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它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些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的变革去解决，但仍然需要通过改革及时加以调整，否则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改革的必要性由此产生。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党的十七大报告浓墨重彩地强调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改革开放的迫切重要性
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方面多角度地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迫切重要性。例如，他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实行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说社会主义制度要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社会主义能够使生产力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为什么现在邓小平同志还要那样强调实行改革开放的迫切重要性，迫切到说再不改革，就只能“死路一条”、“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呢？
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又和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阶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等阶级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则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又并不是万能的。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它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去解决，却仍然需要通过改革及时地加以调整，否则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这就是说，在有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还需要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去把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去不断解决这种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使之更适合于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改革的必要性由此产生。 与此同时，当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和发展战略，同它所生存和发展于其中的整个时代、世界的发展变化不相适应时，例如，当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国际间的竞争相应地转变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的时候；当新的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的关联性空前强化的时候；当以增强综合国力为中心目标的改革调整浪潮广泛涉及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时候；当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人类消耗能源、排放污染、排放温室气体的活动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基础的时候，也都要求社会主义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去顺应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而且这种
情况还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增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改革的迫切重要性。在这样的时刻，要是拒不进行改革，或者贻误了改革的时机，都会危及社会主义的发展乃至生存。２０世纪下半叶，原苏联的由盛转衰，其经济发展速度不断滑坡，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了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是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地通过改革去除弊兴利、去适应时代潮流，那也会遭遇到被边缘化，乃至被淘汰的厄运。
二、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我国建国以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的大好形势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思想开始抬头，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升级，再加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造成工业与农业、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衡，经济畸形发展。经过1960年冬开始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到1965年，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又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在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又被推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而如果联系周围的环境来看，问题就更加严重，因为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力，社会经济快速平稳发展。结果，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西方在科技、经济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当然，“在这20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譬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 这就使当时中国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种思潮主张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主张继续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一套既定方针办；另一种思潮则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主张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否定了这两种错误方案，指出唯一的出路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搞改革开放。他说，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1978年的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体制方面存在着弊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他说“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而“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其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在体制上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的改革开放，也和过去的革命一样，旨在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意义上说，它的性质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但从改革开放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那种原来意义上的革命，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坚持和深化原先的基本制度抉择的意义上来说，它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它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些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的变革去解决，但仍然需要通过改革及时加以调整，否则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改革的必要性由此产生。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党的十七大报告浓墨重彩地强调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改革开放的迫切重要性
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方面多角度地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迫切重要性。例如，他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实行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说社会主义制度要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社会主义能够使生产力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为什么现在邓小平同志还要那样强调实行改革开放的迫切重要性，迫切到说再不改革，就只能“死路一条”、“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呢？
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又和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阶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等阶级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则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又并不是万能的。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它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去解决，却仍然需要通过改革及时地加以调整，否则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这就是说，在有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还需要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去把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去不断解决这种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使之更适合于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改革的必要性由此产生。 与此同时，当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和发展战略，同它所生存和发展于其中的整个时代、世界的发展变化不相适应时，例如，当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国际间的竞争相应地转变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的时候；当新的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的关联性空前强化的时候；当以增强综合国力为中心目标的改革调整浪潮广泛涉及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时候；当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人类消耗能源、排放污染、排放温室气体的活动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基础的时候，也都要求社会主义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去顺应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而且这种
情况还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增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改革的迫切重要性。在这样的时刻，要是拒不进行改革，或者贻误了改革的时机，都会危及社会主义的发展乃至生存。２０世纪下半叶，原苏联的由盛转衰，其经济发展速度不断滑坡，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了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是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地通过改革去除弊兴利、去适应时代潮流，那也会遭遇到被边缘化，乃至被淘汰的厄运。
二、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我国建国以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的大好形势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思想开始抬头，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升级，再加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造成工业与农业、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衡，经济畸形发展。经过1960年冬开始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到1965年，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又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在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又被推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而如果联系周围的环境来看，问题就更加严重，因为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力，社会经济快速平稳发展。结果，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西方在科技、经济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当然，“在这20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譬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 这就使当时中国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种思潮主张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主张继续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一套既定方针办；另一种思潮则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主张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否定了这两种错误方案，指出唯一的出路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搞改革开放。他说，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1978年的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体制方面存在着弊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他说“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而“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其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在体制上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的改革开放，也和过去的革命一样，旨在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意义上说，它的性质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但从改革开放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那种原来意义上的革命，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坚持和深化原先的基本制度抉择的意义上来说，它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