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翘着山羊胡子，梳着一根小辫，嘴里常常大嚼西餐，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世家。十三岁的辜鸿铭跟随传教士留学英国，游历欧洲，接受的几乎是西方教育，和泰戈尔齐名。他和泰戈尔都是用英文书写，宣扬本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他的眼睛是孤独的，他的人是有骨气的。袁世凯贿选，花完三百银洋的贿银，依然大摇大摆不参加袁世凯大总统选举，就是辜鸿铭其人。 读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那思辨的犀利之光仍然闪烁，让人忍俊一笑之余不仅深思。辜鸿铭其人是该让人记得和怀念的，他用流畅的英文书写，颇为遗憾的是我今天读到的《中国人的精神》是黄兴涛教授和宋小庆翻译成中文才得以阅读，他的许多著作竟然都是英文。中国文化说起来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让人动心的话题。一部中国史，长长地打开，这条路漫长而遥远又似很近很亲切。中国文化无疑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被人误导误解，文化的传承者是人，当然个体不同，接受和传承难免会带着被凿的危险和痕迹。不了解深厚的中国文化，断章取义的切割，使其已经失去该有的文化内涵。辜老在批评撰写《慈禧外记》一文的外国人璞兰德和白克好司时说：“他们太聪明了，像所有现代人一样具有歪曲事实的智慧。”也就是孟子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辜老在张之洞那里做洋文案使他接受中国文化的精髓，辜老通过深读中国诗书，四书五经，熟悉了孔孟之道，中国的文化一下子使他豁然开朗，这一豁然开朗不是停留，是通过和欧洲文明做一做对比，通过对比论证和分析，写出一篇篇闪烁着中华文明的思辨文章。如果从历史根源去追述，汉族是一个不向外扩张的民族，这个在这里不须多述。资本的扩张和全球性的资源之战，充斥世界各地，把大部分人的生活推入热火深海，以各种各样的革命开始了一场人类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力斗争。就像他所引用的卡莱尔的“目前的欧洲混乱加上一条来福枪”。他也在《中国语言》一书中指出，中国语言具有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区别，书面语实际上也是受教育者的语言。胡兰成在他的《中国文学史》里也提到士文化。老子《道德经》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智者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个不出门不是不闻不问，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去办事，这个规律是通过――人这个主体，根据道德观念要求自己使之变得理性。要经过什么样的理论论证才会洞察事物的本来面目，做到这一点没有做学问的态度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孔子《论语》开篇就有“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从两个不同的“说”和“乐”说明了讲述学问而实践的快乐和与朋友畅谈的快乐心情。这种以人为本位的哲学观念，在情感上起着美化心灵的自我约束的也就是康德所讲的“道德律令在我心中”的理性哲学思考，提出人性本位的自然状态。中国人具有诗意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建立在自我约束的道德之上的。从而节约了治理国家的资本，国家也不轻易去从老百姓那里征收税赋，老百姓日子过好了，国家自然稳定了，找到了一种平衡的精神所在和物质基础。辜老所说的中国人文明的三大特点：深沉、博大和淳朴，是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在引导着我们中国人的心灵美感。 中国人的三大特点：深沉、博大和淳朴，在我们这块土地没有被列强阉割，在我们的这块土地上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以前。我们的民族人民过着几乎是与世界隔绝的家族生活，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工业化革命的变革，社会结构瓦解，强权政治的影响。士文化的堕落和断层，政治、经济物质之间的内在不平衡，社会结构的急速瓦解，人类思想的大碰撞，彻底从思想上带给我们巨大的冲击力。就像张爱玲在《太太万岁》中画的一幅漫画一样，窗口出现了一个突兀的现代人，出现了和旧时代不协调的新生事物。五四之后的新思潮引导了一批风云人物对世界的认识，欧洲文化大量传播引进我国，而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外被列强瓜分的危机，内部军阀征战，文化被阉割，缺乏系统的理论论证和思辨的变革要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在我国能够燃起熊熊烈火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中国古代从汉朝以后的封建社会建立起来的一套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因其手工业的局限，工、农、士、商中以士文化为贵族阶层的统治阶级，使任何人通过仕途而进入贵族阶层，文化上有一套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思想核心，要求民众遵守社会的伦理道德，形成了独特的家族管理方式，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主要关系的家族制度之内，形成一个即独立又相互依存的政治体系，官府的主要作用是解决家族和家族之间的纠纷，民众高度自治而不依附国家机器。以及后来佛教的传入和儒家的结合，在思想上人们自觉的接受一套情感的东西赖以支持把希望寄托在来生的憧憬之中。马克思学说引进我国之后，启发了新青年要改革社会沉闷的陈腐之气，在对外没有尊严，对内顽固不化的人们对固有的权力不加变通和革新，各自在自己的安乐窝里醉生梦死。看看张爱玲的《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季泽安和季长白、季长安这些人物，触目惊心的一种变态的社会现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无疑是一剂清新空气注入这有点茫然而盲从的社会，我们中国人是心灵的，有着良民基础的国家。我们中国人相信有一个伟大的人，有一个伟大思想的人物会引导他们的心灵，像共产主义里所面描叙的那样，人人具有崇高的思想，人人具有美好的心灵，人人享受着丰盈的物质生活，颇有点佛家所宣扬的极乐世界了。当然中国人本来就有诗意生活的基础，从国画到诗歌创作，无非是一种情感的生活。 扯的似乎有点远，事物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必然性联系的，事物内部是空虚无物的，黑格尔在小逻辑一文中如此也谈过。不管是社会的发展还是事物的发展，力量不平衡就会产生大的破坏力。事物内部不断变化发生的力量，这个功是无用功，它的破坏力却是不可忽略的。辜老沉思在中华文化中，用他灰蓝色的眼睛洞察一切，所以新青年说他是个老顽固，而他却吃着西餐思考着中华的文化灿烂；他的神情是沮丧的，甚至是失落的。对内爆发的各种各样变革社会的口号为各个阶层服务，他也是无可奈何的，工业革命的落后，彻底输掉了中国人的骨气和灿烂文明。《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国人的脊梁，是辜老用他流利的英文书写给欧洲人读的，他愤对欧洲滑枪膛政治的嬉戏，辜老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社会和谐的治世思想，尖锐地批评了欧洲中世纪教士一大批社会闲人阶层使人民负担加重，到后来的强权政治警察制度，浪费大量的财力去维持社会治安，形成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即强权政治对世界发展资源的浪费和消耗而使地球上非正常的战争剧增。这内部本身蕴含的力本来在缓慢运动，皆因人为的因素，加剧了事物内部力的扩张，造成人和自然的不和谐，造成大量的具有破坏力的力量。 带着辨证眼光看辜老的文章，其时代的伟大性和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是世界上更多的人认识中华文化优秀的一面。放在后工业时代，人们普遍被物质所迷惑的今天，我们该有怎样新的思考呢？中华的文明是就此沉默呢？还是需要继承辜老这种不服输的骨气而继承文化的传统，从本位找到自己的根。理性的思维思考目前精神缺乏的东西呢？泱泱大国困惑是多种多样的，人口是世界第一的，要使这么一个庞大的民族重新振作起来。挖掘一个民族的优良精神，而不至在物质世界里成为最大的消费国，丢失自己身上最优美的本质。 我们阅读辜老的文章，不是要退回辜老所要描写的那个时代去，我们学习辜老的敢为中国人的骨气。辜老固然在《中国妇女》里谈论过中国妇女的情况，我必然画蛇添足的添上两句。辜老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有着其本身的历史根源。达尔文在《人类的进化论》里也曾谈过，人类的进化，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是合乎当时生产力因素的搭配。在中国长期的农耕时代，男子自身的身体强壮于女子担负起大部分繁重的劳动，是一夫多妻长期存在的内因，外因上长期受儒家思想的束缚，中国妇女一直没有财产权有一定的关系。中国的女子在家族里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她们的历史功劳是被士文化的掌握者所阉割和忽略了的，在这样一个具有强大以男权为主导的国家里，现代的妇女在男权和女权的分配上仍然做不到完全的公平，公平只是在一定的符合事物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够体现出来的。所以辜老谈到的中国妇女一文，其言辞具有可推理和证明。虽然他也回答过记者采访时说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的调皮话，仅从人本性来说，一夫多妻即有它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也有发展的一面，必然会为文明社会所淘汰。婚姻的悲剧是存在的，但它不是普遍的，它是具有特殊性的，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国人是注重心灵生活的；像陆游和唐婉的千古绝唱，是缠绵悱恻的情意绵绵，是具有超越的情感的。再如近代的石评梅和卢隐两大才女在婚姻过程中的疑惑，婚姻的最终目的不是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幸福转而被婚姻本身所扬弃。婚姻固然是固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责任重于一切，这也体现了中国人深沉的一方面。婚姻的幸福指数更多是所要担负起的责任和义务，爱情本身是围绕一个家庭的，辜老也讲过过去的女子嫁给一个男人首先是嫁给了一个家庭，真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在旧式的中国家庭里的确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始终围绕着为一个家族而发生发展。《红楼梦》里宝玉最后娶了宝钗，就是家族利益的体现。中国人的淳朴就体现在自我牺牲方面，一切为了家族利益，爱情一词也是舶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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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老关于《中国学》的论述，最是值得为我中华民族扬眉吐气之畅快事，他在《中国学》一文中批评了国外学者对于汉文化翻译的断章取义和缺乏贯通中国哲学和历史研究的有限了解，是不能全面和正确的理解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涵，中国文化真正的内涵正如他在《中国语言》一文所讲，具有对书面语的系统学习和理解，就如英国人早期用拉丁文做书面语一样，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在他眼里就是半文盲盲流文化，对文化坏的解释是最为可恶一样让人憎恶。从这里看见辜老对文化最精辟的学习精神和传承精神，正是因为大量的半文盲掌握了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最终使文化发生质变和弱化文化对人文思想的正确影响。辜老在《群氓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及《文明与无政府状态或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问题》中，文章阐述了当时欧洲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群氓教崇拜一文中，辜老一针见血指责资本扩张滑枪膛政治的弊端，与之中国儒家思想以仁为本的民主政治的对比。提出了西方文化中困惑西方的一个问题，即新教统治大量有闲阶层的存在发展到警察制度强权维持社会治安，而中国却有着良民教育，宗教始终处于国家机器的边缘位置，对国家的影响是微弱的，使人民的生活减少负担的。中国社会的高度自治，使国家负担减轻，人民生活安定。而欧洲国家的收入一大部分前期用于支付教士的工资，后期需要支付国家战争和国内治安警察的工资，也就是造成国内资金的匮乏而向外扩张的战争的主要原因，也进一步指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困惑。在这里辜老有一段精彩的论断：“过去的自由主义（者）读书并且懂得思想；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为自身利益却只看报，断章取义、只言片语地利用过去那美妙的自由主义惯用语。过去的自由主义者是为公理和正义而战争，今天的假自由主义者则为法权和贸易特权而战。”辜老批评道德沦丧，阐述了儒家思想中“不必以枪易枪，以暴易暴，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才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辜老站在仁爱的立场，论述了群氓崇拜的弊政。如果事物的发展是缓慢的，那么是人类加速了事物的发展，是人类自身向物质过渡过程中丧失了对精神的追求和对美好的追求，这个社会的道德杠杆失衡之后，人无疑会被物质所湮灭。固然现在看起来辜老的想法无疑有点像他自己说的“劝人做一个好人，说了一句无用的话。”实际上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如果人不从自身出发找到衡平内心世界的情感的东西，人性减少，而真的如果像达尔文说的那样，人的身上无疑动物进化的本性会多一些。 辜老站在当时的历史时期，用他的毛笔，书写流利的英文，介绍了中华文化的文明，批评了欧洲当时的滑枪膛盲流崇拜，具有的深邃思想，犹如石落大海，远去。如果静心去读辜老的书，他无疑提出了一个硕大的问号？即真正的文明是什么，是理性的思考所带给社会的积极意义还是对待事物表面现象的茫然。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困惑，也是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困惑。即使辜老当时顽固的让人不可理解，他梳着小辫子以及他去饭店吃饭时不忘施舍给乞丐一个铜板，他用吃西餐的胃来思考中国的文化，那就是中国儒家所提倡的仁爱，他在餐厅有饭吃时，乞丐也在门外啃着烧饼。人是社会的人，人所具有的人性美是人类社会协作的结果，人不但是个体的人更是社会的人。 辜老的笔是通向世界的笔，他固然有让人不可理解的顽固，其闪烁的思辨才能是今天读书人所要学习的；他或许会走过北京椿树胡同，一个穿着长衫梳着小辫，褂子上沾满了油迹的一个老头子。 水塘和鱼 塘是沿黄河岸外几十米开挖的，大大小小有十几个水塘。水塘养殖鲤鱼，鲢鱼和草鱼。天气晴好，水塘平静如一面镜子，远处的山斜斜地也将一些影子凑了过来。鱼浮在水里，有时候一动不动，有时候突然潜入水下不见了。夏天塘上面漂浮着一些睡莲，开着极艳的花，叶子簇拥在一起墨绿而亮。 刘家峡水库修建洮河水和黄河水汇集处下游一点，常年的泥沙淤积河面宽了许多。河上几处过渡的柴油渡船取代了羊皮筏子过渡。那时候，我的父亲和母亲在水库下游每天早出晚归挖塘，平整荒山变梯田。父亲母亲还有其他社员推着架子车每天把沿着黄河岸边的一块没有规则的凌乱的低洼地挖出来一个又一个水塘，有些挖出来的土又填平另一块低洼地，就这样那块看起来杂草丛生水鸟纷飞的湿地变成了整齐的塘和土地。蒲公英盛开黄花，马齿莲嫩紫的小花曾经开放在那片水泽周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小的时候经常被母亲带往工地，母亲把我往堤上一放，她和她的社友们推着架子车唱着“洪湖水呀浪打浪……，晚上归来鱼满仓……。”我看着黄河滔滔的水要翻越过那道堤，要淹没我一般，我站在水塘的堤上，内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恐惧感。没有人告诉我水是顺着河道要往下游流去的，我站在堤上，呆呆地望着那水。水塘里的水沉淀清澈，春天运来的鱼苗，在帆布兜起来的临时水箱里拥挤在一起，女人们提着桶，一桶一桶把鱼苗倒进塘里，水塘顿时热闹起来，它不再是寂寥的水塘。小鱼在水里吹泡泡，在水里有点失去方向感的胡乱窜来窜去。填平的低洼地第一年种黄豆，豌豆苗苗淡绿，看起来有点不适应新的沙土地，七月豆秧上结满了一串一串的嫩豆荚。七八月正是黄河水泛滥的时候，水没有清过，雨水冲积着黄土高原的黄土哗哗流进黄河，一条河奔腾着黄汤的水，冲击着沿岸的岩石和山体，汹涌澎湃。 水塘放养了鱼，有专门的人看管水塘。那个时候，我再也没去过水塘，我的母亲自从水塘放养了鱼苗也没再去过鱼塘。秋天豌豆秧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妇人一样，豆秧上缀满干豆荚，豆荚紧紧贴在豆杆上，豌豆秧呈现出一片淡绿黄，那还延续着生命的颜色在秋阳下临风而立。豌豆是多么坚强的一种植物啊！我看见母亲连根拔起它时，它那深深吸附在土地里的力量，母亲回来时疲惫、倦怠，手上一道红肿的痕迹。母亲口袋里或许会装着一些豆荚，母亲剥开豆荚，一个一个干净的炼乳色豆子就蹦跳了出来，做饭前在锅里炒炒，那豆香萦绕在口齿之间，又软又香。那些收获的日子，我和弟弟总是期待母亲的口袋里装着一些豆荚剥开炒给我们吃，我们也会被带往地头，地的另一个头就是那片塘。母亲不允许我们乱跑，那时候我们太小，她怕我们丢了或者不小心掉进塘，我和弟的活动范围总在她的视线之内。母亲在地里收获时，我们蹲在地头玩沙子，那些沙子柔软，我们在地头筑起一道长长的沙墙，我们在沙墙里面构筑我们的沙屋。收获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有炒豆子吃，有沙子玩。地头上一些柳树叶渐渐发黄，歪歪斜斜伸展向天。收获过的土地一片空旷，几只水鸟贴着河面掠过，偶尔也飞过那些沙土地，似是在寻找它们的家。鱼塘里的鱼长大了，有时候我跟着母亲路过鱼塘，眼睛看着大鲤鱼在鱼塘里游来游去，母亲平静的走过去，那塘似乎和母亲一点关系也没有。看塘的人也从来没有送一尾鱼给过母亲，我从小就想象着塘里的鱼是如何鲜美，很像卖火柴的小女孩点亮一枚火柴看见的幻境一般。我的父亲当时正是壮年，水塘的鱼看管的紧。父亲在水上谋生的手段特别，他用钓钩钓鱼，他用羊皮筏子在河里捞鱼，到后来他用土法制的炸药炸鱼。父亲钓的狗鱼五寸来长肥美而鲜，母亲裹上面糊，用仅有的油煎黄，那味道真是鲜美异常，使我这么多年竟然难以忘记。父亲捞到大鱼，拿到小镇悄悄卖了，买来半导体，我们家忽然有了一种新的声音。 我八岁的时候，水塘包产到户。初春少雨时节黄河水碧绿清澈。抽水泵房里机器嗡嗡转动，水通过管道流入水塘，塘和塘隔着堤，塘有了新的主人。塘的新主人在塘周围种上垂柳，天气晴好的时候，有人在柳树下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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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里时而注入流动的水，鱼儿在水面探出头来悠闲地喝水，几只鱼儿凑在一起，像是一幅淡墨的国画，舒展着鳍，很是好看。土地承包后，我再也不能站在地边看，不时也要帮母亲做一些事情，母亲忙忙碌碌，很少关注塘的事情。黄河水也有清澈的时候，那时候黄河看起来很安静，渡河的柴油船在河面上来来回回把河岸两边的人渡来渡去，有时候渡船上站着几只羊，有时候渡船上停着一辆摩托车。渡船上厚厚的铁板上落下黄色的泥土，柴油船马达轰隆隆地打破了河面的安静，有几只黑羽红嘴的鸟掠过水面飞了起来，不远处有一丛芦苇几棵柳树和裸露的黄土山倒映在河里，又是形成另一幅延绵水墨画，那景物在水里一动不动。 塘终究是热闹起来了，塘的热闹是我成长所亲眼看见的。塘里养过大鲤鱼、大草鱼、大鲢鱼。我不知道那些大鱼在塘里呆了多久，或者大鱼是留下产卵的，它们常常摆动着尾巴，从这头游过去又从那头游过来，显得塘逼仄了些。有时候塘的主人清理塘时，把大鱼放在码头售卖，路过的游人认为是黄河里捉的大鱼，便十分高兴买一尾，带回家。买鱼的眼睛看着眼前的这条黄河，真的以为就是黄河里逮到的大鱼。其实，那时候黄河里的野生鱼非常不好捕捞了，那要在黄河里下一个多大的网才有机会撞上一条呢？谁还会花那么大力气做那件事情去，问的人说是黄河里逮的鱼，答的人也就顺便说是这河里捞的大鱼。在水库上游有人在黄河里下了大网，过上三五天渔人划个小划子过去，偶然也会有鱼在网上挣扎不过，困在网上，渔人拿到小镇上，一会就有熟悉的人买走了。 鱼塘的生意时好时不好，来上开着小汽车的垂钓者，带的海杆还不够在鱼塘里施展，垂钓者也不会空手而归，他们在塘里把自己扮成渔翁打鱼，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大鱼小鱼纷纷落网，塘主人不露声色忙前忙后，让垂钓者玩的开心。鱼塘边大部分是带帆布包的垂钓者，他们坐在小马扎上一动不动，眼睛盯住浮标一动不动，专门等着鱼儿上钩。太阳落山，塘重新安静，落在水面上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道，直达佛所说的西方世界。那辉煌，那色彩的斑斓辉煌投映在黄河上，也投映在塘面上。清风微佛，柳枝微动，几只睡莲沉在余晖里，开着淡白的、紫红的、淡黄的花。塘里的鱼或许少了几尾，塘面上安静的连一个涟漪也卷不起来。 塘的存在似乎很久了，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塘是谁人开挖的。塘里养殖过鱼，塘里种植过睡莲和荷花。黄土高原的莲弱弱地，风吹过去花瓣掉在水里，也会有一个莲蓬，不过那莲蓬里面的莲子是长不到成熟期的。种植莲花也好还是睡莲也好，塘始终是热闹的。水塘清理过莲，又有人养鱼了；养过鲤鱼，有些人开始琢磨着养殖冷水鱼――红鳟鱼，红鳟鱼的价钱是鲤鱼的一倍以上，塘的主人总是能够寻到市场方向的。我成年之后常常路过这些塘，远处错落的枣树林里是新盖的休闲别墅区，夹杂在绿的玉米地里，格外显眼，掩映在绿树村郭环绕的怀抱里，模仿《桃花源记》的意趣，我在闲暇时走过那片枣树林，不由自主总会想起远离尘世，其实，我的心并没有平静过。乍又想起沈从文先生写过湘西的桃花源那些人那些景，桃花源实际上也不存在，诗意似是种植在我们心灵深处的根，延续不断，真真假假虚实难辨。游人远远地就能看见《枣园新村》的字样，做起门前生意显的悠闲而自得。锅里炖着一只鸡、一条鱼还是煮了一锅玉米棒子，乡村的气息围绕在浓浓的小院里，常常成为城里人休闲度假品味乡村的去处。乡村到底是变了一个样子，连我看起来都会不相识似的。当你真正走进去之后除了消费，主人或许不会欢迎一个无关的过客。 水塘不停地流淌着水，塘里的鱼换了几茬，塘的主人换了几次，没有人晓得这些事情。塘里的鱼从小到大，小的时候鱼儿衔食饵料。长大后，塘主人悉数卖给鱼贩子，鱼贩子把鱼送往城市的大小水产市场，那是鱼离开塘的最后归宿。 塘里又安静了。它安静、热闹，它还是那塘。水塘不过让人们多了一项谋生的手段，除此以外塘真的一直是那塘。塘的不远处还是那没名渡口，人们来来往往的渡河，竟然没人知道它是什么渡口，过河的人们每天要往魏家川去，过了河就是魏家川；再往里走又是岗沟寺，岗沟寺的山上下来又到了孔家寺。山里村落稀疏而寂寞，我一直也没有进去过那些山岔沟沟。谁还关心渡口正式的名称，或许名称有，人们懒得立块碑吧；或许碑被黄河水冲倒埋在沙土里。我打小也没看见一块碑，我只是看见了人们挖开塘，注了水，水塘养鱼种莲。 睡莲开花时，恹恹地，艳艳地。年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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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翘着山羊胡子，梳着一根小辫，嘴里常常大嚼西餐，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世家。十三岁的辜鸿铭跟随传教士留学英国，游历欧洲，接受的几乎是西方教育，和泰戈尔齐名。他和泰戈尔都是用英文书写，宣扬本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他的眼睛是孤独的，他的人是有骨气的。袁世凯贿选，花完三百银洋的贿银，依然大摇大摆不参加袁世凯大总统选举，就是辜鸿铭其人。 读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那思辨的犀利之光仍然闪烁，让人忍俊一笑之余不仅深思。辜鸿铭其人是该让人记得和怀念的，他用流畅的英文书写，颇为遗憾的是我今天读到的《中国人的精神》是黄兴涛教授和宋小庆翻译成中文才得以阅读，他的许多著作竟然都是英文。中国文化说起来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让人动心的话题。一部中国史，长长地打开，这条路漫长而遥远又似很近很亲切。中国文化无疑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被人误导误解，文化的传承者是人，当然个体不同，接受和传承难免会带着被凿的危险和痕迹。不了解深厚的中国文化，断章取义的切割，使其已经失去该有的文化内涵。辜老在批评撰写《慈禧外记》一文的外国人璞兰德和白克好司时说：“他们太聪明了，像所有现代人一样具有歪曲事实的智慧。”也就是孟子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辜老在张之洞那里做洋文案使他接受中国文化的精髓，辜老通过深读中国诗书，四书五经，熟悉了孔孟之道，中国的文化一下子使他豁然开朗，这一豁然开朗不是停留，是通过和欧洲文明做一做对比，通过对比论证和分析，写出一篇篇闪烁着中华文明的思辨文章。如果从历史根源去追述，汉族是一个不向外扩张的民族，这个在这里不须多述。资本的扩张和全球性的资源之战，充斥世界各地，把大部分人的生活推入热火深海，以各种各样的革命开始了一场人类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力斗争。就像他所引用的卡莱尔的“目前的欧洲混乱加上一条来福枪”。他也在《中国语言》一书中指出，中国语言具有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区别，书面语实际上也是受教育者的语言。胡兰成在他的《中国文学史》里也提到士文化。老子《道德经》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智者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个不出门不是不闻不问，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去办事，这个规律是通过――人这个主体，根据道德观念要求自己使之变得理性。要经过什么样的理论论证才会洞察事物的本来面目，做到这一点没有做学问的态度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孔子《论语》开篇就有“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从两个不同的“说”和“乐”说明了讲述学问而实践的快乐和与朋友畅谈的快乐心情。这种以人为本位的哲学观念，在情感上起着美化心灵的自我约束的也就是康德所讲的“道德律令在我心中”的理性哲学思考，提出人性本位的自然状态。中国人具有诗意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建立在自我约束的道德之上的。从而节约了治理国家的资本，国家也不轻易去从老百姓那里征收税赋，老百姓日子过好了，国家自然稳定了，找到了一种平衡的精神所在和物质基础。辜老所说的中国人文明的三大特点：深沉、博大和淳朴，是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在引导着我们中国人的心灵美感。 中国人的三大特点：深沉、博大和淳朴，在我们这块土地没有被列强阉割，在我们的这块土地上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以前。我们的民族人民过着几乎是与世界隔绝的家族生活，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工业化革命的变革，社会结构瓦解，强权政治的影响。士文化的堕落和断层，政治、经济物质之间的内在不平衡，社会结构的急速瓦解，人类思想的大碰撞，彻底从思想上带给我们巨大的冲击力。就像张爱玲在《太太万岁》中画的一幅漫画一样，窗口出现了一个突兀的现代人，出现了和旧时代不协调的新生事物。五四之后的新思潮引导了一批风云人物对世界的认识，欧洲文化大量传播引进我国，而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外被列强瓜分的危机，内部军阀征战，文化被阉割，缺乏系统的理论论证和思辨的变革要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在我国能够燃起熊熊烈火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中国古代从汉朝以后的封建社会建立起来的一套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因其手工业的局限，工、农、士、商中以士文化为贵族阶层的统治阶级，使任何人通过仕途而进入贵族阶层，文化上有一套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思想核心，要求民众遵守社会的伦理道德，形成了独特的家族管理方式，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主要关系的家族制度之内，形成一个即独立又相互依存的政治体系，官府的主要作用是解决家族和家族之间的纠纷，民众高度自治而不依附国家机器。以及后来佛教的传入和儒家的结合，在思想上人们自觉的接受一套情感的东西赖以支持把希望寄托在来生的憧憬之中。马克思学说引进我国之后，启发了新青年要改革社会沉闷的陈腐之气，在对外没有尊严，对内顽固不化的人们对固有的权力不加变通和革新，各自在自己的安乐窝里醉生梦死。看看张爱玲的《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季泽安和季长白、季长安这些人物，触目惊心的一种变态的社会现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无疑是一剂清新空气注入这有点茫然而盲从的社会，我们中国人是心灵的，有着良民基础的国家。我们中国人相信有一个伟大的人，有一个伟大思想的人物会引导他们的心灵，像共产主义里所面描叙的那样，人人具有崇高的思想，人人具有美好的心灵，人人享受着丰盈的物质生活，颇有点佛家所宣扬的极乐世界了。当然中国人本来就有诗意生活的基础，从国画到诗歌创作，无非是一种情感的生活。 扯的似乎有点远，事物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必然性联系的，事物内部是空虚无物的，黑格尔在小逻辑一文中如此也谈过。不管是社会的发展还是事物的发展，力量不平衡就会产生大的破坏力。事物内部不断变化发生的力量，这个功是无用功，它的破坏力却是不可忽略的。辜老沉思在中华文化中，用他灰蓝色的眼睛洞察一切，所以新青年说他是个老顽固，而他却吃着西餐思考着中华的文化灿烂；他的神情是沮丧的，甚至是失落的。对内爆发的各种各样变革社会的口号为各个阶层服务，他也是无可奈何的，工业革命的落后，彻底输掉了中国人的骨气和灿烂文明。《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国人的脊梁，是辜老用他流利的英文书写给欧洲人读的，他愤对欧洲滑枪膛政治的嬉戏，辜老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社会和谐的治世思想，尖锐地批评了欧洲中世纪教士一大批社会闲人阶层使人民负担加重，到后来的强权政治警察制度，浪费大量的财力去维持社会治安，形成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即强权政治对世界发展资源的浪费和消耗而使地球上非正常的战争剧增。这内部本身蕴含的力本来在缓慢运动，皆因人为的因素，加剧了事物内部力的扩张，造成人和自然的不和谐，造成大量的具有破坏力的力量。 带着辨证眼光看辜老的文章，其时代的伟大性和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是世界上更多的人认识中华文化优秀的一面。放在后工业时代，人们普遍被物质所迷惑的今天，我们该有怎样新的思考呢？中华的文明是就此沉默呢？还是需要继承辜老这种不服输的骨气而继承文化的传统，从本位找到自己的根。理性的思维思考目前精神缺乏的东西呢？泱泱大国困惑是多种多样的，人口是世界第一的，要使这么一个庞大的民族重新振作起来。挖掘一个民族的优良精神，而不至在物质世界里成为最大的消费国，丢失自己身上最优美的本质。 我们阅读辜老的文章，不是要退回辜老所要描写的那个时代去，我们学习辜老的敢为中国人的骨气。辜老固然在《中国妇女》里谈论过中国妇女的情况，我必然画蛇添足的添上两句。辜老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有着其本身的历史根源。达尔文在《人类的进化论》里也曾谈过，人类的进化，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是合乎当时生产力因素的搭配。在中国长期的农耕时代，男子自身的身体强壮于女子担负起大部分繁重的劳动，是一夫多妻长期存在的内因，外因上长期受儒家思想的束缚，中国妇女一直没有财产权有一定的关系。中国的女子在家族里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她们的历史功劳是被士文化的掌握者所阉割和忽略了的，在这样一个具有强大以男权为主导的国家里，现代的妇女在男权和女权的分配上仍然做不到完全的公平，公平只是在一定的符合事物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够体现出来的。所以辜老谈到的中国妇女一文，其言辞具有可推理和证明。虽然他也回答过记者采访时说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的调皮话，仅从人本性来说，一夫多妻即有它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也有发展的一面，必然会为文明社会所淘汰。婚姻的悲剧是存在的，但它不是普遍的，它是具有特殊性的，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国人是注重心灵生活的；像陆游和唐婉的千古绝唱，是缠绵悱恻的情意绵绵，是具有超越的情感的。再如近代的石评梅和卢隐两大才女在婚姻过程中的疑惑，婚姻的最终目的不是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幸福转而被婚姻本身所扬弃。婚姻固然是固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责任重于一切，这也体现了中国人深沉的一方面。婚姻的幸福指数更多是所要担负起的责任和义务，爱情本身是围绕一个家庭的，辜老也讲过过去的女子嫁给一个男人首先是嫁给了一个家庭，真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在旧式的中国家庭里的确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始终围绕着为一个家族而发生发展。《红楼梦》里宝玉最后娶了宝钗，就是家族利益的体现。中国人的淳朴就体现在自我牺牲方面，一切为了家族利益，爱情一词也是舶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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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老关于《中国学》的论述，最是值得为我中华民族扬眉吐气之畅快事，他在《中国学》一文中批评了国外学者对于汉文化翻译的断章取义和缺乏贯通中国哲学和历史研究的有限了解，是不能全面和正确的理解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涵，中国文化真正的内涵正如他在《中国语言》一文所讲，具有对书面语的系统学习和理解，就如英国人早期用拉丁文做书面语一样，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在他眼里就是半文盲盲流文化，对文化坏的解释是最为可恶一样让人憎恶。从这里看见辜老对文化最精辟的学习精神和传承精神，正是因为大量的半文盲掌握了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最终使文化发生质变和弱化文化对人文思想的正确影响。辜老在《群氓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及《文明与无政府状态或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问题》中，文章阐述了当时欧洲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群氓教崇拜一文中，辜老一针见血指责资本扩张滑枪膛政治的弊端，与之中国儒家思想以仁为本的民主政治的对比。提出了西方文化中困惑西方的一个问题，即新教统治大量有闲阶层的存在发展到警察制度强权维持社会治安，而中国却有着良民教育，宗教始终处于国家机器的边缘位置，对国家的影响是微弱的，使人民的生活减少负担的。中国社会的高度自治，使国家负担减轻，人民生活安定。而欧洲国家的收入一大部分前期用于支付教士的工资，后期需要支付国家战争和国内治安警察的工资，也就是造成国内资金的匮乏而向外扩张的战争的主要原因，也进一步指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困惑。在这里辜老有一段精彩的论断：“过去的自由主义（者）读书并且懂得思想；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为自身利益却只看报，断章取义、只言片语地利用过去那美妙的自由主义惯用语。过去的自由主义者是为公理和正义而战争，今天的假自由主义者则为法权和贸易特权而战。”辜老批评道德沦丧，阐述了儒家思想中“不必以枪易枪，以暴易暴，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才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辜老站在仁爱的立场，论述了群氓崇拜的弊政。如果事物的发展是缓慢的，那么是人类加速了事物的发展，是人类自身向物质过渡过程中丧失了对精神的追求和对美好的追求，这个社会的道德杠杆失衡之后，人无疑会被物质所湮灭。固然现在看起来辜老的想法无疑有点像他自己说的“劝人做一个好人，说了一句无用的话。”实际上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如果人不从自身出发找到衡平内心世界的情感的东西，人性减少，而真的如果像达尔文说的那样，人的身上无疑动物进化的本性会多一些。 辜老站在当时的历史时期，用他的毛笔，书写流利的英文，介绍了中华文化的文明，批评了欧洲当时的滑枪膛盲流崇拜，具有的深邃思想，犹如石落大海，远去。如果静心去读辜老的书，他无疑提出了一个硕大的问号？即真正的文明是什么，是理性的思考所带给社会的积极意义还是对待事物表面现象的茫然。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困惑，也是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困惑。即使辜老当时顽固的让人不可理解，他梳着小辫子以及他去饭店吃饭时不忘施舍给乞丐一个铜板，他用吃西餐的胃来思考中国的文化，那就是中国儒家所提倡的仁爱，他在餐厅有饭吃时，乞丐也在门外啃着烧饼。人是社会的人，人所具有的人性美是人类社会协作的结果，人不但是个体的人更是社会的人。 辜老的笔是通向世界的笔，他固然有让人不可理解的顽固，其闪烁的思辨才能是今天读书人所要学习的；他或许会走过北京椿树胡同，一个穿着长衫梳着小辫，褂子上沾满了油迹的一个老头子。 水塘和鱼 塘是沿黄河岸外几十米开挖的，大大小小有十几个水塘。水塘养殖鲤鱼，鲢鱼和草鱼。天气晴好，水塘平静如一面镜子，远处的山斜斜地也将一些影子凑了过来。鱼浮在水里，有时候一动不动，有时候突然潜入水下不见了。夏天塘上面漂浮着一些睡莲，开着极艳的花，叶子簇拥在一起墨绿而亮。 刘家峡水库修建洮河水和黄河水汇集处下游一点，常年的泥沙淤积河面宽了许多。河上几处过渡的柴油渡船取代了羊皮筏子过渡。那时候，我的父亲和母亲在水库下游每天早出晚归挖塘，平整荒山变梯田。父亲母亲还有其他社员推着架子车每天把沿着黄河岸边的一块没有规则的凌乱的低洼地挖出来一个又一个水塘，有些挖出来的土又填平另一块低洼地，就这样那块看起来杂草丛生水鸟纷飞的湿地变成了整齐的塘和土地。蒲公英盛开黄花，马齿莲嫩紫的小花曾经开放在那片水泽周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小的时候经常被母亲带往工地，母亲把我往堤上一放，她和她的社友们推着架子车唱着“洪湖水呀浪打浪……，晚上归来鱼满仓……。”我看着黄河滔滔的水要翻越过那道堤，要淹没我一般，我站在水塘的堤上，内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恐惧感。没有人告诉我水是顺着河道要往下游流去的，我站在堤上，呆呆地望着那水。水塘里的水沉淀清澈，春天运来的鱼苗，在帆布兜起来的临时水箱里拥挤在一起，女人们提着桶，一桶一桶把鱼苗倒进塘里，水塘顿时热闹起来，它不再是寂寥的水塘。小鱼在水里吹泡泡，在水里有点失去方向感的胡乱窜来窜去。填平的低洼地第一年种黄豆，豌豆苗苗淡绿，看起来有点不适应新的沙土地，七月豆秧上结满了一串一串的嫩豆荚。七八月正是黄河水泛滥的时候，水没有清过，雨水冲积着黄土高原的黄土哗哗流进黄河，一条河奔腾着黄汤的水，冲击着沿岸的岩石和山体，汹涌澎湃。 水塘放养了鱼，有专门的人看管水塘。那个时候，我再也没去过水塘，我的母亲自从水塘放养了鱼苗也没再去过鱼塘。秋天豌豆秧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妇人一样，豆秧上缀满干豆荚，豆荚紧紧贴在豆杆上，豌豆秧呈现出一片淡绿黄，那还延续着生命的颜色在秋阳下临风而立。豌豆是多么坚强的一种植物啊！我看见母亲连根拔起它时，它那深深吸附在土地里的力量，母亲回来时疲惫、倦怠，手上一道红肿的痕迹。母亲口袋里或许会装着一些豆荚，母亲剥开豆荚，一个一个干净的炼乳色豆子就蹦跳了出来，做饭前在锅里炒炒，那豆香萦绕在口齿之间，又软又香。那些收获的日子，我和弟弟总是期待母亲的口袋里装着一些豆荚剥开炒给我们吃，我们也会被带往地头，地的另一个头就是那片塘。母亲不允许我们乱跑，那时候我们太小，她怕我们丢了或者不小心掉进塘，我和弟的活动范围总在她的视线之内。母亲在地里收获时，我们蹲在地头玩沙子，那些沙子柔软，我们在地头筑起一道长长的沙墙，我们在沙墙里面构筑我们的沙屋。收获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有炒豆子吃，有沙子玩。地头上一些柳树叶渐渐发黄，歪歪斜斜伸展向天。收获过的土地一片空旷，几只水鸟贴着河面掠过，偶尔也飞过那些沙土地，似是在寻找它们的家。鱼塘里的鱼长大了，有时候我跟着母亲路过鱼塘，眼睛看着大鲤鱼在鱼塘里游来游去，母亲平静的走过去，那塘似乎和母亲一点关系也没有。看塘的人也从来没有送一尾鱼给过母亲，我从小就想象着塘里的鱼是如何鲜美，很像卖火柴的小女孩点亮一枚火柴看见的幻境一般。我的父亲当时正是壮年，水塘的鱼看管的紧。父亲在水上谋生的手段特别，他用钓钩钓鱼，他用羊皮筏子在河里捞鱼，到后来他用土法制的炸药炸鱼。父亲钓的狗鱼五寸来长肥美而鲜，母亲裹上面糊，用仅有的油煎黄，那味道真是鲜美异常，使我这么多年竟然难以忘记。父亲捞到大鱼，拿到小镇悄悄卖了，买来半导体，我们家忽然有了一种新的声音。 我八岁的时候，水塘包产到户。初春少雨时节黄河水碧绿清澈。抽水泵房里机器嗡嗡转动，水通过管道流入水塘，塘和塘隔着堤，塘有了新的主人。塘的新主人在塘周围种上垂柳，天气晴好的时候，有人在柳树下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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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里时而注入流动的水，鱼儿在水面探出头来悠闲地喝水，几只鱼儿凑在一起，像是一幅淡墨的国画，舒展着鳍，很是好看。土地承包后，我再也不能站在地边看，不时也要帮母亲做一些事情，母亲忙忙碌碌，很少关注塘的事情。黄河水也有清澈的时候，那时候黄河看起来很安静，渡河的柴油船在河面上来来回回把河岸两边的人渡来渡去，有时候渡船上站着几只羊，有时候渡船上停着一辆摩托车。渡船上厚厚的铁板上落下黄色的泥土，柴油船马达轰隆隆地打破了河面的安静，有几只黑羽红嘴的鸟掠过水面飞了起来，不远处有一丛芦苇几棵柳树和裸露的黄土山倒映在河里，又是形成另一幅延绵水墨画，那景物在水里一动不动。 塘终究是热闹起来了，塘的热闹是我成长所亲眼看见的。塘里养过大鲤鱼、大草鱼、大鲢鱼。我不知道那些大鱼在塘里呆了多久，或者大鱼是留下产卵的，它们常常摆动着尾巴，从这头游过去又从那头游过来，显得塘逼仄了些。有时候塘的主人清理塘时，把大鱼放在码头售卖，路过的游人认为是黄河里捉的大鱼，便十分高兴买一尾，带回家。买鱼的眼睛看着眼前的这条黄河，真的以为就是黄河里逮到的大鱼。其实，那时候黄河里的野生鱼非常不好捕捞了，那要在黄河里下一个多大的网才有机会撞上一条呢？谁还会花那么大力气做那件事情去，问的人说是黄河里逮的鱼，答的人也就顺便说是这河里捞的大鱼。在水库上游有人在黄河里下了大网，过上三五天渔人划个小划子过去，偶然也会有鱼在网上挣扎不过，困在网上，渔人拿到小镇上，一会就有熟悉的人买走了。 鱼塘的生意时好时不好，来上开着小汽车的垂钓者，带的海杆还不够在鱼塘里施展，垂钓者也不会空手而归，他们在塘里把自己扮成渔翁打鱼，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大鱼小鱼纷纷落网，塘主人不露声色忙前忙后，让垂钓者玩的开心。鱼塘边大部分是带帆布包的垂钓者，他们坐在小马扎上一动不动，眼睛盯住浮标一动不动，专门等着鱼儿上钩。太阳落山，塘重新安静，落在水面上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道，直达佛所说的西方世界。那辉煌，那色彩的斑斓辉煌投映在黄河上，也投映在塘面上。清风微佛，柳枝微动，几只睡莲沉在余晖里，开着淡白的、紫红的、淡黄的花。塘里的鱼或许少了几尾，塘面上安静的连一个涟漪也卷不起来。 塘的存在似乎很久了，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塘是谁人开挖的。塘里养殖过鱼，塘里种植过睡莲和荷花。黄土高原的莲弱弱地，风吹过去花瓣掉在水里，也会有一个莲蓬，不过那莲蓬里面的莲子是长不到成熟期的。种植莲花也好还是睡莲也好，塘始终是热闹的。水塘清理过莲，又有人养鱼了；养过鲤鱼，有些人开始琢磨着养殖冷水鱼――红鳟鱼，红鳟鱼的价钱是鲤鱼的一倍以上，塘的主人总是能够寻到市场方向的。我成年之后常常路过这些塘，远处错落的枣树林里是新盖的休闲别墅区，夹杂在绿的玉米地里，格外显眼，掩映在绿树村郭环绕的怀抱里，模仿《桃花源记》的意趣，我在闲暇时走过那片枣树林，不由自主总会想起远离尘世，其实，我的心并没有平静过。乍又想起沈从文先生写过湘西的桃花源那些人那些景，桃花源实际上也不存在，诗意似是种植在我们心灵深处的根，延续不断，真真假假虚实难辨。游人远远地就能看见《枣园新村》的字样，做起门前生意显的悠闲而自得。锅里炖着一只鸡、一条鱼还是煮了一锅玉米棒子，乡村的气息围绕在浓浓的小院里，常常成为城里人休闲度假品味乡村的去处。乡村到底是变了一个样子，连我看起来都会不相识似的。当你真正走进去之后除了消费，主人或许不会欢迎一个无关的过客。 水塘不停地流淌着水，塘里的鱼换了几茬，塘的主人换了几次，没有人晓得这些事情。塘里的鱼从小到大，小的时候鱼儿衔食饵料。长大后，塘主人悉数卖给鱼贩子，鱼贩子把鱼送往城市的大小水产市场，那是鱼离开塘的最后归宿。 塘里又安静了。它安静、热闹，它还是那塘。水塘不过让人们多了一项谋生的手段，除此以外塘真的一直是那塘。塘的不远处还是那没名渡口，人们来来往往的渡河，竟然没人知道它是什么渡口，过河的人们每天要往魏家川去，过了河就是魏家川；再往里走又是岗沟寺，岗沟寺的山上下来又到了孔家寺。山里村落稀疏而寂寞，我一直也没有进去过那些山岔沟沟。谁还关心渡口正式的名称，或许名称有，人们懒得立块碑吧；或许碑被黄河水冲倒埋在沙土里。我打小也没看见一块碑，我只是看见了人们挖开塘，注了水，水塘养鱼种莲。 睡莲开花时，恹恹地，艳艳地。年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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