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师大学报
一九九三年第五期
曹操《燕露行》《篙里行》新诊
顾农
帷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扰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红为贯日，己亦先受映。
城臣特国柄，杀主灭宇京。荡在帝基业，宗庙以蟠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睑彼洛阳部，徽子为哀伤。、:-
曹操这首《燕露行》历来被评为“汉末实录”(沈德潜《古诗源》卷五)，其中所写的社会动乱至
董卓劫持汉献帝西迁长安为止，所以近人为此诗系年，大抵系于献帝西迁之初平元年(190)。
这样看虽然似乎持之有故，却有不合理的地方，最明显的问题是在诗末写到“瞻彼洛阳
郭”，而自中平六年(189)董卓进入洛阳之初，曹操即已“变易姓名，间行东归”(《三国
拍·魏书·武帝纪》)，此是当年九月间事，到十二月，便起兵讨伐董卓了。直到六年之后即建安
元年(196)曹操才重返洛阳，才有可能“瞻彼洛阳郭”。《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
元年记载:
秋七月，杨奉、韩迢以天子还洛阳，奉别屯梁。太祖遂至洛阳，卫京都，遥返走。
天子假太祖节钱，录尚书事。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九月，车驾出辕辕而东，
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程制度始立。
《慈露行》一诗自当作于此时，诗人亲眼看到洛阳残破的情形，不禁回想起几年前发生在这
里的一系列动乱，感慨系之，严厉地批判了何进和董卓这两个历史的罪人。诗的创作契机大
抵如此。
曹操奉汉献帝迁都许昌乃是汉末带有划时期意义的一件大事，从此曹操在政治上一直处
于主动地位。曹操是一位政治家兼诗人，他的诗与政治关系十分密切。朱嘉征说:“至东汉
建安之乱，酷矣。魏武踵其事，挟孝献帝为共主，号令鞭答天下，群雄靡遗，六州归心…、二
阂时悼乱，歌以述志，武帝有焉”(《乐府广序》卷八)。曹操的政治抒情诗有不少是第一流的
好诗，“阂时悼乱”历来是一个容易引起读者共鸣的主题。曹操诗作中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当
仁不让的历史责任感，打动了千百年来读者的心。
《燕露行》看似平易，但要准确地理解它也并不容易，不少字句要参据有关史料作过细的研究才能明其底蕴。
“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查汉代帝室世系，从高祖刘邦到灵帝刘弘，凡二十二
世;按《宋书·乐志》正作“惟汉二十二世”，宋志收录《燕露行》最早，应当是可靠的。
当然，就诗而言，像《乐府诗集》、《广文选》、《诗纪》那样仅举其成数也可以。“所任
诚不良”虽似泛指，而重点说何进，下文“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
不敢断，因狩执
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几句，即专述何进误国并以自误的往事。《三国志·魏志
·
袁绍传》云:
灵帝崩，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与绍谋诛诸阉官，太后不从。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
常侍、黄门闻之，皆诣进谢，唯所错笠。时绍劝进便可于此决之，至于再三，而进不
许。令绍使洛阳方略武吏，检司诸宦者。又令绍弟虎责中郎将术选温厚虎贫二百人，当
入禁中，代持兵黄门陛宁门户。中常侍段挂等矫太后命，召进入议，遂杀之。宫中乱。
术将虎贪烧南宫嘉德殿青琐门，欲以迫出挂等。挂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陈留王走小平
津。绍既斩宦者所署司隶校尉许相，遂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
者，至自发露形休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扰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
因为有袁绍劝何进“决之”而何进犹豫不决的记载，所以诗中“犹豫不敢断”一句，不少人
以为即指何进不敢当机立断诛尽宦官一事。这样理解虽事出有因，而其实很不合理。因为第
一，虽然袁绍后来亲自带兵将宦官杀尽斩绝了，当初也已有这样的意向，但他向何进进言的
主要意思却在于建议何进以前殿大行皇帝的灵枢为依托，与宫内的宦官武装对垒，争取尽废
宦官，取而代之，其说词俱见于《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所引之《九州春秋》。第
二，更重要的是，曹操当时根本不赞成尽废宦官，《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
书》云:
太祖闻而笑之曰:，’l可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
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
也。，，
从政治斗争的策略说，打击面不宜过宽;而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曹操本人与宦官有很深
的联系，他名义上的祖父中常侍曹腾正是一个宦官，所以后来陈琳在为袁绍起草的檄文中痛
斥曹操为“赘阉遗丑”，骂得他很难堪。很难设想，一个反对将宦官斩尽杀绝的曹操会在所
写的诗中批评何进在诛灭宦官一事上“犹豫不敢断”。
按之史实，曹操批评何进“犹豫不敢断”应是指他在是否召引董卓进洛阳一事上所表现
的摇摆而言。《通鉴》中平六年(189)述此事颇有条贯:
何进召卓使将兵诣京师……董卓闻招，即时就道……卓至泥池，而进更孤疑，使谏
议大夫种邵宣招止之。卓不受诏，遂前至打南。邵迎劳之，因譬令还军。卓疑有变，使其
军士以兵胁邵。邵怒，称诏叱之，军士皆披，遂前质责卓，卓辞屈，乃还军夕阳亭……
哀绍惧进变计，因胁之曰:“交构已成，形势已露，将军复欲何待而不
早决之乎?
事久变生，复为窦氏矣1”……绍使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肥释上奏欲
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唯留进所私人以宁省中。
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原是袁绍竭力主张的一条下策，何进开始是
同意的，而稍后他也未尝没有感到此计不妥，考虑过中止执行，不让董卓进入洛阳，但他“犹豫不敢断”，结果袁绍继续推行其下策，虽然胁迫太后使罢宦官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但
代价极高昂，一来宦官们狗急跳墙，以政变方式杀死何进;二来宦官们劫持少帝及陈留王出
奔，三是董卓进入洛阳以后把首都彻底搞乱搞垮了。天下从此多事。一度当轴的何进是个没
有主意的人，想干大事又老是狐疑犹豫，当断不断，身受其害，也成了历史罪人。曹操对他
的批评应当说是一针见血的。
“因狩执君王”一句指张让、段理等宦官劫持少帝刘辩及陈留王刘协(稍后被董卓立为
献帝)一事。“狩”字近人或解释为狩猎，并谓全句意为张让等人像被围猎的野兽一样，为
逃避追捕，挟持少帝及陈留王出走。这样理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狩”当是“巡狩”的简
化说法，指帝王离开首都到外地巡行。《孟子·梁惠王下》:“天子适诸侯日巡狩。巡狩
者，巡所守也。”—到外地去巡视，这大约是张、段等劫持少帝、陈留王外逃时冠冕堂皇
的借口。这个借口史书上未作记载，正可依据曹操这句诗来了解其时的这一细节。
“白虹为贯日”一句历来也有些误解。近人每解释为这是刘辩为董卓所杀而引起的天
象。中平六年董卓入洛阳废少帝为弘农王，另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到初平元年(190)正月
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鸡杀弘农王辩，二月壬辰，白虹贯日。似此则“白虹贯日”似乎正
与弘农王之死有关。但据《后汉书·献帝纪漆初平元年(190)二月记载:
丁亥，迁都长安。董卓驱徒京师百性悉西入关，自留屯毕士范。
壬辰，白红贯日。
这样看来，“白虹贯日”与弘农王之死关系较远而与迁都一事关系较近。古人以为人间的非
常之变总与天象物候的非常之变具有某种对应关系。非常之变并不限于君王之死于非命，董
卓迁都正是一场非常大的灾难，《通鉴》初平元年二月载:
丁亥，车驾西迁。董卓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入其财产，死者不可胜纪;悉驱
徒其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楚，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留屯毕奎范
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反荡尽，无复鸡犬。又使吕布发诸帝侠及公
卿以下家墓，收其珍宝。卓获山东兵，以猪旁涂布十余匹，用
缠其旁，然后烧之，先从
足起。
这实在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名都洛阳毁于一旦，几十年以后仍然是一片“垣墙皆顿僻，
荆棘上参天”(曹植《送应氏》二首其一)的萧条景象;官民上下损失惨重。把“白虹贯日”与这
一场大灾难联系起来，似较能得诗人构思的原意。这样理解也足以开启下文“贼臣持国柄，
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宙以播丧”，以至与结尾的“瞻彼洛阳郭，微子为哀伤”相照
应。一气贯注，章法也好。如果仅仅与刘辩之死相联系，或以为即代指刘辩之死，则一来与
下文的“杀主”犯重，二来也显得把刘辩其人看得太重。现在刘协已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
侯，此时此刻而过于渲染刘辩之死的严重意义及其对夭象的影响，精明的曹操当不如是。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二句写献帝西迁狼狈之态。其时这位小皇帝只有十岁，他
一定被董卓的倒行逆施吓坏了，“号泣”自是份内之事。此种窘迫凄惨之状史籍中未载，曹
操这句诗又正可以补其未备。此所以为“诗史”也。“且”是“祖”的假借字(此据黄节《汉魏
乐府风笺》)，《诗经·小雅·四月》“六月祖暑”句下郑《笺》日“祖，犹始也”，“祖行”
谓开始远行。刘协哭哭啼啼地上了路。这个形象当然很糟，曹操坦然写出，固然意在暴露董
卓的蛮横，潜意识里恐怕也总有些对这位小皇帝的藐视，同时也还有跟时下自己把他接来许昌、始立宗庙社程制度的现状作对比的意思。而“瞻彼洛阳郭，微子为哀伤”二句，则大有
以仁人忠臣自居之意。微子启本是封王之兄，殷灭后虽称臣于周，但对于故国的灭亡十分悲
痛，作有《麦秀》之歌(见《尚书大传》卷二。《史记.宋微子世家》谓此诗乃箕子作)。曹操用这个典故
看来大有讲究，即既有表忠的意味，同时似也隐指大汉王朝气数已尽。这正与他“挟天子以
令诸侯”的政治策略相表里，应当说这是很好的政治抒情诗，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
《燕露行》和《篙里行》本是乐府旧调，都是挽枢者所唱的丧歌(详见崔豹《古今注》);曹
操用乐府旧题来写时事，二首都泳丧亡之哀，性质与挽歌仍然是接近的。这两首诗很自然地
形成一组，清朝人方东树说:“《燕露》哀君，《篙里》哀民，亦有次第”(《昭昧詹言》卷
二)。近人大抵专重《篙里行》，其实这两首诗还是一道来研读为好。这两首诗写作时间估
计不会相去过远，从这个角度看，《燕露行》也不可能作于初平元年而应当作于建安初年。
《篙里行》历来受到重视，多次进入选本和教材;但关于这首诗的认识长期以来也有些
含混不明之处，函待作出新
的合乎实际的诊释。
这首诗是接着《蓬露行》往下写的，两首的内容虽略有迭合之处，但视角不同，《蓬露
行》以洛阳为背景展开叙述，最后写到董卓劫持献帝西迁;而《篙里行》则从讨伐董卓的关
东豪杰这一边着笔，写他们有始无终，没有能打倒董卓反而窝里斗起来，结果又给老百姓带
来新的巨大创伤: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祠还自相戏。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铭甲生机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开始两句即写山东豪杰并起讨伐董卓，曹操本人亦在其列，盟主则为袁绍。“初期会盟津，
乃心在咸阳”二句写他们当初的计划和忠于汉王朝的政治态度。这两句近人多以为是用典，
不少论著、选本和赏析文章说“初期会盟津”句用周武王观兵于盟津，八百诸侯不期而会，
居二年伐封时诸侯又会于盟津(其详见于《尚书.泰誓》及《史记.周本纪》)的故实;“乃心在咸阳”
句则用《史记·项羽本纪》:“怀王与诸将约日‘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刘邦破咸阳后
项羽大怒击关欲破之的故事;用这个典故的用意，一说是指袁绍的变节自雄，一说是表明
“义士”们的初衷是要直捣洛阳，一如刘、项当年之攻入咸阳。后一说尤为流行。鄙意以为
诸说虽不无根据，但未免舍近求远。用典虽是古人写诗的家常便饭，曹操写诗时也用过不少
典故，而《篙里行》实未尝用典。前人评此诗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古诗归》)，正
是指出了它一味实叙的特点。《筒里行》着意摹仿民歌，文字相当浅近直白，全诗除了这两
句似乎是用了典故之外，很明显地全是实叙，中间如果忽然屏入两句掉书袋的句子，岂非打
破了全诗的和谐统一?何况袁绍、曹操等“义士”讨伐董卓时打的旗号是勤王，是维护汉王
室反对贼臣乱子，因此根本无法与历史上的武王伐封或刘、项之伐无道诛暴秦相提并论，性
质完全不同，无从连类而及。曹操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作《筒里行》约在建安初年官渡之
战前夕，此时他正在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高明策略，他怎么会用历史上诛灭暴君的故实来比拟群雄之反对乱臣拥戴王室?
事实上这两句之为实叙比较明显，无须穿凿求深。关东诸义士起兵讨董之初的形势，据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的叙述，大致如下: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哀术、冀州状刘馥、像州刺史扎佃、充州刺史刘岱、河内
太宁王匡、渤海太守衰绍、陈留太守张遨、东郡太宁桥渭、山阳太宁哀遗、济北相鲍信
同时俱起兵，众
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二月，卓闻兵起，乃捉天子都
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是时绍屯河内，遨、岱、碍、遗屯酸枣，术屯南阳，仙
屯领川，馥在邺。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
是讨董联军的前锋已抵酸枣、河内一线，离孟津(即盟津，为进据洛阳的战略重地)、洛阳
已不甚远。考察史实，当时讨董联军确有会于孟津的打算。请看曹王《典论·自叙》的叙
述:
初平之元，董卓杀王鸡后，荡夜王室。是时海内既困中平之政，兼恶董卓之凶逆，
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收宁，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渡”，言人人皆
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紊大侠富室强族，执扬云会，万里相赴。充像之师战于荣
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
可知袁绍部已达孟津前沿。《后汉书·袁绍传》载绍建安元年上书献帝自陈其勤王之状，也
说过“故遂引会英雄，兴师百万，饮马孟津，献血漳河”，与曹王的说法适相契合。似此则
“初期会盟津”一句正是写实，袁绍作为讨董联军的盟主已指挥其本部人马(至少是部分)
开至孟津前线。又《三国志·魏书·夏侯悴传》注引《魏书》云:“韩浩字元嗣……太守王
匡以为从事，将军拒董卓于盟津”，是王匡部也已抵孟津;至于提出这个建议的曹操或者也
当率部抵达孟津，可惜另外一些“义士”迟疑不进，加上袁绍本人也畏惧董卓兵多势强，行
动不力，失去了在洛阳一带与董卓会战就地予以歼灭的战机，结果让董卓西窜，留下了祸
根。
同样地，“乃心在咸阳”一句也是实叙。“乃心”是“乃心周不在王室”(《尚书·康王之
浩》)的简略说法，咸阳代指长安，当时献帝之所在。按咸阳本是秦的都城，在今陕西长安
县西之渭城故址;而长安则是汉的都城，其地本为秦的离宫，汉惠帝三年筑长安城，故城在
今西安市西北。咸阳与长安是两个城，但相去不远，隔水相望，又都是故都，以彼代此是说
得过去的，何况这里因为押韵的关系，也只好用咸阳来代长安，其深层含意则是喻指王室。
所以可以说“乃心在咸阳”一句用了隐喻修辞，而并非用典。讨董义士之忠于汉王室，与早
先刘邦项羽攻入咸阳推翻秦王朝意向完全相反，难以连类。
讨董联军之初衷略如上述，而后来发生了分化。据诗意，除曹操本人始终坚持其乃心王
室的正义立场之外，其余诸人发生了三个层次的变化。第一，在强敌面前观望等待，畏缩不
前。“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二句便是批判他们的这一层变化的，史载当时曹操曾对踌
躇的诸公说过“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
何疑?”得不到响应，他遂孤军西进，结
果吃了败仗，在他本人看来，那是虽败犹荣的。第二层变化是“义士”们自己打起来了，这
就是“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找”二句，此种战争甚多，曹操本人事实上也卷入得很深，不
过他在诗里只批评别人，显出一副与众不同的神气。
最糟的是第三个层次的变化，前“义士”们不但互相乱打，而且妄图自己称帝，这就是
‘9袁术、袁绍弟兄。“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前一句即指袁术在淮南僧号一事，早在兴
平二年(195)袁术已流露出准备当皇帝的意向，到建安二年(197)便“僧号于九江”，当
时他那里“下皆称臣，名门日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曹操《让县自明
本志令》)。但袁术并未正式称帝取代汉朝，只是僧号自称“仲家”，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
稍稍过了一下皇帝瘾而已，纷乱了两年便混不下去了。接下来做皇帝梦的是他的从兄袁绍，
“刻玺于北方”一句即指他而言。这一句诗流行的解释认为指初平二年(191)袁绍谋废献
帝，另立幽州牧刘虞时曾刻作金玺一事。这种解释认为“北方”与“淮南”相对而言，当时
袁绍屯兵河内，故可称“北方”云。今按此说似不可通，“淮南弟称号”在建安二年
(197)，接下来怎么会叙述初平二年(191)的事情?岂非颠倒错乱之至?《篙里行》一诗
一味顺叙，绝无倒叙;而且河内(今河南沁阳)而称“北方”，终觉不妥。我们认为，“刻
玺于北方”句乃另有所指，说的是袁术称帝失败以后的事情。该事史书中未及明言，人们习
惯于据史说诗，忘记了以诗补史，于是这一句便不易得其确解了。
《三国志·魏书·袁术传》讲袁术“到了穷途末路时，忧惧不知所出。将归帝号于绍，
欲至青州从袁谭，发病道死。”他要把帝号送给袁绍，而据裴注引《魏书》云，对袁术所谓
“袁氏受命当王”的意见，“绍阴然之。”说明袁绍也是准备当皇帝的。当时袁绍位为邺
侯，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野心大为膨胀。当时他的谋士沮授劝他迎献帝于邺
城，“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他并不以为然;而郭图、淳于琼等另一批部属
认为“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日兴之，不亦难乎1且英雄据以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
其禄，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三国志.魏书·哀绍传》注引《献帝传》。参见《后汉书·袁绍传》)。袁绍同意后一种意见，其潜台词
自然是自己来当皇帝。其时他授意主簿耿苞制造天命在袁的舆论，积极作登基的准备，估计
就在此时他有“
刻玺”的举动。
袁术是有玺的，得之于孙坚，而孙坚则得之于洛阳废井中。这个玉玺据说是秦始皇始
用，后归汉高祖刘邦，世世传授，称为传国玺。估计这个玺到了袁术手里以后，对他实行僧号
起到了某种催化作用。等到袁术走投无路、将帝号转让给袁绍之时，理应将这个玺也送过去，
但此事未能实现。袁绍的从弟、济野太守袁叙写信给袁绍说:“今海内丧乱，天意实在我
家，神应有征，当在我兄。南兄(按指袁术)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则北兄长，以位
则北兄尊，便欲送玺，会曹操断道”(转引自曹操《上言破袁绍》)。传国玺未能送达袁绍手中，
于是他只好自己另行刻一方来备用。袁绍在官渡之战前夜亦即他势力最盛之时有“刻玺”的
举动，是合于他野心和性格发展的逻辑的;其时袁绍在冀州，这里正是“北方”。
曹操后来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个称帝，几人称王”。这“几人”中首先
要包括袁氏兄弟，《篙里行》中“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二句所要表达的，也正是指当
时野心家之多。
曹操本人始终以“义士”自居，当年讨董时他最为坚定，现在又在《篙里行》诗中对战
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深表同情，他指出，正是那些过去的“义士”搞乱了天下，使得死亡枕
藉，民不聊生。诗的后六句写汉末悲惨的现实，深切著明，其中洋溢着同情民间疾苦的正义
感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立言得体，确有感人的力量。
天津师大学报
一九九三年第五期
曹操《燕露行》《篙里行》新诊
顾农
帷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扰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红为贯日，己亦先受映。
城臣特国柄，杀主灭宇京。荡在帝基业，宗庙以蟠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睑彼洛阳部，徽子为哀伤。、:-
曹操这首《燕露行》历来被评为“汉末实录”(沈德潜《古诗源》卷五)，其中所写的社会动乱至
董卓劫持汉献帝西迁长安为止，所以近人为此诗系年，大抵系于献帝西迁之初平元年(190)。
这样看虽然似乎持之有故，却有不合理的地方，最明显的问题是在诗末写到“瞻彼洛阳
郭”，而自中平六年(189)董卓进入洛阳之初，曹操即已“变易姓名，间行东归”(《三国
拍·魏书·武帝纪》)，此是当年九月间事，到十二月，便起兵讨伐董卓了。直到六年之后即建安
元年(196)曹操才重返洛阳，才有可能“瞻彼洛阳郭”。《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
元年记载:
秋七月，杨奉、韩迢以天子还洛阳，奉别屯梁。太祖遂至洛阳，卫京都，遥返走。
天子假太祖节钱，录尚书事。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九月，车驾出辕辕而东，
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程制度始立。
《慈露行》一诗自当作于此时，诗人亲眼看到洛阳残破的情形，不禁回想起几年前发生在这
里的一系列动乱，感慨系之，严厉地批判了何进和董卓这两个历史的罪人。诗的创作契机大
抵如此。
曹操奉汉献帝迁都许昌乃是汉末带有划时期意义的一件大事，从此曹操在政治上一直处
于主动地位。曹操是一位政治家兼诗人，他的诗与政治关系十分密切。朱嘉征说:“至东汉
建安之乱，酷矣。魏武踵其事，挟孝献帝为共主，号令鞭答天下，群雄靡遗，六州归心…、二
阂时悼乱，歌以述志，武帝有焉”(《乐府广序》卷八)。曹操的政治抒情诗有不少是第一流的
好诗，“阂时悼乱”历来是一个容易引起读者共鸣的主题。曹操诗作中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当
仁不让的历史责任感，打动了千百年来读者的心。
《燕露行》看似平易，但要准确地理解它也并不容易，不少字句要参据有关史料作过细的研究才能明其底蕴。
“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查汉代帝室世系，从高祖刘邦到灵帝刘弘，凡二十二
世;按《宋书·乐志》正作“惟汉二十二世”，宋志收录《燕露行》最早，应当是可靠的。
当然，就诗而言，像《乐府诗集》、《广文选》、《诗纪》那样仅举其成数也可以。“所任
诚不良”虽似泛指，而重点说何进，下文“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
不敢断，因狩执
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几句，即专述何进误国并以自误的往事。《三国志·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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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传》云:
灵帝崩，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与绍谋诛诸阉官，太后不从。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
常侍、黄门闻之，皆诣进谢，唯所错笠。时绍劝进便可于此决之，至于再三，而进不
许。令绍使洛阳方略武吏，检司诸宦者。又令绍弟虎责中郎将术选温厚虎贫二百人，当
入禁中，代持兵黄门陛宁门户。中常侍段挂等矫太后命，召进入议，遂杀之。宫中乱。
术将虎贪烧南宫嘉德殿青琐门，欲以迫出挂等。挂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陈留王走小平
津。绍既斩宦者所署司隶校尉许相，遂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
者，至自发露形休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扰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
因为有袁绍劝何进“决之”而何进犹豫不决的记载，所以诗中“犹豫不敢断”一句，不少人
以为即指何进不敢当机立断诛尽宦官一事。这样理解虽事出有因，而其实很不合理。因为第
一，虽然袁绍后来亲自带兵将宦官杀尽斩绝了，当初也已有这样的意向，但他向何进进言的
主要意思却在于建议何进以前殿大行皇帝的灵枢为依托，与宫内的宦官武装对垒，争取尽废
宦官，取而代之，其说词俱见于《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所引之《九州春秋》。第
二，更重要的是，曹操当时根本不赞成尽废宦官，《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
书》云:
太祖闻而笑之曰:，’l可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
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
也。，，
从政治斗争的策略说，打击面不宜过宽;而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曹操本人与宦官有很深
的联系，他名义上的祖父中常侍曹腾正是一个宦官，所以后来陈琳在为袁绍起草的檄文中痛
斥曹操为“赘阉遗丑”，骂得他很难堪。很难设想，一个反对将宦官斩尽杀绝的曹操会在所
写的诗中批评何进在诛灭宦官一事上“犹豫不敢断”。
按之史实，曹操批评何进“犹豫不敢断”应是指他在是否召引董卓进洛阳一事上所表现
的摇摆而言。《通鉴》中平六年(189)述此事颇有条贯:
何进召卓使将兵诣京师……董卓闻招，即时就道……卓至泥池，而进更孤疑，使谏
议大夫种邵宣招止之。卓不受诏，遂前至打南。邵迎劳之，因譬令还军。卓疑有变，使其
军士以兵胁邵。邵怒，称诏叱之，军士皆披，遂前质责卓，卓辞屈，乃还军夕阳亭……
哀绍惧进变计，因胁之曰:“交构已成，形势已露，将军复欲何待而不
早决之乎?
事久变生，复为窦氏矣1”……绍使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肥释上奏欲
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唯留进所私人以宁省中。
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原是袁绍竭力主张的一条下策，何进开始是
同意的，而稍后他也未尝没有感到此计不妥，考虑过中止执行，不让董卓进入洛阳，但他“犹豫不敢断”，结果袁绍继续推行其下策，虽然胁迫太后使罢宦官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但
代价极高昂，一来宦官们狗急跳墙，以政变方式杀死何进;二来宦官们劫持少帝及陈留王出
奔，三是董卓进入洛阳以后把首都彻底搞乱搞垮了。天下从此多事。一度当轴的何进是个没
有主意的人，想干大事又老是狐疑犹豫，当断不断，身受其害，也成了历史罪人。曹操对他
的批评应当说是一针见血的。
“因狩执君王”一句指张让、段理等宦官劫持少帝刘辩及陈留王刘协(稍后被董卓立为
献帝)一事。“狩”字近人或解释为狩猎，并谓全句意为张让等人像被围猎的野兽一样，为
逃避追捕，挟持少帝及陈留王出走。这样理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狩”当是“巡狩”的简
化说法，指帝王离开首都到外地巡行。《孟子·梁惠王下》:“天子适诸侯日巡狩。巡狩
者，巡所守也。”—到外地去巡视，这大约是张、段等劫持少帝、陈留王外逃时冠冕堂皇
的借口。这个借口史书上未作记载，正可依据曹操这句诗来了解其时的这一细节。
“白虹为贯日”一句历来也有些误解。近人每解释为这是刘辩为董卓所杀而引起的天
象。中平六年董卓入洛阳废少帝为弘农王，另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到初平元年(190)正月
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鸡杀弘农王辩，二月壬辰，白虹贯日。似此则“白虹贯日”似乎正
与弘农王之死有关。但据《后汉书·献帝纪漆初平元年(190)二月记载:
丁亥，迁都长安。董卓驱徒京师百性悉西入关，自留屯毕士范。
壬辰，白红贯日。
这样看来，“白虹贯日”与弘农王之死关系较远而与迁都一事关系较近。古人以为人间的非
常之变总与天象物候的非常之变具有某种对应关系。非常之变并不限于君王之死于非命，董
卓迁都正是一场非常大的灾难，《通鉴》初平元年二月载:
丁亥，车驾西迁。董卓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入其财产，死者不可胜纪;悉驱
徒其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楚，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留屯毕奎范
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反荡尽，无复鸡犬。又使吕布发诸帝侠及公
卿以下家墓，收其珍宝。卓获山东兵，以猪旁涂布十余匹，用
缠其旁，然后烧之，先从
足起。
这实在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名都洛阳毁于一旦，几十年以后仍然是一片“垣墙皆顿僻，
荆棘上参天”(曹植《送应氏》二首其一)的萧条景象;官民上下损失惨重。把“白虹贯日”与这
一场大灾难联系起来，似较能得诗人构思的原意。这样理解也足以开启下文“贼臣持国柄，
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宙以播丧”，以至与结尾的“瞻彼洛阳郭，微子为哀伤”相照
应。一气贯注，章法也好。如果仅仅与刘辩之死相联系，或以为即代指刘辩之死，则一来与
下文的“杀主”犯重，二来也显得把刘辩其人看得太重。现在刘协已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
侯，此时此刻而过于渲染刘辩之死的严重意义及其对夭象的影响，精明的曹操当不如是。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二句写献帝西迁狼狈之态。其时这位小皇帝只有十岁，他
一定被董卓的倒行逆施吓坏了，“号泣”自是份内之事。此种窘迫凄惨之状史籍中未载，曹
操这句诗又正可以补其未备。此所以为“诗史”也。“且”是“祖”的假借字(此据黄节《汉魏
乐府风笺》)，《诗经·小雅·四月》“六月祖暑”句下郑《笺》日“祖，犹始也”，“祖行”
谓开始远行。刘协哭哭啼啼地上了路。这个形象当然很糟，曹操坦然写出，固然意在暴露董
卓的蛮横，潜意识里恐怕也总有些对这位小皇帝的藐视，同时也还有跟时下自己把他接来许昌、始立宗庙社程制度的现状作对比的意思。而“瞻彼洛阳郭，微子为哀伤”二句，则大有
以仁人忠臣自居之意。微子启本是封王之兄，殷灭后虽称臣于周，但对于故国的灭亡十分悲
痛，作有《麦秀》之歌(见《尚书大传》卷二。《史记.宋微子世家》谓此诗乃箕子作)。曹操用这个典故
看来大有讲究，即既有表忠的意味，同时似也隐指大汉王朝气数已尽。这正与他“挟天子以
令诸侯”的政治策略相表里，应当说这是很好的政治抒情诗，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
《燕露行》和《篙里行》本是乐府旧调，都是挽枢者所唱的丧歌(详见崔豹《古今注》);曹
操用乐府旧题来写时事，二首都泳丧亡之哀，性质与挽歌仍然是接近的。这两首诗很自然地
形成一组，清朝人方东树说:“《燕露》哀君，《篙里》哀民，亦有次第”(《昭昧詹言》卷
二)。近人大抵专重《篙里行》，其实这两首诗还是一道来研读为好。这两首诗写作时间估
计不会相去过远，从这个角度看，《燕露行》也不可能作于初平元年而应当作于建安初年。
《篙里行》历来受到重视，多次进入选本和教材;但关于这首诗的认识长期以来也有些
含混不明之处，函待作出新
的合乎实际的诊释。
这首诗是接着《蓬露行》往下写的，两首的内容虽略有迭合之处，但视角不同，《蓬露
行》以洛阳为背景展开叙述，最后写到董卓劫持献帝西迁;而《篙里行》则从讨伐董卓的关
东豪杰这一边着笔，写他们有始无终，没有能打倒董卓反而窝里斗起来，结果又给老百姓带
来新的巨大创伤: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祠还自相戏。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铭甲生机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开始两句即写山东豪杰并起讨伐董卓，曹操本人亦在其列，盟主则为袁绍。“初期会盟津，
乃心在咸阳”二句写他们当初的计划和忠于汉王朝的政治态度。这两句近人多以为是用典，
不少论著、选本和赏析文章说“初期会盟津”句用周武王观兵于盟津，八百诸侯不期而会，
居二年伐封时诸侯又会于盟津(其详见于《尚书.泰誓》及《史记.周本纪》)的故实;“乃心在咸阳”
句则用《史记·项羽本纪》:“怀王与诸将约日‘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刘邦破咸阳后
项羽大怒击关欲破之的故事;用这个典故的用意，一说是指袁绍的变节自雄，一说是表明
“义士”们的初衷是要直捣洛阳，一如刘、项当年之攻入咸阳。后一说尤为流行。鄙意以为
诸说虽不无根据，但未免舍近求远。用典虽是古人写诗的家常便饭，曹操写诗时也用过不少
典故，而《篙里行》实未尝用典。前人评此诗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古诗归》)，正
是指出了它一味实叙的特点。《筒里行》着意摹仿民歌，文字相当浅近直白，全诗除了这两
句似乎是用了典故之外，很明显地全是实叙，中间如果忽然屏入两句掉书袋的句子，岂非打
破了全诗的和谐统一?何况袁绍、曹操等“义士”讨伐董卓时打的旗号是勤王，是维护汉王
室反对贼臣乱子，因此根本无法与历史上的武王伐封或刘、项之伐无道诛暴秦相提并论，性
质完全不同，无从连类而及。曹操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作《筒里行》约在建安初年官渡之
战前夕，此时他正在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高明策略，他怎么会用历史上诛灭暴君的故实来比拟群雄之反对乱臣拥戴王室?
事实上这两句之为实叙比较明显，无须穿凿求深。关东诸义士起兵讨董之初的形势，据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的叙述，大致如下: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哀术、冀州状刘馥、像州刺史扎佃、充州刺史刘岱、河内
太宁王匡、渤海太守衰绍、陈留太守张遨、东郡太宁桥渭、山阳太宁哀遗、济北相鲍信
同时俱起兵，众
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二月，卓闻兵起，乃捉天子都
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是时绍屯河内，遨、岱、碍、遗屯酸枣，术屯南阳，仙
屯领川，馥在邺。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
是讨董联军的前锋已抵酸枣、河内一线，离孟津(即盟津，为进据洛阳的战略重地)、洛阳
已不甚远。考察史实，当时讨董联军确有会于孟津的打算。请看曹王《典论·自叙》的叙
述:
初平之元，董卓杀王鸡后，荡夜王室。是时海内既困中平之政，兼恶董卓之凶逆，
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收宁，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渡”，言人人皆
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紊大侠富室强族，执扬云会，万里相赴。充像之师战于荣
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
可知袁绍部已达孟津前沿。《后汉书·袁绍传》载绍建安元年上书献帝自陈其勤王之状，也
说过“故遂引会英雄，兴师百万，饮马孟津，献血漳河”，与曹王的说法适相契合。似此则
“初期会盟津”一句正是写实，袁绍作为讨董联军的盟主已指挥其本部人马(至少是部分)
开至孟津前线。又《三国志·魏书·夏侯悴传》注引《魏书》云:“韩浩字元嗣……太守王
匡以为从事，将军拒董卓于盟津”，是王匡部也已抵孟津;至于提出这个建议的曹操或者也
当率部抵达孟津，可惜另外一些“义士”迟疑不进，加上袁绍本人也畏惧董卓兵多势强，行
动不力，失去了在洛阳一带与董卓会战就地予以歼灭的战机，结果让董卓西窜，留下了祸
根。
同样地，“乃心在咸阳”一句也是实叙。“乃心”是“乃心周不在王室”(《尚书·康王之
浩》)的简略说法，咸阳代指长安，当时献帝之所在。按咸阳本是秦的都城，在今陕西长安
县西之渭城故址;而长安则是汉的都城，其地本为秦的离宫，汉惠帝三年筑长安城，故城在
今西安市西北。咸阳与长安是两个城，但相去不远，隔水相望，又都是故都，以彼代此是说
得过去的，何况这里因为押韵的关系，也只好用咸阳来代长安，其深层含意则是喻指王室。
所以可以说“乃心在咸阳”一句用了隐喻修辞，而并非用典。讨董义士之忠于汉王室，与早
先刘邦项羽攻入咸阳推翻秦王朝意向完全相反，难以连类。
讨董联军之初衷略如上述，而后来发生了分化。据诗意，除曹操本人始终坚持其乃心王
室的正义立场之外，其余诸人发生了三个层次的变化。第一，在强敌面前观望等待，畏缩不
前。“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二句便是批判他们的这一层变化的，史载当时曹操曾对踌
躇的诸公说过“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
何疑?”得不到响应，他遂孤军西进，结
果吃了败仗，在他本人看来，那是虽败犹荣的。第二层变化是“义士”们自己打起来了，这
就是“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找”二句，此种战争甚多，曹操本人事实上也卷入得很深，不
过他在诗里只批评别人，显出一副与众不同的神气。
最糟的是第三个层次的变化，前“义士”们不但互相乱打，而且妄图自己称帝，这就是
‘9袁术、袁绍弟兄。“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前一句即指袁术在淮南僧号一事，早在兴
平二年(195)袁术已流露出准备当皇帝的意向，到建安二年(197)便“僧号于九江”，当
时他那里“下皆称臣，名门日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曹操《让县自明
本志令》)。但袁术并未正式称帝取代汉朝，只是僧号自称“仲家”，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
稍稍过了一下皇帝瘾而已，纷乱了两年便混不下去了。接下来做皇帝梦的是他的从兄袁绍，
“刻玺于北方”一句即指他而言。这一句诗流行的解释认为指初平二年(191)袁绍谋废献
帝，另立幽州牧刘虞时曾刻作金玺一事。这种解释认为“北方”与“淮南”相对而言，当时
袁绍屯兵河内，故可称“北方”云。今按此说似不可通，“淮南弟称号”在建安二年
(197)，接下来怎么会叙述初平二年(191)的事情?岂非颠倒错乱之至?《篙里行》一诗
一味顺叙，绝无倒叙;而且河内(今河南沁阳)而称“北方”，终觉不妥。我们认为，“刻
玺于北方”句乃另有所指，说的是袁术称帝失败以后的事情。该事史书中未及明言，人们习
惯于据史说诗，忘记了以诗补史，于是这一句便不易得其确解了。
《三国志·魏书·袁术传》讲袁术“到了穷途末路时，忧惧不知所出。将归帝号于绍，
欲至青州从袁谭，发病道死。”他要把帝号送给袁绍，而据裴注引《魏书》云，对袁术所谓
“袁氏受命当王”的意见，“绍阴然之。”说明袁绍也是准备当皇帝的。当时袁绍位为邺
侯，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野心大为膨胀。当时他的谋士沮授劝他迎献帝于邺
城，“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他并不以为然;而郭图、淳于琼等另一批部属
认为“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日兴之，不亦难乎1且英雄据以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
其禄，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三国志.魏书·哀绍传》注引《献帝传》。参见《后汉书·袁绍传》)。袁绍同意后一种意见，其潜台词
自然是自己来当皇帝。其时他授意主簿耿苞制造天命在袁的舆论，积极作登基的准备，估计
就在此时他有“
刻玺”的举动。
袁术是有玺的，得之于孙坚，而孙坚则得之于洛阳废井中。这个玉玺据说是秦始皇始
用，后归汉高祖刘邦，世世传授，称为传国玺。估计这个玺到了袁术手里以后，对他实行僧号
起到了某种催化作用。等到袁术走投无路、将帝号转让给袁绍之时，理应将这个玺也送过去，
但此事未能实现。袁绍的从弟、济野太守袁叙写信给袁绍说:“今海内丧乱，天意实在我
家，神应有征，当在我兄。南兄(按指袁术)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则北兄长，以位
则北兄尊，便欲送玺，会曹操断道”(转引自曹操《上言破袁绍》)。传国玺未能送达袁绍手中，
于是他只好自己另行刻一方来备用。袁绍在官渡之战前夜亦即他势力最盛之时有“刻玺”的
举动，是合于他野心和性格发展的逻辑的;其时袁绍在冀州，这里正是“北方”。
曹操后来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个称帝，几人称王”。这“几人”中首先
要包括袁氏兄弟，《篙里行》中“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二句所要表达的，也正是指当
时野心家之多。
曹操本人始终以“义士”自居，当年讨董时他最为坚定，现在又在《篙里行》诗中对战
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深表同情，他指出，正是那些过去的“义士”搞乱了天下，使得死亡枕
藉，民不聊生。诗的后六句写汉末悲惨的现实，深切著明，其中洋溢着同情民间疾苦的正义
感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立言得体，确有感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