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黄达先生90华诞快要到了，听说老师前几天刚刚获得吴玉章奖，并在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非常精彩生动的即席演说，作为学生，看到老师年届90身体精神依然健硕，心中无比高兴，至于这个奖项那个奖项，只是实至名归，德者居之，身体好胜过一切。 黄达老师是中国金融学科的奠基人，是学界公认的泰斗，因此，在学术上已无须再加置评，作为老师第一届三名博士生之一，1988年博研毕业后唯一留校得以近距离观察学习老师处事风范的学生，我在用文字向老师祝贺90大寿时特别想说的是老师道德修为方面的一些事儿，这不仅是我们50后这一代远远不及，至于60后、70后及至80后、90后这些小字辈们，则更是等而下之的了。 1988年7月博研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并从9月份开始担任人大财经系金融教研室主任。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是袁宝华，黄达老师是常务副校长，主持全校日常工作。我记得当时的制度是每周三下午系里各教研室活动，这是不坐班条件下，老师们每周来校见面的日子。我印象中，黄达老师只要学校没有重要活动都会来教研室看一看。听系里的老师们说，因为黄达老师尽管肩负常务副校长重任，但还一直坚持给研究生讲课，因此每年系里都有一份黄达老师名下的年终奖金要发，但每次联系黄老师时，他都是一个态度――“把钱捐给系学生会吧”，多年以来，一直如此。由刘鸿儒老师发起设立的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第一位获奖者就是黄达老师，奖金100万，黄达老师当时就表态：奖金捐给学校吧。 本来在1982年就获得博导资格，但黄达老师为了等待77级、78级本科生完成攻读硕士学位，直到1985年才开始招收博士生，当年，四川财院（现西南财大）的曾康霖老师给黄老师推荐了两名优秀学生邓乐平和周慕冰，在《光明日报》刊登的招生简章上也清楚注明招生数量2名。我当年在天津财院硕士论文刚通过答辩，无意中在《光明日报》上看到这则招生启事，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报了名，及至后来才知道，黄达老师之所以接受邓乐平和周慕冰，除这两人条件优异外，还因为邓乐平硕士论文写的是货币需求，周慕冰硕士论文写的是货币供给，而1985年黄达老师刚好承接了一个“七五”社科重点课题：“货币供求问题研究”。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形成过程》，可以说距离黄老师课题内涵从现实感方面说实在是相距千里。既无得力老师推荐，又与黄老师从未谋面，因此，当年报考黄达教授的博士生在天津财院里给人一种异想天开的印象。顺便说一句，1985年春节过后，蛇口工业区组织部长虞德海曾带人到天津财院来招研究生，和我们都见了面，我曾表示出对这个改革开放试验区的强烈兴趣，虞德海当时说，“你是学金融的，去了后让你当人民银行行长”，我当时还写信给吉林的家人商量此事。后来为什么看到《光明日报》上的招生简章又改了主意？我想主要原因大体有二，一是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时，我妈临时在西院邻居家给我借了10元钱做盘缠，从前郭到白城，再到沈阳、大连，特别是在大连住了几天后10元钱已花的所剩无几，所以到北京后，其他4名同学都在天安门前摄影留念，我因囊中羞涩，便顺口说“我就不照了，以后我要到北京来住”，惹得一阵哄笑，报考人大博士生首先让我想起的是小伙伴们的嘲笑;二是对黄达先生的景仰。在天津财院读硕时我报考的是金融史方向，导师石毓符老先生，时任天津财院副院长，据说早年在南开时就是深得钱荣�业认壬�敬重的老一辈，但我入学刚一个半月，石先生就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当时曾联系转学到五道口在甘培根研究员名下继续金融史方向的学习，后因户口问题未果。报考博士生想投在黄达先生门下，也是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撞进金融泰斗的门内。笔试那天我很兴奋，正闷头答题时，有人过来看看桌上的准考证，又在我肩上轻轻拍了一下，我抬头看了一眼礼貌微笑一下又继续奋笔疾书了。及至接到面试通知来北京时，我惊讶地发现，笔试时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的正是导师黄达先生。这倒是让我想起了《西游记》里孙猴子初到海外学艺时，师傅见面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它后脑勺拍了三下的故事。事后得知，黄老师给邓乐平、周慕冰和我每个人的金融专业课成绩都是90分。其实我本人无论笔试面试都很难达到优秀水准，为什么老师给我这么高的分数，我想来想去，答案只有一个，就是黄老师看过了我的文章，在1983至1985年间，我在《金融研究》《财贸经济》《中青年经济论坛》及一些大学刊物上发表了15篇文章。文章自古就是穷孩子的进身之阶，我也毫不例外，是文章令我侥幸得中，喜登龙门，忝列于黄达先生门下。 从天津到北京，只不过一百多公里的距离，30年前的天津财院与中国人民大学之间，是一个普通财经高校与顶尖大学之间的距离，从天财的硕士生环境到人大博士生环境的改变，给我的感觉就近乎是从“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的转变。1985年胡耀邦任总书记，赵紫阳任总理，小平同志身体尚好也在积极发挥作用，北京到处涌动着改革探索气息，黄达先生关注的总是金融改革和宏观调控最前沿、最核心的一些问题。考入黄达老师门下给我的感觉就好象是一个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瞎转悠的猎人突然加入正规军并成为进入主战场参战的士兵。考入黄达先生门下的第一年，我感触最深的是黄达先生对巴山轮会议提出的改革初期宏观政策环境问题讨论的强烈关注，我于是开始大量搜集巴山轮会议资料并系统研读台湾银行研究室编印的那一百多种《经济学名著翻译丛书》，这成了我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问题中反过来钻研理论的生活起点，而这个起点是黄达老师恩赐予我的。 有一个问题，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黄达老师在招生问题上为什么如此如此？1986年，来了三个学生参加考试――四川财院刘锡良、湖北财院郑先炳及五道口的彭纯，这三个人如今都成了名人或大人物，就是论起当年水平，均不在我和邓、周之下，为什么黄老师专业课给了他们一样的不高的分数，这明明是不想收的意思。后来听说还有几位当时就身居高位现在已成为国家栋梁的人物，都曾表示过想入门墙之意，也遭到黄老师婉拒，以至于现在每年老师过生日时正牌门下的学生连一桌人都凑不齐，联想到现在全国博导招生时重点争夺“官博”“商博”的流行现象，想想黄老师30年来不为物欲横流大势所动的种种事迹，真令人重新想起“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古句来。 我和邓乐平、周慕冰是中国第一届金融专业博士生，毕业后，邓乐平回成都，周慕冰到国家体改委，我则留校任教，算是三个人中和老师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位。这么多年和老师接触，我从未听老师说过什么人的坏话，而明确得到老师赞扬的人倒着实不少。据我所知黄老师评价最高的人就是王传纶教授，他多次跟我说：“王传纶老师真有学问，有真学问”，“王传纶老师的功力，人大现在的年轻人中没一个人比得上”。黄达老师曾提到过人大老师的讲课能力，说高鸿业、侯梦蟾老师讲课精彩。讲到胡华教授，他说：“人家胡华讲课，连林祥谦就义时穿的是胶鞋还是布鞋，是站在土地上还是一个木制包装箱上死的都讲得明明白白”等等。黄达老师一直强调做学问一定要沉下心来，而他老人家就是践行沉心治学的典范，在如此高龄的条件下，黄老师还在不断思考金融学科建设问题，密切关注中国金融改革与金融实践的进展，还在我们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的杂志《金融评论》亲自撰写（不是由学生代笔）理论文章。 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有语：“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老师黄达先生90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用范仲淹的这16字表达我对老师道德修为的敬仰之情最为贴切。 因篇幅关系，只能写到这里，敬祝老师寿比南山！
恩师黄达先生90华诞快要到了，听说老师前几天刚刚获得吴玉章奖，并在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非常精彩生动的即席演说，作为学生，看到老师年届90身体精神依然健硕，心中无比高兴，至于这个奖项那个奖项，只是实至名归，德者居之，身体好胜过一切。 黄达老师是中国金融学科的奠基人，是学界公认的泰斗，因此，在学术上已无须再加置评，作为老师第一届三名博士生之一，1988年博研毕业后唯一留校得以近距离观察学习老师处事风范的学生，我在用文字向老师祝贺90大寿时特别想说的是老师道德修为方面的一些事儿，这不仅是我们50后这一代远远不及，至于60后、70后及至80后、90后这些小字辈们，则更是等而下之的了。 1988年7月博研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并从9月份开始担任人大财经系金融教研室主任。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是袁宝华，黄达老师是常务副校长，主持全校日常工作。我记得当时的制度是每周三下午系里各教研室活动，这是不坐班条件下，老师们每周来校见面的日子。我印象中，黄达老师只要学校没有重要活动都会来教研室看一看。听系里的老师们说，因为黄达老师尽管肩负常务副校长重任，但还一直坚持给研究生讲课，因此每年系里都有一份黄达老师名下的年终奖金要发，但每次联系黄老师时，他都是一个态度――“把钱捐给系学生会吧”，多年以来，一直如此。由刘鸿儒老师发起设立的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第一位获奖者就是黄达老师，奖金100万，黄达老师当时就表态：奖金捐给学校吧。 本来在1982年就获得博导资格，但黄达老师为了等待77级、78级本科生完成攻读硕士学位，直到1985年才开始招收博士生，当年，四川财院（现西南财大）的曾康霖老师给黄老师推荐了两名优秀学生邓乐平和周慕冰，在《光明日报》刊登的招生简章上也清楚注明招生数量2名。我当年在天津财院硕士论文刚通过答辩，无意中在《光明日报》上看到这则招生启事，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报了名，及至后来才知道，黄达老师之所以接受邓乐平和周慕冰，除这两人条件优异外，还因为邓乐平硕士论文写的是货币需求，周慕冰硕士论文写的是货币供给，而1985年黄达老师刚好承接了一个“七五”社科重点课题：“货币供求问题研究”。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形成过程》，可以说距离黄老师课题内涵从现实感方面说实在是相距千里。既无得力老师推荐，又与黄老师从未谋面，因此，当年报考黄达教授的博士生在天津财院里给人一种异想天开的印象。顺便说一句，1985年春节过后，蛇口工业区组织部长虞德海曾带人到天津财院来招研究生，和我们都见了面，我曾表示出对这个改革开放试验区的强烈兴趣，虞德海当时说，“你是学金融的，去了后让你当人民银行行长”，我当时还写信给吉林的家人商量此事。后来为什么看到《光明日报》上的招生简章又改了主意？我想主要原因大体有二，一是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时，我妈临时在西院邻居家给我借了10元钱做盘缠，从前郭到白城，再到沈阳、大连，特别是在大连住了几天后10元钱已花的所剩无几，所以到北京后，其他4名同学都在天安门前摄影留念，我因囊中羞涩，便顺口说“我就不照了，以后我要到北京来住”，惹得一阵哄笑，报考人大博士生首先让我想起的是小伙伴们的嘲笑;二是对黄达先生的景仰。在天津财院读硕时我报考的是金融史方向，导师石毓符老先生，时任天津财院副院长，据说早年在南开时就是深得钱荣�业认壬�敬重的老一辈，但我入学刚一个半月，石先生就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当时曾联系转学到五道口在甘培根研究员名下继续金融史方向的学习，后因户口问题未果。报考博士生想投在黄达先生门下，也是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撞进金融泰斗的门内。笔试那天我很兴奋，正闷头答题时，有人过来看看桌上的准考证，又在我肩上轻轻拍了一下，我抬头看了一眼礼貌微笑一下又继续奋笔疾书了。及至接到面试通知来北京时，我惊讶地发现，笔试时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的正是导师黄达先生。这倒是让我想起了《西游记》里孙猴子初到海外学艺时，师傅见面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它后脑勺拍了三下的故事。事后得知，黄老师给邓乐平、周慕冰和我每个人的金融专业课成绩都是90分。其实我本人无论笔试面试都很难达到优秀水准，为什么老师给我这么高的分数，我想来想去，答案只有一个，就是黄老师看过了我的文章，在1983至1985年间，我在《金融研究》《财贸经济》《中青年经济论坛》及一些大学刊物上发表了15篇文章。文章自古就是穷孩子的进身之阶，我也毫不例外，是文章令我侥幸得中，喜登龙门，忝列于黄达先生门下。 从天津到北京，只不过一百多公里的距离，30年前的天津财院与中国人民大学之间，是一个普通财经高校与顶尖大学之间的距离，从天财的硕士生环境到人大博士生环境的改变，给我的感觉就近乎是从“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的转变。1985年胡耀邦任总书记，赵紫阳任总理，小平同志身体尚好也在积极发挥作用，北京到处涌动着改革探索气息，黄达先生关注的总是金融改革和宏观调控最前沿、最核心的一些问题。考入黄达老师门下给我的感觉就好象是一个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瞎转悠的猎人突然加入正规军并成为进入主战场参战的士兵。考入黄达先生门下的第一年，我感触最深的是黄达先生对巴山轮会议提出的改革初期宏观政策环境问题讨论的强烈关注，我于是开始大量搜集巴山轮会议资料并系统研读台湾银行研究室编印的那一百多种《经济学名著翻译丛书》，这成了我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问题中反过来钻研理论的生活起点，而这个起点是黄达老师恩赐予我的。 有一个问题，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黄达老师在招生问题上为什么如此如此？1986年，来了三个学生参加考试――四川财院刘锡良、湖北财院郑先炳及五道口的彭纯，这三个人如今都成了名人或大人物，就是论起当年水平，均不在我和邓、周之下，为什么黄老师专业课给了他们一样的不高的分数，这明明是不想收的意思。后来听说还有几位当时就身居高位现在已成为国家栋梁的人物，都曾表示过想入门墙之意，也遭到黄老师婉拒，以至于现在每年老师过生日时正牌门下的学生连一桌人都凑不齐，联想到现在全国博导招生时重点争夺“官博”“商博”的流行现象，想想黄老师30年来不为物欲横流大势所动的种种事迹，真令人重新想起“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古句来。 我和邓乐平、周慕冰是中国第一届金融专业博士生，毕业后，邓乐平回成都，周慕冰到国家体改委，我则留校任教，算是三个人中和老师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位。这么多年和老师接触，我从未听老师说过什么人的坏话，而明确得到老师赞扬的人倒着实不少。据我所知黄老师评价最高的人就是王传纶教授，他多次跟我说：“王传纶老师真有学问，有真学问”，“王传纶老师的功力，人大现在的年轻人中没一个人比得上”。黄达老师曾提到过人大老师的讲课能力，说高鸿业、侯梦蟾老师讲课精彩。讲到胡华教授，他说：“人家胡华讲课，连林祥谦就义时穿的是胶鞋还是布鞋，是站在土地上还是一个木制包装箱上死的都讲得明明白白”等等。黄达老师一直强调做学问一定要沉下心来，而他老人家就是践行沉心治学的典范，在如此高龄的条件下，黄老师还在不断思考金融学科建设问题，密切关注中国金融改革与金融实践的进展，还在我们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的杂志《金融评论》亲自撰写（不是由学生代笔）理论文章。 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有语：“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老师黄达先生90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用范仲淹的这16字表达我对老师道德修为的敬仰之情最为贴切。 因篇幅关系，只能写到这里，敬祝老师寿比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