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4年9月20日是童小鹏同志诞辰100周年。童小鹏同志与重庆有着不解之缘。红岩村，中共南方局驻地，承载了小鹏同志革命生涯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从1939年2月至1946年5月，小鹏同志在红岩战斗生活了近8年，先后任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机要科科长兼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南方局秘书处处长、秘书长、南方局候补委员等职，亲自参与和见证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那段风雨如磐的艰难岁月。
同时，本刊也是在小鹏同志的亲自关怀和大力支持下于1989年创刊。
为深切缅怀革命前辈的光辉业绩，弘扬革命前辈的革命精神，继续秉持本刊自创刊以来的办刊宗旨，我们特组织了一组文章，以表达我们对小鹏同志的深深回忆与思念，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2007年7月18日，传来童小鹏在北京去世的消息，老人走完他93年不平凡的人生历程，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无比热爱的事业。尽管我们知道这一天终会来临，但仍然被震惊得悲痛不已。回想起多年前的那次探访，不禁感慨万千。
2005年4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的前夕，我借出差北京的机会，怀着对老领导和对一名红岩老战士的崇敬之情，专程去看望这位我党统战、机要老前辈童小鹏。
在崇文区东花市童小鹏的寓所里见面，老人虽已91岁高龄，近年又疾病缠身，可依然精神矍铄、乐观开朗、思路清晰，每天还坚持拿着放大镜看书阅报。看到我到来，他有些激动。我曾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时间一长，他也把我当成自己的亲人看待，见面自然高兴，话也多。老人耳有些背，话有时讲得不清楚，我只能不时地用笔和纸与他交流。谈起红岩往事，老人心里总有道不完的感慨;谈起周恩来，更是有说不完的故事。60多年过去了，岁月仍抹不去他对那片红色土地、对周恩来的深深回忆与思念。
周恩来格外关心“鸡鸭行”的年轻人
在重庆市郊化龙桥附近，有一块神奇的土地，那就是8年抗战期间中共南方局的所在地红岩村。当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历史关头，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在这里运筹帷幄，栉风沐雨，英勇无畏地顶逆流、历艰辛，一直奋斗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使这里成为战时首都重庆的“特区”，国统区人民心中的灯塔，并培育了名扬中外的“红岩精神”。当年，童小鹏作为中共南方局机要科长，亲自参与和见证了那段难忘的历史。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年仅22岁的童小鹏随周恩来到西安中共代表团做译电工作。1939 年初，我党在重庆成立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他任南方局机要科长。直至抗战胜利后，1946 年办事处迁往南京，在近8年的时间里，童小鹏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南方局机要通信工作。
提起“鸡鸭行”，童小鹏笑着说，那是大家对南方局机要科的戏称。童小鹏回忆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是我军设在国民党区域内一个公开合法的机关，直接由中共南方局领导。南方局是党中央派出机构，对外不公开，设在办事处内，书记是周恩来。南方局当时有秘书处，秘书处下设第一科（机要）、第二科（电台）、第三科（抄写）。他是秘书处负责人，还兼机要科科长。他负责的电台、机要、抄写3个科都在红岩村办事处新办公楼3楼，由于第3层的窗户都开在屋瓦上，外面远远看就像鸡笼，所以大家开玩笑说3楼是“鸡鸭行”，童小鹏是“鸡鸭行长”“鸡鸭科长”。回想过去的生活工作情景，老人仍记忆犹新：“在那么紧张的战争环境，大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还是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纪律严明，精神饱满。”
谈起周恩来对大家无微不至地关怀，童小鹏很有感触。他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办事处虽处大后方，但生活很艰苦，工作很紧张。机要通信人员和大家吃一样的伙食，没有特别的待遇。来往电报一多，还要经常在夜间工作。重庆又是有名的大火炉，夏天一到，炎热无比，许多男同志常常是汗流浃背赤膊在坚持工作。有一段时间，办事处新大楼未建好，为躲避日机轰炸，机要科和电台的同志只好搬到红岩村对面山坡上，在破瓦房里架起电台，同党中央和各地保持联络。平时，男女就各一边打地铺休息睡觉，在屋外站着露天用餐，过着一种散居的生活。
童小鹏说，在办事处这个大集体中，“鸡鸭行”的同志算比较年轻和有文化的，从延安选调过来的报务员、译电员大部分是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过去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大多数未婚。所以，周恩来对大家不仅在政治上认真培养，对工作、生活和学习上也格外关心，包括个人的婚事等等。秘书处也尽力把党的组织活动、政治学习和娱乐活动搞得活跃些。
据我们所知，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南方局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和帮助下，一些机要、电台人员在工作中建立了感情，最后在红岩村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当时，童小鹏在“鸡鸭行”队伍里属于大龄的单身小伙子，他也与从延安中央办公厅机要处选调到重庆办事处的机要员紫菲相识相爱了。1943 年3月7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他们在红岩村结成革命伴侣。当天的婚礼简单朴素，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都参加了，邓颖超以“八互”（抗战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红岩总结出夫妻生活之间的“八互原则”，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编者注）赠勉，董必武作诗祝贺，周恩来特意手揽这对新人合影留念。
这张有着特殊意义的合影至今还摆在客厅醒目的位置，童小鹏时常不无遗憾地说：“拿着照相机跟着周恩来一辈子，真正和周恩来单独合影也仅有这一张。”
周恩来始终与我们并肩战斗
周恩来是久经风雨的革命家，说起战争年代周恩来的大智大勇和无私无畏，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深有体会，十分钦佩。他说，抗战时期，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不仅要面对战争的死亡威胁，还要经常应对国民党特务的破坏、策反，与国民党顽固派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周恩来始终与大家战斗在重庆，为抗战胜利坚持到底。
童小鹏回忆说，1939年1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为摧垮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和意志，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办事处的机要电台人员还是时时刻刻忠诚地坚守工作岗位。为了不延误同延安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络，敌机一来，他们就钻进防空洞，架起电台，用手摇马达发电通报，译电员点上蜡烛译报，确保通信不中断。有时，周恩来就在防空洞门口临时搭的席棚里接见外宾或商谈工作，条件十分简陋。 童小鹏摄影资料集《历史的脚印》中有一张相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是1939年5月周恩来、邓颖超在办事处办公楼前的留影。童小鹏介绍，有一次，日机扔下一颗炸弹落在办公楼前的沟里，震得玻璃破碎，墙壁剥落。事后，周恩来、邓颖超特地站在毁坏的墙壁前，要他给他们拍一张相片，以示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
南方局机要科除了承担南方局本身机要通信任务外，还在西南和华南国统区以及香港布置了机要通信网，任务很繁重。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大家把生死置之度外，采取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针锋相对而又十分巧妙的斗争。为防止不测，机要科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办事处外面建立了几个秘密电台，确保南方局同党中央和有关组织之间的通信联络畅通及党的核心机密安全。
最让童小鹏刻骨铭心的是，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办事处全体机要人员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提起这段往事，老人动情地说：“那时我们已做好坐牢和杀头的准备。”
1941年1月，我新四军军部9千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歼，伤亡惨重。童小鹏回忆说，当晚南方局机要科就收到党中央发来的有关事变的特急电报，局势非常危急。面对这一重大突变，周恩来临危不乱，沉着应对，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立即对机要通信等工作做出相应布置，指定他和龙潜、袁超俊3人成立一个保密工作小组，制定保密守则，加强机要保密工作。周恩来还亲自在大会上对办事处全体同志进行应变和革命气节教育，特别要求机要、电台人员做到绝对保密，准备被捕、坐牢、杀头，决不叛党。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几乎处于破裂边缘，办事处许多同志包括一些机要、电台人员都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随时有被捕杀的生命危险。童小鹏说，党中央对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的安全十分担忧，曾多次电令暂时离渝，但他们始终没有离开重庆、离开我们。
为了减少损失，经组织决定办事处部分同志实行疏散和隐蔽。周恩来点名要童小鹏和几位机要、电台人员留下来，一直坚持到我党成功地击退第2次反共高潮。
童小鹏与“鸡鸭行”的战友们在周恩来等南方局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下，经受了艰苦环境的磨练和考验，很快地成长起来。在整个抗战期间，这支队伍只有牺牲的，没有一个变节的。他们埋头工作，不辱使命，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在我党机要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不要忘记历史
特殊的工作经历，使童小鹏对周恩来怀有一种特殊而又深厚的感情，这份感情历久弥深。建国后，尽管职务和工作变化频繁，但他一直自称是一名“红岩村人”“机要老兵”。他常说：“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给我印象最深、教育最大的是在红岩这段时期。”
20世纪90年代，我曾4次随童老回到重庆红岩村，每次故地重游，他总是先来到红岩纪念馆内的周恩来画像前深深地鞠一躬，然后不厌其烦地向大家介绍周恩来、邓颖超当年在红岩的工作生活情景，叮嘱在场的纪念馆工作人员，一定要好好整理和宣传周恩来在红岩的感人事迹。晚年，他退居二线并定居漳州，除致力于撰写回忆录，举办摄影资料展，成立周恩来研究会，还多次到当地机要部门看望机要干部，作革命传统报告，不遗余力地宣传周恩来，以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周恩来、学习周恩来。
童小鹏深情地说：“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南方局机要通信工作是一条无形的战线，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但在这场中华民族取得的伟大胜利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大家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更不要忘记机要战线上的那些无名英雄。”
（作者单位：福建漳州市委机要局。图片来源：资料图）
（责任编辑：韩西芹）
编者按
2014年9月20日是童小鹏同志诞辰100周年。童小鹏同志与重庆有着不解之缘。红岩村，中共南方局驻地，承载了小鹏同志革命生涯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从1939年2月至1946年5月，小鹏同志在红岩战斗生活了近8年，先后任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机要科科长兼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南方局秘书处处长、秘书长、南方局候补委员等职，亲自参与和见证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那段风雨如磐的艰难岁月。
同时，本刊也是在小鹏同志的亲自关怀和大力支持下于1989年创刊。
为深切缅怀革命前辈的光辉业绩，弘扬革命前辈的革命精神，继续秉持本刊自创刊以来的办刊宗旨，我们特组织了一组文章，以表达我们对小鹏同志的深深回忆与思念，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2007年7月18日，传来童小鹏在北京去世的消息，老人走完他93年不平凡的人生历程，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无比热爱的事业。尽管我们知道这一天终会来临，但仍然被震惊得悲痛不已。回想起多年前的那次探访，不禁感慨万千。
2005年4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的前夕，我借出差北京的机会，怀着对老领导和对一名红岩老战士的崇敬之情，专程去看望这位我党统战、机要老前辈童小鹏。
在崇文区东花市童小鹏的寓所里见面，老人虽已91岁高龄，近年又疾病缠身，可依然精神矍铄、乐观开朗、思路清晰，每天还坚持拿着放大镜看书阅报。看到我到来，他有些激动。我曾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时间一长，他也把我当成自己的亲人看待，见面自然高兴，话也多。老人耳有些背，话有时讲得不清楚，我只能不时地用笔和纸与他交流。谈起红岩往事，老人心里总有道不完的感慨;谈起周恩来，更是有说不完的故事。60多年过去了，岁月仍抹不去他对那片红色土地、对周恩来的深深回忆与思念。
周恩来格外关心“鸡鸭行”的年轻人
在重庆市郊化龙桥附近，有一块神奇的土地，那就是8年抗战期间中共南方局的所在地红岩村。当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历史关头，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在这里运筹帷幄，栉风沐雨，英勇无畏地顶逆流、历艰辛，一直奋斗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使这里成为战时首都重庆的“特区”，国统区人民心中的灯塔，并培育了名扬中外的“红岩精神”。当年，童小鹏作为中共南方局机要科长，亲自参与和见证了那段难忘的历史。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年仅22岁的童小鹏随周恩来到西安中共代表团做译电工作。1939 年初，我党在重庆成立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他任南方局机要科长。直至抗战胜利后，1946 年办事处迁往南京，在近8年的时间里，童小鹏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南方局机要通信工作。
提起“鸡鸭行”，童小鹏笑着说，那是大家对南方局机要科的戏称。童小鹏回忆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是我军设在国民党区域内一个公开合法的机关，直接由中共南方局领导。南方局是党中央派出机构，对外不公开，设在办事处内，书记是周恩来。南方局当时有秘书处，秘书处下设第一科（机要）、第二科（电台）、第三科（抄写）。他是秘书处负责人，还兼机要科科长。他负责的电台、机要、抄写3个科都在红岩村办事处新办公楼3楼，由于第3层的窗户都开在屋瓦上，外面远远看就像鸡笼，所以大家开玩笑说3楼是“鸡鸭行”，童小鹏是“鸡鸭行长”“鸡鸭科长”。回想过去的生活工作情景，老人仍记忆犹新：“在那么紧张的战争环境，大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还是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纪律严明，精神饱满。”
谈起周恩来对大家无微不至地关怀，童小鹏很有感触。他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办事处虽处大后方，但生活很艰苦，工作很紧张。机要通信人员和大家吃一样的伙食，没有特别的待遇。来往电报一多，还要经常在夜间工作。重庆又是有名的大火炉，夏天一到，炎热无比，许多男同志常常是汗流浃背赤膊在坚持工作。有一段时间，办事处新大楼未建好，为躲避日机轰炸，机要科和电台的同志只好搬到红岩村对面山坡上，在破瓦房里架起电台，同党中央和各地保持联络。平时，男女就各一边打地铺休息睡觉，在屋外站着露天用餐，过着一种散居的生活。
童小鹏说，在办事处这个大集体中，“鸡鸭行”的同志算比较年轻和有文化的，从延安选调过来的报务员、译电员大部分是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过去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大多数未婚。所以，周恩来对大家不仅在政治上认真培养，对工作、生活和学习上也格外关心，包括个人的婚事等等。秘书处也尽力把党的组织活动、政治学习和娱乐活动搞得活跃些。
据我们所知，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南方局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和帮助下，一些机要、电台人员在工作中建立了感情，最后在红岩村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当时，童小鹏在“鸡鸭行”队伍里属于大龄的单身小伙子，他也与从延安中央办公厅机要处选调到重庆办事处的机要员紫菲相识相爱了。1943 年3月7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他们在红岩村结成革命伴侣。当天的婚礼简单朴素，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都参加了，邓颖超以“八互”（抗战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红岩总结出夫妻生活之间的“八互原则”，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编者注）赠勉，董必武作诗祝贺，周恩来特意手揽这对新人合影留念。
这张有着特殊意义的合影至今还摆在客厅醒目的位置，童小鹏时常不无遗憾地说：“拿着照相机跟着周恩来一辈子，真正和周恩来单独合影也仅有这一张。”
周恩来始终与我们并肩战斗
周恩来是久经风雨的革命家，说起战争年代周恩来的大智大勇和无私无畏，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深有体会，十分钦佩。他说，抗战时期，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不仅要面对战争的死亡威胁，还要经常应对国民党特务的破坏、策反，与国民党顽固派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周恩来始终与大家战斗在重庆，为抗战胜利坚持到底。
童小鹏回忆说，1939年1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为摧垮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和意志，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办事处的机要电台人员还是时时刻刻忠诚地坚守工作岗位。为了不延误同延安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络，敌机一来，他们就钻进防空洞，架起电台，用手摇马达发电通报，译电员点上蜡烛译报，确保通信不中断。有时，周恩来就在防空洞门口临时搭的席棚里接见外宾或商谈工作，条件十分简陋。 童小鹏摄影资料集《历史的脚印》中有一张相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是1939年5月周恩来、邓颖超在办事处办公楼前的留影。童小鹏介绍，有一次，日机扔下一颗炸弹落在办公楼前的沟里，震得玻璃破碎，墙壁剥落。事后，周恩来、邓颖超特地站在毁坏的墙壁前，要他给他们拍一张相片，以示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
南方局机要科除了承担南方局本身机要通信任务外，还在西南和华南国统区以及香港布置了机要通信网，任务很繁重。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大家把生死置之度外，采取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针锋相对而又十分巧妙的斗争。为防止不测，机要科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办事处外面建立了几个秘密电台，确保南方局同党中央和有关组织之间的通信联络畅通及党的核心机密安全。
最让童小鹏刻骨铭心的是，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办事处全体机要人员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提起这段往事，老人动情地说：“那时我们已做好坐牢和杀头的准备。”
1941年1月，我新四军军部9千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歼，伤亡惨重。童小鹏回忆说，当晚南方局机要科就收到党中央发来的有关事变的特急电报，局势非常危急。面对这一重大突变，周恩来临危不乱，沉着应对，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立即对机要通信等工作做出相应布置，指定他和龙潜、袁超俊3人成立一个保密工作小组，制定保密守则，加强机要保密工作。周恩来还亲自在大会上对办事处全体同志进行应变和革命气节教育，特别要求机要、电台人员做到绝对保密，准备被捕、坐牢、杀头，决不叛党。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几乎处于破裂边缘，办事处许多同志包括一些机要、电台人员都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随时有被捕杀的生命危险。童小鹏说，党中央对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的安全十分担忧，曾多次电令暂时离渝，但他们始终没有离开重庆、离开我们。
为了减少损失，经组织决定办事处部分同志实行疏散和隐蔽。周恩来点名要童小鹏和几位机要、电台人员留下来，一直坚持到我党成功地击退第2次反共高潮。
童小鹏与“鸡鸭行”的战友们在周恩来等南方局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下，经受了艰苦环境的磨练和考验，很快地成长起来。在整个抗战期间，这支队伍只有牺牲的，没有一个变节的。他们埋头工作，不辱使命，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在我党机要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不要忘记历史
特殊的工作经历，使童小鹏对周恩来怀有一种特殊而又深厚的感情，这份感情历久弥深。建国后，尽管职务和工作变化频繁，但他一直自称是一名“红岩村人”“机要老兵”。他常说：“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给我印象最深、教育最大的是在红岩这段时期。”
20世纪90年代，我曾4次随童老回到重庆红岩村，每次故地重游，他总是先来到红岩纪念馆内的周恩来画像前深深地鞠一躬，然后不厌其烦地向大家介绍周恩来、邓颖超当年在红岩的工作生活情景，叮嘱在场的纪念馆工作人员，一定要好好整理和宣传周恩来在红岩的感人事迹。晚年，他退居二线并定居漳州，除致力于撰写回忆录，举办摄影资料展，成立周恩来研究会，还多次到当地机要部门看望机要干部，作革命传统报告，不遗余力地宣传周恩来，以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周恩来、学习周恩来。
童小鹏深情地说：“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南方局机要通信工作是一条无形的战线，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但在这场中华民族取得的伟大胜利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大家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更不要忘记机要战线上的那些无名英雄。”
（作者单位：福建漳州市委机要局。图片来源：资料图）
（责任编辑：韩西芹）