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秉持科学发展理念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胥和平

主讲人:胥和平 国家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

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北京大学跟大家就科技创新的问题作交流。我们最近都在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报告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对我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位一体”的发展布局等都有了新的提法和要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亮点是在第四部分,即有关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部分作出重要决策,就是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八大报告通篇来看,只有这一个地方是上标题、出战略的,而且报告明确提出了“科技创新是国家战略发展的支撑,要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学习十八大报告,要全面领会十八大精神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个非常重大的判断。

其实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先后提出过不同的重大发展战略,比如“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现在又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我们面向未来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所以我们今天围绕这个话题做一个交流。

我今天的报告主题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围绕这个主题我要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积极应对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第二个问题是依靠科技创新加快转型发展,第三个问题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第四个问题是把改革和发展的思路凝聚到创新驱动上来。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积极应对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进入“十二五”时期,我们一直在讲一个重大判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发展走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未来的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多方面的挑战。就我体会,什么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和巨大挑战?即什么是我们当今面临的最大的环境变化?我们未来要竞争什么?我想说的是,从中国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考察,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整个世界发展的环境变化和自己发展的环境的各种变化,以及未来二三十年发展要面临的环境变化来看,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可能面临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革命。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讲科技革命;九十年代对此关注越来越高;进入新世纪,大体是2003、2004年,为了制定规划纲要,我们几千位科学家和各方面专家聚集在一起试图勾画当代中国科技发展面临的大环境,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之后取得了广泛关注,就是本世纪前半期

可能正在孕育和兴起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后来这个研究不断深化,到了2008年左右,一批学者讲“我们已经看见了新科技革命的曙光”。到了2011年,科学院的专家通过全方位考察,比较明确地提出“世界正在迎来第六次科技革命,而且这次科技革命大致要在2020年到2050年发生”。节奏在不断加快,而且我们的认识在不断地清晰化,描述出了科技革命的轮廓,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谈起。

近现代以来,世界上经历了几次科技革命。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近五百年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五次科技革命。这五次科技革命主要可分为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是一次科学上的革命,16世纪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理论”和伽利略等人的探索,以及其后的牛顿力学理论是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革命。往后过了100多年,大致到了18世纪,我们迎来了第二次科技革命,那是一次动力技术革命,就是“蒸汽机革命”。再往后100多年,我们迎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就是

20世纪初期,我们迎来了第四次科技革命,这也是一次科学上的革命,以达尔文的“进化论”、“量子理论”、“生命科学理论”这样一批重大的科学理论的突破来带动的。第一次科学上的革命被称为近代自然科学革命,这次叫做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几十年之后,从20世纪40、50年代起到现在,我们迎来了第五次科学技术革命,是电子和信息技术革命。从主流的划分来看,这就是我们近现代所经历的五次科技革命,我们发现基本是一次科学革命,两次技术革命,再来一次科学革命,又有一次技术革命,两次科学革命是第一次和第四次科技革命。

回顾世界近现代的发展,都是这几次技术革命从内在决定的。有了第一次动力技术革命(蒸汽机革命),就引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引发了机器革命;有了电力技术革命,就直接引发了世界上大范围的欧洲工业革命,电报、电话、铁路运输等相关技术和行业迅速发展,世界交通体系得以建立起来。有了第三次技术革命,人类直接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产业迅速发展,我们处在一个无处不在的信息社会中。这就是近现代世界发展的大致纬度。每次科技革命,特别是每次技术革命都引发了世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每次技术革命后都有一些新兴产业在迅速成长,一些传统产业的不断衰落,甚至是淘汰出局。这就是几次科技革命,特别是几次技术革命给我们留下的清晰印迹,就是世界发展的轨迹,而且几次技术革命直接引发了整个世界生产体系和竞争格局的变化,以及整个世界的政治、军事体系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

现在一些学者认为,经过上世纪的百年积累,特别是第五次科技革命以来的六七十年的积累和沉淀,科学体系内部积累了大量矛盾,蕴育了巨大的能量,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得以提出,而大量的技术正在不断地取得突破,所以现在我们又要迎来一次科技革命的说法愈来愈盛。而且此次科技

革命与之前的革命大不相同,以前的科技革命都是科学革命之后很长时间才会出现技术革命,这次的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以及相应的产业革命并行发生,没有相对较长的滞后期。这是我们近现代来科学史上发生的最大变化:科学理论直接进入生产过程。中科院的一些专家介绍说,这次科技革命将首先在生命科学和物质科学的交叉领域获得突破,然后在生物技术领域会有巨大推进,由此引发世界经济结构的全方位的变革。

我们谈谈科学和技术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突破,虽然不是十分准确,但是是非常有价值的思考和预测。这些年有一些重大命题的判断,比如包括宇宙的起源和本质以及物质的本质,比如对暗物质、暗能量和反物质、反能量这一课题的研究。一些判断认为,无所不在的物质世界大致占到我们所处在的这个宇宙的物质世界的很小一部分;一些人甚至认为我们真正所理解的物质可能占整个世界的5%左右,还有95%的部分可能是暗物质和暗能量。这个判断很有意思,并且有一些证据证明了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存在。科学家认为,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就可能颠覆我们对宇宙世界的认识,甚至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上一次科技革命也有类似的成果,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实证和应用,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现在又出现了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研究,所以说我们对宇宙、对整个物质世界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理论探索空间。

再比如说关于我们生命体的研究课题,就是我们的生命自然进化过程方面,生命的构成一直是自然演进的过程,但是如今的生命体可以合成,而且按照最新进展,有机体和无机体、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观念可以相互打通。关于物质的结构也是如此,物质的内部一直是固定的结构,现在研究的是可不可以中间可以多放一个中子或电子来构造新的物质结构,甚至构成新的物种。诸如此类的科研课题正在探索之中,当代科学的确孕育着多方面的能量和矛盾的积累,孕育着突破的潜能。

在前沿技术方面的成果更加振奋人心,比如如今的网络建设、新一代网络、云计算、智能网等都在迅速发展,我们如今处在一个无所不包的信息社会。各种功能材料、复合材料和新兴材料不断出现,极大地改写或提供了现有的工业制造技术。再比方说能源技术的不断突破,大家都对新能源寄予厚望。刚刚结束的多哈会议上,大家一直在讨论要通过多种努力要把全球未来百年内的地球升温控制在2°c以内,否则就会加快地球衰亡的进程。所以我们经常讲要“拯救地球”,其实是“拯救人类”,延长人类在地球上存活的时间。

面对巨大挑战,但最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在新能源领域不断取得突破,部分突破也及其振奋人心。大体上的看法是,在过去二三百年的工业革命中,人类以非理性的方式将地球上储存的化石能源基本消耗殆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这种能源利用的方式基本上被否定了,目前大家现在最青睐的是太阳能和转化自太阳能的生物能。最大的能源是太阳能,其他寄予厚望的是新型核能

和氢能,这些能源资源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已经取得很大突破。经过二三十年的持续努力,我们现在风力发电的成本已经降到了1度电6、7毛钱,基本上等同于火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在过去十年内每年降低8%,现在基本是1度电1块钱左右,之后随着技术进步、新材料的出现和新技术的不断研发,其成本肯定还要降低。

更重要的是新型核能的应用,正在孕育着突破的可能,取得令人极其振奋的进展。虽然核能利用在战后迅速发展,但近年来随着日本福岛核电站的问题,全世界都在反思核能的发展,很多国家都禁止核电使用,其实只是禁止核裂变产生的核电,就是禁止以放射性元素为基础的核裂变技术路线产生的核电。这些年我们在一直推进另一条重要的技术路线,就是核聚变来产生的核电技术,区别何在?核裂变使用的是放射性元素铀、钚等,核聚变能使用的是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其资源大量存在于海水之中,一升海水中的氘和氚和300升汽油产生的热能基本相同,可利用性非常强,空间非常巨大。技术进展怎么样呢?大体上从本世纪初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国家搞了一个可控的核聚变的“因特尔”实验计划,中国也参与其中,正在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除了参与这一计划,也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建设自己的实验装置(安徽的“托卡马克”核聚变环装置)。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获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有专家预测说如果顺利的话,大致在“十三五”中后期就可以建设实验电站。这再次印证了我们刚讲的那句话:当代的科学研究的科技成果迅速变为生产力和生产装备,周期大大缩短。以前研究建设这一设备就不超过五年,真正实质性进展就三年,取得了令世界同行瞩目的科学突破和技术进展。

“当代的科学研究的科技成果迅速变为生产力和生产装备,周期大大缩短”这句话意味深长。我们全球核电利用其实都始于“二战”后的六十年代,四十年代才开始利用核弹产生的原子能,五十年代才开始琢磨利用原子能发电,六十年代才开始发展原子能发电事业,到了八十年代欧洲国家的装机容量占到了一半。核电得到迅速的普及,日本的核电占了30%,只用了短短二三十年。如果核聚变技术在未来的一二十年能取得突破,那么它的扩散速度会更快,因为之前的核聚变和核裂变只是利用核反应取得动力或能量,后半截都是利用蒸汽推动发电,这半部分是一样的,只要前半部分发展好就行。所以我们相信核聚变这一新兴产业会迅速推广,快速发展。

我们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思考人类的能源问题,目前仅仅是大海内的氘和氚就足以满足人类的所有能源需求,从这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未来的二三十年到五十年,世界的能源结构必然发生巨大变化。按照2009年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联合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看,我们对风电的利用也做出了令人期待的结果。大体在2030年,如果风电技术进一步成熟,风电就可以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还有人说,如果太阳能技术迅速发展,只用太阳能光伏发电就用之不竭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科

幻、科学畅想,还没有实现,但是其中有非常值得关注的部分:未来二三十年,世界的能源结构必然发生巨大变化。这个态势是必然的。在先进技术上,我们在朝着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总体上讲,当代科学技术在科学上孕育着重大突破,在前沿技术上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所以大家说可能会再来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科技革命之后大家关注的就是可能又会有一场工业革命。最近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引发这次讨论的是两个标志性成果,一个是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对此进行了长篇的讨论,还有一个是美国的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专门出了一本书叫做《第三次工业革命》。 最近我们在反复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本书,尽管大家对这本书的结论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书中提出很多问题值得思考。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按照工业组织方式把过去的工业革命分为两次,依次是蒸汽机引发的“机器革命”,然后是上世纪初期的“电力技术革命”和“动力革命”交互发生,特别是“自动化革命”的发生,导致上世纪第一个十年引发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大规模制造的革命”。这也有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05年,美国福特公司推出了“福特制造”的流水线,紧接着推出了T型车,大规模制造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成果和方式,由此激发了大批当时看来极其先进的产业:钢铁、化工、石油、铁路、汽车,极大刺激了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而恰是这些产业支撑了世界一百年的经济增长。很不幸,现在这些产业如今都沦为了传统产业,这本书也在讨论这些事情。

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认为,经过一百年的发展,世界以化石能源为动力基础的高排碳式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世界的化石能源时代结束了;几百万年后人们谈到我们这个时代,会想到曾经一个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消耗化石能源、排碳量高的形式存在的,肯定很难理解;新开始的时代是以新的信息技术和绿色能源技术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形成以绿色能源、先进信息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支撑所形成的智能制造体系,“智能制造”将会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或者主流;未来世界的二三十年中将发生两个重大变革,一个是以基于化石能源的集中能源体系转向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分布式能源体系,这是能源结构和世界动力结构的深度变化,实现了“能源民主”;第二个是以基于大规模制造的集中制造体系转向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分布式制造体系,实现了“生产民主”;这两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将直接导致社会组织、社会管理、权力结构、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

这本书中的“分布式制造体系”通俗来讲,就是以计算机网络控制、以3D打印制造技术为主导的、家家户户都可以生产(不是实体的一家一户,而是泛指全世界)的制造体系。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对“分布式能源体系”的描述是,现在集中挖煤、发电、供电,以后就可以

将人类生活的局部单元(门、窗等)变成能源生产单位,从根本上重新构造世界能源体系。

杰里米·里夫金还认为新工业革命大体有五个方面的制度,我认为核心的应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能源互联网”,用互联网的技术把能源网连起来,家家户户的能源可以由此共享。这是思考中国未来、当代世界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这会使世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按照目前各方面的估计,科技革命从2020年开始,其实里夫金认为欧洲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只是未得到承认。这是值得我们各方面积极思考,以期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和未来的战略安排有所助益。五十年代时,中国有个非常伟大的平凡人物,提出了“小车不倒只管推”,就是说我们要坚持。但是现在有些坚持的成果并不好,比如“柯达”的衰亡,“柯达”的胶卷和感光材料最终败给了数码技术,数码技术替代感光材料这种事情将在很多领域发生。

新科技革命和新工业革命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如何看待?其实现在全国都对此保持相当高的关注。克强总理开会时也讲要研究这件事情,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有四次批示,要求国家发展部门加以研究。我们思考中国近现代发展得出了最大的结论是,中国近现代的落伍就是因为没跟上前几次技术革命。有几个统计数据,1000前的宋朝,中国的GDP占了世界的60%-65%,人均GDP折合现在2000美金;到1700年时,中国的中国的GDP占了世界的1/4;到1820年,中国的GDP占了世界的30%-33%;到1900年中国的GDP占了世界的12%-15%;到1950年中国的GDP占了世界的5%;到1976年,中国的GDP占了世界的2%。1000年间,我们从60%到了2%,真正下跌是在1820年,当时鸦片战争打仗是一个因素,真正的原因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发展。1700年到1820年之间还有第一次工业革命,但是第一次范围较小,只影响了少数几个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发展,欧洲迅速工业化,经济迅速起飞,相对来说我们就下跌了。

错失了几次工业革命造成了我们的积贫积弱,那么这次工业革命我们不能再错失良机。里夫金讲:我们面对着新工业革命必须要问:二十年之后我们在哪里?曾经这个问题可以回答,目前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了了。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改革开放使我们得到了大批的生产能力,但是这些生产能力主要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生产能力的沉淀,面对新工业革命提出的新要求我们有些无所适从了。类似于我们终于攒钱买到了入场券了,进去后发现要散场了。整个二三百年的化石燃料时代结束了,能源体系的变化将深度影响到生产体系和生产技术。例如,曾经世界有制造的过程就是切削技术,将大做小,造出产品,现在的主流就是添加的技术,将小做大。那么世界的制造的技术路线发生了变化,全部的工艺装备要发生变化,这是影响长远又关乎当前的重大问题,值得细细思考。例如现在我们的智能电网建设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风电、光伏发电等都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新科技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我们要有历史的眼光,把握当代发展的机遇,谋划我们发展需要抓住的东西。十八大前期,各部委给中央提供的研究报告中讲了一句很通俗的话——“我们面临这机遇和挑战”,其实只要抓住了就都是机遇,抓不住就全是挑战。这就是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重点讨论了第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只要搞明白了这一个问题,很多问题都很容易了。

下面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依靠科技创新来推动转型发展。全球要发生变革,中国也到了转型发展的阶段。靠什么来推动变革,靠科技创新,这就是我们这些年达成的广泛共识。

中国的转型发展也有这么几个背景。

第一个背景是中国经过了持续三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通俗讲就是“有钱的阶段”,就是我们手持大量资金、在考虑如何使用和分配的阶段。十七大提出了“四大建设”,十八大提出“五大建设”,加入了生态文明建设,这就指出了我们资金的流向。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现在我们的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经济转变发展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低产出的“三高两低”的增长方式仍然随处可见,我们仍然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增长,付出了资源、劳动力和环境的代价,赢来了微薄的加工制造费,还不时面临人家的忌恨。比如中国的光伏产业传播到欧洲,绿色事业绿色发展本是好事,万部长去欧洲高峰论坛的很学术和委婉地讲了这个思想,“中国的新兴能源的发展是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但是遭受了欧洲的沉重打击。我们自身发展的问题就是一大挑战,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大家都在思考这一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表面看是货币和信贷现象,没想到后续了债务危机,导致欧洲深陷泥潭难以自拔,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其实是走到了上一次工业革命的尽头,还没有抓住新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处于停滞状态。上世纪后三四十年,大批世界传统制造的产业转移到远东地区以后,拿什么来填补欧洲发展一直是个问题。曾经寄予厚望的美国新经济主要是数字经济,体量太小范围也窄,只是让美国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了二十年,其他国家都没抓住这个机会,经济趋于停滞,社会发展缓慢,矛盾和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比如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前期,通过无所不在的电子消费品、精良的制造能力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托起了美国的强盛,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世界进入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时候,日本人就没有贡献了。网络、软件等都来自美国,与日本无关了,低端生产其他国家都能做,生物技术领域的成就要再等二三十年,目前日本只能停滞了。所以日本一闲下来就要寻衅滋事,盯着钓鱼岛,类似国家还有很多。从这个意义上,沿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产业调整这个思路,我们得到了很大启发。

这些年来我们都在研究结构调整,但是成效有限。煤,是我们的主要能源,占到能源消费的67%,我们总在研究如何开采和分配使用,油也是如此,我们只是在传统化石能源上绞尽脑汁,却独独看不到大太阳蕴含的能源,所以我们的努力方向都有问题。这是我们要思考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就是面向未来发展,应对新科技革命提供的问题,就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先进技术等,这些面对未来的新事物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重点。

最近我在思考1900年前后的问题,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时中国是怎么样的。这里有一个经典的产业值得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思考,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马车产业是最庞大的产业,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自行车一出现,马车产业顷刻消失。很多产业也是如此,我们在某些产业上做到极致,但是难挡大的趋势变化,电视机、计算机都由新兴产业变成传统产业了,类似产业做得再好也是前途堪忧了。我们很多产业的成功是吸取了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成果,但是我们要面向未来仔细规划我们的新方向。

而且,我们要对长期发展的薄弱方面要有紧迫感和深刻认识,就是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我们长期以来关注增长问题,特别是经济增长,社会建设相对滞后,文化建设刚刚起步,生态文明建设形势非常严重,我们的问题又多又严重。

社会建设方面,我们要考虑全国人的生存空间和管理方向都在哪里。目前进入“网络时代”,管理就是个大难题。问题在于过去的“非网络时代”社会是少数人发声,现在是人人发声,如何形成理性的社会共识已经是一个学术问题、政策问题和现实问题,面对这个新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就要遭人诟病。

文化建设也面临巨大挑战。十七届六中全会讲文化建设方面的决定时有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就是我们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还要继续努力。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我们的信仰在哪里?我们当然信仰共产主义,那么共产主义之下我们信什么?这就不好说了,金钱、权力、自我等都有,没有一个凝聚民族长期发展的精神能力,没有精神家园可以依托。我们言必称西方、美国,想不起自己的东西,好容易想起来了,就是《论语》、《弟子规》之类的东西,这也是一种积极探索,但是也反映了当代中国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市场经济文化建设的困惑。一堆人又穷又没想法还好办,三十年前对第一个问题就好管,通过土地承包就行了,大家都有事可做了。一堆人又有钱又没想法就难办了,这是我们现在要思索的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我们关注了很多年,但是不是真正落到了实处还值得商榷。有专家讲我们的生态环境是局部有改善,总体在恶化,这是极其沉重的论断,当然对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学界有不同观点。但是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主流认为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对于环境恶化,我们如果能有

效管理,相关科学技术取得了突破,利用资源上提高效率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整个发展模式面临巨大挑战,所以提出要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要建设创新型的国家,马上各地都会迅速推广这一理念。但是仍然任重道远,因为这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几年的工作主要是科技创新,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这是建设创新型的国家的基础。但是这远远不够,我们要多方面的探讨。也许我们无限制地提高生产能力和效率,无限制地满足制造和财富积累的需求,根本就是个错误的选择。里夫金也对我们几百年的发展模式提出怀疑,他讲我们在无限制地利用能力和能源时,直接结果是像一样向空中和宇宙排“熵”,用热力学定律来讲,就是干得越快,排的熵越多,地球和人类灭亡得越快。这个问题告诉我们,表面看好多问题我们似乎明白了,但是对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人类基本生存状态和含义上我们还很不明白。所以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真的要从更大的角度思考,不能着眼于一二百年的成就、目光短浅地跟着欧洲人跑。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从结构调整上看我们也面临巨大压力。目前我们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下端,欧洲最近又提出要“重新占据制造业的高端”。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过去的努力是有意义的,但是结构调整总是在传统框架里兜圈子,估计没有前途,所以我们要依靠科技创新,来推动结构调整。最近几年努力是有一些重点,比如培育战略新产业,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都是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但是任重道远。我们的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的比重仍然很大,升级压力大,技术含量仍然不高。各地的转型发展也有一些实际的抓的重点,比如抓产业基地、创新平台、创新队伍、创新企业、商业模式等,都形成了新的投资计划,不过进步空间仍然很大。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也讲过“最根本的是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所以现在我们要有大尺度思考,要有历史感,从全球的视野来思考结构调整问题,目前看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最后都要落到科技创新上。这是第二点背景。

第二个问题就讲完了,现在看第三个问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今年7月6号、7号,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规格极高,在京所有领导全部出席;规模极大,在人民大会堂设中心会场,在全国地级市以上城市设了400各分会场,一个分会场应该有200-300人,全国有10万人同时参加这一大会,从上到下一直开到县委书记、县长,一起谋划科技创新问题,突然想到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是一次非常深刻的全国上下的思想发动。五个月来,全国上下全方位推动自主创新、加快科技事业发展、提高科技实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的结合,以此加快科技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这是个里程碑式的会议。

这次会议最核心的思想是促进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指导思想是“紧紧围绕着转变发展方式这个

主线,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成果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抓住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这一关键,来全面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促进科技经济的结合,从而推动或者加快我们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步伐,并且为我们2020年成为创新型国家、2050年成为科技强国奠定一个比较好的体制基础”。这也是会议前发的中央六号文件的指导思想,起草这一文件和召开大会是经过很深刻的考虑的。

十八大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十八大上中央对国家发展提出了两个宏伟目标:到2020年,我们要建成一个全面的小康社会;到2050年,我们要完成现代化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的富裕的国家。从科技创新的角度也有两个与此呼应的提法:我们2020年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2050年我们要成为科技强国。但是要达成这个目标必须要改革现有体制。

2006年以来落实规划纲要和全国科技大会精神,中国科技已经有很大变化,科技技术条件在改善,研发能力迅速提升,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标志性成果,对经济发展发生了重大作用。从基础条件上说,2000或2001年,中国全社会的研发投入突破了1000亿,到2011年,我们研发投入达到了8600亿,根据最近统计,到2012年底,中国全社会的研发投入要达到10400亿,占GDP的比重可能达到2%。这个2%是很大的进步,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字基本是2.5%,而1996-1997年我们的研发投入只占GDP的0.6%-0.7%,所以说这一数字深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阶段,因为研发投入的比例意味着一个国家拿出多少钱来谋划未来,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良好基础。以美金折算,2011年全球研发投入大致是1.3万亿美金,其中美国有4000亿,日本和中国都是1300亿,今年全球不会有大的变化,但中国涨到了1600或1700亿,其实是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研发投入大国。还有国际论文、专利数量、标志性产品、应用技术、产业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进步,中国的科技研发能力、创新能力、成果转化和应用能力已经有很大的提升了,已经具备了依靠科技创新来推动转型发展的基础条件了。

但是我们也存在突出的问题。总体上讲科技经济结合的不好,新兴产业难以兴盛,原创能力比较低,支撑力不足,科研管理跟不上要求,科技评价导向不好,学风也趋于浮躁,整个科技体制有突出的问题。

中央六号文件的着眼点在于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不是涵盖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全部,但是讲出了科技体制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和方向。首先在确定任务时讲了五条任务。

第一条是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决策主体地位,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鼎立结合。这是整个文件的灵魂,涉及四个层次。第一层是建立企业主导技术研发的体制机制。特别讲企业是技术创新

决策的主体,科技经济结合要从科研源头抓起,改变以前的前期专家主导、后期企业转化成果的尴尬状况。第二层是要大力支持企业建立各种研发机构,要支持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流动,要鼓励科研人员创办企业,要大力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些政策都是一个方向,给了大量的操作空间和前途。第三层要提高科研机构和大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改变了以前只提创新不谈服务的观念,为地方和国家做出贡献。第四层是要完善科技支撑战略新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的机制,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民生领域科技创新和社会管理领域科技创新。

第二条任务要加强统筹协调和协同创新,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其中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创新体系要整体协调发展,提高机制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和科技中介服务五大体系的整体效能。在科技资源共享、解决资源重复浪费和重复闲置上提出新的办法。第二个是要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发展相互协调的机制。第三个是在科技资源共享、解决资源重复浪费和重复闲置上提出新的办法。

第三条任务是深化科技管理改革,提高管理科技化水平,其中涉及四个问题:宏观管理、计划管理、经费管理、奖励和评价改革。宏观管理上要解决重复浪费问题;在计划管理上进一步明确沿着公开、公正、透明、全过程监管的路线走下去;经费管理改革上要改变科研经费投入结构和资助方式,加大稳定支持力度并加强科研经费监管,要建立问责机制;奖励和评价改革上坚持分类评价,重点奖励年轻人和团队等。

第四条任务是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完善人才成长的机制和激励制度。鼓励领军人才、青年人才、西部人才、应用人才、海归人才等各方面人才的统筹发展,要加大35岁以下年轻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力度。还有一点是学术道德的建设,建立科研诚信档案,促进学术界自律,纠正学风问题。

第五条任务是营造促进科技创新的良好政策环境。

这是我谈的第三个大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把改革和发展的思路凝聚到创新发展驱动上来。刚才一开始我们讲了十八大报告的亮点就是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我们整个推动改革发展全局的一个抓手,7月份发的中央六号文件的核心思想也在于此。在全国科技大会上,锦涛同志明确讲“要把创新驱动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一以贯之,长期坚持”。现在来看,我们学习十八大的精神,学习中央六号文件的精髓就在于此。

我们需要思考几个问题,一个是要真正解放我们的思想,提高思想认识,真正转变发展思路。刚才讲国际发展趋势和国内发展问题时都谈到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真正把提高创新能力作为核心关键”,这是十七大报告和五中全会上都讲过的,十八大又提出将其放在

突出位置。如何操作?先要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创新?其实创新不等同于科技,科技不等同于科研,OECD一个小组专门研究创新的评价测度,即如何考核创新。欧洲人认为创新主要是指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就是科研成果出来后应用的部分,是一个经济活动。依靠科技成果为基础,然后开发新产品,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和新产业,这部分才叫创新,所以我们领导要区分研发和创新。不过中国是从哲学上理解“推陈出新”就是“创新”,其领域不限于经济活动,比如社会管理领域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等,也无可厚非,只是我们自己心里要分清创新的本质内涵是经济活动,不算研究室的活动。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当代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律性变化,从理论和认识上要廓清一些事情。我们现在的经济学,基本上源于亚当·斯密那一批人,基本解释了二三百年的很多经济活动。但是咱们看看里夫金的想法,从讨论的角度看他认为,其实当时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都深受牛顿经典力学的影响,解释了相对有边界的空间的物理活动,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研究领域。其实后来看,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深入,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已经出现了量子化的特征,经典的力学框架和它派生的经济学理论都解释不了了,很多新的问题都需要认识。

“量子化”是一个新的现象,有新的规律。牛顿认为一个物体运动过程城中是可以测量它的速度的,量子学理论认为一旦测量就会干扰物体运动,测量结果就不准确了。这在社会领域也有类似的结果,比如网络对事件的扩散和民意的反映,这是灵活无法预测的存在。所以目前世界经济活动的走向不明确,很多现象不是牛顿的机械物理学运动,受牛顿影响欧洲人对科学的定义是狭隘的,认为万事都是可以算出来的,这种情况下衍生的科学理论,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都偏于狭隘,解决不了当下的问题了。

当代产业发展的规律是什么?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世界生产力严重不足,所以大规模扩展产业就可以扩大生产力。但是如今世界生产力急剧增长,少数团队就可以解决全球人的一类需求,出现了盈利曲线的非线性曲线,就是成本效益非线性,不是轻易可以掌握的规律了。所以非线性的经济学和非线性的管理理论要迅速发展,给我们提出了巨大挑战,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产业发展思路。过去只追求产量和排名,当时的课题是“以产能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设计和发展模式”,如今,百年工业革命已经解决了大量的基础性生产能力问题,产能已经不是个问题了,反倒是常常产能过剩,像我们的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我们如今要增加的是产业变革的能力,所以我们进一步思考对过去有效的理论和认识。

第三个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真正要来一次全方位的思想变革,要来一次真正意义上围绕着提高创新能力来的思想解放运动,鼓励全社会思考创新的问题和新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的问题,我们真

正有必要从理论和认识上从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形成的很多看似正确其实已经无效的东西要决裂。比如日本勤奋团结有创新能力,怎么就发展停滞了?欧洲一些国家为什么会衰落?这是世纪性变革造成的。我们35年前提出解放思想,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邓小平讲的“不争论”,就是要干实事,往前走,取得了很大成功。今天习近平同志提出“实干兴邦,不空谈误国”,那么我们要怎么干?

我认为我们很多地方和企业在这方面准备不足。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刚刚我们讲过科技界有很大变化,现在看产业界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和变化。“十一五”就讨论中国产业界最大变化是很多产业,像纺织、钢铁、汽车等,我们走在世界前列,旁边没有其他国家竞争了。那跑在前面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要选择道路,把握节奏和方向。但是在技术方向的判断能力、把握未来产业变革的能力上中国企业都严重不足,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严重不足,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跟随西方国家,我们已经挣到钱了,也取得长足进步了,但是现在问题就是我们领先了,判断方向就要下功夫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储备和创新能力还是不错的,也有可能把握好前进的方向,而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比较严重,要真正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对我们各个层面的要求都提高了,所以我们要全民关注,全社会推动创新,创新型国家才能顺利建成。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

(本次讲稿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赵锋杰同学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仅供教学参考,特此致谢。)

秉持科学发展理念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胥和平

主讲人:胥和平 国家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

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北京大学跟大家就科技创新的问题作交流。我们最近都在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报告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对我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位一体”的发展布局等都有了新的提法和要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亮点是在第四部分,即有关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部分作出重要决策,就是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八大报告通篇来看,只有这一个地方是上标题、出战略的,而且报告明确提出了“科技创新是国家战略发展的支撑,要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学习十八大报告,要全面领会十八大精神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个非常重大的判断。

其实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先后提出过不同的重大发展战略,比如“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现在又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我们面向未来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所以我们今天围绕这个话题做一个交流。

我今天的报告主题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围绕这个主题我要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积极应对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第二个问题是依靠科技创新加快转型发展,第三个问题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第四个问题是把改革和发展的思路凝聚到创新驱动上来。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积极应对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进入“十二五”时期,我们一直在讲一个重大判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发展走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未来的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多方面的挑战。就我体会,什么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和巨大挑战?即什么是我们当今面临的最大的环境变化?我们未来要竞争什么?我想说的是,从中国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考察,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整个世界发展的环境变化和自己发展的环境的各种变化,以及未来二三十年发展要面临的环境变化来看,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可能面临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革命。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讲科技革命;九十年代对此关注越来越高;进入新世纪,大体是2003、2004年,为了制定规划纲要,我们几千位科学家和各方面专家聚集在一起试图勾画当代中国科技发展面临的大环境,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之后取得了广泛关注,就是本世纪前半期

可能正在孕育和兴起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后来这个研究不断深化,到了2008年左右,一批学者讲“我们已经看见了新科技革命的曙光”。到了2011年,科学院的专家通过全方位考察,比较明确地提出“世界正在迎来第六次科技革命,而且这次科技革命大致要在2020年到2050年发生”。节奏在不断加快,而且我们的认识在不断地清晰化,描述出了科技革命的轮廓,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谈起。

近现代以来,世界上经历了几次科技革命。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近五百年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五次科技革命。这五次科技革命主要可分为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是一次科学上的革命,16世纪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理论”和伽利略等人的探索,以及其后的牛顿力学理论是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革命。往后过了100多年,大致到了18世纪,我们迎来了第二次科技革命,那是一次动力技术革命,就是“蒸汽机革命”。再往后100多年,我们迎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就是

20世纪初期,我们迎来了第四次科技革命,这也是一次科学上的革命,以达尔文的“进化论”、“量子理论”、“生命科学理论”这样一批重大的科学理论的突破来带动的。第一次科学上的革命被称为近代自然科学革命,这次叫做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几十年之后,从20世纪40、50年代起到现在,我们迎来了第五次科学技术革命,是电子和信息技术革命。从主流的划分来看,这就是我们近现代所经历的五次科技革命,我们发现基本是一次科学革命,两次技术革命,再来一次科学革命,又有一次技术革命,两次科学革命是第一次和第四次科技革命。

回顾世界近现代的发展,都是这几次技术革命从内在决定的。有了第一次动力技术革命(蒸汽机革命),就引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引发了机器革命;有了电力技术革命,就直接引发了世界上大范围的欧洲工业革命,电报、电话、铁路运输等相关技术和行业迅速发展,世界交通体系得以建立起来。有了第三次技术革命,人类直接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产业迅速发展,我们处在一个无处不在的信息社会中。这就是近现代世界发展的大致纬度。每次科技革命,特别是每次技术革命都引发了世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每次技术革命后都有一些新兴产业在迅速成长,一些传统产业的不断衰落,甚至是淘汰出局。这就是几次科技革命,特别是几次技术革命给我们留下的清晰印迹,就是世界发展的轨迹,而且几次技术革命直接引发了整个世界生产体系和竞争格局的变化,以及整个世界的政治、军事体系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

现在一些学者认为,经过上世纪的百年积累,特别是第五次科技革命以来的六七十年的积累和沉淀,科学体系内部积累了大量矛盾,蕴育了巨大的能量,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得以提出,而大量的技术正在不断地取得突破,所以现在我们又要迎来一次科技革命的说法愈来愈盛。而且此次科技

革命与之前的革命大不相同,以前的科技革命都是科学革命之后很长时间才会出现技术革命,这次的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以及相应的产业革命并行发生,没有相对较长的滞后期。这是我们近现代来科学史上发生的最大变化:科学理论直接进入生产过程。中科院的一些专家介绍说,这次科技革命将首先在生命科学和物质科学的交叉领域获得突破,然后在生物技术领域会有巨大推进,由此引发世界经济结构的全方位的变革。

我们谈谈科学和技术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突破,虽然不是十分准确,但是是非常有价值的思考和预测。这些年有一些重大命题的判断,比如包括宇宙的起源和本质以及物质的本质,比如对暗物质、暗能量和反物质、反能量这一课题的研究。一些判断认为,无所不在的物质世界大致占到我们所处在的这个宇宙的物质世界的很小一部分;一些人甚至认为我们真正所理解的物质可能占整个世界的5%左右,还有95%的部分可能是暗物质和暗能量。这个判断很有意思,并且有一些证据证明了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存在。科学家认为,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就可能颠覆我们对宇宙世界的认识,甚至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上一次科技革命也有类似的成果,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实证和应用,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现在又出现了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研究,所以说我们对宇宙、对整个物质世界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理论探索空间。

再比如说关于我们生命体的研究课题,就是我们的生命自然进化过程方面,生命的构成一直是自然演进的过程,但是如今的生命体可以合成,而且按照最新进展,有机体和无机体、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观念可以相互打通。关于物质的结构也是如此,物质的内部一直是固定的结构,现在研究的是可不可以中间可以多放一个中子或电子来构造新的物质结构,甚至构成新的物种。诸如此类的科研课题正在探索之中,当代科学的确孕育着多方面的能量和矛盾的积累,孕育着突破的潜能。

在前沿技术方面的成果更加振奋人心,比如如今的网络建设、新一代网络、云计算、智能网等都在迅速发展,我们如今处在一个无所不包的信息社会。各种功能材料、复合材料和新兴材料不断出现,极大地改写或提供了现有的工业制造技术。再比方说能源技术的不断突破,大家都对新能源寄予厚望。刚刚结束的多哈会议上,大家一直在讨论要通过多种努力要把全球未来百年内的地球升温控制在2°c以内,否则就会加快地球衰亡的进程。所以我们经常讲要“拯救地球”,其实是“拯救人类”,延长人类在地球上存活的时间。

面对巨大挑战,但最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在新能源领域不断取得突破,部分突破也及其振奋人心。大体上的看法是,在过去二三百年的工业革命中,人类以非理性的方式将地球上储存的化石能源基本消耗殆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这种能源利用的方式基本上被否定了,目前大家现在最青睐的是太阳能和转化自太阳能的生物能。最大的能源是太阳能,其他寄予厚望的是新型核能

和氢能,这些能源资源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已经取得很大突破。经过二三十年的持续努力,我们现在风力发电的成本已经降到了1度电6、7毛钱,基本上等同于火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在过去十年内每年降低8%,现在基本是1度电1块钱左右,之后随着技术进步、新材料的出现和新技术的不断研发,其成本肯定还要降低。

更重要的是新型核能的应用,正在孕育着突破的可能,取得令人极其振奋的进展。虽然核能利用在战后迅速发展,但近年来随着日本福岛核电站的问题,全世界都在反思核能的发展,很多国家都禁止核电使用,其实只是禁止核裂变产生的核电,就是禁止以放射性元素为基础的核裂变技术路线产生的核电。这些年我们在一直推进另一条重要的技术路线,就是核聚变来产生的核电技术,区别何在?核裂变使用的是放射性元素铀、钚等,核聚变能使用的是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其资源大量存在于海水之中,一升海水中的氘和氚和300升汽油产生的热能基本相同,可利用性非常强,空间非常巨大。技术进展怎么样呢?大体上从本世纪初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国家搞了一个可控的核聚变的“因特尔”实验计划,中国也参与其中,正在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除了参与这一计划,也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建设自己的实验装置(安徽的“托卡马克”核聚变环装置)。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获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有专家预测说如果顺利的话,大致在“十三五”中后期就可以建设实验电站。这再次印证了我们刚讲的那句话:当代的科学研究的科技成果迅速变为生产力和生产装备,周期大大缩短。以前研究建设这一设备就不超过五年,真正实质性进展就三年,取得了令世界同行瞩目的科学突破和技术进展。

“当代的科学研究的科技成果迅速变为生产力和生产装备,周期大大缩短”这句话意味深长。我们全球核电利用其实都始于“二战”后的六十年代,四十年代才开始利用核弹产生的原子能,五十年代才开始琢磨利用原子能发电,六十年代才开始发展原子能发电事业,到了八十年代欧洲国家的装机容量占到了一半。核电得到迅速的普及,日本的核电占了30%,只用了短短二三十年。如果核聚变技术在未来的一二十年能取得突破,那么它的扩散速度会更快,因为之前的核聚变和核裂变只是利用核反应取得动力或能量,后半截都是利用蒸汽推动发电,这半部分是一样的,只要前半部分发展好就行。所以我们相信核聚变这一新兴产业会迅速推广,快速发展。

我们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思考人类的能源问题,目前仅仅是大海内的氘和氚就足以满足人类的所有能源需求,从这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未来的二三十年到五十年,世界的能源结构必然发生巨大变化。按照2009年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联合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看,我们对风电的利用也做出了令人期待的结果。大体在2030年,如果风电技术进一步成熟,风电就可以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还有人说,如果太阳能技术迅速发展,只用太阳能光伏发电就用之不竭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科

幻、科学畅想,还没有实现,但是其中有非常值得关注的部分:未来二三十年,世界的能源结构必然发生巨大变化。这个态势是必然的。在先进技术上,我们在朝着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总体上讲,当代科学技术在科学上孕育着重大突破,在前沿技术上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所以大家说可能会再来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科技革命之后大家关注的就是可能又会有一场工业革命。最近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引发这次讨论的是两个标志性成果,一个是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对此进行了长篇的讨论,还有一个是美国的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专门出了一本书叫做《第三次工业革命》。 最近我们在反复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本书,尽管大家对这本书的结论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书中提出很多问题值得思考。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按照工业组织方式把过去的工业革命分为两次,依次是蒸汽机引发的“机器革命”,然后是上世纪初期的“电力技术革命”和“动力革命”交互发生,特别是“自动化革命”的发生,导致上世纪第一个十年引发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大规模制造的革命”。这也有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05年,美国福特公司推出了“福特制造”的流水线,紧接着推出了T型车,大规模制造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成果和方式,由此激发了大批当时看来极其先进的产业:钢铁、化工、石油、铁路、汽车,极大刺激了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而恰是这些产业支撑了世界一百年的经济增长。很不幸,现在这些产业如今都沦为了传统产业,这本书也在讨论这些事情。

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认为,经过一百年的发展,世界以化石能源为动力基础的高排碳式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世界的化石能源时代结束了;几百万年后人们谈到我们这个时代,会想到曾经一个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消耗化石能源、排碳量高的形式存在的,肯定很难理解;新开始的时代是以新的信息技术和绿色能源技术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形成以绿色能源、先进信息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支撑所形成的智能制造体系,“智能制造”将会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或者主流;未来世界的二三十年中将发生两个重大变革,一个是以基于化石能源的集中能源体系转向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分布式能源体系,这是能源结构和世界动力结构的深度变化,实现了“能源民主”;第二个是以基于大规模制造的集中制造体系转向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分布式制造体系,实现了“生产民主”;这两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将直接导致社会组织、社会管理、权力结构、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

这本书中的“分布式制造体系”通俗来讲,就是以计算机网络控制、以3D打印制造技术为主导的、家家户户都可以生产(不是实体的一家一户,而是泛指全世界)的制造体系。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对“分布式能源体系”的描述是,现在集中挖煤、发电、供电,以后就可以

将人类生活的局部单元(门、窗等)变成能源生产单位,从根本上重新构造世界能源体系。

杰里米·里夫金还认为新工业革命大体有五个方面的制度,我认为核心的应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能源互联网”,用互联网的技术把能源网连起来,家家户户的能源可以由此共享。这是思考中国未来、当代世界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这会使世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按照目前各方面的估计,科技革命从2020年开始,其实里夫金认为欧洲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只是未得到承认。这是值得我们各方面积极思考,以期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和未来的战略安排有所助益。五十年代时,中国有个非常伟大的平凡人物,提出了“小车不倒只管推”,就是说我们要坚持。但是现在有些坚持的成果并不好,比如“柯达”的衰亡,“柯达”的胶卷和感光材料最终败给了数码技术,数码技术替代感光材料这种事情将在很多领域发生。

新科技革命和新工业革命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如何看待?其实现在全国都对此保持相当高的关注。克强总理开会时也讲要研究这件事情,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有四次批示,要求国家发展部门加以研究。我们思考中国近现代发展得出了最大的结论是,中国近现代的落伍就是因为没跟上前几次技术革命。有几个统计数据,1000前的宋朝,中国的GDP占了世界的60%-65%,人均GDP折合现在2000美金;到1700年时,中国的中国的GDP占了世界的1/4;到1820年,中国的GDP占了世界的30%-33%;到1900年中国的GDP占了世界的12%-15%;到1950年中国的GDP占了世界的5%;到1976年,中国的GDP占了世界的2%。1000年间,我们从60%到了2%,真正下跌是在1820年,当时鸦片战争打仗是一个因素,真正的原因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发展。1700年到1820年之间还有第一次工业革命,但是第一次范围较小,只影响了少数几个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发展,欧洲迅速工业化,经济迅速起飞,相对来说我们就下跌了。

错失了几次工业革命造成了我们的积贫积弱,那么这次工业革命我们不能再错失良机。里夫金讲:我们面对着新工业革命必须要问:二十年之后我们在哪里?曾经这个问题可以回答,目前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了了。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改革开放使我们得到了大批的生产能力,但是这些生产能力主要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生产能力的沉淀,面对新工业革命提出的新要求我们有些无所适从了。类似于我们终于攒钱买到了入场券了,进去后发现要散场了。整个二三百年的化石燃料时代结束了,能源体系的变化将深度影响到生产体系和生产技术。例如,曾经世界有制造的过程就是切削技术,将大做小,造出产品,现在的主流就是添加的技术,将小做大。那么世界的制造的技术路线发生了变化,全部的工艺装备要发生变化,这是影响长远又关乎当前的重大问题,值得细细思考。例如现在我们的智能电网建设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风电、光伏发电等都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新科技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我们要有历史的眼光,把握当代发展的机遇,谋划我们发展需要抓住的东西。十八大前期,各部委给中央提供的研究报告中讲了一句很通俗的话——“我们面临这机遇和挑战”,其实只要抓住了就都是机遇,抓不住就全是挑战。这就是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重点讨论了第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只要搞明白了这一个问题,很多问题都很容易了。

下面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依靠科技创新来推动转型发展。全球要发生变革,中国也到了转型发展的阶段。靠什么来推动变革,靠科技创新,这就是我们这些年达成的广泛共识。

中国的转型发展也有这么几个背景。

第一个背景是中国经过了持续三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通俗讲就是“有钱的阶段”,就是我们手持大量资金、在考虑如何使用和分配的阶段。十七大提出了“四大建设”,十八大提出“五大建设”,加入了生态文明建设,这就指出了我们资金的流向。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现在我们的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经济转变发展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低产出的“三高两低”的增长方式仍然随处可见,我们仍然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增长,付出了资源、劳动力和环境的代价,赢来了微薄的加工制造费,还不时面临人家的忌恨。比如中国的光伏产业传播到欧洲,绿色事业绿色发展本是好事,万部长去欧洲高峰论坛的很学术和委婉地讲了这个思想,“中国的新兴能源的发展是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但是遭受了欧洲的沉重打击。我们自身发展的问题就是一大挑战,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大家都在思考这一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表面看是货币和信贷现象,没想到后续了债务危机,导致欧洲深陷泥潭难以自拔,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其实是走到了上一次工业革命的尽头,还没有抓住新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处于停滞状态。上世纪后三四十年,大批世界传统制造的产业转移到远东地区以后,拿什么来填补欧洲发展一直是个问题。曾经寄予厚望的美国新经济主要是数字经济,体量太小范围也窄,只是让美国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了二十年,其他国家都没抓住这个机会,经济趋于停滞,社会发展缓慢,矛盾和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比如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前期,通过无所不在的电子消费品、精良的制造能力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托起了美国的强盛,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世界进入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时候,日本人就没有贡献了。网络、软件等都来自美国,与日本无关了,低端生产其他国家都能做,生物技术领域的成就要再等二三十年,目前日本只能停滞了。所以日本一闲下来就要寻衅滋事,盯着钓鱼岛,类似国家还有很多。从这个意义上,沿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产业调整这个思路,我们得到了很大启发。

这些年来我们都在研究结构调整,但是成效有限。煤,是我们的主要能源,占到能源消费的67%,我们总在研究如何开采和分配使用,油也是如此,我们只是在传统化石能源上绞尽脑汁,却独独看不到大太阳蕴含的能源,所以我们的努力方向都有问题。这是我们要思考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就是面向未来发展,应对新科技革命提供的问题,就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先进技术等,这些面对未来的新事物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重点。

最近我在思考1900年前后的问题,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时中国是怎么样的。这里有一个经典的产业值得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思考,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马车产业是最庞大的产业,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自行车一出现,马车产业顷刻消失。很多产业也是如此,我们在某些产业上做到极致,但是难挡大的趋势变化,电视机、计算机都由新兴产业变成传统产业了,类似产业做得再好也是前途堪忧了。我们很多产业的成功是吸取了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成果,但是我们要面向未来仔细规划我们的新方向。

而且,我们要对长期发展的薄弱方面要有紧迫感和深刻认识,就是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我们长期以来关注增长问题,特别是经济增长,社会建设相对滞后,文化建设刚刚起步,生态文明建设形势非常严重,我们的问题又多又严重。

社会建设方面,我们要考虑全国人的生存空间和管理方向都在哪里。目前进入“网络时代”,管理就是个大难题。问题在于过去的“非网络时代”社会是少数人发声,现在是人人发声,如何形成理性的社会共识已经是一个学术问题、政策问题和现实问题,面对这个新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就要遭人诟病。

文化建设也面临巨大挑战。十七届六中全会讲文化建设方面的决定时有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就是我们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还要继续努力。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我们的信仰在哪里?我们当然信仰共产主义,那么共产主义之下我们信什么?这就不好说了,金钱、权力、自我等都有,没有一个凝聚民族长期发展的精神能力,没有精神家园可以依托。我们言必称西方、美国,想不起自己的东西,好容易想起来了,就是《论语》、《弟子规》之类的东西,这也是一种积极探索,但是也反映了当代中国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市场经济文化建设的困惑。一堆人又穷又没想法还好办,三十年前对第一个问题就好管,通过土地承包就行了,大家都有事可做了。一堆人又有钱又没想法就难办了,这是我们现在要思索的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我们关注了很多年,但是不是真正落到了实处还值得商榷。有专家讲我们的生态环境是局部有改善,总体在恶化,这是极其沉重的论断,当然对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学界有不同观点。但是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主流认为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对于环境恶化,我们如果能有

效管理,相关科学技术取得了突破,利用资源上提高效率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整个发展模式面临巨大挑战,所以提出要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要建设创新型的国家,马上各地都会迅速推广这一理念。但是仍然任重道远,因为这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几年的工作主要是科技创新,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这是建设创新型的国家的基础。但是这远远不够,我们要多方面的探讨。也许我们无限制地提高生产能力和效率,无限制地满足制造和财富积累的需求,根本就是个错误的选择。里夫金也对我们几百年的发展模式提出怀疑,他讲我们在无限制地利用能力和能源时,直接结果是像一样向空中和宇宙排“熵”,用热力学定律来讲,就是干得越快,排的熵越多,地球和人类灭亡得越快。这个问题告诉我们,表面看好多问题我们似乎明白了,但是对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人类基本生存状态和含义上我们还很不明白。所以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真的要从更大的角度思考,不能着眼于一二百年的成就、目光短浅地跟着欧洲人跑。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从结构调整上看我们也面临巨大压力。目前我们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下端,欧洲最近又提出要“重新占据制造业的高端”。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过去的努力是有意义的,但是结构调整总是在传统框架里兜圈子,估计没有前途,所以我们要依靠科技创新,来推动结构调整。最近几年努力是有一些重点,比如培育战略新产业,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都是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但是任重道远。我们的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的比重仍然很大,升级压力大,技术含量仍然不高。各地的转型发展也有一些实际的抓的重点,比如抓产业基地、创新平台、创新队伍、创新企业、商业模式等,都形成了新的投资计划,不过进步空间仍然很大。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也讲过“最根本的是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所以现在我们要有大尺度思考,要有历史感,从全球的视野来思考结构调整问题,目前看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最后都要落到科技创新上。这是第二点背景。

第二个问题就讲完了,现在看第三个问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今年7月6号、7号,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规格极高,在京所有领导全部出席;规模极大,在人民大会堂设中心会场,在全国地级市以上城市设了400各分会场,一个分会场应该有200-300人,全国有10万人同时参加这一大会,从上到下一直开到县委书记、县长,一起谋划科技创新问题,突然想到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是一次非常深刻的全国上下的思想发动。五个月来,全国上下全方位推动自主创新、加快科技事业发展、提高科技实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的结合,以此加快科技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这是个里程碑式的会议。

这次会议最核心的思想是促进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指导思想是“紧紧围绕着转变发展方式这个

主线,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成果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抓住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这一关键,来全面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促进科技经济的结合,从而推动或者加快我们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步伐,并且为我们2020年成为创新型国家、2050年成为科技强国奠定一个比较好的体制基础”。这也是会议前发的中央六号文件的指导思想,起草这一文件和召开大会是经过很深刻的考虑的。

十八大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十八大上中央对国家发展提出了两个宏伟目标:到2020年,我们要建成一个全面的小康社会;到2050年,我们要完成现代化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的富裕的国家。从科技创新的角度也有两个与此呼应的提法:我们2020年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2050年我们要成为科技强国。但是要达成这个目标必须要改革现有体制。

2006年以来落实规划纲要和全国科技大会精神,中国科技已经有很大变化,科技技术条件在改善,研发能力迅速提升,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标志性成果,对经济发展发生了重大作用。从基础条件上说,2000或2001年,中国全社会的研发投入突破了1000亿,到2011年,我们研发投入达到了8600亿,根据最近统计,到2012年底,中国全社会的研发投入要达到10400亿,占GDP的比重可能达到2%。这个2%是很大的进步,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字基本是2.5%,而1996-1997年我们的研发投入只占GDP的0.6%-0.7%,所以说这一数字深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阶段,因为研发投入的比例意味着一个国家拿出多少钱来谋划未来,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良好基础。以美金折算,2011年全球研发投入大致是1.3万亿美金,其中美国有4000亿,日本和中国都是1300亿,今年全球不会有大的变化,但中国涨到了1600或1700亿,其实是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研发投入大国。还有国际论文、专利数量、标志性产品、应用技术、产业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进步,中国的科技研发能力、创新能力、成果转化和应用能力已经有很大的提升了,已经具备了依靠科技创新来推动转型发展的基础条件了。

但是我们也存在突出的问题。总体上讲科技经济结合的不好,新兴产业难以兴盛,原创能力比较低,支撑力不足,科研管理跟不上要求,科技评价导向不好,学风也趋于浮躁,整个科技体制有突出的问题。

中央六号文件的着眼点在于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不是涵盖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全部,但是讲出了科技体制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和方向。首先在确定任务时讲了五条任务。

第一条是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决策主体地位,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鼎立结合。这是整个文件的灵魂,涉及四个层次。第一层是建立企业主导技术研发的体制机制。特别讲企业是技术创新

决策的主体,科技经济结合要从科研源头抓起,改变以前的前期专家主导、后期企业转化成果的尴尬状况。第二层是要大力支持企业建立各种研发机构,要支持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流动,要鼓励科研人员创办企业,要大力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些政策都是一个方向,给了大量的操作空间和前途。第三层要提高科研机构和大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改变了以前只提创新不谈服务的观念,为地方和国家做出贡献。第四层是要完善科技支撑战略新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的机制,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民生领域科技创新和社会管理领域科技创新。

第二条任务要加强统筹协调和协同创新,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其中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创新体系要整体协调发展,提高机制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和科技中介服务五大体系的整体效能。在科技资源共享、解决资源重复浪费和重复闲置上提出新的办法。第二个是要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发展相互协调的机制。第三个是在科技资源共享、解决资源重复浪费和重复闲置上提出新的办法。

第三条任务是深化科技管理改革,提高管理科技化水平,其中涉及四个问题:宏观管理、计划管理、经费管理、奖励和评价改革。宏观管理上要解决重复浪费问题;在计划管理上进一步明确沿着公开、公正、透明、全过程监管的路线走下去;经费管理改革上要改变科研经费投入结构和资助方式,加大稳定支持力度并加强科研经费监管,要建立问责机制;奖励和评价改革上坚持分类评价,重点奖励年轻人和团队等。

第四条任务是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完善人才成长的机制和激励制度。鼓励领军人才、青年人才、西部人才、应用人才、海归人才等各方面人才的统筹发展,要加大35岁以下年轻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力度。还有一点是学术道德的建设,建立科研诚信档案,促进学术界自律,纠正学风问题。

第五条任务是营造促进科技创新的良好政策环境。

这是我谈的第三个大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把改革和发展的思路凝聚到创新发展驱动上来。刚才一开始我们讲了十八大报告的亮点就是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我们整个推动改革发展全局的一个抓手,7月份发的中央六号文件的核心思想也在于此。在全国科技大会上,锦涛同志明确讲“要把创新驱动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一以贯之,长期坚持”。现在来看,我们学习十八大的精神,学习中央六号文件的精髓就在于此。

我们需要思考几个问题,一个是要真正解放我们的思想,提高思想认识,真正转变发展思路。刚才讲国际发展趋势和国内发展问题时都谈到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真正把提高创新能力作为核心关键”,这是十七大报告和五中全会上都讲过的,十八大又提出将其放在

突出位置。如何操作?先要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创新?其实创新不等同于科技,科技不等同于科研,OECD一个小组专门研究创新的评价测度,即如何考核创新。欧洲人认为创新主要是指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就是科研成果出来后应用的部分,是一个经济活动。依靠科技成果为基础,然后开发新产品,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和新产业,这部分才叫创新,所以我们领导要区分研发和创新。不过中国是从哲学上理解“推陈出新”就是“创新”,其领域不限于经济活动,比如社会管理领域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等,也无可厚非,只是我们自己心里要分清创新的本质内涵是经济活动,不算研究室的活动。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当代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律性变化,从理论和认识上要廓清一些事情。我们现在的经济学,基本上源于亚当·斯密那一批人,基本解释了二三百年的很多经济活动。但是咱们看看里夫金的想法,从讨论的角度看他认为,其实当时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都深受牛顿经典力学的影响,解释了相对有边界的空间的物理活动,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研究领域。其实后来看,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深入,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已经出现了量子化的特征,经典的力学框架和它派生的经济学理论都解释不了了,很多新的问题都需要认识。

“量子化”是一个新的现象,有新的规律。牛顿认为一个物体运动过程城中是可以测量它的速度的,量子学理论认为一旦测量就会干扰物体运动,测量结果就不准确了。这在社会领域也有类似的结果,比如网络对事件的扩散和民意的反映,这是灵活无法预测的存在。所以目前世界经济活动的走向不明确,很多现象不是牛顿的机械物理学运动,受牛顿影响欧洲人对科学的定义是狭隘的,认为万事都是可以算出来的,这种情况下衍生的科学理论,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都偏于狭隘,解决不了当下的问题了。

当代产业发展的规律是什么?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世界生产力严重不足,所以大规模扩展产业就可以扩大生产力。但是如今世界生产力急剧增长,少数团队就可以解决全球人的一类需求,出现了盈利曲线的非线性曲线,就是成本效益非线性,不是轻易可以掌握的规律了。所以非线性的经济学和非线性的管理理论要迅速发展,给我们提出了巨大挑战,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产业发展思路。过去只追求产量和排名,当时的课题是“以产能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设计和发展模式”,如今,百年工业革命已经解决了大量的基础性生产能力问题,产能已经不是个问题了,反倒是常常产能过剩,像我们的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我们如今要增加的是产业变革的能力,所以我们进一步思考对过去有效的理论和认识。

第三个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真正要来一次全方位的思想变革,要来一次真正意义上围绕着提高创新能力来的思想解放运动,鼓励全社会思考创新的问题和新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的问题,我们真

正有必要从理论和认识上从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形成的很多看似正确其实已经无效的东西要决裂。比如日本勤奋团结有创新能力,怎么就发展停滞了?欧洲一些国家为什么会衰落?这是世纪性变革造成的。我们35年前提出解放思想,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邓小平讲的“不争论”,就是要干实事,往前走,取得了很大成功。今天习近平同志提出“实干兴邦,不空谈误国”,那么我们要怎么干?

我认为我们很多地方和企业在这方面准备不足。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刚刚我们讲过科技界有很大变化,现在看产业界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和变化。“十一五”就讨论中国产业界最大变化是很多产业,像纺织、钢铁、汽车等,我们走在世界前列,旁边没有其他国家竞争了。那跑在前面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要选择道路,把握节奏和方向。但是在技术方向的判断能力、把握未来产业变革的能力上中国企业都严重不足,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严重不足,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跟随西方国家,我们已经挣到钱了,也取得长足进步了,但是现在问题就是我们领先了,判断方向就要下功夫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储备和创新能力还是不错的,也有可能把握好前进的方向,而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比较严重,要真正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对我们各个层面的要求都提高了,所以我们要全民关注,全社会推动创新,创新型国家才能顺利建成。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

(本次讲稿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赵锋杰同学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仅供教学参考,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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