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与中国制造的三重创新关联
在我国制造业正处于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价值链的低端向价值链的高端、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这一关键时期重提“工匠精神”，不仅要重启在大规模、高速度、无差别的机器化生产时代逐渐缺失的精益求精、严谨细致、坚守专注的传统“工匠精神”，更要与时俱进强调“工匠精神”的创新内涵，只有大国工匠们持续不断地创新，制造业才能适应现阶段供给、需求的新常态，满足消费者日益个性化、多元化、高层次的需求。
细究起来，“工匠精神”的创新元素渗透在工匠技艺、工匠制度和工匠文化中，意即培育支撑制造强国的“工匠精神”是个系统工程，不仅要激励器物层的创新，更要引导制度层和文化层的创新，正是这三重创新，使“工匠精神”不再停留在精神号召、口号宣传的层面，而能切实有效地与中国制造关联起来，让“工匠精神”由顶层设计化成具体而微的激励政策，由激励政策刺激形成工匠习惯，由工匠习惯外化形成工匠制度，由工匠制度升华形成工匠文化，由工匠文化融入民族血脉，成为中国制造的标签。
“工匠精神”与技术创新
传统观念中，工匠就是一种机械重复劳动的工作者，而发明、创新总是与高科技工作者密切相关，其实这是对工匠的误读，也是对创新的误判。绝大部分技术创新并不是从零到一的颠覆式创新，而是从99.9%到99.99%的持续性创新。技术进步的连续性远远强于间断性，继承性强于革命性，就如同生物体的生命进化，技术革命实际上是长期创造性过程中由技术积累所导致的技术进步和重大突破的“涌现”阶段。也就是说，即使是颠覆式创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需要设计研发人员对产品不断钻研思索、不停琢磨探究，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中实现技术和工艺改进，小到每一个工艺环节的革新，大到每款新产品、每项新技术的研发莫不如此。中国制造创新驱动最大的障碍不在于资源要素投入不足，而在于缺乏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和涵养大国工匠的制度、文化土壤。
“工匠精神”与制度创新
“工匠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它的形成非朝夕之功，而是在一系列有效稳定的制度安排下产生的结果。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为人津津乐道的“工匠精神”
背后，其实是一整套工匠制度，体现在职业教育体系、市场准入标准、质量监督管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对企业家敢于冒险、不辍创新的激励，对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人才的回报，对违法违规者的惩罚共同发挥作用，缺一不可。用规则制度引导工匠习惯，再把工匠习惯升华为“工匠精神”，是重塑“工匠精神”的必由之路。中国在制造精度和产品质量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一些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严重依赖进口，表面上看是工匠技术的缺失，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相应工匠制度的缺失。重提”工匠精神”只是一个开始，还要通过系列制度创新重塑中国的“工匠精神”，激励企业家创新，培养合格工匠，惟有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工匠精神”才不会流于口号和宣传，才能真正成为民族习惯，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民族精神。
“工匠精神”与文化创新
重塑“工匠精神”需要制度创新，而制度分为正式制度(法律、组织章程等)与非正式制度(行为规范、道德、习俗)，制造强国的发展史表明，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的文化传统在“工匠精神”形成中的作用不可小觑。葛树荣、陈俊飞认为，德国制造的四个基本特征(耐用、可靠、安全、精密)的背后，是德国的六大制造文化:专注精神、标准主义、精确主义、完美主义、秩序主义和厚实精神，这些文化传统又植根于德意志民族严谨理性的国民性之中。我国的产品甚至传统优势产品如纺织品与欧美产品的差距，究其根源是产品文化含量的差异，产品做到极致定是精致精美、品味十足的，技术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改善产品性能，但随时间流逝慢慢积淀下来的，能提升产品品质、积累品牌效应的却是文化，因此，中国制造要走向世界，并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需要培养有文化的工匠，制造有文化的产品。海尔总裁张瑞敏曾指出:“名牌也应该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如果是一个名牌，一定有丰富的文化含量，因为一个名牌是名牌创造者素质的外化，或者说名牌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素质的外化。员工的素质高，才能够创造出名牌。”很显然，培养有文化的工匠需要进行文化创新，甚至需要改造国民习性，这需要宏观(国家层面)、中观(社会层面)、微观(企业、个人层面)的协同创新。 三重创新与中国制造业发展
以工匠技术、工匠制度和工匠文化三重创新为抓手，“工匠精神”从虚幻的精神层面落到促进中国制造的实质层面。就“工匠精神”而言，三重创新也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工匠精神”来源于文化、生长于制度、落脚于工匠技术，而制造产品是工匠技术的物质载体，与工匠制度和文化相比，工匠技术是反映“工匠精神”的最表面的因素，一般“工匠精神”缺失的直接表现是技术创新不够，但
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工匠制度和工匠文化的缺失，因此，虽然“工匠精神”本身就意味着技术创新，但是培育“工匠精神”却需要更多从制度和文化创新入手。就三重创新与中国制造的关系而言，在制造业发展的初期，技术进步的作用很大，但是随着制造业迈向中高端，成熟的制造技术逐渐普及，制度和文化的作用凸显，“工匠精神”的重要性也愈加明显。因此，现阶段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爱基，净值，资讯）中涵养新时代的“工匠精神”需要建立、完善两大体系。 一是进行一系列系统设计，建设“工匠精神”养成的制度体系。首先要加快打造新型政商关系，使企业家回归初心，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提供产品和服务；其次要尽快完善我国的职业教育制度，改变职业教育是教育系统的补充的现状；第三要构建有利于“工匠精神”形成的法制、标准体系，严格监管规范市场运行秩序;最后要强化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工匠群体真正感受到“才有所值，能有所得”。二是在社会上牢固树立“工匠精神”孕育的文化价值体系。首先要建立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提高工匠群体的社会地位;其次要建设支撑“工匠精神”的管理文化，在企业管理中培育严谨认真的工匠习性；第三要鼓励消费者追求“精”“美”“品”“上”的消费文化，倒逼企业形成“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与中国制造的三重创新关联
在我国制造业正处于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价值链的低端向价值链的高端、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这一关键时期重提“工匠精神”，不仅要重启在大规模、高速度、无差别的机器化生产时代逐渐缺失的精益求精、严谨细致、坚守专注的传统“工匠精神”，更要与时俱进强调“工匠精神”的创新内涵，只有大国工匠们持续不断地创新，制造业才能适应现阶段供给、需求的新常态，满足消费者日益个性化、多元化、高层次的需求。
细究起来，“工匠精神”的创新元素渗透在工匠技艺、工匠制度和工匠文化中，意即培育支撑制造强国的“工匠精神”是个系统工程，不仅要激励器物层的创新，更要引导制度层和文化层的创新，正是这三重创新，使“工匠精神”不再停留在精神号召、口号宣传的层面，而能切实有效地与中国制造关联起来，让“工匠精神”由顶层设计化成具体而微的激励政策，由激励政策刺激形成工匠习惯，由工匠习惯外化形成工匠制度，由工匠制度升华形成工匠文化，由工匠文化融入民族血脉，成为中国制造的标签。
“工匠精神”与技术创新
传统观念中，工匠就是一种机械重复劳动的工作者，而发明、创新总是与高科技工作者密切相关，其实这是对工匠的误读，也是对创新的误判。绝大部分技术创新并不是从零到一的颠覆式创新，而是从99.9%到99.99%的持续性创新。技术进步的连续性远远强于间断性，继承性强于革命性，就如同生物体的生命进化，技术革命实际上是长期创造性过程中由技术积累所导致的技术进步和重大突破的“涌现”阶段。也就是说，即使是颠覆式创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需要设计研发人员对产品不断钻研思索、不停琢磨探究，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中实现技术和工艺改进，小到每一个工艺环节的革新，大到每款新产品、每项新技术的研发莫不如此。中国制造创新驱动最大的障碍不在于资源要素投入不足，而在于缺乏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和涵养大国工匠的制度、文化土壤。
“工匠精神”与制度创新
“工匠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它的形成非朝夕之功，而是在一系列有效稳定的制度安排下产生的结果。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为人津津乐道的“工匠精神”
背后，其实是一整套工匠制度，体现在职业教育体系、市场准入标准、质量监督管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对企业家敢于冒险、不辍创新的激励，对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人才的回报，对违法违规者的惩罚共同发挥作用，缺一不可。用规则制度引导工匠习惯，再把工匠习惯升华为“工匠精神”，是重塑“工匠精神”的必由之路。中国在制造精度和产品质量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一些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严重依赖进口，表面上看是工匠技术的缺失，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相应工匠制度的缺失。重提”工匠精神”只是一个开始，还要通过系列制度创新重塑中国的“工匠精神”，激励企业家创新，培养合格工匠，惟有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工匠精神”才不会流于口号和宣传，才能真正成为民族习惯，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民族精神。
“工匠精神”与文化创新
重塑“工匠精神”需要制度创新，而制度分为正式制度(法律、组织章程等)与非正式制度(行为规范、道德、习俗)，制造强国的发展史表明，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的文化传统在“工匠精神”形成中的作用不可小觑。葛树荣、陈俊飞认为，德国制造的四个基本特征(耐用、可靠、安全、精密)的背后，是德国的六大制造文化:专注精神、标准主义、精确主义、完美主义、秩序主义和厚实精神，这些文化传统又植根于德意志民族严谨理性的国民性之中。我国的产品甚至传统优势产品如纺织品与欧美产品的差距，究其根源是产品文化含量的差异，产品做到极致定是精致精美、品味十足的，技术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改善产品性能，但随时间流逝慢慢积淀下来的，能提升产品品质、积累品牌效应的却是文化，因此，中国制造要走向世界，并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需要培养有文化的工匠，制造有文化的产品。海尔总裁张瑞敏曾指出:“名牌也应该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如果是一个名牌，一定有丰富的文化含量，因为一个名牌是名牌创造者素质的外化，或者说名牌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素质的外化。员工的素质高，才能够创造出名牌。”很显然，培养有文化的工匠需要进行文化创新，甚至需要改造国民习性，这需要宏观(国家层面)、中观(社会层面)、微观(企业、个人层面)的协同创新。 三重创新与中国制造业发展
以工匠技术、工匠制度和工匠文化三重创新为抓手，“工匠精神”从虚幻的精神层面落到促进中国制造的实质层面。就“工匠精神”而言，三重创新也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工匠精神”来源于文化、生长于制度、落脚于工匠技术，而制造产品是工匠技术的物质载体，与工匠制度和文化相比，工匠技术是反映“工匠精神”的最表面的因素，一般“工匠精神”缺失的直接表现是技术创新不够，但
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工匠制度和工匠文化的缺失，因此，虽然“工匠精神”本身就意味着技术创新，但是培育“工匠精神”却需要更多从制度和文化创新入手。就三重创新与中国制造的关系而言，在制造业发展的初期，技术进步的作用很大，但是随着制造业迈向中高端，成熟的制造技术逐渐普及，制度和文化的作用凸显，“工匠精神”的重要性也愈加明显。因此，现阶段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爱基，净值，资讯）中涵养新时代的“工匠精神”需要建立、完善两大体系。 一是进行一系列系统设计，建设“工匠精神”养成的制度体系。首先要加快打造新型政商关系，使企业家回归初心，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提供产品和服务；其次要尽快完善我国的职业教育制度，改变职业教育是教育系统的补充的现状；第三要构建有利于“工匠精神”形成的法制、标准体系，严格监管规范市场运行秩序;最后要强化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工匠群体真正感受到“才有所值，能有所得”。二是在社会上牢固树立“工匠精神”孕育的文化价值体系。首先要建立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提高工匠群体的社会地位;其次要建设支撑“工匠精神”的管理文化，在企业管理中培育严谨认真的工匠习性；第三要鼓励消费者追求“精”“美”“品”“上”的消费文化，倒逼企业形成“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