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6年第三季度世界经济依旧低增长，通过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结构性改革进展的评估发现，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结构性改革乏力问题，这是世界经济未能摆脱低增长困境的主要原因。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初见成效，但也遭遇较大瓶颈。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能，需要在全面梳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含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找准“痛点”发力。“痛点”最终落在产业结构上，既要弥补服务业的先天不足，又要推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在财政运行呈现若干结构性特征、财政资源相对不足的前提下，可着力打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B和新模式，通过新动力推动经济增长。
关键词：宏观经济形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S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2-0066-07
距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过去八年多，低增长的阴云始终伴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前行。而且短期内丝毫看不到可能“拨云见日”的迹象。各国政策不断放宽的同时，要不断处理短期政策长期化所带来的风险，但市场反应依旧低迷，大宗商品价格依旧不振，贸易增长依旧缓慢甚至收缩，负债率依旧节节攀升，经济依旧保持低速增长水平，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屡次调低。从经济增长周期的角度难以解释本轮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增长的现实，基于此，我们尝试从结构性改革的角度进行解释，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做出全球经济结构性改革乏力的判断。
一、全球经济结构性改革乏力
当政策失效时，改革就成为必然的出路，这正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写照。事实上，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讨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达成共识，即寄希望于结构性改革来走出低增长困境，但大多数国家却鲜有勇气大刀阔斧地调结构。本文立足于2016年第三季度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状况，评估其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进展。
（一）美国向实体经济回归的结构性改革未见实质性成效
美国的结构性改革走的是一条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之路，先后实施了“再工业化战略”“出口倍增计划”“新能源战略”“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战略”等结构性改革，通过振兴制造业、出口和公共基础设施等渠道带动需求，通过发展新能源等渠道改善供给，进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时至今日，如果对其改革成效进行评估，结论是未见实质性成效。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在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2016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速为1.4%。第二季度跌至0.8%。2016年第三季度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关指标向好，虽然失业率从8月的4.9%升至9月的5.0%，非农业就业数据连续三个月放缓，但失业率已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并且就业参与率正在提高。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初次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美国实际GDP按年率计算增长2.9%，较第二季度1.4%的增速有大幅提高。宏观经济较好的表现，令加息预期进一步上升。
然而，在数据背后还需要看到，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填补的。产业升级、创新较慢且与其匹配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缺乏，生产效率难以提升，尤其是在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下，企业盈利和市场活力仍然不足，致使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此外，美国的财政状况堪忧，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的2016财年内，美国预算赤字较上财年增长34.0%，占GDP的比重从2.5%上升至3.2%。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美国财政赤字将会长期持续增长，美国政府为此必须发行更多国债，预计2016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升至76.6%，而到2026年这一比重将攀升至85.5%。未来如果财政状况持续变差，财政政策将会收紧，经济复苏的前景将更加不容乐观。美国大选已经结束，未来其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走向还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2016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美国2016年增长率下调至1.6%。因此，美国的结构性改革收效甚微。
（二）欧元区基于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改革走偏
欧元区面临较多的结构性问题，分散在生产要素、机构设立、成员构成和宏观政策等层面，但对经济复苏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力进行结构失衡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劳动力结构失衡与老龄化和高企的社会福利有关。老龄化的劳动力结构与新经济形态下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不匹配，对经济复苏形成严重阻碍。据IMF测算，1987-2014年老龄化导致欧元区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下降0.1个百分点，2015-2035年这一作用将倍增。由于欧元区的社会福利水平较高，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在经济低迷、企业利润难以保障的前提下，企业会减少劳动力雇佣，难以形成充分就业，进而影响经济复苏。
改革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效，可是欧元区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专门针对劳动力进行结构优化，而是希望通过负利率和大规模举债等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预期的结构调整效能。如果这些扩张性货币政策退出，欧元区的经济复苏将止步不前，但单纯的货币政策施力又会效果如何？
2016年第三季度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数上升，工业产出增速止跌回升，制造业扩张势头明显。服务业扩张放缓带来综合PMI下降但仍处于扩张区间，物价回升，就业市场继续回暖，贸易状况改善，主要经济体数据向好。但2016年10月欧元区CPl年率初值仅增长0.5%，这创下两年多来的高位，目前欧洲中央银行已动用逾1万亿美元购买债券，以提振通货膨胀率，但结果距2.0%的目标值还相差甚远。2016年8月欧元区失业率为2011年7月以来的最低值，但仍高达10.1%，青年人失业率大幅下降，仍高达18.6%。同时，英国脱欧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还没有显现。然而，即便2016年第三季度多项指标向好，但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环比增速并没有提升，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同比增速与上季度持平，仅为1.6%，环比增速也与上季度持平，仅为0.3%，较第一季度的0.6%进一步降低。欧洲中央银行执委会成员默施认为，欧元区经济在2016年第三季度将失去部分动能，经济预期依旧面临下行风险。可见，欧元区旨在发挥结构调整作用的货币政策几近失灵，其结构性改革走偏。 （三）日本“安倍经济学”舍本逐末致结构性改革被忽视
日本以“安倍经济学”为基础采取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刺激计划和结构性改革。至今已经实施近四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失业率一度下降，物价一度上涨，企业业绩一度好转，经济一度出现回暖迹象。但由于存在受重视程度的差别，其出场次序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可被概括为“量化宽松辅以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即置于辅助地位的结构性改革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因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那么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计划的效果如何？
日本中央银行为了抑制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于2016年1月首次实行“负利率”政策，这是在量化宽松的基础上通过利率工具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但物价持续低迷，2016年9月日本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5%，已连续7个月呈现负增长，且消费意愿降低，两人以上家庭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1%。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再次出现逆差，民间投资有所下降，经济整体表现欠佳。导致这种状况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财政刺激计划衍生的巨额国债负担，政府为防止财政陷入危机而调高消费税率，打击了消费，进而打击了脆弱的经济复苏。目前日本除了在促进企业重组、改革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有一定进展外，应对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能源领域的结构性改革等均没有出台。
（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经济结构优化为主题的结构性改革仍然在路上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结构普遍单一，在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经济高速增长必然无法支撑太久，已日渐进入经济下行区间。减慢直至刹住下行势头的唯一方法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采取行动。但结构性改革具有长期性，在实施过程中甚至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性影响。因此，在经济下行阶段实施结构性改革，既要有勇气，又要有精准的判断力和决策力，能够基于本国国情为自己量身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然后__一以贯之地执行。
俄罗斯开启了结构性改革的新阶段，立足于实现进口替代的主要任务，重视科技发展，创立“超前发展区”。2016年第二季度俄罗斯经济衰退形势有所好转，失业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贸易形势和财政形势改观。印度经济仍显颓势，虽然对外贸易出现企稳迹象，工业生产持续下滑，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其结构性问题表现在制造业产能过剩、银行惜贷和民营企业投资乏力。巴西经济继续衰退，但呈现触底回升态势，目前工业生产不断改善，对外贸易呈现企稳迹象，通货膨胀压力下降，货币政策放松，为走出经济衰退而努力。韩国经济复苏动力不足，2016年第三季度仅因住宅投资增长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但汽车、钢铁和电子等制造业不景气，出口萎缩，失业增加，结构性矛盾突出。
中国率先�_立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并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五项任务紧锣密鼓地展开行动，但在经济新常态的环境中，改革能否真正发挥效力，让经济增长稳定在既定区间，以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还需要把握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在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上做出更加明确、可行的安排。从目前来看，中国已经量身设计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但没能做到一以贯之地执行，表现在改革的任务重、阻力大和可动用的资源少，缺少全面考虑之下重点突出的行动指南。
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显成效
按可比价格计算，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与前两个季度持平，虽然增速较2015年第三季度的6.9%回落0.2个百分点，但仍处于7.0%左右的合理区间。经济增速稳步回落体现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优化，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也得到升级和优化。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需求结构进一步改善
从供给侧来看，结构性改革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在去产能方面，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任务正在积极有序推进，2016年前三季度原煤产量同比下降10.5%。在去库存方面，2016年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下降1.6%，自4月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下降；商品房待售面积自2016年3月以来连续7个月减少。在去杠杆方面，2016年8月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4%，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在降成本方面，2016年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的成本为85.9元，比去年同期减少0.2元。在补短板方面，2016年前三季度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水利管理业、农林牧渔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3.4%、20.5%和20.1%。
从需求侧来看，2016年前三季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6.8%、71.0%和-7.8%，其中消费的贡献继续扩大，较去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表明需求结构进一步改善。从分项来看，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8.2%，实际增长9.5%。在经济回暖和政府政策支持下，民间投资活力呈现企稳回升态势，2016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2.5%。2016年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季度环比回落0.3个百分点，主要是部分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房地产过度投资有所抑制。
相对而言，房地产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2016年前三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6.9%，虽较上季度回落1.0个百分点，但仍然是支撑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此外，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明显，2016年前三季度文化、教育、养老、健康和保健等产品的消费持续上升；水电、风电、核电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为19.3%，比2015年回期提高1.7个百分点；符合消费升级发展方向的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光纤、光缆和智能手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较高增速。总体来看，2016年前三季度消费形势向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0.4%，实际增长9.8%，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原因在于就业形势良好，居民收入稳定，消费者信心指数稳定向好。 2016年前三季度外需形势有所改善，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9%，降幅比上半年收窄1.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下降1.6%，降幅收窄1.1个百分点，进口下降2.3%，降幅收窄2.4个百分点。进出口相抵，顺差25852亿元，其中货物贸易继续保持顺差，服务贸易逆差。从结构来看，一般贸易出口、机电产品出口和民营企业出口在出口总额中占据优势，贸易结构得到优化。
（二）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工业结构继续优化
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分别为7.7%、39.5%和52.8%。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回落0.3个百分点、回落1.1个百分点和提高1.6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分别为3.5%、6.1%和7.6%，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回落0.3个百分点、提高0.1个百分点和回落0.8个百分点。可见，产业结构继续升级，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加速上升。
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工业结构继续优化。制造业增长最快，加速向中高端迈进，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的增速高4.6个百分点和3.1个百分点。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明显向好，2016年1-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4%。其中8月增长19.5%。此外，2016年前三季度新经济业态快速成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0.8%。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4.8个百分点。节能降耗成效突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2%。
（三）贷款结构优化，人民币国际化提升金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
贷款结构向实体经济倾斜。2016年9月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总额1.2万亿元，几乎与居民贷款平分秋色，企业新增中长期贷款创第二季度以来新高，是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居民贷款占比下降，主要体现在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居民贷款的主体房贷下滑。2016年9月新增社会融资总量达1.7万亿元，同比多增3910亿元，环比多增2503亿元，其中实体贷款新增1.3万亿元，环比多增4704亿元，是新增社会融资持续回升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国际化步入新阶段。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但随后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上升和英镑暴跌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市场担忧度陡然增大。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和人民币供求关系的改善，汇率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关系将进一步协调，进而有力推动内外均衡、需求和供给共同发展，并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工具。
（四）物价涨势总体温和，就业形势良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还体现在稳定物价涨势方面。2016年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0%，比上半年稍微回落0.1个百分点，9月同比上涨1.9%，环比上涨0.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9%，降幅比上半年收窄1.0��百分点，9月同比上涨0.1%，结束了同比连续54个月下降的态势，环比上涨0.5%。物价形势向好体现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出改善市场供求的作用，尤其是通过去产能改善了工业领域的供求关系，进而使得工业产品的价格上涨，企业效益明显好转，企业信心得到增强，制造业PMI指数连续两个月为50.4%，说明制造业正在扩张，其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增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稳定就业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通过去产能促成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流动，从而间接影响就业。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67万人，提前完成了全年1000万人的目标任务。2016年第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低于4.5%的年度调控目标。良好的就业形势带来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3%；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5626元，同比名义增长8.1%。城乡差距继续缩小，2016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8，比上年同期下降1.0个百分点。
三、中国财政运行呈现若干结构性特征
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5.9%；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0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6万亿元，同比增长12.5%；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8万亿元，同比增长7.0%。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落，政府性基金收入保持加速增长态势
2016年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速出现了自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的首次回落：稳定回暖趋势被迫终止，较2016年第二季度增速回落1.2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累计增速仍保持了2016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跨越式增长趋势，跃升至11.3%，增速进一步加快，且超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速的幅度从第二季度的0.4个百分点拉大到5.4个百分点。由于作为财政收入主体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下滑，财政收入增速与GDP增速的一致性发生了改变，说明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背后存在隐忧。因为从一般规律来看，在经济加速上升阶段，财政收入往往会快于经济上升，反之。财政收入也快于经济下滑。因此，实现稳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的压力仍很大。
（二）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格局调整，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增速差距缩小
在2016年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占比分别为45.0%和55.0%，较上半年43.5%和56.5%的格局有所调整，主要原因有第三季度税收整体负增长且共享税中央份额较大，消费税增速下滑较多，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增长较快，等等。2016年前三季度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4.4%和7.2%，相比上半年增速，中央收入增速提高1.1个百分点。地方收人增速回落2.9个百分点，回落幅度较大，二者之间的差距缩小。
2016年前三季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中，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占比分别为11.0%和89.0%，与上季度相比格局未变。中央收人同比增长6.6%，较上季度提高4.6个百分点，地方收入同比增长11.9%，较上季度增提高3.7个百分点。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加速增长（同比增长14.0%）的带动下，地方收入虽仍然保持领跑态势，但中央收入增速与其差距进一步缩小。 （三）营改增减税降负效应进一步显现，房地产交易活跃带来相关税收进一步增长
受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的影响，原营业税的纳税人改缴纳增值税，国内增值税和营业税继续保持此消彼长的增长态势：2016年前三季度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23.8%（如果排除营改增试点带来的增收部分，国内增值税仅增长2.7%），营业税同比下降20.4%。
除了增值税和营业税之间的结构性变动外，营改增试点的全面推开还带来整体的减税降负效应。将改征增值税与营业税合并计算后，体现出逐月、逐季下降的趋势：2016年7月、8月和9月分别同比下降10.9%、17.6%和21.3%；2016年1-9月累计增长11.4%，增幅较上半年回落12.8个百分点。从税收收入总体来看，2016年1-9月税收收入10.1万亿元，同比增长6.6%，增速较上季度回落2.0个百分点。2016年9月税收收入8243亿元，同比下降0.7%，税收出现负增长。
2016年前三季度税收增收因素主要有：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8.3%，主要受房地产企业所得税增长25.4%带动；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7%，主要受二手房交易活跃等带动；财产转让所得税增长27.2%，契税同比增长11.7%，土地增值税同比增长13.7%，均受部分地区商品房销售较快增长带动。2016年前三季度税收减收因素主要有：车辆购置税同比下降10.8%，主要受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政策性翘尾减收的影响；印花税同比下降35.7%，主要受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下降49.7%的影响；资源税同比下降15.8%；耕地占用税同比下降0.2%。
（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逐季回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跨越式增长
2016年前三季度一般公共�A算支出同比分别增长15.4%、15.1%和12.5%，增速逐季回落，且回落速度加快。2016年前三季度支出进度为年初预算的75.2%，略超过序时进度0.2个百分点。2016年第三季度教育、社保和城乡社区支出等重大民生支出仍位于支出规模的前列。但增速最快的仍然是债务付息支出，支出金额3649亿元，仅第三季度增长1302亿元，同比增长41.1%。季度环比增长55.5%。其规模已超过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直追科技支出。可见，无论是增速，还是规模，债务付息支出带来的支出压力和风险日益增大。大部分民生支出增速较2016年第二季度回落，且教育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回落幅度较大，而农林水支出和科学技术支出则增速加快。
2016年前三季度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9万亿元，同比增长5.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6万亿元，同比增长13.8%。2016年前三季度中央支出和地方支出累计增速较上季度均出现回落，中央支出增速回落1.8个百分点，地方支出增速回落2.8个百分点。
2016年前三季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走出负增长的低谷，延续自2015年第二季度以来增速逐季增长的态势。同比增速跨越式增长至7.0%。这主要是地方支出的贡献，2016年前三季度中央支出同比下降15.6%，地方支出同比增长8.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同比增长8.2%。
四、促进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能提升的财政政策建议
尽管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其内在效能还远远没有被激发出来，其原因是改革的环境复杂，遭遇若干难题。
（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难题
在去产能方面，僵尸企业成为阻碍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绊脚石。处理僵尸企业涉及到大量的人员安置、巨额的债务负担和过于复杂的权责关系等，处理过程中可能会威胁地方经济、金融系统和社会稳定。因此，地方政府帮助僵尸企业在金融机构融资，将“崩盘”风险尽可能地后移。
在去库存方面，由于库存大的原因是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从销售力度和营销手段方面难以去库存，只有找到新的市场需求才能解决库存问题，这就是难点所在。以房地产业为例，其去库存的压力在三、四线城市，而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需求早已饱和，新的市场需求难以形成。
在去杠杆方面，中国面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资金大量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而虚拟经济恰是杠杆累积的温床。此外，2015年设立的专项建设基金在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是快速形成新杠杆的渠道。据测算，专项建设基金可撬动4倍以上的投资，而被撬动的投资多来自银行贷款，再加上专项建设基金体量大、投放快，杠杆效应不容小觑。
在降成本方面，企业成本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2016年9月CPI和PPI的走势很大程度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即企业成本提高使然。此外，受到老龄化、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收窄等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和结构制约，劳动力成本是企业面临的刚性增加的成本，难以降下来。再从税费成本来看，在撤除“保持宏观税负稳定”的前提条件后，中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政资金就可能不充足，可能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减缓。
在补短板方面，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但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收入不可能像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那样充足。积极财政政策框架下，难以加大增收力度。因此，在财政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只能进行以资源配置为导向的结构性调整，结果很可能是这块短板补齐了，原来的长板变短。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找准“痛点”发力
上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均面临难题，政府财政资源又相对不足，要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能，就要找准“痛点”发力。对此，笔者对其中的逻辑关系进行重新梳理：为了在新常态下实现“两个百年目标”，需要保证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需要促进技术进步和提升生产效率，因而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从何处发力？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拉动需求已经几近失效，而中国面临的矛盾恰好在供给侧，即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商品有效供给不能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结构性改革只能从改善供给人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上述逻辑关系的关键词是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他们都与产业结构有关，即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能还是要回到产业上，从产业结构人手。产业结构的“痛点”又在哪里？从对中国GDP的贡献来看，服务业已经超过制造业并处于上升发展时期，但服务业的资本边际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于制造业，服务业比重上升会降低经济增速。再看制造业，中国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去产能要处理僵尸企业，要裁员，这就会损害消费，拖累经济增长。可见，服务业先天不足需要后天弥补，制造业亟待产业升级，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痛点”。从当前来看，解决方式是借助数字化和智能化，打造制造业、服务业领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即“四新”，形成新动力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图如图l所示。
（三）支持新动力形成的财税政策建议
无论是弥补服务�I的先天不足，还是推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都需要借助政策的外力作用，财税政策支持更应不遗余力。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出台统一的财税支持方案。明确制造业、服务业领域产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范围，例如生产性服务业、康养产业、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和“互联网+”等，列出清单，在合理分类的前提下，提供统一的财税支持。这种集中发力的支持远远好于分散支持，能够提高财税支持政策的整体效能。
第二，出台更为细致、全面的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揽子财税政策。因为“双创”是“四新”产生之源，财税政策应该从源头提供支持。对“四新”企业出台专门的财税支持方案。因为他们在初创期和成长期更易遇到融资难问题，没有财税支持，难以发展壮大。
第三，处理好政府与“四新”之间的财税关系。“四新”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政府必须着力扶植，但对其进行打造需要消耗很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传统财税体制下，“四新”大多没有被覆盖，既缺乏对其提供财政支持的考虑，也缺乏对其征收合理税款的考虑。当前需要在财税体制的设计层面统筹兼顾，处理好政府与“四新”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将“四新”全力打造为稳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对发展成熟带来稳定收益的“四新”征收合理税款，让社会共享“四新”带来的红利。
第四，以“组合拳”方式综合运用具体的财税政策工具。可以出台政策“组合拳”，包括直接的财政投资和补贴，间接的税收优惠和优先政府采购，以及发挥财政对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即给予“四新”，全方位的财税支持。
在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达成了五项重要共识，其中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赫然在目，并最终形成了创新、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三大行动计划以及结构性改革共同文件。当下或不久的将来，世界各国都会在这些方面有更大的投入，下更大的力气，以推动结构性改革最终落到实处。中国要想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只有抢占发展先机，着力打造制造业、服务业领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责任编辑：孙艳）
摘要：2016年第三季度世界经济依旧低增长，通过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结构性改革进展的评估发现，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结构性改革乏力问题，这是世界经济未能摆脱低增长困境的主要原因。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初见成效，但也遭遇较大瓶颈。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能，需要在全面梳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含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找准“痛点”发力。“痛点”最终落在产业结构上，既要弥补服务业的先天不足，又要推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在财政运行呈现若干结构性特征、财政资源相对不足的前提下，可着力打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B和新模式，通过新动力推动经济增长。
关键词：宏观经济形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S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2-0066-07
距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过去八年多，低增长的阴云始终伴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前行。而且短期内丝毫看不到可能“拨云见日”的迹象。各国政策不断放宽的同时，要不断处理短期政策长期化所带来的风险，但市场反应依旧低迷，大宗商品价格依旧不振，贸易增长依旧缓慢甚至收缩，负债率依旧节节攀升，经济依旧保持低速增长水平，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屡次调低。从经济增长周期的角度难以解释本轮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增长的现实，基于此，我们尝试从结构性改革的角度进行解释，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做出全球经济结构性改革乏力的判断。
一、全球经济结构性改革乏力
当政策失效时，改革就成为必然的出路，这正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写照。事实上，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讨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达成共识，即寄希望于结构性改革来走出低增长困境，但大多数国家却鲜有勇气大刀阔斧地调结构。本文立足于2016年第三季度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状况，评估其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进展。
（一）美国向实体经济回归的结构性改革未见实质性成效
美国的结构性改革走的是一条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之路，先后实施了“再工业化战略”“出口倍增计划”“新能源战略”“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战略”等结构性改革，通过振兴制造业、出口和公共基础设施等渠道带动需求，通过发展新能源等渠道改善供给，进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时至今日，如果对其改革成效进行评估，结论是未见实质性成效。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在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2016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速为1.4%。第二季度跌至0.8%。2016年第三季度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关指标向好，虽然失业率从8月的4.9%升至9月的5.0%，非农业就业数据连续三个月放缓，但失业率已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并且就业参与率正在提高。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初次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美国实际GDP按年率计算增长2.9%，较第二季度1.4%的增速有大幅提高。宏观经济较好的表现，令加息预期进一步上升。
然而，在数据背后还需要看到，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填补的。产业升级、创新较慢且与其匹配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缺乏，生产效率难以提升，尤其是在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下，企业盈利和市场活力仍然不足，致使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此外，美国的财政状况堪忧，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的2016财年内，美国预算赤字较上财年增长34.0%，占GDP的比重从2.5%上升至3.2%。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美国财政赤字将会长期持续增长，美国政府为此必须发行更多国债，预计2016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升至76.6%，而到2026年这一比重将攀升至85.5%。未来如果财政状况持续变差，财政政策将会收紧，经济复苏的前景将更加不容乐观。美国大选已经结束，未来其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走向还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2016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美国2016年增长率下调至1.6%。因此，美国的结构性改革收效甚微。
（二）欧元区基于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改革走偏
欧元区面临较多的结构性问题，分散在生产要素、机构设立、成员构成和宏观政策等层面，但对经济复苏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力进行结构失衡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劳动力结构失衡与老龄化和高企的社会福利有关。老龄化的劳动力结构与新经济形态下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不匹配，对经济复苏形成严重阻碍。据IMF测算，1987-2014年老龄化导致欧元区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下降0.1个百分点，2015-2035年这一作用将倍增。由于欧元区的社会福利水平较高，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在经济低迷、企业利润难以保障的前提下，企业会减少劳动力雇佣，难以形成充分就业，进而影响经济复苏。
改革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效，可是欧元区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专门针对劳动力进行结构优化，而是希望通过负利率和大规模举债等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预期的结构调整效能。如果这些扩张性货币政策退出，欧元区的经济复苏将止步不前，但单纯的货币政策施力又会效果如何？
2016年第三季度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数上升，工业产出增速止跌回升，制造业扩张势头明显。服务业扩张放缓带来综合PMI下降但仍处于扩张区间，物价回升，就业市场继续回暖，贸易状况改善，主要经济体数据向好。但2016年10月欧元区CPl年率初值仅增长0.5%，这创下两年多来的高位，目前欧洲中央银行已动用逾1万亿美元购买债券，以提振通货膨胀率，但结果距2.0%的目标值还相差甚远。2016年8月欧元区失业率为2011年7月以来的最低值，但仍高达10.1%，青年人失业率大幅下降，仍高达18.6%。同时，英国脱欧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还没有显现。然而，即便2016年第三季度多项指标向好，但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环比增速并没有提升，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同比增速与上季度持平，仅为1.6%，环比增速也与上季度持平，仅为0.3%，较第一季度的0.6%进一步降低。欧洲中央银行执委会成员默施认为，欧元区经济在2016年第三季度将失去部分动能，经济预期依旧面临下行风险。可见，欧元区旨在发挥结构调整作用的货币政策几近失灵，其结构性改革走偏。 （三）日本“安倍经济学”舍本逐末致结构性改革被忽视
日本以“安倍经济学”为基础采取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刺激计划和结构性改革。至今已经实施近四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失业率一度下降，物价一度上涨，企业业绩一度好转，经济一度出现回暖迹象。但由于存在受重视程度的差别，其出场次序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可被概括为“量化宽松辅以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即置于辅助地位的结构性改革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因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那么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计划的效果如何？
日本中央银行为了抑制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于2016年1月首次实行“负利率”政策，这是在量化宽松的基础上通过利率工具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但物价持续低迷，2016年9月日本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5%，已连续7个月呈现负增长，且消费意愿降低，两人以上家庭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1%。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再次出现逆差，民间投资有所下降，经济整体表现欠佳。导致这种状况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财政刺激计划衍生的巨额国债负担，政府为防止财政陷入危机而调高消费税率，打击了消费，进而打击了脆弱的经济复苏。目前日本除了在促进企业重组、改革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有一定进展外，应对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能源领域的结构性改革等均没有出台。
（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经济结构优化为主题的结构性改革仍然在路上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结构普遍单一，在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经济高速增长必然无法支撑太久，已日渐进入经济下行区间。减慢直至刹住下行势头的唯一方法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采取行动。但结构性改革具有长期性，在实施过程中甚至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性影响。因此，在经济下行阶段实施结构性改革，既要有勇气，又要有精准的判断力和决策力，能够基于本国国情为自己量身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然后__一以贯之地执行。
俄罗斯开启了结构性改革的新阶段，立足于实现进口替代的主要任务，重视科技发展，创立“超前发展区”。2016年第二季度俄罗斯经济衰退形势有所好转，失业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贸易形势和财政形势改观。印度经济仍显颓势，虽然对外贸易出现企稳迹象，工业生产持续下滑，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其结构性问题表现在制造业产能过剩、银行惜贷和民营企业投资乏力。巴西经济继续衰退，但呈现触底回升态势，目前工业生产不断改善，对外贸易呈现企稳迹象，通货膨胀压力下降，货币政策放松，为走出经济衰退而努力。韩国经济复苏动力不足，2016年第三季度仅因住宅投资增长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但汽车、钢铁和电子等制造业不景气，出口萎缩，失业增加，结构性矛盾突出。
中国率先�_立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并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五项任务紧锣密鼓地展开行动，但在经济新常态的环境中，改革能否真正发挥效力，让经济增长稳定在既定区间，以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还需要把握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在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上做出更加明确、可行的安排。从目前来看，中国已经量身设计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但没能做到一以贯之地执行，表现在改革的任务重、阻力大和可动用的资源少，缺少全面考虑之下重点突出的行动指南。
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显成效
按可比价格计算，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与前两个季度持平，虽然增速较2015年第三季度的6.9%回落0.2个百分点，但仍处于7.0%左右的合理区间。经济增速稳步回落体现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优化，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也得到升级和优化。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需求结构进一步改善
从供给侧来看，结构性改革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在去产能方面，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任务正在积极有序推进，2016年前三季度原煤产量同比下降10.5%。在去库存方面，2016年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下降1.6%，自4月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下降；商品房待售面积自2016年3月以来连续7个月减少。在去杠杆方面，2016年8月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4%，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在降成本方面，2016年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的成本为85.9元，比去年同期减少0.2元。在补短板方面，2016年前三季度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水利管理业、农林牧渔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3.4%、20.5%和20.1%。
从需求侧来看，2016年前三季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6.8%、71.0%和-7.8%，其中消费的贡献继续扩大，较去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表明需求结构进一步改善。从分项来看，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8.2%，实际增长9.5%。在经济回暖和政府政策支持下，民间投资活力呈现企稳回升态势，2016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2.5%。2016年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季度环比回落0.3个百分点，主要是部分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房地产过度投资有所抑制。
相对而言，房地产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2016年前三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6.9%，虽较上季度回落1.0个百分点，但仍然是支撑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此外，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明显，2016年前三季度文化、教育、养老、健康和保健等产品的消费持续上升；水电、风电、核电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为19.3%，比2015年回期提高1.7个百分点；符合消费升级发展方向的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光纤、光缆和智能手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较高增速。总体来看，2016年前三季度消费形势向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0.4%，实际增长9.8%，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原因在于就业形势良好，居民收入稳定，消费者信心指数稳定向好。 2016年前三季度外需形势有所改善，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9%，降幅比上半年收窄1.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下降1.6%，降幅收窄1.1个百分点，进口下降2.3%，降幅收窄2.4个百分点。进出口相抵，顺差25852亿元，其中货物贸易继续保持顺差，服务贸易逆差。从结构来看，一般贸易出口、机电产品出口和民营企业出口在出口总额中占据优势，贸易结构得到优化。
（二）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工业结构继续优化
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分别为7.7%、39.5%和52.8%。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回落0.3个百分点、回落1.1个百分点和提高1.6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分别为3.5%、6.1%和7.6%，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回落0.3个百分点、提高0.1个百分点和回落0.8个百分点。可见，产业结构继续升级，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加速上升。
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工业结构继续优化。制造业增长最快，加速向中高端迈进，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的增速高4.6个百分点和3.1个百分点。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明显向好，2016年1-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4%。其中8月增长19.5%。此外，2016年前三季度新经济业态快速成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0.8%。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4.8个百分点。节能降耗成效突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2%。
（三）贷款结构优化，人民币国际化提升金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
贷款结构向实体经济倾斜。2016年9月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总额1.2万亿元，几乎与居民贷款平分秋色，企业新增中长期贷款创第二季度以来新高，是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居民贷款占比下降，主要体现在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居民贷款的主体房贷下滑。2016年9月新增社会融资总量达1.7万亿元，同比多增3910亿元，环比多增2503亿元，其中实体贷款新增1.3万亿元，环比多增4704亿元，是新增社会融资持续回升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国际化步入新阶段。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但随后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上升和英镑暴跌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市场担忧度陡然增大。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和人民币供求关系的改善，汇率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关系将进一步协调，进而有力推动内外均衡、需求和供给共同发展，并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工具。
（四）物价涨势总体温和，就业形势良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还体现在稳定物价涨势方面。2016年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0%，比上半年稍微回落0.1个百分点，9月同比上涨1.9%，环比上涨0.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9%，降幅比上半年收窄1.0��百分点，9月同比上涨0.1%，结束了同比连续54个月下降的态势，环比上涨0.5%。物价形势向好体现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出改善市场供求的作用，尤其是通过去产能改善了工业领域的供求关系，进而使得工业产品的价格上涨，企业效益明显好转，企业信心得到增强，制造业PMI指数连续两个月为50.4%，说明制造业正在扩张，其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增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稳定就业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通过去产能促成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流动，从而间接影响就业。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67万人，提前完成了全年1000万人的目标任务。2016年第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低于4.5%的年度调控目标。良好的就业形势带来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3%；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5626元，同比名义增长8.1%。城乡差距继续缩小，2016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8，比上年同期下降1.0个百分点。
三、中国财政运行呈现若干结构性特征
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5.9%；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0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6万亿元，同比增长12.5%；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8万亿元，同比增长7.0%。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落，政府性基金收入保持加速增长态势
2016年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速出现了自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的首次回落：稳定回暖趋势被迫终止，较2016年第二季度增速回落1.2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累计增速仍保持了2016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跨越式增长趋势，跃升至11.3%，增速进一步加快，且超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速的幅度从第二季度的0.4个百分点拉大到5.4个百分点。由于作为财政收入主体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下滑，财政收入增速与GDP增速的一致性发生了改变，说明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背后存在隐忧。因为从一般规律来看，在经济加速上升阶段，财政收入往往会快于经济上升，反之。财政收入也快于经济下滑。因此，实现稳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的压力仍很大。
（二）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格局调整，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增速差距缩小
在2016年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占比分别为45.0%和55.0%，较上半年43.5%和56.5%的格局有所调整，主要原因有第三季度税收整体负增长且共享税中央份额较大，消费税增速下滑较多，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增长较快，等等。2016年前三季度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4.4%和7.2%，相比上半年增速，中央收入增速提高1.1个百分点。地方收人增速回落2.9个百分点，回落幅度较大，二者之间的差距缩小。
2016年前三季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中，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占比分别为11.0%和89.0%，与上季度相比格局未变。中央收人同比增长6.6%，较上季度提高4.6个百分点，地方收入同比增长11.9%，较上季度增提高3.7个百分点。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加速增长（同比增长14.0%）的带动下，地方收入虽仍然保持领跑态势，但中央收入增速与其差距进一步缩小。 （三）营改增减税降负效应进一步显现，房地产交易活跃带来相关税收进一步增长
受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的影响，原营业税的纳税人改缴纳增值税，国内增值税和营业税继续保持此消彼长的增长态势：2016年前三季度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23.8%（如果排除营改增试点带来的增收部分，国内增值税仅增长2.7%），营业税同比下降20.4%。
除了增值税和营业税之间的结构性变动外，营改增试点的全面推开还带来整体的减税降负效应。将改征增值税与营业税合并计算后，体现出逐月、逐季下降的趋势：2016年7月、8月和9月分别同比下降10.9%、17.6%和21.3%；2016年1-9月累计增长11.4%，增幅较上半年回落12.8个百分点。从税收收入总体来看，2016年1-9月税收收入10.1万亿元，同比增长6.6%，增速较上季度回落2.0个百分点。2016年9月税收收入8243亿元，同比下降0.7%，税收出现负增长。
2016年前三季度税收增收因素主要有：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8.3%，主要受房地产企业所得税增长25.4%带动；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7%，主要受二手房交易活跃等带动；财产转让所得税增长27.2%，契税同比增长11.7%，土地增值税同比增长13.7%，均受部分地区商品房销售较快增长带动。2016年前三季度税收减收因素主要有：车辆购置税同比下降10.8%，主要受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政策性翘尾减收的影响；印花税同比下降35.7%，主要受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下降49.7%的影响；资源税同比下降15.8%；耕地占用税同比下降0.2%。
（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逐季回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跨越式增长
2016年前三季度一般公共�A算支出同比分别增长15.4%、15.1%和12.5%，增速逐季回落，且回落速度加快。2016年前三季度支出进度为年初预算的75.2%，略超过序时进度0.2个百分点。2016年第三季度教育、社保和城乡社区支出等重大民生支出仍位于支出规模的前列。但增速最快的仍然是债务付息支出，支出金额3649亿元，仅第三季度增长1302亿元，同比增长41.1%。季度环比增长55.5%。其规模已超过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直追科技支出。可见，无论是增速，还是规模，债务付息支出带来的支出压力和风险日益增大。大部分民生支出增速较2016年第二季度回落，且教育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回落幅度较大，而农林水支出和科学技术支出则增速加快。
2016年前三季度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9万亿元，同比增长5.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6万亿元，同比增长13.8%。2016年前三季度中央支出和地方支出累计增速较上季度均出现回落，中央支出增速回落1.8个百分点，地方支出增速回落2.8个百分点。
2016年前三季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走出负增长的低谷，延续自2015年第二季度以来增速逐季增长的态势。同比增速跨越式增长至7.0%。这主要是地方支出的贡献，2016年前三季度中央支出同比下降15.6%，地方支出同比增长8.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同比增长8.2%。
四、促进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能提升的财政政策建议
尽管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其内在效能还远远没有被激发出来，其原因是改革的环境复杂，遭遇若干难题。
（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难题
在去产能方面，僵尸企业成为阻碍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绊脚石。处理僵尸企业涉及到大量的人员安置、巨额的债务负担和过于复杂的权责关系等，处理过程中可能会威胁地方经济、金融系统和社会稳定。因此，地方政府帮助僵尸企业在金融机构融资，将“崩盘”风险尽可能地后移。
在去库存方面，由于库存大的原因是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从销售力度和营销手段方面难以去库存，只有找到新的市场需求才能解决库存问题，这就是难点所在。以房地产业为例，其去库存的压力在三、四线城市，而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需求早已饱和，新的市场需求难以形成。
在去杠杆方面，中国面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资金大量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而虚拟经济恰是杠杆累积的温床。此外，2015年设立的专项建设基金在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是快速形成新杠杆的渠道。据测算，专项建设基金可撬动4倍以上的投资，而被撬动的投资多来自银行贷款，再加上专项建设基金体量大、投放快，杠杆效应不容小觑。
在降成本方面，企业成本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2016年9月CPI和PPI的走势很大程度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即企业成本提高使然。此外，受到老龄化、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收窄等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和结构制约，劳动力成本是企业面临的刚性增加的成本，难以降下来。再从税费成本来看，在撤除“保持宏观税负稳定”的前提条件后，中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政资金就可能不充足，可能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减缓。
在补短板方面，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但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收入不可能像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那样充足。积极财政政策框架下，难以加大增收力度。因此，在财政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只能进行以资源配置为导向的结构性调整，结果很可能是这块短板补齐了，原来的长板变短。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找准“痛点”发力
上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均面临难题，政府财政资源又相对不足，要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能，就要找准“痛点”发力。对此，笔者对其中的逻辑关系进行重新梳理：为了在新常态下实现“两个百年目标”，需要保证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需要促进技术进步和提升生产效率，因而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从何处发力？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拉动需求已经几近失效，而中国面临的矛盾恰好在供给侧，即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商品有效供给不能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结构性改革只能从改善供给人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上述逻辑关系的关键词是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他们都与产业结构有关，即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能还是要回到产业上，从产业结构人手。产业结构的“痛点”又在哪里？从对中国GDP的贡献来看，服务业已经超过制造业并处于上升发展时期，但服务业的资本边际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于制造业，服务业比重上升会降低经济增速。再看制造业，中国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去产能要处理僵尸企业，要裁员，这就会损害消费，拖累经济增长。可见，服务业先天不足需要后天弥补，制造业亟待产业升级，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痛点”。从当前来看，解决方式是借助数字化和智能化，打造制造业、服务业领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即“四新”，形成新动力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图如图l所示。
（三）支持新动力形成的财税政策建议
无论是弥补服务�I的先天不足，还是推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都需要借助政策的外力作用，财税政策支持更应不遗余力。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出台统一的财税支持方案。明确制造业、服务业领域产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范围，例如生产性服务业、康养产业、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和“互联网+”等，列出清单，在合理分类的前提下，提供统一的财税支持。这种集中发力的支持远远好于分散支持，能够提高财税支持政策的整体效能。
第二，出台更为细致、全面的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揽子财税政策。因为“双创”是“四新”产生之源，财税政策应该从源头提供支持。对“四新”企业出台专门的财税支持方案。因为他们在初创期和成长期更易遇到融资难问题，没有财税支持，难以发展壮大。
第三，处理好政府与“四新”之间的财税关系。“四新”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政府必须着力扶植，但对其进行打造需要消耗很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传统财税体制下，“四新”大多没有被覆盖，既缺乏对其提供财政支持的考虑，也缺乏对其征收合理税款的考虑。当前需要在财税体制的设计层面统筹兼顾，处理好政府与“四新”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将“四新”全力打造为稳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对发展成熟带来稳定收益的“四新”征收合理税款，让社会共享“四新”带来的红利。
第四，以“组合拳”方式综合运用具体的财税政策工具。可以出台政策“组合拳”，包括直接的财政投资和补贴，间接的税收优惠和优先政府采购，以及发挥财政对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即给予“四新”，全方位的财税支持。
在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达成了五项重要共识，其中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赫然在目，并最终形成了创新、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三大行动计划以及结构性改革共同文件。当下或不久的将来，世界各国都会在这些方面有更大的投入，下更大的力气，以推动结构性改革最终落到实处。中国要想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只有抢占发展先机，着力打造制造业、服务业领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责任编辑：孙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