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
理论新探
人道主义干涉的困境
□
姚
文
北京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
要“人道主义干涉”在历史上并非新鲜事物，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道主义干涉”的行
动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受人瞩目，尤其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可以说达到了顶峰。“人道主义干涉”虽为很多西方国家及其学者所倡导，但其无论在理论上，法理上还是在政治、机制方面都面临着难以跨越的困境。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中图分类号：D815
人道主义灾难现实主义
文献标码A
自由主义
文章编号：1009-0592(2006)11-235-03
200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十周年，50万具枯骨无声地控诉着曾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暴行。可能对很多人来说，“9?11”事件中飞机撞向世贸大厦那一瞬间所带来的震撼或许早已超过了他们对北约轰炸南联盟时的愤怒，而对于反恐战争的注视或许也早已超过了他们对“人道主义干涉”关注。但是，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研究却绝不应就此被束之高阁，因为它不是赶时髦，而是良知、理性的责任。“人道主义干涉”虽然不是神圣的使命，但也绝非一无可取。“道德与现实”，是国际关系领域永久的话题之一，同样也是“人道主义干涉”所面临的困境。
一、人道主义干涉的含义和历史演进历程
“人道主义干涉”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公元十六世纪，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里就曾指出“如果一个统治者对他的臣民进行迫害，以致于没有人能在这种迫害中受到保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就可以
①
行使那些被（天然地）赋予地权利。”近现代最早对“人道主
的国家更多的是将“人道主义”作为战争的借口与幌子，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本国政治利益或乘机进行对外领土扩张，而并不是为了保护别国人民的人权。③迈入现代，“人道主义干涉”成了不折不扣的冷战产物。这一时期，“人道主义干涉”类型多样，既有发达国家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涉”（如美军入侵格林纳达），也有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如印巴战争和越南入侵柬埔寨）。此段时期的人道主义干涉，不可避免地带有美苏对峙的时代烙印，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相互牵制和核武器的存在，任何采取“干涉”的行动者都不得不有所顾虑，因此干涉战争的烈度相当有限，甚至就连美国这种强势国家有时也不得不寻找诸如“保护海外侨民安全”之类的借口为其行动的正当性辩护。联合国处于美苏斗争夹缝中的尴尬地位，难以发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职责。到了冷战结束之后，“人道主义干涉”出现了被滥用的危险。苏联的解体被当做了民主的胜利，美国弘扬民主普世价值的信心借此而极度膨胀。在此基础上，后冷战时期的“人道主义干涉”几乎均为美国所主导，无论是在出现的频率、规模、还是烈度方面，“干涉”都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而其行动的目标也从维护个人生存等基本人权扩展到维护“民主”等更高层次的“人权”。从需要联合国授权到无所顾忌的单边主义行动。
二、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学理分析
国际关系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在后冷战时期对“人道主义干涉”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正如Tom.J.Farre在《911前后的人道主义干涉：法律与合法性》中所描述：各种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研讨会、论坛、探讨的扩展速度，
④
远胜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速度。然而，各个学派对
义干涉”进行了权威论述的是国际法学家劳特派特。他在《奥本海国际法》中指出“人道主义干涉”的定义是：当一国国内存在着有组织地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的行为，而该国政府无力制止这类行为的采取者、主使者或纵容者时，或一国政府无力或不愿承担在保障国内广大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方面的其他应有责任时，国际社会未经该国同意所采取的针对该国政治权力机构（即该国政府或国内其他政治权力组织）、旨在制止这类大规模践踏人权行为和满足该国人民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强制性干预行动。
②
早期的“人道主义干涉”产生于19世纪的中后期，大多数都带有明显的宗教道德色彩。例如，1876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保加利亚屠杀了12000名基督徒的暴行，以及1891年和1905年俄国对境内犹太人的屠杀，都引起过西欧列强出面干涉。虽然具有道义救助的色彩，但进行干涉
“人道主义干涉”的阐述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所主张的人道主义干涉，主要是限于维护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单纯地为了弘扬民主
2006.11
理论新探
人道主义干涉的困境
□
姚
文
北京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
要“人道主义干涉”在历史上并非新鲜事物，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道主义干涉”的行
动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受人瞩目，尤其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可以说达到了顶峰。“人道主义干涉”虽为很多西方国家及其学者所倡导，但其无论在理论上，法理上还是在政治、机制方面都面临着难以跨越的困境。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中图分类号：D815
人道主义灾难现实主义
文献标码A
自由主义
文章编号：1009-0592(2006)11-235-03
200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十周年，50万具枯骨无声地控诉着曾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暴行。可能对很多人来说，“9?11”事件中飞机撞向世贸大厦那一瞬间所带来的震撼或许早已超过了他们对北约轰炸南联盟时的愤怒，而对于反恐战争的注视或许也早已超过了他们对“人道主义干涉”关注。但是，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研究却绝不应就此被束之高阁，因为它不是赶时髦，而是良知、理性的责任。“人道主义干涉”虽然不是神圣的使命，但也绝非一无可取。“道德与现实”，是国际关系领域永久的话题之一，同样也是“人道主义干涉”所面临的困境。
一、人道主义干涉的含义和历史演进历程
“人道主义干涉”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公元十六世纪，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里就曾指出“如果一个统治者对他的臣民进行迫害，以致于没有人能在这种迫害中受到保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就可以
①
行使那些被（天然地）赋予地权利。”近现代最早对“人道主
的国家更多的是将“人道主义”作为战争的借口与幌子，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本国政治利益或乘机进行对外领土扩张，而并不是为了保护别国人民的人权。③迈入现代，“人道主义干涉”成了不折不扣的冷战产物。这一时期，“人道主义干涉”类型多样，既有发达国家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涉”（如美军入侵格林纳达），也有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如印巴战争和越南入侵柬埔寨）。此段时期的人道主义干涉，不可避免地带有美苏对峙的时代烙印，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相互牵制和核武器的存在，任何采取“干涉”的行动者都不得不有所顾虑，因此干涉战争的烈度相当有限，甚至就连美国这种强势国家有时也不得不寻找诸如“保护海外侨民安全”之类的借口为其行动的正当性辩护。联合国处于美苏斗争夹缝中的尴尬地位，难以发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职责。到了冷战结束之后，“人道主义干涉”出现了被滥用的危险。苏联的解体被当做了民主的胜利，美国弘扬民主普世价值的信心借此而极度膨胀。在此基础上，后冷战时期的“人道主义干涉”几乎均为美国所主导，无论是在出现的频率、规模、还是烈度方面，“干涉”都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而其行动的目标也从维护个人生存等基本人权扩展到维护“民主”等更高层次的“人权”。从需要联合国授权到无所顾忌的单边主义行动。
二、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学理分析
国际关系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在后冷战时期对“人道主义干涉”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正如Tom.J.Farre在《911前后的人道主义干涉：法律与合法性》中所描述：各种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研讨会、论坛、探讨的扩展速度，
④
远胜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速度。然而，各个学派对
义干涉”进行了权威论述的是国际法学家劳特派特。他在《奥本海国际法》中指出“人道主义干涉”的定义是：当一国国内存在着有组织地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的行为，而该国政府无力制止这类行为的采取者、主使者或纵容者时，或一国政府无力或不愿承担在保障国内广大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方面的其他应有责任时，国际社会未经该国同意所采取的针对该国政治权力机构（即该国政府或国内其他政治权力组织）、旨在制止这类大规模践踏人权行为和满足该国人民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强制性干预行动。
②
早期的“人道主义干涉”产生于19世纪的中后期，大多数都带有明显的宗教道德色彩。例如，1876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保加利亚屠杀了12000名基督徒的暴行，以及1891年和1905年俄国对境内犹太人的屠杀，都引起过西欧列强出面干涉。虽然具有道义救助的色彩，但进行干涉
“人道主义干涉”的阐述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所主张的人道主义干涉，主要是限于维护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单纯地为了弘扬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