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官僚制度中体现的孝观念
摘要：在清代，孝观念渗透进了官僚制度的各个方面。清廷规定《孝经》是官员选拔考试的重要内容，还特设孝廉方正科给予有突出孝行者以官衔。制定终养政策，准许官员辞官归家奉养年老亲人。规定官员遇有父母等长辈亡故时，可离任治丧守孝。此外，还制定貤封制度，强调官员可以将自身所受的封诰改授自己的长辈以显亲扬名。清廷在官僚制度建设中如此强调孝道，主要目的是希望官员能像事亲一样事君，移孝作忠。
关键词：清代、官僚制度、孝观念 几千年来，孝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孝文化。在政治领域，历代诸多封建帝王都提倡以孝治天下。官僚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机器的运作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清代统治者不仅充分认识到了官僚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更洞察到了孝在官僚制度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因此，在官僚制度建设中注入了大量孝的元素。但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较薄弱①，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即对此稍作探讨。
一官员选拔是官僚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在官员选拔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官员孝行的考核。乾隆皇帝在清宫养心殿暖阁悬挂康熙皇帝的圣训“有孝为百行之首，不孝之人断不可用”并“每日敬仰”，认为此训“实为万世准则”。②]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在用人上对孝的重视非同一般。中国自隋唐之后，选拔官员的主要制度是科举考试。清朝统治者为了强调孝道，在科举考试中，强调论题要用《孝经》。不论其命题规制上有多少波折与反复，但《孝经》始终为论题的重要内容。顺治十六年（1659），命“考官于论题间出《孝经》，以励士尚”。③]康熙三十九年（1700），因为《孝经》可用的论题不多，又“将性理中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等书一并命题”④。雍正元年（1723），雍正皇帝认为“《孝经》一书，与五经并重”，规定“自雍正元年会试为始，二场论题宜仍用《孝经》”。⑤雍正十三年，因为“论题专用《孝经》，章句无多，士子易于豫拟”，又规定“嗣后与宋儒性理书参酌间出”。⑥]乾隆五十年（1785），由于“近数科乡、会试二场，只以性理命题”，出现了“士子以《孝经》为功令所不及，反置高阁”⑦的情况，再次强调“二场论题，宜复旧制，仍将《孝经》性理间出”⑧。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最主要方式。将《孝经》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了使人们在“士子咸知诵习”的影响下，“民间亦敦本励行”，最终实现“移孝作忠之道”。⑨可见，清王朝在科举考试中强化孝，目的就是选拔一批忠实于朝廷的忠臣。
在清代官员选拔制度中，孝廉方正是除了科举之外的又一形式。孝廉方正是清代统治者依据汉代选拔官吏及人才的“孝廉”、“贤良方正”科目，合并为一科，成为制科。孝廉方正科的特设，是清代重视孝道、强调以孝治天下理念的体现。早在顺治十五年，魏裔介条奏“举用孝子授官”，吏部议覆，举荐孝子授官，“从未有例，但孝行关系风化，若有司呈报，果有真正孝子，许抚按严行体勘，详开事实具题，礼部复核真确，敕臣部考试，酌量选授县正佐贰等官”。⑩康熙皇帝对于汉代的孝廉制度极为赞赏，认为“行莫大于孝，守莫重于廉。汉有孝廉之科，其法犹为近古”。雍正元年，皇帝下诏直省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暂赐以六品顶戴荣身，以备召用，以后历朝新君建元荐举以为常。在古代，人们认为只有
收稿日期：2012—05—10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清代孝文化研究》（12GZZC15）。
论清代官僚制度中体现的孝观念
摘要：在清代，孝观念渗透进了官僚制度的各个方面。清廷规定《孝经》是官员选拔考试的重要内容，还特设孝廉方正科给予有突出孝行者以官衔。制定终养政策，准许官员辞官归家奉养年老亲人。规定官员遇有父母等长辈亡故时，可离任治丧守孝。此外，还制定貤封制度，强调官员可以将自身所受的封诰改授自己的长辈以显亲扬名。清廷在官僚制度建设中如此强调孝道，主要目的是希望官员能像事亲一样事君，移孝作忠。
关键词：清代、官僚制度、孝观念 几千年来，孝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孝文化。在政治领域，历代诸多封建帝王都提倡以孝治天下。官僚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机器的运作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清代统治者不仅充分认识到了官僚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更洞察到了孝在官僚制度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因此，在官僚制度建设中注入了大量孝的元素。但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较薄弱①，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即对此稍作探讨。
一官员选拔是官僚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在官员选拔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官员孝行的考核。乾隆皇帝在清宫养心殿暖阁悬挂康熙皇帝的圣训“有孝为百行之首，不孝之人断不可用”并“每日敬仰”，认为此训“实为万世准则”。②]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在用人上对孝的重视非同一般。中国自隋唐之后，选拔官员的主要制度是科举考试。清朝统治者为了强调孝道，在科举考试中，强调论题要用《孝经》。不论其命题规制上有多少波折与反复，但《孝经》始终为论题的重要内容。顺治十六年（1659），命“考官于论题间出《孝经》，以励士尚”。③]康熙三十九年（1700），因为《孝经》可用的论题不多，又“将性理中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等书一并命题”④。雍正元年（1723），雍正皇帝认为“《孝经》一书，与五经并重”，规定“自雍正元年会试为始，二场论题宜仍用《孝经》”。⑤雍正十三年，因为“论题专用《孝经》，章句无多，士子易于豫拟”，又规定“嗣后与宋儒性理书参酌间出”。⑥]乾隆五十年（1785），由于“近数科乡、会试二场，只以性理命题”，出现了“士子以《孝经》为功令所不及，反置高阁”⑦的情况，再次强调“二场论题，宜复旧制，仍将《孝经》性理间出”⑧。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最主要方式。将《孝经》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了使人们在“士子咸知诵习”的影响下，“民间亦敦本励行”，最终实现“移孝作忠之道”。⑨可见，清王朝在科举考试中强化孝，目的就是选拔一批忠实于朝廷的忠臣。
在清代官员选拔制度中，孝廉方正是除了科举之外的又一形式。孝廉方正是清代统治者依据汉代选拔官吏及人才的“孝廉”、“贤良方正”科目，合并为一科，成为制科。孝廉方正科的特设，是清代重视孝道、强调以孝治天下理念的体现。早在顺治十五年，魏裔介条奏“举用孝子授官”，吏部议覆，举荐孝子授官，“从未有例，但孝行关系风化，若有司呈报，果有真正孝子，许抚按严行体勘，详开事实具题，礼部复核真确，敕臣部考试，酌量选授县正佐贰等官”。⑩康熙皇帝对于汉代的孝廉制度极为赞赏，认为“行莫大于孝，守莫重于廉。汉有孝廉之科，其法犹为近古”。雍正元年，皇帝下诏直省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暂赐以六品顶戴荣身，以备召用，以后历朝新君建元荐举以为常。在古代，人们认为只有
收稿日期：2012—05—10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清代孝文化研究》（12GZZC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