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秀军沈铭辉任琳王亚娟
世界知识 2014年11期
时光倒流70年，炎热的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叫布雷顿森林的地方，参加筹建联合国的44国政府的代表集聚一堂，在经过激烈争论后签订了“布雷顿森林协议”，由此诞生了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创建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
世界发展变化的脚步一刻也不会停歇。70年后的今天，“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已很少被提及，谈论更多的是“全球经济治理”。人们感受到了其中的潮流涌动，或明或暗，时而强劲时而舒缓。
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是不是已经倒下？战后国际经济的“旧”秩序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了？那些涌动的潮流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我们又该为全球经济的“新”治理做些什么……
——《世界知识》编者手记
全球经济治理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剪不断，理还乱？
“全球经济治理”是近些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而在此之前，人们在表达类似意思时会使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这个说法。下面的这几句话我们都很熟悉：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也由此诞生了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贸总协定(GATT，1995年被WTO取代)、世界银行(WB)，统管全球金融、贸易、发展领域的问题。那么，“全球经济治理”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不是“楚河汉界”式的那样界线分明呢？我认为不能这么简单机械地来认识这个问题。如今，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三大支柱依然在发挥作用，只是近几年来国际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旧秩序下无法很好地得到解决，旧秩序需要修正、补充和完善，由此才产生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它既是个经济概念，也是个政治概念。
从1986年开启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时起，三大支柱的根基就开始产生动摇。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三大支柱都强调自由经济，这是出于战后美国对欧洲进行救助、防范苏联的考虑。三大支柱，其实质就是“经济北约”。当然，苏联也针对性地有自己的贸易体系——经济互助委员会。由此看出，三大支柱或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安排是有政治根基的。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个政治根基没了——没有了共同敌人，昔日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们也就没那么大的动力了。产生三大支柱的政治根基已经动摇。
接下来，在经济方面，美国的挑战者相继出现。随着诸如日本、欧盟、新兴经济体的出现，美国在多边体系下的掌控力受到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势头强劲的日本对美国产生了挑战；欧盟通过形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美国产生了挑战；最新一批挑战者——新兴经济体的出现更是大大增加了对美国的冲击。2004年左右，以中国、印度、东盟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当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只占到美国的28%左右；2008年就已经达到美国的50%左右；2012、2013年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美国在IMF、WB、WTO里面的权利显然是过大了。当然，与此类似，在三大支柱的议程安排以及标准、规则制订等方面，美国同样受到了新兴经济体的挑战。
相比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比较新。究竟该如何界定“全球经济治理”，使之区分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提法，仍然存在争议。“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明确提出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纵观国际经济秩序所经历的几个发展阶段。广义上讲，“全球经济治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就有了，只是那个时候的提法是“全球经济合作”和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对于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我将其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5-1975年，这是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建立了IMF、WB、GATT。这个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努力建设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进多边贸易的自由化。
第二阶段是1975-2008年，以发达国家集团成立七国集团(G7，后来由于俄罗斯加入变为G8)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个阶段，全球层面上有一些常规性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协调。发达国家集团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呼吁通过改善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劣势地位维护自身权益，这是本阶段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三阶段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8年下半年，出现了一些对既有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质疑：一方面是对其有效性的质疑，另一方面是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对合法性的质疑主要是因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是以发达国家集团为中心的——实际上仅以G7为中心，仅反映发达国家群体的利益诉求，由此该经济秩序的代表性存在不足，国际社会对其存在的合法性就会产生质疑。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大家认识到，如果没有新兴国家的参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效的政策协调，真正实现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稳是很难实现的。考虑到这些因素，2008年的G8峰会决定在该年召开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很多研究指出，只有到了国际经济秩序的第三个阶段，即2008年之后到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才开始形成，真正实现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一道，在全球范围内对金融进行监管，对宏观经济进行监控。同时，在反思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上，要不要对IMF等国际机构不均衡的投票份额设置进行改革，这些类似的话题都在以G20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上被提了出来。
对比“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经济治理”这两个概念，我们会发现，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一个慢慢演化的过程，直到最近才出现了全球经济治理这样一个概念，全球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是逐步完善的。围绕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也是有很多质疑的，即使到2008年之后的这个阶段，全球经济治理依然是一个不成熟的概念。一些人认为，商品、货币、规则等经济元素的流动，特别是“规则的全球化”，还主要是局限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换句话说，用来治理全球经济的规则，仍然具有“亲西方性”。所以说，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到底是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学界和政策界还是有质疑的。由此，我们探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是否出现了剧变，还得结合国际经济秩序的整个演化历程，做一些细致的指标分析，然后再做出谨慎的判断，不能仅凭表象上出现的一些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就简单给出论断。
前面两位都提到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问题，那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究竟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趋势和特点呢？我认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经济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趋势日益凸显。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世界经济的多极化继续推进，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持续加深；二是全球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势头比较迅猛，尽管WTO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缓慢，但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大型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却如火如荼。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国家想要主导世界经济的难度进一步增加，我们就把这个界定为“去中心化”。
第二，全球经济和政治的联动性有所增强。一直以来，国际关系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影响，不过现在这个特点明显强化。比如去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它本来只是一个区域性的政治事件，但西方因此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俄罗斯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反制裁措施，这使得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关系跌入低谷，并可能对未来大国经济格局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由于美国等西方七国决定暂停俄罗斯的G8成员国地位，不排除俄罗斯将进一步强化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关系，现在已经呈现出这种迹象。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联动性进一步强化了。
第三，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赶超势头。现在有人唱衰新兴经济体，因为近两年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放缓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要看到，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双速增长”态势仍在延续。IMF数据显示，2013年新兴市场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占全球50.4%的份额。从这个规模上可以看出，这种格局的调整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而且这个势头在今年、在往后若干一段时期都会继续保持。今年4月IMF预测，2014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为4.9%，而发达经济体为2.2%，两者相差2.7个百分点。这表明新兴经济体赶超的势头在继续维持。长此以往，会对未来的经济格局影响很大。
总体来讲，当前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在发挥作用，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总体上也受到了挑战。一方面是因为支撑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另一方面是全球性问题的凸显。现在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大，全球性问题日益涌现。全球问题就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共同的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或者是少数国家，或者说单靠发达经济体是没法解决的。这样一来，就会导致现行的、主要是发达经济体主导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受到挑战之后必然会发生改变。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原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只是发达世界的经济秩序和体系，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是被动适应的角色。
变革，主要是从规则变革的角度来理解
平行体系不一定就意味着会起冲突
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整个大的架构应该说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支撑它的仍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那几大支柱——IMF、WB和WTO这几个机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谈变革呢？我们谈的变革主要指的是什么？
我们主要是从国际经济规则的角度来理解的。因为国际经济秩序主要还是建立在一定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下面我们再谈的内容主要就是从规则变革的角度来理解现在国际经济秩序到底有哪些变化，或者说有哪些变化的趋向。对于国际经济规则方面的变化，我认为目前有这么几个迹象或者特点：
第一，经济的“再全球化”。以前我们说的全球化指的是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全球化进程，讲的是要素跨越国界的自由流动。而现在乃至将来的全球化则是一种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全球化，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再全球化”。今天我们谈的全球化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谈的是自由贸易，现在谈的是公平贸易。什么叫公平贸易？就是得有一定规则。现在所有旧规则的变动、新规则的构建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发生的。
第二，一些新的规则正在酝酿，并且对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大家可以从不同领域观察，现在不管是贸易领域还是投资领域，都出现了或正在出现一些新的规则。
是的。一个是标准发生了改变。比如，一方面，规则更全面了。说过去多边贸易谈判集中于关税谈判，也可以说是“边界措施”谈判；但是现在更多的会涉及非关税谈判，或者说“边界内措施”的谈判，涉及包括服务贸易、投资条款、环境条款、竞争政策等。另一方面，规则深化了。例如，尽管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有关贸易的知识产权协定，但是目前美国推动的TPP涉及的知识产权的标准更高，如专利保护期更长等。另一个是规则相互联系在加深。TPP推动了更高的标准，尽管东亚合作达不到这么高的标准，但是东亚合作也在TPP的压力下，尝试探索开放更多的服务贸易，同时对投资条款的限制也进一步放松了；与此同时，TPP也吸收了“亚洲经验”，在谈判过程中也开始考虑一些领域的技术转让和合作等，这在以前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是很少发生的。
对。我再接着说第三个特点，那就是新兴经济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规则的制订，是国际规则的一个新趋势。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基础都是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现在，新兴经济体对参与规则制订的诉求增加了，而且参与规则制订的能力也在提升。新兴经济体既有诉求又有能力，对未来规则的制订甚至主导未来的规则所起到的作用就会提升。
回到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问题，我们认为其直接推动力量有两个：一是我们都谈到的新兴经济体，另一个则是发达经济体。当然，发达经济体存在这样一种考虑，那就是要应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从直接的规则变化来说，实际上的推动力量仍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它要建立一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有利的新的规则体系。
这也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规则的重要性。就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但如果世界还是奉行一套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国际规则，新兴经济体仍将处于不利的地位。现在发达经济体仍然努力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起主导作用，这个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支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这些规则，有一些是零和的，如综合实力的排序、一些国际机构的投票权分配以及能源资源的获取等；也有一些是非零和的，如贸易、投资、气候变化等领域，大家都可以从相互合作中受益。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济秩序是一个大的架构，在这个大的架构下还可以形成很多次一级的体系。这个次一级的体系主要包括区域经济秩序，此外新兴经济体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形成次一级的国际体系。
对于金砖国家的意义，就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它为建立成一种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次一级经济秩序提供可能。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如果从经济实力上来说金砖国家应该不会对其构成太大的挑战，但如果金砖国家带动一批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个与以美国主导的发达经济体构建的世界经济秩序相平行的体系，那就是他们所担心的了。比如谈到TPP、TTIP这些机制时，有人就用了“ABC”这样一个词——Anyone But China(中国除外)；还有人说是“ABB”——Anyone But BRICS(金砖国家除外)。TPP和TTIP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规则变革中的两个重要倡议，如果都将金砖国家排斥在外，那影响就会很大。随着这几年金砖国家的合作逐步深入，它有可能建立一个与发达国家体系相平行的体系。
我同意在某些领域内，相对于其他领域更容易呈现出“零和”的竞争态势，如国际金融秩序。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就是在战后将一切“清零”后建立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成是“零和博弈”的产物。还有，TPP、TTIP为代表的新一轮高标准规则的“再全球化”，可能会在全球塑造一个平行的体系：一边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规则体系，一边是维护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权益的规则体系。但我还要坚持我的观点：即使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产生平行体系，它也不一定是冲突性的。有时候需要改变“零和”的思维来看待问题。
我们在跨区域层面上在几个新兴国家之间推动“金砖建设”，在区域层面上推进东盟“10+3”发挥作用，都反映了我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努力。批评金砖合作“排他”的质疑者需要认识到，之前的G7等经济治理组织，也是没有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参与的。金砖合作和G7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一部分，两者可以是合作性的，而非冲突性的。G20墨西哥峰会时，就形成了“G20大峰会”前先召开“小峰会”的局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先开一个小会，G7也开了一个小会，但两边分别进行预备会议的这种做法并没有破坏两者最后在G20这个层面上的合作，相反在一定意义上更加推进了两者在G20层面上的合作。发达国家可以提出自己关心的议题，通过金砖国家这个平台我们也可以提出我们关心的议题，我们的诉求跟发达国家的诉求不一定是冲突性的，而且我们要求改变的只是那些非中性的国际制度，而不是那些对大家都有利的中性国际制度。我们追求的只是制度公平。事实上，我国也是一些中性国际制度的受益者。非中性国际制度的存在，阻碍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例如，金砖国家的人口占世界的42%，外汇储备占到4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为21%，但在IMF，金砖五国表决权全部加总起来只有11%，而美国一国却独占了近17%的表决份额。
目前金砖国家在巴西举行的峰会取得了显著成果，全世界都看到了新兴国家在跨区域合作这个层面上做出的制度创新等。其实，金砖国家的目标并不是要去挑战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是因为原来单一的美元体系存在一些风险。金砖国家在金融治理上做出努力，是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的发生对成员国带来巨大的外部损害，比如，避免以前出现过的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改善自身经济状况、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金砖国家这个层面的作为，来推动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防止美元无限制地量化宽松，导致汇率波动较大，进而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等。
金砖国家在金融方面做出的一些努力，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治理平台上的努力而言，机制化程度稍高一些。迄今所收获的许多成果，对已有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来说，不但不是冲突性、破坏性的，反而是促使它更加完善的助推力。
在WTO里，谁也抵挡不住美国吗
国际金融体系锁定效应特别显著
国际经济秩序有一个传统的命题，简单来说就是指三个方面——贸易、投资和金融。从具体领域来看，比如像贸易规则、投资规则、金融规则，有哪些新的迹象？包括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体系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贸易投资规则正处在剧烈的变动期。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贸易投资规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自从2008年美国加入TPP之后，就产生了这些新的规则——从所谓的知识产权、服务投资，到环境、劳工、竞争政策、电子商务、政府采购、规则一致性、安全标准，等等。我们可以看到，70%的规则是边界内措施，也就是说和国内规制有关系。2008年出现这样一个事情并不意外，因为WTO多哈回合在这一年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然后又有了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它在TPP上发力。很显然，TPP是一个载体，它代表了一种新的贸易规则或者是一种新的贸易规范。从客观上来看，大多数的规范事实上和我们需要改革的东西在领域上是重合的，因此不得不说，它指向的可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那么这种规范——如果TPP达成的话，有没有可能演化为下一轮新的国际规则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乌拉圭回合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美国就希望新一轮的谈判能解决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问题。但当时欧共体没有答应谈判，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一体化。美国非常着急，就启动了美加自贸区谈判；这又让欧洲感受到了美国的压力，于是他们才同意开启新一轮的谈判，即乌拉圭回合。
大家都知道，农业政策是欧美当时博弈的一个焦点，欧洲补贴性很强的共同农业政策等导致了美欧在这个问题上迟迟不能达成妥协，1992年谈判基本上面临崩溃的局面。也就是在这一年，欧共体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成立。这样一个在经济总量上可以媲美美国的经济体显然在GATT里面对美国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于是美国把“美加自由贸易区”扩展为“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实际上是给欧盟一个信号：“你可以拖，我也可以拖。我还有其他的选择，你不跟我签，我会跟墨西哥签，我跟墨西哥签完以后接着跟美洲去签，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这样的一个信号，对欧盟构成了很大的压力，造成了欧盟在1993年最终向美国妥协，乌拉圭回合协定才最终得以达成。
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开始，美国就提出很多贸易新议题，希望能够主导推动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但2002年中国提出来中国—东盟自贸区，紧接着韩国和日本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分别同东盟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此时美国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WTO谈判面临障碍推不下去，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新兴贸易集团的挑战。因此，美国就提出了“开创东盟事业倡议”，分别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进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美国仍然试图采用当时在乌拉圭回合时的做法，就是用双边或者小多边去撬动多边，即“你们不谈，可以，我自己另起一摊儿”。
但是自从“开创东盟事业倡议”在2006年左右陆续谈判失败后，2008年美国被迫加入TPP。对此，东盟、中国、日本都受到了极大刺激。因为东盟的文莱、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国都加入了TPP，这对东盟而言是一种分裂。中国、日本也都非常着急，因为都怕被边缘化。因此，东盟在2011年提出一个方案叫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两国也非常欢迎。结果上来看，RCEP显然代表了一个新兴的东亚贸易集团。不过，RCEP和TPP的两种规则不是相互竞争的，应该说是各有侧重——RCEP注重货物贸易，而TPP注重边界内措施(知识产权、投资、服务、竞争政策)。
为了应对多边贸易谈判中出现的新兴的东亚贸易集团，美国和欧洲提出建立欧美就业和增长高级工作组，以研究如何维护和加强当前的多边贸易体系，随后该工作组就提出了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TTIP)的方案。紧接着，2013年美欧开始针对该方案进行谈判。现在美国在WTO里面推美国的规则，起码有两个手段：一个是TPP，一个是TTIP，加在一起绝对比其他任何的贸易集团都要大。如果两个都能够达成的话，那么下一步在WTO里面推动规则谈判，没有哪个国家是美国的对手。
铭辉将这些年国际贸易投资领域各方关系的变化调整梳理得很清楚了，那我就分析一下这几年在国际金融领域发生的并很可能对将来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件事情。
第一，刚才已经谈到，支撑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IMF、WB等国际机构的基本架构没变，但它们均进入了一个改革和调整期。2010年IMF进行了份额改革和治理结构改革，虽然调整不大并且其落实受到美国的阻挠，但它代表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权利的趋势。
第二，金砖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的建立。虽然目前它们只是对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提供一种补充，但将来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并且随着规模的扩大以及更多的经济体参与其中，它对WB、IMF的替代作用将会更加凸显。以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
第三，货币合作。现在货币合作的一个特点，我用“纵横交错”来概括。什么意思？以前的货币合作主要在发达经济体之间进行，如今在新兴经济体之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合作趋势。这是未来货币体系一些新的动向。
跟贸易投资相比较，国际金融体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锁定效应特别显著。在贸易投资领域，实力与主导权之间的时间差很小；但在金融领域就不是这样，存在较大时间差。例如，一战后美国就确立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但美国取代英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则是在二战之后。从这个方面来说，国际金融规则的变化难度相对要大一些，从货币金融上反映一国综合实力经历的时间要长一些。这也表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变难度更大。
总的来说，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最早是美元跟黄金挂钩，世界其他的国家货币直接跟美元发生联系；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原来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时候，美元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脱钩之后，实际上的一个趋向是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加强了，而不是被削弱。为什么这么说？以前美元的地位还需要有一定的黄金储备作为支撑的力量，现在不需要这个基础了，美元直接就能够成为主导货币。这样一来，美元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方向性的逆转，而且美元所受的束缚反倒减少了。但也应该看到的是，这也为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为各种不同的货币之间的竞争提供了一定的可能。
人民币国际化，是“推”进的还是中国综合实力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
说到这里，应该谈一下我们自己的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
这大半年来，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议论又达到了一个新的热度。做一些国际比较就会发现，人民币国际化可能首先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现在让欧美使用我们的人民币或者储备人民币，可能并不现实。人民币国际化，要把它看成一个长期的进程，要从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做起，等到将来中国的实力到了一定程度，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还是那句话，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实践要跟中国自身的实力相适应。
刚才说了，美国GDP超过英国与美元代替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人民币想做计价货币、储备货币——而不只是结算货币，可能这个路程比一般人想象得还要远一些。从历史看今天，会看得更清楚些。
同时我们也要反思：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我们“推”出去的还是中国综合实力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如果现在加大力度去“推”，能不能取得相应的效果？我认为，现在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上，而不是简单地在人民币国际化做大做强上使劲儿。一方面，很难说在这点上有什么好的措施；另一方面也得想想：这样的努力会不会适得其反？现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话题很热，而且多数人主张继续加大力度去“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冷静下来思考：当前所“推”的人民币国际化给我们带来的收益究竟有多大？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如果这样，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人民币国际化包含三个层面——结算货币、计价货币还有储备货币。如果去“推”，只有第一个方面有能力去“推”，但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后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现在是很难去“推”的。之前在叙利亚问题、伊拉克问题上，都听到过“放弃美元计价”的说法，但并没有成为现实。本来说中日之间要签订一个货币合作协议，但钓鱼岛问题尖锐后，也就黄了。
我同意秀军讲的，以人民币去计价、定价，这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关键处。如果国际上流通的大宗商品完全可以用人民币来定价，而不是用美元，那人民币才真正具有权利背景。这是一种市场自发的结果。想要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国内也得改革，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到最后，实际上很多改革的内容是国内改革。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按照符合中国总体利益发展的规律来进行，而不是说出于某种局部的利益考虑。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更多的通盘经略。
G20、BRICS带来了全球治理平台的变化，影响深远
两位把各个领域内经济治理的情况都谈得很清楚了，那我就谈点儿经济治理平台的内容，主要谈谈G20和金砖合作。G20成立于1999年，但是真正开始发挥作用是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展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全球各国认识到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所以就开始谈如何使G20更好地发挥作为重要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作用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所以我想在这里谈一下它独特的新特征。
首先是非正式性。以前我们在谈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的时候，都是要看它的机制化程度、秘书处设置以及工作人员的选拔。尽管G20是这两年来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治理平台之一，但是它并没有常设的秘书处和固定的工作人员，很多倡议都是要依靠其他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去实施。所以说它具有非正式性，而正是这种非正式性为成员国提供了很多自由交换意见、自由交流的机会，使一些问题可以全部拿出来在这个平台上畅谈。
我插一句。对这个非正式性特点，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战后建立的IMF等国际组织，都是非常正式的。现在出现了这么多的非正式组织，原因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表明：很难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主导建立一个正式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这就说明，现在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达到说一不二的地位，已经不太现实了。第二个能说明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国际经济体系还处在调整、变革和转型当中。
我接着说第二个特征，那就是多元化。G20成员国的类型丰富，除了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也进来了。重视成员国多元化兼顾到了组织的包容性，但这同样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组织内部可能有一些难以谈拢的差异性存在，各个国家经济治理的理念也可能不一样。如何能使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的成员国在G20平台上有效对话，在保持各国差异性的基础上维持G20这个平台的有效运作是关键。
第三个是议程设置。国际组织主导权的争夺主要是围绕组织议程设置权的争夺，G20也会面临设置议题的问题。一般在每年峰会之前，会有一些小组会的讨论，一些“横向”并存的国际组织也会参与到G20会议议题设置这项工作中来。谁设置了议题，谁就掌握了先发优势。这就会涉及议题是不是中性的问题，是不是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的问题。此外，也会引发我们对是否已经具有议题设置能力的深思，是否可以提出对新兴国家和全球有利的且能够放到这个平台上进行有效讨论的议题。
第四个是大多边治理的效率问题。谈公平，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真正的公平是大家都来参与。G20由于其独特的平台优势，会吸引很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因此它是一个重要的多边组织平台。但G20也可能会像其他所有的国际组织一样，在运作中面临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参与的成员多了，多边“放大了”(大多边)，搭便车的人就多了，其效率就可能会降低。
再谈谈金砖合作机制。金砖机制提供了一种跨区域合作的治理模式，它覆盖了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几个大洲的范围。特别要指出的是，今年的金砖峰会结束后，我们跟拉美国家还有一个会议，讨论金砖国家跟拉美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可见，金砖合作可以辐射到更大的范围中去，将合作扩大到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几个大洲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而非局限在金砖成员国之间。通过金砖国家这个平台，把合作的范围拓展得更大了，更加说明金砖合作是一种跨区域合作的重要尝试。围绕金砖国家，我们会听到各式各样的言论，有的乐观积极，有的却担忧金砖褪色。至于它今后的效果怎样，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前面已经谈了金砖合作在贸易、金融等领域维护成员国权益所起到的作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金砖机制对国际大宗产品的市场稳定也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2010年之后，粮食、矿产、金属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可以用高位波动来形容价格的不稳定状态。在金砖机制这个平台上，通过成员国的倡议、合作，在一定范围内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增加产能，同时还能加强生产国、消费国的对话，稳定供需关系，还有就是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等。特别是这两年还有一些新的需求，例如针对大宗商品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需要进行监管，避免出现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这些工作都可以通过金砖国家这个平台来做，最终达到使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在一定范围内相对稳定的效果。同时，金砖层面上也有一些交易所联盟等非正式的机构，一些合作都在开展。因此，金砖机制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的，同时致力于推动跨区域合作、又注重与发达经济体进行对话的治理平台。
金砖国家还有辐射作用。金砖国家目前只有五个成员，但这五个国家均可以作为一个中心，能够将所在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带动起来。这是有一定现实支撑依据的。比如说去年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峰会就形成了一个金砖国家与非洲之间的合作框架，这样就把非洲联系起来了；今年又谈到了金砖国家跟拉美的合作；将来还会涉及更多国家。这五个金砖国家都是区域大国，能够发挥辐射作用。所以金砖机制不仅是五个国家的合作，它可以作为一个支点，通过“BRICS+N”的形式发挥辐射作用，带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与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建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网络。
怎么办：另起炉灶还是顺势而为？
新兴经济体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来，要求改变非中性的国际经济制度，体现了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上升改变了原有的结构、跟旧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之间就会出现“不平衡”的状态这一事实。因为这种不平衡的存在，有必要动态地对原有的治理结构做出一些调整，包括贸易规则、金融秩序等，淡化它的非中性。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我们已经置身其中，这是我们不能选择的事实。规则的全球化，是“游戏规则”在全球的推广。如果治理制度在源头上就是非中性的、不公平的，那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又该如何维护自身利益呢？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都是被动地在适应规则。今天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际上是一个我们主动地塑造公平和中性规则的重要转变。从被动到主动，从源头上杜绝非中性制度的潜在危害。同时我们会发现，我们适应这些既有的规则已经花费了很长的时间；等到我们真正适应了旧规则的时候，新规则又出来了，我们还需要不停地去了解、适应新的规则。而我们在全球层面上适应的规则，真正拿到国内企业的层面上来——如果做一个统计，结果可能很让我们吃惊：企业层面上运用近期谈判中谈妥的国际规则的比例特别低，甚至不到10%。我们这样不停而且被动地去接受、适应规则的模式应该做一些调整。因此，新规则产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还需要及时有效地向企业传授知识，使我们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能够有效利用新规则展开维权，让规则的红利落到实处。
我们一直跟在发达国家后面去适应他们制订的规则，这是个客观事实，但这也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很大关系。发达国家知道发展中国家这个阶段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他就利用新的规则来束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个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是“先行者优势”嘛，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是一个经济小国，那么我们作为这样一个规则接受者，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太大，这就会引起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一生产什么东西，该产品的原料价格肯定会上涨，而其成品的价格一定会下跌，所以会导致很多问题的存在。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决定了它不太可能仅仅作为一个规则接受者，只要中国参与了全球化，它一定会对国际经济规则产生重大影响。照过往的经验看，只是有一些新兴事物出现而没有形成大挑战的时候，以前的那些规则没有什么大问题，还会被沿用。战后国际贸易领域一直有新事物出现，但体现在GATT、WTO规则方面的屈指可数。而现在，中国作为一个“挑战者”出现了，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在美国眼里，如果未来会有个国家取代其地位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而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有实力阻断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国家，如果只说一个，也就非美国莫属了。所以，两国存在着一种客观上的互相竞争关系。
由此，我们不能一味追随美国。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有两个：第一个是要适应。发达国家制订的有些规则确实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要适应这些规则，在适应中不断提升自己；第二，我们要有一定的创造性。我们可以在有能力的时候另辟蹊径，建立一个次一级的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怎样与传统的发达国家以及非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形成一个合作态势的竞争关系，或者说友好态势的竞争关系，这点很重要，也会是一个长久的话题。
现在中国的强项仍然是经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应该还是以加强经济合作为主，在这个过程中拿出我们的强项，推动制订符合新兴经济体利益的规制。这种规制不一定非要强调传统式的，比方说非得是某种贸易规则(类似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不一定非要这样子，我们可以在能力建设、基础设施等方面多做文章，可以推动地区共同繁荣发展，可以加强技术的交流和合作。
归结到一点，现有的国际秩序或者说国际经济规则是有问题、有弊端的，有它不合理之处。但我们现在完全把它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一方面不可能，另一方面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不符合我们利益的。现有的国际秩序对维护国际经济的安全、稳定、发展，还是有一定历史贡献的，而且目前仍在起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推动它发生变革，还是要努力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此，我们现实的选择是“渐进改革，增量改革”。“渐进改革”就是一步一步地来，我们能改的地方先改，不能改的地方还得要沿用原来的架构。“增量改革”就是说，原来的利益分配规则已经在那儿了，不好变动，我们现在努力把蛋糕做大，把做大的部分再公平来分。从这两个方面来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
中国要为WTO建设添砖加瓦
在现阶段，中国没实力、也没意愿要跟美国对着干，毕竟中国从既有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里受益很多。美国总在指责中国一只脚踏在WTO之内、一只脚踏在WTO之外，意思就是说中国享受了WTO的最惠国关税，享受了这么多的好处、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市场，但中国却不愿意履行职责，不愿意开放更多的服务贸易或政府采购市场等。
我个人认为，下一阶段，多边贸易体系对中国来说仍十分重要。再过十年，中国也不太可能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变成服务业大国。从这个角度来说，WTO对中国仍然至关重要。MFN(最惠国关税)规制的是货物贸易，而制造业层面涉及的就是货物贸易。MFN是全球范围内使用最多的关税，比任何一个自由贸易区的优惠关税的使用率都高，由此获得的市场准入也是最多的。如果靠签双边协定的话，我们得签160个左右！还有，目前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涉及国家最多的，国际约束力也比较强。因此对中国来说，如果WTO“消失”了，那我们的损失将不可估量。
因此，未来十年，中国不仅要好好维护WTO，还要给WTO建设添砖加瓦。这就表明了中国的角色要改变，不能继续和以前一样，一到多哈回合谈判的时候就先和印度、巴西绑在一起，与美国对着干，采取“拖、拉、扯”的做法。中国的角色要转变。如果中国不想看到出现以TPP为主导的规则的话，那就要给WTO添砖加瓦，让WTO存活下去，让它保持活力。而这种活力就需要一些新的规则，这些规则也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就像中国跟东盟要升级自贸区一样。伴随着双方经济发展，中国和东盟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进一步开放市场。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动态发展的，不能总说“谈知识产权一定不好，谈服务贸易一定不好”，那就不客观了。中国挡不住这种大趋势，何况中国自身的竞争优势也在不断变化。国家人口信息中心的数据，未来十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即约10亿人，随后略微有所下降。如果以15～59岁计算劳动年龄人口，中国劳动力形势更加严峻——中国早在2011年就达到了峰值水平9.2亿人。这时候中国的工资水平会迅速上升，代价就是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减小，部分制造业的优势也受到了影响。有数据显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正在向越南、印尼等其他国家转移。如果这个时候抱残守缺，恐怕能熬五年也就不错了，所以说我们要在WTO谈判中“转变角色”。
从区域来说，中国目前最佳的选择还是经营周边。包括中日韩自贸区，能推多少就推多少；日本方面有问题，那就先推中韩自贸区，以撬动日本。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RCEP，这是我们的一个支点。经营周边，一方面能增强双边的经济紧密度，促进下一步货币更加的一体化；另一方面，也能够增强我们在多边谈判中和美国讨价还价的实力。可以预见，下一轮谈判的规制对象一定是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我们需要认清事实，做好谈判的准备。但这种讨价还价，应该是平和式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和发达国家集团针锋相对式的。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特征，决定了中国在下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可以处于一个中间位置，有时候向印度方面摆，有时候向美国方面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为维护互利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尽快取得平衡和全面成果、实现发展目标的建设性力量。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讲到要转变角色，是要从多边贸易体制的参与者转变为领导者，主导未来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2013年6月，时任WTO总干事拉米曾表示，中国是新兴国家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桥梁，希望中国在多边贸易领域更积极地发挥领导作用，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大型经济体共同制定新的全球贸易议程。这种转变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中国的贸易地位历史性提升。2013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额达到4.1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二是美国对多哈回合谈判的消极态度。这成为掣肘实现多哈回合谈判目标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不仅要体现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上，还要体现在引领国际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作者介绍：徐秀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沈铭辉，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APEC与东亚合作中心副主任、秘书长；任琳，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亚娟，《世界知识》编审
作者：徐秀军沈铭辉任琳王亚娟
世界知识 2014年11期
时光倒流70年，炎热的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叫布雷顿森林的地方，参加筹建联合国的44国政府的代表集聚一堂，在经过激烈争论后签订了“布雷顿森林协议”，由此诞生了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创建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
世界发展变化的脚步一刻也不会停歇。70年后的今天，“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已很少被提及，谈论更多的是“全球经济治理”。人们感受到了其中的潮流涌动，或明或暗，时而强劲时而舒缓。
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是不是已经倒下？战后国际经济的“旧”秩序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了？那些涌动的潮流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我们又该为全球经济的“新”治理做些什么……
——《世界知识》编者手记
全球经济治理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剪不断，理还乱？
“全球经济治理”是近些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而在此之前，人们在表达类似意思时会使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这个说法。下面的这几句话我们都很熟悉：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也由此诞生了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贸总协定(GATT，1995年被WTO取代)、世界银行(WB)，统管全球金融、贸易、发展领域的问题。那么，“全球经济治理”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不是“楚河汉界”式的那样界线分明呢？我认为不能这么简单机械地来认识这个问题。如今，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三大支柱依然在发挥作用，只是近几年来国际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旧秩序下无法很好地得到解决，旧秩序需要修正、补充和完善，由此才产生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它既是个经济概念，也是个政治概念。
从1986年开启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时起，三大支柱的根基就开始产生动摇。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三大支柱都强调自由经济，这是出于战后美国对欧洲进行救助、防范苏联的考虑。三大支柱，其实质就是“经济北约”。当然，苏联也针对性地有自己的贸易体系——经济互助委员会。由此看出，三大支柱或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安排是有政治根基的。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个政治根基没了——没有了共同敌人，昔日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们也就没那么大的动力了。产生三大支柱的政治根基已经动摇。
接下来，在经济方面，美国的挑战者相继出现。随着诸如日本、欧盟、新兴经济体的出现，美国在多边体系下的掌控力受到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势头强劲的日本对美国产生了挑战；欧盟通过形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美国产生了挑战；最新一批挑战者——新兴经济体的出现更是大大增加了对美国的冲击。2004年左右，以中国、印度、东盟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当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只占到美国的28%左右；2008年就已经达到美国的50%左右；2012、2013年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美国在IMF、WB、WTO里面的权利显然是过大了。当然，与此类似，在三大支柱的议程安排以及标准、规则制订等方面，美国同样受到了新兴经济体的挑战。
相比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比较新。究竟该如何界定“全球经济治理”，使之区分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提法，仍然存在争议。“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明确提出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纵观国际经济秩序所经历的几个发展阶段。广义上讲，“全球经济治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就有了，只是那个时候的提法是“全球经济合作”和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对于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我将其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5-1975年，这是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建立了IMF、WB、GATT。这个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努力建设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进多边贸易的自由化。
第二阶段是1975-2008年，以发达国家集团成立七国集团(G7，后来由于俄罗斯加入变为G8)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个阶段，全球层面上有一些常规性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协调。发达国家集团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呼吁通过改善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劣势地位维护自身权益，这是本阶段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三阶段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8年下半年，出现了一些对既有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质疑：一方面是对其有效性的质疑，另一方面是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对合法性的质疑主要是因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是以发达国家集团为中心的——实际上仅以G7为中心，仅反映发达国家群体的利益诉求，由此该经济秩序的代表性存在不足，国际社会对其存在的合法性就会产生质疑。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大家认识到，如果没有新兴国家的参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效的政策协调，真正实现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稳是很难实现的。考虑到这些因素，2008年的G8峰会决定在该年召开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很多研究指出，只有到了国际经济秩序的第三个阶段，即2008年之后到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才开始形成，真正实现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一道，在全球范围内对金融进行监管，对宏观经济进行监控。同时，在反思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上，要不要对IMF等国际机构不均衡的投票份额设置进行改革，这些类似的话题都在以G20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上被提了出来。
对比“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经济治理”这两个概念，我们会发现，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一个慢慢演化的过程，直到最近才出现了全球经济治理这样一个概念，全球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是逐步完善的。围绕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也是有很多质疑的，即使到2008年之后的这个阶段，全球经济治理依然是一个不成熟的概念。一些人认为，商品、货币、规则等经济元素的流动，特别是“规则的全球化”，还主要是局限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换句话说，用来治理全球经济的规则，仍然具有“亲西方性”。所以说，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到底是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学界和政策界还是有质疑的。由此，我们探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是否出现了剧变，还得结合国际经济秩序的整个演化历程，做一些细致的指标分析，然后再做出谨慎的判断，不能仅凭表象上出现的一些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就简单给出论断。
前面两位都提到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问题，那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究竟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趋势和特点呢？我认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经济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趋势日益凸显。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世界经济的多极化继续推进，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持续加深；二是全球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势头比较迅猛，尽管WTO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缓慢，但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大型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却如火如荼。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国家想要主导世界经济的难度进一步增加，我们就把这个界定为“去中心化”。
第二，全球经济和政治的联动性有所增强。一直以来，国际关系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影响，不过现在这个特点明显强化。比如去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它本来只是一个区域性的政治事件，但西方因此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俄罗斯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反制裁措施，这使得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关系跌入低谷，并可能对未来大国经济格局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由于美国等西方七国决定暂停俄罗斯的G8成员国地位，不排除俄罗斯将进一步强化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关系，现在已经呈现出这种迹象。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联动性进一步强化了。
第三，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赶超势头。现在有人唱衰新兴经济体，因为近两年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放缓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要看到，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双速增长”态势仍在延续。IMF数据显示，2013年新兴市场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占全球50.4%的份额。从这个规模上可以看出，这种格局的调整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而且这个势头在今年、在往后若干一段时期都会继续保持。今年4月IMF预测，2014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为4.9%，而发达经济体为2.2%，两者相差2.7个百分点。这表明新兴经济体赶超的势头在继续维持。长此以往，会对未来的经济格局影响很大。
总体来讲，当前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在发挥作用，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总体上也受到了挑战。一方面是因为支撑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另一方面是全球性问题的凸显。现在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大，全球性问题日益涌现。全球问题就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共同的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或者是少数国家，或者说单靠发达经济体是没法解决的。这样一来，就会导致现行的、主要是发达经济体主导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受到挑战之后必然会发生改变。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原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只是发达世界的经济秩序和体系，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是被动适应的角色。
变革，主要是从规则变革的角度来理解
平行体系不一定就意味着会起冲突
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整个大的架构应该说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支撑它的仍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那几大支柱——IMF、WB和WTO这几个机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谈变革呢？我们谈的变革主要指的是什么？
我们主要是从国际经济规则的角度来理解的。因为国际经济秩序主要还是建立在一定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下面我们再谈的内容主要就是从规则变革的角度来理解现在国际经济秩序到底有哪些变化，或者说有哪些变化的趋向。对于国际经济规则方面的变化，我认为目前有这么几个迹象或者特点：
第一，经济的“再全球化”。以前我们说的全球化指的是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全球化进程，讲的是要素跨越国界的自由流动。而现在乃至将来的全球化则是一种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全球化，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再全球化”。今天我们谈的全球化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谈的是自由贸易，现在谈的是公平贸易。什么叫公平贸易？就是得有一定规则。现在所有旧规则的变动、新规则的构建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发生的。
第二，一些新的规则正在酝酿，并且对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大家可以从不同领域观察，现在不管是贸易领域还是投资领域，都出现了或正在出现一些新的规则。
是的。一个是标准发生了改变。比如，一方面，规则更全面了。说过去多边贸易谈判集中于关税谈判，也可以说是“边界措施”谈判；但是现在更多的会涉及非关税谈判，或者说“边界内措施”的谈判，涉及包括服务贸易、投资条款、环境条款、竞争政策等。另一方面，规则深化了。例如，尽管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有关贸易的知识产权协定，但是目前美国推动的TPP涉及的知识产权的标准更高，如专利保护期更长等。另一个是规则相互联系在加深。TPP推动了更高的标准，尽管东亚合作达不到这么高的标准，但是东亚合作也在TPP的压力下，尝试探索开放更多的服务贸易，同时对投资条款的限制也进一步放松了；与此同时，TPP也吸收了“亚洲经验”，在谈判过程中也开始考虑一些领域的技术转让和合作等，这在以前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是很少发生的。
对。我再接着说第三个特点，那就是新兴经济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规则的制订，是国际规则的一个新趋势。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基础都是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现在，新兴经济体对参与规则制订的诉求增加了，而且参与规则制订的能力也在提升。新兴经济体既有诉求又有能力，对未来规则的制订甚至主导未来的规则所起到的作用就会提升。
回到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问题，我们认为其直接推动力量有两个：一是我们都谈到的新兴经济体，另一个则是发达经济体。当然，发达经济体存在这样一种考虑，那就是要应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从直接的规则变化来说，实际上的推动力量仍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它要建立一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有利的新的规则体系。
这也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规则的重要性。就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但如果世界还是奉行一套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国际规则，新兴经济体仍将处于不利的地位。现在发达经济体仍然努力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起主导作用，这个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支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这些规则，有一些是零和的，如综合实力的排序、一些国际机构的投票权分配以及能源资源的获取等；也有一些是非零和的，如贸易、投资、气候变化等领域，大家都可以从相互合作中受益。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济秩序是一个大的架构，在这个大的架构下还可以形成很多次一级的体系。这个次一级的体系主要包括区域经济秩序，此外新兴经济体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形成次一级的国际体系。
对于金砖国家的意义，就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它为建立成一种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次一级经济秩序提供可能。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如果从经济实力上来说金砖国家应该不会对其构成太大的挑战，但如果金砖国家带动一批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个与以美国主导的发达经济体构建的世界经济秩序相平行的体系，那就是他们所担心的了。比如谈到TPP、TTIP这些机制时，有人就用了“ABC”这样一个词——Anyone But China(中国除外)；还有人说是“ABB”——Anyone But BRICS(金砖国家除外)。TPP和TTIP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规则变革中的两个重要倡议，如果都将金砖国家排斥在外，那影响就会很大。随着这几年金砖国家的合作逐步深入，它有可能建立一个与发达国家体系相平行的体系。
我同意在某些领域内，相对于其他领域更容易呈现出“零和”的竞争态势，如国际金融秩序。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就是在战后将一切“清零”后建立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成是“零和博弈”的产物。还有，TPP、TTIP为代表的新一轮高标准规则的“再全球化”，可能会在全球塑造一个平行的体系：一边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规则体系，一边是维护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权益的规则体系。但我还要坚持我的观点：即使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产生平行体系，它也不一定是冲突性的。有时候需要改变“零和”的思维来看待问题。
我们在跨区域层面上在几个新兴国家之间推动“金砖建设”，在区域层面上推进东盟“10+3”发挥作用，都反映了我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努力。批评金砖合作“排他”的质疑者需要认识到，之前的G7等经济治理组织，也是没有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参与的。金砖合作和G7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一部分，两者可以是合作性的，而非冲突性的。G20墨西哥峰会时，就形成了“G20大峰会”前先召开“小峰会”的局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先开一个小会，G7也开了一个小会，但两边分别进行预备会议的这种做法并没有破坏两者最后在G20这个层面上的合作，相反在一定意义上更加推进了两者在G20层面上的合作。发达国家可以提出自己关心的议题，通过金砖国家这个平台我们也可以提出我们关心的议题，我们的诉求跟发达国家的诉求不一定是冲突性的，而且我们要求改变的只是那些非中性的国际制度，而不是那些对大家都有利的中性国际制度。我们追求的只是制度公平。事实上，我国也是一些中性国际制度的受益者。非中性国际制度的存在，阻碍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例如，金砖国家的人口占世界的42%，外汇储备占到4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为21%，但在IMF，金砖五国表决权全部加总起来只有11%，而美国一国却独占了近17%的表决份额。
目前金砖国家在巴西举行的峰会取得了显著成果，全世界都看到了新兴国家在跨区域合作这个层面上做出的制度创新等。其实，金砖国家的目标并不是要去挑战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是因为原来单一的美元体系存在一些风险。金砖国家在金融治理上做出努力，是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的发生对成员国带来巨大的外部损害，比如，避免以前出现过的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改善自身经济状况、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金砖国家这个层面的作为，来推动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防止美元无限制地量化宽松，导致汇率波动较大，进而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等。
金砖国家在金融方面做出的一些努力，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治理平台上的努力而言，机制化程度稍高一些。迄今所收获的许多成果，对已有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来说，不但不是冲突性、破坏性的，反而是促使它更加完善的助推力。
在WTO里，谁也抵挡不住美国吗
国际金融体系锁定效应特别显著
国际经济秩序有一个传统的命题，简单来说就是指三个方面——贸易、投资和金融。从具体领域来看，比如像贸易规则、投资规则、金融规则，有哪些新的迹象？包括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体系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贸易投资规则正处在剧烈的变动期。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贸易投资规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自从2008年美国加入TPP之后，就产生了这些新的规则——从所谓的知识产权、服务投资，到环境、劳工、竞争政策、电子商务、政府采购、规则一致性、安全标准，等等。我们可以看到，70%的规则是边界内措施，也就是说和国内规制有关系。2008年出现这样一个事情并不意外，因为WTO多哈回合在这一年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然后又有了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它在TPP上发力。很显然，TPP是一个载体，它代表了一种新的贸易规则或者是一种新的贸易规范。从客观上来看，大多数的规范事实上和我们需要改革的东西在领域上是重合的，因此不得不说，它指向的可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那么这种规范——如果TPP达成的话，有没有可能演化为下一轮新的国际规则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乌拉圭回合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美国就希望新一轮的谈判能解决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问题。但当时欧共体没有答应谈判，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一体化。美国非常着急，就启动了美加自贸区谈判；这又让欧洲感受到了美国的压力，于是他们才同意开启新一轮的谈判，即乌拉圭回合。
大家都知道，农业政策是欧美当时博弈的一个焦点，欧洲补贴性很强的共同农业政策等导致了美欧在这个问题上迟迟不能达成妥协，1992年谈判基本上面临崩溃的局面。也就是在这一年，欧共体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成立。这样一个在经济总量上可以媲美美国的经济体显然在GATT里面对美国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于是美国把“美加自由贸易区”扩展为“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实际上是给欧盟一个信号：“你可以拖，我也可以拖。我还有其他的选择，你不跟我签，我会跟墨西哥签，我跟墨西哥签完以后接着跟美洲去签，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这样的一个信号，对欧盟构成了很大的压力，造成了欧盟在1993年最终向美国妥协，乌拉圭回合协定才最终得以达成。
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开始，美国就提出很多贸易新议题，希望能够主导推动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但2002年中国提出来中国—东盟自贸区，紧接着韩国和日本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分别同东盟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此时美国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WTO谈判面临障碍推不下去，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新兴贸易集团的挑战。因此，美国就提出了“开创东盟事业倡议”，分别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进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美国仍然试图采用当时在乌拉圭回合时的做法，就是用双边或者小多边去撬动多边，即“你们不谈，可以，我自己另起一摊儿”。
但是自从“开创东盟事业倡议”在2006年左右陆续谈判失败后，2008年美国被迫加入TPP。对此，东盟、中国、日本都受到了极大刺激。因为东盟的文莱、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国都加入了TPP，这对东盟而言是一种分裂。中国、日本也都非常着急，因为都怕被边缘化。因此，东盟在2011年提出一个方案叫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两国也非常欢迎。结果上来看，RCEP显然代表了一个新兴的东亚贸易集团。不过，RCEP和TPP的两种规则不是相互竞争的，应该说是各有侧重——RCEP注重货物贸易，而TPP注重边界内措施(知识产权、投资、服务、竞争政策)。
为了应对多边贸易谈判中出现的新兴的东亚贸易集团，美国和欧洲提出建立欧美就业和增长高级工作组，以研究如何维护和加强当前的多边贸易体系，随后该工作组就提出了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TTIP)的方案。紧接着，2013年美欧开始针对该方案进行谈判。现在美国在WTO里面推美国的规则，起码有两个手段：一个是TPP，一个是TTIP，加在一起绝对比其他任何的贸易集团都要大。如果两个都能够达成的话，那么下一步在WTO里面推动规则谈判，没有哪个国家是美国的对手。
铭辉将这些年国际贸易投资领域各方关系的变化调整梳理得很清楚了，那我就分析一下这几年在国际金融领域发生的并很可能对将来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件事情。
第一，刚才已经谈到，支撑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IMF、WB等国际机构的基本架构没变，但它们均进入了一个改革和调整期。2010年IMF进行了份额改革和治理结构改革，虽然调整不大并且其落实受到美国的阻挠，但它代表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权利的趋势。
第二，金砖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的建立。虽然目前它们只是对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提供一种补充，但将来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并且随着规模的扩大以及更多的经济体参与其中，它对WB、IMF的替代作用将会更加凸显。以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
第三，货币合作。现在货币合作的一个特点，我用“纵横交错”来概括。什么意思？以前的货币合作主要在发达经济体之间进行，如今在新兴经济体之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合作趋势。这是未来货币体系一些新的动向。
跟贸易投资相比较，国际金融体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锁定效应特别显著。在贸易投资领域，实力与主导权之间的时间差很小；但在金融领域就不是这样，存在较大时间差。例如，一战后美国就确立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但美国取代英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则是在二战之后。从这个方面来说，国际金融规则的变化难度相对要大一些，从货币金融上反映一国综合实力经历的时间要长一些。这也表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变难度更大。
总的来说，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最早是美元跟黄金挂钩，世界其他的国家货币直接跟美元发生联系；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原来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时候，美元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脱钩之后，实际上的一个趋向是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加强了，而不是被削弱。为什么这么说？以前美元的地位还需要有一定的黄金储备作为支撑的力量，现在不需要这个基础了，美元直接就能够成为主导货币。这样一来，美元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方向性的逆转，而且美元所受的束缚反倒减少了。但也应该看到的是，这也为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为各种不同的货币之间的竞争提供了一定的可能。
人民币国际化，是“推”进的还是中国综合实力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
说到这里，应该谈一下我们自己的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
这大半年来，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议论又达到了一个新的热度。做一些国际比较就会发现，人民币国际化可能首先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现在让欧美使用我们的人民币或者储备人民币，可能并不现实。人民币国际化，要把它看成一个长期的进程，要从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做起，等到将来中国的实力到了一定程度，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还是那句话，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实践要跟中国自身的实力相适应。
刚才说了，美国GDP超过英国与美元代替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人民币想做计价货币、储备货币——而不只是结算货币，可能这个路程比一般人想象得还要远一些。从历史看今天，会看得更清楚些。
同时我们也要反思：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我们“推”出去的还是中国综合实力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如果现在加大力度去“推”，能不能取得相应的效果？我认为，现在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上，而不是简单地在人民币国际化做大做强上使劲儿。一方面，很难说在这点上有什么好的措施；另一方面也得想想：这样的努力会不会适得其反？现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话题很热，而且多数人主张继续加大力度去“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冷静下来思考：当前所“推”的人民币国际化给我们带来的收益究竟有多大？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如果这样，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人民币国际化包含三个层面——结算货币、计价货币还有储备货币。如果去“推”，只有第一个方面有能力去“推”，但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后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现在是很难去“推”的。之前在叙利亚问题、伊拉克问题上，都听到过“放弃美元计价”的说法，但并没有成为现实。本来说中日之间要签订一个货币合作协议，但钓鱼岛问题尖锐后，也就黄了。
我同意秀军讲的，以人民币去计价、定价，这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关键处。如果国际上流通的大宗商品完全可以用人民币来定价，而不是用美元，那人民币才真正具有权利背景。这是一种市场自发的结果。想要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国内也得改革，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到最后，实际上很多改革的内容是国内改革。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按照符合中国总体利益发展的规律来进行，而不是说出于某种局部的利益考虑。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更多的通盘经略。
G20、BRICS带来了全球治理平台的变化，影响深远
两位把各个领域内经济治理的情况都谈得很清楚了，那我就谈点儿经济治理平台的内容，主要谈谈G20和金砖合作。G20成立于1999年，但是真正开始发挥作用是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展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全球各国认识到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所以就开始谈如何使G20更好地发挥作为重要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作用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所以我想在这里谈一下它独特的新特征。
首先是非正式性。以前我们在谈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的时候，都是要看它的机制化程度、秘书处设置以及工作人员的选拔。尽管G20是这两年来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治理平台之一，但是它并没有常设的秘书处和固定的工作人员，很多倡议都是要依靠其他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去实施。所以说它具有非正式性，而正是这种非正式性为成员国提供了很多自由交换意见、自由交流的机会，使一些问题可以全部拿出来在这个平台上畅谈。
我插一句。对这个非正式性特点，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战后建立的IMF等国际组织，都是非常正式的。现在出现了这么多的非正式组织，原因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表明：很难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主导建立一个正式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这就说明，现在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达到说一不二的地位，已经不太现实了。第二个能说明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国际经济体系还处在调整、变革和转型当中。
我接着说第二个特征，那就是多元化。G20成员国的类型丰富，除了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也进来了。重视成员国多元化兼顾到了组织的包容性，但这同样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组织内部可能有一些难以谈拢的差异性存在，各个国家经济治理的理念也可能不一样。如何能使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的成员国在G20平台上有效对话，在保持各国差异性的基础上维持G20这个平台的有效运作是关键。
第三个是议程设置。国际组织主导权的争夺主要是围绕组织议程设置权的争夺，G20也会面临设置议题的问题。一般在每年峰会之前，会有一些小组会的讨论，一些“横向”并存的国际组织也会参与到G20会议议题设置这项工作中来。谁设置了议题，谁就掌握了先发优势。这就会涉及议题是不是中性的问题，是不是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的问题。此外，也会引发我们对是否已经具有议题设置能力的深思，是否可以提出对新兴国家和全球有利的且能够放到这个平台上进行有效讨论的议题。
第四个是大多边治理的效率问题。谈公平，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真正的公平是大家都来参与。G20由于其独特的平台优势，会吸引很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因此它是一个重要的多边组织平台。但G20也可能会像其他所有的国际组织一样，在运作中面临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参与的成员多了，多边“放大了”(大多边)，搭便车的人就多了，其效率就可能会降低。
再谈谈金砖合作机制。金砖机制提供了一种跨区域合作的治理模式，它覆盖了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几个大洲的范围。特别要指出的是，今年的金砖峰会结束后，我们跟拉美国家还有一个会议，讨论金砖国家跟拉美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可见，金砖合作可以辐射到更大的范围中去，将合作扩大到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几个大洲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而非局限在金砖成员国之间。通过金砖国家这个平台，把合作的范围拓展得更大了，更加说明金砖合作是一种跨区域合作的重要尝试。围绕金砖国家，我们会听到各式各样的言论，有的乐观积极，有的却担忧金砖褪色。至于它今后的效果怎样，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前面已经谈了金砖合作在贸易、金融等领域维护成员国权益所起到的作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金砖机制对国际大宗产品的市场稳定也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2010年之后，粮食、矿产、金属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可以用高位波动来形容价格的不稳定状态。在金砖机制这个平台上，通过成员国的倡议、合作，在一定范围内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增加产能，同时还能加强生产国、消费国的对话，稳定供需关系，还有就是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等。特别是这两年还有一些新的需求，例如针对大宗商品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需要进行监管，避免出现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这些工作都可以通过金砖国家这个平台来做，最终达到使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在一定范围内相对稳定的效果。同时，金砖层面上也有一些交易所联盟等非正式的机构，一些合作都在开展。因此，金砖机制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的，同时致力于推动跨区域合作、又注重与发达经济体进行对话的治理平台。
金砖国家还有辐射作用。金砖国家目前只有五个成员，但这五个国家均可以作为一个中心，能够将所在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带动起来。这是有一定现实支撑依据的。比如说去年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峰会就形成了一个金砖国家与非洲之间的合作框架，这样就把非洲联系起来了；今年又谈到了金砖国家跟拉美的合作；将来还会涉及更多国家。这五个金砖国家都是区域大国，能够发挥辐射作用。所以金砖机制不仅是五个国家的合作，它可以作为一个支点，通过“BRICS+N”的形式发挥辐射作用，带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与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建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网络。
怎么办：另起炉灶还是顺势而为？
新兴经济体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来，要求改变非中性的国际经济制度，体现了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上升改变了原有的结构、跟旧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之间就会出现“不平衡”的状态这一事实。因为这种不平衡的存在，有必要动态地对原有的治理结构做出一些调整，包括贸易规则、金融秩序等，淡化它的非中性。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我们已经置身其中，这是我们不能选择的事实。规则的全球化，是“游戏规则”在全球的推广。如果治理制度在源头上就是非中性的、不公平的，那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又该如何维护自身利益呢？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都是被动地在适应规则。今天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际上是一个我们主动地塑造公平和中性规则的重要转变。从被动到主动，从源头上杜绝非中性制度的潜在危害。同时我们会发现，我们适应这些既有的规则已经花费了很长的时间；等到我们真正适应了旧规则的时候，新规则又出来了，我们还需要不停地去了解、适应新的规则。而我们在全球层面上适应的规则，真正拿到国内企业的层面上来——如果做一个统计，结果可能很让我们吃惊：企业层面上运用近期谈判中谈妥的国际规则的比例特别低，甚至不到10%。我们这样不停而且被动地去接受、适应规则的模式应该做一些调整。因此，新规则产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还需要及时有效地向企业传授知识，使我们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能够有效利用新规则展开维权，让规则的红利落到实处。
我们一直跟在发达国家后面去适应他们制订的规则，这是个客观事实，但这也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很大关系。发达国家知道发展中国家这个阶段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他就利用新的规则来束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个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是“先行者优势”嘛，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是一个经济小国，那么我们作为这样一个规则接受者，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太大，这就会引起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一生产什么东西，该产品的原料价格肯定会上涨，而其成品的价格一定会下跌，所以会导致很多问题的存在。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决定了它不太可能仅仅作为一个规则接受者，只要中国参与了全球化，它一定会对国际经济规则产生重大影响。照过往的经验看，只是有一些新兴事物出现而没有形成大挑战的时候，以前的那些规则没有什么大问题，还会被沿用。战后国际贸易领域一直有新事物出现，但体现在GATT、WTO规则方面的屈指可数。而现在，中国作为一个“挑战者”出现了，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在美国眼里，如果未来会有个国家取代其地位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而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有实力阻断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国家，如果只说一个，也就非美国莫属了。所以，两国存在着一种客观上的互相竞争关系。
由此，我们不能一味追随美国。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有两个：第一个是要适应。发达国家制订的有些规则确实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要适应这些规则，在适应中不断提升自己；第二，我们要有一定的创造性。我们可以在有能力的时候另辟蹊径，建立一个次一级的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怎样与传统的发达国家以及非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形成一个合作态势的竞争关系，或者说友好态势的竞争关系，这点很重要，也会是一个长久的话题。
现在中国的强项仍然是经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应该还是以加强经济合作为主，在这个过程中拿出我们的强项，推动制订符合新兴经济体利益的规制。这种规制不一定非要强调传统式的，比方说非得是某种贸易规则(类似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不一定非要这样子，我们可以在能力建设、基础设施等方面多做文章，可以推动地区共同繁荣发展，可以加强技术的交流和合作。
归结到一点，现有的国际秩序或者说国际经济规则是有问题、有弊端的，有它不合理之处。但我们现在完全把它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一方面不可能，另一方面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不符合我们利益的。现有的国际秩序对维护国际经济的安全、稳定、发展，还是有一定历史贡献的，而且目前仍在起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推动它发生变革，还是要努力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此，我们现实的选择是“渐进改革，增量改革”。“渐进改革”就是一步一步地来，我们能改的地方先改，不能改的地方还得要沿用原来的架构。“增量改革”就是说，原来的利益分配规则已经在那儿了，不好变动，我们现在努力把蛋糕做大，把做大的部分再公平来分。从这两个方面来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
中国要为WTO建设添砖加瓦
在现阶段，中国没实力、也没意愿要跟美国对着干，毕竟中国从既有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里受益很多。美国总在指责中国一只脚踏在WTO之内、一只脚踏在WTO之外，意思就是说中国享受了WTO的最惠国关税，享受了这么多的好处、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市场，但中国却不愿意履行职责，不愿意开放更多的服务贸易或政府采购市场等。
我个人认为，下一阶段，多边贸易体系对中国来说仍十分重要。再过十年，中国也不太可能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变成服务业大国。从这个角度来说，WTO对中国仍然至关重要。MFN(最惠国关税)规制的是货物贸易，而制造业层面涉及的就是货物贸易。MFN是全球范围内使用最多的关税，比任何一个自由贸易区的优惠关税的使用率都高，由此获得的市场准入也是最多的。如果靠签双边协定的话，我们得签160个左右！还有，目前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涉及国家最多的，国际约束力也比较强。因此对中国来说，如果WTO“消失”了，那我们的损失将不可估量。
因此，未来十年，中国不仅要好好维护WTO，还要给WTO建设添砖加瓦。这就表明了中国的角色要改变，不能继续和以前一样，一到多哈回合谈判的时候就先和印度、巴西绑在一起，与美国对着干，采取“拖、拉、扯”的做法。中国的角色要转变。如果中国不想看到出现以TPP为主导的规则的话，那就要给WTO添砖加瓦，让WTO存活下去，让它保持活力。而这种活力就需要一些新的规则，这些规则也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就像中国跟东盟要升级自贸区一样。伴随着双方经济发展，中国和东盟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进一步开放市场。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动态发展的，不能总说“谈知识产权一定不好，谈服务贸易一定不好”，那就不客观了。中国挡不住这种大趋势，何况中国自身的竞争优势也在不断变化。国家人口信息中心的数据，未来十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即约10亿人，随后略微有所下降。如果以15～59岁计算劳动年龄人口，中国劳动力形势更加严峻——中国早在2011年就达到了峰值水平9.2亿人。这时候中国的工资水平会迅速上升，代价就是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减小，部分制造业的优势也受到了影响。有数据显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正在向越南、印尼等其他国家转移。如果这个时候抱残守缺，恐怕能熬五年也就不错了，所以说我们要在WTO谈判中“转变角色”。
从区域来说，中国目前最佳的选择还是经营周边。包括中日韩自贸区，能推多少就推多少；日本方面有问题，那就先推中韩自贸区，以撬动日本。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RCEP，这是我们的一个支点。经营周边，一方面能增强双边的经济紧密度，促进下一步货币更加的一体化；另一方面，也能够增强我们在多边谈判中和美国讨价还价的实力。可以预见，下一轮谈判的规制对象一定是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我们需要认清事实，做好谈判的准备。但这种讨价还价，应该是平和式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和发达国家集团针锋相对式的。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特征，决定了中国在下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可以处于一个中间位置，有时候向印度方面摆，有时候向美国方面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为维护互利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尽快取得平衡和全面成果、实现发展目标的建设性力量。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讲到要转变角色，是要从多边贸易体制的参与者转变为领导者，主导未来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2013年6月，时任WTO总干事拉米曾表示，中国是新兴国家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桥梁，希望中国在多边贸易领域更积极地发挥领导作用，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大型经济体共同制定新的全球贸易议程。这种转变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中国的贸易地位历史性提升。2013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额达到4.1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二是美国对多哈回合谈判的消极态度。这成为掣肘实现多哈回合谈判目标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不仅要体现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上，还要体现在引领国际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作者介绍：徐秀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沈铭辉，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APEC与东亚合作中心副主任、秘书长；任琳，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亚娟，《世界知识》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