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深谙“无中生有、创造需求”之道的，是欧美国家。比如这世界本来根本没有“买苹果手机”这种需求。但乔布斯推出了iPhone，生生逼出了一堆死忠粉连夜排队搭帐篷抢购，后来还把中国的有为青年们勾搭成了“路转粉”。日本人就更不用说了，连“收纳”、“断舍离”这种专属主妇的家务活儿都能做成风靡全球的产品，让人不得不服。 可喜的是，如今国产货似乎也在发生着分化。一些小而美的创意产品，带着“匠人精神”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体验，最近又被一个高大上的概念总结、升华了一下，原来这些都属于“供给侧改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上海自贸区实行“负面清单制度”也属于供给侧改革。 两会期间，我在北京邀请了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请他做了一次更深入的诠释。 “供给侧改革”出台幕后 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就火得不要不要的，堪称“学界、政界必须了解的最热门经济思想”。甚至有人宣称：如果你使用华为手机，不能离开微信，依赖滴滴打车和Uber，爱大众点评，如果你欣喜于听到“有你的快递”，不带钱包出门……你都应该花掉接下来的10分钟时间，了解一下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四年前，滕泰发表了他的《新供给主义宣言》，主张从1995年以来、实行了十几年的宏观政策，应从传统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转向供给侧的“五大财富源泉”。 去年11月9日，滕泰应邀出席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作了题为《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开启增长新周期》的汇报。 在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滕泰并不悲观。他认为供给侧改革如果落实，不仅能够扭转经济颓势，还可以做到立竿见影。他认为：“不管经济多么抽象，总有领先指标可循。你若看供给老化行业，仍然不乐观;若看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行业，如华为、腾讯微信……则形势正在好转。尽管转型之路漫漫，但最悲观的时候即将过去。” 《新民周刊》：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正从实行了十几年的“总需求管理”，向“供给侧改革”转变。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滕泰：打个简单的比方，一辆汽车的驾驶员，正常情况下是掌握方向盘、踩刹车、踩油门，但是当他发现踩刹车、踩油门不好使，车越来越颠簸的时候，就要停下来看看发动机、道路有没有问题。像踩刹车、踩油门这样的动作，就属于总需求管理。比如当经济过热的时候，就踩刹车，实行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当经济衰退的时候，就踩油门，制定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过去十几年，就是这么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踩过来的。 中国游客在日本。 但是当踩刹车、踩油门不好使的时候，比如现在经济衰退，政府围绕总需求管理里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也踩了一些油门，发现不起作用，边际效应递减，就需要停下来看看发动机有没有问题了。凡是类似于增加发动机马力的动作，就是供给侧管理。 那么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呢？我归纳为供给侧的“五大财富源泉”：土地和资源、人口与劳动、金融与资本、技术与创新、制度与管理。看它们的供给效率是不是太低，供给是不是受到抑制，供给成本是不是太高。只要是有利于“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任何改革措施，都属于供给侧改革。比如减税、降低融资成本、减少行政审批、放松行政管制，减少市场准入的限制，以及上海自贸区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户籍制度改革、人口计划生育放松、土地流转等等，都属于供给侧改革。这届政府已经推出了不少供给侧改革的措施，值得全面总结，深化推广。 《新民周刊》：“供给侧改革”是一个经济学新词汇，在炙手可热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少有意无意的误读。您认为目前比较典型的误区有哪些？ 滕泰：确实现在一些计划经济思想者把自己的行政计划干预手段打扮成供给侧改革的“药方”推出来，一批自由主义者把他们的自由主义主张装进供给侧改革的“筐”里，甚至多年的凯恩斯主义者们也给自己戴上了供给侧改革的帽子。 比如去库存。房地产库存过大是已经存在的供给过剩问题，但解决之道只能在需求侧――已经建成的房子，通过刺激需求，把库存消化掉。 其次，“去产能”当然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但重点肯定不光是“去”，否则把产能关了，生产要素去哪里？要形成新供给、新动力。只有当“去产能”和“培育新供给、新动力”这两条同向而行的河流合二为一的那一天，才意味着结构转型真正完成。只把老的关了，新的没形成，就会制造很多社会问题。 另外，一定不能过分地“行政去产能”或“片面去产能”。 要通过市场的力量自发完成。如果政府直接制定行政指标，就会引起社会问题。在去产能的过程中，政府也要搭建要素市场，做好社会保障工作。既要授人以鱼，解决社会保险、社会救济问提;也要授人以渔，做好转岗培训等。 《新民周刊》：为什么会提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这一经济思想？ 滕泰： 2001年的时候，我开始写作《新财富论》，可以视为我从事供给主义研究的肇端。2008年，我出版了《财富的觉醒》一书，2012年，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在上述著作和文章中，我对2012年以前宏观调控的频繁踩刹车的需求侧管理进行了反思。 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以及十几年的凯恩斯主义需求侧管理之后，留下了很多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高行政成本、高融资成本、高税收成本，这些三大供给约束，导致有效供给形不成，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土地的资源的供给受到抑制，供给成本太高、供给效率太低;劳动人口和劳动的供给受到抑制，前几年不让生二胎，户籍制度导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社保缴费比例过高。资本和金融也是一样。中国钱最多，但中国钱最贵，闹钱荒。管理和制度也存在很多抑制。不少国企员工每天用百分之五十的积极性在干活，而民营企业则用百分之一百二的积极性在干活，效率产出能一样吗？还有科技创新效率也很低。养了那么多科研院所，到底有多少创新型技术？ 所以从需求侧一看，投资、消费、出口都不行，但从供给侧看，“五大财富源泉”处处有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只要解除这些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土地、人口、资本、技术、管理这五大财富源泉，都蕴藏着巨大的改革潜力;从老供给一看，房地产、汽车、煤炭钢铁不行了，从新供给一看，以华为、腾讯为代表的知识财富、信息财富文化财富、服务业财富正在蒸蒸日上。 《新民周刊》：“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为什么会重要？ 滕泰：我想是“英雄所见略同”。上面那些供给上的约束和抑制问题，并不是别人没看到。很多企业家、学者、政府决策者，可能都看到了类似的问题，只是大家看到的角度不一样，理解的深度不一样，理论的全面性、概括力不一样。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以后，把大家一直在想、还没想明白的事情，更系统、更全面、更尖锐地提出来了，企业家、学者觉得有道理，决策者可能也觉得有道理。 恰逢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放缓，需要一剂扭转经济颓势、凝聚改革共识的良药。在这个时候，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抓住了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提出了系统可操作的建设性的方法。这些主张与本届政府的经济管理思路高度吻合。大家可以看到，2013年以来，政府逐步取消了很多的行政审批项目，不断放开市场准入;2014年以来，着力降低融资成本等等。这个理论体系提出来以后，可能就更清晰了。 2015年11月9日，我应邀参加了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并做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开启增长新周期》的书面和口头汇报。 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组会议上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1月19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新供给新动力”的有关文件，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升为中央决策，绝对不是我们一个流派、一个学者的功劳。而是由学者提出，政界探索，企业家支持，互相正面影响，不断放大，最终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做出了英明决策。 供给侧改革很重要 《新民周刊》：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上有没有过“供给侧改革”？ 滕泰：有。比如历史上我们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最值得称道的，小平同志一语概括：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这就是供给侧改革。上世纪80年代从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下子农民的积极性焕发了。还是那些人口、土地、技术，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就解决了温饱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更大的变化在要素投入效力的提高。比如90年代初的民工潮，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人口和劳动、土地和资源、资本和储蓄、技术等纷纷投入，经济快速增长。最近这些年，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也是供给侧改革。 《新民周刊》：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供给侧改革，是否更重要？ 滕泰：我觉得可以这么说。80、90年代，是从上到下，从顶层设计到基层群众，都在迸发改革的积极性，才有了中国经济今天这么强大的实力。 现在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新聚焦到提高经济发动机的动力上来，如果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完全可以称之为更重要，当然前提是不能流于只提出改革的理论和喊口号。 《新民周刊》：您认为落实供给侧改革，必须做到哪几点？ 滕泰：首先要有改革意愿。目前来看，党中央国务院，推动改革的意愿非常强烈。各部门也积极配合，提出了各种措施。比如央行官员发文呼吁降低企业税负;财政部官员演讲呼吁修改劳动法、降低社保成本;发改委一直主张降息降准降低融资成本。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在这个过程中，各部门要从自己那里下手。 除了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以大局为重，敢于壮士断腕，放弃局部利益。 改革还需要发动基层。80年代改革，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就是因为发动了基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的承包、租赁制，就是基层创造的。而这两年以来的改革，虽然成果是显著的，但是也略低于社会和市场的预期，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充分发动基层。 中央有改革意愿，地方和局部有积极性，充分发动基层，还有大量独立高端的智库设计加强顶层设计能力，中国改革的前景肯定是光明的。 《新民周刊》：您认为如果可以落实供给侧改革，经济在什么时候会见底，走出低谷？ 滕泰：只要实践中落实到位，效果会很显著。李克强总理刚刚提出，今年将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60多万亿的GDP，税收占到十一二万亿，但是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超过20万亿。单从税收来讲，减5000亿是降低4个多点。如果降10%，就是减1万亿，经济立马会回升。降低融资成本比减税影响更大。企业信贷总额70万亿，融资成本减一个点，企业盈利就可以增加7000多亿。取消几百、上千个行政审批，还未触及到核心领域。如果对石油、电信等供给垄断领域选几个进行改革，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就会显著提高。如果围绕供给结构性改革，抓住主要矛盾，下狠手，经济会见底回升。如果围绕供给侧深化改革，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还可以开启一个5-10年的长期上升周期。当然这些都是有前提的，需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探讨，并拿出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
多年以来，深谙“无中生有、创造需求”之道的，是欧美国家。比如这世界本来根本没有“买苹果手机”这种需求。但乔布斯推出了iPhone，生生逼出了一堆死忠粉连夜排队搭帐篷抢购，后来还把中国的有为青年们勾搭成了“路转粉”。日本人就更不用说了，连“收纳”、“断舍离”这种专属主妇的家务活儿都能做成风靡全球的产品，让人不得不服。 可喜的是，如今国产货似乎也在发生着分化。一些小而美的创意产品，带着“匠人精神”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体验，最近又被一个高大上的概念总结、升华了一下，原来这些都属于“供给侧改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上海自贸区实行“负面清单制度”也属于供给侧改革。 两会期间，我在北京邀请了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请他做了一次更深入的诠释。 “供给侧改革”出台幕后 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就火得不要不要的，堪称“学界、政界必须了解的最热门经济思想”。甚至有人宣称：如果你使用华为手机，不能离开微信，依赖滴滴打车和Uber，爱大众点评，如果你欣喜于听到“有你的快递”，不带钱包出门……你都应该花掉接下来的10分钟时间，了解一下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四年前，滕泰发表了他的《新供给主义宣言》，主张从1995年以来、实行了十几年的宏观政策，应从传统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转向供给侧的“五大财富源泉”。 去年11月9日，滕泰应邀出席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作了题为《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开启增长新周期》的汇报。 在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滕泰并不悲观。他认为供给侧改革如果落实，不仅能够扭转经济颓势，还可以做到立竿见影。他认为：“不管经济多么抽象，总有领先指标可循。你若看供给老化行业，仍然不乐观;若看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行业，如华为、腾讯微信……则形势正在好转。尽管转型之路漫漫，但最悲观的时候即将过去。” 《新民周刊》：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正从实行了十几年的“总需求管理”，向“供给侧改革”转变。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滕泰：打个简单的比方，一辆汽车的驾驶员，正常情况下是掌握方向盘、踩刹车、踩油门，但是当他发现踩刹车、踩油门不好使，车越来越颠簸的时候，就要停下来看看发动机、道路有没有问题。像踩刹车、踩油门这样的动作，就属于总需求管理。比如当经济过热的时候，就踩刹车，实行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当经济衰退的时候，就踩油门，制定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过去十几年，就是这么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踩过来的。 中国游客在日本。 但是当踩刹车、踩油门不好使的时候，比如现在经济衰退，政府围绕总需求管理里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也踩了一些油门，发现不起作用，边际效应递减，就需要停下来看看发动机有没有问题了。凡是类似于增加发动机马力的动作，就是供给侧管理。 那么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呢？我归纳为供给侧的“五大财富源泉”：土地和资源、人口与劳动、金融与资本、技术与创新、制度与管理。看它们的供给效率是不是太低，供给是不是受到抑制，供给成本是不是太高。只要是有利于“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任何改革措施，都属于供给侧改革。比如减税、降低融资成本、减少行政审批、放松行政管制，减少市场准入的限制，以及上海自贸区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户籍制度改革、人口计划生育放松、土地流转等等，都属于供给侧改革。这届政府已经推出了不少供给侧改革的措施，值得全面总结，深化推广。 《新民周刊》：“供给侧改革”是一个经济学新词汇，在炙手可热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少有意无意的误读。您认为目前比较典型的误区有哪些？ 滕泰：确实现在一些计划经济思想者把自己的行政计划干预手段打扮成供给侧改革的“药方”推出来，一批自由主义者把他们的自由主义主张装进供给侧改革的“筐”里，甚至多年的凯恩斯主义者们也给自己戴上了供给侧改革的帽子。 比如去库存。房地产库存过大是已经存在的供给过剩问题，但解决之道只能在需求侧――已经建成的房子，通过刺激需求，把库存消化掉。 其次，“去产能”当然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但重点肯定不光是“去”，否则把产能关了，生产要素去哪里？要形成新供给、新动力。只有当“去产能”和“培育新供给、新动力”这两条同向而行的河流合二为一的那一天，才意味着结构转型真正完成。只把老的关了，新的没形成，就会制造很多社会问题。 另外，一定不能过分地“行政去产能”或“片面去产能”。 要通过市场的力量自发完成。如果政府直接制定行政指标，就会引起社会问题。在去产能的过程中，政府也要搭建要素市场，做好社会保障工作。既要授人以鱼，解决社会保险、社会救济问提;也要授人以渔，做好转岗培训等。 《新民周刊》：为什么会提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这一经济思想？ 滕泰： 2001年的时候，我开始写作《新财富论》，可以视为我从事供给主义研究的肇端。2008年，我出版了《财富的觉醒》一书，2012年，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在上述著作和文章中，我对2012年以前宏观调控的频繁踩刹车的需求侧管理进行了反思。 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以及十几年的凯恩斯主义需求侧管理之后，留下了很多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高行政成本、高融资成本、高税收成本，这些三大供给约束，导致有效供给形不成，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土地的资源的供给受到抑制，供给成本太高、供给效率太低;劳动人口和劳动的供给受到抑制，前几年不让生二胎，户籍制度导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社保缴费比例过高。资本和金融也是一样。中国钱最多，但中国钱最贵，闹钱荒。管理和制度也存在很多抑制。不少国企员工每天用百分之五十的积极性在干活，而民营企业则用百分之一百二的积极性在干活，效率产出能一样吗？还有科技创新效率也很低。养了那么多科研院所，到底有多少创新型技术？ 所以从需求侧一看，投资、消费、出口都不行，但从供给侧看，“五大财富源泉”处处有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只要解除这些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土地、人口、资本、技术、管理这五大财富源泉，都蕴藏着巨大的改革潜力;从老供给一看，房地产、汽车、煤炭钢铁不行了，从新供给一看，以华为、腾讯为代表的知识财富、信息财富文化财富、服务业财富正在蒸蒸日上。 《新民周刊》：“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为什么会重要？ 滕泰：我想是“英雄所见略同”。上面那些供给上的约束和抑制问题，并不是别人没看到。很多企业家、学者、政府决策者，可能都看到了类似的问题，只是大家看到的角度不一样，理解的深度不一样，理论的全面性、概括力不一样。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以后，把大家一直在想、还没想明白的事情，更系统、更全面、更尖锐地提出来了，企业家、学者觉得有道理，决策者可能也觉得有道理。 恰逢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放缓，需要一剂扭转经济颓势、凝聚改革共识的良药。在这个时候，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抓住了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提出了系统可操作的建设性的方法。这些主张与本届政府的经济管理思路高度吻合。大家可以看到，2013年以来，政府逐步取消了很多的行政审批项目，不断放开市场准入;2014年以来，着力降低融资成本等等。这个理论体系提出来以后，可能就更清晰了。 2015年11月9日，我应邀参加了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并做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开启增长新周期》的书面和口头汇报。 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组会议上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1月19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新供给新动力”的有关文件，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升为中央决策，绝对不是我们一个流派、一个学者的功劳。而是由学者提出，政界探索，企业家支持，互相正面影响，不断放大，最终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做出了英明决策。 供给侧改革很重要 《新民周刊》：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上有没有过“供给侧改革”？ 滕泰：有。比如历史上我们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最值得称道的，小平同志一语概括：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这就是供给侧改革。上世纪80年代从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下子农民的积极性焕发了。还是那些人口、土地、技术，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就解决了温饱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更大的变化在要素投入效力的提高。比如90年代初的民工潮，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人口和劳动、土地和资源、资本和储蓄、技术等纷纷投入，经济快速增长。最近这些年，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也是供给侧改革。 《新民周刊》：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供给侧改革，是否更重要？ 滕泰：我觉得可以这么说。80、90年代，是从上到下，从顶层设计到基层群众，都在迸发改革的积极性，才有了中国经济今天这么强大的实力。 现在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新聚焦到提高经济发动机的动力上来，如果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完全可以称之为更重要，当然前提是不能流于只提出改革的理论和喊口号。 《新民周刊》：您认为落实供给侧改革，必须做到哪几点？ 滕泰：首先要有改革意愿。目前来看，党中央国务院，推动改革的意愿非常强烈。各部门也积极配合，提出了各种措施。比如央行官员发文呼吁降低企业税负;财政部官员演讲呼吁修改劳动法、降低社保成本;发改委一直主张降息降准降低融资成本。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在这个过程中，各部门要从自己那里下手。 除了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以大局为重，敢于壮士断腕，放弃局部利益。 改革还需要发动基层。80年代改革，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就是因为发动了基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的承包、租赁制，就是基层创造的。而这两年以来的改革，虽然成果是显著的，但是也略低于社会和市场的预期，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充分发动基层。 中央有改革意愿，地方和局部有积极性，充分发动基层，还有大量独立高端的智库设计加强顶层设计能力，中国改革的前景肯定是光明的。 《新民周刊》：您认为如果可以落实供给侧改革，经济在什么时候会见底，走出低谷？ 滕泰：只要实践中落实到位，效果会很显著。李克强总理刚刚提出，今年将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60多万亿的GDP，税收占到十一二万亿，但是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超过20万亿。单从税收来讲，减5000亿是降低4个多点。如果降10%，就是减1万亿，经济立马会回升。降低融资成本比减税影响更大。企业信贷总额70万亿，融资成本减一个点，企业盈利就可以增加7000多亿。取消几百、上千个行政审批，还未触及到核心领域。如果对石油、电信等供给垄断领域选几个进行改革，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就会显著提高。如果围绕供给结构性改革，抓住主要矛盾，下狠手，经济会见底回升。如果围绕供给侧深化改革，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还可以开启一个5-10年的长期上升周期。当然这些都是有前提的，需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探讨，并拿出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