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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迟延履行利息难点问题探析
文／
黄文艺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①
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此时，诉讼费、鉴定费等费用都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由债务人给付债权人（债权人预先垫付），事实上形成了债务人对债权人新的债务，该债务与原债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因此都应包括在迟延履行债务之内。上述不应该将迟延履行前的利息计入迟延履行债务的观点，只将迟延履行利息视为一般的民事义务，忽视了其国家惩罚性的特征。认为诉讼费、鉴定费不应该计入迟延履行债务的观点，是从被执行人是否收益的角度来理解的，也忽视了迟延履行利息惩罚性的特点。
实践中还有一个难点：生效法律文书结论中直接写明“违约金计算至履行时止”的案件，违约金是否能够计入迟延履行债权？有观点认为，约定违约金是双方当事人对逾期履行合同所产生的损害赔偿额的预先设定，包含了对所有损失的判断，如果因违约而迟延履行，且这一状况持续到执行程序中，此时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优于法定迟延履行的后果，应该只执行判决确认的违约金。另一种观点认为，约定违约金是双方当事人对预期履行的违约责任约定，执行迟延履行利息是法律赋予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迟延履行而享有的法定权利，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同时适用。
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法理和现实依据，从立法原意探究并立足于解决“执行难”严峻处境下的现实问题，笔者更倾向于同意第二种观点。《若干意见》第295条关于迟延履行金的表述中言明：“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
实
践表明，该规定执行效果差强人意，逐渐累积成民事执行工作中的一大难点。本文以有关调研成果和案例为基础，就该制度的有关热点、难点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迟延履行债务的确定
迟延履行债务是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基础，但法律没有对迟延履行债务本身的内涵、外延予以界定，实践中各地掌握的标准不一。有的仅认定为应给付的本金，有的加上利息，有的认定为本金与诉讼费、鉴定费之和，有的认定为本金、利息以及诉讼费、鉴定费之和。
迟延履行债务包括本金是题中之义，对此无争议。有人认为，将应给付利息计入迟延履行债务是错误的，违反了《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250条“公民之间的借贷，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不予保护”的规定。有人认为诉讼费、鉴定费在我国带有税收的性质，或者认为这笔费用一般虽然在立案时由原告方（债权人）先预交，但直接交给了法院，债务人（最终的被执行人）并未因此受益，因此，不应计入迟延履行债务。
②
责令被执行人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是保障性执行措施③的一种，是民事执行机关对迟延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依法督促其履行义务，并追究其迟延履行责任的公法上的制裁行为。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期间，从生效法
①本文研究的对象是迟延履行利息制度，迟延履行金暂不涉及，只在有关论述中必要的情况下附带提及。②纪贵仁等：“谈执行期间逾期贷款利息的计算”，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7期。③谭秋桂：《民事执行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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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有人认为判断恶意还是善意的标准就是看上诉人是否交纳上诉受理费。这个标准是否科学值得讨论，因为有可能上诉人确实交不起上诉费，对他们不加区分地一概认为是恶意的有失公允。保护法律赋予的当事人的上诉权的价值要大于防止上诉人恶意迟延履行以赚取利息差额的价值，如果不能判断上诉人滥用诉权，则还是应该将二审裁定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作为起算点。
二是出现民事执行阻却事由，致使执行程序无法继续进行或者暂时没有必要继续进行时，迟延履行利息如何计算？这些情形主要有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笔者认为，无论情况如何复杂，要抓住是否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关键点，即要判断阻却事由是因哪一方的原因发生，以及该方当事人是否应对该事由承担责任。原则上如果因为申请执行人的原因造成迟延履行则不应支付，如果因为被执行人的原因造成迟延履行，其应当支付。比如暂缓执行的原因如果系被执行人申请并提供担保的，因此情形以债权人的同意为暂缓执行的前提，就不应执行迟延履行利息。对执行案件中止期间，因中止执行的原因非常复杂，也应根据上述原理来具体分析。比如法院对生效判决再审的，还是应该按照再审提起的主体以及最终结果综合判断是否执行迟延履行利息。如果是债权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不应收取。
三是执行和解或者申请人同意给予一定履行宽限期的场合是否应该执行迟延履行利息？当事人执行和解而停止执行是双方请求民事执行机关停止执行的结果，如果能按照和解协议履行，不存在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问题。如果一方反悔，按照原判决执行的，执行和解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不太公平。但如果被执行人故意利用执行和解拖延执行的，应该执行整个和解执行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
迟延履行利率的确定
《若干意见》第294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指在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实务上集中的问题，一是对银行贷款最高利率的理解存有歧义，二是同期的含义不
明。
第一个问题曾经长期困扰人民法院。《若干意见》是根据制定时我国计划经济的金融体系作出的。金融改革之后，利率政策不断调整，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修订没有及时跟进，执行法院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寻找最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办法。人民银行改固定利率为浮动利率后，人民法院一般将中国人民银行浮动区间上限的最高贷款利率作为迟延履行利率，即基准利率乘以上限系数。从2004年10月29日起，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使法院很难确定哪家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上限是最高的。
①
一些法院根据同期贷款的种类，以该种类
同期最高利率为最高利率。如债务因基本建设而形成的，按基本建设贷款的最高利率计算。这种方式下，查找不同利率和计算具体利息非常复杂。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识到选择同期贷款最高利率已经不现实，而应该以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为标准，②即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应理解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最终解决了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
对同期的理解也莫衷一是。一是不同的法院为避免查找不同银行复杂利率的麻烦，直接按照比较方便确定的时点的银行利率计算，如有的按照执行的时刻，有的按照判决生效的时刻，有的按照判决确定的债务人应履行债务期间届满的时刻界定。到底应以何为标准？笔者认为，被执行人既然应为自己迟延履行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以及诚实信用等原则，就应按照他能够预见到的后果承担责任。在迟延履行期间，银行的利息标准是公开的，被执行人据此可推知迟延履行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如果是
①参见吴兆祥、黄年、李予霞：“关于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2009年第17期。
——由原告丁锐兵申请执行被告上海中福建筑设计②王建平：“试述执行案件中利息计算中的几个问题—
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返还保证金纠纷案引出的思考”，载《上海审判实践》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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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迟延履行利息难点问题探析
文／
黄文艺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①
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此时，诉讼费、鉴定费等费用都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由债务人给付债权人（债权人预先垫付），事实上形成了债务人对债权人新的债务，该债务与原债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因此都应包括在迟延履行债务之内。上述不应该将迟延履行前的利息计入迟延履行债务的观点，只将迟延履行利息视为一般的民事义务，忽视了其国家惩罚性的特征。认为诉讼费、鉴定费不应该计入迟延履行债务的观点，是从被执行人是否收益的角度来理解的，也忽视了迟延履行利息惩罚性的特点。
实践中还有一个难点：生效法律文书结论中直接写明“违约金计算至履行时止”的案件，违约金是否能够计入迟延履行债权？有观点认为，约定违约金是双方当事人对逾期履行合同所产生的损害赔偿额的预先设定，包含了对所有损失的判断，如果因违约而迟延履行，且这一状况持续到执行程序中，此时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优于法定迟延履行的后果，应该只执行判决确认的违约金。另一种观点认为，约定违约金是双方当事人对预期履行的违约责任约定，执行迟延履行利息是法律赋予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迟延履行而享有的法定权利，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同时适用。
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法理和现实依据，从立法原意探究并立足于解决“执行难”严峻处境下的现实问题，笔者更倾向于同意第二种观点。《若干意见》第295条关于迟延履行金的表述中言明：“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
实
践表明，该规定执行效果差强人意，逐渐累积成民事执行工作中的一大难点。本文以有关调研成果和案例为基础，就该制度的有关热点、难点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迟延履行债务的确定
迟延履行债务是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基础，但法律没有对迟延履行债务本身的内涵、外延予以界定，实践中各地掌握的标准不一。有的仅认定为应给付的本金，有的加上利息，有的认定为本金与诉讼费、鉴定费之和，有的认定为本金、利息以及诉讼费、鉴定费之和。
迟延履行债务包括本金是题中之义，对此无争议。有人认为，将应给付利息计入迟延履行债务是错误的，违反了《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250条“公民之间的借贷，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不予保护”的规定。有人认为诉讼费、鉴定费在我国带有税收的性质，或者认为这笔费用一般虽然在立案时由原告方（债权人）先预交，但直接交给了法院，债务人（最终的被执行人）并未因此受益，因此，不应计入迟延履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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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被执行人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是保障性执行措施③的一种，是民事执行机关对迟延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依法督促其履行义务，并追究其迟延履行责任的公法上的制裁行为。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期间，从生效法
①本文研究的对象是迟延履行利息制度，迟延履行金暂不涉及，只在有关论述中必要的情况下附带提及。②纪贵仁等：“谈执行期间逾期贷款利息的计算”，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7期。③谭秋桂：《民事执行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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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有人认为判断恶意还是善意的标准就是看上诉人是否交纳上诉受理费。这个标准是否科学值得讨论，因为有可能上诉人确实交不起上诉费，对他们不加区分地一概认为是恶意的有失公允。保护法律赋予的当事人的上诉权的价值要大于防止上诉人恶意迟延履行以赚取利息差额的价值，如果不能判断上诉人滥用诉权，则还是应该将二审裁定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作为起算点。
二是出现民事执行阻却事由，致使执行程序无法继续进行或者暂时没有必要继续进行时，迟延履行利息如何计算？这些情形主要有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笔者认为，无论情况如何复杂，要抓住是否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关键点，即要判断阻却事由是因哪一方的原因发生，以及该方当事人是否应对该事由承担责任。原则上如果因为申请执行人的原因造成迟延履行则不应支付，如果因为被执行人的原因造成迟延履行，其应当支付。比如暂缓执行的原因如果系被执行人申请并提供担保的，因此情形以债权人的同意为暂缓执行的前提，就不应执行迟延履行利息。对执行案件中止期间，因中止执行的原因非常复杂，也应根据上述原理来具体分析。比如法院对生效判决再审的，还是应该按照再审提起的主体以及最终结果综合判断是否执行迟延履行利息。如果是债权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不应收取。
三是执行和解或者申请人同意给予一定履行宽限期的场合是否应该执行迟延履行利息？当事人执行和解而停止执行是双方请求民事执行机关停止执行的结果，如果能按照和解协议履行，不存在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问题。如果一方反悔，按照原判决执行的，执行和解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不太公平。但如果被执行人故意利用执行和解拖延执行的，应该执行整个和解执行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
迟延履行利率的确定
《若干意见》第294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指在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实务上集中的问题，一是对银行贷款最高利率的理解存有歧义，二是同期的含义不
明。
第一个问题曾经长期困扰人民法院。《若干意见》是根据制定时我国计划经济的金融体系作出的。金融改革之后，利率政策不断调整，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修订没有及时跟进，执行法院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寻找最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办法。人民银行改固定利率为浮动利率后，人民法院一般将中国人民银行浮动区间上限的最高贷款利率作为迟延履行利率，即基准利率乘以上限系数。从2004年10月29日起，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使法院很难确定哪家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上限是最高的。
①
一些法院根据同期贷款的种类，以该种类
同期最高利率为最高利率。如债务因基本建设而形成的，按基本建设贷款的最高利率计算。这种方式下，查找不同利率和计算具体利息非常复杂。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识到选择同期贷款最高利率已经不现实，而应该以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为标准，②即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应理解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最终解决了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
对同期的理解也莫衷一是。一是不同的法院为避免查找不同银行复杂利率的麻烦，直接按照比较方便确定的时点的银行利率计算，如有的按照执行的时刻，有的按照判决生效的时刻，有的按照判决确定的债务人应履行债务期间届满的时刻界定。到底应以何为标准？笔者认为，被执行人既然应为自己迟延履行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以及诚实信用等原则，就应按照他能够预见到的后果承担责任。在迟延履行期间，银行的利息标准是公开的，被执行人据此可推知迟延履行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如果是
①参见吴兆祥、黄年、李予霞：“关于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2009年第17期。
——由原告丁锐兵申请执行被告上海中福建筑设计②王建平：“试述执行案件中利息计算中的几个问题—
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返还保证金纠纷案引出的思考”，载《上海审判实践》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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