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宫希魁
学习与探索 1996年09期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是构成传统经济体制的三个基础性范畴。它们之间互相依托和支撑，形成了一个存在内在逻辑关系的紧密联盟。这个联盟在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初期，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情况的变化，逐渐走向反面，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绳索，因此，最终导致了三位一体联盟的解体。现在，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两个范畴已被实践所扬弃，剩下的全民所有制范畴虽尚存一席之地，但由于失去了前两者的逻辑支撑，其作为理论范畴的最后终结已为期不远。
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面对的改革对象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制度系统。构成这个制度系统的基础性范畴有三个：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这三者互为存在条件，相互依托和支撑，形成了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紧密联盟。目前，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这两个范畴已经被改革的浪潮所扬弃，余留下来的全民所有制范畴，作为一个抽象思维的结晶，由于失去了必备的逻辑支撑，也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一、三位一体联盟的形成
任何一种经济形态，都有其客观的运行规律，反映在观念上，则表现为由存在内在逻辑联系的一系列范畴构成的理论体系。我国的传统经济管理体制，其赖以存在的理论支柱主要是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三个范畴。这三个范畴分别作为独立的个体，不管它脱离实际有多远，含有多少空想的成分，也不管它内在矛盾有多深，怎样不能自圆其说，但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整体，是互相适应互相支持的，甚至是缺一不可的。正因为三者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难以拆散的逻辑联系，所以我把它称为三位一体联盟。
这个联盟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从思想渊源上来说，最早可以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某些观点，从他们用“以头立地”的思维方式所设计出来的“乌托邦”、“太阳城”的美妙图画中可以找到非常明显的印迹。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但其中某些观点和论断，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对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非商品性、直接计划性、单一社会占有的设想，未被当今的社会实践所证实，加之人们又对其做了教条化的理解，以至使其成为三位一体联盟的思想因子。斯大林在构筑具体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过程中，把上述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非科学的因素继承下来，使其进一步教条化，并且把它付诸实践，孕育出了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这个怪胎，三位一体联盟终于获得确立，并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成为支配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斯大林模式”作为三位一体联盟的实现形态具有如下特点：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虽然保留了一部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仍把它视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一旦条件成熟就要促使其走向消亡。高度发达的产品经济被当作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成为人们追求的更高目标。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被视为社会主义的特有规律和本质体现，在社会经济运行的人财物、产供销各个领域和环节，实行了统收统支、统包统配、高度集权、无所不包的计划管理。在所有制结构上把全民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高级形态加以推崇和宣扬，集体所有制仅被当作公有制的低级形态来对待，时刻都不忘记推动它向高级形态“过渡”，其它所有制形式则被视为异端而极力铲除之。这就是对构筑在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三位一体联盟基础之上的“斯大林模式”的概括性描述。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首先，产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关联，是社会经济内容与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之间的联系。这二者之间是互相适应、互相支撑的。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体系中，产品经济范畴具有双重涵义：一是私人劳动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实现产品的最终消费不需要经由商品交换过程；二是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相区别，特指人类社会一个更高级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产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货币将不复存在，依靠市场价格的波动来调节社会生产将成为历史的陈迹，决定生产计划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1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一直憧憬着实现这一美好境界，坚信未来一定会有这样一个经济阶段，就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大趋势已经很明朗的背景下，仍然不时看到有人还沉醉于对产品经济的迷恋和向往之中。产品经济的这种特质规定，决定了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其逻辑发展的必然。既然产品经济具有直接社会性、非商品性、极大丰富性等特点，那么，对这种社会生产的组织就“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由一个社会中心根据社会需要，制定计划，发布指令，调动各种经济资源，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马克思也曾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2〕。正是基于这种设想和判断，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构筑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时，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大工厂，逐步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尽管斯大林在晚年已经感觉到彻底消灭商品交换的不现实性，有保留地承认商品“外壳”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但建立在产品经济设想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却依然是不可动摇的社会制度象征。在斯大林领导下构筑起来的这种以产品经济设想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后来成了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参照的样版。
其次，计划经济体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联，是经济运行方式与社会财产制度之间的联系。这二者之间是互相适应、互相支撑的。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必须以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财产制度为基础和做保障。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加小商品生产的经济运行方式，以封建土地私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斯大林领导创立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方式则必须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为基础。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从资源配置方式与利益分配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中找到答案。一个社会中心要想用计划手段在全社会范围内调配经济资源，就必须打破各种由于财产实际占有多寡不同而形成的局部利益边界，把全社会作为一个统一的不加分割的利益共同体来对待。只有这样，钢铁无偿地从甲地调到乙地，煤炭无偿地从乙地调到丙地，才会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规则，人们也才会相信自己的局部利益包含在全局利益之中，全局利益实现之日，也就是局部利益满足之时。否则，如不拆除基于财产占有关系而设立起来的各种局部利益樊篱，利用计划手段调拨经济资源就会受到局部利益维护力量的顽强反抗，从而使计划调拨无法实现。铲除局部利益界限最彻底的方法就是从所有制上解决问题，即变财产关系上的私有制和各种各样的局部所有制为大一统的所谓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基本含义是财产归全体公民所有，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任何一个自然人只要取得合法的公民地位，就对全民所有的财产拥有一份平等的、无差异的权利。由于归全民所有的财产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任何一个公民个体都不能以平均等份的形式独立行使所有权，只能声明自己是所有者构成中的一员，自己与其他众多所有者组成成员对同一财产重合行使所有权。按照这一定义，社会公民不分性别、年龄、职业、种族、信仰、居住地、身份，对全民财产拥有的所有权具有均质性、等量性、无差异性。作为归全民所有的财产，对于全民中的任何一个局部来说，既可以说是你的，也可以说是我的，因此也可以说是不分你我的。这样，就消除了财产及其产品在全社会范围内计划调拨的局部所有权障碍。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关系，所以我们说全民所有制范畴的设定，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财产制度保证。
第三，上面我们已经按照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递进的顺序研究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我们从中间抽掉计划经济体制这一范畴，把产品经济与全民所有制直接对接起来，亦会看到它们随形如影、情同手足的密切联系。既然产品经济是发达的高度社会化的不用价值插手其间的具有直接社会性的经济，那么，在财产关系上就必须铲除局部所有权界限，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作为一个同一的所有者共同占有和支配这些财产，否则，产品经济就不能确立起来。这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看清，如果把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作为三个独立的点，现在完全可以用三条直线把它们互相连接起来，使其构成一个三点之间互相贯通，互相依托和支撑的稳固的三角形。这个体系是个非常严密的体系，称其为三位一体联盟，我想是非常恰当的。
二、三位一体联盟的历史地位
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三位一体联盟形成之后，曾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性构件。究竟怎样看待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不能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全面、公正地加以分析和评价。
三位一体联盟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立初期的理论和实践来说，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发现它的致命缺陷而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全盘加以否定。
1.三位一体联盟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把马恩对未来社会经济制度的粗线条设想变成了能够直接实践的较为具体的指导原则，因而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他们卓越的才华和智慧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给人类社会指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并且粗线条地描述了未来社会的大体轮廓。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社会主义的亲身实践，其理论仅具思想启蒙和趋势预测的意义。一旦革命的列车撞开了社会主义的大门，一种活生生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就迫切需要把粗线条的理论具体化，架起通向亿万群众能够直接加以实践的思想理论桥梁。于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人根据自己对马恩经典理论的理解，综合新的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设计出了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三位一体联盟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构思，比起马恩的轮廓设想，更加贴近实践，更加具体了。它不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而且存在于现实实践之中，实现了从理论形态到现实形态的转化，现实形态又反过来丰富了理论形态的具体内容。因此，三位一体联盟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初期经济建设的实践是有积极指导意义的。
2.三位一体联盟既是理论体系，又是制度体系。正是在这三块石头之上，构筑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雏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以其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特有理解为出发点，在苏联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进行了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第一次尝试。作为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然以否定和批判前者为自己的制度特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的内容不能是商品经济，也不能是自然经济，而必须是更高级的产品经济；不能靠价值规律盲目地自发地调节资源的分配，而必须用全盘的计划调节代替市场调节；在财产制度上不能容忍私有制的存在，必须以公有制取而代之，而全民所有制则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
总之，三位一体联盟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性构件，系统地规定了该制度社会生产的性质、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这种经济制度从苏联在30年代中期首先建成一直到80年代末期，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旗帜飘扬了几十年。后来由于情况的变化，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彻底抛弃了这一旗帜，我们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通过深刻的改革而扬弃其弊端，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正在为建立一种不同于三位一体联盟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而奋斗。不管三位一体联盟作为经济制度有多少缺陷和弊端，也不管它经历了多少曲折和失败，它作为崭新社会经济制度的“嫩芽”，曾经有过辉煌，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我们不能无视这一历史事实，也不能看不到对这一经济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后它会再现辉煌。
3.三位一体联盟制度安排下的经济运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也是很有效率的。这是二次大战后的5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风靡全球，许多脱离殖民主义统治新独立的国家宣称自己要搞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经济制度在当时条件下之所以很有效率，主要原因是：第一，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造成的剥削和压迫形成鲜明对照，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的劳动者，置身于主人地位和公平的环境中，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凝聚力，从而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第二，实行产品经济和计划调拨，可以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把有限的经济资源集中使用到国家的重点工程和基础项目上去，这对奠定最初的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是有很大好处的。也就是说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三，在当时经济总量比较小、影响经济运行的各种参数简单明了、政府部门高效廉洁的背景下，运用高度集权的计划手段把有限的经济资源严密地组织起来，从而避免市场机制引发的周期性震荡，表现为较高的经济效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被那一段历史所证实。正因为这种经济制度当时创造了相当高的效率，因而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
在承认三位一体联盟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建初期曾经发挥过重要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这一体系中隐含着巨大缺陷，并不断积累、膨胀，以至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绳索。能不能消除三位一体联盟的种种弊端，已经成为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最初万众仰赖的社会主义信条，到后来转化为瓦解社会主义的内患。这是我们当初所始料不及的。三位一体联盟的自身缺陷主要表现在：
1.三位一体联盟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对马恩的某些观点和设想作了教条化的理解，不仅没有科学回答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根本问题，而且脱离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实践，成为束缚人们进行探索性试验的教条。我们所理解的产品经济，是由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转化而成的一种更高级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究竟存在不存在，人们只能用逻辑推导的办法提出各种假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事实和先例能够证明产品经济的存在。〔3 〕至于将来是否要用产品经济替代商品经济，目前既无此种研究的必要，也无此种研究的条件，与其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想，倒不如思考一些有根据的现实问题。可悲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把这种仅存在于想象中的经济形式当作现实存在来对待，并以此为基础来设计我们的建设蓝图，制定具体的经济政策。关于计划经济，我们也曾把它看得非常简单，认为包罗万象的计划可以在全社会做到按比例发展。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强幅波动打破了计划万能的神话，计划当局很多主观主义的脱离实际的决策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这些都充分印证了无所不包的计划管理等于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与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两个范畴一脉相承，全民所有制也是一个超越现实的带有空想色彩的范畴。尽管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全民所有制作为财产制度基石，但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本来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全民不全的问题没有谁能够加以解决。把国有制等同于全民所有制本身就是一种倒错。〔4〕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三位一体联盟的非现实性特点，动摇了其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客观基础，一开始就埋下了导致最后解体的种子。
2.三位一体联盟作为具体的经济制度体系，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当它能够取得良好绩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正面效应占主流时，就会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起到巩固和强化的作用。反之，就会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视商品经济为洪水猛兽，无所不包的计划调拨，“一大二公”的全民所有制模式，这些制度弊端不断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浪费和破坏性影响，使人民的生活质量不能得到应有改善，在两种社会制度竞赛中一度缩小的差距又再度拉大。由于具体经济制度上的缺陷长期得不到纠正，进而危及到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这种演变过程的历史证明。在我们国家要想避免苏东悲剧的发生，就必须对三位一体联盟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革，否则，被其拖垮亦是迟早迟晚的事情。幸运的是我国的改革已经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而且以不可逆转之势向纵深发展。
3.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不讲经济效率的情况，如果按图索骥，大都可以从三位一体联盟的制度安排中找到根源。国有制企业产权边界不清，软预算约束，缺乏成本核算意识，企业办社会，分配上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政企不分依赖行政指令，决策失误互相推诿责任，各种跑冒滴漏和资产流失，职工名为主人实际不负责任。这种种发生在国有企业的现象，有哪一样不与无须价值核算的产品经济、无所不包的计划调拨，大一统的全民所有制联系在一起呢？在投资决策上，乱铺摊子，滥上项目，搞重复建设，不顾国情国力随意扩大建设规模，造成了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很不合理的局面，助长了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式经营。这些现象概出于三位一体联盟制度安排中所衍生出来的投资饥渴、数量冲动痼疾。正因为投资决策的背景是无价值核算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名义下的行政命令，资产归全民所有的大锅饭体制，投资决策者一旦决策失败，可以种种理由逃避责任。如此一轮一轮发动，一轮一轮决策，一轮一轮失误，致使大量社会财富付之东流。
三、三位一体联盟的解体
三位一体联盟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和经济制度体系，由于其内在缺陷的不断累积，终于走向其反面，导致了自身的解体。
三位一体联盟的解体，首先是从自身最薄弱的环节打开缺口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理论范畴真伪的根本标准，也是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最强大的动力。社会实践首先在哪里证明了理论范畴的不现实性和非科学性，三位一体联盟的墙基就首先在哪里坍塌。
产品经济范畴的思想渊源承接于马恩的某些设想。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立即着手按照马恩的设想进行消灭商品经济的实践，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后来很快发现此种超越现实的政策如不纠正，会葬送革命胜利果实，于是，果断地转入了新经济政策时期，从而恢复了商品交换关系。斯大林执政后，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随着形势的好转，应当转入“进攻”。因而在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尽管在事实上始终存在，但终未能取得一个合法的名义，一直被当作逐步加以消灭的对象。直到50年代初期，在大量事实的反复教育之下，已进入风烛残年的斯大林才承认了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交换是商品交换，全民所有制内部的产品保留商品的“外壳”，在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问题上网开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转折，但这种转折也只是意味着原有思想体系的一种局部修正，仅仅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已。在此以后大约30年的时间里，商品经济作为一个基础性范畴并没有被社会主义国家所接纳，这些国家从整体上并未摆脱产品经济思想的束缚。
我国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的思想转变，也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我们长期承袭苏联教科书的思想，视产品经济为正宗，商品经济为异端，直至70年代后期，禁锢思想的锁链才逐步打开，才有可能客观地讨论和探索商品经济的地位问题。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进一步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可以说，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艰难探索历程，直至进入90年代，才真正摆脱了产品经济思想的羁绊，彻底给商品经济正了名。
计划经济体制范畴被扬弃的过程大体与产品经济范畴被扬弃的过程是一致的。因为这两个范畴本来就是唇齿相依、形影不离、扭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范畴是对同一经济实体从两个不同侧面分别做出规定，一个讲经济内容的性质为产品经济，一个讲经济的运行方式和管理办法为计划经济体制。既然彻底扬弃了产品经济范畴，计划经济体制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自从苏联在30年代第一个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原型之后，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效法，基本照搬了他们的模式。到50年代后期，这种体制的缺陷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慢，和西方工业化国家差距越拉越大。因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提出要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进入六七十年代，改革的迫切性进一步被一些国家所认识，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实践上却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到了80年代，体制改革在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全面展开。苏东由于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结果急剧右转，丢掉了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70年代末期开始，经过80年代的曲折探索和实验，进入90年代后全面展开，到现在为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计划经济体制的陈旧框架正在被拆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型已经矗立起来。
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三位一体联盟中的两个业已解体，剩下的全民所有制范畴还能一枝独秀继续维持下去吗？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重点问题。
与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全民所有制，现在既然产品经济已被商品经济所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已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必然要求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要进行相应的变革。让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无异于削足适履、张冠李戴。而我们的许多论者，却硬要去论证全民所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但至今也没有看到他们拿出令人信服的根据。我认为，本来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范畴与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从对三位一体联盟的全面考察中我们已经看到，全民所有制的胚胎，一开始就是作为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对立物被培育出来。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在全民经济内部只有一个经济主体，因此是不能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商品关系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以商品为载体的劳动交换关系，自己用不着与自己进行商品交换，就象一个企业内部的劳动者之间的劳动交换不是商品交换一样。不仅从基础理论上可以证明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再从经济运行的角度做具体分析，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难以齿合。市场经济需要明确的产权边界，全民所有制产权界限不清，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实体；市场经济建立在利益与风险对称的基础之上，全民所有制负盈不负亏，不能形成自我约束机制；市场经济运行以市场为依托，成败由市场作评价，全民所有制以行政权力为基础，前途命运由长官意志所左右；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物质、能量、信息在有序的流动中增殖，全民所有制分割成大大小小的“诸侯”领地，各据一方，划地为牢，做茧自缚，一厢情愿地把这两种根本对立的逻辑捏合在一起，结果只能是徒劳的。
前些年的改革实践，人们不是没有感觉到二者之间的对立。由于各种原因人们不敢怀疑全民所有制的神圣地位，只能在既定的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下，去论证商品经济的“中国特色”。人们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是改革全民所有制以适应商品经济，而是琢磨怎样让商品经济适应全民所有制。为了证明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交换关系，用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物质利益去加以说明。而这种没有所有权根基的物质利益主体必定是不牢靠的主体。实践的结果，在全民所有制的范围内，企业至今难以作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出现在市场上，转换机制步履维艰，与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形成巨大反差。改革发展到今天，既然已经认准了发展市场经济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就应当坚定不移地破除一切阻碍发展市场经济的障碍，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全民所有制范畴。
三位一体联盟作为观念形态的理论体系的解体，是在薄弱环节首先突破，然后逐步全面展开。然而，它作为社会实践的解体进程，三者是同时进行的。现在人们在观念上已经接受了对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两个范畴的扬弃，对全民所有制还留有一席之地。然而，全民所有制范畴在实践领域的解体进程早已开始，只不过是人们观念转变的步伐还没有跟上实践转变的步伐而已。
全民所有制范畴在实践过程中的解体，还会从以下事实中得到进一步印证。
第一，人们在规范化的用语中越来越多地直接使用“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概念，很少再提及“全民所有制”了。在近年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很难再看到这一用语。这绝不是词语称谓和表述方法的外在形式上的变化，而是把不同经济内容区分开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根本性变化。过去，人们普遍把全民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混为一谈，这是不正确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国有资产就是国有资产，它与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其它任何团体和人群都不得声明对它另有所有权。国家所有制在众多的所有制成分中，作为市场主体是平等的一员，没有任何特权，国家只能对其声明所有权，而不能赋予它超越市场规则之外的特殊权力。国家所有制在自然垄断部门和基础设施行业，无疑发挥重要作用，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却不一定占大头。国家所有制范畴的这些涵义规定，与全民所有制范畴是有本质区别的。它能够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而全民所有制却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这说明了经济关系的变革必然伴随着理论术语的创新，理论术语的创新反映了经济关系变革的内容。
第二，改革开发以来，国家制定的政策体系一直朝着否定全民所有制的方向演变。从80年代初期的简政放权到两权分离，实行承包制，再到后来的公司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政策指向一直朝着取消“大锅饭”，不断强化企业经济所有权的方向演变。最后目标是使所谓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逐步成为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最近提出的“抓大放小”战略，对数以十万计的中小企业要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通过包、租、卖、股、并、破等方式转为民营。上述这些措施有哪一样是在强化传统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目标的实现之日，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的彻底瓦解之时。
第三，我国的改革大体是循着体制外增量改革的路线推进的。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其财产制度和管理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从整体上来说不但没有搞活，而且在困境中越陷越深。这进一步证明了维持原来的全民所有制模式是绝对没有前途的。如果全民所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是相容的，那么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它应当不断地焕发出新的活力。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在价格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分配体制、劳动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都一步步接近改革目标时，别的经济成分都能够较好地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市场环境，表现出很大的活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唯独全民所有制经济亏损越来越重，包袱越背越沉，陷入了债务拖欠而无法自拔的泥潭之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大一统的全民所有制财产制度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改造，企业不能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因而败下阵来是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与其让日益下滑的经济效率倒逼着人们改变全民所有制模式，还不如变被动为主动，以积极进取者的姿态自觉卸掉全民所有制范畴这一历史包袱。
总之，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三位一体联盟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前两个范畴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已被注销户口，唯全民所有制仍困守孤岛，尚存一席之地，但已处风雨飘摇之中，作为思想理论范畴的终结也为期不远了。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同样，全民所有制范畴的扬弃，也不会改变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方向。三位一体联盟的解体，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完结，而是在辩证的否定中把它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
〔2〕《资本论》第2卷，第350页。
〔3〕这里指的是全社会范围内的产品经济， 而不是指局部生产的不用于交换的产品经济。
〔4〕参见拙作《全民所有制范畴的历史考察和矛盾分析》， 载《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2期。
作者介绍：宫希魁，1949年生，中共大连市委党校教授。
作者：宫希魁
学习与探索 1996年09期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是构成传统经济体制的三个基础性范畴。它们之间互相依托和支撑，形成了一个存在内在逻辑关系的紧密联盟。这个联盟在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初期，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情况的变化，逐渐走向反面，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绳索，因此，最终导致了三位一体联盟的解体。现在，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两个范畴已被实践所扬弃，剩下的全民所有制范畴虽尚存一席之地，但由于失去了前两者的逻辑支撑，其作为理论范畴的最后终结已为期不远。
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面对的改革对象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制度系统。构成这个制度系统的基础性范畴有三个：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这三者互为存在条件，相互依托和支撑，形成了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紧密联盟。目前，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这两个范畴已经被改革的浪潮所扬弃，余留下来的全民所有制范畴，作为一个抽象思维的结晶，由于失去了必备的逻辑支撑，也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一、三位一体联盟的形成
任何一种经济形态，都有其客观的运行规律，反映在观念上，则表现为由存在内在逻辑联系的一系列范畴构成的理论体系。我国的传统经济管理体制，其赖以存在的理论支柱主要是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三个范畴。这三个范畴分别作为独立的个体，不管它脱离实际有多远，含有多少空想的成分，也不管它内在矛盾有多深，怎样不能自圆其说，但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整体，是互相适应互相支持的，甚至是缺一不可的。正因为三者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难以拆散的逻辑联系，所以我把它称为三位一体联盟。
这个联盟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从思想渊源上来说，最早可以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某些观点，从他们用“以头立地”的思维方式所设计出来的“乌托邦”、“太阳城”的美妙图画中可以找到非常明显的印迹。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但其中某些观点和论断，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对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非商品性、直接计划性、单一社会占有的设想，未被当今的社会实践所证实，加之人们又对其做了教条化的理解，以至使其成为三位一体联盟的思想因子。斯大林在构筑具体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过程中，把上述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非科学的因素继承下来，使其进一步教条化，并且把它付诸实践，孕育出了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这个怪胎，三位一体联盟终于获得确立，并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成为支配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斯大林模式”作为三位一体联盟的实现形态具有如下特点：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虽然保留了一部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仍把它视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一旦条件成熟就要促使其走向消亡。高度发达的产品经济被当作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成为人们追求的更高目标。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被视为社会主义的特有规律和本质体现，在社会经济运行的人财物、产供销各个领域和环节，实行了统收统支、统包统配、高度集权、无所不包的计划管理。在所有制结构上把全民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高级形态加以推崇和宣扬，集体所有制仅被当作公有制的低级形态来对待，时刻都不忘记推动它向高级形态“过渡”，其它所有制形式则被视为异端而极力铲除之。这就是对构筑在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三位一体联盟基础之上的“斯大林模式”的概括性描述。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首先，产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关联，是社会经济内容与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之间的联系。这二者之间是互相适应、互相支撑的。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体系中，产品经济范畴具有双重涵义：一是私人劳动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实现产品的最终消费不需要经由商品交换过程；二是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相区别，特指人类社会一个更高级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产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货币将不复存在，依靠市场价格的波动来调节社会生产将成为历史的陈迹，决定生产计划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1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一直憧憬着实现这一美好境界，坚信未来一定会有这样一个经济阶段，就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大趋势已经很明朗的背景下，仍然不时看到有人还沉醉于对产品经济的迷恋和向往之中。产品经济的这种特质规定，决定了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其逻辑发展的必然。既然产品经济具有直接社会性、非商品性、极大丰富性等特点，那么，对这种社会生产的组织就“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由一个社会中心根据社会需要，制定计划，发布指令，调动各种经济资源，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马克思也曾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2〕。正是基于这种设想和判断，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构筑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时，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大工厂，逐步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尽管斯大林在晚年已经感觉到彻底消灭商品交换的不现实性，有保留地承认商品“外壳”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但建立在产品经济设想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却依然是不可动摇的社会制度象征。在斯大林领导下构筑起来的这种以产品经济设想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后来成了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参照的样版。
其次，计划经济体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联，是经济运行方式与社会财产制度之间的联系。这二者之间是互相适应、互相支撑的。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必须以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财产制度为基础和做保障。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加小商品生产的经济运行方式，以封建土地私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斯大林领导创立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方式则必须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为基础。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从资源配置方式与利益分配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中找到答案。一个社会中心要想用计划手段在全社会范围内调配经济资源，就必须打破各种由于财产实际占有多寡不同而形成的局部利益边界，把全社会作为一个统一的不加分割的利益共同体来对待。只有这样，钢铁无偿地从甲地调到乙地，煤炭无偿地从乙地调到丙地，才会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规则，人们也才会相信自己的局部利益包含在全局利益之中，全局利益实现之日，也就是局部利益满足之时。否则，如不拆除基于财产占有关系而设立起来的各种局部利益樊篱，利用计划手段调拨经济资源就会受到局部利益维护力量的顽强反抗，从而使计划调拨无法实现。铲除局部利益界限最彻底的方法就是从所有制上解决问题，即变财产关系上的私有制和各种各样的局部所有制为大一统的所谓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基本含义是财产归全体公民所有，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任何一个自然人只要取得合法的公民地位，就对全民所有的财产拥有一份平等的、无差异的权利。由于归全民所有的财产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任何一个公民个体都不能以平均等份的形式独立行使所有权，只能声明自己是所有者构成中的一员，自己与其他众多所有者组成成员对同一财产重合行使所有权。按照这一定义，社会公民不分性别、年龄、职业、种族、信仰、居住地、身份，对全民财产拥有的所有权具有均质性、等量性、无差异性。作为归全民所有的财产，对于全民中的任何一个局部来说，既可以说是你的，也可以说是我的，因此也可以说是不分你我的。这样，就消除了财产及其产品在全社会范围内计划调拨的局部所有权障碍。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关系，所以我们说全民所有制范畴的设定，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财产制度保证。
第三，上面我们已经按照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递进的顺序研究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我们从中间抽掉计划经济体制这一范畴，把产品经济与全民所有制直接对接起来，亦会看到它们随形如影、情同手足的密切联系。既然产品经济是发达的高度社会化的不用价值插手其间的具有直接社会性的经济，那么，在财产关系上就必须铲除局部所有权界限，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作为一个同一的所有者共同占有和支配这些财产，否则，产品经济就不能确立起来。这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看清，如果把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作为三个独立的点，现在完全可以用三条直线把它们互相连接起来，使其构成一个三点之间互相贯通，互相依托和支撑的稳固的三角形。这个体系是个非常严密的体系，称其为三位一体联盟，我想是非常恰当的。
二、三位一体联盟的历史地位
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三位一体联盟形成之后，曾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性构件。究竟怎样看待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不能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全面、公正地加以分析和评价。
三位一体联盟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立初期的理论和实践来说，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发现它的致命缺陷而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全盘加以否定。
1.三位一体联盟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把马恩对未来社会经济制度的粗线条设想变成了能够直接实践的较为具体的指导原则，因而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他们卓越的才华和智慧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给人类社会指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并且粗线条地描述了未来社会的大体轮廓。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社会主义的亲身实践，其理论仅具思想启蒙和趋势预测的意义。一旦革命的列车撞开了社会主义的大门，一种活生生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就迫切需要把粗线条的理论具体化，架起通向亿万群众能够直接加以实践的思想理论桥梁。于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人根据自己对马恩经典理论的理解，综合新的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设计出了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三位一体联盟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构思，比起马恩的轮廓设想，更加贴近实践，更加具体了。它不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而且存在于现实实践之中，实现了从理论形态到现实形态的转化，现实形态又反过来丰富了理论形态的具体内容。因此，三位一体联盟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初期经济建设的实践是有积极指导意义的。
2.三位一体联盟既是理论体系，又是制度体系。正是在这三块石头之上，构筑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雏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以其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特有理解为出发点，在苏联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进行了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第一次尝试。作为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然以否定和批判前者为自己的制度特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的内容不能是商品经济，也不能是自然经济，而必须是更高级的产品经济；不能靠价值规律盲目地自发地调节资源的分配，而必须用全盘的计划调节代替市场调节；在财产制度上不能容忍私有制的存在，必须以公有制取而代之，而全民所有制则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
总之，三位一体联盟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性构件，系统地规定了该制度社会生产的性质、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这种经济制度从苏联在30年代中期首先建成一直到80年代末期，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旗帜飘扬了几十年。后来由于情况的变化，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彻底抛弃了这一旗帜，我们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通过深刻的改革而扬弃其弊端，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正在为建立一种不同于三位一体联盟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而奋斗。不管三位一体联盟作为经济制度有多少缺陷和弊端，也不管它经历了多少曲折和失败，它作为崭新社会经济制度的“嫩芽”，曾经有过辉煌，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我们不能无视这一历史事实，也不能看不到对这一经济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后它会再现辉煌。
3.三位一体联盟制度安排下的经济运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也是很有效率的。这是二次大战后的5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风靡全球，许多脱离殖民主义统治新独立的国家宣称自己要搞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经济制度在当时条件下之所以很有效率，主要原因是：第一，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造成的剥削和压迫形成鲜明对照，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的劳动者，置身于主人地位和公平的环境中，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凝聚力，从而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第二，实行产品经济和计划调拨，可以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把有限的经济资源集中使用到国家的重点工程和基础项目上去，这对奠定最初的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是有很大好处的。也就是说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三，在当时经济总量比较小、影响经济运行的各种参数简单明了、政府部门高效廉洁的背景下，运用高度集权的计划手段把有限的经济资源严密地组织起来，从而避免市场机制引发的周期性震荡，表现为较高的经济效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被那一段历史所证实。正因为这种经济制度当时创造了相当高的效率，因而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
在承认三位一体联盟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建初期曾经发挥过重要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这一体系中隐含着巨大缺陷，并不断积累、膨胀，以至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绳索。能不能消除三位一体联盟的种种弊端，已经成为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最初万众仰赖的社会主义信条，到后来转化为瓦解社会主义的内患。这是我们当初所始料不及的。三位一体联盟的自身缺陷主要表现在：
1.三位一体联盟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对马恩的某些观点和设想作了教条化的理解，不仅没有科学回答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根本问题，而且脱离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实践，成为束缚人们进行探索性试验的教条。我们所理解的产品经济，是由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转化而成的一种更高级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究竟存在不存在，人们只能用逻辑推导的办法提出各种假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事实和先例能够证明产品经济的存在。〔3 〕至于将来是否要用产品经济替代商品经济，目前既无此种研究的必要，也无此种研究的条件，与其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想，倒不如思考一些有根据的现实问题。可悲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把这种仅存在于想象中的经济形式当作现实存在来对待，并以此为基础来设计我们的建设蓝图，制定具体的经济政策。关于计划经济，我们也曾把它看得非常简单，认为包罗万象的计划可以在全社会做到按比例发展。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强幅波动打破了计划万能的神话，计划当局很多主观主义的脱离实际的决策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这些都充分印证了无所不包的计划管理等于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与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两个范畴一脉相承，全民所有制也是一个超越现实的带有空想色彩的范畴。尽管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全民所有制作为财产制度基石，但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本来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全民不全的问题没有谁能够加以解决。把国有制等同于全民所有制本身就是一种倒错。〔4〕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三位一体联盟的非现实性特点，动摇了其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客观基础，一开始就埋下了导致最后解体的种子。
2.三位一体联盟作为具体的经济制度体系，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当它能够取得良好绩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正面效应占主流时，就会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起到巩固和强化的作用。反之，就会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视商品经济为洪水猛兽，无所不包的计划调拨，“一大二公”的全民所有制模式，这些制度弊端不断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浪费和破坏性影响，使人民的生活质量不能得到应有改善，在两种社会制度竞赛中一度缩小的差距又再度拉大。由于具体经济制度上的缺陷长期得不到纠正，进而危及到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这种演变过程的历史证明。在我们国家要想避免苏东悲剧的发生，就必须对三位一体联盟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革，否则，被其拖垮亦是迟早迟晚的事情。幸运的是我国的改革已经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而且以不可逆转之势向纵深发展。
3.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不讲经济效率的情况，如果按图索骥，大都可以从三位一体联盟的制度安排中找到根源。国有制企业产权边界不清，软预算约束，缺乏成本核算意识，企业办社会，分配上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政企不分依赖行政指令，决策失误互相推诿责任，各种跑冒滴漏和资产流失，职工名为主人实际不负责任。这种种发生在国有企业的现象，有哪一样不与无须价值核算的产品经济、无所不包的计划调拨，大一统的全民所有制联系在一起呢？在投资决策上，乱铺摊子，滥上项目，搞重复建设，不顾国情国力随意扩大建设规模，造成了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很不合理的局面，助长了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式经营。这些现象概出于三位一体联盟制度安排中所衍生出来的投资饥渴、数量冲动痼疾。正因为投资决策的背景是无价值核算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名义下的行政命令，资产归全民所有的大锅饭体制，投资决策者一旦决策失败，可以种种理由逃避责任。如此一轮一轮发动，一轮一轮决策，一轮一轮失误，致使大量社会财富付之东流。
三、三位一体联盟的解体
三位一体联盟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和经济制度体系，由于其内在缺陷的不断累积，终于走向其反面，导致了自身的解体。
三位一体联盟的解体，首先是从自身最薄弱的环节打开缺口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理论范畴真伪的根本标准，也是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最强大的动力。社会实践首先在哪里证明了理论范畴的不现实性和非科学性，三位一体联盟的墙基就首先在哪里坍塌。
产品经济范畴的思想渊源承接于马恩的某些设想。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立即着手按照马恩的设想进行消灭商品经济的实践，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后来很快发现此种超越现实的政策如不纠正，会葬送革命胜利果实，于是，果断地转入了新经济政策时期，从而恢复了商品交换关系。斯大林执政后，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随着形势的好转，应当转入“进攻”。因而在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尽管在事实上始终存在，但终未能取得一个合法的名义，一直被当作逐步加以消灭的对象。直到50年代初期，在大量事实的反复教育之下，已进入风烛残年的斯大林才承认了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交换是商品交换，全民所有制内部的产品保留商品的“外壳”，在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问题上网开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转折，但这种转折也只是意味着原有思想体系的一种局部修正，仅仅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已。在此以后大约30年的时间里，商品经济作为一个基础性范畴并没有被社会主义国家所接纳，这些国家从整体上并未摆脱产品经济思想的束缚。
我国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的思想转变，也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我们长期承袭苏联教科书的思想，视产品经济为正宗，商品经济为异端，直至70年代后期，禁锢思想的锁链才逐步打开，才有可能客观地讨论和探索商品经济的地位问题。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进一步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可以说，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艰难探索历程，直至进入90年代，才真正摆脱了产品经济思想的羁绊，彻底给商品经济正了名。
计划经济体制范畴被扬弃的过程大体与产品经济范畴被扬弃的过程是一致的。因为这两个范畴本来就是唇齿相依、形影不离、扭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范畴是对同一经济实体从两个不同侧面分别做出规定，一个讲经济内容的性质为产品经济，一个讲经济的运行方式和管理办法为计划经济体制。既然彻底扬弃了产品经济范畴，计划经济体制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自从苏联在30年代第一个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原型之后，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效法，基本照搬了他们的模式。到50年代后期，这种体制的缺陷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慢，和西方工业化国家差距越拉越大。因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提出要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进入六七十年代，改革的迫切性进一步被一些国家所认识，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实践上却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到了80年代，体制改革在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全面展开。苏东由于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结果急剧右转，丢掉了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70年代末期开始，经过80年代的曲折探索和实验，进入90年代后全面展开，到现在为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计划经济体制的陈旧框架正在被拆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型已经矗立起来。
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三位一体联盟中的两个业已解体，剩下的全民所有制范畴还能一枝独秀继续维持下去吗？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重点问题。
与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全民所有制，现在既然产品经济已被商品经济所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已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必然要求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要进行相应的变革。让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无异于削足适履、张冠李戴。而我们的许多论者，却硬要去论证全民所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但至今也没有看到他们拿出令人信服的根据。我认为，本来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范畴与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从对三位一体联盟的全面考察中我们已经看到，全民所有制的胚胎，一开始就是作为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对立物被培育出来。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在全民经济内部只有一个经济主体，因此是不能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商品关系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以商品为载体的劳动交换关系，自己用不着与自己进行商品交换，就象一个企业内部的劳动者之间的劳动交换不是商品交换一样。不仅从基础理论上可以证明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再从经济运行的角度做具体分析，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难以齿合。市场经济需要明确的产权边界，全民所有制产权界限不清，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实体；市场经济建立在利益与风险对称的基础之上，全民所有制负盈不负亏，不能形成自我约束机制；市场经济运行以市场为依托，成败由市场作评价，全民所有制以行政权力为基础，前途命运由长官意志所左右；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物质、能量、信息在有序的流动中增殖，全民所有制分割成大大小小的“诸侯”领地，各据一方，划地为牢，做茧自缚，一厢情愿地把这两种根本对立的逻辑捏合在一起，结果只能是徒劳的。
前些年的改革实践，人们不是没有感觉到二者之间的对立。由于各种原因人们不敢怀疑全民所有制的神圣地位，只能在既定的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下，去论证商品经济的“中国特色”。人们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是改革全民所有制以适应商品经济，而是琢磨怎样让商品经济适应全民所有制。为了证明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交换关系，用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物质利益去加以说明。而这种没有所有权根基的物质利益主体必定是不牢靠的主体。实践的结果，在全民所有制的范围内，企业至今难以作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出现在市场上，转换机制步履维艰，与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形成巨大反差。改革发展到今天，既然已经认准了发展市场经济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就应当坚定不移地破除一切阻碍发展市场经济的障碍，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全民所有制范畴。
三位一体联盟作为观念形态的理论体系的解体，是在薄弱环节首先突破，然后逐步全面展开。然而，它作为社会实践的解体进程，三者是同时进行的。现在人们在观念上已经接受了对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两个范畴的扬弃，对全民所有制还留有一席之地。然而，全民所有制范畴在实践领域的解体进程早已开始，只不过是人们观念转变的步伐还没有跟上实践转变的步伐而已。
全民所有制范畴在实践过程中的解体，还会从以下事实中得到进一步印证。
第一，人们在规范化的用语中越来越多地直接使用“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概念，很少再提及“全民所有制”了。在近年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很难再看到这一用语。这绝不是词语称谓和表述方法的外在形式上的变化，而是把不同经济内容区分开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根本性变化。过去，人们普遍把全民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混为一谈，这是不正确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国有资产就是国有资产，它与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其它任何团体和人群都不得声明对它另有所有权。国家所有制在众多的所有制成分中，作为市场主体是平等的一员，没有任何特权，国家只能对其声明所有权，而不能赋予它超越市场规则之外的特殊权力。国家所有制在自然垄断部门和基础设施行业，无疑发挥重要作用，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却不一定占大头。国家所有制范畴的这些涵义规定，与全民所有制范畴是有本质区别的。它能够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而全民所有制却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这说明了经济关系的变革必然伴随着理论术语的创新，理论术语的创新反映了经济关系变革的内容。
第二，改革开发以来，国家制定的政策体系一直朝着否定全民所有制的方向演变。从80年代初期的简政放权到两权分离，实行承包制，再到后来的公司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政策指向一直朝着取消“大锅饭”，不断强化企业经济所有权的方向演变。最后目标是使所谓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逐步成为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最近提出的“抓大放小”战略，对数以十万计的中小企业要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通过包、租、卖、股、并、破等方式转为民营。上述这些措施有哪一样是在强化传统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目标的实现之日，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的彻底瓦解之时。
第三，我国的改革大体是循着体制外增量改革的路线推进的。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其财产制度和管理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从整体上来说不但没有搞活，而且在困境中越陷越深。这进一步证明了维持原来的全民所有制模式是绝对没有前途的。如果全民所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是相容的，那么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它应当不断地焕发出新的活力。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在价格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分配体制、劳动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都一步步接近改革目标时，别的经济成分都能够较好地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市场环境，表现出很大的活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唯独全民所有制经济亏损越来越重，包袱越背越沉，陷入了债务拖欠而无法自拔的泥潭之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大一统的全民所有制财产制度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改造，企业不能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因而败下阵来是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与其让日益下滑的经济效率倒逼着人们改变全民所有制模式，还不如变被动为主动，以积极进取者的姿态自觉卸掉全民所有制范畴这一历史包袱。
总之，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三位一体联盟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前两个范畴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已被注销户口，唯全民所有制仍困守孤岛，尚存一席之地，但已处风雨飘摇之中，作为思想理论范畴的终结也为期不远了。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同样，全民所有制范畴的扬弃，也不会改变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方向。三位一体联盟的解体，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完结，而是在辩证的否定中把它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
〔2〕《资本论》第2卷，第350页。
〔3〕这里指的是全社会范围内的产品经济， 而不是指局部生产的不用于交换的产品经济。
〔4〕参见拙作《全民所有制范畴的历史考察和矛盾分析》， 载《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2期。
作者介绍：宫希魁，1949年生，中共大连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