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卷 第1期 2005年3月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Xia men Educati onal College
Vol . 7 No . 1Dec . 2005
时代的挽歌
———解读王安忆的《长恨歌》
邱春晖
(, )
[摘 要]《长恨歌”。通过她, 王安忆展示的
。
[; ; 小故事; 大时代
[]I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275(2005) 01-0029-03 自七十年代开始写作以来, 王安忆一直都是当代文坛上一个值得关注的作家。她不仅保持着创作上的高产, 还一贯坚持着与潮流的距离, 并不断在艺术上突破自己, 在创作上始终保持一种上升的姿态。九十年代后, 王安忆相继创作了几部都市小说, 《长恨歌》便是其中的一部。
[1]
是更无期盼的一个空间。虽然其间也稍泛波澜:有与“空心人”康明逊一段无望的恋爱; 和初恋情人程先生的旧情复燃; 以及和少年“老克腊”“一个是回忆, 一个是憧憬”的虚幻的纠葛。可这些男人都相继逃离了她的生活, 或因为腹中的孩子, 或是陈年往事的障碍, 或是来自
时间的阻隔。事实上, 从王琦瑶当年选择了无婚姻形式的金屋藏娇的生活开始, 似乎就注定了她一生将游走与秩序之外, 而她两次提前预支的穿婚服的经历(一次在片场, 一次在决赛的舞台) 也暗示她永远无法拥有一个女人最平凡的经历:结婚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
王琦瑶虽然孑然一身, 但她又“是一个生命力极其
[3]
顽强的女人”, “非常能受委屈, 但她百折不挠”, 她所
一
《长恨歌》讲述的是一个上海滩名叫王琦瑶的女人一
生的命运。四十年代的上海滩面临的是一个历史、时间甚至是文化都即将断裂的转折, 而在此转折中, 王琦瑶似乎成为一个命中注定的牺牲者。在竞选上海小姐成功后, 她选择了已有三妻四妾的李主任却舍弃能给她一个家的程先生。王琦瑶曾寄居在好友蒋丽莉家, 虽“有百般的好处, 也没一件是自己的。……是在人家日子的边上过岁月”, 而自己家中的岁月“却又是看不上眼”。为了“改变默默
[2]无闻的人生”, “她除了身体之外手无寸铁”, 于是只能
遇到的困难有许多是非同小可的:李主任外室的背景, 未婚生子, 与几个男人的关系等等, “眼看着没有路了, 她
[4]
又能走出一条生路。只要一息尚存, 她就决不认输”,
奉献出自己的身体换来“终身受益的安慰”。“总是我在
你家吃饭, 今天终于可以请你在我家吃饭了”———但这却是一个并无任何实质意义的空洞的“家”。在这里王琦瑶是把爱情的内涵、婚姻的形式与生活的保障区分开, 也就是她所谓的“面子和里子”。
王琦瑶从父母之家来到爱丽丝公寓, 完成了一次空间的转换, 并且这个过程并没有秩序所认同的仪式。所以, 当她献出女儿之身的时候, 并没有变成一个妻子, 而只是变成一个女人, 爱丽丝公寓中的一件摆设, 成为男人休憩时的抚慰。爱丽丝公寓中的生命和生活是凝止的, “是这闹市中的一个最静, 这静不是处子的无风无波的静, 而是望夫石一般的, 凝冻的静”。在这之中, 王琦瑶开始了漫长的寂寞等待的日子, 直到李主任因飞机失事毙命。
但王琦瑶孤独无依的命运并未因此而改变。与再次的空间转换后, 在平安里这条弄堂里, 她开始了更为漫长的人生。在爱丽丝公寓中至少还有一个“等”, 可平安里却
李主任去世后, 王琦瑶学当护士自力更生; 未婚先孕时竭尽全力保全对方, 自己带着女儿生活。对于骤然改变了生存状态而承担了生活责任的她来说, 如何确保自己及女儿太平无事地生活下去是唯一重要的, 也是她在困境中顽强坚持、努力顺应的心理支点:活着, 并尽量使家人生活的滋润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 在一种“边缘”的生活状态的必然选择:“聪敏和坚
定全来自孤立无援的处境, 是自我的保护和争取。”可以说, 她不是凭信念凭逻辑去步步为营, 而是凭直觉凭女性的本能走过来的。所以作者感叹道:“那就是一个女人的极其温婉的争取, 绵里藏针的。”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 当年李主任留在她枕边的那只装着金条的“西班牙雕花的桃花心木盒”, 是她以奉献自己为代价换来的, 也是当时岁月的一件证物。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 她都没舍得动, “万般无奈的日子想到它, 心里才有个底”, 这是她的“后盾和靠山”。可后来在与“老
[收稿日期]2004-02-15
[作者简介]邱春晖(1972-) 女, 福建龙岩人,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30・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
克腊”的纠葛中, 王琦瑶竟当了真, 拿出了那只连自己的女儿都没给的木雕盒子, 甚至要亮出里面的货色。一贯清醒、聪敏的王琦瑶竟然会也会失态到如此地步, 但她如此倾其所有非但不能留住“老克腊”, 反而吓跑了他。其实, 她苦苦守了四十年的最体已的一点私物, 也不过是一具时间的残骸, 到头来甚至因此死于非命。
二
王安忆在一次访谈中提及《长恨歌》时曾这样说:“在那里面我写一个女人的命运, 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 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5]
事。”这个城市就是上海。
王安忆是带着“同志”, 市的解放者, ”。所以, :一边是说普通话的家和“同志”的世界关系的上海市民生活世界。在童年时代王安忆深切感受到两个世界交往的困难, 感受到作为“外来户”在本土社
[6]
会中的孤独。于是在成人之后, 一方面, 她“潜心关注”“这个城市的历史, 文化包括语言, 上海人的世界观
[7]
等”, 另一方面刚悄然地以虚构和想象去弥补这先天缺失的记忆。这就便得她笔下的上海有了自我的观察和想象两方面的因素。
从地域的角度看,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有的文化特征, 用王安忆的话来说, 这其中包括了一个地方的“生
[8]
存状态、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在《长恨歌》中, 王安忆运用象征、隐喻等多种手法使上海及其文化特征具象化, 化为弄堂, 闺阁, 及流言一类具体可感的形象, 而贯穿作品始终的, 则是一颗“上海心”。
这种黄昏, 即便一千年过去, 也是不变, 叫人忘记时光流转。这一条茂名路也是铁打的岁月, 那两侧的悬铃木, 几乎可以携手, 法国式的建筑, 虽然有些沧桑, 基本却本意未改。沿着它走进去, 当看见那拐脚上的剧院, 是会有些曲终人散的伤感。但也是花团锦簇的热闹之后, 有些梦影花魂的。这一种可真是永远的上海心, 那天光也是上海心。
在这颗“上海心”里, 不仅有着都市的景观, 更有着“王琦瑶”们的世界观及人生态度。
上海屋檐下的日子, 都有着仔细和用心的面目。倘若不是这样专到致志, 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最具体最琐碎的细节上, 也许就很难将日子过到底。这些日子其实都不能从全局推敲的。所以, 在这仔细的表面之下, 是有着一股坚韧。
……难免是叽叽喳喳, 鸡毛蒜皮的, 却也是一步一个脚印, 很扎实地往前走。
但《长恨歌》中的“上海心”似乎更多地停留在四十年代, 或者说是历史的深处。作品中有一个意象(程先生的照相间) 则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点。王琦瑶和蒋丽莉都有过重回故地的经历。
她(王琦瑶, 笔者注) 走进去, 先是眼睛一暗, 然后便看见了那个布幔围起的小世界。这世界就好像藏在时间的芯子里似的, 竟一点没有变化。……
……王琦瑶和程先生的重逢, 就好像和往事重逢。……程先生忙完了, 走出去, 见她(蒋丽莉, 笔者注) 一个人站着出神。照相间有布幔却已拉起……他们都在想过去的时光, 虽是不无尴尬的人和事, 想起来也是温暖的。
尽管这照相间让人错觉时光倒转, 与往事重逢, 但它最终也成了断壁残垣。, 了。”。在时间的巨轮面, “万变不离其宗”, 却也无可“宗”已“走样”了。“薇薇的时代”“变粗鲁了”, “原先的优雅一扫而空”。“说是什么都在恢复, 什么都在回来, 回来的却不是原先的那个, 而是另一个, 史可辩个依稀大概的。”王安忆曾特别感慨“由于近代商业的迅速发展, 功用和利益便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表现在语言上, 便是实用性和短期性, 人
[9]
的口语失去了优美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这里所提及的口语的文化内涵的丧失同样可以用来说明王安忆心目中的“上海心”某些特性的失落。
三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絮絮叨叨地共同描述了由无数琐碎小事堆砌起来的女性人生图景。小说似乎全心全意地关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摆弄服饰, 做饭烧菜, 给人吃药打针等等。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所谓“背对历史”的写作。可细读作品, 我们发现, 时代的背景惘惘地伫立在个人的身后。作品中编年史式的真切年代展示出历史的进程:
1946年的和平气象就象是千年万载的, 传播着好消
息, 坏消息是为好消息作开场白的。
这是1948年的深秋, 这城市将发生大的变故, 可它什么都不知道, 兀自灯红酒绿。
这是1957年的冬天, 外面的世界正是发生大事情, 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
1960年的春天是个人人谈吃的春天。
1965年是这城市的好日子, 它的安定和富裕为这些殷实的日子提供了好资源, 为小康的人生理想提供了好舞台。
1966年这场大革命在上海弄堂里的景象……确有扫荡一切的气势, 还有触及灵魂的特征。
薇薇出生于1961年, 到1926年, 正是十五岁的豆蔻年华。
屋角里坐着一个女人, ……这就是1985年的王琦瑶。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 五十年代解放了的上海, 六十年代文革开始前后的上海, 一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上海, 都呈现出一种真切的生动。不仅是《长恨歌》, 王安忆九十年代的其余几部都市小说也都没有将社会、政治的大背景淡化, 而是把政治嵌入现代(下转第58页)
・58・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
足。每当这时候, 朗读者神采飞扬, 满心欢喜, 尝到了“成“看, 他能行, 你也能行! ”以此鼓励学生的写作热情, 使他们功”的喜悦; 倾听者则暗自赞叹、好生羡慕, 萌生了“赶超”的乐于习作。意念。每生读完, 可用三言两语肯定自己文章中的“得意”3、集中成册。让学生把修改抄正后的习作装订成册, 以之处。这时候, 对于学生写得好的地方, 哪怕是运用恰当的供自读或与他人交流。采用这一形式可进一步激发学生的一个词语, 教师都要郑重其事地提出来表扬一番。采用这一创作成就感。形式, 极大地满足了学生“好表现”的心理, 也激发了学生要4鼓励投稿。第八册语文的基础训练2安排了一个语写好作文的欲望。文实践活动, 那就是要求学生“2、佳作专栏。即推荐好作文或进步快的学生的作文张, 。”各种贴在学习园地。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采用这一报刊, 学生形式, 可以树立学习的榜样, 激发学生的写作信心, , 。
(上接第30页)
都市人的生活, 让人们看到政治的巨大能量, 而中国的现代都市也是完全无法避开政治并常常受制约和牵引的。阅读《长恨歌》, 有时会让人想起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其中的政治有如张爱玲笔下的战争, 可以随意摧毁都市中一切存在的确定性, 稳定性。在大变动的年代, 个人往往是无可奈何地被带入其中, “个人即使等得及, 时代是仓促的, 已经
[10]
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王安忆将都市中个体的命运与政治、社会的大背景联系起来, 其目的并非是对政治或社会的控诉与批判, 而在于展示这一大背景之下个体存在的微不足道与无可奈何。《“文革轶事”》、《好婆与李同志》、《伤心太平洋》、《纪实与虚构》皆是如此。因此, 尽管王安忆在作品中放笔于饮食男女, 人情琐事, 但这些“小故事”, “小历史”并未流于琐屑, 它因为有了大时代为背景而具有了一种“大气”。
事实上, 王琦瑶琐碎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主流社会的历史的补充, 一如王安忆所说:“这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经历和变故, 虽说都是上不了历史书的, 只能是街谈巷
[11]
议, 可缺了它, 有些事情就不好解释了。”“这些‘小故事’或‘小历史’却在时代的边缘处和缝隙发出了自己的声
[12]
音”, “为时代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记忆”。
《长恨歌》在为我们提供了边缘的不同于主流意识的观照的同时, 也唱响了一曲时代的挽歌:“唱的是复调、赋格、不变中进行, 不知不觉就走远了, 唱的是对应, 众口一曲中你应我合。”
[注释]
[1]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文中引文均据此单行本。[2]王安忆语, 见《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
型———关于王安忆十年小说创作的访谈录》, 《重建象牙
塔》第169页, 上海远东出版KFH 社1997年版。
[3][4]王安忆语, 见《形象与思想———关于近期长篇小说创作的对话》, 《重建象牙塔》第208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5]王安忆语, 见《更行更远更深———答齐红, 林舟问》, 《重建象牙塔》第192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6]见《纪实与虚构———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7]同[3]第207页。[8]《“上海味”和“北京味”》, 王安忆, 《漂泊的语言》第389页, 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9]《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 王安忆, 《漂泊的语言》第386页, 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10]《再版序》, 张爱玲, 《流言》第129页,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11]《寻找苏青》, 王安忆, 《重建象牙塔》第45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12]《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第五章, 《王安忆:一个解读神话的过程》, 第101页, 陈惠芳,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7卷 第1期 2005年3月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Xia men Educati onal College
Vol . 7 No . 1Dec . 2005
时代的挽歌
———解读王安忆的《长恨歌》
邱春晖
(, )
[摘 要]《长恨歌”。通过她, 王安忆展示的
。
[; ; 小故事; 大时代
[]I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275(2005) 01-0029-03 自七十年代开始写作以来, 王安忆一直都是当代文坛上一个值得关注的作家。她不仅保持着创作上的高产, 还一贯坚持着与潮流的距离, 并不断在艺术上突破自己, 在创作上始终保持一种上升的姿态。九十年代后, 王安忆相继创作了几部都市小说, 《长恨歌》便是其中的一部。
[1]
是更无期盼的一个空间。虽然其间也稍泛波澜:有与“空心人”康明逊一段无望的恋爱; 和初恋情人程先生的旧情复燃; 以及和少年“老克腊”“一个是回忆, 一个是憧憬”的虚幻的纠葛。可这些男人都相继逃离了她的生活, 或因为腹中的孩子, 或是陈年往事的障碍, 或是来自
时间的阻隔。事实上, 从王琦瑶当年选择了无婚姻形式的金屋藏娇的生活开始, 似乎就注定了她一生将游走与秩序之外, 而她两次提前预支的穿婚服的经历(一次在片场, 一次在决赛的舞台) 也暗示她永远无法拥有一个女人最平凡的经历:结婚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
王琦瑶虽然孑然一身, 但她又“是一个生命力极其
[3]
顽强的女人”, “非常能受委屈, 但她百折不挠”, 她所
一
《长恨歌》讲述的是一个上海滩名叫王琦瑶的女人一
生的命运。四十年代的上海滩面临的是一个历史、时间甚至是文化都即将断裂的转折, 而在此转折中, 王琦瑶似乎成为一个命中注定的牺牲者。在竞选上海小姐成功后, 她选择了已有三妻四妾的李主任却舍弃能给她一个家的程先生。王琦瑶曾寄居在好友蒋丽莉家, 虽“有百般的好处, 也没一件是自己的。……是在人家日子的边上过岁月”, 而自己家中的岁月“却又是看不上眼”。为了“改变默默
[2]无闻的人生”, “她除了身体之外手无寸铁”, 于是只能
遇到的困难有许多是非同小可的:李主任外室的背景, 未婚生子, 与几个男人的关系等等, “眼看着没有路了, 她
[4]
又能走出一条生路。只要一息尚存, 她就决不认输”,
奉献出自己的身体换来“终身受益的安慰”。“总是我在
你家吃饭, 今天终于可以请你在我家吃饭了”———但这却是一个并无任何实质意义的空洞的“家”。在这里王琦瑶是把爱情的内涵、婚姻的形式与生活的保障区分开, 也就是她所谓的“面子和里子”。
王琦瑶从父母之家来到爱丽丝公寓, 完成了一次空间的转换, 并且这个过程并没有秩序所认同的仪式。所以, 当她献出女儿之身的时候, 并没有变成一个妻子, 而只是变成一个女人, 爱丽丝公寓中的一件摆设, 成为男人休憩时的抚慰。爱丽丝公寓中的生命和生活是凝止的, “是这闹市中的一个最静, 这静不是处子的无风无波的静, 而是望夫石一般的, 凝冻的静”。在这之中, 王琦瑶开始了漫长的寂寞等待的日子, 直到李主任因飞机失事毙命。
但王琦瑶孤独无依的命运并未因此而改变。与再次的空间转换后, 在平安里这条弄堂里, 她开始了更为漫长的人生。在爱丽丝公寓中至少还有一个“等”, 可平安里却
李主任去世后, 王琦瑶学当护士自力更生; 未婚先孕时竭尽全力保全对方, 自己带着女儿生活。对于骤然改变了生存状态而承担了生活责任的她来说, 如何确保自己及女儿太平无事地生活下去是唯一重要的, 也是她在困境中顽强坚持、努力顺应的心理支点:活着, 并尽量使家人生活的滋润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 在一种“边缘”的生活状态的必然选择:“聪敏和坚
定全来自孤立无援的处境, 是自我的保护和争取。”可以说, 她不是凭信念凭逻辑去步步为营, 而是凭直觉凭女性的本能走过来的。所以作者感叹道:“那就是一个女人的极其温婉的争取, 绵里藏针的。”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 当年李主任留在她枕边的那只装着金条的“西班牙雕花的桃花心木盒”, 是她以奉献自己为代价换来的, 也是当时岁月的一件证物。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 她都没舍得动, “万般无奈的日子想到它, 心里才有个底”, 这是她的“后盾和靠山”。可后来在与“老
[收稿日期]2004-02-15
[作者简介]邱春晖(1972-) 女, 福建龙岩人,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30・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
克腊”的纠葛中, 王琦瑶竟当了真, 拿出了那只连自己的女儿都没给的木雕盒子, 甚至要亮出里面的货色。一贯清醒、聪敏的王琦瑶竟然会也会失态到如此地步, 但她如此倾其所有非但不能留住“老克腊”, 反而吓跑了他。其实, 她苦苦守了四十年的最体已的一点私物, 也不过是一具时间的残骸, 到头来甚至因此死于非命。
二
王安忆在一次访谈中提及《长恨歌》时曾这样说:“在那里面我写一个女人的命运, 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 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5]
事。”这个城市就是上海。
王安忆是带着“同志”, 市的解放者, ”。所以, :一边是说普通话的家和“同志”的世界关系的上海市民生活世界。在童年时代王安忆深切感受到两个世界交往的困难, 感受到作为“外来户”在本土社
[6]
会中的孤独。于是在成人之后, 一方面, 她“潜心关注”“这个城市的历史, 文化包括语言, 上海人的世界观
[7]
等”, 另一方面刚悄然地以虚构和想象去弥补这先天缺失的记忆。这就便得她笔下的上海有了自我的观察和想象两方面的因素。
从地域的角度看,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有的文化特征, 用王安忆的话来说, 这其中包括了一个地方的“生
[8]
存状态、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在《长恨歌》中, 王安忆运用象征、隐喻等多种手法使上海及其文化特征具象化, 化为弄堂, 闺阁, 及流言一类具体可感的形象, 而贯穿作品始终的, 则是一颗“上海心”。
这种黄昏, 即便一千年过去, 也是不变, 叫人忘记时光流转。这一条茂名路也是铁打的岁月, 那两侧的悬铃木, 几乎可以携手, 法国式的建筑, 虽然有些沧桑, 基本却本意未改。沿着它走进去, 当看见那拐脚上的剧院, 是会有些曲终人散的伤感。但也是花团锦簇的热闹之后, 有些梦影花魂的。这一种可真是永远的上海心, 那天光也是上海心。
在这颗“上海心”里, 不仅有着都市的景观, 更有着“王琦瑶”们的世界观及人生态度。
上海屋檐下的日子, 都有着仔细和用心的面目。倘若不是这样专到致志, 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最具体最琐碎的细节上, 也许就很难将日子过到底。这些日子其实都不能从全局推敲的。所以, 在这仔细的表面之下, 是有着一股坚韧。
……难免是叽叽喳喳, 鸡毛蒜皮的, 却也是一步一个脚印, 很扎实地往前走。
但《长恨歌》中的“上海心”似乎更多地停留在四十年代, 或者说是历史的深处。作品中有一个意象(程先生的照相间) 则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点。王琦瑶和蒋丽莉都有过重回故地的经历。
她(王琦瑶, 笔者注) 走进去, 先是眼睛一暗, 然后便看见了那个布幔围起的小世界。这世界就好像藏在时间的芯子里似的, 竟一点没有变化。……
……王琦瑶和程先生的重逢, 就好像和往事重逢。……程先生忙完了, 走出去, 见她(蒋丽莉, 笔者注) 一个人站着出神。照相间有布幔却已拉起……他们都在想过去的时光, 虽是不无尴尬的人和事, 想起来也是温暖的。
尽管这照相间让人错觉时光倒转, 与往事重逢, 但它最终也成了断壁残垣。, 了。”。在时间的巨轮面, “万变不离其宗”, 却也无可“宗”已“走样”了。“薇薇的时代”“变粗鲁了”, “原先的优雅一扫而空”。“说是什么都在恢复, 什么都在回来, 回来的却不是原先的那个, 而是另一个, 史可辩个依稀大概的。”王安忆曾特别感慨“由于近代商业的迅速发展, 功用和利益便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表现在语言上, 便是实用性和短期性, 人
[9]
的口语失去了优美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这里所提及的口语的文化内涵的丧失同样可以用来说明王安忆心目中的“上海心”某些特性的失落。
三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絮絮叨叨地共同描述了由无数琐碎小事堆砌起来的女性人生图景。小说似乎全心全意地关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摆弄服饰, 做饭烧菜, 给人吃药打针等等。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所谓“背对历史”的写作。可细读作品, 我们发现, 时代的背景惘惘地伫立在个人的身后。作品中编年史式的真切年代展示出历史的进程:
1946年的和平气象就象是千年万载的, 传播着好消
息, 坏消息是为好消息作开场白的。
这是1948年的深秋, 这城市将发生大的变故, 可它什么都不知道, 兀自灯红酒绿。
这是1957年的冬天, 外面的世界正是发生大事情, 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
1960年的春天是个人人谈吃的春天。
1965年是这城市的好日子, 它的安定和富裕为这些殷实的日子提供了好资源, 为小康的人生理想提供了好舞台。
1966年这场大革命在上海弄堂里的景象……确有扫荡一切的气势, 还有触及灵魂的特征。
薇薇出生于1961年, 到1926年, 正是十五岁的豆蔻年华。
屋角里坐着一个女人, ……这就是1985年的王琦瑶。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 五十年代解放了的上海, 六十年代文革开始前后的上海, 一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上海, 都呈现出一种真切的生动。不仅是《长恨歌》, 王安忆九十年代的其余几部都市小说也都没有将社会、政治的大背景淡化, 而是把政治嵌入现代(下转第58页)
・58・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
足。每当这时候, 朗读者神采飞扬, 满心欢喜, 尝到了“成“看, 他能行, 你也能行! ”以此鼓励学生的写作热情, 使他们功”的喜悦; 倾听者则暗自赞叹、好生羡慕, 萌生了“赶超”的乐于习作。意念。每生读完, 可用三言两语肯定自己文章中的“得意”3、集中成册。让学生把修改抄正后的习作装订成册, 以之处。这时候, 对于学生写得好的地方, 哪怕是运用恰当的供自读或与他人交流。采用这一形式可进一步激发学生的一个词语, 教师都要郑重其事地提出来表扬一番。采用这一创作成就感。形式, 极大地满足了学生“好表现”的心理, 也激发了学生要4鼓励投稿。第八册语文的基础训练2安排了一个语写好作文的欲望。文实践活动, 那就是要求学生“2、佳作专栏。即推荐好作文或进步快的学生的作文张, 。”各种贴在学习园地。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采用这一报刊, 学生形式, 可以树立学习的榜样, 激发学生的写作信心, , 。
(上接第30页)
都市人的生活, 让人们看到政治的巨大能量, 而中国的现代都市也是完全无法避开政治并常常受制约和牵引的。阅读《长恨歌》, 有时会让人想起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其中的政治有如张爱玲笔下的战争, 可以随意摧毁都市中一切存在的确定性, 稳定性。在大变动的年代, 个人往往是无可奈何地被带入其中, “个人即使等得及, 时代是仓促的, 已经
[10]
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王安忆将都市中个体的命运与政治、社会的大背景联系起来, 其目的并非是对政治或社会的控诉与批判, 而在于展示这一大背景之下个体存在的微不足道与无可奈何。《“文革轶事”》、《好婆与李同志》、《伤心太平洋》、《纪实与虚构》皆是如此。因此, 尽管王安忆在作品中放笔于饮食男女, 人情琐事, 但这些“小故事”, “小历史”并未流于琐屑, 它因为有了大时代为背景而具有了一种“大气”。
事实上, 王琦瑶琐碎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主流社会的历史的补充, 一如王安忆所说:“这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经历和变故, 虽说都是上不了历史书的, 只能是街谈巷
[11]
议, 可缺了它, 有些事情就不好解释了。”“这些‘小故事’或‘小历史’却在时代的边缘处和缝隙发出了自己的声
[12]
音”, “为时代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记忆”。
《长恨歌》在为我们提供了边缘的不同于主流意识的观照的同时, 也唱响了一曲时代的挽歌:“唱的是复调、赋格、不变中进行, 不知不觉就走远了, 唱的是对应, 众口一曲中你应我合。”
[注释]
[1]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文中引文均据此单行本。[2]王安忆语, 见《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
型———关于王安忆十年小说创作的访谈录》, 《重建象牙
塔》第169页, 上海远东出版KFH 社1997年版。
[3][4]王安忆语, 见《形象与思想———关于近期长篇小说创作的对话》, 《重建象牙塔》第208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5]王安忆语, 见《更行更远更深———答齐红, 林舟问》, 《重建象牙塔》第192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6]见《纪实与虚构———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7]同[3]第207页。[8]《“上海味”和“北京味”》, 王安忆, 《漂泊的语言》第389页, 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9]《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 王安忆, 《漂泊的语言》第386页, 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10]《再版序》, 张爱玲, 《流言》第129页,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11]《寻找苏青》, 王安忆, 《重建象牙塔》第45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12]《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第五章, 《王安忆:一个解读神话的过程》, 第101页, 陈惠芳,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