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稍有近代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而懂得“黄花岗”名称由来的人,恐怕不是很多,懂得七十二位烈士的遗骸是由潘达微收殓安葬于黄花岗的人,可能就更不多了。 潘达微何许人也?他是怎样把七十二位烈士的遗骸收葬于黄花岗的呢?在黄花岗起义100周年之际,笔者根据掌握的史料,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潘达微,字铁苍,号影吾,广东番禺人。清光绪七年(1881年)生于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其父潘文卿,是清末一位武官,是广州市广仁善堂的创始人之一。潘达微少年好学,在诗、文、书、画等方面颇有才华,长辈们都为他感到高兴,希望他沿着科举取仕的道路走下去。但是,他没有顺从长辈的意愿,尤其是成年以后,目睹黑暗的现实,产生了对清王朝统治的不满,逐步接受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走上了投身社会改革的人生道路。他瞒着父母,与革命党人联络,四处奔走,秘密活动。 1905年,潘达微和陈垣(解放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高剑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廖子平(同盟会著名宣传家)等人,在广州创办了石印版的《时事画报》,发表针砭时弊的作品,揭露清代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为改革不合理的社会鼓与呼。《时事画报》被清政府查禁后,潘达微仍醉心于民主、共和,参与反对清廷统治的活动。其父得知后,甚为恼火,劝他专心读儒家经籍,放弃参与“议论时政”活动。他却表示,决不做经学禁锢的“书蠹”。为了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潘达微对新婚不久的妻子陈伟庄说:“国与家,国为先。男儿报国宁可玉碎,不可恋家求瓦全。”温顺的妻子见他决心那么大,只好表示随着丈夫。于是,潘达微带着妻子,毅然跨出了潘家大门,在广州市的河南区租了一间狭小的房子安家。 1908年,潘达微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他一边教学,一边开展革命活动,利用在广州南武公学、培淑女校等学校任国画教员之便,在学生中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发展男女青年加入同盟会。他还和高剑父(中国同盟会广东分会会长)等人一道,到当地寺观、医院、福音堂和村落等处设立机关,并在广州市河南区保安社附近的保光里,创办了一所“美术磁窑”,实际上是同盟会秘密活动制造炸弹的场所(见《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又在广州河南漱珠桥担杆巷“阿钜裱画店”二楼设立秘密通讯处,取名“守真阁”,以美术活动为名,开展发展会员、扩大组织、加强同各地同盟会会员联络等活动。后来,“守真阁”成为策动1910年庚戌新军起义的机关之一。广州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前,潘达微又和陈树人、邓慕韩等人,在广州创办了《平民报》,抨击时政,鼓吹革命,为同盟会举行武装起义大造舆论。当时,潘达微租住的家成了同盟会会员聚会和举行秘密活动的场所。妻子陈伟庄在丈夫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活动,冒着生命危险,筹集武器弹药,偷运进城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时30分,一阵阵海螺声划破广州市上空,经过积极筹备的广州起义终于爆发了。黄兴亲率130名队员组成“敢死队”,臂缠白布,携带枪械炸弹,直扑两广总督衙门。他们击溃卫队,冲入衙内后,发现两广总督张鸣岐已越墙逃跑,便放火焚烧总督衙门,接着分兵攻袭督练公所等处。起义军在东辕门、小北路等处与清军水师提督李准的大队遭遇,立即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起义军英勇杀敌,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以寡敌众,顽强地坚持了一夜。最后,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 起义失败后,牺牲烈士的遗体暴弃在越秀山麓至双门底各街道上。当时,清军戒备森严,为搜捕革命党人,下令闭城3日,凡是没有辫子和来路不明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同时还到处张贴通缉告示:“抓到一名革命党人,赏大洋一百块。”整个广州城笼罩在恐怖之中。清朝当局为了杀一儆百,恫吓市民,还故意将起义军的尸骸暴弃街头,一直到农历四月初三,才通知广仁、爱育、方便、广济等善堂,派出仵工,将烈士的遗体收集,运到咨议局前的旷地(现属黄花岗烈士陵园范围),分十数堆放置。烈士们有的折臂洞胸,血肉模糊;有的被铁链捆绑,两三人为一束(估计是受伤被俘后遇难者),其状惨不忍睹。这些烈士的遗体葬何处?当时,南海、番禺两县的知事协商,开始想葬在狗头山,后又拟葬于东门外处决犯人的臭岗(处决后的犯人被扔到大坑里,盖上浮土,臭气弥漫,途经者不得不掩鼻而过,故当地人称臭岗)。尚未暴露身份的潘达微听到这一消息,心如刀割,义愤填膺,皓皓侠骨岂能与犯人同葬一处!他为“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色变”(孙中山语)的起义英烈而自豪,于是决心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出面殓葬烈士遗骸。他四处奔走,首先到方便医院,找该院总理商量,又到各善堂商洽,请求、说服他们施棺施地,妥葬烈士。然而,在那腥风血雨,人人自危的日子里,他们惧于反动当局的淫威,恐受株连拖累,都不愿出力。无奈,潘达微只好向自己的世交好友、清乡督办江孔殷求助。江孔殷碍于情面,帮助疏通了善堂和各方关系。 潘达微得到由他负责择地埋葬烈士的允许后,立即着手寻觅坟地。他先在沙河找到了一块山地,地契也已办好,但卖主中途又变卦,怕被以通革命党人治罪而悔约。潘达微听后,悲痛欲绝,伏案大哭。不得已,他再次踏进广仁善堂的大门。面对善堂董事,潘达微恳切地陈述、疾呼:“起义烈士为国为民捐躯,我们都是国民一分子,眼见他们暴骨扬秽,心奚能安?”接着,又直陈其父是广仁善堂的创始人潘文卿,请在座诸位善董看在这一情分上,对他的请求不要袖手旁观,置之不理。潘达微情真意切,声泪俱下的诉说,使广仁善堂的善董们无不为之感动,于是当即答应,将该善堂的土地――红花岗(地处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作墓地,并由该善堂负责棺殓营葬。协议达成后,潘达微又赶到红花岗实地察看,并着手安排挖掘墓穴事宜。 农历四月初四一大早,潘达微就赶到了咨议局前的旷地,但见烈士们的遗体经过4天的雨淋日晒,体骸肿胀溃烂,小虫附生,气味难闻。也许是由于这种情况,仵工多不认真收殓。于是,潘达微便召来仵工,付给酒钱,吩咐他们将铁链解开,擦去尸体的血污,再装入棺木,抬往墓地。潘达微自上午11时,一直忙碌到下午4时,共收殓72具烈士遗体。苍天悲悯,羊城肃穆,草木含悲。是日,阴云密布,细雨迷蒙,路上行人稀少,惟有潘达微和仵工们来往于咨议局至红花岗那泥泞的路上。潘达微的双脚沾满了泥浆,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他却全然不顾,亲自护送最后一口棺木上红花岗。岗上墓穴分列4排,潘达微看到墓穴掘得较浅,又用自己借来的钱付给挖掘工,叫他们深掘然后埋葬。就这样,潘达微看着一口口棺木放入墓穴,覆盖好泥土后,才怀着悲痛的心情,告别烈士们的英灵,拖着疲惫而沉重的脚步离去。 广州起义,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起义,是武昌起义前夕,革命党人举行的最重要、战斗最激烈的一次起义。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云:“斯役之价值在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可传世而不朽!”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这次起义的广西籍志士约30人,崇左市江州区太平镇的刘辉廷(见《崇左县志》)是其中之一。在战斗中牺牲和受伤被俘后牺牲的广西籍烈士共有7人,统称“黄花岗广西七烈士”。让我们记住他们的英名:韦云卿、李德山、韦统龄、韦统淮、韦树模、韦荣初、林盛初(后5人为平南县籍)。 话说回头,潘达微殓葬英烈后,本不想声张,但保皇党的喉舌《国事报》却别有用心地披露此事,对潘达微恶意中伤。对此,潘达微非常气愤,便在《平民报》发表了题为“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的文章,公开宣布了“七十二死难者已经殓葬”的消息,以正视听。潘达微平生钟爱菊花,常吟诵古人“菊残犹有傲霜枝”的诗句,并以菊花入画,故在文中用“黄花”取代“红花”作岗名,以喻七十二烈士“其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黄兴是这次广州起义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对殉难的烈士有特殊深厚的感情。同年秋天,他在香港写下了《蝶恋花・吊黄花岗》词一首: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见《黄克强先生瀚墨选》) 自此,“黄花岗”之名便流传开来,直至今天。而潘达微也因殓葬七十二烈士而留名于世。是的,一切为祖国、为民族的进步做过有益事情的人,都将在炎黄子孙的心中永存。1929年,潘达微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追念其生前致力革命,收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功绩,特明令褒扬,准他的遗体附葬于黄花岗坟场。 “三・二九”广州起义至今100年了,1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品读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正门对联:“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港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缅怀先烈业绩的时候,潘达微战胜各种困难,殓葬英烈的义举,同样值得我们缅怀、崇敬!文
说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稍有近代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而懂得“黄花岗”名称由来的人,恐怕不是很多,懂得七十二位烈士的遗骸是由潘达微收殓安葬于黄花岗的人,可能就更不多了。 潘达微何许人也?他是怎样把七十二位烈士的遗骸收葬于黄花岗的呢?在黄花岗起义100周年之际,笔者根据掌握的史料,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潘达微,字铁苍,号影吾,广东番禺人。清光绪七年(1881年)生于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其父潘文卿,是清末一位武官,是广州市广仁善堂的创始人之一。潘达微少年好学,在诗、文、书、画等方面颇有才华,长辈们都为他感到高兴,希望他沿着科举取仕的道路走下去。但是,他没有顺从长辈的意愿,尤其是成年以后,目睹黑暗的现实,产生了对清王朝统治的不满,逐步接受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走上了投身社会改革的人生道路。他瞒着父母,与革命党人联络,四处奔走,秘密活动。 1905年,潘达微和陈垣(解放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高剑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廖子平(同盟会著名宣传家)等人,在广州创办了石印版的《时事画报》,发表针砭时弊的作品,揭露清代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为改革不合理的社会鼓与呼。《时事画报》被清政府查禁后,潘达微仍醉心于民主、共和,参与反对清廷统治的活动。其父得知后,甚为恼火,劝他专心读儒家经籍,放弃参与“议论时政”活动。他却表示,决不做经学禁锢的“书蠹”。为了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潘达微对新婚不久的妻子陈伟庄说:“国与家,国为先。男儿报国宁可玉碎,不可恋家求瓦全。”温顺的妻子见他决心那么大,只好表示随着丈夫。于是,潘达微带着妻子,毅然跨出了潘家大门,在广州市的河南区租了一间狭小的房子安家。 1908年,潘达微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他一边教学,一边开展革命活动,利用在广州南武公学、培淑女校等学校任国画教员之便,在学生中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发展男女青年加入同盟会。他还和高剑父(中国同盟会广东分会会长)等人一道,到当地寺观、医院、福音堂和村落等处设立机关,并在广州市河南区保安社附近的保光里,创办了一所“美术磁窑”,实际上是同盟会秘密活动制造炸弹的场所(见《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又在广州河南漱珠桥担杆巷“阿钜裱画店”二楼设立秘密通讯处,取名“守真阁”,以美术活动为名,开展发展会员、扩大组织、加强同各地同盟会会员联络等活动。后来,“守真阁”成为策动1910年庚戌新军起义的机关之一。广州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前,潘达微又和陈树人、邓慕韩等人,在广州创办了《平民报》,抨击时政,鼓吹革命,为同盟会举行武装起义大造舆论。当时,潘达微租住的家成了同盟会会员聚会和举行秘密活动的场所。妻子陈伟庄在丈夫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活动,冒着生命危险,筹集武器弹药,偷运进城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时30分,一阵阵海螺声划破广州市上空,经过积极筹备的广州起义终于爆发了。黄兴亲率130名队员组成“敢死队”,臂缠白布,携带枪械炸弹,直扑两广总督衙门。他们击溃卫队,冲入衙内后,发现两广总督张鸣岐已越墙逃跑,便放火焚烧总督衙门,接着分兵攻袭督练公所等处。起义军在东辕门、小北路等处与清军水师提督李准的大队遭遇,立即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起义军英勇杀敌,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以寡敌众,顽强地坚持了一夜。最后,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 起义失败后,牺牲烈士的遗体暴弃在越秀山麓至双门底各街道上。当时,清军戒备森严,为搜捕革命党人,下令闭城3日,凡是没有辫子和来路不明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同时还到处张贴通缉告示:“抓到一名革命党人,赏大洋一百块。”整个广州城笼罩在恐怖之中。清朝当局为了杀一儆百,恫吓市民,还故意将起义军的尸骸暴弃街头,一直到农历四月初三,才通知广仁、爱育、方便、广济等善堂,派出仵工,将烈士的遗体收集,运到咨议局前的旷地(现属黄花岗烈士陵园范围),分十数堆放置。烈士们有的折臂洞胸,血肉模糊;有的被铁链捆绑,两三人为一束(估计是受伤被俘后遇难者),其状惨不忍睹。这些烈士的遗体葬何处?当时,南海、番禺两县的知事协商,开始想葬在狗头山,后又拟葬于东门外处决犯人的臭岗(处决后的犯人被扔到大坑里,盖上浮土,臭气弥漫,途经者不得不掩鼻而过,故当地人称臭岗)。尚未暴露身份的潘达微听到这一消息,心如刀割,义愤填膺,皓皓侠骨岂能与犯人同葬一处!他为“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色变”(孙中山语)的起义英烈而自豪,于是决心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出面殓葬烈士遗骸。他四处奔走,首先到方便医院,找该院总理商量,又到各善堂商洽,请求、说服他们施棺施地,妥葬烈士。然而,在那腥风血雨,人人自危的日子里,他们惧于反动当局的淫威,恐受株连拖累,都不愿出力。无奈,潘达微只好向自己的世交好友、清乡督办江孔殷求助。江孔殷碍于情面,帮助疏通了善堂和各方关系。 潘达微得到由他负责择地埋葬烈士的允许后,立即着手寻觅坟地。他先在沙河找到了一块山地,地契也已办好,但卖主中途又变卦,怕被以通革命党人治罪而悔约。潘达微听后,悲痛欲绝,伏案大哭。不得已,他再次踏进广仁善堂的大门。面对善堂董事,潘达微恳切地陈述、疾呼:“起义烈士为国为民捐躯,我们都是国民一分子,眼见他们暴骨扬秽,心奚能安?”接着,又直陈其父是广仁善堂的创始人潘文卿,请在座诸位善董看在这一情分上,对他的请求不要袖手旁观,置之不理。潘达微情真意切,声泪俱下的诉说,使广仁善堂的善董们无不为之感动,于是当即答应,将该善堂的土地――红花岗(地处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作墓地,并由该善堂负责棺殓营葬。协议达成后,潘达微又赶到红花岗实地察看,并着手安排挖掘墓穴事宜。 农历四月初四一大早,潘达微就赶到了咨议局前的旷地,但见烈士们的遗体经过4天的雨淋日晒,体骸肿胀溃烂,小虫附生,气味难闻。也许是由于这种情况,仵工多不认真收殓。于是,潘达微便召来仵工,付给酒钱,吩咐他们将铁链解开,擦去尸体的血污,再装入棺木,抬往墓地。潘达微自上午11时,一直忙碌到下午4时,共收殓72具烈士遗体。苍天悲悯,羊城肃穆,草木含悲。是日,阴云密布,细雨迷蒙,路上行人稀少,惟有潘达微和仵工们来往于咨议局至红花岗那泥泞的路上。潘达微的双脚沾满了泥浆,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他却全然不顾,亲自护送最后一口棺木上红花岗。岗上墓穴分列4排,潘达微看到墓穴掘得较浅,又用自己借来的钱付给挖掘工,叫他们深掘然后埋葬。就这样,潘达微看着一口口棺木放入墓穴,覆盖好泥土后,才怀着悲痛的心情,告别烈士们的英灵,拖着疲惫而沉重的脚步离去。 广州起义,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起义,是武昌起义前夕,革命党人举行的最重要、战斗最激烈的一次起义。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云:“斯役之价值在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可传世而不朽!”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这次起义的广西籍志士约30人,崇左市江州区太平镇的刘辉廷(见《崇左县志》)是其中之一。在战斗中牺牲和受伤被俘后牺牲的广西籍烈士共有7人,统称“黄花岗广西七烈士”。让我们记住他们的英名:韦云卿、李德山、韦统龄、韦统淮、韦树模、韦荣初、林盛初(后5人为平南县籍)。 话说回头,潘达微殓葬英烈后,本不想声张,但保皇党的喉舌《国事报》却别有用心地披露此事,对潘达微恶意中伤。对此,潘达微非常气愤,便在《平民报》发表了题为“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的文章,公开宣布了“七十二死难者已经殓葬”的消息,以正视听。潘达微平生钟爱菊花,常吟诵古人“菊残犹有傲霜枝”的诗句,并以菊花入画,故在文中用“黄花”取代“红花”作岗名,以喻七十二烈士“其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黄兴是这次广州起义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对殉难的烈士有特殊深厚的感情。同年秋天,他在香港写下了《蝶恋花・吊黄花岗》词一首: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见《黄克强先生瀚墨选》) 自此,“黄花岗”之名便流传开来,直至今天。而潘达微也因殓葬七十二烈士而留名于世。是的,一切为祖国、为民族的进步做过有益事情的人,都将在炎黄子孙的心中永存。1929年,潘达微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追念其生前致力革命,收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功绩,特明令褒扬,准他的遗体附葬于黄花岗坟场。 “三・二九”广州起义至今100年了,1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品读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正门对联:“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港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缅怀先烈业绩的时候,潘达微战胜各种困难,殓葬英烈的义举,同样值得我们缅怀、崇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