强求
之征会造成人民财物之损失。《国蓄篇》说“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硕具，财物之价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价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财物之价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价什去九。”
● 管子主张减轻各种税率。关市之征五十而税一，土地税“二岁而税一（两年征税一次)，
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大匡篇》）税率约二十税一。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上尽可能以国家的经济收入代替征税收入。国家的经济收入主要有：一是国家经营谷物买卖的收入。二是盐的局部垄断收入。所谓局部垄断，指国家只控制主要盐产地或若干主要市场，不是全部盐的生产与销售均由政府控制。三是铁制品的专卖收入。四是山泽产品租赁的收入。
● 《轻重甲乙篇》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沮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山
林沮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此给之。”《管子》主张的贸易收入，基本上通过贸易交换方式取得，而不是国家直接经营生产活动获取利润。
● 对财政支出，《管子》基本主张“有度”。《管子八观篇》说，“主上用财无已„„台榭
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但不主张绝对节用。“强本节用，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如果财富增多而不能运用适当价格政策加以保持，则财富会“四流而归于天下”（《山权为数篇》）。
第十，国轨理论。
● 所谓国轨，即封建国家的经济规划。《国轨篇》说，“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
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各地区以乡为单位进行规划，再扩大至县以至于一国。规划以田数与人口为基础。故先须知道一乡或一县“田若干，人若干”。对田地，不仅要知道其总数量，还须了解其中“高田、闲田、山田”数量。
● 这样可知道一乡或一县之田所生产的谷重若干，再与当地人口数比较，就可了解在一
定地区内粮食生产能否适应当地人口的需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或“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这是基本规划，即“泰轨”。
● 国家根据泰轨，设立“环乘之币”（公币），由国家货放给农民，家口多者多放，家口
少者少放，到收获时，收获量超出农家本身消费部分，按当地谷价折合，谷物缴还国家。而收获量不敷农家本身食用者，则以国家公币振其不赡。这样谷物大量集中到国家手中。对纺织品也实行谷物似的政策。为了进行经济规划，对全国经济活动必须进行调查，《管子·问篇》集中了大量的经济调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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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管子》的经济思想
● 《管子》非一人一时之作，大约到战国时期，其全部体系即已完成，其奠基者是春秋
时期齐国的管仲，《管子》代表新兴商人阶层的观点，把国家视为市场，总想使国家的
各种财政经济措施采用商业的经营方法。其经济思想主要有：
第一，唯经济的政治伦理观点
● 他认为只有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伦理标准才能发生作用，《管子·牧民篇》说“仓
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他还将德、义、礼这些抽象的伦理概念赋以极具体的物质内容。《管子·五辅篇》说“德有六兴。所谓六兴者何？
● 曰 “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
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义有长体”、“礼有八经”，“所谓八经何？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
● 已认识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治国篇》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
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五辅篇》说，“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在军事上，《七法篇》说“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
第二,财富与劳动观念。
《管子》以谷物、六畜、桑麻为财富的主要代表，很少强调金玉这类商品的货币作用。《八观篇》说，“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足多，谓之贫国也。”《牧民篇》说“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管子认为财富的根源起于劳动与土地，《小问篇》说，“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八观篇》说“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墨子也有类似说法）
《水地篇》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禁藏篇》说“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乘马篇》“地者政之本也。”管子重视对土地的利用，《霸言篇》“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权修篇》“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乘马篇》“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如此就可以增加财货的生产。如财货生产没有增加，说明官府没有理事，没有适当处理土地问题。
第三，自利观念。
● 认为自利是人的天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禁藏篇》说“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
贵贱之所同有也。”用人类的自利观念解释社会经济活动，《禁藏篇》说“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
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
● 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把自利作为社会的主要推动力。从自利
的人情出发，管子主张为政者要顺民所欲，《牧民篇》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五辅篇》说“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对民众的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小称篇》说“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
第四，分工与分配观念。
管仲在历史上第一次将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各集团聚居在固定地区。春秋时期农村公社的瓦解，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小农阶层，自由小工商业者也大量涌现，而长期兼并战争形成了武士阶层，这是四民划分的客观基础。春秋时代的士身份是很复杂的，但管仲的士主要指武士。其来源主要从农民之“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中选拔出来。
● 管仲将士与农结合起来，士平时留居自己家中，有战事才参加军旅。四大集团聚居，“少
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然后，“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同一行业的人相处一处，“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可彼此交流经验，提高技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可以沟通业务信息，促进流通。
● 从生产方面看，管子认识到工作必须专，专然后能成。《乘马篇》说，“成于务”，“不
务不成”。“能则专，专则佚”，已认识到熟能生巧，可以相对减少工作所需劳动时间。 ● 在分配观念方面，《管子》认为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认为产生贫富不
均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 一是农业的季节性，不同季节有不同生产与生活资料的需要，对这些物资如不能及早
准备，临时必然引起物价上涨。《国轨篇》说“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
● 二是年岁的丰歉和财政征收的缓急。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
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获取厚利，“百倍其本”。
● 三是民智不齐，即使田地及财产数量相同，而“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偿本之
事。”
● 认为商人资本的“乘民不给”与人民智愚之不齐是产生贫富对立的根本原因。认为贫
富悬殊对封建国家也是不利的，因此把“贫富有度”作为体现封建等级秩序的礼的重要内容。
● 《五辅篇》说“贫富无度则失”，“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
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治国篇》说“民贫则难治也”；《侈靡篇》说“甚贫不知耻。”《牧民篇》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但太富也不好，《侈靡篇》说“甚富不可使”，《国蓄篇》说“夫民富则不可禄使也。”《轻重甲乙篇》说“家足其所者，不从圣人。”
● 《管子》甚至得出结论：“民富则不如贫。”富民政治的最后目的是“知礼节”“知荣辱”，
富民只是手段。要实现“贫富有度”，必须消除甚贫与甚富的财富两极分化。《管子》要求君主对民众财富要作到“富而能夺，贫而能予”（《揆度篇》）：要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国蓄篇》）。所谓“夺”“分并”指政府运用价格政策以防止商人的乘机获取暴利，
● 所谓“贫而能予”的“予”是给农民以小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管子》重视富豪
的兼并，认为这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推出了系列防止兼并的措施，如政府准备部分生产或生活资料，在农民急需时贷放给农民，运用价格政策，运用预购制度先行付给农民生产资金，利用财政政策以调剂并减轻租税负担。其核心是通过国家对商品流通的掌握，以防止富商蓄贾、高利货者乘时兼并。
第五，消费观念。
《管子》在消费论上，既主张崇俭又主张侈靡。《管子》的消费标准与当时各学派相似，《立政篇》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禁藏篇》说“故立身于中，养有节，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朽肉，坟墓足以道记。”其崇俭与鼓励侈靡是对不同情况提出的不同要求，两者应用的场合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
● 崇俭是一般情况都适用的原则，而侈靡是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手段。俭与奢的问
题，实际上牵涉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也是再生产问题。
● 《管子》认为不适当的俭与奢都会影响生产，俭与奢的安排恰当，则生产与消费的对
比关系也就恰当，社会再生产就可以正常进行。
● 《管子》在一般情况下崇俭，《禁藏篇》说“故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
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法法篇》说“俭其道乎。”《重令》说“何谓国之以俗，„„毋侈泰之养„„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八观篇》说“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
● 《管子》不仅认识到俭在正常时期之重要性，也认识到侈靡在特定时期的特殊作用。《乘
马篇》说“俭则伤事，侈则伤货。”这是从黄金角度出发的，“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执政者等到国家伤货甚至财尽才体会财货之不足，就太晚了。应在通过金贵货贱的倾向在财货未尽前早为之谋。
● “俭则伤事”也是从黄金角度考虑，“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事已而
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俭则黄金的消耗少，则黄金多而使金相对于商品的价格趋贱。
● 金甚贱会从根本上妨碍生产营利活动，故曰伤事。要等商品有余或过多而使生产停顿
时，才知道于生产事业不利，也是不明智的。
● 《管子》将流通中黄金（货币）增减动向作为消费的衡量器，认为掌握了货币流通的
动向，就可以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要俭，在什么条件下要侈。《乘马篇》说“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俭侈。知俭侈，则百用节（调节）矣。„„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从货币的流向就可以反映整个社会商品的产销情况，由商品的产销情况进而掌握在什么条件下俭和在什么条件下侈。
《管子》认为，在社会生产不振时才提倡侈靡，《侈靡篇》说“兴时化（货），若何？曰，莫善于侈靡。”所谓兴时货，是生产品积压，阻碍了再生产的进行而欲推动生产的时候。《乘马篇》说“若岁凶旱水溢，民失其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即在凶后增加就业机会。
● 同时认为在有积蓄时也不妨侈靡，“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者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长
丧以黜其时，重送葬以起其财，一亲来，一亲往，所以合亲也。”提倡长丧重葬与亲友间的往来，以增加生产与就业的机会，所谓“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在生产不振时，“上侈而下靡，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贫动肢而得食矣。”《管子》侈靡论的中心是说明生产与消费不能脱节。
第六，轻重理论。
《管子》是古代轻重理论保存最多．最详的著作。轻重论是《管子》全部经济学说的基石。史籍中所载轻重论最早是春秋时代的孙叔敖与单旗，但他们的轻重论限于货币。但《管子》中的轻重论不限于货币，其轻重理论可以应用到万物上，《揆度篇》说“重则至，轻则去。„„物臧则重，发则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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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重甲篇》说“章（障）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
以物则物轻。”将商品人为地加以收藏，加以阻碍，或争购，则商品重。“重”主要表现在商品缺乏、涨价或引起人们的重视等，“重”则远地的商品会输入.
在谷物方面，“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谷独贵独贱”，即谷物本身起着一种能动作用，它本身的贵贱先有所决定，然后以它本身的贵贱去衡量万物之贵贱。轻重理论应用最多的是货币方面，《国蓄篇》说“谷贱则以币予（买）食，布帛贱则以币予（买）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揆度篇》说“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
《管子》主要将货币看作一种流通手段，并通过对货币的敛散以调剂供求。货币和万物一样也是积则重，散则轻。
《管子》还将轻重理论运用于人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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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度篇》说“轻重之法曰：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自言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杀其身以衅其社，自言能为官不能为官者，劓以为门父，故无敢奸能诬禄至于君者矣。”即轻重之法包括了人事惩奖。
其轻重理论甚至运用到外交上，《揆度》说“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但《管子》轻重论主要谈货币、物价及农产品交换。
200
其轻重理论主要有：
一，任何一种商品，都可能因一些人为的或自发的因素使其形成轻重之势。必须懂得这些，然后才能在必要时运用这些规律性以达到所企图实现的轻重要求。
201
《国蓄篇》“聚则重，散则轻。”“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揆度篇》说“臧则重，发则轻。”《轻重甲乙篇》说“守则重，不守则轻，章则重，不章则轻。”《地数篇》说“令疾则重，令徐则轻。”商品无论聚于国家或聚于富商，都会使消费者感受压力，感觉商品得之不易。反之，如商品散于市场，则感到便利，感到商品随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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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形成各种商品间的轻重原则的基础是各种商品的对比关系。一切商品不一
定同时都轻，也不一定同时都重。《管子》为了分析这种对比关系，将货币与谷物二者从万物中抽出来，使货币与谷物各对万物形成一种轻重关系，而货币与谷物之间又形成一组轻重关系。此类轻重关系主要表现在价格的贵贱上。重则贵，轻则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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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种商品本身所形成的轻重关系固然很重要，但不如万物与货币或谷物之间的相对
轻重关系来得更普遍、更重要。谷物、货币与万物之间的轻重，有三种对比关系。货币购买力之高下与万物价格之高下成反比，“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货币与谷物也是“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谷物与万物的对比是“谷轻而万物重，谷重而万物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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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对轻重关系中，万物之轻重是被动的，谷、币二者之轻重关系是主动的，谷物的
轻重尤其重要，国家必须通过金属货币的收散以调整谷物的轻重，从而也调整了金属本身的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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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轻重原则的运用，《乘马数篇》说“彼物轻则见泄，重则见射。”《国蓄篇》说
“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山权数篇》“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即市场运动规律都是轻则流散，“轻则见泄”，重则成为争夺目标，“重则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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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人为运用轻重原则去调整轻重关系时，以“重”的事物（货币或谷物）去解决另
一事物轻的问题，故谓“以重射轻”。市场上某种商品供过于求时，其价会低落到适当
的水平以下，这时国家出面收购，使其价格回涨但又可能涨到不必要的高度，这时国家又复出售以压低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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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蓄篇》说“委施于民之所溃，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
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属散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价可得而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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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重原则运用于国际上，主要目的在于保持本国的重要物资不使外流，故不需要平衡
国际间之轻重，应经常保持“天下轻，我重”（《轻重乙篇》）的局面。《山至数篇》说“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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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守重流，就是保持一定的价格水平不使本国物资外泄。对黄金之外流，《管子》并不
反对。对于一般物资特别是谷物 须使其“天下轻，我重”，对于国家垄断出口的商品，如盐，则须反其道而行之。《轻重丁篇》说“可因者因之，可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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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货币理论。
《管子》将货币看作是掌握国家经济的重要工具，国家控制货币与谷物二者以平衡万物，而谷物也是通过货币才到国家控制之中。所以要对货币进行严格控制,《国蓄篇》说要以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要严格控制货币，首先要垄断货币铸造权，《国蓄篇》说“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又说“自为铸造而已，乃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管子》反映了秦汉时期垄断货币铸造权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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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将货币分为三等：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高下其中币，而制上下之用。”（《地数》）亦即掌握黄金，通过有意识地变动黄金的购买力，以调节珠玉与刀布之购买力。珠玉很少发生货币作用，事实上作为货币在流通中发挥作用的是黄金与刀布。黄金是当时“国用”与国际贸易中的主要货币，刀币是民间通用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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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下之中币，而制上下之用”，是将刀币的交换比率“钉住”在黄金上，如经常维持一
比四千的比率，国家只调整黄金对主要商品的购买价格，则刀币的购买力亦随黄金而自动调整。《管子》的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回笼与投放以直接控制重要商品，并间接左右其他商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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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价格与贸易
价格方面，《管子》主张掌握货币与谷物以平衡万物之价格，但并不要求万物价格之完全稳定。《管子·轻重乙篇》说“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岁不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田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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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就是商品价格不断围绕一个中心上下摆动的均衡运动，绝对稳定之物价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须在价格一高一下之中以求其平，不能使其常固。价格高下不贰于万物不利即是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得不到发挥不利生产的发展。利用价格的一高一下调节民众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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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际价格的运用，管子有另一套办法，《地数篇》说“夫善用本者，若以币济于大海，
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夺也)于天下矣。”这是运用价格政策以保持本国主要财物不使外流的办法。为吸取天下财物，管子主张提高本国所缺乏物品的价格以招致外货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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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问篇》说“致天下之精粟若何？管子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柬为数。”“故
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为鼓励出口时，则要“天下高我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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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方面，一方面鼓励贸易，认为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将农
工商三者并列；一方面又限制兼并，限制贸易所得，使其不太过分超过农业收入，为此采取提高农产品价格、向富商借货等方式。管子将商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乘民之不给时攫取暴利的游商蓄贾，一是以营正常贸易的诚贾。《管子》对国际贸易特别鼓励，和儒家一样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管子、五辅篇》），或“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关是“外财之门户”，故要能“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管子·问篇》）
● 对外国商人有特殊优待。有关市场问题，管子认为市所以济民乏，应普遍设立。《乘马
篇》说“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某乡。”每乡须有五个市。市“以有易无”，“无市是民乏”。市是决定商品贵贱的场所，“市者，货之准也。”
● 另外，“市者可以知治乱”，“市者„„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从市场可了解商
品生产的多寡，但市场本身不能生产商品。）市为财利聚积之所，“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问篇》）市场可以刺激生产，“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侈靡篇）
第九，财政思想。
● 其基本精神继承并发展了范蠡、白圭等的观点,减轻赋税收入，加强经济收入，特别是
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
● 管子将所谓的租税分为两大类，一为“征籍”，是一种强制收入，“征籍者，疆求也，”
主要指关市之征，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户税等。二是“租籍”或“租税”，这是“君之所宜得”而又为民众之“所虑而请”的自愿缴纳的，主要指土地税及各种租金收入。土地税之所以“所虑而请”有自愿缴纳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有关。
● 管子反对重税，《权修篇》说“地之生财不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
时与有倦兼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管子认为强求的征籍足以妨碍生产。《轻重甲篇》说“籍于室屋„„是毁成也。„„籍于万民„„是隐情也。„„籍于六畜„„是杀生也。„„籍于树木„„是伐木也。
● 即征收房屋税使已建成的房屋日趋毁损，征收人头税及户税，使人心趋于作伪。强求
之征会造成人民财物之损失。《国蓄篇》说“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硕具，财物之价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价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财物之价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价什去九。”
● 管子主张减轻各种税率。关市之征五十而税一，土地税“二岁而税一（两年征税一次)，
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大匡篇》）税率约二十税一。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上尽可能以国家的经济收入代替征税收入。国家的经济收入主要有：一是国家经营谷物买卖的收入。二是盐的局部垄断收入。所谓局部垄断，指国家只控制主要盐产地或若干主要市场，不是全部盐的生产与销售均由政府控制。三是铁制品的专卖收入。四是山泽产品租赁的收入。
● 《轻重甲乙篇》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沮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山
林沮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此给之。”《管子》主张的贸易收入，基本上通过贸易交换方式取得，而不是国家直接经营生产活动获取利润。
● 对财政支出，《管子》基本主张“有度”。《管子八观篇》说，“主上用财无已„„台榭
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但不主张绝对节用。“强本节用，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如果财富增多而不能运用适当价格政策加以保持，则财富会“四流而归于天下”（《山权为数篇》）。
第十，国轨理论。
● 所谓国轨，即封建国家的经济规划。《国轨篇》说，“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
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各地区以乡为单位进行规划，再扩大至县以至于一国。规划以田数与人口为基础。故先须知道一乡或一县“田若干，人若干”。对田地，不仅要知道其总数量，还须了解其中“高田、闲田、山田”数量。
● 这样可知道一乡或一县之田所生产的谷重若干，再与当地人口数比较，就可了解在一
定地区内粮食生产能否适应当地人口的需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或“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这是基本规划，即“泰轨”。
● 国家根据泰轨，设立“环乘之币”（公币），由国家货放给农民，家口多者多放，家口
少者少放，到收获时，收获量超出农家本身消费部分，按当地谷价折合，谷物缴还国家。而收获量不敷农家本身食用者，则以国家公币振其不赡。这样谷物大量集中到国家手中。对纺织品也实行谷物似的政策。为了进行经济规划，对全国经济活动必须进行调查，《管子·问篇》集中了大量的经济调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