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思维办产业，往往不计成本。越办官气越足；管家思维管新闻，往往不讲规律，越管手脚越紧。
最近，与一位地市报老总聊天。对报业市场上的风风雨雨。他提出一个明摆着却又容易让人忽视的问题：为什么地市报总是办不好?
按理说，地市报扎根一地，有政治优势、地缘优势、人缘优势和资源优势。以一地之市场和资源，养活一张地市报及其子报刊绰绰有余。现实是。很多地市报呈现出共有的“特色”：内容一般、经营困难、吃饭困难、人心疏懒。为什么坐拥金山却成了“苦孩子”?这么多优势咋就不结果呢?
这位老总说，不为什么，很简单，不按新闻规律、市场规律去办，怎么可能办好?他说的是地市报的老总们：地市报社的一把手，绝大多数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只有极少数不是；而报纸办得最好、日子过得最好的，恰恰就是这极少数。
想想也是。部长兼社长，一身两职，很难。毕竟，宣传部副部长和报社社长，都是工作量大事杂的岗位。部里社里都有事，两职冲突时，肯定是“舍社保部”。有些报社，找社长签字都找不着，社长到部里开会去了、陪同主要领导视察去了。一身两职，部大于社，社的事能办好吗?起码，时间精力上难保证。
更关键的是，部与社是两套不同的体系，部是俗话说的官场，社是新闻业是媒体产业，管理上部与社还有个上下级关系。官家思维办产业，往往不计成本，越办官气越足；管家思维管新闻，往往不讲规律，越管手脚越紧。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讽刺的那些干部现象，可以拿到这里：“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的‘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但是，替副部长兼任的社长想想，他们也不容易。本地哪个部门哪个地方出事了，批评监督报道做不做?不做，对不住读者对不住新闻操守；做了，对不住兄弟部门官场兄弟，确实很是纠结。况且，在不少地方，宣传部负有“灭火”之责，负责摆平外地来曝光的媒体记者，为本地改革发展稳定创造光明和谐的舆论环境。假如外地媒体还没来曝光，自己所辖的媒体就热火朝天地曝起来，这不是“添乱”么?这部长咋当的?还能当下去么?所以，很多时候，“群众”失掉就失掉吧。报纸“弄坏”就弄坏吧，毕竟。社长只是“兼”，不可能也不想在报社干一辈子的。
部与社，两套体系两种身份纠结在一起，新闻讲政治就很容易讲成当地官场的政治，讲大局就很容易讲成当地官场的大局，讲稳定就很容易讲成当地官场的稳定。前不久，最高法副院长江必新批评“大局’地方化”：在某些地方，法院服从地方化“大局观”，而不是服从服务于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的大局。有些地方的新闻工作，也有类似现象：比如，把“大局”地方化，或者以“大局”，“稳定”为借口排斥压制舆论监督；认为“报喜不报忧”就是时党委政府工作的支持，搞批评监督就是给党委政府添乱……
毛泽东在1957年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客观情况办事的，客观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按客观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客观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
他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还讲：“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如今有些新闻媒体的领导确实“不那么高明”，确实“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但没有“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致”的，起码从仕途上看是如此。可从读者和社会来看，他们确确实实是很失败的。
文化体制改革，非时政类报刊也要转企改制。转企改制了，或许会好些。副部长兼社长，可以；但副部长兼公司的董事长呢?法理上说不过去，副部长们也未必愿意去。这样，报社和社长的身份就纯粹了，就会更加按新闻规律，市场规律办事，搞枇评监督也少了身份纠结。那时，报社老总或许会说，“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官家思维办产业，往往不计成本。越办官气越足；管家思维管新闻，往往不讲规律，越管手脚越紧。
最近，与一位地市报老总聊天。对报业市场上的风风雨雨。他提出一个明摆着却又容易让人忽视的问题：为什么地市报总是办不好?
按理说，地市报扎根一地，有政治优势、地缘优势、人缘优势和资源优势。以一地之市场和资源，养活一张地市报及其子报刊绰绰有余。现实是。很多地市报呈现出共有的“特色”：内容一般、经营困难、吃饭困难、人心疏懒。为什么坐拥金山却成了“苦孩子”?这么多优势咋就不结果呢?
这位老总说，不为什么，很简单，不按新闻规律、市场规律去办，怎么可能办好?他说的是地市报的老总们：地市报社的一把手，绝大多数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只有极少数不是；而报纸办得最好、日子过得最好的，恰恰就是这极少数。
想想也是。部长兼社长，一身两职，很难。毕竟，宣传部副部长和报社社长，都是工作量大事杂的岗位。部里社里都有事，两职冲突时，肯定是“舍社保部”。有些报社，找社长签字都找不着，社长到部里开会去了、陪同主要领导视察去了。一身两职，部大于社，社的事能办好吗?起码，时间精力上难保证。
更关键的是，部与社是两套不同的体系，部是俗话说的官场，社是新闻业是媒体产业，管理上部与社还有个上下级关系。官家思维办产业，往往不计成本，越办官气越足；管家思维管新闻，往往不讲规律，越管手脚越紧。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讽刺的那些干部现象，可以拿到这里：“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的‘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但是，替副部长兼任的社长想想，他们也不容易。本地哪个部门哪个地方出事了，批评监督报道做不做?不做，对不住读者对不住新闻操守；做了，对不住兄弟部门官场兄弟，确实很是纠结。况且，在不少地方，宣传部负有“灭火”之责，负责摆平外地来曝光的媒体记者，为本地改革发展稳定创造光明和谐的舆论环境。假如外地媒体还没来曝光，自己所辖的媒体就热火朝天地曝起来，这不是“添乱”么?这部长咋当的?还能当下去么?所以，很多时候，“群众”失掉就失掉吧。报纸“弄坏”就弄坏吧，毕竟。社长只是“兼”，不可能也不想在报社干一辈子的。
部与社，两套体系两种身份纠结在一起，新闻讲政治就很容易讲成当地官场的政治，讲大局就很容易讲成当地官场的大局，讲稳定就很容易讲成当地官场的稳定。前不久，最高法副院长江必新批评“大局’地方化”：在某些地方，法院服从地方化“大局观”，而不是服从服务于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的大局。有些地方的新闻工作，也有类似现象：比如，把“大局”地方化，或者以“大局”，“稳定”为借口排斥压制舆论监督；认为“报喜不报忧”就是时党委政府工作的支持，搞批评监督就是给党委政府添乱……
毛泽东在1957年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客观情况办事的，客观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按客观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客观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
他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还讲：“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如今有些新闻媒体的领导确实“不那么高明”，确实“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但没有“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致”的，起码从仕途上看是如此。可从读者和社会来看，他们确确实实是很失败的。
文化体制改革，非时政类报刊也要转企改制。转企改制了，或许会好些。副部长兼社长，可以；但副部长兼公司的董事长呢?法理上说不过去，副部长们也未必愿意去。这样，报社和社长的身份就纯粹了，就会更加按新闻规律，市场规律办事，搞枇评监督也少了身份纠结。那时，报社老总或许会说，“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