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解玺璋
担任币制局总裁
梁启超是进步党的灵魂，精神上的领袖，而进步党又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关系最密切的盟友，尤其是所谓“人才内阁”的组成，国务总理虽是熊希龄，但社会舆论都以梁启超为真正掌舵之人，“以为指挥当日政府者为先生一人”。所以，国民党被解散，议员资格被取消，乃至最后国会被解散，“全国舆论颇多归罪先生者”。（《梁启超年谱长编》，672页）进步党党员、众议院议员刘伟就在袁世凯发布解散国民党之命令的第三天，致信梁启超，指责他对国会的存亡负有责任：
先生以党魁入佐国务，以救亡为大政方针，不审为名乎为实乎？为名则全国生命财产岂堪再试，为实则自公等入阁，何为以破坏国会为初哉首基之政策耶？共和国不可无国会，夫人而知之矣。共和国之无国会，自中华民国始，中华民国无国会，自十一月四日始。四号之事孰实为之，命令出自总统，副署出自总理，形式所在，责有攸归，宜若与司法总长进步党理事之任公先生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道路之人，爱国之士，不问形式而苛求底蕴，不信谣诼而好察迩言，穷源探本，人有恒情，图穷而匕首自见，事久而黑幕益张，虽有知者无如之何，众口铄金，窃为高明危之。（同上，673页）
这其实是一种不能深知梁启超的意见。7月12日，李烈钧起兵讨袁后，7月23日，北洋军警包围了北京公余俱乐部，逮捕了国民党议员冯自由等十余人，引起国民党议员的大恐慌，纷纷离京南下，其中不乏参议院议长张继这样的领袖级人物。他们看到议会已不能保持其作为立法机关的独立性，议员也丧失了言论自由，便鼓动议员离开北京，南方国民党的报纸也纷纷呼吁国会南迁，支持讨袁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国会的活动陷于停顿，起草宪法的工作也被迫停止。有鉴于此，7月25日，梁启超致信袁世凯，希望他从国家政治前途的大局出发，不要使议会受到伤害。他说：
启超之意，以为彼党中与闻逆谋之人，诚不能不绳以法律，然与闻之人，实什不得一二，其余大率供阴谋者之机械而已。但使此辈不散至四方，则将来吸收之，使归正轨，为道正多。今最要者，乘此时机，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然后国本始固，而欲达此目的，则以维持议员三分二以上为第一义，现进步党已从各方面极力设法，尤望大总统更将尊重国会之意一为表示，或用命令，或谘两院议长，使宣明此意，以释谣诼。其议员公费，亦请迅即筹拨，使议员知政府之对于国会，并未改前度，则人人安心，而吾党亦得有辞以联络疏通，则两院多数之转移或非难也。（同上，674～675页）
第二天，梁启超再次致信袁世凯，提醒他：“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并警告他：“或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窃谓误天下必此言也。”（同上，675页）
也可以说，梁启超在为袁世凯出谋划策，但他维护国会的良苦用心亦昭然可见。他并不回避与袁世凯的关系，袁世凯称帝后，他作《袁世凯之解剖》一文，还说：“吾与袁氏近数年来，私交尚称亲善，袁氏至今犹费苦心欲引我与彼共事，吾于袁氏历年常尽友谊以相扶助相匡救，直至一月以前，犹未改此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8～9页）倒是后来者对梁启超多了一些理解，郑振铎在谈到梁启超加入“人才内阁”时就曾指出：“这一次的登台，在梁氏可以说是一点的成绩也没有。然他却并不灰心，也并未以袁世凯为不足合作的人。他始终要立在维持现状的局面之下，欲有所作为，欲有所表见，欲有所救益。”（《追忆梁启超》，75页）他的学生张荫麟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此时期先生在政治上之主张，可以一言蔽之：先从民智民德方面着力，而以温和渐进之方法改善其政治上及经济上之地位。惟其侧重民智民德，故于政治及经济上无具体而坚执之计画；惟其采温和渐进之手段，故易于优容军阀。民国以后先生在政治上得失之林，可得而论也。”（同上，107页）
梁启超一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相信，凭借袁世凯的势力，“苟能善用之，诚足以致中国于治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8页）所以，即便是在国会解散，内阁辞职之后，他仍然接受了袁世凯为他特设的币制局总裁一职，并在参政院成立之后，被任命为参政员之一。对此，他后来曾作过一点解释，他是这样说的：“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我和我一位最好的朋友—也是死于护国之役的—汤公觉顿专门研究财政问题，蔡公（锷）专门研究军事问题，虽然还做我们的学问生活，却是都从实际上积经验，很是有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8页）但这时已是强弩之末，尽管他还梦想着自己的主张能够实现，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最终，连币制局总裁这个空头职务也做不下去了，只好辞职走人。他说：
民国三年（1914年）年底，袁世凯的举动越看越不对了，我们觉得有和他脱离关系之必要，我便把家搬到天津，我自己回广东去侍奉我先君，做了几个月的乡间家庭生活。那年（1915年）阴历端午节前后，我又出来，到南京顽耍，正值冯华甫（国璋）做江苏将军，他和我说，听见要办帝制了，我们应该力争。他便拉我同车入京，见袁世凯，着实进些忠告。不料，我们要讲的话，袁世凯都先讲了，而且比我们还痛切，于是我们以为他真没有野心，也就罢了。华甫回南京做他的官，我回天津读我的书。过了两个多月—我记不清楚是哪一天—筹安会闹起来了。（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等六人发起成立筹安会，8月23日，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正式发表，筹安会亦于是日宣布正式成立。）就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日（24日），蔡公（锷）从北京搭晚车来天津，拉着我和我们另外一位亲爱的朋友—这个人现还在着，因他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故我不说他的姓名—同到汤公觉顿寓处，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夜，觉得我们若是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同上，88—89页）
周善培也曾回忆起这段历史，他说：
甲寅（1914年），约在春夏间，任公看清楚袁世凯夺取广东之后，以为国民党已经驱除净尽，天下统一了，专制独裁的力量加强了，因此，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辞了职，退下来，随时把袁的发展情况告诉我。我也把我在《论语时义》中预测袁世凯想黄袍加身、现在逐步快实现了的见解告诉任公。等到乙卯（1915年），筹安会问题一发现，任公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立刻发表出来，袁大惊，实际这件事任公早已见到，这篇文章是任公早已预备好的。（《追忆梁启超》，153～154页）
梁启超正式辞去币制局总裁一职是在1914年12月27日。此前，已有不少朋友关心他的“出处”问题，其实是想让他尽快摆脱袁世凯。五六月间蹇季常致信陈叔通就曾询问：“任公定何宗旨？”第二天，陈叔通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劝他：“先生亦岂能委蛇其间？”他的同门刘复礼说得更加直接，他在写给梁的一封信中说：“任公岂犹有衣食之念耶？读书破万卷，足迹遍全球，捧手受业于名贤之门，交游侪辈非齐鲁奇节之士，即燕赵悲歌之士，出处去就之义，固宜素讲，而迷谬濡滞如此，北溟之鹏縻于尺寸之丝，窃为足下痛之。”（《梁启超年谱长编》，690～692页）
对于朋友们的担忧和责难，梁启超不能无动于衷，而币制局的事情又由于欧战的爆发和袁世凯的拖延，各种计划均成空想，没有一件能够实行。10月30日《申报》报道《梁任公之近况》，就曾提到：“欧战以来，币制借款之事，暂时既无可谈判之余地，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设施之次第，又为时势所迫，不能实行，于是此局遂同虚设。任公不欲虚应故事，故数日以来数辞总裁之职。”（同上，698页）
作者：解玺璋
担任币制局总裁
梁启超是进步党的灵魂，精神上的领袖，而进步党又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关系最密切的盟友，尤其是所谓“人才内阁”的组成，国务总理虽是熊希龄，但社会舆论都以梁启超为真正掌舵之人，“以为指挥当日政府者为先生一人”。所以，国民党被解散，议员资格被取消，乃至最后国会被解散，“全国舆论颇多归罪先生者”。（《梁启超年谱长编》，672页）进步党党员、众议院议员刘伟就在袁世凯发布解散国民党之命令的第三天，致信梁启超，指责他对国会的存亡负有责任：
先生以党魁入佐国务，以救亡为大政方针，不审为名乎为实乎？为名则全国生命财产岂堪再试，为实则自公等入阁，何为以破坏国会为初哉首基之政策耶？共和国不可无国会，夫人而知之矣。共和国之无国会，自中华民国始，中华民国无国会，自十一月四日始。四号之事孰实为之，命令出自总统，副署出自总理，形式所在，责有攸归，宜若与司法总长进步党理事之任公先生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道路之人，爱国之士，不问形式而苛求底蕴，不信谣诼而好察迩言，穷源探本，人有恒情，图穷而匕首自见，事久而黑幕益张，虽有知者无如之何，众口铄金，窃为高明危之。（同上，673页）
这其实是一种不能深知梁启超的意见。7月12日，李烈钧起兵讨袁后，7月23日，北洋军警包围了北京公余俱乐部，逮捕了国民党议员冯自由等十余人，引起国民党议员的大恐慌，纷纷离京南下，其中不乏参议院议长张继这样的领袖级人物。他们看到议会已不能保持其作为立法机关的独立性，议员也丧失了言论自由，便鼓动议员离开北京，南方国民党的报纸也纷纷呼吁国会南迁，支持讨袁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国会的活动陷于停顿，起草宪法的工作也被迫停止。有鉴于此，7月25日，梁启超致信袁世凯，希望他从国家政治前途的大局出发，不要使议会受到伤害。他说：
启超之意，以为彼党中与闻逆谋之人，诚不能不绳以法律，然与闻之人，实什不得一二，其余大率供阴谋者之机械而已。但使此辈不散至四方，则将来吸收之，使归正轨，为道正多。今最要者，乘此时机，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然后国本始固，而欲达此目的，则以维持议员三分二以上为第一义，现进步党已从各方面极力设法，尤望大总统更将尊重国会之意一为表示，或用命令，或谘两院议长，使宣明此意，以释谣诼。其议员公费，亦请迅即筹拨，使议员知政府之对于国会，并未改前度，则人人安心，而吾党亦得有辞以联络疏通，则两院多数之转移或非难也。（同上，674～675页）
第二天，梁启超再次致信袁世凯，提醒他：“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并警告他：“或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窃谓误天下必此言也。”（同上，675页）
也可以说，梁启超在为袁世凯出谋划策，但他维护国会的良苦用心亦昭然可见。他并不回避与袁世凯的关系，袁世凯称帝后，他作《袁世凯之解剖》一文，还说：“吾与袁氏近数年来，私交尚称亲善，袁氏至今犹费苦心欲引我与彼共事，吾于袁氏历年常尽友谊以相扶助相匡救，直至一月以前，犹未改此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8～9页）倒是后来者对梁启超多了一些理解，郑振铎在谈到梁启超加入“人才内阁”时就曾指出：“这一次的登台，在梁氏可以说是一点的成绩也没有。然他却并不灰心，也并未以袁世凯为不足合作的人。他始终要立在维持现状的局面之下，欲有所作为，欲有所表见，欲有所救益。”（《追忆梁启超》，75页）他的学生张荫麟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此时期先生在政治上之主张，可以一言蔽之：先从民智民德方面着力，而以温和渐进之方法改善其政治上及经济上之地位。惟其侧重民智民德，故于政治及经济上无具体而坚执之计画；惟其采温和渐进之手段，故易于优容军阀。民国以后先生在政治上得失之林，可得而论也。”（同上，107页）
梁启超一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相信，凭借袁世凯的势力，“苟能善用之，诚足以致中国于治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8页）所以，即便是在国会解散，内阁辞职之后，他仍然接受了袁世凯为他特设的币制局总裁一职，并在参政院成立之后，被任命为参政员之一。对此，他后来曾作过一点解释，他是这样说的：“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我和我一位最好的朋友—也是死于护国之役的—汤公觉顿专门研究财政问题，蔡公（锷）专门研究军事问题，虽然还做我们的学问生活，却是都从实际上积经验，很是有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8页）但这时已是强弩之末，尽管他还梦想着自己的主张能够实现，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最终，连币制局总裁这个空头职务也做不下去了，只好辞职走人。他说：
民国三年（1914年）年底，袁世凯的举动越看越不对了，我们觉得有和他脱离关系之必要，我便把家搬到天津，我自己回广东去侍奉我先君，做了几个月的乡间家庭生活。那年（1915年）阴历端午节前后，我又出来，到南京顽耍，正值冯华甫（国璋）做江苏将军，他和我说，听见要办帝制了，我们应该力争。他便拉我同车入京，见袁世凯，着实进些忠告。不料，我们要讲的话，袁世凯都先讲了，而且比我们还痛切，于是我们以为他真没有野心，也就罢了。华甫回南京做他的官，我回天津读我的书。过了两个多月—我记不清楚是哪一天—筹安会闹起来了。（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等六人发起成立筹安会，8月23日，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正式发表，筹安会亦于是日宣布正式成立。）就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日（24日），蔡公（锷）从北京搭晚车来天津，拉着我和我们另外一位亲爱的朋友—这个人现还在着，因他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故我不说他的姓名—同到汤公觉顿寓处，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夜，觉得我们若是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同上，88—89页）
周善培也曾回忆起这段历史，他说：
甲寅（1914年），约在春夏间，任公看清楚袁世凯夺取广东之后，以为国民党已经驱除净尽，天下统一了，专制独裁的力量加强了，因此，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辞了职，退下来，随时把袁的发展情况告诉我。我也把我在《论语时义》中预测袁世凯想黄袍加身、现在逐步快实现了的见解告诉任公。等到乙卯（1915年），筹安会问题一发现，任公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立刻发表出来，袁大惊，实际这件事任公早已见到，这篇文章是任公早已预备好的。（《追忆梁启超》，153～154页）
梁启超正式辞去币制局总裁一职是在1914年12月27日。此前，已有不少朋友关心他的“出处”问题，其实是想让他尽快摆脱袁世凯。五六月间蹇季常致信陈叔通就曾询问：“任公定何宗旨？”第二天，陈叔通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劝他：“先生亦岂能委蛇其间？”他的同门刘复礼说得更加直接，他在写给梁的一封信中说：“任公岂犹有衣食之念耶？读书破万卷，足迹遍全球，捧手受业于名贤之门，交游侪辈非齐鲁奇节之士，即燕赵悲歌之士，出处去就之义，固宜素讲，而迷谬濡滞如此，北溟之鹏縻于尺寸之丝，窃为足下痛之。”（《梁启超年谱长编》，690～692页）
对于朋友们的担忧和责难，梁启超不能无动于衷，而币制局的事情又由于欧战的爆发和袁世凯的拖延，各种计划均成空想，没有一件能够实行。10月30日《申报》报道《梁任公之近况》，就曾提到：“欧战以来，币制借款之事，暂时既无可谈判之余地，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设施之次第，又为时势所迫，不能实行，于是此局遂同虚设。任公不欲虚应故事，故数日以来数辞总裁之职。”（同上，6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