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字了一，广西博白人，出身于书香门第。1927年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即赴法国留学，攻读语言学。一生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汉语语音、语法、训诂、文字、词汇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大学教材《古代汉语》三册，出自其主编。著有《汉语音韵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史》等。 王熙康，美国乐博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律师，主要业务领域是海外上市、融资及并购。1980年生，名字是爷爷王力所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学士，康奈尔法学院法学硕士。 和王熙康的采访约在了一个周末，下午5时，采访地点约在了他的父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家。 院子门口有块大石头，上面是王缉思亲题的“龙虫并雕”。没错，这正是语言大家王力书斋的名字，更是他治学的风格。而对于王熙康而言，“龙虫并雕”也是他一直以来所崇尚并追求的。 “印象中的他一天到晚都在写字，而且是拿毛笔写小楷” 王力去世的时候，熙康才六岁，关于爷爷的记忆很零碎，也很模糊，但有一点，他印象特别深刻，“只要不出现在饭桌上，他基本上都在写字，不怎么说话”。熙康最初写字便是爷爷手把手教的。 因为王力晚年视力不好，所以家里有很多放大镜。小时候的王熙康以为读书都必须拿着放大镜，甚至还曾模仿爷爷的样子看书。 还有一个场景，熙康至今记忆犹新。“全家人围着中式大圆桌吃饭，人很多，所以位子基本上也是固定的。我的位子在爷爷的正对面。他喜欢喝那种小瓶的白酒，每次只喝一小杯。有时我会喝掉剩下的几滴，当时对酒的印象就是很辣。” 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大学者一样，熙康印象中的爷爷没有任何架子，穿着很朴素，刷牙的搪瓷缸也从没换过。从父亲口中，熙康得知爷爷基本上是个不食烟火的“书呆子”。“自行车也不会骑，理发忘带钱，和做学问无关的事情基本上都不会。我爸下乡插队好几年回不了城，他也爱莫能助，有一次特别高兴地写信告诉我爸，只要能把户口转回北京，就能托人帮他找工作。其实当时把户口转到北京才是最难的，但爷爷完全不知道。” 虽然平时话不多，但老人对儿孙其实很疼爱。小时候的熙康过于淘气没少挨揍，但爷爷从没揍过他。一次玩儿捉迷藏，熙康下午3时就消失了，直到晚饭点儿才钻出来，爷爷则放下手中所有的事务带着一大家子人到处找孙子。一到周末，爷爷也会带着孙辈们逛公园，到颐和园看玉兰花，动物园看长颈鹿。 “爷爷遗传下来的死板、较真，还有那股傻劲儿” 小时候，王熙康只知道爷爷是个挺受尊重的人，是做学问的人。直到上大学，身边的同学都知道王力，他才意识到爷爷算得上是个名人。 王熙康初中才读了《龙虫并雕斋琐语》，读到了“姓名”、“迷信”、“领薪水”等趣文，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多，愈发从文字中感受到爷爷治学的乐趣。 父亲、大伯、姑姑、叔叔也是如此，王熙康从这一大家子人中发现了共同的特征——在自己的兴趣和小世界里自得其乐。 “年初我和家人去斯里兰卡旅游，一路上我爸都在讲斯里兰卡的历史，而且满眼发光。我叔叔和大伯也这样，谈到感兴趣的话题时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想我也是这样。” 在王缉思的婚礼上，王力只邀请了两位外人，其中一位是“文革”时“贴大字报”整他的学生。在熙康看来，这是宽容，更是一股可贵的“傻劲儿”。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并不是为了穿衣吃饭。穿衣吃饭是为了生活，而生活本身还有崇高的目的，那就是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要把个人的享受作为人生的最大幸福。”去世前几年，王力就把给子孙们的遗嘱写好了。 长大后，王熙康也在潜意识中告诉自己要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担当。 王熙康偶尔会想，“如果以后能挣到特别多的钱，在衣食无忧之后我会做些什么？”他的答案是在偏远地区建一所学校。“不仅要投资建设，我还想当校长、老师，学校的每位老师都要亲自挑选。我要给孩子们传达健康、积极的价值观。如果有能力，我一定会去兑现。”32岁的王熙康坚定地说。 “我几乎是用做学问的态度来做律师” 虽然出身于文人家庭，但王熙康却一直喜欢理科，原因则是“觉得自己是个聪明小孩，小时候大家都觉得读理科更显得聪明”。熙康笑着说。 王熙康大一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系工程力学专业，发现兴趣彻底不在这于是转系学了法律，发现这才是兴趣和特长所在。 “但我确实可能遗传了语言的天赋，对语言、音乐什么的比较敏感。我现在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对日语、德语、法语等也很有兴趣。”说到爷爷，王熙康的言语中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赞赏。 而在律师这份职业中，王熙康也有自己的收获。“我几乎是用做学问的态度来对待我所接手的案子乃至研究一切业务问题。作为纽约律师，从最初接触美国法律体系，到现在在某些业务领域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我一直在思考中美两国在相同领域立法的出发点有什么异同，中国的法律体系还有什么可以完善的地方，国内媒体为什么会对一些美国立法存在误读……在帮助企业在海外融资或上市的时候，我总问自己：这些企业适合上市吗？海外融资是对企业发展最有利的方式吗？” “我一直在工作中观察和学习。听起来可能有点分裂，从业这么多年，虽然我一直在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帮客户解决各种问题，但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敢完全相信这些金融制度。也许是由于自己理解得还不够透彻，但我偶尔跳出来俯视美国金融体系时，依然会觉得很多现象不可思议。” 在同行忙着结识更多人，拓展客户时，王熙康却会花更多精力关注社会热门话题，比如年初方舟子和韩寒的“嘴仗”。一直在旁边聆听的妻子补充道：“他特别关注，甚至还因这事生气，因为他始终相信——人性本善。”
王力，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字了一，广西博白人，出身于书香门第。1927年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即赴法国留学，攻读语言学。一生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汉语语音、语法、训诂、文字、词汇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大学教材《古代汉语》三册，出自其主编。著有《汉语音韵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史》等。 王熙康，美国乐博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律师，主要业务领域是海外上市、融资及并购。1980年生，名字是爷爷王力所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学士，康奈尔法学院法学硕士。 和王熙康的采访约在了一个周末，下午5时，采访地点约在了他的父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家。 院子门口有块大石头，上面是王缉思亲题的“龙虫并雕”。没错，这正是语言大家王力书斋的名字，更是他治学的风格。而对于王熙康而言，“龙虫并雕”也是他一直以来所崇尚并追求的。 “印象中的他一天到晚都在写字，而且是拿毛笔写小楷” 王力去世的时候，熙康才六岁，关于爷爷的记忆很零碎，也很模糊，但有一点，他印象特别深刻，“只要不出现在饭桌上，他基本上都在写字，不怎么说话”。熙康最初写字便是爷爷手把手教的。 因为王力晚年视力不好，所以家里有很多放大镜。小时候的王熙康以为读书都必须拿着放大镜，甚至还曾模仿爷爷的样子看书。 还有一个场景，熙康至今记忆犹新。“全家人围着中式大圆桌吃饭，人很多，所以位子基本上也是固定的。我的位子在爷爷的正对面。他喜欢喝那种小瓶的白酒，每次只喝一小杯。有时我会喝掉剩下的几滴，当时对酒的印象就是很辣。” 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大学者一样，熙康印象中的爷爷没有任何架子，穿着很朴素，刷牙的搪瓷缸也从没换过。从父亲口中，熙康得知爷爷基本上是个不食烟火的“书呆子”。“自行车也不会骑，理发忘带钱，和做学问无关的事情基本上都不会。我爸下乡插队好几年回不了城，他也爱莫能助，有一次特别高兴地写信告诉我爸，只要能把户口转回北京，就能托人帮他找工作。其实当时把户口转到北京才是最难的，但爷爷完全不知道。” 虽然平时话不多，但老人对儿孙其实很疼爱。小时候的熙康过于淘气没少挨揍，但爷爷从没揍过他。一次玩儿捉迷藏，熙康下午3时就消失了，直到晚饭点儿才钻出来，爷爷则放下手中所有的事务带着一大家子人到处找孙子。一到周末，爷爷也会带着孙辈们逛公园，到颐和园看玉兰花，动物园看长颈鹿。 “爷爷遗传下来的死板、较真，还有那股傻劲儿” 小时候，王熙康只知道爷爷是个挺受尊重的人，是做学问的人。直到上大学，身边的同学都知道王力，他才意识到爷爷算得上是个名人。 王熙康初中才读了《龙虫并雕斋琐语》，读到了“姓名”、“迷信”、“领薪水”等趣文，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多，愈发从文字中感受到爷爷治学的乐趣。 父亲、大伯、姑姑、叔叔也是如此，王熙康从这一大家子人中发现了共同的特征——在自己的兴趣和小世界里自得其乐。 “年初我和家人去斯里兰卡旅游，一路上我爸都在讲斯里兰卡的历史，而且满眼发光。我叔叔和大伯也这样，谈到感兴趣的话题时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想我也是这样。” 在王缉思的婚礼上，王力只邀请了两位外人，其中一位是“文革”时“贴大字报”整他的学生。在熙康看来，这是宽容，更是一股可贵的“傻劲儿”。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并不是为了穿衣吃饭。穿衣吃饭是为了生活，而生活本身还有崇高的目的，那就是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要把个人的享受作为人生的最大幸福。”去世前几年，王力就把给子孙们的遗嘱写好了。 长大后，王熙康也在潜意识中告诉自己要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担当。 王熙康偶尔会想，“如果以后能挣到特别多的钱，在衣食无忧之后我会做些什么？”他的答案是在偏远地区建一所学校。“不仅要投资建设，我还想当校长、老师，学校的每位老师都要亲自挑选。我要给孩子们传达健康、积极的价值观。如果有能力，我一定会去兑现。”32岁的王熙康坚定地说。 “我几乎是用做学问的态度来做律师” 虽然出身于文人家庭，但王熙康却一直喜欢理科，原因则是“觉得自己是个聪明小孩，小时候大家都觉得读理科更显得聪明”。熙康笑着说。 王熙康大一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系工程力学专业，发现兴趣彻底不在这于是转系学了法律，发现这才是兴趣和特长所在。 “但我确实可能遗传了语言的天赋，对语言、音乐什么的比较敏感。我现在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对日语、德语、法语等也很有兴趣。”说到爷爷，王熙康的言语中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赞赏。 而在律师这份职业中，王熙康也有自己的收获。“我几乎是用做学问的态度来对待我所接手的案子乃至研究一切业务问题。作为纽约律师，从最初接触美国法律体系，到现在在某些业务领域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我一直在思考中美两国在相同领域立法的出发点有什么异同，中国的法律体系还有什么可以完善的地方，国内媒体为什么会对一些美国立法存在误读……在帮助企业在海外融资或上市的时候，我总问自己：这些企业适合上市吗？海外融资是对企业发展最有利的方式吗？” “我一直在工作中观察和学习。听起来可能有点分裂，从业这么多年，虽然我一直在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帮客户解决各种问题，但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敢完全相信这些金融制度。也许是由于自己理解得还不够透彻，但我偶尔跳出来俯视美国金融体系时，依然会觉得很多现象不可思议。” 在同行忙着结识更多人，拓展客户时，王熙康却会花更多精力关注社会热门话题，比如年初方舟子和韩寒的“嘴仗”。一直在旁边聆听的妻子补充道：“他特别关注，甚至还因这事生气，因为他始终相信——人性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